一、全球电信改革风云录(二) 所有制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周希禛[1]（2021）在《中国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形式,在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均普遍存在,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世界经合组织的研究,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国有企业为当地GDP、就业以及资本市场总额作出了突出贡献。传统上看,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但随着经济社会环境演变,国有企业在能源航天、船舶制造、汽车工业以及军工等高科技领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主体,开展更多的研发创新活动。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愈发显着,而且时至今日,一些国有企业已经列于世界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企业之中。有相关研究表明,无论是在福布斯全球2000家世界最大企业排行榜,还是在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有控股企业比例正逐年提升。鉴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许多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都对国有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寄予很高的厚望。因为国有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力度较大,并且具有整体战略眼光和国内外市场影响力,所以这些政府需要国有企业发挥创新功能,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国际化发展,并带动中小民营企业共同创新发展。中国情境下,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功能。目前,国际环境伴随着新冠疫情正面临着深刻的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就是科技创新。过去通过大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自身再不断学习和积累,我国科技实力从“跟跑”“并跑”并向着“领跑”超越,在一些领域进入了无人区,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从多方面加以阻挠,我国必须尽快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国有企业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特别是中央企业拥有研发人员超百万人,拥有高科技人才超两百万人,拥有两院院士229人,其中工程院院士数量占全国的1/5,国有企业必须发挥创新功能,在举国体制中发挥中坚作用,率先成为原创技术策源地、率先建成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设科技创新“特区”,努力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上牢牢掌握主导权。从理论上来讲,国有企业的特性决定了其应该具有创新功能。比如,国有企业同时具有公共部门和企业属性,可以作为体现国家创新意志的工具,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战略技术领域完成国家“创新”使命。国有企业也可以通过高水平的创新研发投入和培育一批私营企业难以冒险承担的新兴产业,协助国家实施产业创新政策。同时,国有企业可以提供足够的“耐心资本”解决基础研究密集产业市场失灵问题。此外,国有企业和政府有着“天然关系”,这种关系使国有企业在公共投资、创新网络和创新政策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些因素使国有企业能够更积极地融入公共创新网络和探索新的知识。尽管如此,国内外一些主流观点基于西方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分析认为国有企业不适合创新,或对其创新功能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外界对国有企业仍抱有“效率低”“行业垄断”“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等看法。因此深入研究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对澄清上述争论,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创新理论、普适性的国有企业创新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指导中国国有企业发挥创新功能,推动中国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和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因此,本文首先从世界大范围角度考察国有企业存在的作用,即国有企业的传统功能,再通过对历史资料梳理总结中国国有企业的功能演变进程;其次,通过剖析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的理论逻辑和梳理相关文献,把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定位在五个方面:知识管理、创新政策工具、原创技术策源地、技术预见、开放式创新组织者。第一,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可以定位在知识管理上。国有企业因其能够提供“耐心资本”、自身平台优势以及网络优势,有助于知识的长期累积、知识获取和创造和知识传播。第二,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可以定位在创新政策工具上。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企业,可以把公共和私人部门在创新中承担的职能合为一体,解决创新政策组合中各参与者间协调问题,发挥创新政策工具作用。第三,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可以定位在原创技术策源地上。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作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科技创新高地、科技人才高地、科技创新“特区”是必然要求,而且国有企业对于攻克原创技术、“卡脖子”技术这种目标导向的创新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而且,基础研究则是攻克原创技术的基石,国有企业是承担基础研究的中坚力量。第四,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可以定位在技术预见上。国有企业是国家重大创新项目的主要实施者,是创新政策的支撑工具,其中本身也包含了与不同参与者之间互动过程,从而依靠这种过程机制选择能产生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技术研究领域和通用技术。技术预见活动是一个需要多方参与的系统工程,本身具有社会特征,不是一般中小企业能够承担的,大型国有企业有能力、有条件也有责任协同政府组织开展技术预见活动,中小企业可以参与其中把握未来技术的发展机会,确定创新投资策略。同时,在技术预见过程中,国有企业可以将开展项目清单和国家总体战略规划结合企来,与不同参与者沟通交流并达成共识,以解决国家战略规划顶层设计实现问题。第五,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可以定位在开放式创新组织者上。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掌握了许多优势资源,具有庞大的创新网络,其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和网络,整合国内外经济资源和要素,充分联合各创新主体打造开放式创新平台。在上述分析基础上,为了验证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相关定位,本文采用了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的相关定位进行了验证,进一步证实了国有企业具有独特的创新功能。首先,本文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归纳了一个二元框架分析了国有企业作为创新政策工具这一创新功能定位。在这基础之上,本文对电力行业的三家世界500强企业,分别是瑞典大瀑布集团、中国的国家能源集团以及印尼电力公司进行案例分析。结论表明,不同经济体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技术发展阶段具有差异,所以国有企业和创新政策之间也有多种互动形式。鉴于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治理情况,瑞典大瀑布集团和中国的国家能源集团是系统性创新者,而印尼国家电力公司则是独立创新者。所以,国有企业不仅仅能作为独立创新者,还可以作为创新政策工具,嵌入到国家创新系统中协调各个参与者推动创新变革,最终成为系统创新者。因此,在研究国有企业问题时,需要考虑到宏观层面的治理因素。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微观组织特性（企业创新能力、组织惯例等）对于国有企业成为系统性创新者尤为重要,但是宏观条件,比如政策协调能力等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企业是成为独立创新者,还是系统性创新者。其次,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作用。本文使用2009-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央企、地方国企和私有其他企业的创新数量与质量,并从创新功能视角研究了知识溢出和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看,央企在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上都具有最佳的表现。并且,央企在样本期内的平均通用性指数要高于地方国企和私有其他企业,反映了央企承担了较多的基础研究;在制造业行业,地方国企的创新质量要高于私有其他企业,但在非制造业行业中,这种现象不明显;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国企的创新质量要高于私有其他企业。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国企和私有其他企业在创新数量和质量上并没有明显差异。从整体上看,经济发达的东中部地区,国有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较高,其中以广东和安徽省最为突出,而在东北、西部地区,国有企业的创新数量和质量相对较弱;相对于私有其他企业,国有企业的知识溢出水平较高。总体来说,国有企业和私有其他企业的知识溢出对样本企业的创新数量与质量均具有正向影响。相对地方国企,央企的知识溢出对样本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正向影响;国有企业开展ESG活动越多,对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也越大。但是,相对央企和私有其他企业,ESG对地方国企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提升作用较大。这些发现证明了国有企业具有独特的创新功能,且在央企和地方国企上具有不同体现。结论对理解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使国有企业在十四五期间更好地发挥创新功能具有启示意义。最后,本文详细探究了五个典型创新型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挪威、法国和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发挥经验,得出对我国的启示。概括来说,芬兰的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在于国有资本支撑“创新型国家”;瑞典国有企业创新功能主要在于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挪威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在于推动整体产业创新;法国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在于协助各类企业创新创业及知识探索;新加坡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在于成为积极活跃的国有投资者。这五个国家中都有数量较多的国有企业,虽然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和我国的国有企业相比还是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在创新功能发挥上还是具有较多的共通性的。