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一部“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著作，撰作历史跨越数千年，加以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特征，使它积淀着极为丰富复杂的历史文化信息，其意义也超过单纯的象数预测。从历史演变角度看，《周易》的思想内涵，反映了巫术宗教、自然宗教和伦理宗教的发展变迁，体现了古代文化精神嬗变的精神历程。尤其是从《易经》到《易传》的转变，不仅是易学思想完成本身一次重要典范转移，也标志着儒家轴心思想突破的完成，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形而上学基础。
巫术易：基于巫术宗教的上古占卜
关于易学史上至为重要的经传关系，历来有经传分立和经传合一两种不同解读。余敦康先生曾经对于以往的《易经》诠释进行反思，认为传统的以传解经和牵经就传，意在守护儒家“四圣一揆”的道统传承，但是，从思想史的研究来看，则是有见其同而不见其异，甚至于穿凿附会，为价值而牺牲了历史的真实；疑古思潮下的近代虽然完全分立经传，但有见其异而不见其同，为真实牺牲了价值，沦为历史考据学。显然，这两种倾向都是他不赞成的。余先生致力于在二者之外探索一条兼顾易学史研究的历史真实和价值真实的新路径，他主张重新定位《周易》经传关系，认为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区别在于《易经》主要属于巫术思维，而《易传》则属于战国哲学体系；其联系则表现为《易传》站在人文文化的立场对《易经》所反映的巫术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以传解经，牵经合传，使经、传共同体现一种易道，而这种易道也就代表了轴心期所形成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可见，《易经》和《易传》虽然体现了不同文化精神，却立足于共同的筮法结构。余先生基于文化精神的高度，从象数和义理的结合形态上分析了《周易》经传的关联与差异，对于易学思想史的把握达到了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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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余先生的看法仍有继续探讨的空间，他认为《易经》象数思想是基于天命神学观念，可天命观属于伦理宗教，乃是对于巫术交感思维的超越，这表明《易经》思想与古代巫术并不能完全等同，二者的关系需要我们进行更为仔细的辨析。
关于易学发展历史阶段问题，帛书易传《要》篇记载了孔子如下一段话，似乎与此问题存在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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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孔子赞易是以儒解易，将易学从史易推进到人文易，他本人对于人文易和巫易及史易的精神差异具有清醒的文化自觉，从前面所引帛书易传《要》篇中孔子的话看，他反复提醒子贡，他看重的是易之“德义”而非其他。与巫史的“赞而不达于数”和“数而不达于德”相比，他是“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这意味着他同时吸收巫易和史易的文化成果。对于史巫之卜筮之道，他是“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虽然向往却有不同，虽然喜欢也有批评，对于巫史既有继承又有突破，“幽赞而达乎数”是其继承，对于巫史卜筮方法他是熟悉的；“明数而达乎德”是其突破，他在前文告诉子贡，他对于《易经》非“安其用”，而是“乐其辞”，孔子喜易是“吾求其德而已”，他在《易经》中发现了“德义”，孔子在《衷》篇中强调“无德而占，则《易》亦不当”，德是卜筮有效的必要条件，牢固地确立了德对于卜筮的优先性。
但德义的涵义不仅限于单纯的自然理性和道德理性，无论是传世《易传》和《帛书易传》，基本理路在于推天道以明人事，将人文理性与自然天道打通，孔子在《要》中说“刚者使之惧，柔者使之刚”，把象数义理落实为人生指南，又把损益二卦作为“吉凶之门”，说这二卦“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所以，孔子赞易不仅为了“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还要“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所以才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可见，孔子所谓德义其实是自然理性和道德理性之融合，无论传世本《易传》或者帛书易传，本质都是在阐发这种天人合一的德义。
