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中，宋庆龄与周恩来相识和相处最早，共事也最多。从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建设时期，二人相识相知半个世纪，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二人之间的友谊可谓天长地久。周恩来、邓颖超相当尊重宋庆龄，称其为“国之瑰宝”；而宋庆龄也将周恩来、邓颖超视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自己最知心、最诚挚的同志及朋友。
在程序性知识的新授课中，学生可以采用“思维流程图”。例如，在“体液免疫”一节的新授课中，学生的笔记可以呈现思维流程图。
一
宋庆龄与周恩来初识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宋庆龄以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战友和伴侣的特殊身份，坚定不移、倾尽心血地追随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而且总是那么刚毅坚强、端庄典雅，这一切在周恩来的心中早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了周恩来的敬重。
1924年11月，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特邀宋庆龄莅校讲演，对师生进行革命教育。1926年，由宋庆龄倡导、何香凝举办的广州妇女讲习所特请周恩来前往授课。在造就国民革命军事和妇女人才的目标下，他们开始了50余年合作共事的历史。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1926年12月，宋庆龄随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来到武汉。她在武汉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救护北伐伤病将士。当时，在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及叛军夏斗寅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伤病员甚多。宋庆龄为统筹组织和安排救护伤病员的工作，在汉口发起成立北伐伤兵救护红十字会，亲自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并柬请周恩来等出席成立大会。周恩来到会发表讲话，他高度评价救护北伐伤病员的重要工作，并提出各项具体实施办法。周恩来的讲话给宋庆龄以极大的支持。
合理性，就是目标定位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主体的年龄和身心特征，是否符合主体的能力，是否符合主体的学段。只有符合这四个方面的目标，才是合理的目标。这四个“符合”会让主体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帮助主体全力以赴达成目标。
在发动和领导著名的南昌起义中，宋庆龄始终旗帜鲜明地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站在一起，荣辱与共地并肩战斗，给了周恩来等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1929年4月，宋庆龄从苏联回国参加孙中山灵柩奉安大典，并于同年9月再次回国。1931年8月，宋庆龄为奔母丧回国以后，再未出国。回到国内后，宋庆龄不遗余力地支持周恩来和他的战友领导的苏区和白区的斗争。从1927年11月到1931年12月，周恩来大部分时间战斗在上海，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宋庆龄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威望，冒着危险将一批中共中央秘密文件藏于自己住所，使国民党特务无可奈何，从而巧妙而妥当地保护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关密件。
20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宋庆龄处境十分困难。国民党特务对她的监视很严密，但她无所畏惧仍坚持斗争，并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还曾设法帮助恢复地下党电台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这期间最使她难忘的是与周恩来的会见。
1936年春天，宋庆龄应美国记者斯诺去陕北访问的请求，给周恩来写了信，通过地下党组织由王牧师(即董健吾)送到陕北瓦窑堡的中共中央。由于宋庆龄的协助，斯诺完成了历史性的陕北采访，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首次让世界人民了解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铁蹄正步步紧逼，宋庆龄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与周恩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战斗岗位，有着共同的认识和一致的行动。他们都坚决反对内战，极力主张和大力推进着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团结起来一致抗击外族入侵。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与蒋介石、宋子文谈判时，提出应该安排宋庆龄等在需要改组的南京国民政府任职，表现出对宋庆龄的极大信赖和倚重。
