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国家便对其“化”入大众进行了诸多尝试。在新形势下，世情、国情以及社会心态的变迁，对人们产生了多维影响，其中尤以思想领域为甚，催生诸多不良社会现象。因此，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迫在眉睫。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基于以往具体实践，并围绕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深入反思、总结，升华出可供借鉴的经验，如承守思想泉源、立足中心工作、大众化与学术化深入互动、善借生活向度等，进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生成新的动力。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经验；总结
自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我国对如何实现其大众化的探索便未曾停息。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历经起伏，最终彰显出其内蕴的重要意义与时代必然。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十八大再次点明应“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2]，十九大则继续强调“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3]。可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是新形势下的重要任务。
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与受众心态均已发生重大变化，不良思潮、负面事件屡有发生。因此，如何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武装、赢得大众，生成民族、政治及国家认同，是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诚然，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积极实践，但仍有改进空间。基于此，适时梳理有效做法，上升至理论总结，结合时代特色寻求路径优化，以期有力推进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承守思想泉源，坚守“我”之底线
在新时代，多元社会思潮、多样文化选择充斥着大众的生活空间，令大众在思想偏好上更具流动性、替代性。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着更艰巨的挑战。因此，以更加接地气的方式，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和力便成为“化”入大众的施力点。
从某种程度上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便是要实现“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有机接榫。把握好“度”、坚守底线，就是这一过程的关键所在。不可否认，“大众化”在一定程度上需诉诸“通俗化”，但如果不能清醒地做出“度”的界定，则有滑向“低俗化”的可能。当前，个别普及作品侧重凸显趣味性、生动性，丢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无法让大众真正感知到其内蕴的科学性。可见，任何思想、观点或作品的创新，都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这也正是7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积淀的宝贵经验。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具体实践，不难发现，任何举措、思想的创新，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上。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得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根源所在，它历经实践检验，深埋在国家的骨血之中，苍劲鲜活，不容撼动。邓小平曾强调：“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4]正是因为守住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泉源，我国才能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改革开放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1978年11月，为统一思想、实现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此篇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同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打破了长期以来因个人崇拜、本本主义等造成的束缚，扭转了思想僵化、万马齐喑的困局，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开展起到关键作用。应当说，此次会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有力地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大众间的影响力。
一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发展一以贯之的红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便筑牢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实指导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深刻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的应然与必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在坚持立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寻求理论观点的合理创新。从某种程度上看，前一历史时期形成的科学理论可谓是后一阶段理论成果的铺垫，二者之间是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的关系。[5]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几者的内核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同时又各自蕴含不同的时代特征。70年来，理论的创新与普及相伴相生。在这一体两面中，大众了解、认可并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将其视为科学的行动指南，为国家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能够完成任意初始位置以及终止位置的最优路径规划，便能够进一步实现电动汽车出行的实时最优路径规划，其流程图如图4所示。在进行实时规划时，改变的仅仅是初始位置，而终止位置并不会改变，因此对道路简化模型的修改量很小。
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指出，例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我国领导人的一些思想观点批判借鉴了当代西方的理论成果，如“可持续发展”理论、西方人力资本理论、西方人权理论。[6]应当看到，只要不忘马克思主义之本，合理地借鉴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有益成果，能够令理论创新更为充盈。一味否认、拒绝吸纳西方科学理论，反倒可能得不偿失。
2.绩效审计的目的。绩效审计的目的是从第三者的角度，向有关利害关系人提供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促使资源的管理者或经营者改进工作，更好地履行经济责任。同其他审计种类一样，绩效审计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绩效审计起源于这样一种经济责任关系：在油田企业中，管理层作为受托方对企业资源进行管理和经营，在资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对股权所有者负有不断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效果的责任。
