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具有反理论化特征，它主张“从字面上看待现象”，通过“综观式表现”等概念考察方法，恢复理智生活的安宁；它在语言哲学上支持一种意义紧缩论立场，其对立面则是意义实在论、自然主义或本质主义观点。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可以划分为彼此联系的四种形态，即语义学寂静主义、本体论寂静主义、语用学寂静主义和方法论寂静主义。针对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的批判有两个：“寂静主义的两难困境”和“寂静主义终结了哲学”，然而在作者看来，前者乃是基于对“定界悖论”的误读，后者则是源于对寂静主义与哲学之关系的误解。
关键词：寂静主义；意义理论；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
一 引言
人类思想史上的“寂静主义”(quietism)具有多种不同形式：亚伯拉罕传统、基督教神秘主义、伊斯兰政治寂静主义、中国道家寂静主义等。本文聚焦于一种相对狭义的“哲学寂静主义”(philosophicalquietism)版本，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哲学所引发的：语言的本质及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通常被视为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当代语言哲学的一个思潮，寂静主义者在诸如语言本质及其与世界之关系问题上的看法，明显地与后人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解读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考虑到寂静主义是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诸多解读方法之一，况且还是其中富有争议的一种，他本人又从未直接使用“寂静主义”一词定位自己的哲学，因此不便称之为“维特根斯坦的寂静主义”(Wittgenstein’s quietism)，而只是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寂静主义”(Wittgensteinian quietism)。此外，我们将会看到，维特根斯坦式的先验进路为我们理解寂静主义提供了一道绝佳的风景，而某些经验视角则对之提供了必要的补充，最终拓展和丰富了我们在语言的本质及其与世界之关系问题上的寂静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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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寂静主义的哲学特征
首先我们来看“维基百科”对寂静主义的权威解释：哲学上的寂静主义是一种看待哲学的方法，它把哲学的作用视为广泛地诊断性或治疗性的；寂静主义的哲学家们认为哲学没有积极的论点可以作出贡献，认为它的价值毋宁在于消除包括非沉默主义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的语言和概念框架中的混乱；通过以一种使错误推理显而易见的方式重新表述假定的问题，寂静主义者希望终结人类的困惑，并帮助恢复理智的安宁状态。[1]
在笔者看来，这个观点简直是为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治疗学”(philosophical therapeutics)量身定制的，尽管没有直接提及维特根斯坦的名字。也许有人会说，作为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它仍然可能忽视了某些更进一步的细节，譬如它未能考虑到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中的寂静主义特征。此外，即便仅就其后期哲学而言，“没有积极的观点”(no positive thesis)这样的说法也应当有所限制。对此，威廉·恰尔德(William Child)的观点可以补充进来，他认为，紧缩论(deflationism)或寂静主义是这样一种哲学立场：它“从字面上看待现象”(taking phenomena at face value)，承认它们具有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些特征，但拒绝任何一种通过诉诸哲学理论来解释这些特征的企图。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常被视为某种紧缩论或寂静主义。一些评论家认为，《逻辑哲学论》对形而上学问题也采取了紧缩论的态度[2]261。
就其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化企图而言，寂静主义哲学的确并不急于提供任何一种“积极的观点”，但它同时坚持的“从字面上看待(语言)现象”，本身仍然是一种“观点”，尽管它不像理论化企图那么“积极”。举例来说，《逻辑哲学论》反对就自我与世界本质、逻辑形式以及“神秘之域”提供任何一种积极的观点，后期他在《哲学研究》中围绕遵守规则的悖论，同样拒绝任何一种积极的观点。但在笔者看来，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治疗学，内涵并不限于此。我们未必能在其前期哲学中领会到什么叫“从字面上看待现象”，但不管如何它都是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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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逻辑哲学论》中“对象”(objects)的本体论地位问题，威廉·恰尔德分析比较了三种观点：实在论的、观念论的、寂静主义或紧缩论的观点。[2]56-57
