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时代异化劳动出现了以机器分工体系代替人的分工体系、技术意识形态化、技术理性超越人类理性、人的社会性逐渐丧失等为表征的技术形态。人工智能本身的双重属性为其异化埋下了隐患，应用主体的价值取向促使其异化现实化，而资本逐利本性则是其异化的动力源泉。扬弃异化劳动的技术形态，要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的监管，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合理引导人工智能利用主体的价值取向，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加强对资本的治理，破除技术垄断，实现资本目标与公共利益的统一。
〔关键词〕人工智能，异化劳动，技术形态，扬弃路径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导之下的社会分工是对抗性的，这种对抗性分工而非私有制是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因此，只要资本逻辑依然起作用，不合理的社会分工就会继续存在，异化劳动也不会自行消亡。人工智能时代，在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之下，社会分工呈现出横向分工缩小、纵向差异扩大、对抗性分工有增无减的趋势。在技术主导的分工体系下，人日益沦为技术实现资本致富手段的工具，人工智能机器对人的异化越来越凸显。技术异化的新形态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由此，人类在大力研发和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也要谨防技术的过度资本化应用。
一、异化劳动技术形态的特征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约翰·麦卡锡在1956年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暑期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人工智能是当代技术领域的前沿，随着数字计算机的出现应运而生，即通过数字计算机编程，让计算机模拟人类的行为〔1〕序言5。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尼尔逊教授认为，人工智能是关于怎样表示知识以及怎样获得知识并使用知识的科学。因此，人工智能开发的目的是要使机器学习获得人类的智能。人工智能是技术与资本合谋的直接产物，也是异化劳动技术形态的主要存在领域。从人工智能的开发目的看，人工智能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对象化产物，即劳动的外化。劳动外化本身并不构成劳动异化，也不造成人的本质的丧失。劳动异化是在人的劳动对象化过程中，由于劳动者、劳动对象亦或是劳动过程任何一个要素的异化而导致的〔2〕。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工资、货币、资本以及地租与工资、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等的分析，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工人降低为最贱的商品等观点的扬弃，形成其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有四个方面的体现，即人与人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与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当今时代，技术作为人的有意识的创造物，在资本的掌控之下，越来越反客为主，成为控制、奴役、排挤人的力量，成为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束缚力量。人工智能时代，异化劳动的技术形态既有马克思异化劳动形态的共性特征，也有其新的时代性特征。人工智能时代异化劳动的技术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社会分工体系方面，人工智能强化机器分工体系
技术作为人的对象化产物，其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对抗性社会分工。技术是有意识的人所创造的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本身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来促进人的发展。技术进步直接带动机器改进，机器改进理论上可以减轻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增强人对自然的驾驭能力等〔3〕483-484。人工智能作为人的智能的对象化，有利于促进生产的自动化，降低劳动强制，有利于促进人的本质在对象化过程中得以实现，有利于扫除阻碍人的自由发展的因素，增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有利于促进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但是，人工智能较之于传统机器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不仅可以排挤人力，而且还可以完全替代工人，实现“零工经济”。因此，资本对人工智能的过度开发和应用，必定会进一步强化机器分工体系，加剧社会分工的对抗性。
首先，生产自动化缩小了社会横向分工。人工智能进一步降低了生产对人的技能的依赖程度，社会之间横向分工进一步缩小。横向分工差异的缩小，一方面只是通过营造一种平等假象来掩饰资本剥削的加深，以缓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维持资本的统治。另一方面，横向分工的缩小实质上是智能机器之间分工差异的缩小，而不是人与人之间分工差异的缩小。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开发，赋予机器更成熟的技能和更健全的功能，使得机器可以在分工体系中占居更多的环节和凸显更重要的角色，从而缩短了横向分工的链条，简化了横向分工的体系结构。技术对社会横向分工的控制和主导，导致的直接结果不是人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不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是机器对人的奴役。工人的生存状态不是得到了改善，而是会随着劳动力在生产要素中竞争力的下降、失业风险的增加而进一步恶化。
