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今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在根本上推动着一切社会存在的变革与日新。人工智能作为当代高技术的最新代表之一，将从根本上改变未来社会的组织、结构、运行及人之存在。对于社会工作而言，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而此种机遇又是与人工智能对众多工作岗位的替代为前提背景的，是与社会工作“人心相通”的职业特质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工作将因其“人对人”的工作特点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具有职业的不可替代性，继而在职业行列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意义权重；而人工智能元素融入服务实践中亦会对社会工作有额外的促进作用。长远来看，理性的社会工作者不应只看到“人皆可见的机遇”，而更应关注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如阶层贫富差距过大、个体适应乏力、生命意义感缺失以及工作场域中“人”与“人工智能”的磨合障碍。社会工作欲想实现自身的充分发展，理应把握此可能的机遇，先行预见人工智能之于未来社会工作职业维系的种种挑战，针对可能的“新问题”发展专业化的实践介入体系。
［关键词］人工智能；社会工作；职业特质
引言
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向来是人类社会演进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人类社会的形成、发展、演进除了与人类自身的辛勤努力有关外，亦与技术进步有根本关联。在此意义上，正是技术变革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型就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现时代，技术的影响力无所不在、无所不及，无论是作为专业的社会学、社会工作，还是人们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都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无视技术的影响。
当下，对人类社会影响最直接也最有力的莫过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其中人工智能技术尤能引起民众的关注①民众或期许、或惶恐、或怨纠，或是无所谓。。诚如李开复等所言，“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了，而且它就在我们身边，几乎无处不在。”[1]（p4）所谓人工智能，是在以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认知神经科学等一系列技术基础上创生而出的全新技术领域。它“是在计算机、控制论、信息论、数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相互综合、相互渗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它借助计算机研究人类智能活动的规律，并将其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人工智能目前已在指纹及人脸识别、专家系统、智能搜索、定理证明、博弈、自动程序设计以及航空航天领域取得了广泛的应用。”[2]（p1-2）在不久的未来，“人工智能社会”即将成为人们不得不生存于其间的全新场域，而且它已俨然成为影响民众情绪与社会认知的重要源头。人工智能以其全新的智能力量及高级生命形态定将对未来的人类社会产生根本性变革，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军事、法律、医疗、就业等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就社会工作而言，人工智能的全面来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更多是一种机遇，但从长远来看，理性的社会工作者不应只看到“人皆可见的机遇”，而更应关注人工智能对未来社会工作发展的冲击与挑战。
一、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
作为当代高技术发展的最新前沿，人工智能必将带领人类进入全新的社会景象，产生根本的变革力。“在可以预期的不久的未来，人工智能将极有可能继互联网之后成为带动社会结构性、全局性与革命性改变的重要因子。”[3]（p50-58）彼时，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定将远超过以往任何高技术。
（一）人工智能对未来就业的冲击
谈及人工智能对未来就业的影响，一种主要观点是认为人工智能会在很多领域实现对“人”的替代。当然，亦有观点认为未来亦会创生出许多新职业，而不是像部分人所担忧的那样，认为人工智能会实现对人的全面替代。