国共重庆谈判的时候，在重庆发生了国民党下士班长开枪误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工作人员李少石案。在为李少石送葬时，周恩来与宋庆龄亲自参加，表示对不幸的革命者沉痛的哀悼和对反动者的愤恨。其间，周恩来为使宋庆龄身心免受较大的刺激，便中途下车请她回去。但是，宋庆龄执意继续与周恩来一同将李少石遗体送到墓地下葬。
当地下党组织把这一消息转告宋庆龄时，她格外兴奋。因为这十年间她尽管关心着中共领导人的情况，也时有书信往来，可是地处南北、天各一方，同周恩来一直难得相见。当周恩来、林伯渠等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即香山路）29号宋庆龄寓所时，宋庆龄已早早迎候在门口。宋庆龄对周恩来的到来深表感谢，并给予热情接待。周恩来向宋庆龄转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她的敬意和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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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仔细地向宋庆龄介绍当时的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和关于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革命主张。在言谈中，宋庆龄也向周恩来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共中央的这些政策方针和主张。她认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这次与周恩来的会见，更加坚定了她对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夺取抗日胜利的信心。
盐胁迫是影响作物产量主要的非生物胁迫之一。盐胁迫会影响作物对水分的吸收，影响作物体内离子的平衡，还会导致膜透性的改变以及生理生化代谢的紊乱，进而影响作物的生长甚至导致死亡［1］。为解决盐胁迫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在盐碱地上种植耐盐作物是其中一种解决方法。
4总而言之，为了促进土地整治项目地顺利开展，如今，人们积极使用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技术，基于此技术的使用取得显著的效果，比如，能够及时获取数据信息，同时更加清晰地获得图像资料等，这种技术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具体的每一个阶段，基于此，项目工程的每一个环节的工作能够更加有效地完成，提高土地整治的效率。如今，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技术也积极使用在其他领域之中。
不久，淞沪抗战爆发，在日本侵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的危险时刻，周恩来十分关心宋庆龄的人身安全，多次电请她撤离上海。宋庆龄非常感谢和尊重周恩来的意见，于1937年12月23日在路易·艾黎的陪同下，秘密离沪赴港。到香港后，宋庆龄积极筹备建立保卫中国同盟，广泛团结国际友人及海外华侨，筹集各种物资，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1938年10月，以蔡元培为主席、宋庆龄为副主席的鲁迅纪念委员会将刚出版的《鲁迅全集》甲种本赠送给周恩来一套。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驻武汉）副书记，他在武汉广为宣传该书，支持宋庆龄等为《鲁迅全集》出版所做的有意义的工作。宋庆龄在香港发起和领导的支援祖国抗战的许多组织，例如保卫中国同盟、“工合”国际委员会等，一直得到周恩来的直接支持和亲切关怀。应宋庆龄之约，周恩来还定期向她提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有关材料，以满足海内外朋友的需要。
皖南事变发生后，身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悲愤地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同一天，宋庆龄与何香凝、陈友仁联名通电蒋介石，痛斥他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倒行逆施，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宋庆龄还通过保卫中国同盟机关刊物《新闻通讯》，撰文介绍周恩来于1月25日向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解决皖南事变的12项条件，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宋庆龄等党外友好人士的严厉谴责，极大地孤立了蒋介石集团，从而击败了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避居重庆。虽然此时的她仅有一楼的自由，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但她仍然想方设法通过廖梦醒和王安娜与周恩来保持经常的信函联系。