其次，技术垄断阻隔了社会纵向分工。资本的逐利本质一方面不断地排斥劳动力，导致社会失业率的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集中投入于处于分工顶层掌握前沿科技、站在技术尖端的企业，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垄断。行业垄断切断了处于社会分工顶层之下的企业、劳动者以及其他资本进入该行业的途经和机会，致使产生更加严重的社会分层、社会断裂、社会分化等社会问题。技术垄断使得纵向分工出现中断，掌握核心技术的垄断公司或者行业的领军人物与广大中产阶级、低技能的社会底层劳动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分工的顶层与底层之间似乎出现了断裂，产生了一个无法逾越的真空层。人工智能革命表明，主要受益者将是高技能而不是低技能工人，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占整个产业链价值量的比例越来越小，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纵向层级之间的收入差异，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深。
因塑性混凝土早期强度较低，待Ⅰ序槽浇筑完成24小时后，才可在其#1、#9孔的位置进行Ⅰ序槽与Ⅱ序槽的接头孔施工，接头孔的搭接厚度不小于墙厚的2/3（54 cm）。Ⅱ序槽清孔结束前，清除接头孔壁的泥浆，即用钢丝刷钻头对接头孔进行刷洗，直至钢丝刷钻头不带泥屑，孔底淤积不再增加，方可进行混凝土浇筑。
其次，相对过剩资本为资本与技术合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资本逐利的本性是技术进步的根本动力，资本的相对过剩则是资本实现技术资本增值效应的现实基础。所谓资本过剩是指资本利润率下降不能由资本利润量的增加来弥补的那一部分资本〔15〕279。马克思认为，在没有其他例外因素（如技术进步等）干扰的情况下，利润率下降规律发生作用时资本积累就存在过剩的可能性。资本过剩并不是绝对过剩，而只是相对于资本控制经济所需要资本越来越有限而言，因此只是相对过剩。社会资本相对过剩更不意味着社会各个领域出现过剩资本，而且在逐利本性驱使下，资本由获利较少或者较慢的生产领域退出来，投入到增值效率更大的其他非实体经济领域，例如金融领域、高科技领域等。这样就会导致这部分资本相对于非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而言出现过剩现象。因此，资本过剩无关乎流通性过剩，更无关乎社会整体财富过剩，而只是资本在逐利过程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和危机。由于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技术具有资本快速增值的效应，当前社会相对过剩资本争相转入技术研发和投产领域，进一步促进了技术进步和机器改进。资本对人工智能的投入在于实现资本逐利的目的，对于社会效应的忽视进一步加剧了人工智能异化。
再次，对抗性社会分工巩固了机器分工体系。人工智能成为当前技术的前沿领域，资本对人工智能的过度投入，导致社会生产领域机器进一步排挤甚至替代人工。资本进一步排斥劳动力，社会资本收益率进一步攀升。根据托马斯·皮凯蒂的观点：资本收益率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尤其是当经济发展相对进入停滞〔4〕序言IX。不管是技术对横向分工链条的缩短、体系的简化，还是对纵向分工间距的拉大、体系的隔断等都会导致一系列非自愿甚至是对抗性社会分工的产生。诸如底层低技能劳动者面临被排挤出分工体系的风险；社会中产阶级很难逾越纵向分工的阻隔，被禁锢于固定的行业和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平等。“马太效应”更加凸显等都是对抗性分工的体现和导致的结果。技术主导下的对抗性分工不断加剧，必然进一步强化机器分工体系。人工智能作为人的智能的对象化，也表现为对象性的丧失，越来越反客为主，成为钳制、奴役和剥削人的主要异己力量。
（二）在政治参与秩序方面，技术逐渐意识形态化
人工智能作为人的劳动的最新对象化产物，其可以使得老百姓即使不工作，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所生产的物质财富也能维持生活〔5〕。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但是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新一轮崛起，人工智能越来越成为政治集团，尤其是民粹主义领袖操纵和控制大众的工具和手段。技术本身承载着意识形态的功能，正如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所指出：科学与技术不仅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也成了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技术成为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的意识〔6〕4。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政治人物就能可靠地掌握选民偏好和政治倾向，也能利用发达的信息技术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从而使民主成为人工智能控制下政治人物之间玩弄权术的一场游戏。2016年6月英国脱欧（Brexit）公投中媒体和资本共谋，对民意进行掌控和煽动；2016年10月，美国大选中“被智者主义模式”等，都彰显了人工智能对意识形态的干预。因此，在人工智能给大众带来经济福利时，如果被不良政治意图家加以利用，则不仅不利于促进民主参与，反而会成为维护虚假民主强有力、相对隐蔽的手段。如果民众不再能够理性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则民主就会沦为一种虚幻的民主。当人的自我意识被技术所掌控时，技术理性膨胀到超越和控制人的理性时，决策和参与行为作为人的意识和民意的一种外化就必然出现异化。“牧民”和“养民”最后会使得民主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荡然无存。技术进步最终无益于阶级矛盾和社会关系的调和。