1.人工智能对原有工作岗位的替代。无论是从工作效能角度讲，还是从成本节约层面看，人工智能都代表了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一种主要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会对人类就业产生根本性冲击，导致大量科技性失业。对此，很多学者及业内人士作出预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列昂季耶夫（Leontief）曾预测未来三四十年将有大量工人被人工智能取代，从而形成巨大的就业与转业问题”[4]（p26-27）。吴军则推测由于人工智能的普及，未来“真正能够工作的或许只有2%的人”[5]（p40-48）。另有学者认为，未来“很多单一技能职业、劳动烦琐特别是一些程序性、常规性的工作或人工无法处理的精密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机器所取代。”而且，“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并非都是相对低端的岗位。”[6]（p18-19）这又与以往工业社会以来机械技术、动力技术对人的替代有根本不同。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多表现为对简单体力劳动的替代，但随之新技术的应用又间接创造出白领这一特殊的知识、技术及管理阶层。不同于以往机器技术、自动化技术对体力劳动的替代，人工智能将更多是对知识型、技术型白领阶层的替代，而这才是人工智能对未来就业最大的冲击。
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信息能力、智慧水平、自动化功能，以及日趋先进的行动能力与待人接物水平，不断日新的生物学习、深度学习、复杂学习能力，使其具备替代“人”从事相关工作之可能。如在医学方面，人工智能可拥有近乎最完备的医学知识、医疗案例及救治技能图式。就律师及法官职位而言，人工智能以其理性化、信息化，不受偏见、认知偏差、情绪、寻租及认知风格的影响，因之其所提供的审判结果无疑有望结束由“人”来从事所衍生的种种弊端。另以“司机”及相关职位为例，“无人汽车”已为我们预见到未来人类出行方式的一线曙光。未来，“无人汽车”的普及将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而不需由“人”来驾驶即可乘车出行将是技术发展的一种必然，而与此产业链相关的驾校工作人员、驾校教练等亦会随之不复存续，或者将不再作为“行业”而存在。再以银行为例。银行职员工作的标准化、流程化、操作化特点正契合人工智能的专长与低成本，因之大量职员被替代亦将成为一种必然。“从卡车装卸工人到法律研究工作者，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只要是重复性的劳动，都将被机器人和基于人工智能的软件取代。”[7]（中文版序VI）历史地看，电脑已经取代了抄录员、手工美术装潢人员，而当下的图书馆借还服务人员、地铁售票员亦已部分地被智能机器所替代。未来的趋势是，“一方面，智能机器人能够给卡车装卸货物，另一方面，软件机器人又在取代呼叫中心的雇员、办公室文员、阅读法律文件的律师和检查医疗图像的医生。”[7]（p28）彼时，人工智能的岗业替代效应不可谓不强，其社会影响不可谓不烈。
人工智能的应用会引发全新的伦理困境。其中既有人工智能对人类意外伤害可能导致的责任困境，更有人与人工智能共处所易引生的种种问题。而且，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关键问题，到底应由“人工智能”决策？还是应当由“人”来决策？如果人工智能决策出现错误或导致灾难，那么其后果又将由何者来承担？[11]（p120-128）
未来，人工智能应用到社会工作场域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社会工作，但人工智能融入社会工作中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助于降低社会工作者在调研、服务、数据文字处理等方面的负担，促使社会工作者将更多精力用于服务实践。“专业的‘社会工作机器人’在社区矫正、治疗戒毒和网瘾、老人的日间照料、家政服务、医务社会工作等方面扮演着与传统社会工作者同样甚至更加高效的角色。同时，人工智能对数据信息的收集处理、对档案的管理、对资源链接的时效性与广泛性等，可以很好地使得人工智能充当管理者、资源筹措者以及通过更加科学便捷的资源分析，对政策产生影响，即政策倡导者等角色。”[12]（p53-57）总之，人工智能可对医务社会工作、照料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研究等起到重要的技术辅助作用，实现社会工作实务的智能化。如人工智能中的智能轮椅、智能外骨骼、智能定位手表等皆可对老年人或残疾人的护理起到助益，对未来的社会工作实践起到帮助作用。
在大学阶段，新生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目标迷失，随着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的改变，新生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在学习动力和学习目标方面会出现茫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新生必须给自己寻找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为之制定合理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同时，可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在校期间的一个短期目标。
（二）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与信息风险
