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三线家属工”是三线建设时期形成的特殊群体，伴随国家现代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作为具有“类工人”属性的“家属工”群体处境及身份认同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但现有相关学术研究并不充分。本文以S厂“三线家属工”为例，探析三线建设初期、大集体时期、单位制消解时期以及后单位制时期其身份认同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揭示群体身份认同建构中多元社会因素交互博弈的动态过程。“三线家属工”身份认同研究有利于我们在历史脉络、社会境遇和群体心态中深刻理解单位制度变迁过程的复杂性，了解单位制变迁、国有企业改制、地理空间迁移及集体身份转换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因素对群体身份感知与认同建构的复杂作用机制，从而透析社会转型中个人、组织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整合与再造过程。
关键词三线建设 家属工 身份认同 社会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Identity的翻译有很多种：身份、认同、同一性等，对于认同的研究也有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不同取向。[注] Nelson Foote, “Identification as the Basis for a Theory of Motivation,” 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 vol.16, no.1,1951,pp.14～21.我们偏重认同的社会学分析，强调认同的社会建构过程，将个体认同与身份角色联系起来，认为认同是社会建构的，是社会对于个体身份的型塑被个体主观内化之后的产物。[注][美]彼得·伯格、[美]托马斯·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汪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2～147页。认同不仅仅是个人心理过程，它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因此反映了个人和群体、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体对于自身的认同大多源自于他们所从属的社会群体。[注] Tajfel H.Turner J., TheSocialIdentityTheoryofInter-groupBehavior, Chicago:Nelson-Hall,1986, pp.9～19.因而， 认同变迁是一个具有社会性、过程性的整体实践，身份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行动者在社会实践中主观认知与客观社会身份相互作用的过程，只不过心理学的研究更偏重于行动者对这一过程的主观界定，而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论视角更强调对这种主观界定的社会基础及其发展变化过程进行深入分析。身份认同变迁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双向互构的结果，既需要群体成员对其群体身份的主观认同，更依赖身份群体及之外的客观事实的社会建构。
影响身份认同的社会因素有很多，以往研究更多将这些社会因素进行静态类型学意义上的划分和比较，如分别考察个体及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个人所从事的工种和职业类别，个人及群体所处的地理、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等方面，强调这些社会因素对主体身份感知和认同的不同影响及后果比较，我们则强调社会建构论的动态过程视角，探讨独具特色的“家属工”群体在单位制变迁背景下的身份认同变迁过程，探寻不同阶段其身份认同呈现出的不同特质，并揭示建构这种特质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交互博弈过程。
谈话前,卢一平表现得漫不经心若无其事。他和郝桂芹回顾了家里的收支状况,感叹物价飞涨,报怨收入微薄,接下来,是感叹孩子借读的开销和老人医护费的攀升。看见郝桂芹连连点头、默认,卢一平知道火候到了,机会来了。他开始分析了,他开始总结了。总结的结果,是这样下去将会坐吃山空。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改弦易辙才能扭转局面。
中国的“三线建设”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对国际局势进行分析之后，毛泽东认为当时战争随时可能一触即发，进入全面备战状态是当务之急，再加上为了调整长期以来我国畸形的工业布局，将大部分重工业迁至内地，因此开展大规模的后方工业建设势在必行，三线建设应运而生。[注]肖敏、孔繁敏：《三线建设的决策、布局和建设：历史考察》，《经济科学》1989年第2期。根据“靠山、分散、隐蔽”原则将科研单位、军工等大中型企业搬迁到中西部(大三线)及偏远山区(小三线)。为了满足庞大的建设工程对工人巨大的需求量，有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民工参与并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中。在这群“三线人”中有这样一类特殊的群体，她们虽然是女性，但是却用单薄的身躯从事着最脏、最累的工作；她们虽然享受不到正式工人的待遇，但是却有着不亚于正式工人的工作热情，这一在国家自上而下制度安排下第一批以三线工人妻子的身份进入单位的群体被称作第一代“三线家属工”，即为我们的调查对象。