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增进民生与福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践行这条准则。社会保障是治国安民的一项重要措施，社会保障机构是改善民生与福祉的重要职能部门。回顾闽西革命根据地历史，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党和苏维埃政府始坚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组织成立政府组织和群众群团组织以开展社会保障工作。以政府组织作为社会保障的主体，以群众群团治为补充的闽西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增进了民生与福祉。这对新时代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闽西；社会保障；政府组织；群众群团组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2，“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多的获得感”[1]36。这是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因而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必须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十分关注人民的民生与福祉问题，闽西根据地社会保障机构的建立是践行这条准则的有效探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政府组织、社会保障机构和群众群团组织以开展社会保障工作，改善了闽西人民的生活，形成了参军拥军的革命热潮，从而巩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政权。因此，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考察闽西革命根据地社会保障机构（1927-1934）对于增进民生与福祉，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社会保障机构的前提
（一）闽西人民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迫切需要社会保障
闽西地区因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自然灾害频发，此外，各军阀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加紧扩军，致使对民众进行更残酷的搜刮，造成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深处天灾人祸境况下的闽西民众迫切需要社会保障。
一方面是自然灾害频发亟需灾后救济。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闽西地区冰雹、台风、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破坏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据《福建省志·气象志》记录，闽西地区基本每2年会发生1次严重的自然灾害，这直接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颗粒无收，严重者水利、堤坝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甚至，房屋倒塌，民众流离失所，从而产生大量的灾民，而灾后救济是这项问题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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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人为祸患加重人民生活负担。闽西地区连年军阀混战，各军阀为巩固扩大地盘对人民层层盘剥，人民生活负担沉重。各项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官府“借粮”“借款”却有借无还、剪刀差问题严重破坏人民正常生活。以龙岩为例，每月有防务捐、土药捐、盐捐、烟酒捐等8种捐税，除捐税外，官府借款借粮是捐税的两倍，人民缴纳这些后很少有剩余，即使偶有剩余，却要因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问题再受一次剥削。[2]22层层盘剥之下，闽西地区“农耕于缀，工失于肆，商罢于市，百业凋零，金融纷乱，嗟此闽人，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也”[2]93。
那些日子，许诺每天浑浑噩噩，就想这么沉沦下去，家里人安排他相亲，他看到丁小慧的第一眼，就断定她不是自己想要的人。听介绍人喋喋不休地在说丁小慧的父亲开着多大的公司，有着多少的市值，他就不耐烦，“这姑娘也太不好看了。”
其一成立闽西革命互济会。闽西革命互济会是一切被压迫阶级站在革命立场上互相援助、互相救济的群众革命组织。为了救济遇难战士家属，组织群众援救一切革命斗争，闽西各县先后成立了革命互济会。1929年，新泉革命互济会成立，当时主要任务是向群众募米、募衣服、物资等，对遇难红军战士家属，特困户给予帮助。[11]1930年6月，在龙岩召开各县代表大会，推选张其英为主席，选出执委13人，常委7人，定名为闽西革命互济会，下设80个分会，会员2万人。在发生自然灾害或战乱时，县、区、乡互济会便组织人员及时了解情况，造册登记损失物资，或到邻村群众中募捐衣服，大米、青菜等救济物资，或从平时上交给县苏维埃政府的互济基金中拨出一部分救济难民。1931年12月，龙岩地区群众遭受国民党迫害，流离失所，饿死、病死很多人。闽西革命互济会带着中央政府筹集的5000元，救济龙岩各地受摧残的群众。[12]1933年6月17日，《红色中华》报道了上杭互济会在五月扩大红军三四万人，退还公债六千一百元，退还谷票一千多张，援助义勇军四五百元，援助边区群众一百余元，慰劳红军十次，组织各处难民斗争委员会，扩大会员四二九名，做草鞋万千双。[13]190闽西革命互济会成立后，多次自行组织、动员群众募捐援助红军、慰劳红军，以群众力量救济困难群众。
（二）闽西苏维埃政府为建立社会保障机构奠定政权基础
闽西人民生活在天灾人祸的困境中迫切需要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工作的开展需要稳固的政权作为基础。自1913年北洋军阀李厚基入闽以来，孙传芳、周荫人等军阀接替统治，各军阀为了争夺地盘，任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只有在朱毛红军进入闽西并建立闽西苏维埃政府后，各项社会保障工作才得以切实展开。