然而，在对维特根斯坦的寂静主义的所有解释中，最有影响的来自当代著名哲学家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作为他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一种解读，同时也作为他自己在《心灵与世界》中所追求的目标，寂静主义是一种不发表哲学论文而从事哲学的方式。他用维特根斯坦的方法来举例说明后者的规则遵循，他特别关注跟随“路标”的简单情况，它被看作是到达目的地的规则的表达。在他看来，维特根斯坦揭示了一个挑战，我们将会发现从“路标”中学习如何走这一点是很神秘的，维特根斯坦不是通过发起一个哲学议题，而是通过提醒我们关于“路标”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从而化解了这个威胁，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话说，“哲学只确认人人认可的东西”[5]599。就维特根斯坦的工作而言，其目标就是要让哲学回归安宁，因此“寂静主义”的标签是合适的。麦克道威尔进一步认为，维特根斯坦关于寂静主义的文献，并不代表他揭示了对“积极的哲学工作”的需要，而只是使用寂静主义作为拒绝自己做这项工作的理由。然而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不是自满或懒散的姿态，维特根斯坦所做的事情既困难又费力，它需要准确而有同情心的参与，其中积极的哲学似乎又是必要的。[6]365-372
麦克道威尔所解读的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实践整体论(practical holism)，它诉诸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习俗、实践和生活形式等概念，强调遵守规则活动的非语义的(non-semantic)、非意图的(non-intentional)、非规范的(non-normative)特征。在《心灵与世界》中，麦克道威尔指出，寂静主义回避任何实质性的哲学问题，这一点恰恰是其关键所在。诸如“意义如何可能”之类的问题。“表达一种恐怖的感觉，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是，我们不应该沉溺于恐怖的感觉，而是要驱除它。”[7]176在其他文献中，麦克道威尔进一步指出，如果把维特根斯坦看成是提供了关于意义和理解如何可能的建构性的哲学解释，吸引那些用没有预设意义理解的术语来描述的人类互动，那么人们会直面他的哲学所体现的明确观点：这里没有所谓的普遍原则，也没有实质性的理论诉求。这种哲学观是克里斯平·莱特(Crispin Wright)所说的“寂静主义”[8]277。
然而，理论建构的工作即便在当代仍有很大市场，寂静主义的事业任重而道远。布莱恩·莱特(Brian Leiter)在新近出版的一本名为《哲学的未来》的著作集导论中，将英语世界哲学分为“自然主义者”和“维特根斯坦式的寂静主义者”两个阵营。关于后者，他总结道，寂静主义者的一个宗旨是，哲学上并不存在什么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哲学也不能像其他学科那样实质性地解决问题；哲学变成一种智性治疗的工作，它消解(dissolving)哲学问题，而不是解决(solving)它们[10]2。在他看来，自然主义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后者同意维特根斯坦学派的观点，即哲学家没有能够解决问题的独特方法，然而不同于维特根斯坦学派的是，自然主义者相信困扰哲学家的问题(思想、知识、行动、现实、道德的本质，诸如此类)确实是真实存在的。”[10]2-3在莱特看来，自然主义者是当代的实在论者，而寂静主义者则类似于当代的唯名论者，二者分别体现了对待传统哲学问题的两种态度：前者把问题看作是实质上的，进而探索某种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后者则把问题看作是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并针对我们深受其困扰的一系列伪问题开出智性治疗的“哲学处方”。
笔者发现，当代学界对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的主流解读侧重于《哲学研究》中著名的遵守规则议题。在威廉·恰尔德看来，规则的紧缩论者或寂静主义者认为，正确运用规则的重要性是以“从字面上看待现象”为依据的。寂静主义者认为，关于正确性规则和标准的事实是基本的和不可还原的，它们不能通过诉诸任何哲学理论来解释。因此，寂静主义者拒绝了规则的建构主义观点：他们会说，在某个给定点上，什么算作系列“+2”的正确延续，并不在于我们达到那个点时将什么样的做法预先在理论上判断为正确，而在于在那个位置时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件“+2”的行动。此外，寂静主义者还驳斥了柏拉图主义者所主张的如下观点：存在一种延续一个数列的绝对正确的方式，它绝对比其他任何方法都更加简单或更加自然。[2]261
三 寂静主义及其对立面