人工智能是人类技术累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它亦是为克服人类社会中既有的问题而生。人工智能与以往技术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是一种全新的生命技术①堪称有史以来人类创造出的唯一无机智能生命体。，在于其超出人类的“真正的智能性”。而当下的阿尔法狗、索菲亚等只是人工智能时代全面来临前的试行品，但问题是真正的人工智能时代尚未真正到来。彼时的人工智能定远非今日可比，彼时的社会问题亦与今日迥然不同。
1.人工智能社会中人的适应障碍。技术与经济的加速变动会对社会结构及社会运行产生重要变革。在此变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部分人的适应障碍或适应乏力。正如雷·库兹韦尔所预言的，“30年内，人类将到达一个奇妙的境地——‘奇点’，即电脑在智慧上全面超过人脑。”[3]（p50-58）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的“智”与“能”将全面超过人类，加之人工智能的高效能、低成本，故其将在众多领域实现对人的替代。因之，未来时代的人们若想不被替代，就必须拼命学习以跟上人工智能的步伐，或是尽力找寻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领域。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还将深深地影响个体的教育社会化历程。因之，在未来社会，就业岗位制限、自主性职业挖掘、不被替代的职业路径找寻就必然成为个体教育社会化需面对的沉重负担。加之在技术垄断时代，万事皆依赖人工智能，久而久之不免地导致人之自主性、思维能力与探索能力不足。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自然成为未来社会工作需解决的重点所在。
在当代社会的诸多风险中，又以信息安全问题尤能触发人的敏感神经。高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可能引致的安全问题向来是技术哲学、技术伦理学关注的重点。作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基础上的高阶技术，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数据安全同样是未来社会的重要问题。当下，数字电视、智能手机所引致的信息安全问题已时常见诸新闻端际，而摄像数据被盗引发的信息安全、隐私安全更是导致人们的安全感缺失。未来，当智能芯片植入人体，如在人的手腕中植入微小智能芯片作为门禁卡或驾照替代物，那时人的信息安全若是出现问题将远非人的主观意图所能规避。又如2009年日本三家公司公布其研制的Asimo系列的最新智能机型可用以探测、解读人脑的活动图与脑电波，“这项研究可以看成利用意念控制机器，也可以认为机器已经读懂人类的想法。”而当“人脑中所有的想法、意识、理想、信念等都将会成为智能机中可以查阅的信息”，那么思维隐私的流失及其被窥探都将触动人们“不安全感”的神经[2]（p1-2），这个意义上的不安全感将是以往高技术所致的信息安全风险的程度与级别所不及的。
（三）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困境
伦理的本质乃是关系问题，是应然与实然的关系问题。人工智能应用的一个伦理难题是如果机器犯错应由何者来承担责任。以无人驾驶汽车为例，如果出现车祸，其责任主体由何者承担？又如何承担？[10]（p27-32）再以人工智能进入家庭的伦理困境为例，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之一是其作为生命体进入人类家庭，进入家庭生活空间。人工智能与猫狗之类动物伴侣不同，与电脑、手机亦有本质差异，它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其是生命体，是超乎人类之上的无机智能生命体。因之，如何对待智能化、无机化且与“人”相异质的家庭新成员即成为人类不得不面临的伦理问题。是将之作为宠物？还是作为“家人”？抑或是奴仆、同伴？当其在场时，家庭成员间的相处方式是否会因人工智能这一“他者”之“看”而改变？人们又当如何因应此种变化了的伦理环境？尤有进者，人工智能还会出现在街道、社区、广场及其他公共场所。最重要的是，人工智能还将伴随个体的成长，影响个体的社会化进程，对个体的人格产生影响。这些皆是困扰常人生活及情感的典型问题，是在未来社会中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的。
营养支持治疗主要包括肠内营养、肠外营养,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可选择适合患者的治疗方式。根据临床相关数据显示,传统的营养治疗只是单纯的将氨基酸、脂肪乳以及葡萄糖输入患者体内,认为这样既可达到营养支持的目的。但由于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等外部因素均有所差异,所以营养支持治疗应当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而有所差别[4]。个体化营养支持治疗,在传统营养治疗的基础上,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适当加入微量元素、电解质、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真正做到“对症下药”。
