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通儒著《陕北早期党史资料》一书，经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副会长、延安文学杂志社社长魏建国先生历十年之功整理、校刊和研究，2018年底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由于整理者的努力和相关研究成果，使得在陕北早期党的建立和发展中身负重任、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赵通儒，得以重见天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许多历史细节得到充实和补充，拓展了陕北早期党史的研究领域。
西北党史，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到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直以来，学术界对后一个时期党史的研究，经久不衰。而在前期党史的研究方面，却留有不少遗憾。这样的研究现状，有其合理性，毕竟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革命的中心地带，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的提升，是在中共中央到来之后。这一时期，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也是必然的。不过，这种研究上的前轻后重，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给人一种西北党史前后期的断裂印象，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陕北早期党史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意义，未能较为全面凸显该地区在中共众多革命根据地中的特殊性。赵通儒作为陕北最早的一批团员和党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直接参与、组织、领导了党在陕北早期的各项活动，见证了陕北早期党史中的各个重大事件。他本人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与论述，有助于对陕北根据地的特殊性，以及为什么能在中共领导的其它根据地相继丢失的情况之下，依然发展壮大并成为中共中央的立足点等问题的深入研究。这部关于陕北早期党史的著作，突出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鲜明的历史感。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农村进行武装割据。不过就武装割据的范围来看，基本上集中于长江和珠江流域，即中国的南方地区。而在北方，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位于陕北的清涧起义和关中的渭华起义，两场起义遭受重挫之后，革命力量集中于陕北地区。此后，中共陕北党组织领导的武装力量，围绕陕北地区，开创革命根据地，进入了艰辛曲折的探索与发展阶段。为什么大革命失败之后，北方中国最早爆发武装起义发生在陕北这块黄土高原，而不是其它地方？作者在对陕北地区16个县风土民情的详细分析中，为我们揭开了蕴含于其中的深层次原因。中共的党团组织和党团员，从1924年之后即陆续出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相比而言早一些。但是，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思考，却并没有局限于这个时间节点，而是上溯至晚清时期。将陕北革命的历史渊源延伸至晚清，从晚清以来陕北社会发生的变化，来思考革命的起源问题。
针对频率步进雷达高分辨距离像的运功补偿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二次速度估计的距离像运动补偿算法。该算法首先利用互相关FFT法获得粗略估计值，然后结合基于最小波形熵的MDCFT参数估计来实现目标速度精确补偿。仿真结果证明，该联合速度补偿法具有运算效率高、抗干扰能力强、实时性好等优势，满足实际工程需要。
从当时整个国家层面来看，晚清至民初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不过这种转变具体到陕北社会，其影响有多大，不可一概而论。在作者笔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陕北社会在相当程度上，依旧延续着既有的保守与落后，封建势力仍然根深蒂固。甚至辛亥革命，民国的建立，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也不过是死水微澜。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有限统治，让这一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自成一封闭系统。比如在定边，“1924年之前，连资本主义也无人懂得或知道是个啥玩意。连孙中山是哪一国人，也无人知晓。农民只管放牛马羊，与国与世无何关联。”（120页）1924年以前的安定，连民国的总统还是在看过《民国演义》之后才知道有孙中山、袁世凯等人，更不知道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为何物。（328页）陕北社会的落后与闭塞，由此可见。
最后，客观公允的叙述态度。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弥补因档案材料不足造成的缺陷，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回忆录作为事后的记述，难免加入作者个人的情感因素和主观判断，在一些事情的叙述上淡化、回避，甚至有意误导读者。这也是在学术研究中慎用回忆录的原因所在。然而，作者在对陕北党早期的活动进行回顾、分析与总结的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客观公正的态度，考虑到作者本人后来的遭遇，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作者在1949年2月出狱之后，依他本人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贡献而言，理应在更重要的岗位上发挥出更大作用。然而，无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政治上，赵通儒本人都遭遇了很大的挫折和坎坷，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教养，甚至被关入监狱。而正是在遭遇重大挫折期间，他写下了对陕北党早期历史的详细记录和论述。通读全书，很少看到作者个人情感的宣泄与抱怨和仇恨，个人荣辱得失并不重要，所思所想都是为了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即使对那些曾经在陕北党内担负重要职责，但后来脱离或背叛党的事业的人物，作者也是尽可能做了客观、全面的记录。这类人在革命遭遇挫折时重新作出的自我选择，也从侧面反映出真正的共产党人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要面对的环境是多么残酷与险恶。
这种对细节上的详细记录，在关于米脂中秋事件的介绍和说明中，最具代表性。作者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对重要环节的细微之处，人物对话，描写的十分具体，有很强的现场感。党内不同人物在面临重大历史事变中的表现，事件参与者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这种对重大事件具体细节的细微观察和描写，表明作者对历史的敏感。读者在阅读之后，对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
