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干，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经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为“六经”，“六经”被称为中华元典，由孔子所删修整理。
通过加强检查、发现问题，提高考核效果和结果应用。采取了日检、周检和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问题整改通报，落实措施，逐一消项，提高标准化管理水平。加强组织绩效和全员绩效考核，年初根据厂绩效合同，对绩效指标任务进行分解，将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对问题责任人采取追责制度，发挥绩效考核杠杆作用，激发员工履职尽责的积极性。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建言后，儒家经学一直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然而“六经”文简义富，历代儒者虽然“皓首穷经”，致力于经典的诠释，仍很难说得到了“六经”的本意。尤其是经典中有许多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概念，这些概念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复杂、交叉的立体层次关系，如果只是用语言表达会有一种治丝益棼的感觉。为此，宋人杨甲发明了《六经图》，试图用图表的形式来理清经典中各概念之间的关系。可惜时至今日，杨甲的《六经图》很少有人关注，并且也难以看懂。值得庆幸的是，吴长庚的《六经图碑本研究》为我们弥补了这个学术空白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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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长庚相识较早，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首届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我们便见了面。随后社科院历史所与上饶师专合作创办《朱子学刊》，我们就有了更多的接触。后来长庚带领几位老师参与了《儒藏》春秋类文献的整理，在北大儒藏中心多次召开的会议上都有机会见面交谈。我所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也邀请长庚参编撰稿。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告诉我，正在对《六经图》开展研究。今年年初，他又告诉我，书已经出版，并邮寄到岳麓书院，希望我读后谈谈对该书的看法。但该书部头甚巨，洋洋七十万字，通读固为不易，只能在浏览之余，谈一点个人感想。
宋人解经，锐意创新，而以易学为尤著。宋代周易象数学中有一项创造，就是发明了许多易图(旧称“图书”)。易图的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用以推演天地造化的基本原理，一是用以说明《周易》六十四卦之间的复杂关系。前者是要以易图或易数形式建构一种宇宙图式，后者是要进一步揭示隐藏于六十四卦之间的易数与卦变等等的规律。综合地看，《六经图》作者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在《周易图》解析中，作者对《周易》经传的有关概念、历代易学家发明总结的义理规律、易学与天地事物的关系等等，都作了较清晰的阐释。正如吴著在后记中指出：以图解经无疑为经学解释提供了方便，但宋人的图已经不是简单的事物形态的再现，而是用以表现抽象的哲学概念，这多集中于《周易图》中。但作者并没有周旋于这些繁琐的哲学概念之中，而只是就图及图所涉及的经典问题给出思考答案，或历述古今各派观点，启发读者思考领悟。如《三变大成图》和《四易之易图》的解析，引用历代典籍，详加比较分析，使读者对图意有清晰的理解。书中，关于《先天图》和《中天图》的解析也颇有特色。
作者注意到，“六经”之书，各有其不同的理论内容和社会功用，因而在诠释中能把握住点与面、轻与重、难和易的关系。所谓面，是指在各图普遍性的诠释中，立足经典原著，理顺历代经学家的理论发明，动态地阐述理论发展变化的历史。所谓点是指重点，即“六经”流传后世最重要的理论内容。《六经图》之中，最难的是理论体系的揭示。但图只是个体的存在，图与图之间或有体系，并不都构成横向联系。所以在面上，各图的诠释都单独成篇，相对独立。尽管如此，作者还是注意到各经的主体内容，并作出相应的重点揭示。如《周易图》的易有太极、河图洛书、释象释爻、十三卦取象之类；《尚书图》的山川地理、帝王世次、天文历法之类；《诗经图》的风雅比兴之类；《周礼图》的官制、政制和礼制，井田之法之类；《礼记图》中对礼制的分析判断，如礼以义起、非古之礼、非礼之礼的判断；而在《春秋图》中，则注重对春秋笔法义例的揭示。杨甲《春秋图》中，从四个方面总结归纳了“春秋总例”的不同方面，共有四图，而作者对此都引用了原典的例子，并一一作出诠释分析。
资料主要以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提供的1951～2016年新疆地区12个代表站的逐月降水数据，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得区域降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提供的1999～2016年新疆地区水资源总量统计数据。
随着科举制度的推动，宋代的经学教育开始全面展开。为适应这种需要，以图解《易》的方法也很快推广于整个经学教育之中，一方面，宋儒以解经的方式建构其思想理论体系，图学能简单明了地说明其经典概念、范畴之间的层次、从属关系。如《周礼》述大宰掌治、司徒掌教、宗伯掌礼、司马掌政、司寇掌刑、司空掌事等问题，文字都很繁冗，而列为图，则一目了然，线索清楚。另一方面，在《周礼》《仪礼》中，都有许多古代名物制度的知识，如各种冠冕、礼服、礼器、祭器、乐器，或如天子大射、五等礼文、治朝燕朝、燕射宾射等制度，《考工记》中车马各部件的名称等，若无图示，则很难明白。所以，以图解经的方式虽然是儒家经学的一个支流，但对于儒家经典诠释的发展却又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将经图刻诸于碑，一在确定定本，防止纷争；二在期以传之久远。作者之所以选择宋元碑本，是在详考《六经图》流传演变的基础上而作出的有眼光的选择。自《六经图》问世后，学者多以己意改动，至明清以后，已改得面目全非。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历代修改并非全无意义，但杨甲原创的价值，自非后世改本所能取代。尤其是原碑今已无存，重刻仅剩残段的条件下，上饶的碑本就显得更为重要。今吴长庚教授依据所发现的元代所刻六经图碑的完整拓片，进行整理、研究、出版，无疑将大大有助于经学思想研究的推展。尤其是其中12幅大的碑版，为《四库全书》所未存，其文献学的意义十分重大。
这里，我要稍微谈一下《六经图碑本研究》课题的难度。《汉书·艺文志》论及治经之难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在古代，儒者能通一经就很难，过去有“老学究”一词，“老学究”的原意就是“学究一经”。治一经其难如此，因而像郑玄、朱熹等极少数能遍注群经的大儒，被推尊为“大贤”“功臣”。《六经图碑本研究》虽然不属于遍注群经，但若作者对“六经”及各家注疏不熟悉，那也绝对做不好这一课题。吴长庚教授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独立完成了这个课题，其间的艰辛可想而知。现在许多高校开设了儒家经典研习课程，我相信这部书对于读懂儒家经书会起到一种“按图索骥”的功效。倘如此，则吴长庚教授功莫大焉！
我曾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四卷六册)300万字，部头不可谓小。但挂一漏万之处，所在多有。特别是于宋代杨甲《六经图》这部重要成果全未曾措意，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所幸作为当时课题组成员的吴长庚教授后来弥补了这个缺憾。这使我想起唐代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义疏》(又称《五经正义》)，而于《仪礼注》《周礼注》《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皆未作义疏，其后由贾公彦补作了《仪礼注疏》和《周礼注疏》，由杨士勋补作了《春秋穀梁传注疏》，由徐彦补作了《春秋公羊传注疏》。其中贾公彦和杨士勋皆曾是孔颖达《五经义疏》编纂团队的成员。所以，当吴长庚《六经图碑本研究》出版并赠书于我时，我十分高兴，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遂书此数语以表庆贺之意。
收稿日期：2019-04-10
作者简介：姜广辉(1948-)，男，黑龙江达县人，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经学史。E-Mail：jiang75117950@qq.com
中图分类号：K8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19)02-0119-02
DOI:10.3969/j.issn.1004-2237.2019.02.021
[责任编辑 许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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