新技术对人的替代将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一种总体趋势。在此大势下，经济学家口中所言的“人口红利”在未来可能并不是红利的担当者，反倒可能成为社会的被供养者。而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又主要发生在人类落脚城市、实现向第三产业的转移之后。彼时，“人”的谋生角色如何实现将成为一个严峻问题，它亦将成为社会政策及教育领域必须认真省思的根本问题。
二、人工智能之于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机遇
人工智能会对未来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根本影响。就社会工作专业而言，人工智能带来的首先将是一种机遇。人工智能的发展为“社会工作的春天到来”提供了现实可能①虽然当下社会工作者们一直在呼唤“社会工作的春天”到来，但此处我们要说的是，“社会工作的春天”只能伴随人工智能而实现。，而此现实可能又是伴随人工智能对人类就业的整体性冲击而生的。
（一）“社会工作”的职业特质及其不可替代性
人工智能在未来社会的高度发展，将导致大量传统岗位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正是由于许多原本由“人”来从事的职位被人工智能替代，故而导致一个必然后果是未来可由“人”来从事的岗位将十分有限且弥加珍贵。但当今的现实是，世界人口又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因之不可避免地导致存续下来且可由“人”来从事的工作职位的“意义权重”提升。“社会工作”的职业权重就在于它不会像许多传统行业或岗位那样被替代，这又与社会工作的如下职业特质有关。
首先，社会工作对象的特殊性。社会工作所要服务的乃是身处特殊困境的个体，其服务目标在于解决个体心理、社会及生活保障问题，继而促进个体的成长。但服务对象的问题并不会像躯体疾病那样可径直通过仪器检测出来，而是需要“人对人”的直接接触、沟通与互动，需以真诚、共情、尊重、倾听、耐心等专业化方式促进服务对象的抗逆力、心理保健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与自我探索能力的发展。而且，服务对象的需求满足本质上只能在“我—你”关系中才能得到实现；只有在“我—你”的关系中，人之本真存在方得以敞开，人的存在需求方可真正得以满足。
②利用H3PO2进行化学镀银反应中,氧化剂与还原剂的物质的量之比为4∶1,则氧化产物为____(填化学式)。
其次，社会工作问题呈现方式的特殊性。无论是医生、法官、司机还是银行职员，其最大共同点是工作展开的前提需有相关对象前来看病、寻求法律公正、具备出行需求，抑或是到银行办理相关业务。所有这些均是由其职业或行业特点决定的。与之相对，社会工作的特质就在于其不仅接受机构转介或他人推荐的案主，而且社会工作还会主动寻找潜在的服务对象，进行外展社会工作。此外，社区工作本身即立足于居民所生活的场域，是为社区中的居民服务的，主动发现问题并开展服务乃是社会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学校社会工作、企业社会工作本身就立身于学校与企业，是为学校的学生及企业员工服务的，所有这些工作均需由“人”这一服务主体来进行。
再次，心理问题解决的特殊性。社会工作服务的一个重中之重即是对服务对象心理问题的解决，如焦虑、孤独、压抑、压力、恐惧、无助、强迫等都是当代个体容易出现的典型心理问题。正是由于个体心理问题的特殊性及其迫切性，决定了只能由“人”作为主体来进行服务，而且只有在“我与你”的本真关系中才能实现服务对象心理问题的真正解决。而“我与你”的本真关系只有在“人”与“人”的直接互动中方能得以实现。
社会工作乃是社会运行及社会保护的重要职业角色，具备“人心相通”的专业特质。“人”在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主体地位。无论是服务对象、还是心理问题解决，都需由专门化的“人”这一主体来提供。社会工作的典型特点是其“人对人”的工作特质，而以往的职业医生、律师、司机、银行职员等职业的典型特色更在于其现代化的医学知识、法律储备、驾驶技能、办公操作流程以及实践经验。然而，这些似乎更容易成为未来人工智能的独占性专长。与这些正规行业不同，社会工作一开始就是以“人对人”的方式展开的。服务对象为“人”自不待言，主体之“人”是社会工作中最不可替代的资源，社会工作的鲜明优势体现在社工服务主体能“聆听个体故事、明晰社区自身逻辑”，而且它亦“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信息源。”[11]（p120-128）
（二）人工智能之于社会工作的促进
2.人工智能与新职业的创生。人工智能会在诸多领域实现对人类劳动力的替代。当然这并不是说人工智能一定会导致“人”的整体性失业，亦不是说“人”一定会被替代。人类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智慧借鉴，即新技术在替代原有行业的同时一定会创造出新的行业，“被剩余的个体”会主动寻求并创生新的职业，未来的“人工智能社会”同样会部分地延续此种逻辑。人类社会向来有其自组织功能。有需求的地方自然会有市场来填补，没有需求的地方“市场”亦会激发人们产生新的需求。我们应深信，社会分工有其自组织功能，因之不必一味地作简单线性的担忧、恐慌。人工智能的普及不仅会实现对原有行业的替代，亦会促使一些新行业的勃兴，如人工智能的研发、监管、制造、销售、维修、售后、回收、运输、送货、上门服务等一系列职业环节。社会本身的自组织功能亦会产生代理、广告、营销等与之相连的次级行业，而其他如为人工智能提供基本原料、零件、能源、机床等相关产业亦会勃兴，这些产业会有“人力”需求并生成新的职位。如有的学者所言，人工智能对社会就业结构可产生创造效应，这又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首先，经济的高效发展会带来新的就业岗位；其次，人工智能会节约产业成本并增加额外需求，继而有足够的资金创造新的就业分支机构；最后，人工智能还会产生“新的商业范式、新的业态”，继而“催生新的就业形态，使得社会上灵活就业、弹性就业的比重显著上升”[6]（p18-19）。此点可通过互联网及交通技术发展所促生的种种新职业形态略见一斑：如近年来经由新媒介创造出的许多自由职业，如网红、送餐快递员、网络听书诵读者等都是以前所没有的新职业。这亦是需要我们辩证地观待人工智能之于人类就业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由。
