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董仲舒传世文献的挖掘、整理与研究
——2019年中国·德州“董仲舒思想研究高峰论坛”开幕辞
余治平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新经济环境下对于中小制造企业不单是机会，也有不少挑战，以往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中小企业应当意识到这些情况，同时积极应对，适应市场的演化，保持长远健康成长。
又是一年秋高气爽、金桂飘香的季节，我们又来到德州董子书院一起探讨董仲舒的思想与学术，在这样山清水秀的环境内坐而论道，无疑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所以，我谨代表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向“董仲舒思想研究高峰论坛”的承办方——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德州学院、德州市董子书院表示诚挚的感谢，辛苦你们了！
评价区内蒸发量为降水量的87.4倍，地下水埋深由洪积扇后缘至前缘渐浅，地表水在出山口处全部入渗，转化为地下水，故潜水面为零流量边界。水文地质钻孔揭露深度为150～200 m，含水层内地下水流水力坡度平缓，故以150～200 m深为界，概化为零流量底板边界。
盛世修典，是悠久中国历史和璀璨中华文化的一大重要传统。董仲舒传世文献的真实性、可靠性一直备受质疑，文字散佚在各种不同典籍之中，迫切需要通过开展一系列认真扎实的考辨、汇校、勘订和重新注疏工作，而使董学研究有本可依。董仲舒是孔子之后非常重要的儒学大家。孔子、董仲舒、朱熹，堪称中国儒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三大巨擘”。孔子为中国文化描绘蓝图，塑型创范，一生推销，终不得志，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总设计师；而到了董仲舒，则终于让蓝图落地，借力皇权助推而使其转化成现实的社会体制，所以他是中国文化的总建造师；而朱熹则是一个中国文化的总装潢师，他雕梁画栋，使中国人的哲学探索和精神追求更趋向于内在化、细致化。基于三位大师的贡献，中国文化这座大厦才能够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熠熠生辉，而显得璀璨夺目。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称其“为群儒首”，《汉书·五行志》称其“为儒者宗”，王充《论衡》说：“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案书》），“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超奇》），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天地人》称：“赖有董子，而孔子之道始著矣”，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说“汉代思想的特性，是由董仲舒所塑造的”，这些都揭示了董仲舒思想对于汉代乃至儒学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的崇高地位与里程碑意义。在中国思想史上，汉代的地位颇像一个漏斗，先秦的百家思想在这里汇聚、整合，后世的各派学术从这里发端、流出。这在董子的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董仲舒至今在学界所获得的关注、尊重和影响都与其重要地位极不对称，显然远不如孔子、朱熹。至于普通的社会大众，对董仲舒的认识和了解更是极为肤浅，大多只是一些脸谱化的印象而已。董仲舒的思想发生于汉民族精神体格的成型期，其内容广博而深邃，其构造过程繁复多变而精彩纷呈，具有很强的思想穿透力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力。董仲舒是永远说不完的，董学是潜藏在儒学山体下的一座富矿，因而值得后人不断地挖掘和开发。
这次论坛的主题非常好，“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很有特色，能够简明扼要地勾勒出董仲舒思想的核心与精华；也很有号召力，因为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这个话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相信大家在接下来的一天半时间里可以展开充分的研讨和交流，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收获更多的智慧果实。本次大会我提交了一篇4万字的论文，专门研究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对汉初中国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管理所发挥的实际影响，有点心得体会将与大家一起分享，期待引起更多的共鸣。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在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7-10]、反复预实验修改的基础上设计“全科医生对抗生素使用的知识-态度-行为”调查表，主要内容包括：1）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最高学历、职称、工作年限、平均月收入以及平均每天接诊患者数；2）关于抗生素使用及耐药知识问题；包括抗生素的使用方法、适应症、细菌耐药以及抗生素知识来源等问题；3）态度问题，包括抗生素的使用时机、用药倾向、与耐药性的关系等；4）行为问题，包括对患者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宣教、自身抗生素的处方行为等。
而在今天的这个开幕式上，我则想呼吁一下董学界：必须重视对董仲舒传世文献的挖掘、整理和研究。
近年来，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超过乡村人口，1978-2017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8.1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8.5%。河南作为一个人口大省，到2017年年底，全省总人口达到10 852.85万，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城乡融合逐渐深入，但乡村空心化、公共服务滞后、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传统的乡村治理体系面临严峻的挑战，亟须建立与城镇化相适应的新的乡村治理体系。