并且,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依据所在国的资源、要素禀赋,对其创新功能做出了较好的定位,对其成为位列世界榜首的创新型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对我国的国有企业启示有:进一步加强国有资本在支持和培育创新上的作用;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的产业布局和结构,使其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上发挥更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在开放条件下促进创新能力提升;积极建立科技创新文化,营造创新环境;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的创新组织者作用;积极担当知识创造和传播者。本文论证了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并从宏观、微观、历史、现状等多层面多角度展开研究,对国有企业创新功能进行定位,并验证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本文结论肯定了国有企业具有创新功能,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关于国有企业创新问题的争论,为国有企业更好的发挥创新功能应对为来的挑战,为中国跻身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和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战略目标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董成伟[2]（202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显着优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取得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保障,是成功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重要保障。中国在世界上的“抢眼表现”,形成举世瞩目的“中国之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显着优势。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是彰显举国体制的现实例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运用举国体制的强大制度威力,全民抗疫取得了战略性成果,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疫情防控双胜利。后疫情时代,面临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亟需发挥举国体制这一重要法宝,集中全国力量进行“卡脖子”技术攻关,在新一轮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变革中占据优先位置,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深入探析举国体制的理论渊源,清晰梳理举国体制的逻辑演进,总结概括举国体制的运行机理,形成对于举国体制的科学认识,有助于拓展“中国之治”的学术话语表达,有助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助于为独立自主进行重大科技攻关、成功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高效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等提供制度保障。为此,本文以近年来引起高度关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系统研究、历史研究等方法,详细论述了举国体制的基本概念、显着优势、原则属性、理论资源、发展历程、实践机理等内容,阐明了举国体制是实现全国人员、资源、组织、部门一盘棋,以快速动员和快速调集的方式,确保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保障和供应的制度安排。面对后疫情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深层次变革,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实践领域、实践基础、实践根基、基本经验和实践进路等问题,以更好阐明举国体制的基本遵循和根本指引,明确举国体制的方向和任务,有助于为我国集中力量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供制度保障。具体来说,论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为全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基本概述。这一部分内容介绍了举国体制的基本概念、显着优势、基本原则和基本属性,阐明了举国体制的内涵和外延,厘清了举国体制及其相关问题的本质特征和理论内核,为举国体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这一部分内容介绍了举国体制理论渊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举国体制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也包含新时代健全和完善举国体制的总体意见及理论和实践的要求。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是指从制度生成、制度实践和制度比较等方面总结和概括举国体制的理论资源。第四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历史逻辑。这一部分内容介绍了举国体制经过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三个发展时期;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充分运用和发挥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办成了许多大事,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举国体制是中国实现历史性跨越发展的制度优势,经历了制度建构和形成、发展和完善以及拓展和创新三个演进阶段。第五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实践逻辑。这一部分内容介绍了举国体制的实践根基、内在机理、实践方法。举国体制的实践根基包括:政治根基、经济根基、文化根基和社会根基。举国体制的内在机理包括:组织构成、制度规范、方向原则。举国体制的实践方法包括:互动的责任网络格局、多部门协同、多领域合作、有效的市场机制和科学的宏观调控。第六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未来发展思考。这一部分内容介绍了如何坚持好和发展好举国体制:深化关于举国体制的认知和研究;夯实党领导举国体制的各项制度保障;夯实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格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支撑。总之,通过全面总结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论文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是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有力保证。通过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我们取得了许多辉煌成就,办成了许多大事、难事、急事。二是中国社会主义举国体制是党和人民在实践中通过逐步探索而确立起来的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之后,举国体制的实践向度更加明确,制度框架逐步构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启,使举国体制的实践维度不断拓展,作用优势不断彰显,制度规范逐步定型。党的十八大以来,举国体制作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有了更多的现实例证,制度构建不断完善。三是举国体制显着优势集中体现在党带领人民进行重大科技攻关、重大工程建设、抗击自然灾害及新冠疫情防控等“大事”上。
尹宏展[3]（2021）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四维图新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朱鸿亮[4]（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文中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立足文化强国,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思想、新表述、新论断,也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当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拓展的情况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概括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化、整体化研究,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狭义上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物质产品中包含的精神因素,去除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首先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内容体系,接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拓展性研究。就内涵的拓展性研究来说,包括文化源流论一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流关系,并辨析了三者之间传承转化的关系,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重点研究;包括意识形态主导论一章,详尽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主导性问题,本章的特色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整合进意识形态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从外延的拓展性研究来说,主要包括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分论一章,这是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涉及的文化各领域、各方面的专门而集中的考察,意在努力呈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观点的丰富细节,也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建设内涵与外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文化自信论一章,研究了自信问题的由来、自信的必要性和依据、以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无论意识形态工作抑或价值观践行、传承传统文化抑或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主观条件;而文化建设论一章,从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实践基础;文化交往论一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他国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往,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客观条件,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概括。其次,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有七:以人民为中心、明确的问题导向、鲜明的实践指向、强调创新引领文化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工作、把人才建设放到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再次,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造性论述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最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结束全篇。