就目前发现的文献史料看，比《周易》更早的占卜似以《归藏》易为代表。《归藏》是史传三易之一，1993年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出土，使传世本《归藏》的可信度得以证实。尽管秦简《归藏》内容不完全为商代所作，但应保存了不少周代之前的资料。它只有卦辞没有爻辞，一般为昔者某人向某人占卜，结果为吉或凶，然后是韵语性质的繇辞。值得注意的是，《归藏》求卜者多为神话人物或带有神话性的历史人物，如夏后启、女娲、黄帝、蚩尤、鲧、后羿、姮娥、夏桀、殷王、武王、穆天子、西王母、仓颉、炎帝等，书中也有一些自然神如上帝、日月、丰隆、赤乌等，一些人物同时见于《山海经》，其卜者包括神话人物、巫者和历史人物，古巫代表之一的巫咸在卜辞中，反复作为卜者出现，说明孔子“赞而不达于数，則其为之巫”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作为卜者的巫咸提示着早期占卜史上巫者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孔子所言巫易的典型案例。秦简《归藏》所显示的人物系列，从问者到卜者，多半是神话人物，巫文化的色彩明显，其托神以言事的方式尤其具有巫文化的特色。这与《周易》形成鲜明对比，在《周易》的卦爻辞中，神话人物销声匿迹，更没有巫和神话人物作为卜者的情况，表明了易学精神的重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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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易：史官占卜与自然理性
将筮数系统发展为基于阴阳观念的象数系统，进而通过《易经》象数思想发展为一套哲学，是史易的功劳。根据《国语·楚语下》关于颛顼绝地天通和《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记述，史官乃重黎之后，为羲和氏。羲和的史官思维与史官理性以数为特征，包括由史易发展的筮数体系，将占卜理性化；作为天文历法指导思想的“历数”，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内将天文理性化，而筮数和历数等合为古代的数术。数术体系是史官文化的总结，故《数术略》大序又说“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理性是一种以数度为指导的自然理性，与周公等开创的以德配天的天命观从源头并不为一。史易经将自然理性注入了易学之中，我们已经不能将它与巫易等同齐观，它构成了从巫易到人文易的中间环节。
宋代以来，在商周的甲骨、铜器以及陶器等材料中发现数字组成的图形，有人称之为“奇字”，这些图形在20世纪九十年代被张政烺等学者认定为数字卦。张政烺先生总结了甲骨金文易卦材料中共有168个数字，其中只见一、五、六、七、八，不见二、三、四，其中六出现次数最多，其次是一。张先生推断：“古汉字的数字，从一到四都是积横画为之……书写起来容易彼此掺合，极难区分，因此把二、三、四从字面上去掉，归并到相邻的偶数或奇数之中，所以我们看到六字和一字出现偏多，而六字尤占绝对多数的现象。”所以，他认为，可能是二、四并入六，三并入一所致，并认为这表明“殷周易卦中一的内涵有三，六的内涵有二、四，已经带有符号的性质，表明一种抽象的概念，可以看作阴阳爻的萌芽了。”（参张政烺：《论易丛稿》，中华书局，2012年版）如果此说成立，则数字卦无疑可以看做是早期的八卦，也就是《周易》六十四卦的前身，但是，这种数字归并究竟是因为单纯书写的便利，还是已经具有了萌芽状态的阴阳概念，还需要更多资料的证明。
但数除了具有神秘性外，还内在地具有理性特征，史官对于大量占卜经验进行积累，总结筮数规律，通过数字归类合并，使得占筮从繁琐趋于简易，以简驭繁，《周易•系辞》却保留完整的大衍之数，正是筮数意义的典型表达。同时，筮法本身背后有一套清晰完整的宇宙观，进而实现了象数论与宇宙论的结合，其中数本身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早期的运算数字演变为象征阴阳的九、六爻象，所以，从大衍之数产生了天地之数，天地之数本身也具有阴阳属性。九、六的数字特征退居幕后，转化为重在表达哲学概念的符号，刚柔阴阳概念由此浮现，量的概念转变为质的概念了。这一过程，《易传》归纳为“简易”，郑司农赞易，以易简为第一义，《系辞》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不仅总结了筮数的简化过程，而且归纳了《周易》比类取象的哲学思想。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存〕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則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則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易学史的考察表明，易学中的阴阳概念系由刚柔概念上发展而来，但早期数字卦中的筮数还是数字而非刚柔或者阴阳符号，据孔颖达说法：“先揲蓍而后得卦，是象从数生也。”（《春秋左传注疏》卷十三）即由筮数生成卦象，这自然是卜筮形式的重要转变，数在原始思维中代表宇宙万物背后神秘的支配力量，是神意的显现和表达，在古代中国思想中更是形成了定数的思想，《吕氏春秋·审分览·勿躬》说“巫咸作筮”，虽然未必一定是历史事实，却可以提示筮法与巫之间可能存在的历史联系，蓍草和数如同卜龟一样，最先都是因为其神示意义而进入了占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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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赞而不达于数，則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則其为之史”，继幽赞之巫而来的，是明数之史，巫易后面是史易。关于巫与史，《国语·楚语》言“家为巫史”，说明早期的史与巫近似。“数而不达于德，則其为之史”，表明史易的核心是“数”。关于数与易之关系，《汉书·律历志》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颜师古注“龟以象告吉凶，筮以数示祸福”，龟卜通过灼龟成象占卜吉凶，筮法则是通过数来占断祸福。《说文》有“卜，灼龟也，筮，揲蓍也”，表明筮数是通过揲蓍而得，揲蓍以成卦，故班固曾说：“自伏戏画八卦，由数起。”虽说如此，八卦在其发端处与数是怎样的关系，原先并不清楚，直到数字卦的发现才揭开了此一问题之端倪。