另一方面，是积极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随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纵深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互动变得更加紧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发轫自西方，“其语言特点、思想特色、观点风格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7]93其之所以能够植根于中国，关键在于二者具有内在契合性，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传播载体。应当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上发挥了极大作用。例如，毛泽东十分擅长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普及效果。在《矛盾论》中，他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来说明矛盾的特殊性；在《实践论》中，他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寓于我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知”与“行”；在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时，运用了东汉班固《汉书》中的“实事求是”……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又如，邓小平十分喜爱《聊斋志异》，其中的《驱怪》篇便提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其著名的“猫论”便是从中借鉴而来。邓小平在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一底线的基础上，通过扬弃我国传统文化，吸纳实事求是、富国富民、义利统一等观念，构建起系统的理论体系。同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吸收了“民本”“自强不息”等思想；科学发展观则融汇了“和谐”“中庸”“天人合一”等理念。把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并将其作为“化”入大众的媒介，能够令大众获得生动、深入的了解。
尤令人瞩目的是，在新形势下，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完美结合。在习近平系列讲话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善于用典，以古今中外的名言警句作引、为例，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习近平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8]应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看，国人对优秀传统文化天然存在“偏爱”，大众的社会心态亦会受特定文化氛围影响。
高鹏等[28]对两河口水电站 300.0 m 级心墙堆石坝防渗料进行掺砾研究， 分别进行了击实试验和力学性质试验。试验结果表明， 随着掺砾比增大，心墙防渗料的最大干密度逐渐增大，最优含水率逐渐减小; 掺砾比为40%的心墙防渗料的变形和强度性质较好，临界水力梯度最高; 掺砾比为30%和40%的心墙防渗料的渗透系数更接近规范要求。推荐两河口水电站心墙堆石坝心墙防渗料的掺砾比为40%。
需要指出的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应进一步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重新赢得大众瞩目，但逐渐在类型上出现同质化趋向，难以始终维持大众粘性。因此，要更深入、全面地挖掘可利用的传统文化资源。除了文学，还可发掘民族戏剧、民族音乐、书法等的现代价值，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合理衔接。正如邓小平从《聊斋志异》中发展出“猫论”一般，大众化应在广博中觅精深，将平实、贴切的内容化作渠道，获得人民认同。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庄严底线，凸显其鲜亮底色，以优秀传统文化、国外有益成果加以渲染，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具底气。
二、立足中心工作，延展宣传触角
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其大众化应当且必须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从而充分、彻底地发挥凝聚力和向心力。刘少奇在《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中指出：“实际的中心工作与宣传的中心工作应该是一致的，宣传部门应该动员一切宣传工具来为中心工作服务，保障实际工作的完成。”[9]很显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围绕阶段性的中心工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令其更具针对性、时代性。
随着国家发展的推进，党的中心工作呈现出变动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侧重点也相应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以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为主要任务。1950年3月，李维汉作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强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任务，是要在实行共同纲领、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密切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为着稳步地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10]。并对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工会和其他人民团体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因此，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形成统一战线为目标，力求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分子。同年10月，为获得抗美援朝的集中力量，中共中央发布了《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此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目标则是帮助人民消灭恐美心理，并正确认识朝鲜和我国的关系。次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旨在加强、统一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为稳固政权、恢复经济夯实思想基础。
诚然，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借由各类新媒体平台，通过多样鲜活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工作不断得到突破，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与信心到达新的高度。但应该看到，面对杂音时的“回避”心态还未完全消除。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潮仍有残余，不良现象也偶有发生。国际上时常出现对我国的无端指责，并试图以威胁论、阴谋论阻碍中国发展。可见，未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仍较为艰巨，“安内”与“攘外”需同时进行。从国内看，当错误思潮、不良现象萌出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勇于亮剑，以科学理论给予精准回应，在驳斥中消除思想杂音。面对国际上的无端质疑、指责，我国需要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掌握国际话语权。尤其要注意把握时效性，密切关注国际动向，在话语、时空上掌握主动权。可以说，积极的国际外部反馈，将有力助推国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因此，充分吸收7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这一有益经验，能够为占领大众思想提供启发，实现黑色、灰色、红色“三个地带”的争夺和转化。
