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平:跨国史视野下的宗教改革运动论文

何 平:跨国史视野下的宗教改革运动论文

摘要:宗教改革运动对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全球史和跨国史的视角出发对宗教改革的背景和后果进行进行再审视,可以发现宗教改革在16世纪的勃兴与14世纪以来欧洲反教和改教思想的跨区域传播和相互激励有关。此外, 黑死病的跨洲传入,欧洲1/3的人口死亡,教廷对赎罪卷的强力推行,使天主教的腐败达到难以忍受的地步。新教改革家提出的有助于减轻信徒的精神压力的新的宗教崇拜方式,也增加了改革的吸引力。活字印刷术的传入更帮助改教宗的思想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与此同时,地理大发现后世界贸易路线的改变,西欧和北欧商贸城市实力壮大,增强了它们要求教会改革和脱离教廷控制的信心。基督教的分裂, 地区性的宗教派别的建立,有利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形成。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离、宗教仪式的合理化以及对教会职责和权限的再定义,帮助基督教向其近现代模式转化。

关键词:宗教改革;跨国史;基督教;全球史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是对那时的基督教信仰和实践的一次根本性审视, 也是近代欧洲文明发展的催化剂。宗教改革运动兴起有其必然性: 革除教会腐败的社会舆论和要求;①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世俗政权要求行使主权,抵制教会干预,调整神权和世俗政权的关系;基督教教义和实践需要适应社会发展;人文主义思潮也促使人们对那时的宗教信仰形态进行反思。

Notch调节软骨细胞分化、成熟、增殖、存活只通过经典途径,并且激活Notch可通过RBPj依赖的方式抑制间充质前体细胞(mesenchymal progenitor cells,MPCs)向软骨细胞分化,促进增殖[9]。Dong等[10]通过敲除 Prx1-Cre、RosaNotch1ICD 小鼠的RBPj,逆转了发育异常的小鼠四肢软骨表型,并且逆转后的软骨与Prx1-Cre、RBPjflox/flox小鼠的软骨无法区别,证明了四肢软骨的分化中,RBPj是Notch信号通路唯一的调节物。

基督教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是作为下层人民的精神慰藉或者说“精神鸦片”而得到广泛传播。它的出现呼应了下层民众对罗马帝国种种非人性的社会习俗和现象的不满。早期基督教谴责十字架酷刑和在奴隶脸上烙印;主张废除弃婴、杀婴和角斗等恶习;反对奴隶制、陪葬、童婚以及一夫多妻制;宣扬博爱和怜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基督教的传播把欧洲文明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精神道德境界。现代社会许多现行制度和价值观念, 包括生命尊严、性道德、妇女地位、慈善、医疗保健、教育、文学、艺术等很多方面,都可以从基督教找到渊源。 ②

研究宗教改革运动的论著数量众多,方法各异。本文从全球视野、跨国和跨文化视角出发对欧洲宗教改革的成因和后果进行再审视。在这样的视角下,宗教改革的爆发就与中世纪末期和近代初期一系列的跨国和跨文化事件,以及早期全球化对欧洲社会经济文化的冲击有关,实际上,宗教改革运动本身就是一场跨越国家和民族的运动,对这场运动的理解当然就离不开全球史的视域。③

一、反教思想的跨区域互动

当理性思维发展起来后, 以反智为特征的宗教观念总是会遭到挑战。12世纪,法国瓦勒度派(Waldensians)就主张恢复以《圣经》为唯一真理,反对教会宣扬的炼狱邪说, 而被教皇视为异端。从这里其实就可以发现后来宗教改革运动的许多观念的端倪。 13世纪前后兴起的经院哲学总体上提升了欧洲理性思维,经院哲学家们的辩论加大了欧洲各地的思想交流。在欧洲不同区域学者们对罗马天主教的批判性审视中,可以看到不同思维方式和哲学认识论的路径。他们相互激励, 壮大了这股主张改革的思潮。

