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传统哲学过渡到现代哲学之后，形成了两种形而上学——经验性形而上学与抽象本体性形而上学，这会引导人们不自觉地强调中心性而忽视边缘性。此后，西方哲学发生了两次转向，认识论的转向与语言学的转向，特别是后者促进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形成。作为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证明并指明，言说失去了中心性、权威性，原来的中心性与边缘性的对立以及在场与缺席的二元对立消失了，成功地解构了言语中心主义。同时，他的思想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某些特点。但有学者亦指出，德里达的思想从本质上说没有走出逻格斯中心主义的王国，并且其理论自身存在着难以摆脱的缺陷。
关键词：形而上学；本原；德里达；中心性；整体性；解构
德里达（1930—2004）是二十世纪后半期法国重要的思想家，是西方解构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法国著名哲学家。他从打破语言与书写二元对立的角度所建立起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想非常具有启发性，他对有关现代性的思想展开了批判，反对形而上学，抵制作为现代性思想的中心性、整体性以及主体性等等。在探讨其对现代性的批判思想之前，有必要大致了解一下传统哲学及此后发生的两次“哲学转向”的概况。
“奉橘帖”与“送梨帖”，都有普通人的情怀，将自己的水果拿出来与人分享，只不过他们写得一手好字，就有了好帖，从此在民间流传。
一、传统哲学的考察
传统哲学是和现代哲学相对而言的，指的是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中叶的思想形态。它由两部分组成即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这一时期主要的思维方法是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也可以分经验性的形而上学和抽象本体性的形而上学。
经验性的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的兴起有密切联系，其发展是通过材料的收集与整理而进行的。在搜集材料时，要把完整的事物进行分解开来或是把完整世界进行分类，这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现存事物和理解世界。但如此一来，人们就只顾及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整体被忽略了，事物的发展不再受到关注，人们只会着眼于孤立无联系的部分或个体上。人们只注意了分析，但忘记了综合。洛克和培根倡导这种方法，产生了固定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致孤立、静止和无联系地考察事物，对事物之间的联系与转化视而不见，概言之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种方法多偏重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与理解，故又被称为“经验性形而上学”。
山林绿树旁，几十亩田地以篱笆隔成棋盘状方格。每一格便是一垄精耕细作的熟地，依四季不同，大小不等的长方形、正方形田埂里长着应季时令蔬菜。但凡爬藤的、挂果的、梗叶的、块茎的，青红白黄各色蔬果，绿油油长势喜人。田畴外斜坡上，依次排列着锹、锄、镰、耙、犁、瓢等十八般农具。田间纵横之小径，统统通向围在菜地中央的一口池塘。塘边一头等待套犁耕田的水牛漫不经心地啃着青草，塘中一群麻鸭正在悠闲戏水。四五块木跳板搭在塘沿四周，随时供耕者担水浇灌或洗濯。颤悠悠的跳板一端，备有木桶、扁担和竹篮、篾箕……
德里达反对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否认世界有某种特定的本源、本质，世界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争论以及本原、原则的问题。他认为，传统哲学总是预设一种恒定不变的本质，然后要求人们去认识这种本质。而在这种过程中少不了语言的参与，即让语言的呈现与所描述的对象相一致。人们认为语言具有非凡的能力，可以准确地描述对象而使它们之间保持一致，为语言赋予了一种本体认识的通达能力。德里达将其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中心主义”，体现了一种先天“在场”的思维模式，这是必须进行消解的。“语言中心主义”强调一种具有压倒一切性的宏大叙事，而这种宏大叙事是应该消除的，从而把视角转向非宏大叙事。德里达通过弥赛亚性来表明他对特定形而上学的反对，他说：“弥赛亚性，不是弥赛亚主义，它是经验的普遍形式，它超越了某一确定的弥赛亚主义，超越了基督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而是等待某人的到来。它是一种敞开，面向未来，面向即将来临的人，面向一切存在的未来，它是一种不确定的承诺。”[4]（p97）可以说，不存在超越的、恒久的、中性的、非历史的原则，一切事物都是面向未来并且是无限敞开的，没有固定的轨道或典范，一切都处于不确定性中。在任何时候，人们都不会把捉到那个绝对的基础，不可达到真理最后的殿堂。理论的、中立性的事实只能是个海市蜃楼而已。