1942年冬，南方局常委、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有事回延安，宋庆龄特地举办茶餐会为他送行，专诚邀请周恩来出席。席间，她看着炉壁架上悬挂的两串金灿灿的禾穗，深情地说：“我国几亿农民把它看得比金子还贵重。”周恩来双手抚摸着禾穗，意味深长地说：“待到革命胜利后，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面！”虽然身处险象环生、艰苦卓绝的斗争年代，但他们对革命抱着坚定的必胜信心，热烈地憧憬着国家和民族的美好未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海外的统一战线主要工作对象是美国。宋庆龄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和关系，热情帮助周恩来在重庆进行对美统战工作，完成了周恩来在当时条件下难以完成的任务，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人去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时打算特意去看望一下宋庆龄。
二
1946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周恩来从南京撤回延安。此时，他惦念着受人尊敬的宋庆龄。12月17日，周恩来通过英籍华人陈伊范写信给宋庆龄，十分恳切地感谢她为解放区人民
2)PLC控制层，其中的PLC芯片是整个系统的核心，一方面负责监测和控制来自现场传感器的开采或模拟信号；另一方面，负责将处理后的数据发送至上机位和执行器，保证上机位对现场数据的掌控，以及执行器按预设命令准确动作；
所做的宝贵工作和贡献。周恩来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夫人：
每次有共同的外事活动时，周恩来总要提前安排好宋庆龄的休息，并嘱咐有关人员要照顾好她的生活。宋庆龄对周恩来也非常关心。她每次从上海回北京，总要亲自带些礼品送给周恩来等人。
我们回到延安已将一月，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
Jack Chen(陈伊范)从北平来，使我们知道很多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现状。在现在美国独占资本企图独占世界的局势下，中英两国人民的合作，其重要性已不亚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合作，甚至英政府中的左派我们也必须努力与之合作，以孤立英国政府中专门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分子，同时也就是孤立美帝国主义分子。目前世界的形势，一方面是苏联的强大，欧洲许多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兴起，英法人民的进步，殖民地半殖民地以中国为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过去法西斯国家的人民的觉悟，最后，美国人民的要求和平与不久就要到来的美国经济危机，这些都促使全世界向着和平民主进步；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各国的合作者即反动分子，在上述的趋势下，日益陷于孤立。而首先表现在中国蒋介石的统治，经过五个月严重的内战与一党包办的国大的召开，愈发显得孤立了。如果内战继续下去，蒋介石的武力再经过半年到一年的消耗，解放区人民的武力将有可能与蒋介石的武力渐渐的处于平衡的地位。到那时，我们会看到蒋介石统治区，爱国的民主运动的更加发展，经济的财政的危机更加严重，人民的武装抵抗运动也会更加在许多地区扩大，再加上上述的国际有利局势——新的民主高潮就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因此中国人民只要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渡过这一历史上的困难时期，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我们很敬佩您的努力，尤其愿分担您在这历史困难时期所遭遇的困难。我们相信您的努力绝不会徒然的。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
1958年，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原名中国福利基金会）度过了20个年头。5月25日，周恩来亲笔题词，祝中国福利会“发扬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增进中国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为培养新的劳动一代，做出更大的贡献”。宋庆龄后来回忆说：“从此，我们一直按照这个精神进行工作。”1964年，中国福利会下属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小足球队》一剧。周恩来亲临现场，给予很高的赞扬、鼓励。宋庆龄对此记忆深刻，她在《为人民服务四十年》（1978年6月1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文中还专门提及。
周恩来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延安