（三）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技术理性超越人类理性，给全球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
人类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必须要依赖生产力的发展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前资本主义阶段，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非常薄弱，处于崇拜自然阶段，人类对自然是一种依赖关系。此时，社会分工只是简单的自然分工，人还没有脱离自然束缚，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人类开始能够现实地想象，人类改造自然的欲望也在不断膨胀。新航路的开辟、圈地运动、殖民掠夺等一系列运动都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提升的表现，也是技术理性开始膨胀的体现。在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技术革命之后的当今时代，我们又迎来崭新的智能化革命浪潮。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征服自然的欲望也在不断膨胀。技术理性超越人类理性，必然会导致技术崇拜。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必然导致人在自然面前的盲目膨胀，自恃技术的强大，肆意地对待自然，导致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并没有成为人的意识的对象化产物，并没有朝着人期望的方向发展，而是逐渐成为人的敌对力量。
人工智能的发展加大了资源能源的压力。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必然会带来智能化电子设备。为了支撑各类智能设备的运行，全球以及各个国家都必然会不断地增建数据中心，而数据中心的构建必然会消耗大量的水力、电力、石油等能源。以数据中心为例，2013年以来，我国数据中心总体规模快速增长，到2017年底，我国在用数据中心机架总体规模达到166万架，总体数量达到1844个；规划在建数据中心规模107万架，数量463个。其中，大型以上（机架数超过500）数据中心是增长主力，大型以上数据中心机架数达82.8万，比2016年增长68%，数据中心总体规模占比近50%〔7〕。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层运用，人类基因工程也顺势发展，使得人类获得部分改变自然选择的能力，让生物性状向符合人类需要的方向改变，在给人类带来一定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伦理等问题。甚至在人工选择的过程中，人工智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人类判断，不是人类选择人工智能，而是人工智能选择人类。
但是，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升并没有与人类脱离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进程同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背道而驰的。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8〕383。
（四）在人与人的类本质方面，人工智能逐渐消解人的社会性
从资本收益看，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自动化和分工精细化，隐蔽性地增强了劳动强度，削减了劳动力投入成本，从而提高了资本利润率。但是从人的发展方面看，智能技术带来的分工和自动化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每个人都被分割在不同的活动领域，模式化进行机械化操作。因此，人的个性不是得到了发挥，而是被束缚了，人的发展空间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9〕526。人工智能虽然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无法替代真智能，但是，智能技术在生产领域的逐渐扩大，在社会财富创造中所占地位越来越突出都使得智能技术越来越成为一种异己力量。人工智能的应用带给人类的不是自由，而是被支配和安排；带给人的不是解放，而是恐慌和焦虑。技术越来越成为社会控制的形式，使人们服从于已经确立的社会分工，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随即出现〔10〕8-11。
首先，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缩小人类认识能力与人工智能不确定之间的差距。现阶段，人工智能存在技术漏洞和理论缺陷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其异化的内在因素之一。但是，基于可知论，人类是可以认识人工智能的，能够在全面认识人工智能的基础上，加强对人工智能的引导和控制。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其对人类带来的福利要远大于其造成的隐患。因此，面对人工智能的异化，我们不能中途退缩，遏制其发展，而是要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不断缩小人类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与人工智能本身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差距。只有不断提升人类的认识能力，不断提升人类对人工智能的认识，才能不断扩大其正面效应，抑制其负面效应。人工智能作为当前科技的前沿，人类要加强对它的认识，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强科学研究，加强科研成果交流与讨论，以正确认识人工智能本身的运行原理，以不断弥补技术缺陷和修补技术漏洞。另一方面，必须加强专业技术培训，建立专业技术团队。科研工作关键在于科研队伍的建立，人工智能的研究必须依托专业化的科研队伍，依托团队之间的合作，才能不断攻克人工智能研究和使用之中出现的各种难题。为此，政府要加大对人工智能研发的投入，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大力支持；科研院所要更加重视人工智能的立项工作，适当增设相关专业，加强学科建设，为人工智能研究不断输出专业性人才。