所谓“抽象本体性形而上学”，就是探索世界的基质、本原，把抽象实体看作万物之本体，提倡这种形而上学的包括古希腊哲学、近代哲学以及黑格尔哲学。古希腊哲学力图在探索一种“终极存在”“最初本原”中去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行为基础。在近代，理性主义者把“抽象的本体”当作万物的本性。如斯宾诺莎强调“实体”，笛卡儿探索“第一因和真正原理”，在此基础上他们演绎一切思想、制度和事物。康德创立德国古典哲学，提出了著名的“二律背反”，但是把“物自体”看做只能遥望不能达到的抽象物，并把它留给了宗教。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创立了庞大辩证法，否认理论认识的一次完结性。然而，黑格尔承认“绝对精神”的存在，绝对精神从“自在”走向“自为”，经历了一种循环而返回自身，从而完成其理性王国的建构。人被剥夺了能动性、主体性而成为机械人、空心人。如果说“经验性形而上学”注重经验内的形而上学的话，那么，“抽象本体性形而上学”则强调一种抽象的本体论。但是，无论是经验的形而上学方法还是抽象的本体论，都会导致否定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并最终使人从属于一个抽象物，使人失去主体性。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进行批判，但又滑至另一种形而上学的深潭。他的哲学思想失去了辩证的意味，同时保留了西方传统哲学特征。孔德开始拒斥形而上学，并提出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命题。他的思想没有改变在人们思想的深处所留下的形而上学的印记，影响了后来的思想家，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又为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原料。
二、西方哲学的两次转向
西方哲学发生了两次转向，即“认识论的转向”和“语言学的转向”。西方哲学最初主要探寻世界的本原、基质而忽视人的问题。世界被分为本原与派生物，人也被划入了派生物这一层次内，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是找到事物最终的本质与规律。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理论，使西方哲学的探索视角转向了人自身。康德继承了这一传统，同样地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了考察，以免超越认识能力之外的“幻想”认识产生。
认识论的转向为人们走出形而上学的“城堡”指明了路径，但又不自觉地走向另外一种形式的形而上学的“大厦”。形而上学的建筑注定是传统哲学家们永恒的家。笛卡尔与康德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二元论或不可知论，他们依旧坚持原来的本质主义或本原的“在场”优先性。
19世纪末，由于生物学与生理学的发展，“思维”“经验”与“意识”等认识论相关范畴进入到人们研究的视野，分别成为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哲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些哲学家另辟蹊径，找到了数理逻辑这一治学道路。一些哲学家利用语言分析进行哲学探索，关注语言问题，进行语法、句法的分析，而把本体论暂时悬搁起来，这预示着哲学将要再次发生转向，这最终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中得以兑现。他认为哲学混乱的根源来自于言说了不应该说的东西，而正确的解决方法是把不能言说的东西与可以言说的东西区分开来。他提出了“语言的游戏”“意义论”等哲学命题，哲学完成了语言学的转向。虽然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具有反映论倾向的“境喻说”，但他又强调语言的意义和语言的游戏，认为语言的意义和特殊的语用、语境有关，从而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境喻说”，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特点，从而促进西方哲学走入后现代主义的哲学道路。
在英美哲学家重视分析哲学而悬搁本体论的同时，一些欧陆哲学家在人本主义领域进行着哲学的探索。尼采以文化反叛者的身份宣布要打倒西方人的精神信仰，他宣称“上帝死了”，让人们从所习惯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跌入了茫然不知所措的谷底。此外，尼采提倡强有力的超人意志，这也是对二元对立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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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赞同海德格尔对传统哲学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批判，并认为哲学家的治学就应该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文化模式扫除殆尽，但是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仍然不免形而上学式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即海德格尔进行“存在”与“存在者”的二元区分。