一方面工人在各级工会的带领下，取得了同资本家斗争的胜利，工人生活有所改善。红军进入闽西之前，闽西的工人深受雇主的压迫，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红军进入闽西之后，在工会的统一领导下，在争取提升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等方面取得了胜利。根据表1可知，在工会的领导下，汀州工人与雇主展开斗争，签订了劳动合同，于是各行各业的工人工资得到极大地提高，工人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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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闽西革命根据地社会保障机构的构成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闽西苏维埃政府组织成立闽西赈灾委员会、劳动部等社会保障组织从整体上对灾民、难民进行帮扶、补助，解决群众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除此之外，闽西革命根据地中具有社会保障职能的群众群团组织，在改善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方面也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闽西革命根据地政府组织和群众群团组织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合力开展社会保障工作，实现了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全方位地保障和改善闽西人民的生活，增进民生与福祉。
（一）政府组织是社会保障机构的主体
闽西苏维埃政府在社会保障中居于主导地位，是社会保障的领导者、组织者。闽西苏维埃政府统筹各方事物、协调各方资源、调动社会积极性参与社会保障工作。闽西地区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设立了具有社会保障职能的政府组织机构，这些政府组织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社会保障机构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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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成立闽西赈灾委员会。闽西赈灾委员会是专门负责募捐赈灾事宜的组织机构。1930年闽西地区遭受严重水灾，在灾区群众粮食短缺、流离失所的境遇下，闽西苏维埃主席张鼎丞在7月19日召开的第二次执委会中决定成立闽西赈灾委员会，要求各县也要组织县级赈灾委员会，专门负责募捐赈灾事宜。闽西赈灾委员会成立后，主要负责救济因自然灾害产生的灾民和被国民党军队残害的群众。在闽西苏维埃政府的统一管理下，长汀、连城、各县苏维埃也组织成立赈灾委员会，救济被国民党军队残害的群众。
另一方面劳动互助组、耕牛合作社等方式，使闽西地区生产力水平得到提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才溪乡组织了4个粮食合作社，资本多的百余元，少则六七十元，粮食调剂局有10多个，组织5个药材合作社，32个消费合作社等。并在今年（1933年）添买了28头牛。[17]在劳动力和劳动工具匮乏的闽西地区，开展各项互助组和合作社，能使生产资源得到有效发挥，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闽西人民的生活需要，从而解决人民生活所需。
其三设立粮食调剂局。粮食调剂局是为解决“谷贱伤农”，工农产品价格存在“剪刀差”的问题而设立的机构。1930年6月14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十五号》中决定设立粮食调剂局，对粮食进行统一收集、调配。粮食问题是生存的根本问题，粮食调剂局统一向富农征集粮食，发放给农民和红军。为了监督粮食调剂局的工作，闽西苏维埃政府对其用人制度、粮价制定的方式都做了具体的规定。为防止地主、商人囤积粮食，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在粮食调剂局的作用下，由政府出面稳定粮食物价，可间接缓解人民的生活压力。1932年福建粮食调剂局在长汀成立，有20多个正式工作人员，主要有会计、采办、加工等人员。闽西的粮食调剂局在解决军民粮食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整个苏区有示范意义，1933年2月，中央苏区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第36次常务会议决定在苏区推广成立粮食调剂局。1933年3月4日，中央苏区调剂局成立。自此，苏区各地纷纷响应中华苏维埃共和临时中央的号召，成立粮食调剂局，由国民经济部直接领导。1933年5月，福建上杭发生饥荒，才溪乡粮食调剂局合力救济。当时市场上谷价高达每升8元，为了救济贫苦人民，粮食调剂局仍按照去年所收价格每升1.8元卖给人民，缓解了人民的压力。[6]对于粮食调剂局的社会保障作用，毛泽东直言“才溪区其余各乡，今年均未患荒，是调剂局之力”[7]。
其四建立闽西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的任务是：调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实行低利借贷。闽西地区人民一旦在极度困难时期借高利贷，便深受债主盘剥。为稳定经济，改善这一状况，1930年9月，在龙岩城召开闽西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设立闽西工农银行，1930年11月7日在龙岩正式营业。[8]81在战争时期，闽西工农银行的成立稳定了物价，为农民和生产合作社提供低息贷款，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改善了闽西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除了贷款给农民外，还低息贷款给粮食合作社，1932年，闽西工农银行贷款给长汀的粮食合作局，支持其购买粮食，稳定了物价，保障了对人民群众的粮食供给。除此之外，闽西工农银行按股发行，工作人员购买股权，享受红利分配。1930年9月发布的《闽西苏维埃政府设立工农银行的布告》规定：“以百分之二十作公积金，百分之二十奖励工作人员，百分之六十归股东照股摊分”[9]319。闽西工农银行在1932年年底结账时，纯利润达到13000余元[9]423，工作人员获得分红1300元，大部分工作人员只拿200元当作自己的生活费，剩下的全部捐给红军，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其五成立闽西残废院。闽西残废院是为解决闽西地区残疾者和生活不能自给者的生活问题而设立的机构。闽西地区受困于各种天灾人祸，存在大量无劳动能力的人，为此，闽西工农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规定要优待“老弱残废”等无劳动能力的人。1930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设立闽西残废院，规定“凡属残废及衣食不能自给而无依无靠者，不论男女弱幼，不问地方界限，皆得入院”[3]271。闽西残废院的日常维持费用由互济会进行募捐，入不敷出时由政府给予补贴。闽西残废院设在龙岩爱生医院的旧址，由张耐冬院长管理院内的事务。自1930年4月28日起，凡符合条件者均可到闽西政府文化部报名，报名审查符合条件者可以入院。闽西残废院除了照顾这些人的日常生活起居外，还增设俱乐部娱乐身心。除了收容人民群众中的“老弱残废者”，1932年9月，临时中央政府规定，红军因战致残者，也可送残废院，由政府维持生活。[10]
