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对日常生活的研究议题出现了由“晦暗”到“美好”的光明转向。文章通过系统梳理学界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美好现象和美好愿景等研究，发现存在以下几种理论视角：第一，在社会道德层次上，重新激活先哲们对美好生活阐释的本体论进路；第二，在想象意象层次上，集中转换文学家美好生活愿景的先验论进路；第三，在社会意象层次上，中产阶级美好生活追求的符号意向，以及增进社会边缘弱势群体基本福利期许的意象型进路。美好生活研究实践议题具体体现在技术植入日常生活提升人们的美好感知，以及相关政策红利供给对人们美好体验的促进等方面。这些研究为中国美好生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方向，当然有中国智慧的美好生活建设需要对此批判性地借鉴和创造性地吸收。
[关键词]美好生活；“晦暗人类学”；“美好人类学”；光明转向；中国智慧
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十分野蛮且强大的新资本主义形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在这一过程中，新资本主义不仅有消极的经济影响，也带来了痛苦的“感受结构”[1]，具体表现为城市问题、失业问题、自杀问题等。面对这一深度转变，极具敏感性的人类学家们关注着这一过程。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部分进路类似，人类学研究者关注权力、不平等、阶级等理论跨学科领域。人类学关注的权力与不平等问题包括“晦暗理论”(dark theory)与“晦暗民族志”(dark ethnography)。正如美国人类学家雪莉·B.奥特娜指出，“晦暗人类学”的兴起与人类学强调人类经验的严酷维度以及产生他们的相关社会结构与历史条件有关；与“晦暗人类学”不同，“美好人类学”注重价值、道德、关怀、美好等主题，这两种不同的观照面向在积极互动中前进。[2](P.47-73)
无独有偶，八十多年前，“晦暗人类学”向“美好人类学”的转向在中国这个古老文明国度的民间愿景中也有体现。1932年11月，《东方杂志》为了庆祝1933年元旦的到来，振奋国民在东北沦陷后的信心，其主编胡愈之策划并实施了“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为民众勾画自己美好的家国梦提供平台。民众面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梦想祖国独立富强，安居乐业，过上美好的生活。在不尚空谈、向往实干精神的引领之下，民众表达各自的心愿，体现了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当时孱弱的国家能力和一盘散沙式的精神状态使得中国处在一个黑暗时代，追求美好生活便成了一种一厢情愿的民间愿景。最能让中国国民追逐并实现美好生活的大时代是在当下的中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美好生活”是一个高频词，先后出现了十四次。正是这份集结了几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美好生活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民意基础。在当今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美好生活”逐渐成为一个大众化词语，国家层面更指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中国各阶层将在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在创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生活追逐中需要有效地吸收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
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需要突破以往“晦暗社会科学”的诊断范式，补充以“美好”为中心的“美好社会科学”研究视角。近年来在国际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美好生活”已经成为一个研究重点。人文领域深化了对“美好生活”本体论的学术探索；病理学、食品与公共健康、高新技术发展等领域也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关怀；生活质量研究领域对“美好生活”的量化指标研究已经日趋成熟。本研究通过对“美好生活”研究的梳理，希望可以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开创一条中国特色“美好社会”的研究进路。
一、美好生活研究的进路与转向
(一)“美好生活”的本体论进路
“美好生活”的研究离不开对美好生活本质的探源。在谈论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时，哲学领域的分析鞭辟入里。“美好的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们都比较认同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将快乐定义为美好生活一个最客观的特征，他将各种美好结合在一起，对美好生活进行了完整的描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与《政治学》中强调将商业道德与美好生活的普遍概念联系起来，他将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定义为一种实践伦理，从而抑制了个人对于财富的欲望。[3](P.341-357)通过探索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匈牙利的个人消费规范和公共道德变化，有研究发现作为日常消费行为规范的“美好生活”实践伦理受制于集体讨论和现实惯例所产生的规则与制度[4]，因此，这种关于“美好生活”的实践伦理会因实践本身而受到影响。