在尼采之后，海德格尔继续对西方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进行批判，同时，他也指出了尼采不足的地方。他认为，不仅柏拉图主义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而且笛卡尔、康德、穆勒、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也属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部分，认为他们都进行了实在和现象的区分。他认为尼采同样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传统，认为他进行了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把他称为权力意志的形上主义者。尼采把变动不居的权力意志置于首位，是对柏拉图存在与多样化、变动性的倒置。所以，尼采并没有摆脱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他是柏拉图阵营的殿军人物。这反映出海德格尔想做一名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家。但出乎海德格尔的意料，后来的思想家德里达同样像他批判尼采那样对他进行了批判。
正是借助尼采与海德格尔思想中形成的教训，德里达的思想更为彻底。海德格尔指出了具有二元对立的“柏拉图主义”或“存在—神学”的东西。德里达为了凸显传统形而上学的弊端提出了“在场的形而上学”或“逻辑中心主义”的概念，还制造许多相关词如“延异”“踪迹”“播散”“替补”等，以阐明其解构主义思想。德里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通过‘延异’来解构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或存在与存在者差异本体论的新形而上学”。[1]（p135）其治学的目标就在于打破二元对立，破除思维的等级性。
三、德里达从语言角度对现代性的解构
需要指明的是，德里达并不是想用一个中心去取代另一个中心，即德里达破坏掉言说一直具有的中心性地位，并不是想再次建立书写所具有的中心地位。若如此，那只不过是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天花板下局部事物的调整与调置，而德里达不希望建立任何中心。按照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方式，德里达对现象/本质、必然/偶然、内容/形式、表现/隐喻等对立继续消解下去，并进而怀疑理性、价值、本源等概念，把视角转向了形而上学大厦本身，开始消解中心的在场与相对的不在场。
德里达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是从反对结构主义开始的。他反对结构主义所提倡的等级解构、中心主义，力求打破固有的结构和中心，消除意义的固定性，最终消除本体和在场性。德里达通过语言这一路径进行批判。语言在西方哲学上被看作经验性的东西，体现着事物的本质，与“逻各斯”等同。“逻各斯”的含义就是语言或定义，指事物的规律或是中国哲学所说的道。在德里达看来，“逻各斯”是存在于世界上事物内部的根本性的东西，这属于先在的或“在场”的形而上学，即一种本质先在的、提前“在场”的形而上学，所以后现代主义认为传统的哲学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或是“语言”中心主义的。这种语言观在基督教的传统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圣经·创世纪》讲到，从发光的星体到地球上的飞潜动植，皆因为有存在的必要，也就都有了。语言就等同于事物了。而德里达所要做的工作便是消解掉逻辑中心主义，破除掉传统形而上学、本质的在场。
“在场”的逻辑意味着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有一个本质的中心，语言则对这一中心进行把握。“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或是“语言”中心主义会使人们在观察、认识事物的时候产生二元对立，即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存在着生与死、精神与物质、中心与边缘、本质与现象、内与外等等二元结构的对立，前者代表着中心，具有根本性；后者则属于边缘，具有衍生性。人们始终将视角固定于前者，于是在认识上就有了真理与错误、深刻与肤浅、权威与普通、经典与阐释的二元对立，这是体现了不同的等级秩序的观点。这种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形式使人们故步自封，严重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必须予以消解。
意义充满着不确定性，是变动不居的，文本之间具有互补性，可以相互借鉴。如此一来，不但此前的等级秩序、中心点被破除了，而且事物的不同要素之间、等级秩序的对立之间进入到一种可以互相游戏、交流、融通的状态。需要指明的是，语言与书写的对立只是众多二元对立的一种，是典型的语言中心主义，也是德里达所要解构的对象。在柏拉图、索绪尔等思想传统的西方语言观里，语言与书写、说与写通常被对立起来。在这种思想传统中，言说优先于写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言说的时候，说者与听者皆在同一场景中，说者对于自己所想所说的具有清楚明白的意识，能保持自己的所说与所思的一致性，而听话人同样可以在相同的情境下通过说者的言说而理解其所思、所想，因此言说体现着直接性与同一性。而书写则是写作者在不在场或出场的情形之下进行并传播一定的观念，书写使得意义被封闭起来，不能进行即时的了解。它即使在以后被了解了，也不能等同于书写时作者的原本的意思。就不能获得写作者原本意思这一点来讲，它是不可能当作获得真正知识的途径的。在传统的语言观看来，口头语由于其在场性、始源性、意义源头性，被赋予了一种肯定性价值，具有真理的自明性，而写作就被置于一种次要的、附属的位置。