2.3.1 色谱条件 色谱柱:辛烷基键合硅胶为填充剂(150×4.6mm,5μm);流动相:0.01mol·L-1磷酸氢二钠溶液(用磷酸调节 pH 值至 7.6)-乙腈(75∶25);检测波长:302nm;柱温:30℃;流速:1.0mL·min-1。

基于随机场技术的图像分割方式是空间区域相互作用模型随机场对图像进行模型的创建,与概率的知识和模拟退火相结合对图像进行细化从而方便分割。运用这种方法有时候极易产生错误的分类,对于纹理和范围难以隔绝,因此在超声图像分割中的应用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索。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分类,他需要更加精确的技术进化。

1376年,英国皇家神学顾问,牛津大学神学家,约翰·威克里夫(JohnWycliffe,1320—1384)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宣称《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根据, 并且指责教皇干涉世俗事务。他的追随者被称为劳拉德派(Lollards)。“劳拉德派是一个建立在威克利夫思想上,并致力于传播其思想的运动”,“劳拉德派与威克利夫主义是同义词”。④“近代早期的新教学者如John Foxe的著作中,威克利夫和劳拉德派被描述为16世纪宗教改革的令人尊重的先驱。”⑤ “威克利夫的神学思想有助于增强王室的地位和削弱教会和教皇的权力”, 他也预见到“一场由国王和贵族发动的自上而下的革命。”⑥

威克利夫系统的改教思想,后来传到波西米亚,在布拉格大学教区长约翰·胡斯(JohnHuss,1369—1415)那里得到共鸣,形成了一次反罗马天主教的高潮。胡斯指责出售赎罪券违反《圣经》的原则。1414年,胡斯在君士坦丁堡会议期间被拘留,1415年,被处以火刑,由此引发了波希米亚反教皇起义,影响所及,威克利夫也被掘坟焚尸。 以捷克为中心的“胡斯运动意在改革教会和社会”,⑦其纲领体现在1420 年的“布拉格四纲要”(Four Articles of Praque)。 胡斯运动虽受到威克利夫思想的鼓舞,但胡斯本人也立足于波希米亚传统,包括受到14世纪Jan Milic of Kromeriz等学者的改教思想影响。“胡斯的改教派思想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的和教义的形式,借助它,基督教信仰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 并在与捷克世界的一种有意义得关系上被理解和实践。”⑧

“胡斯传统传入16世纪,在那里与路德和加尔文教的欧洲宗教改革思想相遇,经历了宗教和神学上的再综合。”⑨马丁·路德受到威克利夫和胡斯的影响,他主张唯以《圣经》为权威,这种主张包含某种宗教化的理性思维。德国的宗教改革思想与德国大学神学系的教育改革相伴随。路德的思想也传播到英国。“福音派和清教之间在因信称义上存在连续性。这是路德教关于可以和上帝自由沟通的福音的要义。”⑩

在法语世界,法国传教士加尔文提出先定论,宣称人得救与否完全是神所预定,他的主张被总结为“因信称义”。他是从基本观念的界定出发来推演说法。 从加尔文及其思想形成也能看到文化的相互影响。加尔文1509年7月10日生于法国北部皮卡迪的努瓦荣。他曾就读于巴黎大学的马尔奇学院, 学习期间深受人文主义及宗教改革的影响。1529年秋,意大利人文主义法学家阿尔恰提来法讲学,加尔文长途跋涉去布尔日听讲。 1533年,加尔文的密友尼古拉·哥普( Nicholas Cop)就任巴黎大学校长,发表就职演说,引用伊拉斯谟和路德的话抨击教会,要求改革,当局怀疑讲演稿是由加尔文撰写的,加尔文被迫逃亡。

反买卖赎罪卷运动的高潮中,日内瓦市民于1536年把法国宗教改革家法雷尔邀请到日内瓦,法雷尔又邀请加尔文来日内瓦协助。在瑞士巴塞尔,加尔文完成了著作《基督教要义》。 1559年,加尔文创建日内瓦学院,聘请诸多西欧著名学者讲学,还把大批毕业生派往法国、尼德兰、苏格兰、英格兰、德国、意大利等地宣传加尔文派主张。宗教改革思想于是在更为广阔的区域传播。