根据对知识和技术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视角的不同，经济增长模型主要有三大类：哈罗德中性型、希克斯中性型和索洛中性型（包玉香，2012）。由于本文研究的是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选用哈罗德中性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Y=Kα(AL)β，其中α+β=1。该模型中主要包括四个变量：产量Y、资本K、知识或技术A和劳动L，考虑到时间因素t，经济产出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国外思潮涌入，对人民群众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有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质疑。为扫清思想障碍，1979年1月-2月，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前一阶段的会议，对理论宣传战线的经验教训进行了适时总结。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客观总结和评价。由此，党和国家对人民的疑虑进行回应，及时有效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匡正人民思想，为经济建设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很多时候，人们在观看电影的时候会觉得人名让自己有点迷茫，甚至有点混淆不清了。因为有时候角色的人名会被翻译得前后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在翻译剧中人名的时候最好是保留原来的语言的名字，这样反倒更能帮助观众们认识电影中的角色，更方便理解剧情。
选取我院2017年1月～2018年6月90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数字表法分组，试验组男28例，女17例。年龄21～78岁，平均（46.24±2.13）岁。对照组男27例，女18例。年龄21～79岁，平均（46.67±2.13）岁。两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营改增的实施使得税法税率等发生了改变。该背景下财务、销售、采购等部门应相互配合，整理各类合同，使其保持规范，对合同中的各类价格是否含税具备清晰地认知，既要了解税率，又要明确发票类型，并厘清与规定不符的发票引发的赔偿责任，优先选择一般纳税人作为供应商，最大程度争取进项税抵扣。采购过程中因涉及到供应商优惠问题，存在普通发票的情况。现实情况很难达到如此力度的优惠，酒店仍需供应商提供专用发票。
三、直面尖锐杂音，“正”“反”双轨并重
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向度、传播覆盖仍有拓展空间。纵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相关研究，学术成果大多体现出结论性、总结性特征，取向相对单一。对大众化的基本范畴、建构机制等重要问题的钻研较为缺乏。同时，理论性较强的成果与大众之间存在连接裂缝，辐射范围有待提升。如何让大众从通俗、趣味上升至科学、理性，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曾在隐喻中对这一问题有过积极尝试。因此，沿袭有效路径，重视学术化、通俗化与大众化的良性互动，对新时代的大众化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便在与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发展，逐渐成为人民思想的营养剂。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民的思想问题，力求用“香花”取代“毒草”。1951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等，从制度安排层面探索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路径。同年5月，毛泽东以社论形式在《人民日报》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诸多报刊转载，引发广泛关注。随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以《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为题作了报告。9月，周恩来借由《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这一报告，勉励知识分子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显然，在这一阶段，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批驳错误思想，有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54年，《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驳斥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端攻击，稳固了人民的思想信念。同年4月，毛泽东通过《论十大关系》提出“双百”方针，促进了科学、文学的繁荣发展。195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对唯心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想进行了强烈批判，有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大众化进程。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在与新阶段思想问题的相互冲撞中扎根人心。1978年5月，《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继而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让人民群众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超脱出来，对科学理论有了深刻认识，破除了对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扭转了人民群众在思想上的两种错误倾向，即对马克思主义自由化、僵化的认知态度。不久后，因苏东剧变、西方文化涌入，人民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动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相应变为学习邓小平理论、开展“三讲”教育、反“法轮功”教育。通过整顿，领导干部、人民群众形成了清醒认识。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多元社会思潮频频萌出，诸多群众在错误思潮中迷失方向。因此，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在新形势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大众倾向关注精神层面的“新鲜事物”。面对错误思潮与不良现象，个别群体容易在文化、国家认同及理想信念上出现动摇。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系列讲话重要精神为侧重点，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显然，在不同时空背景下，党和国家均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与时代困境，相应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体现出不同的核心内容。在专注传播科学理论之余，对错误思潮予以驳斥，卓有成效地解决了思想领域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大众间的传播。
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为促进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顺利改造，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于1954年5月在京召开。此次会议明确指出要将党的宣传工作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结合起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系统地、经常地、生动地、切合实际需要地灌输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社会主义建设”[11]。
四、嵌入普及活动，“双化”良好互动
应当看到，思想领域历来是各方争夺的重点，西方意识形态始终试图通过各种渠道侵扰我国大众的思想，致使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度受到影响，这一状况在当前尤甚。基于此，以历史观照现实便显得正当其时。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阶段，国家均从当下实情出发，纠正思想偏移、扭转失格行为。在高扬科学理论的同时，勇于直面尖锐杂音，将解决时代问题与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结合，取得良好效用。通过总结过去面对杂音时的有效做法，有助于推动当前马克思主义的入耳、入脑、入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便积极探寻政治话语大众化和本土化的实践路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艾思奇、胡乔木、王亚南等一批国家领导人、干部和学者为《人民日报》撰稿，承担起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教育的责任，令大众在接受普及教育的同时，自觉自发地内化科学理论与政治逻辑。