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科学家王选研制成功世界首套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解决了汉字信息化处理问题，使中国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进入了“光与电”，极大地提高了印刷效率，实现了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印刷产业的重大历史进步，使我国进入了世界印刷大国行列。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的一贯立场，提出“四个重要”的新论断，作出“自己人”的新表述，明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6个方面的政策举措，表达了党中央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为民营企业发展注入强大的信心和动力。当前，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各项决策部署上来，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引领民营经济走向又一个发展的春天。
研究对象张老师(化名)是一位省属工科院校的公共英语教师。她2004年硕士毕业，到目前工作单位已经工作七年。她工作踏实努力，有写工作日记的习惯。另外，她平时无论听课还是开会进修，都认真做笔记，这些文字材料就是本文要分析的文本。
讨论资源开发时，我们的目光常集中于农村社区。如果转向城市社区，则会发现城市居民所面临的美好生活追求只会因其较高的文化素养与经济收入更加强烈，这种追求在这里将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形态，更包括精神层次的自由。在南非，图书馆与信息服务专业(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被描述为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媒介。然而南非自2009年以来有超过20家图书馆在抗议活动之中被关闭，对人们的美好生活愿望造成了严重冲击。因此需要一种规范来保持图书馆的基本数量，即通过政治与专业力量来构建平等与优质的服务条款，从而维护图书馆的基本功能，在保护公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自由权利的同时，发挥其重要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职能。[22](P.198-216)这不仅为改造与整合图书馆提供了新的政策技术上的方法，更对南非其他部门的政策服务技术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是何种因素造成了心理上对“美好生活”的直接感受？人们一般相信幸福是美好生活的基本要素，金钱与此相比却不是那么重要。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把他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增加个人收入与财富上，这就造成了思维上的典型冲突：一方面是金钱买不到美好生活，另一方面是许多人持续关注物质上的成功。[9](P.191-199)这一心理现象对商业伦理学的影响十分关键。
弱势群体往往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也通常会被现有的社会制度悬空。在对边缘群体的研究过程中，尽管有些成果并非从社会科学的研究角度出发，但这并不代表相关研究不关注“晦暗”。只不过这种对“晦暗”的关怀体现在一种对“美好”的关怀之上，采用的是如何使美好的“光明”照亮“晦暗”的研究进路。
(二)“美好生活”的中产符号意向
欧洲与北美洲是最早进行工业化并产生资本主义的地区，科学的进步促使了当地人民对自身“美好生活”的关注。奥地利作家奥维·洛夫格伦(Orvar Löfgren)与乔纳森·弗雷克曼(Jonas Frykman)在《美好生活——中产积极生活史》中通过描写19世纪至20世纪初瑞典中产阶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形成过程，叙述了中产阶级文化如何变为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和一种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由中欧走向西欧，20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情景喜剧展现了资产阶级规范的喜剧形式向纯粹以家庭单元为中心的喜剧形式转变，从中可以追溯“美好生活”的演变轨迹[10](P.943-960)，这是一种越来越开放的关于自身“美好生活”思想的体现。坎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巨著《走向更美好的生活》(TowardsaBetterLife)以主人公约翰·尼尔(John Neal)的世界观为主线，叙述其基于“抱怨”(the plaint)的世界观如何通过“重生仪式”(rituals of rebirth)构建起“喜剧框架”(the comic frame)，进而走向“美好生活”[11](P.31-53)。
执 笔 人：杨淑霞（1978-），女，甘肃临夏人，高级农艺师，主要从事农作物高产高效栽培和病虫害防治工作。
文学作品中多注重诗兴描写与想象，抽象的描写体现出具体的时代特征与社会现状。我们将此种社会意象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不难发现社会研究的关注点逐渐转向从“美好生活”视角出发来研究弱势边缘群体的美好生活体验。