程睿[5]（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蔡青辰[6]（2021）在《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乌托邦是西方文学、美学、哲学的重要母题,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的真正提出者是16世纪英国着名学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不仅仅是一种对终极完美社会的设想,更是对完美人性及人生幸福的理想追求,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理解东西方文学文化的发展、反思乌托邦冲动本身所具有的集权虚无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本课题从乌托邦理论的基本问题出发,以经典的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着作为对象,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展开深度系统研究。主要研究和分析的代表性作品包括前乌托邦时期的着作,文艺复兴背景下现代乌托邦肇始初期的着作,工业革命背景下深受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品,20世纪以来反思乌托邦主义弊端的作品,具有鲜明后现代思想的乌托邦作品。本课题共分为五章。绪论主要讨论:本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内容及创新之处,研究思路和方法。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着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爱弥儿》、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等,阐明乌托邦文学的范畴及其内涵,厘清乌托邦文学及研究发展的历程,指出乌托邦文学及理论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第一章为乌托邦文学建构与经典化进程,主要讨论:乌托邦文学对象的流变,从古希腊作品关注完美的国家转向近代作品关注完美的人;分析乌托邦思想的萌芽,在《乌托邦》《基督城》《太阳城》《新大西岛》等近代乌托邦文学作品中展开比较研究,说明乌托邦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并阐述乌托邦文学美学体系政治维度的建构。第二章为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意象建构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主要讨论:生态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审美乌托邦等新文学主题,阐释工业革命时期乌托邦文学的审美意象与意义;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揭示特定历史时期乌托邦小说对劳动异化、工业化、商业化、自然主义等问题的独到见解与态度。第三章为反乌托邦文学批评的主题及其文化意义,主要讨论:作为现代主义乌托邦文学体裁之一的反乌托邦文学,回顾其关注的新文学主题;阐释极权主义、工具理性、女性主义、空间问题等新文学批评主题与乌托邦文学的渊源;阐述反乌托邦文学的历史语境、意象隐喻、叙事空间、文化逻辑等理论问题。第四章为共同体理论视域下后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瓦解与重建,主要讨论:传统乌托邦模式在后现代社会状态中的转迁;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概述新美学共同体的形成,及科幻小说“逆托邦”模型的建构;分析新型与传统乌托邦文学的共同体差异,总结新乌托邦模型的特色。第五章为余论:关于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的再思考,主要讨论:反乌托邦文学与乌托邦文学的关联性,阐明反乌托邦对乌托邦思想的承继及其乌托邦冲动;探究乌托邦共同体在后现代理论中遭遇的危机,指出新时代中乌托邦文学的出路等。
赵鑫[7]（2020）在《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异常迫切。为了应对这种需求,我国自2014年起成立了数量众多、总规模庞大的政府投资基金。希望通过政府投资基金这一政策性金融工具,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各自优势,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起兼容宏观战略目标和微观效率机制的投资策略体系,并完善相应的财政支持机制,以最小化政府干预的成本,最大化政府投资基金的干预收益,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和经济效应。而以往的研究或偏重于宏观战略的探讨、或偏重于微观效果的分析,缺乏宏观目标与微观机制相融合的分析视角。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的研究,将财政的宏观策略目标与基金的微观效率目标相统一,建立起目标清晰、路径明确的投资策略和财政支持体系,为更好的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作用进行一些有益探索。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正是因为市场失灵的存在,才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纠正市场失灵。尤其是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更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形成合力,突破关键领域的发展瓶颈。政府投资基金则是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在基金运作中,要实现宏观战略与微观效率的兼顾,就需要建立起有效的投资策略体系,而这一策略体系要得到有效的执行,离不开完善的财政支持机制。本文从投资方向、投资方式和投资时点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模型,并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展开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的结果有力的印证了理论模型的有效性。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美国经验的深入对比分析,指出财政支持机制是保证投资策略能够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而这方面也正是中国政府投资基金面临的短板,急需完善相关机制。结合理论、实证和美国经验的分析,本文对目前我国政府投资基金、财政支持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总结,并对导致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通过投入产出模型、logistic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投资方向策略的有效性。即政府投资基金应该以纠正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综合收益最大化为宏观策略目标,投资于带动效应强、市场失灵显着、社会综合收益高的产业。实证分析显示,政府投资基金对具有较强带动效应的产业进行投资后,切实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用是其他财政支出方式所不具有的。2、通过分阶段、分行业多元回归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投资方式策略的有效性。即政府投资基金在政府干预成本低、社会总收益高的领域,应该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干预成本高、社会总收益高的领域,应该采取间接投资的方式。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政府投资基金采取间接投资方式取得的效果更好,尤其是混合所有制的管理人具有最优的投资效果,应给予重点支持。3、通过分阶段效果回归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投资时点策略的有效性。即财政应在经济实现低水平均衡后加强对政府投资基金的资本和机制支持力度,通过政府投资基金的积极投资带动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回归结果显示,在经济实现低水平均衡后,政府投资基金对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都更显着。4、通过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三维度投资策略的合理性,并指出财政支持机制的重要性。通过分析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成功经验和A基金的失败教训,验证了遵循本文所提出的投资策略,是实现政府投资基金宏观战略目标和微观效率目标的重要保障。通过对两只基金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指出财政支持机制是保证投资策略能够得以切实执行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1、建立了兼容宏观战略与微观效率的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体系。2、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投资策略体系的合理性、可行性,为财政创新投入方式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支撑。3、从建立、完善现代财政制度的高度,提出了系统性完善财政支持机制、优化投资策略的政策建议。
谢佳艺[8]（2020）在《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财务绩效研究》文中指出国企改革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与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和谐及中国经济的改革息息相关。目前,我国正处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前三批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的企业中,已经有70%基本完成“混”的任务。距第一批“混”完成的企业已过去2年多时间,改革之后的企业的绩效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影响着以后改革的方向和计划。本文研究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典型案例,通过分析其混改的过程、动因及绩效,得出一些结论及启示,希望能为其他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提供参考价值。首先本文对研究背景、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进行介绍;其次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及混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进行了阐述分析,随后针对中国联通这一案例进行了详细分析,包括其混改方案和过程以及混改动因;最后对中国联通混改前后绩效进行全面分析,包括对其3张财务报表数据和行业财务指标的财务绩效分析,同时结合市场份额、顾客满意度、创新能力等方面对中国联通的非财务指标。最后针对中国联通这一案例得出相关结论与建议,其一:中国联通“混”的目的已经基本达成,实现了国有股权多优化,打开了新市场;其二:新资产的注入增强了企业能力,使得中国联通的整体架构更加稳定,增强了其盈利能力与成长能力;其三:此次混改有效促进了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企业和员工间的协同作用,总体发展利好。在未来,中国联通若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还需进一步深化改革,注重企业自身能力的提高,加强技术革新与战略布局。