闽西赈灾委员会、劳务部、粮食调剂局、闽西工农银行、闽西残废院等政府组织在闽西革命根据地社会保障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最大范围地保障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群众的基本生活，构成了社会保障机构的主体。
（二）闽西革命根据地群众群团组织是社会保障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新型建筑木模板组件，包括呈圆形曲率的胶合面板，在胶合面板外侧上固定木枋次楞，并贯穿有2根以上的对拉螺杆，对拉螺杆由上往下等距排列并且均与胶合面板和木枋的中心轴垂直相交，每根对拉螺杆的正上方和正下方均紧邻配合有1条呈搭接封闭状的环形紧箍，并且均独立抱紧设置在胶合面板外表面的木枋上，对拉螺杆段上均套接有与2条环形紧箍配合的“山”形压接件以及位于“山”形压接件外侧并对“山”形压接件进行限位的锁紧螺母。该环形紧箍优先选择钢筋，由于钢筋是柔性的，可以沿胶合面板的曲面弯曲并且在施工完成后也方便进行矫直以备作下次使用，而且钢筋和“山”形压接件可以很好地进行搭接封闭。
处在这样自然和人为祸患下悲惨的闽西人民，迫切需要社会保障，如果再无社会保障，闽西人民的生存发展将陷入绝境。
其二组织工会。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保护工人的日常利益，致力于提高工人的地位和改善工人的生活，包括争取更多的休息时间、争取节假日福利。工人只有团结起来，在工会有组织的斗争中，才能取得胜利，才能保护自身权利。闽西地区崇山峻岭，河流交错，山多田少，单纯的农作物生产满足不了百姓的生活需要，必须做些手工补贴生活，这样人民的生活才可勉强维持。近代以来连年征战，外国廉价商品进入闽西，导致农村的手工业多破产，商业日渐凋落，很多手工业者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党领导闽西人民成立了“赤色工会”。1930年7月15日，《工会组织法》规定：“工会为团结工人群众，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参加生产管理，领导工人阶级夺取资产阶级政权，推翻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为宗旨”[3]354。在工会的领导下，集体修订劳动合同，将洗衣费、剃头费、年关费等一概取消，对工资、伙食归并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这一合同惠及纸行、油盐米业等手工业工人约1000人。[13]56如果没有工会的统一领导，工人很难与工厂主进行谈判并取得胜利。
其三建立农会。农会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而成立的协会。农民由于自身阶级的局限性，不能深刻认识到地主的剥削本质，且分散的农民自身能力有限，没有力量同地主斗争。农会将分散的农民团结起来，为了农民群众的利益同剥削阶级开展了一系列斗争，在最大范围内保障了农民的利益。其中，龙岩的农会比较健全，在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前，就在党的领导下同地主做过斗争。龙岩的农会曾发动农民进行减租运动，起初遭到地主抵抗，之后，农会带领贫苦农民团结一致，态度坚决，不减租就不交租，最终地主被迫同意减租。龙岩农会减租的胜利也影响了其他地区，各地的农会相继提出了“一切权利归农会”的口号。在邓子恢、张鼎丞等的领导下，至1929年11月，闽西农会会员已经发展到65.5万人，还有秘密农会会员5000人。[14]农会鼓励农民参加生产、消费合作社，组织耕田队、开展生产竞赛活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会既考虑了闽西革根据地抵抗国民党的战争环境，又考虑了农民的利益，为开展社会保障工作创造了基础。
其四成立合作社。合作社是为了应对闽西地区劳动力和耕牛不足的情况而设立的一个合作组织。龙岩苏维埃政府指出：“各级政府工作，应针对群众要求，为群众解除痛苦，在目前应努力帮助群众建立合作社之组织”[15]。闽西地区的合作社以劳动互助社和耕牛合作社为基本形式。在革命前，闽西民众为了应对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就采用“换工”的方式互助。1930年，为了发展生产，上杭才溪乡人民根据以前“换工”的经验组建了耕田队。耕田队由农民自愿组队，开始只有几户人家，后来在乡苏维埃领导下规模逐渐扩大。1931年夏，才溪乡创办了第一个劳动合作社，成为我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源地。耕田队主要是帮助红军家属及群众互助，毛泽东高度称赞说：“你们的耕田队很好”。除了劳动力有限，劳动工具的缺乏也是闽西面临的另一个困难。频繁的战争导致耕牛被杀、农具被毁。因此，耕牛、农具的匮乏是农业生产的另一个障碍。临时中央政府提出为了解决群众的困难，争取群众的利益，就要发展耕牛运动，最好的办法就是组织犁牛合作社。[16]闽西苏区通过组建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不仅使组员内部互相帮助，还能帮助红军家属和贫苦的农民。
除了闽西革命互济、工会、农会、合作社外，还有闽西少先队、儿童团等社会团体，这些团体在慰劳红军，参加生产劳动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共产党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具有社会保障职能的闽西政府组织机构和群众群团组织互为补充，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保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创造了历史性的贡献。
2.2 单因素分析结果 nSLN转移与阳性SLN数目(Z=-1.991，P=0.047)、原发肿瘤直径(Z=-1.991，P=0.047)以及神经/脉管等淋巴结外浸润(χ2=5.630，P=0.018)情况有关；与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激素受体状态、是否多个病灶、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以及Ki67表达状况无关。见表1。