在三四十年的“家属工”生涯中，她们享受过从“社会人”转变为“单位人”的荣誉感，体验过从城市迁到山区的艰苦生活，品尝过工厂由盛转衰时的人情冷暖，她们为国家建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同时也承受了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痛苦和迷茫。在后单位时代来临的今天，她们是处在边缘位置的利益受损群体，有深刻的相对剥夺感。这样一类在特殊年代响应国家号召进入单位，在体制改革中重新走向社会的极具中国国情特色的群体，应获得学界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在“三线企业”这种独特类型的国有企业变迁中，“三线家属工”身份认同研究有利于我们在历史脉络、社会境遇和群体心态中深刻理解单位制度变迁过程的复杂性，关注社会转型中弱势群体的心态和制度保障问题。
与其他单位研究成果相比，有关“家属工”的文献屈指可数。通过翻阅为数不多的有关“家属工”的文献，我们发现20世纪初，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伊始，“家属工”群体才以其穷困潦倒、迷茫无助的身影重新走进人们的视线，数十篇从社会保障角度关注“家属工”的新闻报道和文章相继问世，主要探讨了“家属工”群体养老保险政策实行中所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种仅从宏观制度角度对“家属工”的研究缺乏对“家属工”个体生活史和命运史的微观透视，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国家制度背景下产生的家属工→制度不平等损害了这一群体的权益→这一群体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困难→提出政策性建议，加强社会保障来解决这一群体的困难，这种分析路径缺乏对家属工群体更细微的关怀与分析”。[注]曲贵卿：《半边户中的家属女工：一种边际性身份的社会建构与地位抗争——以吉林省A企业生命历程为研究背景》，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9年，第6页。
职位升迁、福利奖金的分配、娱乐活动的组织参与也只是正式职工才享有的待遇，“当各种资源在不同群体的分配呈现巨大差异的时候，人们被相对剥夺的感受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就会变得异常地强烈。”[注]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27页。
本文主要以S厂中第一批以三线工人妻子身份进入工厂成为第一代“家属工”的女性群体为调查对象，试图通过对深度访谈资料的分析，揭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她们的身份认同在不同阶段表现出怎样的独特性，并分析建构这种独特性背后的社会因素。选择三线初建时期进厂的“家属工”群体作为考察对象主要是因为：制度上，她们是在国家“三线建设”历史背景下，响应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和政策动员跟随三线工人集体走入单位体制的特殊群体；职业归属上，她们具有“类工人”属性，从事辅助生产但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作，是“复数单位人”[注]田毅鹏：《“单位人”研究的反思和进路》，《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的组成部分；空间上，经历了从贫穷农村[注]在访谈中了解到这部分女性大多数都出身于农村，但是关于农村户口的“三线家属工”的比例尚未有官方统计数据。到偏远山区封闭的单位共同体再到繁华城市的物理空间迁移，在这一过程中“家属工”的身份认同过程十分曲折、丰富；时间上，三线建厂时期入厂的“家属工”群体对身份感知的时间更长，在社会变迁的不同阶段都呈现围绕她们生产生活实践而展开的认同建构过程。因此，三线家属工群体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过程丰富复杂，包含在特定的制度设置与时空转换中国家、单位、群体和个人之间复杂的互构关系。
本文选取的个案S厂，位于东北地区J省J市，20世纪60年代中期，根据三线建设“靠山隐蔽”的方针J省领导选择了多山偏远的P镇J县建立了一系列的“小三线”军工厂，S厂就是其中的一个，它创办于1966年，主要进行子弹生产，改革开放以来，军工产品的需求量大大减少，S厂迁至C市，面临市场经济的冲击，企业进行了“军转民”的生产转型，但是在经营模式无法创新、管理不善等因素的作用下厂子于2007年初宣布破产。S厂下设12个大集体，规模大，代表性强，且S厂的生命历程更加完整地呈现了组织变迁背景下“家属工”群体的命运起伏，具有典型性。
式中：NC表示网络连通性；为网络中连通子图的数量；nλ为第λ个连通子图的节点数量；为第λ个连通子图的加权平均最短路径，
二、进入单位：政策给予的身份与想象的共同体