这种增补的、附属的符号，已经第二次远离了始源（言说是第一次远离。不过按照传统的语言观，这种远离尚可以窥视并把握本源的形象，而第二次远离就造成了隔阂，已经不能眺望到本源的形象了），它成为一种会造成不可避免的误解的东西。如果这种写作的形式不能消除，就会影响到本来语言系统中的言说与意义的自我统一性。维护体现真理权威性的具有自我在场特性的言说而排斥使意义模糊不明的写作就成为势所必然。所以，德里达重提书写符号的权威性是对言说对写作、在场对空场、源头对流行的颠覆，也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中心主义的宣战。在德里达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赋予言语的特权是不合法的，因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言语优于书写（文字）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德里达的论据是，人们并非先有明确的、固定的意义，然后在用口讲出来，再写成拼音文字。事实恰恰相反，‘在狭义的书写（文字）出现之前，书写（文字）早已在使人能开口说话的差异即原书写中出现了’”。[2]（p106）语言并不具有中心性地位的合法性意义。
德里达认为，写作不能被看作是写作者真实意义呈现的妨碍，而认为写作会阻碍表达者的真理呈现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德里达认为，在言说与写作之间没有绝对的二元对立，而且言说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呈现着意义的模糊性、冗杂性。传统语言学的观点认为，书写只能纯粹地记录语言，是为了说话者“出场”的情况下，言说的意义可以得以流传。其实，文字的流传重复同样可以体现言说的重复性，因为文字虽然记录了言说，但对于一句言语表达，无论说者与述者所思、所想为何，它都是有所指的。所以，不仅仅是写作会具有传统语言观所说的重复性，言说同样不可避免重复性，只不过这种重复性被言说与文字的二元对立遮蔽了。
座位安排采取同组异质、异组同质的方式，即A、B、C搭配，优中差合作学习，以优带差的方式。具体做法：C层学生靠近讲台，A、B、C三层学生按照后、中、前的次序排在一列，A、B两层学生在同一排交错排列，即横排为A、B、C不同层次学生相邻坐，结成“同组异质、异组同质”的合作小组，进行帮带学习，实现A、B层相互促进，帮带C层的目的。
德里达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非常具有启发性，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特点：
自从哲学诞生以来，本体论就受到了重视，它是哲学的核心。哲学从思考本体论开始，因此，本体论是哲学的恒久议题。不过，从孔德起，就产生拒斥形而上学远离本体论的思想；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不满足于回避或远离本体论，他们希望彻底消除本体论，否定“逻各斯”，进而否定哲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传统哲学和本体论的拆解是从语言着手的。
批判形而上学本无可厚非，但是德里达顺着这一思想去解构一切、消解一切，消除意义的确定性，必使德里达走入困境。德里达预先设定了二元论对立，然后全力地进行解构，在他解构真理、价值、在场等传统哲学主要概念的同时，又保留了传统哲学的某些概念；他消解的传统哲学的概念，赋予了事物以不确定性的意义，又重构了其“后现代”思想，将“不确定性”定为确定性并为其赋予权威性，德里达在用传统哲学的工具解构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之后，建构后现代思想之后，他就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一种他一直进行批判的类似于传统二元对立的新二元对立。但是，后来的学者认为，德里达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本身仍然属于逻各斯中心主义。[3]（p135）这一点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很有启发意义。他的“不确定性”成了新的本体论，而一切和“不确定性”相反的思想都和“不确定性”构成一种新的对立。而其所建立的“不确定性”的本体论具有一种“无可无不可”“怎样都行”的意味，这样就容易滑入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所建立的新的本体论的特征可以说是“无可无不可”。所以，罗蒂指出，德里达在逃避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羁绊之后，重又进入了新的形而上学的牢笼。存在的背后有一个更加根本的存在，一个更为深远的“根”或“本源”。仅仅对“无”的执着还是一种执着，因为除了“无”的存在还有“非无”存在，如果只是执着于“无”，那就又回到了德里达所批判的形而上学那里了。
四、德里达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点
（1）大学生融资能力不足。由于亲情融资的筹资成本低，筹集速度快，并且筹资风险小，在创业实践的过程当中，仍然把向亲朋好友借款作为创业资金来源的首选，他们缺乏整合多元化资源的能力，不善于针对项目的发展情况谋篇布局，缺乏项目的整体规划。更甚者，部分大学生向投资人或投资机构筹集资金时，往往不知如何阐述其创业的想法及其优势，更糟糕的是，有些大学生纸上谈兵而无实际行动。因创业时缺乏深思熟虑，大学生创业融资能力不足往往是致使其获取外部资金支持的短板。
1.向整体性、同一性开战。