赵威[9]（2020）在《混合所有制背景下世界一流企业建设路径分析》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报告还指出,为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国有企业要在管理、创新、产品、人才等多个方面都具有领先性。正如习总书记所言,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就必须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三个关键环节上大有作为。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重点分析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背景下,如何利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重要契机和机制,通过不断积累关键资源、逐步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提高企业的动态竞争力等路径,打造国际一流企业。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推动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尽快摆脱观念之争。当前围绕国企改革的不同观念,如“马列主义派”认为国有企业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石,对国有企业目前进行的各种所谓市场化改革存在担忧;“市场改革派”,主张国有企业应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对“国进民退”持批评态度,要求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布局的收缩调整;认为在应对西方冲击和挑战、追赶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强调国家的力量和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等不同观念,均有不同程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然而,各派观念及相应群体对于国有企业如何进一步改革的主张和举措,却充斥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对破解国企改革僵局具有不利影响。因此,在包括混改在内的国企改革“行动自由”之前,应该首先破除观念上的束缚。第二,我国已经有一大批企业接近世界一流企业,或正努力加速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但仍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跻身世界一流企业之列。对世界500强企业的有关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虽然我国在2019年已经有129家企业进入到世界500强行列中,但从营业收入和利润对比来看,我国入围世界500强的企业仍然无法与发达国家的500强企业相比,尤其是与美国的世界500相比,两者之间的差距并未收窄,甚至有所扩大。从世界500强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我国上榜企业行业分配不均,能源、银行等具垄断性质行业占比较大,大健康产业发展落后,高端制造业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崛起但基础领域薄弱,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仍处相对中低端劣势。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将给企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包括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但上述影响并不必然是积极的,混改既是国企改革的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因此,对我国混改部分案例的研究表明,混改既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如中国联通的混改已经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中的一个标杆,而混改也有失败的案例,比如中信国安混改的案例。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从过去的以“混”为主,转向现在的以“改”为主,引入社会资本只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第一步,改进公司治理、提升市场竞争力才是混改的最终目的。能否引入高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同性的战略投资者,混改之后企业是否拥有改革的主观意愿和相应的能力,是导致不同企业混改结果出现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第四,混改有利于提高国企创新效率和创新意愿。混合所有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有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效率低下的问题。随着民营资本的加入,国有企业形成了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以及不同所有制股东之间的制衡,同时也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并提高国企创新效率和创新意愿。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实现了“优势互补”,混改后的国企不仅可以继续发挥国有股东在政策上的资源优势,同时民营资本的加入带来的灵活的经营策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不竭动力、企业家精神等,都将大大提高国有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动力和创新的效率。第五,混改成功的关键是引入负责任的非国有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将给企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包括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但上述影响并不必然是积极的,混改既是国企改革的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其关键在要引入负责任的非国有股东。第六,混合所有制的治理形式可以采取多样形式。成功的国有企业治理并不存在一个既定的或者是最优的“路线图”,在一个国家成功的模式可能在另一个国家并不适用,每个国家都应该探索自身的国有企业改革之路。混合所有制的治理模式具有多样性,部分国家的国有企业在进行“混合”之后,较好地应对了治理挑战,而部分国家的表现则很差。
戴洪涛[10]（2020）在《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模式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内外家族企业传承的相关模式经验进行总结分析,试图从现代经济学视角提出适合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变革模式。家族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从现实情况看,在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家族企业将普遍面临接班问题。但从全球范围看,家族企业的传承往往具有很高的失败率,国内外的事实深刻的表明传承对于中国家族企业群体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着力从理论上破解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难题是当前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难题。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笔者发现理论界对于家族企业传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学、商科等领域,从现代经济学视角对家族企业传承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因此,笔者力图在创新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从共有产权相关理论的视角,对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三种传承模式提出相应的变革策略。并结合互联网新科技区块链技术的相关应用,有针对性的提出融合区块链技术思想的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变革的新模式。为了更好的完成研究目的,本文主要使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大量国内外案例的分析进行深入的提炼和归纳。并结合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现实困境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通过对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系统总结,笔者认为中国家族企业目前的传承主要集中在一代创始人到二代继承人的阶段。这一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家族企业创始人在企业传承的作用是极为关键的。而通过对国外诸多家族企业传承的案例分析,笔者认为家族企业的传承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领域的家族企业传承的模式也有很大不同,这体现了企业传承具有高度的独特性。另外,虽然继承的产权设计非常重要,但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并没有一个统一或者标准的产权设计模式可供选择。具体的传承模式之间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因此,本文的另一个结论认为,不管是家族企业二代继承还是内部培养抑或是聘用外部职业经理人,这三种模式都有可取之处,具体选择何种模式为主要依赖于家族企业创始人的决策。而对于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第四种传承模式,笔者在理论层面进行了一定探索。但是否选择使用区块链技术,或者区块链技术如何使用,这些问题还要由企业自己来决定。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区块链技术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其自身在应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区块链技术已经展现出了巨大和深远的应用前景。这也启示中国的家族企业家要高度关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趋势,善于利用新技术新理念来为企业的发展服务。
二、全球电信改革风云录(二) 所有制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球电信改革风云录(二) 所有制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本文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研究 |
| 2.1.2 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研究 |
| 2.1.3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与创新研究 |
| 2.1.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2.2 国有企业功能及演变 |
| 2.2.1 世界范围内国有企业的传统功能 |
| 2.2.2 中国国有企业的功能演进 |
| 2.3 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理论 |
| 2.3.2 中国情境下国有企业“制度-战略-政策”功能 |
| 2.3.3 “使命导向型创新”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3.4 “创新型企业”理论 |
| 第3章 中国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实践、定位和意义 |
| 3.1 中国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发挥的实践经验 |
| 3.1.1 宏观层面: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主体 |
| 3.1.2 中观层面: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
| 3.1.3 微观层面:成为创新型企业 |
| 3.2 中国国有企业的创新功能定位 |
| 3.2.1 知识管理 |
| 3.2.2 创新政策工具 |
| 3.2.3 原创技术策源地 |
| 3.2.4 技术预见 |
| 3.2.5 开放式创新组织者 |
| 3.3 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发挥的重要意义 |
| 3.3.1 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 |
| 3.3.2 对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意义 |
| 3.3.3 对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意义 |
| 3.3.4 对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意义 |
| 第4章 国有企业的创新政策工具作用——跨国案例比较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
| 4.2.1 国有企业与创新政策 |
| 4.2.2 国有企业创新角色分类 |
| 4.3 案例选择与概述 |
| 4.3.1 全球能源电力行业国有企业基本情况 |
| 4.3.2 案例企业创新角色概述 |