然而，在中国儒学史上，董仲舒的研究一向不是那么太热，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什么“显学”，可究原因很多，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当然，还有董学自身的问题。而文献方面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据《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说，董仲舒“能持论，善属文”，所以其著述应该是比较丰富的。《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说：“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但至今大部分均已失传，一些思想资料散见于《古文苑》，《汉书》之《食货志》、《五行志》、《匈奴传赞》，《续汉书·礼仪志》，《全汉文》，《太平御览》，《抱朴子·内篇·论仙》，《通典》、《六帖》，《黄氏日钞》，《玉函山房佚书》，《汉学堂丛书》等历史文献中，不为人们所关注和重视，于是也很难进入研究者的论域，因而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董仲舒思想全貌的认识和理解。
企业在决定投标并通过资格预审获得投标资格后，要购买招标文件并熟悉和研究其内容，在此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对投标价产生重大影响的几方面：合同条件，如工期、拖期罚款、保函要求、付款条件、提前竣工奖励等；材料、设备和施工技术要求；工程范围和报价要求；图纸和设计说明等。
《艺文类聚·卷三十》收有《董胶西集》。《全汉文》也辑录董仲舒之文两卷。《汉书·艺文志》还记录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之说。范晔《后汉书·应劭传》也记载：“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三百三十二事”。清代学者黄奭编《董仲舒公羊决狱》一书。现存《春秋繁露》、《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传》、《汉书·董仲舒传》是我们研究董仲舒最基础的文本依据。但是，关于《春秋繁露》一书的真伪，显然是一个相当复杂、长期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目前已被发现的《春秋繁露》最早刻本是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现收藏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自武帝至隋代，煌煌八百年几乎所有的历史文献都未述其详。直至南朝梁目录学家阮孝绪的《七录》中才突然冒出《春秋繁露》的书目名称，八十二篇（阙三篇，实存七十九篇）中，仔细考辨一番，还会发现有一些还是后世学者撰作的窜入。《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传》基本不涉及董仲舒著述文字，也没有记载董仲舒与武帝进行“天人三策”的故事。班固《汉书·董仲舒传》所记载的“天人三册”（或“天人三策”），却不被司马迁《史记》所录，于是其真实性、可靠性也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和争议。这样的文献如果不加甄别、清理而大胆引用、阐释和发挥，那肯定是要贻笑大方的。董仲舒传世文献自身的可疑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经常让人不敢接近。
董学界长期缺少一套具有集成性质、经过严格考辨的、类似于《董仲舒全集》或《董仲舒文集》、《董仲舒著作集》之类的综合性、史料性基础文献，也更没有人对这些文献的历代注释进行全面地整理和集中。始终没有一套具有统一性、权威性和可依赖性的集成性、集注性文献及其注释本，不能不是当前董学界的一大学术遗憾，极大地阻碍着董仲舒思想研究的进步，已经成为遏止今后董学事业发展和学术水平提高的一大瓶颈。
有鉴于此，在我本人所设计、呈报的选题征集已经入选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选题（编号：28）的基础上，我们利用全国性专业学会组织的独特优势，集中各路董仲舒研究的学术力量、整合海内外董学研究的学术资源，德高望重的周桂钿教授、旅居日本的董学研究大家邓红教授、积极推动董学研究的魏彦红教授等都亲自担任子课题负责人，台湾儒学大家董金裕教授，我们董会的副会长季桂起、秦进才、吴锋教授，副秘书长刘国民、常会营教授，理事王宏海、臧明、王文书、曹迎春、何大海等董学专家学者都是课题组成员，结合的董学界老中青三代力量，认真扎实地组织开展了“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研究”的申报工作。从7月中旬到9月10日，几乎两个月时间，日夜兼程，披星戴月，整天都忙于收集各种材料，撰写投标书，繁忙而紧张，劳顿而疲惫，幸好得到了董学界许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
展开这个重大课题的研究无疑是我们董学界的一件大事，作为课题最终结项成果的《董子学案：董仲舒研究学术疑难考辨》和《董仲舒传世文献勘订与校注》两书将解决董学研究的燃眉之急，澄清人们对董仲舒的很多误解和偏见，也为董学研究深入开展提供完善而可靠的文本依据，对于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史学科建设也将发挥很好的促进作用。如果申报成功，还请在座的各位同行给予我们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最后，预祝2019年德州“董仲舒思想研究高峰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收稿日期： 2019-09-16
作者简介： 余治平（1965-），男，江苏洪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儒家思想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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