这本巨著引起了当今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许多理论家与批评家们认为坎尼斯·伯克的小说在很多方面引领时代，其高贵的语言与优雅的抒情足以得到赞美，但是其预见性内涵却没得到充分阐明，如一些含义丰富的句子、语言游戏的方式等理论内涵仍值得探讨。小说的核心是通过“美好生活”的描写来表达一种极为复杂且无法解决的紧张关系，即对“纯粹说服”(隐喻性动机)的兴趣与有益交际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12](P.246-264)其中可能蕴含着文学领域内后现代理论模型的雏形，对美国乃至全世界文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弱势群体关怀的社会意象
从哲学视角来看，“美好生活”起源的研究集中于分析滥觞于亚里士多德的一种“实践伦理”的“美好生活”追求意义，以及探讨其对日常实践影响的理论。心理学领域则从精神角度对“美好生活”的日常幸福体验进行叙述。哲学与心理学一起为我们展示了“美好生活”丰富的基本内涵。
发达国家一向是发展中国家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这些移民在到达当地后由于种种原因往往成为弱势群体。在澳大利亚，由于青年时期作为难民而迁入的工人们便面对着一系列机会与挑战，他们对美好愿景、责任、家庭、教育和社会网络的理解塑造了其就业轨迹，但现实的残酷并未动摇这一乐观坚定的群体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13](P.1205-1220)有研究者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访谈了233名成年难民男子，研究发现，出生地区、移民到澳大利亚的时间长短、通过职介所或者通过非正式网络找工作的次数以及拥有自己的汽车都是预测其就业的重要因素；社会通过在政策上承认移民难民群体在海外所获得的技能与资格的同时，引导雇佣方了解移民难民的能力与技能，才可以尊重移民和难民对工作的美好生活期望，提高其就业率。[14](P.321-337)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北美洲，加拿大与美国一向是移民接收地区。在加拿大，为了获得更美好的生活，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民涌向加拿大的各主要城市进行服务工作，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关键因素在刺激其努力工作的同时也构建起其移民后的种种经历。长时间工作与低收入之间的鸿沟是他们工作的显著特征，由高生活成本带来的与家庭和社区脱节对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只有在社会与劳动政策上更多地重视移民服务人员的重要性，才可以加深加拿大以至于北美地区对移民服务人员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理解。[15](P.60-93)单看来自南亚的移民女性，她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有着明显的代际传播特征，劳动推动力强调了代际间的自然阶级地位、社会流动与职业身份。在加拿大的南亚移民群体中，女性不仅仅被视为未来的妻子或孩子的母亲，更被视作维持甚至是提高家庭阶级地位的潜在劳动力量。[16](P.16-26)在美国，重新定居的老年不丹难民仍然存在着对“美好生活”的社会需求，比如克服文化紧张、语言障碍、孤独等因素将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显著影响，因此需要社会将文化适应、心理疏导与健康护理一体化，倡导政策改革，提高对特需护理的认识，使得老年不丹难民切实受益。[17]
从性别视角来说，女性弱势群体对“美好生活”的想象通过她们对子女的期望、近期的目标以及达到目标所用的手段等叙述体现出来，社会与经济条件、种族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她们美好生活目标的达成。[18](P.419-428)具体来说，包括女性在内的一般弱势群体在许多国家所遭受的不公正都是类似的，同样她们所经历的挫折也有相似之处。在阻碍他们获得美好生活的现状面前，许多研究只有详尽的描述却缺乏有意义的问题解决方案讨论。在承认制度性缺陷问题普遍存在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弱势群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一根本问题并未得到回答。[19]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进路是尽量提升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抓住在这个时代日益增加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获得更好的阶级背景，构建自己的“成功叙事”[20](P.99-120)，达成自己的“美好生活”诉求。
二、“美好生活”研究的实践性应用
(一)技术植入与“美好生活”
对“美好生活”进行研究，归根到底是为了回应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期盼。从“美好生活”视角出发，有诸多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研究内容，集中体现在技术、健康与文化等方面。在技术领域讨论资源开发对农村社区的影响时，学界通常把重点放在具体影响上，这些影响一般属于环境、经济与社会的一般范畴。而从“幸福”和“美好生活”角度出发去探讨资源开发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并不是一种常见的方式，而这正是一种对人们生活发展做出影响的重要决定因素。从亚里士多德的“人类繁荣昌盛”美好思想与人们对完美主义幸福美好的追求之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人们在应对资源开发对生活的负面影响时准备不足。在加拿大的非常规气体(Unconventional Gas Development)开发之中，就产生了一种在开发资源过程中的契约关系，包括保持环境美丽及其与当地人们平和相处的要求，从和谐相处角度对资源开发体现“美好生活”的丰富内涵。[21]公众对美好主义的追求，对资源开发领域的交流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于是决策者们也需要考虑公众对美好生活的夙愿，而不仅仅只是关注政策制定对经济与环境的影响。