三、人工智能之于未来社会工作的挑战
在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带给社会工作的更多是一种春天般的机遇。然而就更长的历程观之，我们却不得不因应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挑战。大体而言，人工智能对社会工作的挑战主要包括更严峻的社会问题、普泛性的心理问题，以及社会工作如何顺应人工智能融入等问题。
（一）阶层贫富差距过大所致的社会问题
研究中所用软件版本为SPSS19.9，计量资料用（±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人工智能引生的心理问题
社会存在的变革必然会引生社会意识的变化。人工智能所致的社会环境变化最终必引起人们心理意识的变化，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出现新的心疾。
当代社会被称之为风险社会。在吉登斯看来，风险与危险不同，“风险与冒险或者危险是不同的。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8]（p18）当代社会的风险更具人为特点，科技在其中扮演尤为特殊的角色。人类社会因之被称为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往往超出人们的计划、方案及实践之预期，如丹尼尔·贝尔写到的，技术倡导者“只对单方面的效果感兴趣”[9]（p29），但问题是技术的影响却远非单向度的。
2.人的意义缺失。未来社会，一种可能的前景是众数个体不需工作即可存活，这样的现实决定了多数个体会成为“被闲下来”的人，“闲”将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常态。但问题是，当人处于“过度闲”且“不得不闲”的状态下，个体的生命价值及生活意义又该如何找寻？如果缺失了通过“工作”来发展自身价值感及与他人建立深度联结的机会，那么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将不得不处于缺失状态，而此种意义缺失又有可能演化成一种普泛的社会心态。因之，整体性的意义缺失定将成为社会工作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总之，人工智能会对未来社会各领域产生弥漫性的影响。社会工作有必要充分借力人工智能的技术惠赠，利用人工智能促进自身行业的发展。
当个体若是失去通过劳动、知识与勤劳实现自身生存资料获取、经济来源支撑及社会价值贡献的机会，变成高度发达时代主要依靠领福利金过活者的时候，那么其生命意义感、自我价值感又何在？当众数个体成为社会福利的过度依赖者、娱乐至死的欢娱者，试想彼时存在的将不只是少数个体性的意义危机，而更将是人类整体的意义缺失。正如有学者所言的，“‘无用阶级’的唯一用处，可能只有成为器官的供应者而被养着，像大白猪一样吃好喝好，直到那一天，给你一针药剂让你感觉身处仙境，然后，你就真的仙去了……”[13]（p10-13）这不得不说是无用阶级不愿想见的一种场景。因之在未来的技术垄断时代，人的意义缺失问题不得不深思。
3.直接人际接触匮乏所致的“问题”。未来，人工智能将成为新环境的特质组成，人与人工智能的交流、合作、共生将成为新环境构成的常态。此一新环境构成的一个必然后果是导致人与人直接接触环境的减失，人与人本真接触机会的减少，人之接触匮乏问题正由此而生。心理学中有大量直接人际接触缺失导致人之情绪、心理及人格“问题”的典型案例：无论是荒岛余生的坚持，还是山东农民北海道深山隐匿14年的事例，均是直接人际接触缺失所致的后果典型。西方心理学家沙赫特的孤独实验更是生动地说明了人之生存结构中是多么强烈地渴求一个“他”，多么强烈地需由“他”来作为自我存在的意义构成。要之，直接人际接触的缺失将导致人的孤独、寂寞、焦虑、不安、烦躁与无意义。早在若干年前，奈斯比特等人在《高科技，高情感》一书中即充分看到信息技术对人际接触的隔离作用，他们写到，“尽管我们通过互联网和手机串联在了一起，但却借助增加了的科技手段在身心上更加远离他人。而且，科技使我们分心，让我们错失了跟他人结交的机会。”[15]（p438）
这些举措为西达里亚油田带来6.1万吨经济可采储量，使其油气资产折耗从2017年的5681万元大幅降至2018年的1880万元。
（三）技术进步与社会工作的“专业顺应”障碍
人工智能对社会工作的挑战除了可能导致的社会、心理及伦理问题外，更有人工智能作为新环境“必要组成”对“人之适应”提出的新要求。人工智能进入社会工作的实践场域，既可成为社会工作实践服务的技术辅助，同时亦可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必要工具。