二、异化劳动技术形态产生的原因
鄂早18：籼型常规早稻，湖北省黄冈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选育，于2003年湖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2005年国家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其稻米品质好、产量高，是湖北省多年来的早稻主导品种［4］。
结果判断：由经验丰富的乳腺病理医师独立观察切片。SATB1,Snail蛋白的阳性表达显示胞质或胞核染为淡黄色至黄棕色为阳性细胞。Wnt1、β-catenin、E-cadherin、Vimentin阳性表达在细胞膜和细胞质中，呈棕黄色颗粒，主要定位于细胞膜和细胞质染为淡黄色至棕色为阳性细胞。表达水平按照半定量法分为3级：-，无表达，染色强度与背景无明显差别；+,阳性细胞率<50%，染色强度介于两者之间；++，阳性细胞率>50%,染色强多数细胞呈黄色至棕黄色[1]。
（一）人工智能本身兼具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为其异化埋下了隐患
技术异化不是当代才有的，早在马克思诞生之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就已经注意到机器异化现象。当代技术异化是资本逻辑的产物，但是也跟技术本身的属性息息相关。技术是由技术本身、技术主体以及技术客体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技术兼具自然性与社会性是技术异化的内生机制〔13〕。人工智能同样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首先，人工智能要遵循一定计算机编程原理，要遵循科学技术的客观规律性。其次，人工智能作为人的智能的对象化，其发明与发展又必须也必然要符合人的主观需求。技术既要服从于自然规律，又要服从于社会规律，技术的这种双重属性，导致人工智能产品本身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这也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超越人类的预测能力埋下了安全隐患。
首先，政治利用主体要将民主摆在首位，坚持民主与效率的统一。人工智能带来的网络参政、网络民主监督等都无疑促进了各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完善。但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被恶意利用，也可能变成民主政治的灾难。诸如，一些国家依托于人工智能，实行“牧民”和“养民”政策，以表面的和谐掩盖实质性的矛盾。又如垄断性大公司，试图利用他们掌握的大数据来控制社会，试图利用它来取代市场。再如，一些民粹主义的意见领袖试图利用技术来取代或者控制自由的言论，利用技术进步来反社会等，都必定会给社会带来灾难〔18〕。由此，政治主体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政治治理、维持政治秩序时，既要利用其形式上的便捷性，也要克服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实现效率与民主的统一。具体而言，我们在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政治建设时，一方面要谨防工具理性的膨胀，把人工智能作为控制和玩弄民主政治的工具，要不断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动民主参与程序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从制度源头上控制工具理性的泛滥。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在提高民主参与效率、促进民意表达等方面的优势，促进民主参与的智能化、高效化。为此，要借助人工智能不断优化民主选举、民主参政、民主协商、民主监督等民主参与程序。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人工智能异化的高风险性。人工智能技术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作为一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还处于不成熟阶段，必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同时人工智能涉及的领域较多，既需要借助计算机编程技术，也需要基于人类智能的运行机理；既要遵循编程逻辑，又要符合思维逻辑和规律。因此，人工智能在研发和应用之中必然存在一些难以控制的因素，难以平衡或者兼具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其次，人工智能本身的不确定性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导致人工智能异化的不可预测性。人类能够认识世界，而且人类的认识能力随着科技的进步也在不断提升。但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人类的认识能力又是相对有限的。特别是面对具有较高不确定性的技术，人类无法全面预测其可能存在的负面效应。诸如，核技术、人类基因工程、转基因技术等，其负面效应是人类难以预测的。人工智能也是如出一辙，其初衷是以更少的时间、更高的效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促进人类的解放。但是，人工智能不可能只具有社会属性，完全符合人类主观价值取向，而必然要遵循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即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模拟和仿真，本身就具有反人类和超越人类的潜在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是难以预测和控制的。当今人工智能对人力的排挤，对政治秩序的操控，对人的社会性的削弱等，都是技术发展不确定因素导致负面效应的体现。