其次，详实的细节描述。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在地方层面，大革命失败之后，由于险恶的环境，为了保密需要等各种原因，使得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未能很好保留下来，造成不少历史事件的具体情况失真、失实，有结论少过程缺材料，成为研究中的憾事。应该说，作者本人的相关回忆和记述，特别是关于陕北特委成立后的七次重要会议的内容，反映了中共陕北党在大革命之后，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逐渐与实际相结合的转变过程。比如作者记述了在陕北特委成立后在是否发动绥师闹学潮，以城市还是农村为工作中心，如何进行武装斗争等问题上的争论，将双方的意见与分歧都做了详细介绍。在绥德张家渠会议上关于造反问题、如何进行武装斗争、新军阀混战的利用三个问题的争论，同样做了详细记述。其实，这种内部的争论，反映了中共陕北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艰难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陕北党领导革命的道路，在没有解决党内同志思想分歧的情况下，不会一帆风顺。
作者将陕北党早期活动的历史脉络放入晚清民初以来的陕北社会的历史变迁之中进行分析，这样一来，陕北党早期的革命活动与党中央进驻陕北之后的历史，有机统一起来，弥补了西北党史中存在的断裂感。同样，也凸显出了陕北早期党史和革命活动的历史感。说明这一地区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是主客观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提及陕北，在人们一般的观念中往往将其视为统一整体，然而并非如此。作者在对陕北16个县早期党的活动的记述中，将陕北不同地区之间的区别和多样性，做了详细的比较。各县的历史沿革、自然环境、政治生态、经济状况、治安管理、社会风俗、民族关系、教育情况、农业生产等方面，在作者笔下一一呈现出来。由于这些不同和差异的存在，因此陕北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在各县相应也有了不同的表现。
“好！”全场声音哄亮。团长很小心地把怀中的脸盆扣在桌子正中央，然后盯着大家敲。这样的敲法，当然多半由五女子表演了，而这五人中，田志芳绝对最出彩。她唱汉剧，唱革命歌曲，也唱黄梅戏，大家的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到后来，简直就是田志芳一个人的舞台。团长大声吼叫：“俺的娘哎，555团飞来了金凤凰，可了不得，咱们555团有了稀世珍宝啦。”团长兴奋地叫，奖给田志芳的糖果开始由向阳花的丫头代取，后来大家都高兴疯了，团长就向着大家一粒一粒地抛，人堆就一次一次地哄抢。
当时，陕北地区一方面是与外界的封闭隔绝，另一方面是内部原有秩序已经开始逐渐解体。晚清时期对陕北造成极大破坏的陕甘回乱，以及帝国主义、西方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势力的入侵和渗透，打破了这一地区原有的统治秩序。然而，辛亥鼎革之际，新的统治秩序却迟迟未能建立起来。传统的价值观念虽然还在发挥影响，甚至在一些地方依旧牢牢控制着人民的思想，但在外部力量的影响之下，毕竟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的指引和整合作用。这种政治上的无序和思想上的混乱状态，一直到中共中央的到来，重新建立起有效稳定的统治秩序和治理环境，才从根本上得以改变。腐朽的统治，混乱的社会秩序，虽然也促使某些行业获得畸形发展，但普遍的贫穷，物质的匮乏，极度的落后才是其社会常态。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也成为革命爆发的深层根源。
作为革命者的作者本人，无疑是痛恨剥削和压迫的。即使这样，作者在对革命对象的描述中也是秉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作为统治阶层的官僚，吴堡县县太爷吃豆腐也要费一番周折。同为地主阶级，但在陕北各县还是有不同特点。在某个县属于地主，在另外一个县却未必如此，甚至就是一般农户的生活水准。比如作者提到，安塞当地，“上学供书，本地地主嫌费钱，嫌念书之后不会过日子。”（135页）再如，“府谷、神木、榆林、横山近沙漠地区，地主过年也有吃不到面而吃大米或黄米饭荞面过正月初一者。”（141页）延长在“清末民初，本地老户的贫农、雇农不太多，下中农、中农多，其次富裕中农、富农，其次小地主，再次中等地主。大地主全县一共才有名有数的十多户。”（154页）类似这样的例子，书中还有很多，作者都是如实记录。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引起陕北革命活动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阶级压迫与剥削。作者在进行这样叙述的同时，同时也表明，他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并不是以简单的革命史观、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和思考这段历史，反映出作者个人的独立思考和见解。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和看法，也保留了特定时代下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陕北的传播，以及中共陕北党团的发展，革命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由接受了先进思想观念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发动起来的，并不属于某一特定的阶级。这些人不约而同走上革命道路，更主要还是理想信念的指引，改造国家社会的强烈愿望使然。阶级出身并不必然决定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更关键的还在于参加党团的革命者本人。比如文中提到的安塞学生薛应昌，由一位积极的革命者最后成为反革命的顽固分子。作者由此得出地主子弟出身的党团员“革命有利于自己干，不利于自己不干！”（139页）这样的结论，未免以偏概全。
研究人员逐步揭示环偶极子产生机理，指出环偶极子是由电极子及磁极子之间相互作用破坏近场电环境平衡而产生的，非对称电流能增强环偶极子强度，是产生高Q值的原因[25，28]。可依据单元结构建立基于耦合LC电路的物理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为了定量分析环偶极矩强度，根据体积电流密度分布，利用多极散射理论得到多极子的散射强度，如电偶极矩、磁偶极矩和环偶极矩。该方法已成功应用于微波、太赫兹和光学波段环偶极矩的计算，计算公式为：
革命是历史发展中的非常态现象，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运行规则。革命的参与者，在自觉不自觉的革命活动中，会烙上深深的革命印记。中共领导的革命及其参与者，同样也不例外。作为一位革命者，赵通儒见证了中共革命的成功。作为一位历史的记述者，他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资料。相比于从旁观者的角度对这段革命史进行研究的学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些材料在研究者眼中，更多只是单纯的史料。然而，对经历和见证这一切的赵通儒而言，它们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为之贡献了所有的理想和生命。这样的革命史遗著，让后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更直接感受到那代人的赤子情怀。革命者终究会逝去，革命者的精神却会影响一代代人。这也是笔者读完此书最深的感受。
色谱柱：XSelect® HSS T3-C18（1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乙腈（A）-0.5%醋酸溶液（B），梯度洗脱（洗脱程序见表2）；流速：1.0 mL/min；检测波长：360 nm；柱温：25 ℃；进样量：10 μL。
（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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