| 4.4 案例分析与讨论 |
| 4.4.1 系统创新者:瑞典大瀑布集团和中国国家能源集团 |
| 4.4.2 独立创新者:印尼国家电力公司 |
| 4.5 案例启示与未来研究展望 |
| 4.5.1 案例启示 |
| 4.5.2 未来研究展望 |
| 第5章 中国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知识外溢和ESG效应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
| 5.2.1 制度背景、所有权性质与创新 |
| 5.2.2 知识溢出、ESG与创新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2 主要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
| 5.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国有企业创新的特征事实分析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控制内生性后回归结果 |
| 5.4.4 行业和区域异质性影响 |
| 5.4.5 相关机制分析 |
| 5.5 结论与讨论 |
| 第6章 创新型国家国有企业创新功能发挥与启示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创新型国家中国有企业地位和设立目的 |
| 6.2.1 创新型国家国有企业地位 |
| 6.2.2 创新型国家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 |
| 6.3 国有企业发挥创新功能经验 |
| 6.3.1 芬兰:国有资本支撑“创新型国家” |
| 6.3.2 瑞典:支持中小企业创新 |
| 6.3.3 挪威:推动产业创新 |
| 6.3.4 法国:协助各类企业创新创业以及知识探索 |
| 6.3.5 新加坡:积极活跃的国有投资者 |
| 6.4 对我国国有企业发挥创新功能的启示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促进国有企业发挥创新功能的建议 |
| 7.2.1 加强国有企业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前瞻性战略性产业的布局 |
| 7.2.2 使国有企业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支撑 |
| 7.2.3 将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现代产业链“链长”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显着优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基本概述 |
| 2.1 举国体制的基本概念 |
| 2.1.1 举国体制的提出 |
| 2.1.2 举国体制内涵的界定 |
| 2.2 举国体制的显着优势 |
| 2.2.1 独立自主进行重大科技攻关的显着优势 |
| 2.2.2 成功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显着优势 |
| 2.2.3 高效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显着优势 |
| 2.3 举国体制的基本原则和属性 |
| 2.3.1 举国体制的基本遵循 |
| 2.3.2 举国体制的基本原则 |
| 2.3.3 举国体制的基本属性 |
| 第3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举国体制思想 |
| 3.1.1 举国体制是国家治理思想的具体呈现 |
| 3.1.2 举国体制是权威思想的集中体现 |
| 3.1.3 举国体制是集权思想的时代映现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举国体制思想 |
| 3.2.1 举国体制是党的独特优势的集中彰显 |
| 3.2.2 举国体制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 |
| 3.2.3 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的制度创新 |
| 3.3 新时代健全和完善举国体制的理论和实践要求 |
| 3.3.1 健全和发展举国体制的治理机制 |
| 3.3.2 构建举国体制治理机制的话语体系 |
| 3.3.3 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
| 第4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历史逻辑 |
| 4.1 对文明史的通贯考察中,理解和传承举国体制 |
| 4.1.1 农业文明时期的举国体制 |
| 4.1.2 工业文明时期的举国体制 |
| 4.1.3 数字文明时期的举国体制 |
| 4.2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进程中,坚持和发展举国体制 |
| 4.2.1 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重要经验 |
| 4.2.2 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富起来的重要机制 |
| 4.2.3 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的“重要法宝” |
| 4.3 对举国体制构建和演进的深刻把握中,创新和完善举国体制 |
| 4.3.1 举国体制的构建和形成 |
| 4.3.2 举国体制的发展和完善 |
| 4.3.3 举国体制的守正和创新 |
| 第5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实践逻辑 |
| 5.1 举国体制的实践根基 |
| 5.1.1 政治根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5.1.2 经济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
| 5.1.3 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5.1.4 社会根基:和谐稳定的社会治理 |
| 5.2 举国体制的实践机制 |
| 5.2.1 举国体制的组织构成 |
| 5.2.2 举国体制的制度规范 |
| 5.2.3 举国体制的基本要求 |
| 5.3 举国体制的实践方法 |
| 5.3.1 互动的责任网络格局 |
| 5.3.2 多部门协同、多领域合作 |
| 5.3.3 有效的市场机制和科学的宏观调控 |
| 第6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未来发展思考 |
| 6.1 深化关于举国体制的认知和研究 |
| 6.1.1 讲清楚举国体制视域内的“大事” |
| 6.1.2 引导社会公众充分理解和认识举国体制 |
| 6.1.3 重视举国体制实践经验的总结 |
| 6.2 夯实党领导举国体制的各项制度保障 |
| 6.2.1 加强党对举国体制统一协调运行的领导机制 |
| 6.2.2 巩固党对举国体制统一协调运行的组织保障 |
| 6.2.3 完善党领导人民参与举国体制运行的体制机制 |
| 6.3 发挥公有制经济对于举国体制的坚强支撑 |
| 6.3.1 巩固公有制经济对举国体制的物质基础保障 |
| 6.3.2 强化国有经济对举国体制的战略支撑作用 |
| 6.3.3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对举国体制的科技支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4.3 创新之处 |
| 2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概念、问题背景与内容框架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文化的概念 |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 2.1.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 |
| 2.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 |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背景 |
| 2.2.1 历史背景 |
| 2.2.2 经济社会背景 |
| 2.2.3 国际背景 |
|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内容框架 |
| 2.3.1 文化源流论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起点 |
| 2.3.2 意识形态主导论是文化强国建设的灵魂 |
| 2.3.3 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论展现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丰富内涵 |
| 2.3.4 文化自信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的精神前提问题 |
| 2.3.5 文化建设论解决文化强国的实践途径问题 |
| 2.3.6 文化交往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中与其他民族文化共处共荣的问题 |
| 3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流论 |
| 3.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源 |
| 3.1.1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论述 |
| 3.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 |
| 3.1.3 中华传统文化的流变 |
| 3.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 3.2 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根脉 |
| 3.2.1 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
| 3.2.2 革命文化的创新内容 |
| 3.2.3 革命文化的主要特征 |
| 3.2.4 继承弘扬好革命文化 |
| 3.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形态 |
| 3.3.1 先进文化的概念 |
| 3.3.2 先进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关系 |
| 3.3.3 建设先进文化的要求 |
|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主导论 |
| 4.1 文化的意识形态主导性 |
| 4.1.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演变 |
| 4.1.2 意识形态的一般功能 |
| 4.1.3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性意识形态 |
| 4.1.4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主导性的论述 |
| 4.2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和践行理想信念 |
| 4.2.1 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 4.2.2 在学习与实践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理想信念 |
| 4.3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4.3.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 4.3.2 习近平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4.3.3 习近平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思想内容 |
| 4.4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
| 4.4.1 思想道德与新时代文化的关系 |
| 4.4.2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 |
| 4.4.3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原则性举措 |
| 4.5 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 |
| 4.5.1 切实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
| 4.5.2 切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 |
|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宗教、网络文化建设分论 |
| 5.1 文艺论 |
| 5.1.1 文艺的特性 |
| 5.1.2 习近平关于文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论述 |
| 5.1.3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职能的论述 |