1949年的春天，全国解放在即，但时世尚不尽安全。周恩来与毛泽东联名致电宋庆龄诚邀其北上。为此，周恩来特别嘱咐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同志，派出宋庆龄最信任和最可靠的同志，将电报送往上海，并且当面向宋庆龄致意。他要求在香港的同志，“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字里行间足见周恩来对宋庆龄的尊重和关切之情。
宋庆龄从金仲华、廖梦醒手中接悉电报后，感动不已，当即用英文写了复信，深切感谢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盛情邀请，再次表示了自己永远追随共产党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坚定决心。
这年6月上海解放时，周恩来与毛泽东分别亲笔写信，并委派邓颖超持信赴沪专程邀请宋庆龄来京。周恩来的信是这样写的：
在线上，通过精品课、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微课等多元化可以使学员共享结构化、标准化课程。同时由于网络跨地域性、便捷性，使得学员可灵活根据自身具体条件自由学习。并可通过重复观看，反复消化吸收知识。教师同样可利用丰富的网络教育资源，开展课题讨论，也可利用在线课堂与学员交流。在线下，通过针对需要实操或现实互动性强的教学内容，加强训练。并通过翻转课堂 、智慧课堂等新型课堂形式，针对线上所学进行针对性答疑或深入讨论[14]。
①美国音乐学院（The American Conservatory），1921年创办。其前身枫丹白露学校（Fontainebleau Schools）始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在法参战的美军将领约翰·珀欣（John Pershing）希望提高美国的军乐团水平，命时任纽约爱乐乐团指挥瓦特·达姆罗施（Walter Damrosch）筹建学校。战后，学校在法国继续办学，旨在教授最纯正的法国音乐，纳迪亚·布朗热曾于1921年加入该校，并于1948年担任校长，直至逝世。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2）加强新形势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研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发展问题日益得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振兴农村、实现农村现代化已经提上国家发展日程。研究如何在新形势下进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专上。敬颂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六、廿一
周恩来还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做好宋庆龄北上的护送工作，调派头等卧车，绝对保证安全。此外，他还特地察看了为宋庆龄在北京准备的寓所，看到比宋庆龄在重庆和上海的住宅还要宽敞才放心。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与宋庆龄共商国是、共同奋斗的场合和机会更多，联系也更为密切，这样两人之间的友情就更深厚了。中共中央除了邀请宋庆龄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外，遇有重大事情还经常由周恩来等当面征询她的意见。在外事活动中，周恩来非常尊重宋庆龄，有时专意让宋庆龄走在他的前面。
周恩来十分赞赏和支持宋庆龄的工作。在新中国建设事业初步展开时期，为了国家各项工作，周恩来与宋庆龄同力协作，情谊日深。这从周恩来写给宋庆龄的
几封书信中可略见一斑。其中一封是1950年3月25日写的：
宋副主席同志：
专家共识推荐: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的安全顺利开展，需要医院及科室的政策扶持和硬件保障，开展该技术的医院及科室需要具备多学科协作会诊、转诊机制和应对危急重症的应急处理能力，以最大限度保证前列腺增生患者的安全。
二月二十三日来函及关于全国救济会议两次建议书均奉悉。所示各项，亟待面商，甚盼先生能于四月一二日驾临北京，借出席政府委员会之便，就近指导全国救济会议之筹备。兹托罗叔章同志（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笔者注）前来迎接，一切烦其面陈，恕不多及。专此。敬颂
大安！
周恩来 拜
三月二十五日
1952年12月12日至19日，宋庆龄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她在会上作了题为《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演说。行前，因演讲稿之事，周恩来与她有两封书信的来往：
（1）建立资产管理绩效考核制度。逐步建立资产考核制度，并与科室绩效挂钩。运用信息化手段，执行定期盘点与不定期巡查相结合的管理办法，奖优罚劣。
庆龄同志：
1950年8月，适值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银婚纪念。虽然夫妻俩并未刻意向人提起这个日子，也不主张去搞什么纪念，却收到了细心的宋庆龄8月初的一个星期天特意从上海发来的贺电：
敬礼
周恩来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另一封信为随后不久写出的：
宋副主席：
发言稿根据您的最后修改又加斟酌后现已印好，特送上两份请阅存备用。英文改稿已由金仲华同志打好，想已送上。中文稿已另送一百三十份给仲华，俾在维也纳分发给中国代表团及国际友人。
敬礼！
周恩来
十二、四
还有一封则是1955年5月28日所写：
宋副委员长：