（二）人工智能应用主体的价值取向促使其异化现实化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扬弃异化劳动的途径，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明确提出分工必然导致生产力、社会状况、意识之间发生矛盾，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之间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16〕535。马克思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处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6〕165。由此可见，马克思扬弃异化劳动要消除的分工，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分工，而是要消除对抗性、非自愿分工。人工智能时代，异化劳动的技术形态是技术与资本共谋之下对抗性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由此要扬弃异化劳动的技术形态，就必须加强对人工智能本身的监管，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必须合理地引导人工智能利用主体的价值取向，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必须加强对资本的治理，实现资本的目标与公共利益的统一。
人工智能的利用主体过度强调科学精神，忽视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技术崇拜。技术崇拜倾向，认为人工智能能够解决人类智能无法解决的一切问题，能够将人类从必然王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走向自由王国。这种技术理性的膨胀，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智能程序设计阿尔法狗在围棋比赛中赢了世界冠军棋手，却给人类带来机器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担忧；无人驾驶汽车在给人类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全球首起无人驾驶汽车致人死亡事故、Waymo无人驾驶测试车与本田轿车相撞事故等，给人类安全带来隐患。另一方面表现为技术功利主义。技术功利主义与技术崇拜有一定的联系，都基于技术万能论，但技术功利主义不单纯是对技术强大力量的崇拜，而是要利用这种强大力量实现一己私利，更强调利己性。人工智能的异化与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功利主义密不可分。诸如，利用技术实现“牧民”和“养民”政策，而忽视社会制度和体制本身的缺陷；不断完善人工智能分工体系，而忽视社会分工体系本身的弊病；技术研发者一味追求个人名誉，而不顾技术的社会负面效应等。这些都是技术功利主义的表现。技术应用主体的价值取向和经济人社会定位，必然会使由技术本身不确定性所埋下的异化隐患变成异化现实。
Re的天然同位素185Re(丰度为37.4%)和放射性187Re(丰度为62.6%)。理论上186WH+对187Re存在谱线干扰，但分别以185Re和187Re为测定同位素按照实验方法测定含钨标准样品GBW07241(w(W)=0.22%)时，所得测定结果与认定值未见明显差异。考虑到185Re较为稳定，且187Re还可能存在同质异位素187Os的干扰，因此实验选用185Re为测定同位素。
（三）资本的逐利本性是人工智能异化的动力源泉
资本逐利的本性，致使资本与技术合谋。资本与技术合谋为人工智能异化提供了动力源泉，也导致人工智能异化趋势难以控制。技术一方面是资本致富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必然与资本合谋，不断吸引资本投入。资本的逐利本性与资本的运行规律，使得技术应用总是难以脱离资本掌控。技术的过度资本化应用，导致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技术进步、机器改进带来生产自动化、智能化和分工精细化，并没有因为劳动时间缩短、劳动强度降低而促进人的发展，而是加深且隐蔽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首先，资本快速增值效应与资本逐利本性为资本与技术合谋提供了可能性。信息时代如火如荼的互联网经济正是过剩资本寻求新的增值方式的资本运作形式。不同于资本主义初期资本运行模式的是，数字资本主义中不变资本（人工智能化的机器）与可变资本（知识与技术等）呈现出同时增长的趋势〔14〕。资本为了提高利润率会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降低资本对劳动力的投入，从而导致相对劳动人口过剩。但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科学与技术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使得资本在加大对不变资本即人工智能机器投入的同时，对可变资本即高科技人才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表面上看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在同时增长，但可变资本的增长是以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压缩为前提的，因此，资本操控之下的技术，必然会遵循G-G'的资本运作模式，不可能超脱资本盘剥剩余价值的轨道，也不可能改变资本逐利的本性。
联想到昨晚和媳妇吃烧烤时，烧烤店老板那神神秘秘的样子，和他说了半截又咽回去的话，哥们儿朝洛蒙心里更是疑惑。他想起烧烤店老板给过他名片。他把名片找出来，照着上面的电话打过去。
三、异化劳动技术形态的扬弃路径