当然，史易虽然以数的理性超越了巫易，但他并没有完全排斥放弃巫易的“幽赞”，而是将它融入到数占的过程，故《系辞》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致神，其孰能与於此。”所说正是筮者的“寂然不动”以感通天下的状态，显然继承巫者的通神方式而来。
人文易：伦理宗教下的易学思想
孔子的“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将先秦易学思想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性，即为赞-数-德，与之对应的三种易学主体是巫-史-儒，这三个阶段的易学，可以分别称之为巫易-史易-儒易，儒易相当于余先生说的人文易。与余敦康先生的划分相比较，孔子的划分多了“史易”，作为巫易和人文易的中间环节。那么，巫易、史易和人文易的三者存在何种关系？将史易作为一个独立阶段划分出来，究竟有何意义？
关于“德义”二字，学界有不同解读，结合传世《易传》以《帛书易传》加以把握。《易传·系辞上》说“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帛书易传•衷》说“上卦九者，赞以德而占以义”，又专门解释了履、谦、复、恒、损、益、困、井、涣的卦德涵义，其中卦德、蓍德、神明之德中的德字，有品质和性质的涵义。但德字内涵又不仅限于自然理性，比如《大象传》多是阐发儒家道德义，而《帛书易传》也屡屡谈仁义，所以道德无疑是德义的重要内涵，孔子明确说自己是“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则德义包括仁义无疑。
孔子认为巫易的特征在于“赞而不达于数，則其为之巫”，从前面的“幽赞而达乎数”来看，赞即幽赞，根据训诂文献，幽即幽深隐微的状态，是对于巫者特有的精神状态的描述，巫者在此种氤氲幽深心理状态中祝赞神明并与其合一。巫者降神时与神合一的状态，重点不在于人与神相见，而是人通过“吾丧我”的迷狂与神合一，此种幽深混冥状态所突出的恰好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消解和隐匿，而“鼓之舞之以尽神”的动作仪式和赞告呼号不过是降神的手段，是一种上古神人交感的通神方式，正是孔子所说的“赞而不达于数”的典型。
那么，孔子究竟是如何将道德理性引入到易的诠释？主要基于他对文王演易时特定生命精神的体察，这种体察使得孔子得以进入文王的精神世界深处，发现了一种不同于巫易和史易的精神，即诗书中反复强调的“德”，那个最终使得小邦周取代了大殷商的颇具有神秘色彩的力量。孔子在《要》中说：“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孔子用一个“仁”字形容文王之德，但仁人文王却不得其志，由此而激发他在困境中演易，并给《易经》注入了新的精神，在孔子看来，正是文王拘而演易，导致了新的易学精神的兴起，对于易学诠释典范的转变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诗书的言说中，文王之德正是天命的具体体现，德正是天命的内涵，这正是西周所开创的伦理宗教的核心思想。不过，《周易》筮法还有另一种命，即由数来显现的命，它遵从的数的必然性，与德无关。前一种命是德命，后一种命是数命；前者来自于周初的天命信仰，后者来自于史易的自然理性，二者根源于不同的信仰理念，德与数的矛盾反映了德与福的矛盾。儒家开创的人文易同时承认二者的有效性。二者的矛盾在孔子思想中也有反映，两种命的理念同时存在于他的思想深处，一起构成了他对于超验世界的理解。
《周易》在汉代以后被作为六经之首，绝非偶然。这一部“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经典，在其数千年的诠释发展进程中，浓缩了中华文明从巫术宗教、自然宗教到道德宗教的精神演变史，三种文化精神层累地构成了《易传》的思想，使它成为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缩影，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模式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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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是最早期人类文化的代表，也是最早的占卜者，巫易所体现的是巫教精神；史官通过象数系统的建构，将自然理性带入到《易经》之中；至于从史易到人文易的转变，则主要来自于文王和孔子的推动，前者演易开启了易道与人文宗教的融合历程，后者赞易则将其中潜在的道德宗教精神阐扬出来，并通过这种阐释建构了一个天人合一的易学哲学体系，将自然理性和道德理性会通为一。无论是史易还是儒易，对于前期的易学理念都没有采取革命的态度，而是连续性发展，这自然导致了易学思想本身的内在张力，也使其具有其他经典所不具备的丰富博大的精神内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摘自《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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