由于网购的特殊性，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往往会根据商家的退货政策来决定是否购买产品或者退货。在能购买运费险的电商平台中消费者会根据商家是否愿意提供运费险来评估其品牌信誉度，主动提供运费险的商家往往能获得更高的品牌认可度和顾客忠诚度，减少运费纠纷和增加回购率。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模型研究，利用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消费者对网购退货都较为理性，并不会仅仅因运费险的存在而提升退货率。运费险只是影响退货率的众多因素之一而非决定性因素，对退货率较低的消费者而言，运费险的出现对其网购活动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
人工智能可成为老年人与残疾人照料的必要技术辅助，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智能工具，用以收集资料、分析问题、形成文案、给出建议。同时，人工智能亦会给社会工作带来诸多挑战。具体而言，这些挑战有：第一，社会工作照料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后果。历史地看，技术的社会实践总是伴随意想不到的后果，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写到的，“在任何情况下，精心设计的方案和它们的实际实施都是两回事。”[16]（p258）就人工智能而言，虽然技术创造者们单向度地设想人工智能可以起到照料老年人、残疾人以及超时空照管老人与残疾人的智能辅助作用，虽然技术创造者们设想人工智能可以因其低成本及可长时间陪伴等优势，而不会像人类照料者那样产生厌烦与倦怠，但我们更应看到其对照料者可能产生的意外伤害。任何技术皆会产生意外的消极后果。不成熟期的人工智能可能并不会像技术创造者所设想的那么完善。未来是动态的，不可能完全按照人的主观意愿发展，人工智能同样如此。第二，人工智能与被照料者的共处障碍。一个生命会影响另一个生命，尤其是级别、类属、智能越接近的生命，彼此间共处的交互影响就越大。人与他者共处会产生交互影响，人与人工智能这一“他者”共处同样会有新的不适与障碍。当人与人工智能共处同一场域，其“感觉可能是舒适的，也可能是令人不适的。”[7]（p328）除了直接的利弊影响外，亦有人与人工智能共处可能带来的不适与尴尬。这些不适与尴尬中既有对信息及隐私泄失的顾虑，亦有“被照料者”对“人工智能照料者”尊重与否的问题，当然更有人们对人工智能这一“他者”之看而生的“不适”。在私人生活空间中，由于人工智能的在场，人们的行为、感受再难以像往昔那般自然。第三，社会工作场域中社工与人工智能的调适障碍。人工智能会融入社会工作之中，但是社会工作者对新融入的人工智能元素亦会产生适应障碍。在未来，由人工智能构成的整体环境中，社会工作场域中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一种必然。彼时，社会工作亦会面临是否要引进、运用人工智能的抉择。也即未来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若是不运用人工智能，则势必增加社会工作的人力、时间与财力成本，造成不必要的成本负担；若是运用人工智能，则必然需要社会工作者学习人工智能的操作知识，努力将社会工作实务与人工智能操作结合起来。此一过程难免会造成社会工作者的学习负担，同时亦会对未来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素质提出更高要求。
四、社会工作可能的因应之策
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许多学者均从不同角度提出过解决对策。高奇琦、张结斌提出个体性的因应路径：“一是通过学习提高自己，以加入新的就业岗位；二是通过心灵的调适，即静修来追求更为纯粹的人的价值和心灵的平静。”[14]（p25-34）徐选国、杨威威、徐永祥则提出要通过科学、政治、艺术三维路径实现社会工作的因应之道。在笔者看来，社会工作欲想实现自身的真正发展需积极参与到变化之中，切实发展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工作行政”促进根源问题的解决。
未来社会，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一种主要影响是阶层间贫富差距的断裂与扩大。人工智能的发展将由少数技术精英所主导，此为一定然之事实。正如技术统治论者所预言的那样，未来社会，“技术精英”将在社会阶层等级中占有关键权重，最终导致原有社会中的多数白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致使社会底层的人越来越多。但问题是，占统治地位的科技精英只占人口的极少比例，因之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很难避免。如崔鹏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兴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绝对不会像共产主义预言那般的温情脉脉。”由于资本的驱动以及财富分配的不均衡，使得“原本就富有的人更能享受到技术革新带来的效率红利，让其资本的增值效率变得极高。而反观那些相对的无产者，人工智能反而将变成争夺其工作机会的‘竞争对手’。”故而，相对的无产者要么拼命与技术赛跑，要么以极低的成本成为商业价值链的一环。因之“可以预判出人工智能的兴起会加剧马太效应，最终给整个社会的阶层之间撕开一道无法弥合的创口。”[10]（p27-32）吴冠军进一步指出，“当生物工程、仿生工程与人工智能工程所带来的最新利好，只是被这些极少数人所享用、把自身提升为‘钢铁侠’式超级赛博格时，这将对人类‘文明’带来真正的致命威胁。”