进入新时代，党和政府将“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三大历史任务。必须注意到，当前个别群众出现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危机，并催生不良社会事件，理想信念问题已成为党推进中心工作的阻碍。因此，在确定中心工作的基础上，为大众补足精神之“钙”成为此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目标。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强调要实现人民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的紧密团结。次月，全国教育大会召开，指出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有用之才。2019年3月，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勉励教师做好铸魂育人的工作。但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虽然围绕国家中心工作开展，但触及范围相对狭窄，更多是局限在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层面，对大众生活的渗透性、发散度稍显不足，话语构成、宣传方式等也略为单一。因此，应更为深刻地理解、吸收历史经验，继承以往延展宣传触角的良好做法，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中彻底发挥作用。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学术化交织互动。1949年底，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领导开展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运动，党校、高校纷纷响应号召，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力求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青年头脑。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随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卷也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出版，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1953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成立，旨在系统、全面地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可以说，我国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学术化、专业化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与大众化形成良性互动，彼此支撑。自1949年起，我国先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列宁文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等，为大众研读经典原著提供了丰富资源。
生活是百科全书，也是语文的来源，所以语文教学中要呈现其人文性的特色，多媒体教学恰恰可以弥补传统语文教学的弊端，为课堂增添更多的生活、人文色彩。单纯的文字符号是乏味的抽象的，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而多媒体是一个将抽象转变为生动的平台，语文老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将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有效结合，突出每堂课的重难点，让学生更好地吸收每堂课的知识点，并让其自由翱翔于语文的广阔天地，找到自身语文方面的欠缺，体验到成功与进步的喜悦，获得增强语感能力、养成积累习惯、促进语文学习知识向语文能力转化的过程。
其二，则是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融入重要纪念活动，以仪式感深化认同。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红旗》杂志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有力地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纪录片《百年小平》，让大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科学理论的熏陶。2018年，恰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读物、纪录片、网络文化产品纷纷出现。尤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新媒体平台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常态传播路径，并逐步形成多维立体的传播矩阵。因此，未来应注重前瞻地把握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节点，以科学性、多样性、亲和力为基准，寻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创新，让大众在“乐享”中获“真知”。
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越发多样，且更“接地气”。除去以往的积极做法，新媒体平台开始成为新的依托媒介。人民网、光明网等传统媒体，尝试开辟网络阵地，推出专门的理论普及网页。并适时开展理论宣讲活动，为大众提供了解理论的便捷渠道。此外，出版通俗理论读物也成为一项重要经验。例如，中央宣传部自2003年开始，便定期出版《理论热点面对面》，这一做法延续至今。2016年出版《全面小康热点面对面》、2017年出版《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2018年出版《新时代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2018》等，均以热点理论话题切入，积极回应当时人民所关注的问题，在释疑解惑中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众头脑。近年来，诸多具有青年特色的作品开始出现，如《马克思是个90后》《This is China》《社会主义有点“潮”》等，引起国内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别样关注。这是青年与马克思的“久别重逢”、青年正重新找回马克思。国家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鼓励其良性发展，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化”入大众。应当注意到，《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重要文献的出版，往往会掀起大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这也恰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学术化、通俗化的密切互动，能够激发群众的学习内驱力。
自1978年以来，大众化与学术化互动所产生的效用更为显著。邓小平强调，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12]。由此，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业教材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等书籍相继出版[7]89，各级研究中心、研究基地成立，理论研讨会有序举办，起到了极大的理论普及作用。
五、善借生活向度，内载理论逻辑
从一定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程度，有赖于其满足人民需要的程度。应该看到，人民的需要在长时段上呈稳定性，但也有阶段变动性，仅将目光固定在某类需求上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因此，复归日常生活，精准定位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大众需求，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当借鉴、沿袭的思路。
善借生活向度，可谓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项重要经验。随着大众化的推进，“生活向度”的内涵已得到充实。在最初实践中，其更多是指向人民的切身利益，强调要不断改善民生。随着实践深入，“生活向度”还表现为理论术语与生活思维、生活话语之间的合理转化，以鲜活之“情”搭载厚重之“理”，赢得大众的深度认同。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高度重视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问题，以系列文件的形式保障人民利益。1953年，中共中央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和《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汇编成《当前农村工作指南》，并发往全国。同年，中共中央先后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等，以期提升党的农村工作水平，确保农民生活稳定。此后，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生活质量得到一定提升后，全国掀起了学习总路线的热潮，拉近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的距离。