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夫妇都很希望能见到您。他们计划六月四日抵上海，届时请您最好能接见他们一次或为他们安排一次午餐或茶会。我和中国代表团在印尼期间受到他们热情招待和负责保护。印尼人民对中国人民有深厚感情和友谊。我在雅加达时，印尼总统和总理表示很尊重孙中山先生并希望您能接受印尼政府的邀请赴印度尼西亚访问一次。您如能于今冬去印、缅访问时也去印尼访问，或将来另去印尼一次，一定会对发展中国和印尼友好关系有很大好处。您意如何，请复。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日
对于宋庆龄的生活，周恩来同样关怀备至。坐落在北京后海北沿的宋庆龄故居，是他亲自勘定并着人修葺而辟成的。
如今工业产业运用的电气化系统中，数字技术最突出的一种应用就是现场总线技术，借助这一技术可以让信息数据实现实时双向传输，让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升。该技术可以让电气化系统与智能设备实现连接，然后借助光纤等网络媒介，让数据传输更加高效，这种传输系统是双向的，对于控制平台的操作人员来说，可以通过这一系统对数据进行传递，也可以通过平台接收各类反馈信息，一旦发现问题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应对，这样可以避免由于故障造成严重的损失，让系统运行的质量以及效率得到提升。
对此，周恩来心里过意不去，有一回他便请人转告她：“不要这样费心了。”
而宋庆龄不以为然地回答：“这不是费心，而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安慰。”
周恩来虽然常去看望宋庆龄，但宋庆龄却很少像新中国成立前那样请他到家中吃饭。究其原因，她是这样给身边人说的：“总理日理万机，有空闲时间应让他多休息，不要增添他的劳累。”
真对不起，演说稿被我压了几天，今夜才改出。现即送上，请您审阅，看是否用得。如蒙同意，请交柳无垢（曾任宋庆龄的秘书，时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秘书——笔者注）或金仲华（新闻工作者、国际问题专家，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新闻日报》总编辑——笔者注）同志将中英文照此打出数份，并于今晚交我一份，我还想再读一遍。这样办，妥否，请酌。专此。顺致
北京政务院周恩来、邓颖超同志：
你们在结婚二十五年中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遥祝伉俪幸福与年俱增，欣逢佳期，特电奉贺。
宋庆龄
3 Livin与STAT-5在鼻咽癌组织中表达呈正相关（χ2=41.302，r=0.552）。（见表 3）
短短的一纸电文，充分体现了宋庆龄对周恩来、邓颖超诚挚的友情和几十年做事、为人的崇高品格。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在从事大量国务活动的同时，积极创办了中国当时唯一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她在后来的《怀念周恩来》一文中还曾专门写道：“这里我要提一下周恩来给予《中国建设》的亲切关怀，《中国建设》是一本为了加强国外读者对新中国的了解而办的刊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遭到帝国主义封锁，周恩来考虑到为了能让国外更多的人如实地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需要创办一个对外的刊物。因为宋庆龄在国际上有着特殊的影响和声望，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主持保卫中国同盟时就办过《新闻通讯》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周恩来认为创办对外刊物的任务请宋庆龄来承担最合适不过了，就同她协商此事，宋庆龄十分赞赏周恩来的主张。
1951年3月的一个傍晚，周恩来亲自来到北京宋庆龄寓所，与她共进晚餐，并商谈这件事情。谈话中，周恩来提出希望由宋庆龄承担刊物的创办工作。宋庆龄当即答应下来。俩人又就刊物的方针、所需的干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1952年初，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中国建设》杂志终于创刊了。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金仲华、陈翰笙、爱泼斯坦等人都参加了编辑出版工作。
从这以后，为了支持宋庆龄办好这个对外的英文刊物，周恩来在繁忙的国事之余常给予关心，给予重要指示。1957年，周恩来为《中国建设》杂志创刊五周年题词：“继续做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同年，周恩来就编辑方针问题作出具体的批示：“以社会主义为范围，以生活为内容，积极地、正确地报道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反映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新风格、新气象，积极性和创造性。”1958年，就如何改进杂志一事，周恩来指出，“对于宋庆龄所指示的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一点特别注意”。1962年，为了庆祝创刊十周年，周恩来与宋庆龄一起亲赴杂志社看望了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与大家欢聚一堂，鼓励他们把刊物办得更好。