教派的分化开启了多元化的宗教认同,适应地域文化和政治实体形成后的现实。统一的宗教认同的崩溃,也瓦解了帝国秩序的宗教基础,客观上为欧洲近代国家的分离和形成,以及帝国体系和基督教联邦向近代国际关系秩序转变创造了条件。宗教改革促使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的分离,摆正了神权和世俗政权的关系。费尔帕特(Philpott)认为宗教改革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秩序;宗教改革的观念和宗教战争决定了国家制度,这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可以看出。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平条约关于“教随国定”的规定,是拥有领土的大公侯争取完全主权路上的踏脚石,这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直接干预开始减少。正如内克松(Nexon)所说,“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诞生于宗教改革运动”是一个共识。

改教宗的一个核心理念是回到《新约圣经》及其早期诠释者的思想和语境中去,以便清除弊端和腐败,重拾基督教早期的精神气质,使基督教重生。改教家诉诸早期的信仰和实践,批评教会为筹款的私利和满足大众的迷信心态,允许对基督教教义和实践的添加和曲解。他们攻击关于炼狱的说法和发行赎罪卷的行径,主张考虑社会现实的状况,重构教会的制度、信仰和实践方式。

加尔文教与瑞士的宗教改革运动呼应人文主义改革的呼声,更关注世俗政体的改革和社会道德改革。 1531—1560年期间,在瑞士流行的宗教改革思想是建立在加尔文的著名宗教课本TheInstituteofChristianReligion所阐发的理论基础上的。该书对英国的宗教改革思想也有很大影响。

在德意志和瑞士兴起的重洗派(re-baptizers),对低地国家的宗教改革运动有影响。以茨温利和格列伯(Cnrad Grebel)为代表的改革派认为,宗教实践的指导原则应“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质疑抵制外来的权威,认为婴儿受洗礼不妥,只有在接受并充分理解教义后再举行洗礼,即成年信徒洗礼,才能有意义。重洗派有原始共产主义思想的倾向,主张财产共有,强调和平主义与不抵抗原则。极端派甚至声称不获取投资利润或其他收益。在1527年2月24日萨特勒(Michael Sattler)草拟的《施莱塞穆勒信纲》(Schleitheim Confession) 中,他们的主要宗教理念得到充分表述。

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宗教改革运动的勃兴是欧洲各地区改教思想互相影响,长期坚持,最后在德意志和瑞士取得突破的结果。

二、黑死病的跨洲传播与宗教想象

为什么在16世纪,而不是之前,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得以壮大?这里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来的影响所造成的内部变化。对那个时代的宗教想象和信仰实践的反思与批判离不开战争、疾病传播和技术(活字印刷术)扩散等等全球性事件。基督教自诞生起,就创造了一个想象世界,它通过教义、仪式、教堂等人造景观,帮助教徒维系了一种精神状态。

1345年,来自亚洲大草原的蒙古军队围攻克里米亚半岛的加法城,蒙古人把因黑死病而死亡的士兵尸体抛入城中,导致意大利士兵也染上疾病。在热那亚登陆的的意大利人把黑死病带到了欧洲,这是疾病首次跨洲传播。其后不久,黑死病肆虐欧洲,造成欧洲约1/3的人口死亡。人间大规模的死亡为基督教的末日审判说创造了实景。但丁在佛罗伦萨郊外一所修道院躲避瘟疫时,其创作的不朽名著《神曲》也是以下地狱为主要场景,这颇能说明那个时刻的社会心理。