值得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由于世界格局变化以及东西方思想碰撞，人民对社会前景存在疑虑与不确定，渴望拥有安稳生活。因此，邓小平适时转移党的工作重心，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列为工作的衡量准则。此举充分考虑到人民利益的重要性，提升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同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正确审视了人民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结合。随着时代发展与生活改善，人民利益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还囊括了对精神享受的追求。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淡化说教、强制色彩，尝试把理论逻辑内隐至生活思维，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理论教育。感性之“情”与理性之“理”的交织，让宏大理论得以落细、落小、落实，转变了大众对科学理论“可望不可即”的心态。
在新形势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相关要素、关键任务需进行适度调整。当前，“现实旨趣”“回归生活”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个重要取向。在保障人民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不断贴合其心理与精神需求，让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向中国实际，并将宣传合理生活化，有效增强了亲和力、说服力。可以看到，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度重视人民在物质、精神双层面的利益需求，并成功找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点，令其散发出生活气息与人情味，用“情”的感知赢得“理”的认同。
令人激赏的是，党和国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注意到了分众传播的重要性。不同群体在利益诉求、问题关注、认知水平上往往具有差异性。因此，在个体、群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开展调研工作，对大众细化分层，实现差异性、针对性宣传是十分必要的。此外，面对大众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国家也进行了及时、积极的回应，并持续关注信息反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充分把握了融媒体提供的时代机遇，通过多元、交互渠道宣传科学理论，消弭错误思潮的不良影响。
禁养区主要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在这些区域从事畜禽养殖，对周边居民、环境影响比较大，该拆的要拆，该迁的要迁。但是，要充分照顾到养殖场户的合法利益，给予合理的补偿。涉及搬迁的养殖户，地方政府要积极协助落实养殖用地，指导养殖场户按环保的要求来发展生产。
高度重视人民的实际利益，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是7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经验。马克思主义在宣传上愈发贴近生活实际，用人民能听懂、有感悟的生活语言，让其切实感受到科学理论能够解释、解决问题，激发了学习兴趣，内在地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效。诚然，话语风格等的转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不能止步于此，否则将令大众产生疲劳感，无法持续生成动力。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贴合实际生活的深度、广度仍有拓展余地。因此，应继续承袭这一重要经验，不断提高理论关照实际的能力，让大众切实感受到其生活性和适用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实践反思中升华出可供承袭的经验，成为新时代纵深发展的内生驱动。基于已有实践，笔者认为，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培育合理外向的世界眼光，尝试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影响力。通过打造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积极回应国际议题与疑惑，提升国际话语权。国际的良好反馈最终将作用于国内，形成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效的外在助力。当然，包括此种“内外兼修”在内的各种新思路、新转向仍有待完善。可以预见，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有可期、可为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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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ExperienceofthePopularizationofMarxism—FromthePerspectiveofthe70thAnniversaryoftheFoundingofNewChina
GAO Jie
(School of Marxism,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into China,China has made many attempts to promote public acceptance of it.Under the new situation,the changes of the world situation,nation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mentality have exerted many influences on people,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thought,and even produced bad social phenomena.Therefore,it is urgent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This year i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so it’s a great chance to start from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the past,and have in-depth reflection and summary based on the current contradictions.It can help us to draw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such as sticking to fundamental guiding ideology,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ore work,making the spread of the theory interact with the academic innovation,and carrying out popularization in daily life,so that we will have new motivation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Keywords: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arxism popularization;historical experience;summary
[中图分类号]A 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2019)04-0001-08
[收稿日期]2019-04-28
[作者简介]高 洁(1993—)，女，福建龙岩人,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 杨中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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