德里达的后现代主义反对体系的建立，否认世界相互联系的整体性，拒绝承认同类事物的同一性。在他看来，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人不能两次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事物也仅仅具有相对的意义，事物之间紧紧具有相对、暂时与偶然的联系。一部作品也仅仅是一个文本，它从作者的手脱离之后就意味着这一文本是没有作者的，更无中心思想可言，正如一千个读者会读出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特定文本也会向不同的读者传达出不同意义，因而要求作品的整体性、普遍性与统一性只不过是一种奢望而已。德里达指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符号不是能指与所指的完美结合，所以，他引入了“分延”这一概念来消除意义的确定性，这一概念兼具“区别”与“延后”两种意义。他认为分延“从字面上而言，既非一个词，也非一个概念”，[4]（p135）而“分延”的定义是：“在坚持古典性苛求的概念化中，‘分延’所说是表明了某种构成性的、生产性的和原初性的因果性；是产生、构成不同事物和差异的分割、区分的过程。”[4]（p73）空间上，符号受到其他与之相区别的符号的影响，从而使其自身不可能具有同一性；时间上，符号由于一系列的差异区分而形成，总会使所指的“在场”发生延迟。所以，“分延”这一概念就体现了能指与所指在时间、空间中的对立与间隔性，二者之间必然会形成分隔状态以及延后性，从而造成统一理解的不可能。这样，语词就被解构了，其所具有的意义恒定性就消失了，解构了具有终极根源性的代表同一性、中心性的符号的意义。符号意义于是丧失了确定性，变得模糊起来，语词则相应地变为跳跃性、移动性的能指。在德里达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中，“不可言说性”或者说“模糊性”“不确定性”进入了舞台中央，而德里达所要做的就是向统一性、整体性宣战，以使不可言说性取得压倒性优势，让各种不同的见解纷至沓来。
所以，言说就失去了权威性与中心性，原来的中心性与边缘性的对立以及在场与缺席的二元对立就被消解掉了。言说和文字之间呈现一种互补性：言说是文字、书写的额外形式，文字是言说的记录形式，二者缺一不可，并没有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绝对优势。
2.反对形而上学，提倡多维性。
源头控制——减少产生；过程控制——减少排放；生产工艺与设计改进（发酵床、粪坑局部通风等）；饲养管理（清粪方式、环境管理等）；生物过滤（生物过滤、生物洗涤装置等）；化学、生物制剂。
在德里达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中，与本体论相一致的宏大的叙事将失去合法性，而单一思辨的叙事、英雄传奇、圣贤故事等元话语的语境将不再有效，而众多不起眼的小个体将走向前台，给我们上演“小型叙事”的大戏。后现代是“小人物”“小景点”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过程受到重视而结果渐渐被忽视，同时不同学术范式之间的界限将变得模糊，同时判断事物的价值观也会多样化。
在最新的DNV GL有关浮式风机的规范中指出[10]，锚链断裂等故障工况，应该在设计工况中考虑。目前，国内外对浮式风机锚链断裂、舱室破损等特殊故障工况还很少有研究。本文以IEA Wind Task30提出的浮式风机研究模型OC4 DeepCwind半潜式浮式风机为研究对象，采用ANSYS-AQWA计算该浮式风机在故障工况下的运动响应和荷载分析。该型浮式风机适用于我国南海海域，对解决沿海海域和岛礁海域用电问题有积极的意义，为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20年后的今天，我身体早已恢复得不错。我还会选择坐飞机，但我的切身经验教训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系好安全带，不要随意走动，即便是飞机指示灯显示你可以离开座位时，也不要轻易去做。
3.消除中心、探求差异性与变易性。
在德里达看来，如果有“中心”，就意味着有“非中心”，这就有了主要与附属、本质与现象以及内在与外在的二元对立存在。本质决定现象，内在决定外在，中心决定非中心。这本质上是“在场的形而上学”，是以逻各斯为中心的，是应进行批判的。德里达指出，“任何例如‘解构是X’的命题都是自取谬误的。不过，解构通常涉及一种关注自身的，去中心化的阅读方法——揭露一切中心的不确定的本质。”[5]（p100）他强调的是“去中心化”，探求的是差异性与变易性，他甚至反对对解构进行下定义，因为如果下了定义，就是在确定中心了。他把作品看做纯文本，在这里，作者以及作者的意图都已经不存在，文本的中心思想和主题也已经消失。同一文本，不同读者去读会有不同的意境产生，阅读成了一种语言的游戏。德里达说：“作为延异的文字，就是嬉戏活动，这些活动利用不单单是某种活动的东西来生产这些差异，这些差异效果。”[4]（p75）“概念通过系统的差异嬉戏，指涉其他概念。”[4]（p74）在这种游戏活动中，一切都变得漫无目的，变得饱含极大的不确定性，它含有模糊、间断、异端、多元性、散漫性、反叛、倒错与变形的意思。他指出，意义不可能由中心开始而向四周播散，而是像雪花散落一样，按照分延的方式随处无规律的播撒，这种随意播撒的凌乱性与无规律性是与传统的本质主义的中心性是相对抗的。完全地追求不确定性与差异性必然会使寻求一致与共识成为不可能，而德里达与同时期的哈贝马斯的论战也可以或多或少的说明这一点。
此外，德里达还对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放弃中心表示赞赏：“最令人倾倒的他对与某个中心、某个主体、某个特殊的参照系、某个本源或某个绝对始基相关的全部东西的公开放弃。”[6]（p286）这同样体现了他的去中心化的思想。