[13]（p10-13）高奇琦与张结斌则认为，人工智能对失业的冲击将导致社会结构变化，“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将整个社会系统的结构翻转，甚至打碎这种结构”，由此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而这是“技术超人们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的问题”[14]。因之，如何避免人工智能时代“贫”“富”过于悬殊，如何解决绝大多数贫困者的福利问题以安抚绝大多数人的愤怒，这些都将是未来“社会工作”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一）社会变化与社会工作变化的先行预见
积极的预见是有效因应的前提，而未雨绸缪并对根本性问题进行反思则是未来社会问题解决的根蒂所在。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不能只抱着现有的教条、眼界与格局，只有具备预见的眼光并做好变化到来的准备才是社会工作立身的前提。对于人工智能的影响与冲击，“社会工作”的预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第一，未来可能被替代的工作岗位之预见。未来社会，“变化”将是最大的冲击，“新变化”将对人类的就业、教育、娱乐等产生根本变革。正是此种必然性预示了未来年轻个体及未成年人的学习与社会化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以适应更严酷的“转型”冲击。学生、家长、学校亦应反思此社会转型、学习转型与自身的适应问题。社会工作亦有必要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帮助民众调适对于“人工智能”的恐慌与不适。第二，未来社会环境之预见。“整个社会工作专业就建立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理念上。”[15]（p387）未来的社会环境定在根本上不同于当下，此不同的根本又在于“人工智能”作为生命体环立于人的生存与生活空间。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17]（p25）。环境的变革必使未来的人类行为发生迥然之变化。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及助人职业的施行又恰是以对“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研究为前提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必引致人类行为的新变化，而人工智能很可能是未来社会环境变化最核心的促进要素。“一旦一种新技术进入一种社会环境，它就不会停止在这一环境中渗透，除非它在每一种制度中都达到了饱和。”[17]（p226）因之，“社会工作”对于“人工智能”所致环境变革的先行预见就很必要。第三，未来“人”的心理问题及“人—机”伦理问题之预见。未来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将是人的意义缺失、精神空虚以及可能出现的人之“非人化”问题。这些意义缺失、精神空虚与伦理困境又与以往时代的类似问题不同，它们更多将不是由于制度因素、礼教限制、人际冲突与精神压抑，未来社会的心理与伦理问题将更具人工智能时代的特点。
（二）未来普遍化解决方案的先行培育
适应变化的前提是预见变化。但仅有此是不够的，同时亦必发展有效的问题应对方案。社会工作应先行针对人之被替代问题、意义缺失问题、心理困扰问题及可能的伦理问题，以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方式发展新的应对方案。需对未来社会的全部复杂性做先行预见，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方案的培育。未来时代，社会及社会工作的全新变化决定了我们再也无法简单地用传统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来解决，“而是需要在新时代提升社会工作自主思考、分析和解决社会治理难题的能力，并形成更具本土性、前沿性的社会工作介入范式。”[11]（p120-128）
我是来至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的叶桦，毕业后一直从事EPC 工程的设计和咨询工作。众所周知，任何涉及到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工程都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作，不可能由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完成，其中涉及到繁多的工作界面划分与专业分工划分。因此，在设计工作中不仅要处理好技术性文件和图纸等，还会涉及到很多沟通，协调，统筹安排的工作。
此外社会工作除了应积极面对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外，更应理性地思考人工智能对未来社会工作的替代问题。人工智能融入社会工作将是一个定然趋势，因之有必要对社会工作可能被替代元素进行必要的先行反思。同时，由于未来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偶然性、突变性，所以见招拆招，以变化的能力应对“变化”的到来就很必要。