新教的“因信称义”的说法缓解了因黑死病的蹂躏,农村饥荒而大量涌入城市的新兴无产阶级的焦虑以及伴随的不满。大量人口死亡,许多城镇沦为废墟,这些场景似乎印证会有世界末日的说法,给赎罪卷的发行增加了说服力。心理恐慌增强了宗教迷信,下层人民对基督教的说法更加关注。在农村,黑死病使经济受到重创,人口的减少给农村带来经济和社会危机,16世纪初出现粮食歉收,大量农民涌入日内瓦、伯尔尼等城市,贫困到难以生存。赎罪的教义不仅带来心理焦虑,而且购买赎罪卷等同于缴纳额外的税赋。 这些是反对发行赎罪卷,要求改革宗教实践的群众基础。一个例子说明何以新教得以受到欢迎。为了防止群众骚乱,日内瓦等市政当局欢迎加尔文的说教,赶走他后,又欢迎他再回来。

加尔文的出版物大多以讲道的形式书写,这种极具针对性的宣传方式使他的思想能够得到很好的呼应。奥兹门特(Steven Ozment)认为,路德教的“因信称义”说法,缓解了那种认为必须悔罪和获得救赎的心理负担。这种心理负担是中世纪晚期的教会在信徒心中建构的。 加尔文教和路德派都否定赎罪卷、炼狱和“圣徒代求”等晚近天主教推行的说法和实践。 加尔文教的说法有助于基督教徒放弃以前灌输的神学意象;路德等人的观念也有助于教徒完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转换。彼得·曼德森认为,潜藏在宗教改革下面的是关于现实世界的观感,宗教改革运动以一个不同的想象中的世界代替了中世纪教会的魔化了的世界。

3)各类型废弃污染水井封闭层段和割管或射孔的位置应根据每个废弃污染水井调查情况,同时考虑其封闭原则确定,割管或射孔的长度以保证能把水泥浆液均匀注入到套管外与岩石的空间为准。采用割管工艺时,在封闭层段不小于5 m长度内,每1 m套管需割开200 mm长,以满足一个封闭层段的长度不小于5 m的要求。采用射孔工艺时,每一封闭层段射孔长度不小于5 m,射孔孔隙率一般应达到20%~30%,套管直径168 mm时取中值,小于168 mm取小值,大于168 mm取大值。射孔孔隙率按下式计算:

三、 印刷术的传播与宗教改革运动

缘起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升级和完善化,无异于给欧洲带来一场信息传播革命,它使得大量民众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原始权威文本,从而打破了教士对教义解读的垄断,其意义非凡。垄断教义的解读历来是僧侣维持其阶层地位的基础, 也是罗马教廷权威的来源之一。1542年7月1日,巴黎最高法院下令上缴包含异端教义的书籍,尤其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

在16世纪,《圣经》仍然是木匠、农民、雇工、富人和穷人都需要了解的书,他们从中找到关于怎样生活的教导。 活字印刷术大大降低了复制书籍的成本。《圣经》得以大量印刷发行,普通市民于是便有了阅读原著,了解基督教的原始教义的机会,并进而形成一定的批判能力,得以对教廷的说法进行甄别。

中国以及朝鲜延续发展的印刷技术经中亚的传播路线传到波斯和埃及,再到欧洲。蒙古人建立的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方便了印刷术的传播。 早在11世纪,造纸术就经阿拉伯人传入西欧。在11世纪西班牙手稿中就首次发现用纸书写。14世纪末,欧洲出现用木版雕印的纸牌、圣象和学生用的拉丁文课本。1452年到1453年,德国美因兹(Mainz)就有了用活字印刷的书。古腾堡用合金制成了活字母,发明了使用凸起的活字的印刷机和油性墨。

活字印刷术不仅易于大量印制,而且降低了印刷成本,是继纸发明以来的人类信息传播的又一革命性进展,它有益于《圣经》原文和该教思想的扩散。 1454年古藤堡在美因兹设立印刷厂,两年后就印刷了第一批拉丁文《圣经》。1469年,活字印刷术传入意大利威尼斯和英国,伦敦于1476设立了印刷厂。