根据前述哲学家的解读，维特根斯坦关于实在、意义、意图、遵循规则之本性等议题，持有一种寂静主义的态度。当然，毋庸讳言，其中有些解读是富有争议的。下面我们尝试将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划分为四种相互联系的类型：语义学寂静主义、本体论寂静主义、语用学寂静主义和方法论寂静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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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自然主义与寂静主义》一文中，进一步将这种分歧解释为当代英语哲学世界中最深刻、最棘手的分歧。根据罗蒂的说法，寂静主义者，至少就他本人所隶属的那个寂静主义阵营而言，支持以下观点：
(1)寂静主义是一种实践哲学，“对实践没有影响的东西不应该对哲学家有影响”[11]149。
(2)寂静主义是语言哲学或概念哲学，“一个人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使用的词汇。”[11]149
关于伦理、美学、生命意义和“神秘之域”，我们对它们的寂静主义特征没有太多争议。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维特根斯坦坚持说，这些词的命题本身就是无意义的。此外，关于逻辑形式和世界的本质，我们遇到了与伦理学不同的情况：如果伦理学超出了可理解语言的界限，那么逻辑形式就是界限本身。换句话说，即使在《逻辑哲学论》中，我们仍然面临着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的其他形态。
在罗蒂看来，寂静主义有三个对立面：一是“理论哲学”，也就是那种认为一种东西的重要性首先体现为其在理论上的重要性的哲学立场，从这里可以看出罗蒂的实用主义背景；二是“语言工具主义”，也就是那种认为语言或概念只是思想交流或哲学论证的工具，对于实质性的哲学讨论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三是基础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它认为有些东西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基础，任何事物的重要性或合法性都必须基于它而得到辩护。
此外，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提出了一种“哲学在两个极端之间发挥作用”的观点：一方面，存在一种“寂静主义”的观点，认为“(传统理论化的)哲学在实践中没有地位”[12]304。在生活中，它是一种安宁而惰性的存在，并不执着于对其他领域发挥其自身影响。[12]304而另一个极端是“存在主义”的观点，它肇始于克尔凯郭尔，接着在马克思、萨特以及当代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产生了极大反响。这种观点认为，从许多方面看来，哲学“应该改变探索它的人，重新塑造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方式和行为方式。哲学最终能够通过付诸实践而得以实现……这种哲学能够为哲学家自身的人生经验和人格塑造带来一种全新的方向或品质。”[12]304在佩蒂特看来，寂静主义持有一种非常彻底的实践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天堑是不可跨越的，理论化的哲学对人们的实际生活很难产生正面影响；存在主义则是一种广义的实在论，它不仅认为哲学问题是实质性的，并且不管是对于哲学家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还是对于他们自身的人格塑造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变革作用，人类生活唯有在哲学的指引下，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实践，人们所感知并对之有所行动的世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
四 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的四种形态
前述威廉·恰尔德、托马斯·赫卡、大卫·斯特纳索，尤其是约翰·麦克道威尔对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的解读，呈现出如此面貌：寂静主义反对传统上那种实质性哲学，后者主张对问题进行理论化，通过诉诸“超级概念”，获得对于实在、心灵或语言的某种本质主义理解，最终使得整个哲学变成康德所说的“形而上学上纷争不息的战场”[9]viii。与之相反，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力图使哲学摆脱纷扰和喧嚣，回归安宁和寂静。用“从字面上看待现象”取代传统上那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用“实践的观点”取代传统上那种“理论的观点”；从概念考察和经验描述，取代传统上的范畴演绎或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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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寂静主义的四种形态
语义学寂静主义:“不可说”之物本体论寂静主义:对象的“简单性”语用学寂静主义:“从字面上看待现象”方法论寂静主义:反理论化、非意向性、非规范性