为了响应“五七指示”[注]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引自余广人：《读“五七指示”》，《同舟共进》2000年第10期。的号召，学习大庆油田“家属搞生产”的经验，许多大中型企业开办了大集体，家属工就是厂办大集体的表现形式之一，在这一背景下S厂组织职工家属成立“家属创业队”[注]“家属创业队”分为“工业队”和“农业队”，“农业队”占三分之二，主要负责农业生产，“工业队”占三分之一，主要负责给厂子创收。来从事生产自救和企业辅助性岗位的工作。在“好人好马进山来”“备战备荒为人民”等口号的时代感召下，许多“转业兵”和技术工人等从河北、天津、哈尔滨等地来到J县，投入到S厂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中，作为三线工人的家属也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动员和工业生产场面的感染，在国家制度的安排下S厂第一批“家属工”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在计划经济时期，“家属工”并没有正式招工手续，也没有连续工龄，她们从事正式工人不愿意干的、又脏又累的工作，与正式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相差悬殊。还未进厂时“家属工”对于以后的生活还一无所知，但是在中国“出嫁从夫”这一传统观念中身为妻子追随丈夫是理所当然的，尽管穷困偏远的山区一片荒凉，但是只要丈夫在这里，家也就在这里，这对于她们来说就是全部。当时全国还处于全面备战的时期，S厂作为国有军工厂，它的一切都属于国家机密，家属作为一份子进入单位需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只有背景“清白”才可以进厂。在单位控制着全部资源的时期通过“家属革命化”、[注]田毅鹏：《“单位人”研究的反思和进路》，《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经过严格筛选从“社会人”成为“单位人”，这使她们对“家属工”这一身份充满着感恩。
(进入三线厂)感受当时也没啥，也算是挺高兴的吧，毕竟这不是吃上供应粮了吗？那前儿户口也都给解决了。(吴女士，69岁，S-1-B)
在“男耕女织”的传统职业分工观念影响下，各个单位的招工制度带有严重的性别偏向，男性通过招工进入单位工作成为家庭中的主要生计来源，而女性则是承担全部家务劳动。在那个穷困艰苦的年代，身为一名女性能够从传统的村落共同体中解放进入工厂参加工作，为家庭分担一部分经济负担，这本身就有着很不平凡的意义。
家里面姊妹多，我排第三呢。家里贼困难，就我老爹自己一个劳力养活我们八个人，我母亲身体不好，那时候有个弟弟，妹妹们都还小。就两块钱的学费都交不起，非常辛苦。完了之后到了22岁，我就结婚了。哪用他们(国家下派招工的人)找哇，个人生活啥样还不知道哇，还不是为了多几个收入，家里宽绰宽绰嘛。(高女士，68岁，S-9-A)
该水源地作为城市的备用水源地，流域范围较大，位于城市建成区下游，降雨径流产生的面源污染对水源水质造成较为严重的威胁。针对以上问题，提出该水源地的近远期水质保障措施及水厂运行管理建议。
1.21对照组 采用传统护理培训方法,临床护理学习主要采用PPT集中学习的方式,一人讲课,台下多人听课,每周1次,次日科室晨会提问,记录提问知晓率、每季度理论考试及医院组织的三基考试成绩。
三、单位认同：大集体生产时期的身份认同
那时候的人好像都挺实在。那农村去的，给你一个干活的机会，你是不是得好好表现表现啊？像人老百姓说的似的，你别偷奸耍滑的，你实打实地干，人领导能看着。(吴女士，69岁，S-1-C)
我都起早贪黑的，白天去创业队干活之前，我就领着大孩子，三点多钟我就起来上菜园子种地了，完了再上班，什么都自己干。俺们夏天在地干活，到了冬天就给住房烧锅炉，给厂子干活，烧了七、八年锅炉。一年四季就这样，天天干这些活，啥都干，辛苦，现在想起来还是累。(徐女士，75岁，S-3-B)
尽管从事的工作比正式工人要艰苦，但在大家眼中她们首要的还是“工人家属”的身份，其次才是“类工人”的身份，虽然同在一个单位内，但是体制内外的差别十分明显。工人的工资由国家统一每月发放并且随着厂子效益的提高会逐年增长，而“家属工”的工资则是延续人民公社时期累计工分的形式，一年到头才发放。
搬到C市来就自己找活干了。我在大棚还干了二年。后来就自己蹲市场做买卖，烤地瓜、烤苞米、整豆腐串，反正啥都干过。(王女士，67岁，S-6-J)
以正式工人“附属品”的身份进入单位，这始终使“家属工”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在形容正式工人时，她们多使用的称谓是“人家”，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是她们在单位内“边缘”地位的真实写照，同时也表达了她们对付出与回报不相符的愤愤不平。
在对宏观视角反思的基础上，学者研究逐渐转向从“家属工”个体的日常生活出发，反映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动态过程中她们的真实样貌。其中曲贵卿把目光聚焦在半边户[注]指一方为农村居民、一方为城镇居民的夫妇。中的家属工群体上，从日常生活视角把握在为了争取身份利益诉求而进行的抗争行动中“家属工”与其他群体的互动和博弈。虽然从“家属工”本身出发对其身份地位的社会建构进行了动态的把握，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有了一定突破，但文章主要集中在对制度性依赖与抗争性利益两方面的对比，缺少分析多元社会因素共同建构下“家属工”主体身份感知的内在变化过程分析，对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过程缺乏全面、清晰的把握。陶宇指出“读者没有看到个人行动自主性与社会结构制约性二者在日常实践中所体现的互嵌过程”，她则以集体记忆为理论视角，从“家属工”的口述记忆出发挖掘在制度演变轨迹中她们的身份实践。[注]陶宇、王玥：《“家属工”：集体记忆中的制度变迁与身份实践——以Q市H厂为例》，《福建论坛》2016年第2期。“家属工”群体不仅仅是受外部制度变迁影响下的被动群体，同时也是积极寻求认同和自我实现的主体，因而仅从制度演变来看“家属工”的身份演变忽视了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其身份演变虽然带有很强的制度性色彩，但是在社会变迁的不同时期建构其身份感知与认同的力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社会因素交互博弈的力量场，具有很强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当时是一家给一筐苹果，这一冬天就是这一筐苹果，就这一个福利。他们(国营)发的，人家是(正式)职工啊！我们没有，我们啥也没有。(邹女士，68岁，S-8-C)