哲学家们捍卫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理论，却忽略了心理学家们对它的理解；心理学家虽了解到何为“美好生活”，却忽略了关于“美好生活”的理论。米歇尔(Michael)在其《美好的生活》(TheGoodLife)一书中，将这些互补的研究联系到一起，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美好生活”的网络理论。他认为拥有“美好生活”就是在一种积极情绪与态度中自我延续循环，对于一个拥有美好生活的人来说，倘若处于快乐与满足、乐观与冒险、外向与坚毅、牢固的人际关系以及成功与健康的相互构建与促进循环之中，便形成了一种积极快乐生活的因果网络(Positive Causal Network)。[8](P.1-3)一个人在这种状态下，很容易获得“美好生活”的幸福感与满足感。
针对庞大的数据处理工作，数据库的创建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数据库在形式上类似于文件柜，以电子形式为基准，一方面有利于数据的储存和利用[1]。另一方面加强了数据储存过程中的安全性，因此数据库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储存电子文件的功能。用户可根据实际工作需求，对数据进行任意处理，在数据的添加和删除方面，数据库都具有效率高且操作方便的优势。
医学研究生在文献信息检索及应用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文献信息意识淡薄；文献信息检索知识短缺；文献信息使用能力薄弱。目前研究生大多使用网络搜索引擎来查找专业资料，并且大部分学生并不知道有很多专业数据库可提供所需的专业文献资源，而在文献类型的利用上，对会议论文、专利文献、标准文献和科技报告的利用率不高[3]。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文献信息知识教育体系不够完善，大部分高校的文献检索课程是选修课，教学大纲、教材 、课时 、考核等各校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利于研究生对文献信息知识的系统掌握。
目前，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发展虽然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和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相比，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发展与应用并不十分广泛，严重制约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质量。其实，作为现代技术之一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通过对数字、文字、音频或视觉信息的获取、处理、储存和传播，已成为全球经济和社会竞争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也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手段。拥有十几亿人口的非洲，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会促进各国人民创造知识与财富进而达到美好生活目标。因此，如何在非洲发展并推广信息通信技术是研究人员极为关心的问题，非洲极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极为贫困的人口交错存在，为新技术的推广带来了严重挑战。[23](P.1-11)不可否认的是，在非洲推广信息通信技术将引起包括移动支付在内的多种生活方式的变革，这也将对非洲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做出贡献。
(二)感知体验与“美好生活”
当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集中体现在对自己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关注上，因此身体与心理健康也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领域。饮食健康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健康的饮食将显著提高“美好生活”的质量。在2015年米兰世博会召开期间，来自四个大洲的七位专家讨论了关于健康的饮食计划以及其科学的实施过程，并提出了当下面对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这些挑战具体体现在缺乏关于饮食健康与疾病的相关追踪研究。[24](P.514-515)正因为在饮食健康领域研究的不足，更需要依据客观科学事实制定恰当的饮食指南与饮食模式，其可调节的优点将会对提高大众的身体健康水平产生积极影响，对人们提高美好生活水平产生积极影响。
在健康研究领域内，美国研究者通过搜集新西兰普通民众的相关历史史料与人口统计数据，尝试了解生活在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人对健康与美好生活的理解。他们分析肺结核这一疾病的产生与扩散状况，展现了迁徙于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人对具体健康服务、健康关怀与健康促进措施方面的希望[25](P.303-304)，从而与美好生活其他相关领域一道编织一幅美好愿景的画卷。