人工智能虽然逐渐反客为主，独立性越来越强，但是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劳动的对象化产物，其研发以及利用的主体依然是人。人工智能的异化固然与其本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密切相关，但人类在其异化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人工智能异化与技术开发人员的价值取向有直接联系。人工智能研发人员如果完全专注于科学研发和实验假设的验证，抛开社会价值取向，忽视产品的社会效应，不考虑产品应用的社会后果，那么就会导致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脱节，并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智能机器人越来越智能与独立，是科学家的兴趣所在，也是持续追求的目标，但却忽略了劳动是人类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然途径。因此，智能机器的类人性与超人类性，必将限制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是服务于人的解放。人工智能的应用主体以何种价值取向来对待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决定了其异化能否得到控制。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不合理的社会分工的产物，智能时代异化劳动的新形态也是智能技术主导之下社会不合理分工的产物。社会分工的对抗性发展不是技术本身的产物，而是技术与资本合谋的产物。技术的资本快速增值效应和资本逐利的本性是技术与资本合谋的内在机理。资本操控技术的运作，形成技术的资本化运动，这必然导致技术的人格化和人的非人格化。同时，技术的异化也与技术本身的属性以及技术应用主体的价值取向息息相关。
（一）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的监管，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人工智能的异化，一方面使人成为技术的奴隶，被技术所掌控，成为技术实现资本致富功能的手段。另一方面，导致人越来越脱离“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139。作为人类历史前提存在的人不是抽象的、离群索居的人，而是现实的人。现实人是按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中的个人。当代，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一方面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交往，促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但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也在消解人的“现实性”，使越来越多的人离群索居，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正如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指出的那样：现代技术如此收费低廉而且网络互联，任何能够上网的人都可以发明一种产品或服务，然后在全球扩张。技术进步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正在消解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模式，使得非合作性的、离群索居的工作方式成为可能。机器对劳动代替的同时，也将大批低技能的劳动者抛回到了野蛮的劳动，同时也使得另一部分劳动者成为机器。而无论是野蛮劳动，还是机器般劳动，都是对人的本质的消解，而不是实现。智能手机、智能机器人等智能技术产品的发明，正在催生诸如宅男宅女、网瘾少年、社交障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孤立的个人越来越成为主流，技术正在削弱人的社会性，削弱人的类本质。马克思指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经由“现实的人”到“联合起来的个人”，即“自由人的联合体”来实现。而当代技术越来越人格化，技术产品越来越类人化，必然导致人的非人格化，导致人的现实性的丧失，人与人之间丧失了统一性，最终会导致原子化的个人和个人的原子化〔12〕154。
其次，实现人工智能治理主体的协同化，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控。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利用主体具有多样性特征，既有政府组织机构，比如国家科技部门，也有社会性盈利组织，比如托拉斯、Waymo、苹果公司等科技巨头。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在治理主体上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当前人工智能治理主体之间不仅在国别之间，而且在不同部门之间存在着搭便车现象，虽然治理主体多样化，但真正承担治理责任的较少，采取观望态度的居多。有关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会议大多停留在议题探讨阶段，较少能够真正出台相关的治理报告和治理对策〔17〕。另一方面，多样性治理主体之间在治理利益上难以实现协同。因此，要加强对人工智能的治理，从技术本身着手，防治其异化，还需要协同各相关主体的力量，实现治理合作化和协同化。实现治理主体协同性，其中政府部门要建立预判机制，承担主要监管责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要严格监管和紧密跟踪；科研机构要做好理论预案，将各种风险纳入预案之中，全面考量利弊，最大程度降低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社会科技巨头要平衡经济利益与社会效应，提高产品方案的成熟度，降低新产品试验的社会代价。只有集合社会各行各业力量，才能对人工智能治理实现善治。