（三）社会工作行政的漫漫长路
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问题”将不仅是社会、心理与伦理的，而更多将超出“社会”之外。而且，很多问题将非直接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及社区工作所能解决，亦非简单的治疗、预防、保健、救助所能及。对于未来问题之解决，我们亦需关注技术之外的社会逻辑、政治逻辑、资本逻辑及国家间的竞争逻辑，或许这些才是未来“问题”的根源所在。
我国体育教师教育培训主要由职前教育系统和在职培训系统两大系统组成。体育专业院校和师范院校的体育院系主要承担体育教师的职前教育，各级各类的教育学院和教师进修学校主要承担体育教师的在职培训。目前，我国高校中体育教师的培养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训练”比“教育”重要的思想使得体育教师职前教育的课程体系缺乏“师范性”。而体育教师正要通过体育教育学类的课程来学习、掌握和运用来实现其专业的垄断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建立和完善体育教育学科的课程体系是提高体育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育教师专业地位的重要条件。
这天晚上放学后，夏霖一个人撑伞来到农贸市场。正当夏霖琢磨着闹鬼事件是否是人为的时，突然远处传来几声尖叫。很快，从叫声传来的方向跑出一个人影，与夏霖差点儿撞到一起。夏霖“啊”的一声闪躲开。借着路灯发出的光，她看见了那人。
未来“问题”的解决，不应仅局限在个别、具体事项上，而更应反思深层的根源问题，而且更需国际间的通力合作。我们亦应承认，社会工作只是多元“问题解决主体”中的一个。社会工作不仅要促进未来时代个体的成长与抗逆力，更要在政策、宣传及资源争取方面用力，需在洞悉技术统治逻辑的基础上促进个体的增权。正如里斯所言的，“增权的基本目标是社会公正，即通过相互支持与知识分享，给予人们更大的安全以及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平等，不断积累微小的步子以迈向更远大的目标。”[18]（p321）此种路向正是“社会工作行政”所应矢志努力的重点。未来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工作行政”的探索之路会很漫长，但此种漫长却是必要的，此努力亦是值得的。
结论
总之，人工智能将对未来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乃是社会进化的一个必然态势。人工智能所致的社会变革首先会促进社会工作的繁荣，促进社会工作春天的到来，而这又与社会工作“人对人”的专业化、职业化工作特质有关。社会工作服务的提供主体是“人”，而且只能是“人”，其所欲解决的乃是人之心理问题、社会问题及生存问题。对于社会工作而言，人工智能既是一种机遇，同时更是一种挑战。此种挑战突出表现在：未来社会众数个体将处于不需工作即可生存的状态。彼时，人的意义缺失、伦理困惑、交往需求张力等均会对未来社会工作构成严峻挑战。
对于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我们不能一味地抱过于乐观的态度，对之必做复杂性思考。同时，我们亦应关注技术、政治、社会及资本的复杂交织作用。虽然社会工作可因其职业特性而免于被替代，但我们不能一味地因之而欣喜，而应认真反思人工智能对社会工作的替代问题，以有效地因应、权变。社会工作应努力发展积极的应对策略，预见未来可能的变化并发展现实的解决策略。当然我们更需理性地承认，未来对人类社会产生根本影响的还有其他技术，如航天技术、太空技术、军事技术、生物技术等将与人工智能一同促进人类社会的进化，促进社会变迁的生发。对此，社会工作应积极地关注、预见与因应，以专业化的体系促进服务对象的问题解决，促进人之幸福实现与生命意义维系。同时我们亦应理智地承认，未来社会中的问题并非全部可由“社会工作”解决，人工智能时代的很多问题将是超出社会工作之外的，需积极寻求社会工作之外的解决路径。
2.2.10 稳定性试验 取“2.2.4”项下供试品溶液（批号：S07014）适量，分别于室温下放置0、3、6、9、12、24 h时按“2.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结果，龙脑与内标物峰面积比的RSD为1.07%（n＝6），表明供试品溶液于室温下放置24 h内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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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2.022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2-0145-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历史认识论研究”（17CZX001）。
作者简介：奚彦辉（1979—），男，吉林松原人，科技哲学博士，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苏妮（1993—），女，山东潍坊人，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 杨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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