相对于饮食健康对健康的关怀，有一些疾病会让人闻之色变，艾滋病便是其中一种。艾滋病病理复杂性与极强的传染性往往给各个国家带来严重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也使得个人难以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美好生活”水平。性开放观念的流行与性教育的短缺是造成艾滋病在青年人中传播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南非，一些艾滋病患者或是HIV病毒携带者在性生活中严重缺乏防范意识，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公用卫生后果。因此需要提高全民的艾滋病防范意识，以解决诸如性交易、性暴力、性工作与治疗方面的相关问题。[26](P.29-35)进而塑造一个有利于南非人民达到“美好生活”目标的健康环境、社会环境与意识环境。
当然也要选择上Support for Host-side USB，USB device file system，USB device class-devices，OHCI HCD support等选项来支持USB host接口。最后make zImage，生成内核映像。
心理健康也是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当今高压的生活环境中，人们极易产生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为“美好生活”蒙上了阴影。当然，研究这些心理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成为学者们的担当。美国的柬埔寨裔青年人在跟随家庭进行迁移时，往往会面对一些挫折，为了探讨其如何发觉并面对这些挫折，研究者们运用社会建构主义批判方法，发展了一种现象学模型，用以描述美国柬埔寨裔青年人家庭中关于创伤的代际沟通问题(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bout trauma)。创伤代际沟通其实是一种互动的心理过程，它受到多种信息来源与学习机会的影响，如人际沟通、痛苦情感的容忍度以及学习移情与分享的动机。当这些因素十分丰富时，创伤代际沟通的直接交互效应就越大，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27](P.400-420)因此管理者急需掌握这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以解决美国柬埔寨裔青年人的创伤代际沟通问题，提高自身及其家庭的美好生活质量。
关于美好生活是“德性快乐”(Virtue Eudaimonism)的观点，既是一种实践理性的幸福论，又是对“美好生活”形而上学的建构主义阐释。[5]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幸福与道德维度之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富有意义的第三种维度，即理解美好生活意义时要涉及意义本身的主观“吸引力”与客观“吸引力”，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是有意义且积极的，是一种“美好生活”[6](P.253-269)。弗尔德曼避免了亚里士多德描述中的精英主义与完美主义问题，但在论述过程中未能解释各种美好如何在生活中整合与联系，从而无法对美好生活进行完整描述。[7]这也许是古今哲学家对美好生活分析最大的不同。
与创伤代际沟通相比，自闭症对个人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更为显著，目前对自闭症患者的治疗一般是进行医疗、心理、教育与社会干预。只有赋予这些干预个体以权力时，这种干预才能被看作是正当的，进而才可以对自闭症患者的美好生活做出贡献，往往大多数这样被承认的干预是合理的。但什么才是自闭症患者的“美好生活”，学界目前尚无定论。[28]因此我们需要努力提高对此语境之下“美好生活”的认识论，发展出一种新方法，以便更有效地提高自闭症患者的美好生活水平。
除却对心理疾病患者的关注，在关于普通病人的美好生活体验上，研究者也有不少探索。夏洛特·库尔卡(Charlette Mikulka)的著作《心灵与家庭的和平：为你和你的爱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指南》(CreatingaBetterLifeforYouandYourLovedOnes)基于自适应信息处理(Adapti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提出了针对病人心理健康的一种治疗哲学。这部书指出人格是从情绪、记忆、压力反应、分离和自我状态来讨论的，而这些都会导致心理情绪和身体的一些症状。[29](P.155-155)这本著作为治疗学家们提供了实践指南，发展出一个更好的模式为其病人提供家庭服务，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人过上美好生活。
(三)政策供给与“美好生活”
政府以及各个领域的管理部门是引导我们走向美好生活的引领者，其相关政策与制度的建立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体验。文化自由不仅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殖民主义文化活动的背景下，种族文化差别仍然是社会排斥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必须考虑文化政策改变对人民健康和幸福的美好生活感受的影响，以促进更加多元形式的文化民主，塑造尊重个体和社群认同方式与表达方式的良好氛围，保障美好生活范畴内的文化和谐。[30](P.563-563)另外，政府部门又充当着价值观引导者的角色。在冷战时期，南斯拉夫政府通过相关的消费政策允许现代广告与销售技术进入国内并鼓励购物、消费，公众可以参与到消费活动中，于是产生了在政府政策引导下所独有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31](P.962-963)这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混合文化因素的开放政策态度，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但是当时市民对生活的满足感显著提升，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仿佛也得到了尊重。