宗教改革思想在城市中得到最早传播,是因为包含改教思想的著作首先是在城市中印刷出版。城市中的中产阶级最有经济能力购买书籍。在16世纪20年代法国中产阶级的书架上可以看到伊拉斯谟、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bon)的书。圣奥古斯丁的11册著作于1506年在巴塞尔印行,流行很广。这给主张改革的人注入了思想基础。 路德的论著,借助印刷术大量印刷,经贸易路线,尤其是汉撒同盟(Hanseatic Trade Route)地区贸易路线传播, 甚至经安特卫普、伊普斯维奇 (Ipswich)被偷运到剑桥 。 巴黎神学院1543年列出65部要求立即取缔的离经叛道书籍中,23部是在日内瓦印行的。走私书籍利润丰厚。有一位名叫劳伦特的书商为此移居日内瓦, 以便印刷出售这些书籍。印刷所印制出的经文本或宣传手册常有木刻图画,能够更生动更有力地表达改革思想。

印刷所在传播宗教改革思想上起到很大作用。伯纳德·莫利尔(Bernd Moeller)甚至声称“没有印刷所就没有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也称赞印刷所是“上帝赐予的最高级的礼物,它使得他的福音能够得到传播。” 鲁宾(Rubin)的研究表明16世纪以前就拥有印刷所的城市更容易接受宗教改革思想。Dittman和Seabold收集了1454—1600年间数千本印刷出的德语书和小册子,发现印刷所的增多有助于非天主教正统思想,包括改教宗思想的流通。新教徒多是受过教育的,尤其是受过人文高等教育的人, 他们的批判精神更强;另一些则是因购买或是阅读了印刷出版的书。“在城市里,宗教改革运动很快有了群众基础。 人群涌入教堂,把天主教牧师轰下讲坛,或者把中产阶级认为不成体统的雕像移下神坛。”“带有传统仪式的布道被抗议的和示威所打断。”

四、 贸易全球化对教派博弈的影响

宗教改革思想流行于城市之中,新教思想打破了正统天主教独霸的状况。罗马天主教的垄断地位取决于地方上世俗政权的支持。但为什么各地的统治者尽管感受到要求改革的公众舆论,却没有适应民意呢?晚近的研究集中在导致改革运动传播得更快的技术上的原因, 以及限制教会及其盟友阻止改革运动展开的事件。

在德意志、瑞士等地区的宗教改革运动背后,可以看到16世纪前后贸易全球化对欧洲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改教思想在16世纪首先在商业繁荣的自治城市得到呼应。 此前几个世纪的东西方贸易就使贸易路线沿线地区的经济繁荣。开始时,意大利北部,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是东西方贸易的枢纽和金融中心。地理大发现后,非洲和美洲被纳入了世界贸易体系,大西洋成为首要贸易通道。西欧、中欧和北欧不再是跨洲贸易的二级集散地。16世纪前后贸易的早期全球化, 改写了欧洲的经济地理版图。贸易路线的中心由北意大利转到西欧。繁荣的商贸经济使这些地区形成大量城镇。西欧和北欧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教廷所在地意大利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伴随着罗马教廷的掌控力相对下降,鼓励了宗教改革思想的提出。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贸易日益繁荣,西欧经济形态发生了变化。商业和远距离贸易的繁荣,使银行应运而生。银行家创立基金,为商人和企业保管财产,也提供贷款, 帮助他们进行新的商业投机。保险公司为风险较大的商业如远洋贸易提供保险。股票交易也兴起。投资者可以在市场上买卖外贸公司的股票。16世纪中叶,西欧、中欧和北欧,特别是纽伦堡和鹿特丹等城市成为贸易大公司和大银行所在地。

欧洲宗教改革也并不是一个完全光明的故事,新教徒对待异端或异教徒也是非常偏狭和残忍的,新教徒图驱赶伊斯兰教徒,进行社会净化。宗教改革运动也遇到巨大的反弹, 1542—1565的特伦特宗教会议上,类似罗耀拉那样的极端派和教条主义者逐条批驳新教的观点。反宗教改革的情绪在意大利16和17世纪的宗教绘画中展露无余,圣徒向上帝的祷告场面被描绘得极具感情色彩,圣徒常以夸张的姿势,虔诚地望着天空,两眼饱含热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对现代社会尤其是欧洲文明产生了很大影响。 有关它的历史记忆也流传了下来,对它的描述和意义的评价,过去以及现在都在不断地被重塑。