4.主体性的消失。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工业文明的进展，人们在喧闹中无意识的穿梭，在钢筋水泥中生活，在欲望的漩涡中打转，毫无自主性并承受着内外的压力，感到孤寂、彷徨、失落、怅然、无助、悲观、绝望、焦虑，德里达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形成，并对主体性的理论展开了批判。理性主体性自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理论时就业已形成。德里达认为，主体性是虚幻的，它只是现代性的一个假设而已。他是反对这种具有主体性的人道主义哲学的。主体性的确立必然要求客体的存在，而德里达是反对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的。他认为，主体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它必将世界机械地分为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德里达认为，主体就如同海滩上的沙迹，是可以抹去的，“主体最终被外化、被放逐了，其一直享有决定性的、本质性的地位被否定了”。[2]（p62）世界上存在的关系是众多的没有哪一个为中心的物与“无”的关系，这种关系应取代现代性的学者所设想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所以说，后现代世界的人们丧失了主体性，没有热情，变得漠然而最终毫无半点感情，变得麻木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现代哲学主体主义一直有一个基本特征，它不能胜任阐释文化的工作。它对文化的误解并非只是一枝一叶，一鳞半爪，乃是彻头彻尾，在理解人和世界时，它拒绝给文化留下合适的位置，使他自得其所。”[7]（p344）现代主义哲学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其实，这一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看出来，“人的精神活动的主体性被改造为人的感性活动的主体性，人不再等于自我意识……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人的主体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只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方面去领会。”[8]（p77—78）马克思把人的主体性降格为感性活动的主体性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德里达对于主体性批驳的合理性，主体性不是万能的、恒久的。
五、结语
德里达的后现代主义思想非常具有启发性。他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指明了言语与书写的对立，解构了言语中心主义，提倡多层次性，消除了中心并着力探求差异性与变易性，坚决地抵制理性，并成功地解构了现代性以及统治西方哲学上千年的逻各斯中心论，使西方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发生了动摇。
但德里达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难免存在着一些缺陷。德里达反对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但是最后却把真理本身也否定了，非常容易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他指出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仍然不免形而上学式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特点，即海德格尔进行“存在”与“存在者”的二元区分。但是，后来的学者指出，德里达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本身仍然未摆脱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范围，或者说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又最终地将其自身解构了。这一点说明，二元对立的思维形式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摆脱掉的。也许，破除二元对立的目标需要人们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并且需要思想家们时刻警惕在思想的道路上不要陷入现代性的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二元对立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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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9）06-0075-06
作者简介：李墨一（1989—），男，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高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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