(一)语义学寂静主义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认为有三个领域中的东西存在于可理解的语言(intelligible language)的限度之外，换言之，它们是“不可说”的，因此只能以沉默待之：语言和世界的逻辑性质；伦理学、美学、人生意义和“神秘之域”；哲学自身。
时至今日，大多数医院的负责人以及财务人员并未从根本上意识到预算管理与成本控制的重要性，从而导致其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缺乏全局意识以及统筹意识。部分医院虽然认为预算具有必要性，但对该内容的执行缺乏必要的约束与监督，导致财务预算管理完全流于形式，资金容易出现浪费或利用不足等情况。除此之外，某些工作人员还有可能利用相关的漏洞挪用资金或侵占公共财产，最终对医院的效益和绩效产生消极影响，阻碍了医院的发展。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医院的发展开始呈现出艰难之势，有关负责人与工作人员必须要对其引起重视，积极做好预算管理与成本控制工作。
6.41 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真实的，一切都是按它发生的那样发生的：其中不存在价值——如果世界之内确实存在价值，那么世界本身将没有价值。
6.42 也不可能有道德命题。
命题可以表达更高的东西。
6.421 很清楚，道德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伦理学和美学是同一个东西。)
伦理学是先验的。
6.432 超越世界之上者，对世界上的事物是怎样的这一点毫不关心。上帝不会在世界上显露自己。
7 对于我们不能谈论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13]7。
(3)寂静主义反对原教旨主义，主张没有什么比其他任何东西更重要。
(二)本体论寂静主义
类似地，托马斯·赫卡(Thomas Hurka)认为，维特根斯坦主义者的这种沉默态度，是“坚决反技术的和反理论的”[3]249，“他们否认(常识的)道德观点可以被系统化或抽象的原则所俘获”，因此他们断定“伦理学理论化从根本上是错误的”[3]249。此外，大卫·斯特纳索(David Sternalso)还强调了寂静主义的反理论特征：据这位寂静主义者说，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诉求并不是一种积极的实践理论或实用主义意义理论的开端，而是旨在帮助读者摆脱对心灵与世界、语言与实在的理论化的沉迷。[4]169
2.02 对象是简单的。
一类是相关关系，变量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不能完全用函数来表达．例如人的体重y与身高x有关．一般来说，身高越高，体重越重，但不能用一个函数来严格地表示身高与体重之间的关系．
2.0201 关于复合物的每一个陈述都可以分解成关于其组成成分的陈述，分解为完全地描述该复合物的一些命题。
2.021 对象构成世界的实体。因此它们不能是复合的。[13]7
恰尔德指出，实在论与观念论之间的争论点在于，实在被划分为《逻辑哲学论》中的对象，这是实在的一个内在特征，抑或只不过是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语言的一个产物。但是紧缩论者拒斥这两种解释，他认为关于维特根斯坦对以下问题持何种看法，实在论和观念论提供了两种互相竞争的回答。这个问题是，简单对象是内在的和绝对的简单吗？他认为这两种立场所提供的回答都是难以理解的。在他看来，存在一种关于简单性的直截了当的标准：某物是一个简单对象，仅当在完全分析的水平上，是由一个简单名称所挑选出来的。而一旦根据这种标准决定了某些简单之物，我们也就不能再进一步追问其他的实质性问题了，比如，简单对象是否还能被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与简单对象相对应的是名称而不是别的东西？最终使“对象内在地是简单的吗？”这个问题变得毫无意义。而一旦这个问题没有意义，那么任何对它提供回答的尝试都是没有意义的。根据紧缩论者的看法，真相就是如此。语言的简单成分是存在的，实在的简单成分也是存在的，两者之间是一一对应的——而这些就是要说的全部。
(三)语用学寂静主义
语义学与对象(实在世界)打交道，这里预设了语言与世界的二元关系。语用学与言说本身(语言的具体使用、交流语境)打交道，这里没有做语言与世界的二元关系预设。从语用学上看，语义问题终归是语用问题，所以维特根斯坦后期在《哲学研究》中会直言“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5]§43。我们进一步看到，语句的意义在于它在特定语境中的使用。
从语用学的角度看，寂静主义是人类在语言使用上的“节制”美德的一个极佳例子。这种美德秉持两个原则：首先，“对于我们不能谈论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13]7除了语义上的考虑外，“保持沉默”是一个哲学语用学上的问题。有句拉丁谚语颇能指点迷津：“Avt tace, avt loqvere meliora silentio.”(“请保持沉默，除非你觉得说话比沉默更有意义。”)其次，当说话不可避免时，我们应该“从字面上看待现象”，反对超越字面意义的过度解释。这种观点也被称为意义紧缩论。换言之，寂静主义并不主张放弃所有话语，而是强调在命题意义的限制和话语解释的可能性等问题上需要保持高度的“节制”。我们在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和后期哲学中，都能找到某些寂静主义的痕迹，即现象具有我们通常认为它们所具有的特征，并且拒绝任何通过诉诸哲学理论来解释这些特征的企图，特别是理智主义和本质主义。
(四)方法论寂静主义