跨洲贸易尤其是茶叶和香料贸易的繁荣催生了一系列资本主义机构和体制, 如荷兰的东印度公司(1602),阿姆斯特丹外汇交易银行(1609)和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 阿姆斯特丹在15世纪就成为荷兰最大的商业中心, 到16世纪成为欧洲最大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也是世界贸易中心。1578年在沉默的威廉领导下接受了加尔文教。

Jared Rubin, “Printing and Protestants: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role of printing in the Reforma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96 (2) 2014,pp. 270-286; Bernd Moeller, Imperial cities and the Reformation: three essay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1972.

Nunziata和Rocco的研究发现在天主教信仰至上的国家中,持新教信仰的更多是工商业经营者。“新教开始时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宗教改革运动,但在新经济力量背后的人抓住这个机会,使之成为适应自己的经济需要……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动,推动这种变化的人群寻求建立一个能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的政治体制,以及能被认可和为之辩护的宗教。他们改良了新教, 使之能够包容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两股运动像新婚夫妻一样手牵手。”阿克卡马克的研究发现16世纪中叶,荷兰的识字率高于周边地区,这有助于经济发展和出版业的活跃。知识的增加以及由此造成的与宗教观念的紧张关系,最终演变成公开的反叛。

经济的增长导致出现多样性的精神需求。到15世纪和16世纪,商业的扩张和经济的发展使旧的天主教难以满足富有信徒的精神需求。这些人更有文化,感觉天主教会过于容忍迷信和类似魔术的活动,以及缺乏和《圣经》的联系。路德诞生前几十年, 虔诚的市民日益被与天主教相竞争的宗派所吸引。

⑥⑦⑧⑨⑩David Bagchi and David C. Steinmetz,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eformation Th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4, p. 16,p.22,p.27,p.27,p.181.

五、宗教改革与欧洲政治近代化的交织

宗教改革运动同欧洲的政治近代化相互交织。这种近代化进程与西欧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实体逐渐成形有关。这些政治实体的力量的增强和积聚得益于贸易全球化。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催化下,基督教联邦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联合体。宗教改革运动所涉及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正在形成中的近代国家、自治城市和公候国完善和巩固自己作为政治自治体的管辖权或主权之问题,如任命主教权,国王婚姻自主权,完整征收赋税的权力等等。

“宗教改革的动机与社会的要求相融合。”“通常,改革的呼声是从中产阶级往下扩散到工匠,而不是从劳工阶级向上传递。”“在洛斯塔克,鼓吹改革的首个教堂会众由码头工人、工匠、熟练工人、商人和大学教职人员组成。在萨克森, 矿冶业徒工是路德思想的最早拥趸者;在斯特拉斯堡和乌尔姆,工匠比显贵和商人对宗教改革运动更为友好。”

宗教改革也涉及到教廷和地方财政利益的分配问题。在德意志的那些拥护宗教改革的城市中,改革的纲领几乎相同,尤其是体现在以下几个凡方面:他们主张(1)让市政府控制教会事务;(2)推行能够被民众理解,并且简单明了的宗教仪式;(3)把目前为止被兰滥用的公共资金用于增进城市人民的福利,尤其是救济贫民, 医疗、教育和教区的其他社会服务性质的事务。纽伦堡成为社会改革的典范城市,它影响了包括斯特拉斯堡在内的大大小小的德国城市。

罗马教廷在全欧范围内征收“什一税”,买卖“赎罪卷”越来越被视为是罗马教廷对地方的财政榨取。 马丁·路德称之为“盗窃”。 宗教改革在政治领域的实践有助于君主增强实力。英国、德国、丹麦和瑞士都借推行新教信仰,剥夺了修道院的财产。宗教改革成功的地方,统治阶级都把教会势力剥离出市政权力体系,这改变了市政委员会,城市议会和王室会议的组成也都变了。新教君主现在不再依靠宗教精英,而是通过议会来获得合法性以及财政支持。

Bernd Moeller, Imperial cities and the Reformation: three Essay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1979.