现在介绍陈伊范与您见面，希望您能拨出时间与他讨论如何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进步分子和人民团体取得联系，以有助于救济工作之开展。请接受我及颖超的敬意及关切。
庆龄先生：
四
“文化大革命”期间，宋庆龄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周恩来处境也相当困难，超乎寻常的忙碌，健康也亮起红灯。因此，在这个阶段，宋庆龄与周恩来的接触越来越少。但是，周恩来仍然一如既往地想方设法关心和保护宋庆龄。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担心她长住上海不安全，劝说她来京定居，指定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主管宋宅的安全工作，由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当地派出所协同警卫。
1966年8月，“破四旧”的风暴一刹那间席卷全国，上海也不例外。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受到冲击，她父母在上海万安公墓内的墓地也遭当地红卫兵砸毁。宋庆龄得知后痛心疾首，把此事转告周恩来。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墓地很快得到修复，还重立了墓碑。宋庆龄看到修复后的墓地照片时，十分感激，说她将终生不忘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
周恩来遵照毛泽东8月30日关于保护章士钊的指示，当即亲自列出一串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宋庆龄荣列名单首位。这时，在南京，有人提出要推倒孙中山的铜像；在北京街头出现了攻击宋庆龄的大字报，还有人扬言要冲入宋庆龄在北京后海的住地。
为了阻止事态的继续发展，周恩来亲自出面对红卫兵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他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国外，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在周恩来的竭力保护下，宋庆龄和她的住宅免受冲击。
11月12日，周恩来冲破江青等人的阻挠，在北京主持万人大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会上，宋庆龄发表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是经过周恩来修改定稿的。同时，他还批准人民出版社重印由宋庆龄题写书名的《孙中山选集》，出版新编辑的由周恩来题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
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后，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写信，希望参加陈毅追悼会。但因局势异常，她迟迟未得回音。10日，由于毛泽东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周恩来当即决定提高追悼会规格，并抓住机会立即通知宋庆龄参加。周恩来如此处理，既了却了宋庆龄哀悼陈毅的心事，又让她再次在全国和世界面前亮相。为了使宋庆龄免遭不公正对待，周恩来尽了一个同志和战友的崇高职责。
9月5日，何香凝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宋庆龄亲致悼词，周恩来出席。这以后，周恩来曾多次打电话问候宋庆龄，对宋庆龄的医疗和日常起居中的问题也经常做出具体安排，但他们一直没有再见面。当时，社会上悄悄流传周恩来生病的消息，宋庆龄对周恩来更加牵挂。
周恩来数十年来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殚精竭虑操劳过度，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最终积劳成疾而癌病加重。宋庆龄得知后，极为关切。
1974年8月2日清晨，宋庆龄突然出现面瘫。第二天，病中的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问候。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宋庆龄大致康复。
宋庆龄同样也惦记着两年未曾见面的周恩来，提出要在自家庭院的南湖池塘中为周恩来打捞一条鱼。9月20日，宋庆龄站在窗前看工作人员捕鱼。见第一次下网就捉到一条少见的沉甸甸的大草鱼，她格外高兴，指示秘书杜述周立刻把这条大鱼送到中南海给病重的周恩来。当天下午，总理办公室秘书赵炜电话报告宋庆龄，鱼收到了，并代表周恩来表示感谢。
对于周恩来病重，宋庆龄十分焦急，但又无法去探望，她便几次派人送去营养珍品——鸽蛋。因为早先她听说过鸽子蛋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她便把自己养的鸽子下的蛋一个一个积攒起来，派人送给周恩来加强营养。