部分相关管理政策的制定，也将极大地影响群体的美好生活体验。在美国，一项名为“迁移的机会”(Moving to Opportunity)的计划为4600户志愿家庭提供机会，使其从极度贫困的社区中迁移至富庶地区，以便发现迁移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社会底层群体的美好生活体验。[32](P.500-503)通过研究发现，只有重新审视相关的立法与政治基础，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政策对社会流动群体的美好生活感受影响。其实在关注社会流动群体的美好生活体验中，最为关键的是了解其生活方式的改变，以期发现进行迁移的原因。[33](P.407-423)这便要求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相关政策时，着重解决迁移群体由于生活环境变化而产生的生活方式的衔接问题，从而使其在政策引导下获得新地区的接纳感与融入感。
(四)“美好生活”指标构架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无论是关注技术与美好生活还是关注感知与美好生活，抑或是关注政策与美好生活，都会参考一些相关的美好生活指标。因此，美好生活指标的设定将直接影响相关研究的研究成果。于是对美好生活指标的研究也成为当下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新动向。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率先对其35个成员国国民进行生活质量评估的组织之一。其所使用的生活指标正是“美好生活指标”(Better Life Index)，包含住房、收入、工作、社区、教育、环境、公民参与、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以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共11项具体指标，其中每一项都是一个关于幸福的重要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虽然是“美好生活指标”的制定者，但并非“美好生活指标”使用的引导者，这些被搜集起来的数据很难为其成员国直接使用。因此很有必要提出一种可以客观评估每个国家为其国民提供美好生活效果的综合指数。基于“怀疑成效方法”(Benefit of the Doubt)这种聚合方法进而评估国家在提供服务过程中的每个指标实体的表现，是一种基于效率基础的优良方法。
“怀疑成效方法”表示的是每个实体指标与生产边界之间的距离，即必须假定各个国家具有相同的资本生产和社会生产力基础。当使用“怀疑成效方法”进行国家之间的测量时，就隐约地默许了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生产力基础，这可能会歪曲测量结果。这时就需要一种同时注重“美好生活指标”投入与产出更为综合的指标。基于“怀疑成效方法”的“数据包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便可以利用国家投入与产出的信息更准确地构造出生产边界从而获得更为精确的测量。该方法利用世界银行对每个国家生产基础的估计并将11个指标汇总为一个综合指标进行下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基于“怀疑成效方法”的“数据包分析”所构成的“美好生活指标”与“人类发展指标”(HDI)高度相关且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度相关。[34](P.987-1007)与上述依靠世界银行对各个国家的估计方法不同，依赖于盖洛普民意调查所搜集的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也可构建综合的微观数据集。利用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由于多方面的不平等已经导致其成员国遭受相当大的损失，而且这种不平等的程度与构成方面也存在着巨大差异。[35](P.1-30)
由此可见，在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美好生活指标”时，不同的研究会给予不同的方法，而且都考虑到了加权问题，但这样仍然无法全面处理基本指标的排列问题。在搜集关于“美好生活”的指标后使用“自我距离”(I-distance)方法对其进行反复筛选，可以得出改进后更高质量的指标：个人收入、水质、生活满意度、个人可支配收入、雇佣率以及人均住房面积。这些指标可以帮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制定相关政策。除此之外，这些指标不仅是评价生活质量的框架基础，更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评价形式，对其他国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36](P.1-19)
此文纳入计算研究分析的1000例样本均来源于为2017年4月—2018年4月期间参与体检的职业健康查体的人员，女性100例，男性900例，最大年龄数值77岁，最小年龄数值30岁，中位年龄数值（50.21±3.21）岁，最长接尘工龄为35年，最短接尘工龄为2年，中位接尘工龄数值为（18.21±3.21）年。
三、结论与启发