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大地促进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于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张，城市建设用地的仅仅注重速度的提升，因此，城市化过程中的质量问题不断凸显出来。这是因为城市规划过程中没有制作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图，没有真正地把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态环境联系起来考虑，就出现了各种“城市病”。这是工业水平和经济水平提高的负面作用，要阻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就必须要做好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态环境二者之间的平衡。
（二）合理引导人工智能利用的价值取向，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苦干实干、兴业报国，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是兰州石化的企业精神，也是兰州石化的“魂”和“魄”。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在60年的时光长河中，兰州石化历经改革改制浪潮，却始终保持着队伍不散、思想不乱、精神不垮、作风过硬。
其次，社会利用主体要将社会效应摆在首位，坚持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的统一。当前，不管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带来分工的精细化和生产智能化，都会导致人束缚于机器和技术，为了维持生存和对商品的依赖关系，而不得不片面化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16〕165人的发展方向和速度不取决于其自身的意志，而是追随于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不是人选择机器，而是人依附于机器。因此，人工智能并不能代替劳动帮助人类确证其类本质，实现人的类本质回归。社会各行业在利用人工智能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要兼顾社会效应；在推动智能化生产的同时，也要承担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责任。具体而言，一是对人工智能的功能要有正确定位。人工智能功能强大，并不是万能的，究其本质人工智能依然是人的智能的一种外化，在可预见的期限内，还不能超越真智能，我们不能对其盲目崇拜，需要理性对待其在现实生活和生产中的作用。二是对个人的价值要有正确定位。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建立在全面认识个人价值的基础之上的。金钱和物质财富并不等同于全部的个人价值。个人价值从根本上来说，体现于个人在社会现实之中通过劳动对人的类本质的确证和人类的最终解放作出贡献的过程之中，而不是仅仅体现在利用技术进行财富的创造和资本积累之上。社会主体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物质财富创造的同时，也要进行社会价值的生产，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自觉抵制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
再次，个人需要对人类本质进行正确定位，加强社会建设。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现实的人，是从事一定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智能技术可以使个人在长期孤立的状态下得以生存，能够实现社交需求的虚拟满足。但是，这种虚拟的社交也在不断地削弱人的社会性，导致个体的原子化，也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阻碍了世界历史性个人的生成。由此，我们需要加强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宣传教育，鼓励广大宅男宅女从虚拟社会中走出来，融入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利用各种智能产品在促进建立普遍交往中的优越性，利用智能产品促进人的社会性建设，促进世界历史性个人的形成。
（三）加强资本治理，破除技术垄断，实现资本目标与公共利益的统一
首先，加强对数字资本的治理，破除智能技术垄断数字资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引发人的不平等、非均衡和片面发展，带来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灾难。当今时代，随着智能技术与资本的深度结合，资本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即数字资本。数字资本，通常掌握“一般数据”①，诸如Google、Facebook、苹果公司等，为需要投资和生产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它可以详细地分析市场的需求和导向，可以准确地预测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运动模式等〔19〕。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让位于数字资本，并没有改变资本对劳动剥削的本性，在数字资本控制的形式多样的网络化虚拟经济模式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更加严重。数字劳动模糊了劳动、工作、日常娱乐生活的界限，隐蔽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产品的价值来源依然是数字劳动，模糊了剥削的实质〔20〕。欲破除智能技术对数字资本的垄断，消灭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必须加强对资本的治理。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加强数字劳动保护法律法规建设，加强劳动保护。数字资本的跨国性决定了数字劳动的国际性，因此在加强数字劳动保护立法时，必须要加强国与国之间立法的协同性，以加强法律的国际效应。二要构建抵制“资本拜物教”的精神防火墙，最大限度地实现数据共享。人工智能时代，数据是技术的核心，也是经济的命脉，因此，数据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但是，数据具有可重复利用性，数据本身的价值不会随着利用次数的增多而贬损。因此，对于不涉及核心技术和国家机密的数据，要建立数据的共享机制，建立数据垄断的防范机制，最大程度地实现共享。三要对资本的走向进行严格监控，当资本的目的与公共利益相悖时，要加强对资本的控制，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