1976年1月初，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已经吃不下东西，只能勉强吃一点鸽蛋。可是，找遍北京城，鸽子蛋已无法买到。1月5日，宋庆龄听到无法买到鸽蛋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便马上让人去鸽笼里收集鸽蛋。可那正是寒冬腊月，不是鸽子下蛋的季节。工作人员在鸽舍里仔细搜索，居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两枚。他们又凑上之前留下的3枚，一共5枚。宋庆龄拿出一个盛放礼品的小盒，亲自用纸巾将5个宝贝鸽蛋垫好，郑重地交到陪伴在她身边的女子隋永清的手上。她要求隋永清立即动身，尽快将这份心意送给周恩来，还再三嘱咐她路上小心，千万不要碰坏了鸽蛋。隋永清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此时的邓颖超没有像平时那样出来见面，秘书赵炜也不见身影。隋永清只好把鸽蛋交给了值班的工作人员。当时，她的心中就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兆。果然，仅仅3天后，周恩来总理就与世长辞了。
最令人唏嘘不已的是，那次周恩来与宋庆龄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谋面，竟然成了二人最后一次近距离的会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多数年份都要举行国庆招待会。1950年至1952年间，国庆招待会是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举办的。1954年政务院改为国务院，此后即改为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名义举办。唯一的特例是1964年，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9月30日，由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宋庆龄、朱德、周恩来联名举办了国庆招待会。
光阴荏苒，弹指一挥间10年过去，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按惯例要隆重庆祝。
1974年9月27日，宋庆龄接到电话，邀请她出席30日举行的国庆招待会。相关负责同志在电话中解释说，这次招待会规模空前，要有4500人出席。考虑到宋庆龄的身体，他还特别说明，招待会时间不会太长，约一个多小时。宋庆龄表示同意出席。
同所有与会的人一样，宋庆龄担心长期抱病的周恩来是否能够像过去一样主持国庆招待会。
招待会开始时，周恩来的身影出现在宴会厅的入口处。人们情不自禁地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
周恩来穿着深藏青色中山装，虽然身体消瘦、脸色苍白，但仍如人们熟悉的那样仪表堂堂、气度非凡。主宾席是一个长桌，破天荒地安排了63个人。周恩来在正中就座，左侧第七位是江青，右侧第六位是宋庆龄。这样的“排座次”恐怕是周恩来很费了些脑筋的。因为在见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中，江青排在第七，宋庆龄则被排在了第二十。
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恩来身患癌症已有两年多，此时他刚刚做完第二次手术。对他出席这次招待会，医护人员是持反对意见的。但周恩来坚决地说：“我要出席这次招待会。”他心里明白，这次相聚，很可能就是与大家的永别。
医疗组的妥协方案是：一、周恩来出席，但不讲话；二、只讲前面几句话，后面的话由别人代念讲话稿；三、必须提前退席。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周恩来表示同意。
然而，周恩来还是亲自完成致祝酒词。为了照顾医疗组的感受，祝酒后周恩来没有再次入席就座。他歉意地和临近的宾客握手告别，提前退场。
最初，在给朋友的信里，宋庆龄曾表示，自己出席这次招待会是很不情愿的：“当我被劝告去参加上月30日晚的庆典时，我被告知我只要到到场就行了。……30日我被硬拉去参加一次宴会，当时我的眼睑还肿着呢。”所以持这样的消极态度，是因为她预测周恩来难以出席。10月5日，伦敦《经济学家》周刊的报道中说：“周参加了宴会，几乎所有能够抬得起头来的中国领导人都出席了。6位八旬老人出现在主桌，包括88岁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他已经有一年未见活动了；以及孙逸仙遗孀宋庆龄，自1972年以后只见到过她一次。”老朋友陈翰笙事后向宋庆龄提供了这份剪报。
竟然能够在国庆招待会上见到周恩来，宋庆龄是既惊喜又心酸。10月7日，宋庆龄意想不到地接到了邓颖超打来的电话说：“国庆宴会看到您在主宾席很高兴。外宾多，不便打招呼问好。回去累吧？听总理讲，看到您身体还好，很高兴。”宋庆龄在电话中回答说：“谢谢亲切慰问。想见面谈几句话，愿望没有达到。”
宋庆龄对这次出席国庆招待会念念不忘，多次给远方友人信中提及，尤其是每次都重点提到了周恩来，言辞中不免五味杂陈。10月6日，宋庆龄在给瑞士女教师奥尔加·李夫人的信中写道：“虽然长期患病显得清瘦，周作了一次极好的讲演。有些客人站在他们的座位上，为了看清楚这位肩挑重担而又拒绝一切诱惑的人。”10月11日，宋庆龄致信邓广殷：“我参加了二十五周年国庆宴会，有四千五百个宾客。总理说能看出我的眼睛因为面瘫的缘故还有点肿。”10月15日，致信陈翰笙：“我的眼皮仍然肿着，是我六个星期以来面瘫的后遗症。但是我还是待在那里坚持到了最后。我见到了总理。”10月22日，宋庆龄又致信老朋友爱泼斯坦：“在宴会上，我见到了总理。他很憔悴而且面带倦容，但他以高亢的声音，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当然他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表现他身体健康。但是他现在仍然在住院治疗。”
很显然，1974年这场特殊的国庆招待会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这也是周恩来生前与宋庆龄的最后一次近距离相见。