戴维·瑟伯恩(David Cerbone)说，“逻辑不能被描述”和“逻辑必须照看好其自身”[14]309这两个评论都呈现出在他看来乃是维特根斯坦所提倡的那种寂静主义，这种寂静主义仅仅把我们留在原地，那里有我们的思想和语言，还有所有的令人困惑的和引人误解的对于“从流通中撤出”[14]309的限制。在《逻辑哲学论》中，当维特根斯坦谈到世上万物的本体论特征时，他说：“世上万物正如其所是而是，正如其所发生而发生。”[5]124然而，当我们读到《哲学研究》中关于哲学的任务的阐述时，正如大卫·瑟伯恩所指出的，我们能够联想到的那种寂静主义体现在哲学“让一切如其所是”[5]124这一观点之中。与《逻辑哲学论》中关于世界和语言的本质主义主张相比，这种“让一切如其所是”的观点具有反本质主义的特征：世界中的一切都只是与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交织在一起并借助它们得以描述的诸多生活形式，而所有的语言游戏在外延上都具有家族相似特征，在内涵上则无法满足传统上提出的语法规则和行为规则的本质主义要求[14]308。
在《论确定性》等作品中，维特根斯坦指出，理性总是走到尽头的，从那开始，理性就要为实践和信仰让出地盘：
某人说，“我知道他觉得疼”，尽管说话者未能对此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这等于是说“我确信他……”吗？——并非如此。“我确信”告诉你的是我的主观确定性。“我知道”意味着那个知道这一点的人正是我，而不知道这一点的人被一种理解上的差异与我区别开来了。(也许是基于某种经验上的程度差别)。
安：只要你对音乐足够敏感，就不难发现，格里格的音乐也好，其他杰出作曲家的音乐也罢，都是具有普世性的。如果按照所谓“文化差异”的观点，那么郎朗怎么可能演奏好来自巴西的桑巴舞曲呢？但其实郎朗很擅长弹奏桑巴！当然还有西班牙音乐，以及其他民族、文化的音乐。又比如，吉列尔斯与霍洛维兹又是如何弹奏好斯卡拉蒂和克列门蒂的作品呢？他们虽来自俄罗斯，但却把意大利的作品弹奏得如此精彩！德彪西又是如何在没去过亚洲与西班牙的情况下写出《版画集》的呢？因此，杰出的音乐和艺术家总是具有相似的普世性。
如果我在数学上说“我知道”，那么为了表明这一点，所做的工作就是给出一个证明。
如果在这两种情况下，不说“我知道”，而说“你可以信赖它”，那么在每种情况下，实质上都是不同的。
实体化的过程就到此为止了。[15]563
五 寂静主义之批判：谁的困境？何种终结？
从某种角度看，寂静主义是一种“激进主义”(radicalism)，因为它不时地在通常被视为极其重要的哲学问题上公开主张保持沉默，坚决拒斥对实在之本质或语词之意义的理论化解释，甚至不留情面地将传统哲学家们为之殚精竭虑的许多问题斥责为“伪问题”。赞成它的人欢呼道，这不失为解决哲学问题的一个釜底抽薪之法，它不仅深刻，而且颇富有实践感，同时又符合很多人的直觉。常言道，誉之所至，谤亦随之。反对它的人批评道，这种观点过于轻描淡写地处理了那些重要而真实的哲学问题，与其说它“消解”了问题，不如说它回避了问题的实质。
维特根斯坦本人从未像罗蒂那样，明确在字面上称自己是一名“寂静主义者”，因此学界对维特根斯坦式的寂静主义的解读也好，批评也罢，都是基于学者们自己对于维特根斯坦的一手文献以及解读性的二手文献的把握。譬如，针对麦克道威尔对维特根斯坦的寂静主义解读，伯恩斯坦(J. M. Bernstein)如是批判道：“针对麦克道威尔的寂静主义，一个最好的批评是，维特根斯坦的先验理论提醒我们注意的材料，对于它们应该引导的实践的实际细节，无论是制度性的还是非制度性的，只有极微小的把握。”[16]239诚然，就遵守规则议题而言，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只是框架性的，他从未对人类遵守规则的复杂情况进行过细致的梳理，未能区别对待制度性实践和非制度性实践，更未能对形形色色的规则——也就是“规则”的概念家族——进行过爬梳剔抉、参互考寻的工作，相比之下，康德、罗尔斯(John Rawls)、哈特(Herbert Hart)、塞尔(John Searle)等人出于各自目的而对规则所做的区别则要细致得多。
(2)钻井施工中，钻进时间占整个施工时间比例较大，绞车配置了15 kW交流变频电机驱动的自动送钻装置，通过大减速比实现满足钻进要求的给进速度和提升力，采用小功率电机较大幅度降低能耗，绿色节能；同时小功率电机噪音较大功率电机低很多，为操作人员提供较为舒适的工作环境。
根据大卫·斯特恩(David Stern)的阐述，寂静主义的批评者回答说，寂静主义者面临一个非常烦人的两难困境：他们要么给我们提供某种哲学论证，以使我们相信某些问题是错误的，但这样一来，他们就违背了自己放弃哲学论证的立场，要么他们真的放弃了哲学论证，但这样一来，她或他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哲学上的说服力。[4]169对这个两难困境的一个简要回应是，支持寂静主义的论证，作为一种从外部反对理论化哲学的论证，与哲学家们在理论化哲学内部所从事的论证，不是同一种类型的论证。借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话说，我们对寂静主义的特征刻画是一项“概念考察”或“语法研究”的工作，它并不试图提供某种替代性的备选方案，而只是认为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备选方案，只要是理论化的、本质主义的、基于“超级概念”的，通常都是寂静主义者们所反对的。因此那些通过一种独特的维特根斯坦式哲学描述来达到寂静主义目标的拥护者们可能会说，斯特恩所说的“寂静主义的两难困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两难困境。