| 5.1.4 崇德尚艺,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
| 5.1.5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
| 5.2 宗教论 |
| 5.2.1 宗教与宗教文化 |
| 5.2.2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
| 5.2.3 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政策 |
| 5.2.4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的重要论述 |
| 5.3 网络文化论 |
| 5.3.1 国际互联网、网络技术与网络空间 |
| 5.3.2 网络文化及其特征 |
| 5.3.3 习近平关于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
| 5.3.4 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
|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论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6.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文化背景 |
| 6.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提出 |
| 6.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含义 |
| 6.1.4 习近平关于“四个自信”之间关系的论述 |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与根本依据 |
| 6.2.1 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
| 6.2.2 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 |
| 6.3 坚定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
| 6.3.1 从理论上坚定文化自信 |
| 6.3.2 从实践中坚定文化自信 |
|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 |
| 7.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 7.1.1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 |
| 7.1.2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 |
| 7.1.3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
| 7.2 改革文化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7.2.1 深化文化机构体制改革 |
| 7.2.2 完善文化事业、产业管理体制机制 |
| 7.2.3 加快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7.3 以重大举措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
| 7.3.1 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实践举措 |
| 7.3.2 加强思想道德养成和精神文明实践 |
| 7.3.3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传承弘扬和遗产保护工作 |
| 7.4 以有力举措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
| 7.4.1 以系统性举措繁荣文艺作品创作生产 |
| 7.4.2 多措并举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 |
| 7.5 坚守共同原则,创新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 |
| 7.5.1 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
| 7.5.2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
| 7.5.3 坚持全民动员、走万众创新之路 |
| 7.5.4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
| 7.5.5 加强党管人才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根本原则 |
|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交往论 |
| 8.1 .文化交往及其逻辑前提 |
| 8.1.1 文化交往 |
| 8.1.2 文化交往的逻辑前提: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
| 8.2 尊重包容、交流互鉴是不同文化交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 |
| 8.2.1 尊重、包容各民族文化自主、文化自由 |
| 8.2.2 各民族文化应该交流互鉴、相互学习 |
| 8.3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吸收外来” |
| 8.3.1 “吸收外来”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 |
| 8.3.2 “走出去”以“吸收外来” |
| 8.3.3 “引进来”以“吸收外来” |
| 8.4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争取话语权、提升软实力 |
| 8.4.1 话语权与话语权问题 |
| 8.4.2 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措施 |
| 8.4.3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 |
| 8.5 中国文化应该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 |
| 8.5.1 中国文化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的两类资源 |
| 8.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中国方案 |
|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与价值 |
| 9.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 |
| 9.1.1 坚定坚持党的领导 |
| 9.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9.1.3 强烈的问题意识 |
| 9.1.4 鲜明的实践指向 |
| 9.1.5 坚持以创新驱动和引领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 |
| 9.1.6 强调文化工作网上网下协同发力 |
| 9.1.7 坚持把人才保证放到重要地位 |
| 9.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 |
| 9.2.1 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 |
| 9.2.2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 |
| 9.2.3 习近平创造性论述了四个自信之间的关系 |
| 9.2.4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
| 9.2.5 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的重大文化创新 |
| 9.2.6 一系列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 |
| 9.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意义 |
| 9.3.1 理论意义 |
| 9.3.2 实践价值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校发表论文及研究成果 |
（5）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相关概述 |
| 2.1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界定 |
| 2.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广义概念 |
| 2.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狭义概念 |
| 2.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涵盖 |
| 2.2.1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2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3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3 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 |
| 2.3.1 用经济帝国主义手段实现全球霸权 |
| 2.3.2 用政治文化手段助推经济扩张 |
| 第3章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 |
| 3.1 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萌芽 |
| 3.1.1 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 |
| 3.1.2 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 |
| 3.1.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
| 3.1.4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
| 3.2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奠基 |
| 3.2.1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时代背景 |
| 3.2.2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核心观点 |
| 3.2.3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当代价值 |
| 第4章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
| 4.1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 |
| 4.1.1 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形态的理论分析 |
| 4.1.2 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的理论透视 |
| 4.2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 |
| 4.2.1 垄断资本构建的“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 |
| 4.2.2 垄断资本掌控下的南北不平等交换形式 |
| 4.2.3 垄断资本剥夺下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 |
| 第5章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拓展 |
| 5.1 全球化中资本积累逻辑的理论批判 |
| 5.1.1 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 |
| 5.1.2 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理论批判 |
| 5.1.3 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理论批判 |
| 5.2 全球化中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创新 |
| 5.2.1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统治 |
| 5.2.2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劳动 |
| 5.3 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理论及其新视野 |
| 5.3.1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帝国主义 |
| 5.3.2 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 |
| 第6章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评析与启示 |