1975年1月13日，宋庆龄曾坐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主席台上，看到瘦骨嶙峋的周恩来发表《政府工作报告》的背影。
宋庆龄再次见到周恩来，就是在北京医院与他的遗体告别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当挚友长逝的消息传来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宋庆龄情绪失控，不禁潸然泪下，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此时的宋庆龄也病魔缠绕，但她还是坚持抱病于1月10日下午来到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1月15日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周恩来的追悼会，与人民一道向“人民的好总理”默哀、鞠躬。由于身体原因，她是在秘书隋氏姐妹的搀扶下，步履艰难地来到医院的告别室。在那里，她强忍内心悲痛，最后一次仔细端详着十分消瘦、苍老、已永远安息的周总理。当时，在“四人帮”的阻挠下，宋庆龄不能再充分表达对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的周恩来的深切悼念之情。告别回到家后，情绪还在悲痛中没有缓解，就听到了有人通过秘书传达给她的批评。大意是：“她去和总理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随从去？”宋庆龄本来就很是伤心，听到无端指责后，她激动地说：“我这么大年纪，有个人扶扶我，总理也是看着她们两个长大的，怎么就不能去？”随后的日子里，她经常独自一人坐着，流泪叹惜说：“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
1977年1月，在周恩来辞世一周年之际，宋庆龄才得以发表了全面评价周恩来的《怀念周恩来总理》的纪念长文。其中写道：“……人民将永远怀念总理，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共产主义政治家，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为人充满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英勇善战、勤勤恳恳、坚忍不拔、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操劳一生。周总理爱人民，人民爱周总理。他战胜了一切敌人，在前进的事业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还深情写道：“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我们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凡是这个潮流高涨之处，人们都怀念周总理，把他当做患难与共的朋友。”
为了让下一代缅怀周总理、学习周总理，这年，宋庆龄还指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举办了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努力继承和发扬“周总理留下的革命传统”。
1981年5月，宋庆龄病情突然恶化，15日清晨，邓颖超和彭真代表党中央又一次去看望宋庆龄。宋庆龄表示了长期以来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他们立即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次日，邓小平专程到病床前向宋庆龄表示祝贺。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辞世。
就在宋庆龄去世的前两天，邓颖超赶写了《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一文，文中写道：“半个多世纪来，对你景仰、热爱、钦佩和崇敬的革命情谊，积蓄在我的心头，现在像打开的闸门，再也无法抑制了。”文中高度概括了宋庆龄伟大的一生，其中称赞：
你比荷花更高洁，比青松更坚贞。周恩来同志曾称你为“国之瑰宝”，你是当之无愧的。
你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前驱，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我向你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令人感动不已的是，宋庆龄珍重收藏了周总理的祝酒词。宋庆龄一生中出席过多少次会议，数不胜数，难以统计。会议上发的讲话稿，她刻意收在身边的并不多。但是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在她的遗物中，见到了《周总理在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这份16开大小的讲稿有一道折痕，显然是宋庆龄对折之后带回来的。它被放在宋庆龄书房的黑色角柜里，与它放在一起的有宋庆龄亲笔书写了书皮的《广州蒙难记》，有毛泽东签名送给宋庆龄的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等极具纪念意义的物品。
题图 周恩来和宋庆龄
责任编辑/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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