面对这个两难困境，罗蒂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妥协。他把自己归入寂静主义阵营，但表现出与多数寂静主义者不同的理论旨趣。他认为寂静主义确实容易陷入某种哲学上的悖论，因此他提出了自己更加合理也更加折中的建议：“像我一样，大多数认为自己身处寂静主义阵营的人不敢信心十足地说，他们那些持有积极观点的同事们所研究的问题是不真实的。他们没有把哲学问题分为现实的和虚幻的，而只是把哲学问题分为那些与文化政治保持一定相关性的问题以及那些与文化政治不相关的问题。”[11]149罗蒂的这个妥协意味着，在那些与文化政治不相关的领域，有可能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实质性的哲学问题，而寂静主义者所关心的是另外一种问题，这些问题不再诉诸文化政治不相关的那些理论基础，它们有自己的专属地盘，也有自己的非理论化的说话方式。
由图3可对应得到天线各T/R通道的噪声系数分别为3.68, 2.96, 2.7, 2.64, 2.56, 2.74, 3.07, 3.47 dB，各通道增益为21.1, 24.5, 27.9, 28.9, 29.4, 27.4, 25, 21.7 dB，馈电网络损耗实测值为-1.3 dB，通过上节中的天线系统输出等效噪声可计算为3.203 3 dB。
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要落实到实践中去，也就是合理利用文化遗产资源，即对待文化遗产坚持有扬弃地继承，有创造地发展。 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化遗产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应该批判地继承。 既不全盘否定，也不盲目追捧，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的前提下有所选择，才能充分发挥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坚定文化自信、汇聚发展力量的作用。
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若地下有知，当不会对斯特恩的“寂静主义困境”感到惊讶。在他的《逻辑哲学论》序言中，清楚地意识到如下悖论：“这本书讨论哲学问题，并且表明，——我相信——那些问题之所以被提出，乃是基于对我们语言逻辑的误解。”[13]6.41毋庸讳言，这里有一个字面上的“佯谬”：《逻辑哲学论》所处理的问题是不应该被提出的。但由于这些问题为传统哲学家们津津乐道，这本书唯一能做的就是化解它们，因此它并不涉及任何传统的实质性问题。维特根斯坦所做的工作正是一种新的哲学：一种“语言批判”，也就是一项“划界”的工作。在界限的内部(通常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他对那些实质性问题作出语义处理，界限的外部则属于“神秘之域”，唯有以沉默待之。如果我们只在边界内部划一条界线，这个悖论是真实的，但维特根斯坦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说:“因此这本书的目的是为思想划出界线，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线”[13]6.41，也就是为可理解的语言划定界线，我们不能对不可思考之物有所思考，但是能够对不可言说之物，为其不可说性提供一个二阶说明——这个说明的对象在本体论上不同于可言说的对象。“定界悖论”就是通过诉诸思想与思想的表达之区分从而得以消除的，由此可见，大卫·斯特恩的“寂静主义困境”源于对“定界悖论”的误解。
科拉·戴蒙德(Cora Diamond)认为，这种“寂静主义困境”并没有威胁到伦理的目的：这个伦理目的是通过该书尚未明确言说的方式而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从内部”来界定伦理事项之可能所是。这种做法与该书序言中的下述说法有所不同：我们只通过限制思想的表达来限制思想。我们从内部划出界线，要想明确地获知什么东西是不存在的，这是唯一方法。而维特根斯坦希望通过这本书所达到的目标，亦即通过命题的一般形式的呈现所达到的，也就是从内部来为表达划出一个界线。[17]156后来，维特根斯坦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继续他的“语言批判”——当然他宁愿用诸如“综观”(surveyability)和“语法研究”之类的词来代替传统的“哲学论证”：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综观。综观式的表现方式在两者之间促成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到联系”。从而，发现或发明的中间环节是极为重要的[5]122。
哲学根本上是治疗性的，因此，诚如施太格缪勒(Wolfgang Stegmuller)所说，哲学上的混乱与其说像提出理论上的问题，不如说更像一种精神上的疾病。由于这种原因，一种适当的哲学主张是一种治疗或疗法，而不是一种学说。为了完成这种治疗，我们并不需要依靠新的知识，如同一种学说所要求的那样[18]587。在并不存在“哲学病”的地方，无须通过哲学论证建构任何一种理论；相反，这恰恰是因为我们误解了语言语法，误用了理论化和哲学论证，从而在实在、意义、意向和遵守规则议题上才会出现那么多的“哲学病”。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玩语言游戏，也在哲学上玩语言游戏。从游戏角度看语言，像语言替代为语言游戏，这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是本真性的，而对于哲学来说是治疗性的，因为传统哲学已经不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那样玩各种语言游戏了，哲学家们通常对那些“大词”或“超级概念”情有独钟，比如实在、真理、知识、规则。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面对诸如造成概念混乱、抹杀概念差别、产生虚假问题、陷入两难困境、形成错误类比这样的指责。他们研究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一些在极其重要的方面可能是错误的图像。通过哲学的诊断，寂静主义者希望杜绝人类的智慧困惑。这意味着我们的哲学活动必须在某处终结——而在思考的反思的终结处，恰恰是实践的开端，关于实践，并没有进一步需要解释的，无需任何理论化的意义或意向。哲学治疗所终结的那种理论化哲学，旨在通过对于实在、意义和实践的进一步解释，从而获得某种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理论建构。