当下国际学术界对美好生活的研究已经涵盖诸多领域，当前的诸多研究从直接关注“晦暗面”演变为关注“美好生活”，体现了研究者们从批判社会到建设社会的价值转变。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研究从哲学开始，围绕亚里士多德的“快乐生活”产生讨论，继而得出美好生活其实是一种价值之上的“德性快乐”的结论。到了近代，围绕“美好生活”的研究讨论变得更加丰富与复杂。与哲学家们重视理论不同，心理学家们从人际网络与交互效应角度出发，更加具体地讲述了精神层面的“美好生活”含义。在文学创作中，也有许多在社会意象层次上对“美好生活”的描述与探讨。早在20世纪初就有不少关于“美好生活”的作品，作家们或详细描述现实或寄情于未来，表达着自己的丰厚感情。一些写作手法甚至对当今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作品都将与今天的社会现实相联系，给予社会科学研究者以启发。
行业专家认为，智能建造正逢其时，从纯手工制造到智慧建筑，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科技攻关项目，更是实践性要求极强的复杂工程实践探索。但面对建筑用工成本的攀升、难度增强，以及市场需求等现实问题，建筑业的“云端”转型刻不容缓。
从“美好生活”角度出发去研究当今的现实问题是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尤其是对譬如移民、女性群体的研究。这些研究从以往直接描述其所面临的“晦暗”状况转为由“美好生活”视角出发去研究其被制度悬空的现状，从新的角度为边缘群体本人与政府管理者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的进路。
具体来看，应用美好生活的研究，多表现在技术与生活、健康与生活、政策与生活等几个方面。新技术的发展促使我们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从关注人的“美好生活”角度出发研究并侧重关注技术对人的消极影响是一种合适的研究角度，而对技术的调节也有利于从物质到精神彻底解放人类并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从身心健康角度来说，饮食调节与心理疾病的康复，也将显著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作为政策制定者的管理部门，需要从美好生活角度出发去制定相关政策，在取得良好效果的同时，也必将获得人们极大的拥护。
社会科学领域对“美好生活”的研究离不开关注“美好生活”的相关指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美好生活指标”围绕其信度、效度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旨在得出类似于“数据包分析”的指标。这类具有较强实用性的指标可用以测量民众的美好生活水平，并形成一种客观的测量方法，为国家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不可大口喝猛水。而应把一口水含在嘴里，分几次徐徐咽下。另外患有心脏功能衰竭、急性肾炎、肾功能衰竭者不宜喝水过多。
中国也需要从“美好生活”的角度去研究问题。例如，如何解决城市中的农民工就业与待遇问题，农民工子女在诸多方面的代际传递问题等等。新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对未来的“美好生活”怀着憧憬。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特别需要重视解决各类群体的个人发展问题、家庭和谐问题、社会融入问题等多种社会问题，切实推进各阶层共同走向真正的“美好生活”。
参考文献：
[1] Bourdieu, Pierre.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2]Ortner,S.B. 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theory since the eighties . 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2016(1).
[3]Bragues,G. Seek the good life,not money：the Aristotelian approach to business ethic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6(4).
[4]Pellandini-Simanyi,L.Everyday consumption norms as discourses of the good life in pre-socialist and socialist Hungary .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2014(3).
[5]Lott,M. Constructing a good life . Journal of Moral Philosophy, 2016(3).
[6]Wolf,S. Meaningfulness：A third dimension of the good life . Foundations of Science, 2016(2).
[7]Platt,E. What makes the good life good? . Ethics, 2014.
[8]Feltz,S.,&Feltz,A. The good life：Unifying the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of well-being .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6(8).
[9]Swift,K. Financial success and the good life：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empirical studies in psychology? .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7(2).
[10]Cooke,J.Intimacy,the good life,and instructive psychoanalytic errors. Textual Practice,2013(6).