三、闽西革命根据地社会保障机构的历史性贡献
具有社会保障职能的闽西政府组织和群众群团组织在闽西社会保障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们保障了工农群众的基本权益，改善了工农生活，发展了生产，提高了人民参加红军的积极性，巩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政权，促进了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
闽西苏维埃政府组织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社会保障机构的主体，政府开展的社会保障工作在精准性方面有局限性，而群众群团组织能弥补这一缺陷，群众群团组织是政府社会保障组织的补充，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社会保障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保障闽西革命根据地人民生活需要
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前，闽西地区农村经济没落、商业凋敝，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于军事，闽西地区的经济毫无生机可言。闽西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组建了具有社会保障职能的各种组织，保障了闽西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为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社会保障机构提供了政治保证。1929年3月至10月，在闽西地方党组织和邓子恢、张鼎丞等人的武装配合下，红四军三进闽西，击溃闽西地方军阀，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成立了以张鼎丞为主席的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和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龙岩县革命委员会，闽西革命根据地基本建立。1930年3月18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宣告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是闽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的标志，大会通过的《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宣言》指出闽西当前重要的革命任务之一是社会保障问题，闽西苏维埃政府目前的任务是“解决赤色区群众之问题”[3]190。闽西苏维埃政府为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社会保障机构奠定了政权基础，此后社会保障机构的成立，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依赖于闽西苏维埃政府。
新生儿腹裂根据病变是否合并畸及严重度分为单纯及复杂二组，采用两种不同外科干预方式：Ⅰ期修补术和Silo袋置袋后Ⅱ期修补术。这两种模式中均有产房外科早期干预[4]。有麻醉或非麻醉二种方式，Bianchi[5]提出了非全麻镇静下施行腹裂手术，而后Kimbl[6]等提出了用镇静剂下开展了非缝合法I期修复腹裂手术，在我国，郑珊等最早报道I期无缝合肠管回纳法治疗先天性腹裂，避免了机械通气插管麻醉的危害，提早了经口营养，减少治疗费[7]。麻醉下施行手术术中松弛的腹壁有利于肠管的回纳，能良好的缝合腹壁各层组织[8]，同时可预防遗漏先天性胃肠道畸形仍有一定优势。目前，插管麻醉条件日益成熟，几无并发症发生。
其二设立劳动部。劳动部是处理闽西地区工人失业问题的部门。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地方苏维埃组织条例》，就简明地规定在苏维埃政府机构中要设置劳动部。[4]351932年4月20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各级劳动部暂行组织纲要》中明确规定：“劳动部是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一部，其职务专为执行和监督苏维埃保护工人阶级各种法令的实施，以保障工人的权利”[5]。劳动部下设劳动保护局、失业工人介绍所、经济评判局三个部门。劳动保护局主要负责检查工人的工作环境、强度；失业工人介绍所负责登记失业工人，帮助其介绍合适的工作；经济评判局主要负责监督工人与雇主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合理。1933年12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组织法(草案)》中增设社会保险局及分局支局办事处等，社会保险局主要负责工人的工伤保险问题，分局办事处则深入各乡实际展开调查工作。[4]57
表1 汀州工人斗争前后工资比较表
资料来源：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江西省档案馆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5页.
职业期间（每月） 斗争前 斗争后（每月）京果工人 10 32 22 2 22 20最高工资（元） 最低工资 中等工资斗争前（每月）现在(每月)对比增加（每月）斗争前（每月）现在(每月)对比增加3纸业工人 10 35 25 3 31 28 33油业工人 6 18 12 3 12 9 15药业工人 6 30 24 2 26 24 28刨烟工人 7 36 29 3.5 30 26.5 28印刷工人 15 36 21 5 28 23 34五金工人 6 18 12 —— 14 —— 16木匠工人 18 24 6 —— —— —— ——木船工人由汀州工人至上杭 14 46 32 —— —— —— ——染业工人 5.5 20 14.5 2 18 16 19油纸工人 5 21 16 2 17 15 19酒业工人 6 20 14 3 18 15 ——布业工人 10 35 25 2 31 29 32斗争前没有统计
（二）巩固闽西革命根据地政权
曾经的军阀政府只关注自己的利益，置百姓于不顾，任凭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当地人民才避免了成为乞丐和流民的命运。在社会保障机构的作用下，闽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他们信任并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红军，从而巩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