其次，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破除技术的过度资本化，实现技术利用的人本化。马克思以人的发展状况为尺度，将社会形态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性阶段、物的依赖性阶段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阶段。当前，全球大部分国家还处于商品经济社会，人类还尚未完全从对商品的依赖性关系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推进人工智能化的进程中，一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人为本，使得技术成为人的劳动的一种外化和对象化产物，而不是人成为技术实现资本增值的手段。技术的发展和改进，要以实现劳动自由为目标，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归宿。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性特征，劳动是实现人的类本质回归的唯一途径。技术只能是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个性自由发挥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不是替代性手段。二是要尊重自然规律，加强对技术理性的控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方面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要利用智能技术发展两型经济。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破除技术的过度资本化，使技术研发和使用朝着有利于人的解放的方向发展，实现技术的人本化利用，脱离资本的控制，才能防止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榨取，防止技术对人的异化，扬弃异化劳动的技术形态。
总之，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的克服与人性的复归、人类的解放是同一过程，即人的异化的克服，其主体必须是人，克服目的也必须是为了人，异化克服的根本途径是通过人对人本质的占有。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大背景下，对智能技术的盲目崇拜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挑战，在现实层面上带来了技术对劳动力的排挤、技术对自然的肆意破坏、技术对民主政治的侵蚀等社会问题，因此，我们要加强对数字资本的治理，高度警惕技术对人的奴役。
注 释：
①一般数据：由数据和云计算形成的庞大的关联体系。一般数据之于数字资本，正如“一般智力”之于“产业资本”。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平稳推进，地下空间的应用越来越多.目前在国内相关规定中，地下结构往往只进行使用过程的抗浮验算，一般采用抗浮构件、增加结构配重等方式，确保地下室安全.在建造过程中结构抗浮能力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随着地下结构的不断建设，其抗浮能力不断增强[1].但目前针对地下空间在建造过程中各工况下的抗浮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近年来发生多起建造过程中降排水能力不足或回填土不及时，导致地下结构产生上浮，发生破坏.本文通过对某工程地下车库建造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上浮问题进行分析，确定建造过程中结构抗浮各部分的破坏模式以及合理抗浮水头，提出类似工程抗浮失效处理措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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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9）03-0028-08
〔收稿日期〕2018-12-20
〔基金项目〕湖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专项研究重大项目“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语境、逻辑与路径研究”（2016ZDM05），负责人张卫良。
〔作者简介〕
张卫良（1960-），男，湖南益阳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教育政治学等。
培养学生的求知欲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往往需从问题开始；学习的过程更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启发式教学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让学生独立思考，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何秋娟（1989-），女，湖南郴州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责任编辑 苏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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