鲍曼(Berman) 争辩说,宗教改革运动引发了法律思想和体制上的革命。路德和他的追随者拒绝教会和国家二元论的中世纪观念,转而提出教会活动和权威在精神领域,世俗领域归君主管辖的“两个王国论”理论。法律改革者、市政官员和领土统治者都接受这种观念并付诸实践,从而催生了统一的官僚体制。法律形式主义为北欧和中欧的市民社会国家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实验组患者术后6h、术后12h、术后24h、术后72h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依次为3.33%、3.33%、3.33%、6.66%,参照组患者术后6h、术后12h、术后24h、术后72h认知功能障碍发生率依次为33.33%、12.22%、20.00%、26.66%,组间差异明显,P<0.05,存在统计学意义,详见表1。

伊拉斯谟对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伊拉斯谟在欧洲各地旅居,吸收融合了欧洲多国的思想, 对改教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1516年,伊拉斯谟编辑刊印《新约圣经》,包含了《新约》希腊原文,以及拉丁文新译本(更为准确)和对经文的延伸注释。 这部作品在欧洲广为传播,被赞同宗教改革理想的人广为阅读和运用。改革宗学者的思想观念主要就是依据《圣经》原文和更早的《圣经》教义诠释者——圣奥古斯丁的解读来论证他们的改革要求的。

再如2013年中考作文《那段 的日子》,有些学生,写的是《那段温暖的日子》,文中围绕温暖只写一件事,而没有扣住“那段”,从而离题较远,失分较重。

六、结 语

宗教改革运动是宗教现代化和世俗化的一个必经的过程。16世纪宗教改革家试图使基督教重生。他们诉诸早期的信仰和实践,重新回到《新约圣经》及其最早诠释者的思想语境和实践中去,清除弊端和腐败,并试图依据社会现实的状况,重新界定教会体制、信仰的原则和实践的方式。1545年特兰托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期间,天主教教会被迫适应时代呼应,实施了许多的改革,对圣职人员的操守、教会纪律、宗教宣传等作了新的规定,试图重新发扬基督教信仰的新的修会如耶稣会(Jesuits)也成立了。

基督教居于中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的核心,它影响、帮助形成或规范了欧洲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式,思想的习惯,它的改革必然引起欧洲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巨大变革。 宗教改革家们帮助欧洲完成了一种思想和精神上的转换。宿命的精神被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所补充。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此有很好的解读。宗教改革运动推动了近代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建立,确立这种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就是在宗教战争结束时召开的。 宗教改革运动促进了经济发展。克里斯托博·杨(Cristobal Young)利用麦迪逊所编辑的世界两千年GDP数据,尤其是1500年到2000年的数据,发现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新教国家的GDP增长超越主要天主教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逐渐接近。

首先,应加强宣传教育,调动农民参与培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许多农民对农业机械技术培训工作缺乏必要了解,配合度不高。只有农民了解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及好处后,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培训工作中。因此,相关部门应告知农民这些必要的信息,打消农民疑虑,以实现农业机械技术培训效果的提升。其次,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大部分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很难迅速接受高深艰涩的理论知识。农业机械化培训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

注释:

① 15世纪90 年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正处于高潮时, 修士萨伏纳罗拉(Savonarolar)就以改革腐败的教会, 抨击奢华世俗世界为名, 掀起一场宗教改革运动。这场从原教旨主义立场出发的“宗教改革”运动给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带来重创。萨伏纳罗拉以激昂的布道,痛斥政教精英的败德劣行,呼吁世人回归使徒时代的简单生活,受到民众的欢迎。他随即建立了佛罗伦萨共和国(基督教共和国)。萨伏纳罗拉建立起来的清教徒式神权政体与后来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的政权多少类似。1498年, 萨伏纳罗拉被赶下台, 并被罗马教廷判处死刑。(保罗·约翰逊:《艺术的历史》,黄中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1页)。

② “这四部福音书所讲述 的故事和所传递的信息, 以及旧约圣经中犹太人的传统,不仅深刻而全面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道德观念,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我们的社会组织…以及我们生活中的婚嫁丧葬习俗”。阿尔文·施密特著:《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Alvin J. Schmidt, Under the Influence—How Christianity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汪晓丹,赵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0页。

③德国、瑞士、荷兰、法国以及苏格兰和英格兰都有宗教改革思想的兴起和实践,而且各自有不同特点。在英国,直到17世纪中叶宗教改革运动和反王权运动合流,促使所谓“新教革命”的爆发。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参见David Bagchi and David C. Steinmetz,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eformation Th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61-193.