| 6.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综合评述 |
| 6.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成就 |
| 6.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偏颇之处 |
| 6.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启示 |
| 6.2.1 资本逻辑跳脱与发展路径选择 |
| 6.2.2 民族国家在场与民族意识觉醒 |
| 6.3 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的中国发展之反思 |
| 6.3.1 全球化中国际经济新秩序重构 |
| 6.3.2 全球化中政治文化实践空间探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本选题的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 四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乌托邦文学建构与经典化进程 |
| 第一节 从完美的国家到完美的人——乌托邦文学对象的流变 |
| 第二节 前乌托邦时代的思想萌芽到近代乌托邦文学的经典化进程 |
| 第三节 乌托邦文学美学体系政治维度的建构 |
| 第二章 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意象建构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 |
| 第一节 生态乌托邦 |
| 一 生态审美视角对“手工业复归”趋向的解读 |
| 二 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细节描写的叙事功能 |
| 第二节 技术乌托邦 |
| 一 异化理论与机器文明的反思 |
| 二 去商业化的文学想象及其叙述 |
| 第三节 审美乌托邦 |
| 一 道德伦理与乌托邦审美 |
| 二 乌托邦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美育观 |
| 第三章 反乌托邦文学批评的主题及其文化意义 |
| 第一节 极权主义 |
| 一 监视和规训——反乌托邦文学的叙事空间 |
| 二 为谎言狂欢——死亡意象的叙事隐喻 |
| 三 双重颠倒空间里的整体主义批判 |
| 第二节 工具理性 |
| 一 工具理性历史语境的文学叙事 |
| 二 官僚主义社会想象的文化逻辑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 |
| 一 自由劳动叙事中的女权主义理论 |
| 二 女性乌托邦写作实践中的平权诉求 |
| 第四节 空间隔离 |
| 一 乌托邦文学中“墙”的符号学解读 |
| 二 反乌托邦作品中“墙”的复归 |
| 三 后现代乌托邦文学中“墙”的崩塌 |
| 第四章 共同体理论视域下后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瓦解与重建 |
| 第一节 乌托邦美学共同体的社会学渊源及内涵变迁 |
| 一 传统乌托邦共同体的社会学理论渊源 |
| 二 后现代与乌托邦美学共同体的构建 |
| 第二节 传统乌托邦文学模式的转迁 |
| 一 全球化浪潮与失业、社会福利和歧视链 |
| 二 全社会确定性与自由主义向往的悖谬 |
| 第三节 怀旧的乌托邦——科幻小说“逆托邦”模型的构建 |
| 一 后现代视域中怀旧病的隐喻 |
| 二 生态诗学与共同体的危机 |
| 第四节 重建乌托邦——新乌托邦文学的特征 |
| 一 新身份认同共同体的建构 |
| 二 美学共同体的生成和分类 |
| 第五章 余论:关于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的再思考 |
| 第一节 反乌托邦文学对乌托邦文学的承继与反叛 |
| 第二节 乌托邦、反乌托邦与现代化 |
| 第三节 后现代语境中的新乌托邦共同体 |
| 第四节 永恒的乌托邦冲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7）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主题与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一般风险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研究 |
| 1.2.2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研究 |
| 1.2.3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与产业政策 |
| 1.2.4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与技术经济 |
| 1.2.5 政府投资基金与财政支持机制 |
| 1.2.6 文献评述 |
| 1.3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理论基础 |
| 1.3.1 市场失灵理论 |
| 1.3.2 财政相关理论 |
| 1.3.3 政府失灵及委托代理理论 |
| 1.3.4 政策性金融理论 |
| 1.3.5 理论评述 |
| 1.4 主要概念界定 |
| 1.4.1 政府投资基金的概念 |
| 1.4.2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概念 |
| 1.4.3 财政支持机制 |
| 1.5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与逻辑结构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存在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本文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2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发展现状分析 |
| 2.1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设立情况 |
| 2.1.1 我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总量及结构情况 |
| 2.1.2 国家级政府投资基金的设立及分类情况 |
| 2.2 财政对政府投资基金的支持机制现状 |
| 2.2.1 财政对政府投资基金的出资支持 |
| 2.2.2 其他配套支持机制 |
| 2.2.3 政府投资基金相关支持部门现状 |
| 3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三维度分析 |
| 3.1 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 |
| 3.1.1 社会综合收益最大化的宏观策略模型 |
| 3.1.2 社会综合收益最大化的微观机制模型 |
| 3.1.3 投资方向的宏观策略内涵 |
| 3.1.4 投资方向的微观策略内涵 |
| 3.2 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 |
| 3.2.1 投资方式的模型构建 |
| 3.2.2 投资方式的宏观策略内涵 |
| 3.2.3 投资方式的微观策略内涵 |
| 3.3 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时点 |
| 3.3.1 不同水平生产模型的构建 |
| 3.3.2 宏观策略层面的投资时点内涵 |
| 3.3.3 微观策略层面的投资时点内涵 |
| 3.3.4 低水平经济均衡的判断依据 |
| 4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实证分析 |
| 4.1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分析 |
| 4.1.1 高带动效应产业分析 |
| 4.1.2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投资方向的特点分析 |
| 4.1.3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投资方向的宏观效果分析 |
| 4.2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分析 |
| 4.2.1 数据的分类处理 |
| 4.2.2 模型与变量设置 |
| 4.2.3 回归结果 |
| 4.2.4 对回归结果的分析 |
| 4.3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时点分析 |
| 4.3.1 对经济均衡水平的研判 |
| 4.3.2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时点的微观效果分析 |
| 4.3.3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时点的宏观效果分析 |
| 4.4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效果评价的案例分析 |
| 4.4.1 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的成功案例分析 |
| 4.4.2 基金的失败案例分析 |
| 4.4.3 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效果评价 |
| 4.5 财政支持机制对投资策略的影响分析 |
| 4.5.1 财政支持机制影响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 |
| 4.5.2 财政支持机制影响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 |
| 4.5.3 财政相关机制变化影响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时点 |
| 4.5.4 财政的公共性是投资策略得以切实执行的机制保障 |
| 4.5.5 财政的资本动员机制是提升投资策略效果的物质保障 |
| 5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经验借鉴 |
| 5.1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分析 |
| 5.1.1 DARPA计划的投资方向 |
| 5.1.2 SBIC计划的投资方向 |
| 5.2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分析 |
| 5.2.1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间接投资策略 |
| 5.2.2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直接投资策略 |
| 5.3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时点分析 |
| 5.3.1 美国经济达到低水平均衡的宏观指标 |
| 5.3.2 美国经济达到低水平均衡的产业结构指标 |
| 5.4 美国政府投资基金的监管与支持机制分析 |
| 5.4.1 DARPA计划及其监管与支持机制 |
| 5.4.2 SBIC计划及其监管与支持机制 |
| 5.5 中美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对比分析 |
| 5.5.1 中美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的相同点 |
| 5.5.2 中美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支持机制的不同点 |
| 5.6 美国经验对中国政府投资基金的借鉴意义 |
| 5.6.1 投资于市场失灵明显并且社会综合收益高的领域 |
| 5.6.2 提高财政资金投入强度并实现差异化出资安排 |
| 5.6.3 采取信息成本最低的投资方式 |
| 5.6.4 在经济实现低水平均衡后才进行大规模投资 |
| 5.6.5 建立完善的基金支持机制 |
| 6 中国政府投资基金及财政支持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
| 6.1 政府投资基金存在的问题 |
| 6.1.1 投资方向不当导致投资策略执行偏差 |
| 6.1.2 直接投资方式占比过高与成功经验不符 |
| 6.1.3 基金部门化和同质化降低了投资策略的有效性 |
| 6.1.4 单只基金规模过大造成忽视投资策略经济性的压力 |
| 6.2 财政支持机制存在的问题 |
| 6.2.1 相关配套支持机制的碎片化 |
| 6.2.2 资本动员机制缺乏稳定性和带动性 |
| 6.2.3 缺乏政策之间的统筹协调 |
| 6.3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分析 |
| 6.3.1 转轨中部门和局部利益尾大不掉导致战略扭曲 |
| 6.3.2 深化财政制度改革不到位 |
| 6.3.3 基金预算绩效管理措施不到位 |
| 6.3.4 基金立法不健全且执行机构缺失 |
| 7 完善财政支持机制优化投资策略的思路与建议 |
| 7.1 以现代财政制度为统领建立通盘的政府投资基金体系 |
| 7.2 以财政全域治理理念建立常态化的财政支持机制 |
| 7.2.1 建立现代政府投资基金预算制度 |
| 7.2.2 加强财政对政府投资基金的差异化投入力度 |
| 7.2.3 落实财政绩效管理机制 |
| 7.2.4 理顺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关系 |
| 7.3 由财政部牵头建立政府投资基金监管体系 |
| 7.3.1 部际协调监管模式 |
| 7.3.2 组建政策性金融监管委员会模式 |
| 7.3.3 建立统一规范的基金管理制度 |