一方面，成立社会保障机构后，人民生活得到了保障，土匪、流氓、乞丐明显减少，社会趋于稳定。本就苦不堪言的闽西人民，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下，很容易沦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乞丐、流氓、土匪。为了使社会趋于安定，除了清除军阀混战的状况，还要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所需。而闽西革命根据地各种社会保障组织，能在民众生活无依无靠时，及时提供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正是如此，闽西革命根据地才出现了新面貌：当土匪、流氓、乞丐的人数减少，闽西不少地方社会秩序稳定，农民晚上睡觉夜不闭户，门上贴着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园无荒芜、野无游民的对联。
另一方面优待红军和军属，参加红军的人数增多，壮大了红军力量，从而巩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为了保障红军在前方作战无后顾之忧，闽西苏维埃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优待红军和军属。除此之外，闽西革命互济会、耕田队组织民众组成耕田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田、举办红军家属慰问会等活动，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尊重红军家属的社会氛围。如1932年8月15日，上杭才溪举行慰劳红军家属大会，千余群众到会参加，大家都认为当红军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情，红军家属直言“当红军，不惟他们个人的荣耀，而家属都能亲受苏维埃的优待与安慰，这是何等价值呀”[18]。尊重红军家属，调动了群众参加红军的积极性。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指出：“全区以上下才溪两乡扩大红军成绩最好。主要原因是优待红军家属、慰劳红军工作历来不错”[13]359。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建立在闽西苏维埃政府组织和群众群团组织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社会保障工作基础之上的，只有确保群众生活无忧，群众才会积极参军。随着参军人数的增多，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才可能不断增强。
在各种社会保障机构的协同作用下，闽西革命根据地社会不安定因素大幅度减少，社会趋于稳定，此外，还形成了拥军参军的热潮。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群众信任并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闽西苏维埃政府，再加上日益增强的革命军事力量，闽西革命根据地政权得到巩固。
（三）促进闽西革命根据地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毛泽东在1934年1月24日召开的第二次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他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19]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社会保障工作促使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各级社会保障机构相互配合，密切了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党群关系。这样和谐的关系表现为群众支持党政机关的工作，而党政机关又能更加切实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一方面是密切了军政关系，这表现为政府人民大力支持优待红军的政策，如政府人员积极开展节省、反贪污浪费的活动，把省下的钱支援前方作战的红军。另一方面是密切了军民关系、党群关系。苏维埃政府关注人民的生活和切身利益，军队保护人民的安全，人民对红军和政府十分支持，所以才会出现广大群众积极帮助红军家属、争相捐款、捐粮慰劳红军的热烈景象。比如红军战士铁坚回忆，当时部队有个红军战士疟疾发病，寄住在乡民家中，结果老乡不仅煎药给战士，还送给战士鸡蛋要其补充营养，真正体现了“红军处处为穷人，穷人处处为红军，红军与穷人一家亲”[3]70。在这种良好的军民关系、党群关系、军政关系的带动下，闽西地区的群众也是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帮互助活动，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从而促成了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闽西革命根据地社会保障工作的历史性成绩，是构成闽西革命根据地社会保障机构的政府组织和群众群团组织合力作用的结果。它们历史性的贡献切实地增进了民生与福祉，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人民的收入，促进了闽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获得人民广泛的支持和拥护的基础上，巩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政权。
公共服务提供凭空想象，认为是做好事，并非当做本职工作和责任，这难以让民众信服。公共服务如何得民心、惟民众是，需要有科学、合理，以民众为导向的公共服务种类，政府在担当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同时需要全盘考虑、精心研究，需要专门的智库，智库提出的策略势必起到明显效果，因此政府组建专门公共服务创新智库势在必行，在为其提供充足经费，使其拥有话语权的同时，时刻监督智库进展，此时的智库定能为政府提供最具时效性、实用性和可行性的创新政策，最大限度地造福人民，同时政府也要鼓励支持民间智库和相关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使其也能为政府、为国家、为人民提供创新政策。