[11]Dyk,K.K.B.V. From the plaints to the comic：Kenneth burke’s“towards a better life”.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2006(1).
[12]Butler,J. Pure persuasion：Metarhetorical motives in Kennethburke’s towards a better life .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2012(2).
[13]Nunn,C.,Mcmichael,C.,Gifford,S.M.,& Correa-Velez,I. “I came to this country for a better life”：factors mediating employment trajectories among young people who migrated to Australia as refugees during adolescence .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2014(9).
[14]Correa-Velez,I.,Barnett,A.G.,&Gifford,S. Working for a better life：longitudinal evidence on the predictors of employment among recently arrived refugee migrant men living in Australia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13(2).
[15]Dan,Z.,&Ptashnick,M. In search of a better life：the experiences of working poor immigrants in Vancouver,Canada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12(s1).
[16]Rajiva,M. “Better lives”：the transgenerational positioning of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uth Asian Canadian diaspora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2013.
[17]Gautam,R.,Mawn,B.E.,&Beehler,S. Bhutanese older adult refugees recently resettled in the united states：a better life with little sorrows . 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Nursing,2017(2).
[18]Dill,B.T. A better life for me and my children：low-income single mothers struggle for self-sufficiency in the rural south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1998(2).
[19]Mclaughlin,J.,&Weiler,A.M. Migrant agricultural workers in local and global contexts：toward a better life?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2017(3).
[20]Jodi Vandenberg-Daves. There’s got to be more out there：white working-class women,college,and the “better life”,1950-1985..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2002.
[21]Evensen,D.,&Stedman,R.“Fracking”：promoter and destroyer of “the good lif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8.
[22]Hart,G.,&Nassimbeni,M. Libraries and a “better life for all”：the politics,processes,and promises of the south African LIS transformation charter . Library Trends,2016(2).
[23]Ponelis,S.R.,&Holmner,M.A. ICT in Africa：Enabling a better life for al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2015(1).
[24]Gibson,B. Eilers,m. grüber,k.andrehmann-sutter,c.(eds)The human enhancement debate and disability：New bodies for a better life .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016(3).
[25]Dunsford,D.,Park,J.,Littleton,J.,Friesen,W.,Herda,P.,&Neuwelt,P.,et al. Better lives：the struggle for health of transnational pacific peoples in New Zealand,1950-2000 .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2011(3).
[26]Kylie Thomas. A better life for some：the love life campaign and HIV/SAIDS in south Africa. Agenda, 2004(62).
[27]Lin,N.J.,&Suyemoto,K.L. So you,mychildren,can have a better life ：a Cambodian American perspective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bout trauma.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2016(4).
[28]Rodogno,R.,Krausejensen,K.,&Ashcroft,R.E.“Autism and the good life”：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well-being .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2016(6).
[29]Powers,M. Review of peace in the heart and the home：a down-to-earth guide to creating a better life for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 Library Journal, 2012(1).
[30]Gil,D. The ech gallery：loving culture for a better life .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1979-), 2006(7).
[31]Zlatko Jovanovic. Bought and sold：Living and losing the good life in socialist Yugoslavi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13(3).
[32]Goering,J.,&Feins,J.D. Choosing a better life：evaluating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social experiment . Social Service Review, 2003(3).
[33]Benson,M.,&Osbaldiston,N. Toward a critical sociology of lifestyle migration：reconceptualizing migration and the search for a better way of life . Sociological Review, 2016(3).
[34]Mizobuchi,H.Measuring world better life frontier：a composite indicator for OECD better life index .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4(3).
[35]Decancq,K. Measuring multidimensional inequality in the OECD member countries with a distribution-sensitive better life index.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6(3).
[36] M. Markovic＇, S. Zdravkovic＇, M. Mitrovic＇, et al. An iterative multivariate post hoc I-distance approach in evaluating OECD better life index.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6(1).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04—001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议题研究”(14ASH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亚平，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甘肃 兰州 730000
收稿日期2019-01-13
责任编辑李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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