佩蒂特指出了生活实践与哲学理论之间的“不必要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恰恰又是提倡寂静主义的后果。他认为寂静主义若走到头，就必然会给我们留下不幸的前景，它迫使人们不得不相信，我们在实践中可能发现自己在哲学上不能认同的东西。这不禁让我们反思，寂静主义是否表明人们可能不得不在视角之间切换我们的生活，其中一个是实践的，另一个是哲学的；一个是生活上的经验和行为，另一个是理论上的反思，并且不同的视角提供了不同和不相容的世界的视角，他希望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同时他认为确实并非如此。[12]306对此，寂静主义的捍卫者可以回应道，寂静主义仍然是一种哲学，它所批判的是传统上那种理论化的哲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哲学上所需要的正是对于生活实践的一种寂静主义的哲学思考方式，而不是生活实践本身，因此这里只有不同的哲学观之间的切换，而不是生活实践的世界观与哲学上的世界观之间的切换。
像麦克道威尔那样，佩蒂特同样认为哲学没有止境，倘若寂静意味着哲学的终结，他宁愿不要。佩蒂特认为哲学有形而上学冥想、方法论和道德教导这三大功能，它们依托于各式各样的标准对普通的生活实践产生影响。他们重新塑造了先于哲学事业而存在的那些感知方式和心理倾向性，而这并不意味着就是存在主义所设想的那套东西，但他们确实证明了似乎作为唯一的被选项而或隐或现的那幅寂静主义图景是不切实际的。笔者认为，佩蒂特在这里误解了寂静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寂静主义所终结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而是某种特定类型的哲学。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哲学并不是单独坐在扶手椅上的东西，哲学家应该从办公室回到家里，让自己的身心从理论研究中解脱出来。[12]304无论如何，佩蒂特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表明，治疗型哲学意味着哲学的终结，因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维特根斯坦所倡导的这种“综观”、语法研究，以及在它们影响下所进行的经验反省和观念批判工作，都属于广义的哲学治疗的领域，而在本质主义哲学的终结之处，“治疗型哲学”才刚刚起步。
全面渗透，全方位推进，对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建立适应青少年需要的心理素质教育模式以及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有一个重要属性，那就是教育性。因此，调动学校各个方面的力量，全面渗透，多渠道，全方位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应是学校的首选策略。首先，学校领导和教师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给予高度重视，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教育工作系统中。只有得到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该策略才有实施的基础。其次，将心理教育分布在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构建专门渠道与非专门渠道有机结合的教育网络。专门渠道就是要开展心理教育专业课，实施心理辅导，开展心理咨询和实施心理治疗。
六 余论
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哲学都有两条主线，一是语言批判，二是寂静主义。寂静主义是语言批判的自然结果，前后期语言批判的具体进路有所不同，决定了前后期寂静主义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举例来说，他前后期都反对一种“理论化”的哲学。哲学不是一种理论，抑或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哲学是一种划界的活动，哲学也是一种治疗的活动，只有在语言“休假”也就是不正常工作的时候，才有哲学问题产生。哲学的任务就是消除语言借助理智对我们的蛊惑，治疗我们受语言蛊惑而撞墙所留下的肿块。这种语言的蛊惑在于，让我们误以为任何一个概念都是有意义的，可以对之进行涵义/指称分析，哪怕它是一个完全抽象的概念。而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这些抽象概念背后的本质。