增进民生福祉是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考察闽西革命根据地各社会保障机构的历史，正是政府组织和群众群团组织相互配合和共同作用，才最终保障和改善了民生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和完善需要汲取党的优良传统，其中闽西革命根据地社会保障工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新时代要增强改善民生福祉问题，就要实现党政军群的协同配合和共同作用，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协同配合的良性互动机制。新时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党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6。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组编.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G].1981.
[3]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3辑)[G].1982.
[4]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选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5]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253.
[6]巫桂莲.中央苏区第一个粮食调剂局[J].福建党史月刊,2000:7.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5.
[8]中共长汀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汀江红旗——党史资料汇编[G].1983.
[9]柯华.中央苏区财政金融史料选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
[10]福建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615.
[11]连城人革命史编写组编.连城人民革命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72.
[12]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党建档案资料选辑[G].2001:133.
[13]古田会议纪念馆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8辑)[G].2006.
[14]中共龙岩地委党史研究室.闽西人民革命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52.
[15]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G].1982:290.
[16]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N].红色中华,1933-04-20（01）.
[17]福建春耕运动的检阅[N].红色中华,1933-05-14(06).
[18]才溪乡调查纪念馆编.才溪革命史资料（一）[G].1983:8.
[19]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N].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N].1934-01-26(01).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of Western Fujian from 1927 to 1934
ZHANG Puhua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establishing the Party for the public interests and serv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which has been practic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ty. Social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ule the country and bring the people stability, and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serve as important functional departments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in Western Fujian, we find that the Party and the Soviet government organized and establishe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mass organizations to carry out social security work by holding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The social security work in Western Fujian, with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s the main body of social security and mass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as the supplement, has made historic achievements and improved people's livelihood and well-being. This provides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center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Western Fujian; social security;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mass organizations
中图分类号：K 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421（2019）04-0112-08
收稿日期：2019-03-25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教工委红色文化委托重点项目（F J 2016 T W2018）；福建省省委宣传部立项课题（2017 T Z 002）。
作者简介：张埔华（1991— ），女，河南商丘人，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责任编辑：林国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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