④⑤Sascha O. Becker,Steven Pfaff,Jared Rubin,“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p.15,p.16,p.15,p.16,p.5,p.7,p.12,p.7,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4224333.

“宗教改革运动肇始于城市……这与高等教育有关”,“城市与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之间的联系可以在北意大利、法国、荷兰和英格兰南部找到证据,但最明显的是在德意志和瑞士。九位最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家中,六位居住在‘自由城市’”。慈温格利和布林格(Bullinger)居住在苏黎世;布塞尔(Bucer) 居住在斯特拉斯堡;加尔文住在日内瓦;伊拉斯谟住在巴塞尔的德科拉姆皮迪斯; 另外三人路德、梅兰西顿和布根哈根(Bugenhagen)住在威滕堡。威滕堡虽不是自由城市,但确是萨克森选帝侯治下的大学城。宗教改革是一个发生在“城市里的事件”,它是由神圣罗马帝国内部自由城市的兴起所引发的。 “1521年, 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有85个自由城市, 4/5的城市时而或永久皈依新教。”自由城市仅受制于皇帝,而不是各地公国的节制,这些城市中市民的识字率更高,经济状况更好。新教为西欧的资产阶级提供了一种新的宗教语言和自信心。瑞士的苏黎世、伯尔尼和巴塞尔,法国的巴黎、里昂和奥尔良等城市是新教思想传播和流行的重要地点。

“the underlying shift was in the very perception of reality, that the Reformation replaced the 'enchanted world' of the medieval church with a different imaginative world.” Peter Matheson, The Imaginative World of the Reform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1. “Introduction”https://www.questia.com/library/120079304/the-imaginative-world-of-the-r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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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大,伴随教皇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相对下降。德意志诸多公国和自治城市实力的增强,是它们敢于对抗教皇权威,保护马丁·路德的背景之一。跨区域贸易中获利的中产阶级要求摆脱阻碍经商的宗教教条和政治权利。与世俗社会行为相联系的这种新的宗教观念流行于早期近代工商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其物质文化和经济理性主义都与此相联系。

在很多城市中,参与宗教改革的人更关心如何参与和分享市政管理,或者说推动市政管理的民主化。“在苏黎世,慈温格利是伊拉斯谟的信徒。”伊拉斯谟认为新的政体应是君主制或寡头制, 因为民主意味着类似巴塞尔街头的暴民统治。慈温格利认为人性的缺陷会导致单个统治者忽视人民的意愿。“所有主要的宗教改革思想家都一致斥责一个专制者拥有绝对权力(的制度)。”他们宁愿要精英集团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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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于2006年首次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截止2017年共参加了12届,历年共获得3项国家一等奖、4项国家二等奖、20多项省级奖项,成绩在同类高校中名列前茅.这主要是由于学校数学建模教学工作扎实,教学模式符合学生实际情况,竞赛培训模式科学合理.根据多年经验,参加过数学建模竞赛的学生,其数学建模能力、编程能力、论文写作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一次参赛的收获往往比一个学期的课程学习收获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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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征参数进行初筛选一般采用变量零值检测、偏差测试、相关性测试、共线性测试。由于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同时完成变量剔除和模型建立,本例采用此主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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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5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9)03-055-06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欧洲重点大学对近代科学的贡献研究”(15BSS038)。

作者简介:何平,四川大学南亚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研究课题组(智库)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文化史; 肖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世界史。

[责任编辑:翟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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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平:跨国史视野下的宗教改革运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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