| 7.4 优化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策略 |
| 7.4.1 细分与整合现有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 |
| 7.4.2 缩小单只基金的资金管理规模 |
| 7.4.3 降低国家级基金直接投资方式的比重 |
| 7.4.4 改变部门各自为政的基金设立方式 |
| 7.4.5 动态优化掌握政府投资基金的投资时点 |
| 7.5 建立科技银行创新财政投入方式 |
| 7.6 加强政府投资基金相关政策的统筹协调 |
| 7.6.1 加强制度统筹协调 |
| 7.6.2 加强政策执行协调 |
| 7.6.3 加强人员交流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8）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财务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本文的创新点 |
| 1.6.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理论 |
| 2.1.1 混合经济理论 |
| 2.1.2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论 |
| 2.1.3 产权理论 |
| 2.2 财务绩效评价相关理论 |
| 2.2.1 利益相关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激励理论 |
| 2.3 混合所有制影响企业绩效的逻辑 |
| 2.3.1 基于企业内部 |
| 2.3.2 基于企业外部 |
| 2.4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绩效影响机理分析 |
| 第3章 联通案例介绍 |
| 3.1 中国联通介绍 |
| 3.2 中国联通混改 |
| 3.2.1 联通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环境 |
| 3.2.2 联通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 |
| 3.2.3 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 |
| 3.3 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分析 |
| 3.3.1 政策驱动 |
| 3.3.2 外部市场压力 |
| 3.3.3 联通公司内部治理与激励的必要性 |
| 第4章 中国联通混改绩效研究 |
| 4.1 混改前后财务数据对比 |
| 4.1.1 资产负债表 |
| 4.1.2 现金流量表 |
| 4.1.3 利润表 |
| 4.2 混改前后行业财务指标对比 |
| 4.2.1 偿债能力 |
| 4.2.2 营运能力 |
| 4.2.3 盈利能力 |
| 4.2.4 成长能力 |
| 4.3 运用非财务指标进行研究 |
| 4.3.1 市场份额 |
| 4.3.2 顾客满意度 |
| 4.3.3 创新能力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9）混合所有制背景下世界一流企业建设路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世界一流企业的定义与特征 |
| 一、世界一流企业的定义 |
| 二、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长期动态性 |
| 第二节 国企改革的“观念之争” |
| 一、观念的作用 |
| 二、关于国企改革的四种观念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本逻辑 |
| 一、混改的背景 |
| 二、混改的理论基础 |
| 三、混改的目标 |
| 第三章 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世界500强的视角 |
| 第一节 世界一流企业的标准 |
| 一、世界一流企业的成长阶段 |
| 二、世界一流企业的要素 |
| 第二节 规模和数量的演变 |
| 一、入围世界500强的数量变化 |
| 二、入围500强企业的经营表现 |
| 第三节 500强企业结构和效率的演变 |
| 一、行业分布 |
| 二、效率对比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影响 |
| 第一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治理机制的影响 |
| 一、混合所有制对公司治理的挑战 |
| 二、双层代理成本 |
| 三、混改对企业绩效和公司治理的影响 |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创新活动的影响 |
| 一、国企的创新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创新 |
| 二、股权多样性与创新 |
| 三、股权融合与创新 |
| 第三节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企效率的影响 |
| 一、信贷市场上的所有制差异 |
| 二、市场势力 |
| 三、委托——代理与多任务目标 |
| 第四节 我国混改案例研究 |
| 一、中国联通——混改标杆 |
| 二、云南白药混改 |
| 三、失败的混改案例:中信国安 |
| 第五章 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法国的混合所有制 |
| 一、法国混合所有制发展的起源 |
| 二、特别法律制度 |
| 三、政府持股机构 |
| 第二节 美国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
| 一、美国混合所有制发展历程 |
| 二、企业国有化的局限性 |
| 三、金融危机以后的经验 |
| 第三节 挪威 |
| 一、挪威模式 |
| 二、治理制度 |
| 第四节 哥伦比亚 |
| 一、特别保护 |
| 二、国际认可 |
| 第五节 巴西 |
| 一、法律框架 |
| 二、巴西混合所有制的治理挑战 |
| 三、改革计划 |
| 四、行使所有权职能 |
| 第六节 日本 |
| 一、日本国铁 |
| 二、日本电报电话公司和日本烟草公司 |
| 三、日本邮政 |
| 第七节 新加坡 |
| 一、商业导向 |
| 二、独立性 |
| 第八节 混合所有制的多样性 |
| 一、多样化的监管模式 |
| 二、最佳实践指引不可取 |
| 三、政策应对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培养世界一流企业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 |
| 二、“观念之争”不利于混改的推进 |
| 三、混改有利于提高国企创新效率和创新意愿 |
| 四、混改成功的关键是引入负责任的非国有股东 |
| 五、混合所有制的治理形式可以采取多样形式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积累“耐心资本”推动混合所有制发展 |
| 二、消除“观念之争”推进混改进程 |
| 三、通过“优势互补”提高国企的创新效率和创新意愿 |
| 四、在鉴别非国有股东的基础上推进混改 |
| 五、鼓励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10）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模式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历史背景 |
| 二、现实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全文的结构 |
| 第五节 论文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家族 |
| 二、企业 |
| 三、家族企业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经济学视角下的理论框架 |
| 一、家族企业传承的高失败率原因探析 |
| 二、本论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 三、方案设计 |
| 第三章 中国家族企业的演变历程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之前——动荡间断期 |
| 第二节 1978年到1988年——艰难探索期 |
| 第三节 1988到2002年——稳定成长期 |
| 第四节 2002到2012年——跨越发展期 |
| 第五节 2012年至今——成熟稳定期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家族企业传承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第一节 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几种模式 |
| 一、子承父业 |
| 二、内部培养 |
| 三、引进职业经理人 |
| 第二节 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影响因素 |
| 一、一代创始人的决策 |
| 二、意外事件 |
| 三、子女意愿及能力 |
| 四、政商关系与营商环境 |
| 第三节 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共性问题 |
| 一、企业创新能力缺乏 |
| 二、对传承认识不足 |
| 三、安全感缺乏 |
| 四、财务作假较为突出 |
| 第四节 中国家族企业传承面临的挑战 |
| 一、合规性监管的加强 |
| 二、信贷风险加剧 |
| 三、商业模式变革 |
| 四、代际冲突加剧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家族企业传承的国际经验研究 |
| 第一节 美国 |
| 一、美国家族企业概况 |
| 二、美国家族企业传承案例分析 |
| 三、美国家族企业传承的特点 |
| 第二节 日本 |
| 一、日本家族企业概况 |
| 二、日本家族企业传承的典型案例分析 |
| 三、日本家族企业传承的特点 |
| 第三节 德国 |
| 一、德国家族企业概况 |
| 二、德国家族企业传承的典型案例分析 |
| 三、德国家族企业传承的特点 |
| 第四节 韩国 |
| 一、韩国家族企业概况 |
| 二、韩国家族企业传承的典型案例分析 |
| 三、韩国家族企业传承的特点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模式探索 |
| 第一节 二代继承人模式的变革 |
| 一、提前规划布局 |
| 二、选择合适的退出方式 |
| 三、提升子女接班意愿 |
| 第二节 内部培养模式的变革 |
| 一、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 |
| 二、给予接班人充分信任 |
| 三、用制度化解风险 |
| 第三节 职业经理人模式的变革 |
| 一、为风险做好预案 |
| 二、设计合理的股权结构 |
| 三、坚持与时俱进的变革策略 |
| 第四节 基于创新视角的传承模式研究 |
| 一、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 |
| 二、平衡各方利益建立自律的企业生态 |
| 三、高度重视技术变革的风险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模式变革的深层思考 |
| 第一节 家族企业传承的前期准备 |
| 一、提前规划企业传承方案 |
| 二、培育核心价值理念 |
| 三、注重对继承人的培养 |
| 第二节 积极应对传承中的可能风险 |
| 一、对企业财务采取保守态度 |
| 二、避免家族内部冲突 |
| 三、进行合理的股权设计 |
| 第三节 让企业发展造福社会 |
| 一、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活动 |
| 二、保持创业精神 |
| 三、让资本充满活力 |
| 四、做有责任感的企业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四、全球电信改革风云录(二) 所有制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国有企业创新功能研究[D]. 周希禛. 吉林大学, 2021
-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显着优势研究[D]. 董成伟. 吉林大学, 2021(01)
- [3]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四维图新为例[D]. 尹宏展. 内蒙古财经大学, 2021
-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D]. 朱鸿亮.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5]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6]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D]. 蔡青辰. 浙江大学, 2021(02)
- [7]政府投资基金投资策略及财政支持机制研究[D]. 赵鑫.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0(11)
- [8]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财务绩效研究[D]. 谢佳艺.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9]混合所有制背景下世界一流企业建设路径分析[D]. 赵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10]中国家族企业传承的模式变革研究[D]. 戴洪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