然而这实际上是对语言的一种误用，因为语言背后并没有更为“基础”的东西，而这恰恰是传统哲学困惑的来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农业以及水果行业也在日益进步，尤其是当前我国水果行业的利润更是与日俱增，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在该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水果的包装工作无论是对采后贮藏、运输还是在销售过程中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将从我区水果包装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简单分析，并在探讨中获取一些相关启示，以促进水果包装工作和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式(13)说明，MDCFT结果呈二维周期性，调频率维周期为N，频率维周期为N2，参数估计将会出现模糊，将会影响目标的运动补偿效果。假设有调频斜率u1，u2且Δu=u1-u2，当Δu=N2时MDCFT的参数估计结果将出现模糊，由式(13)可计算出足够引起参数估计产生模糊的最低速度为1 500 000 m/s，该值远远超过实际目标的速度，因此频率步进雷达参数估计模糊问题不予考虑。
传统哲学并不满足于只是在字面上给出我们对于世界的整体理解，总希望通过其字面含义而隐藏着或者揭示出其“后面的”“内在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式寂静主义恰恰相反，它主张哲学研究不再是理论化的解释，而是描述和综观。它如其所是地描述出事物在我们面前所呈现的样子，至于其背后的寓意或本质是什么，这已超出了日常语言的功能范围，对之应当保持沉默。从字面上理解，“综观”就是从各个角度去看，它要求我们凭借关于语言使用的回忆或“提示物”，以及对它在诸多可能语境下的使用的想象，多角度、多面相地为人类经验或生活形式给出充分完整的描述。我们所纵观之物，就是公开地摆放在那里的东西，它们是在字面上就能一览无遗的东西，并没有刻意向人们隐藏什么，因此对于它们的任何进一步解释都是无的放矢、南辕北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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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tgensteinianQuietism:InterpretationandCritique
CHEN Chang-shen
(SchoolofPhilosophyandSociology,ShanxiUniversity,Taiyuan030006,China)
Abstract:Wittgensteinian Quietism is characterized by anti-theorization, advocating “seeing phenomena at the face value” and restoring the peace of intellectual life through conceptual investigations such as “surveyable representation”.It supports a position of meaning deflationism in linguistic philosophy, while its opposite is the viewpoint of meaning realism, naturalism or essentialism. Wittgensteinian Quietism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interrelated forms, namely, semantics, ontology, pragmatics and methodology Quietism. There are two kinds of critique on this kind of Quietism: “the dilemma of Quietism” and “the end of philosophy of Quietism”.However, the former is based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paradox of demarcation”, while the latter is based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ietism and philosophy.
Keywords:Quietism;theory of meaning;philosophy of language;Wittgenstein
收稿日期：2019-03-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现代西方公共理性前沿问题研究”(14CZX043)
作者简介：陈常燊(1980-)，男，江西瑞金人，哲学博士，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分析哲学、维特根斯坦哲学、道德哲学等研究。
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9.04.007
中图分类号：B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9)04-0044-08
(责任编辑 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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