通过消音速流排水管件安装技术实际应用与普通塑料管件相比较可以看出，此施工材料适合于高层建筑施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你一个临时工和人正式工比，你就算干得好，人就下年再用你，你跟人单位的不一样，你没有评奖的资格。哪有啥升迁啊，临时工人家能用你就不错了，今天干完明天还不知道让不让你干呢。(吴女士，69岁，S-1-C)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政府加大对部分高校和部分学科的资源投入力度，以便于促进高等院校的教育生态建设。但资源高度集中地投入到部分高校建设中，其他院校所获得的资源却越来越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全面均衡发展。同时，随着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各个院校的合并以及部分院校层级的提升等，高等教育资源空间格局呈现出东部高度集中、中西部相对稀少的态势，此种状况直接造成了各个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无法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一致的问题[1]。
种种不平等使“家属工”对“我群”和正式工人“他群”的认识逐渐清晰，对家属工身份的感知和认同随着制度区隔、利益分化而得到重塑。
人家社会地位更高，咱瞅人家就高，我们就是家属，人家是职工，家属都不能转成职工，干到最后也没有转成职工的。(徐女士，75岁，S-3-B)
虽然有处于弱势地位的不甘和无奈，但是“多干多得”的资源获取方式激发了她们饱满的工作热情。从农村到单位，从“靠天吃饭”到进入单位“庇护-依附”的体系中来，在单位中她们获得了新的社会身份及合法性，即作为复数单位人的一部分对于自我身份的满足和认同。
在进入工厂真正投入到生产劳动时，“家属工”才意识到她们所面对的工作是与正式工人完全不同的，虽然同处一个生产空间，但差距深刻地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工种来看，她们干的是正式工人不愿意干的、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从工作时间来看，起早贪黑是她们的日常状态；从工作压力看，承受着生产创收和操劳家务的双重压力。在对山沟岁月的回忆中，给她们印象最深的就是苦和累。
“家属创业队”的领导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厂子派下来的正式工人，主要担任主任、会计、出纳等工作，她们属于创业队的管理层，日常办公都是在办公室里；另一类是由家属们投票选出的队长，评选标准主要是能干，队长每天带领大家一起下地干活。良好的干群关系使“家属工”们加深了群体内认同和对单位的归属感。
创业队有队长，我们平时接触的就是队长。队长是干活时候最大的管理的人。队长得跟着下地干活，领着我们干活，她也是家属，和我们天天在一堆，人也挺亲切的，她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叫我们去干啥我们就干啥，大家都得听她的话。(徐女士，75岁，S-3-B)
“家属工”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获得了一定的保障并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进而形成情感、价值上的满足和对于单位组织的归属感。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布若威的观点相一致，他认为工人的主体意识被资本俘获了，通过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权威关系的塑造，人们放弃抗争而主动参与到劳动中，与之不同的是在单位制时代，这种“制造同意”[注][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77～121页。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定位、内化来完成的。对“家属工”这一身份的认同感主要依赖于她们的单位认同，并逐渐内化为行动的一部分，尽管她们能够感知到其身份地位与正式工人之间的等级差异，但是不同于初期国家政策导向下对共同体身份的想像，在真实、有边界的单位空间中，经过集体式生产和生活实践的身份认同被生产出来。这一时期“家属工”的单位归属性认同一旦内化就会形成惯习，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而这些结构化的东西，既不可能一挥而去，也不可能朝令夕改。[注]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
四、单位制消解下的身份认同危机
从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放时期，三线建设时成立的军工企业面临严重危机：首先，它们本身就不是单纯地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产生，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性色彩，这种政治属性掩盖了企业理应追求的经济效益，大多数的生产建设都是为了完成政府指令，企业行政色彩浓厚；其次，三线大多工厂安排在落后地区和人迹罕见之地，经济基础和社会服务设施极为薄弱，投入相对大、产出相对少；最后，“文革”时期的动乱无疑给这些企业带来很大影响，三线战略后方建设与其他地区经济建设一样，忽视经济规律，不重视经济效果。[注]李彩华、姜大云：《我国大三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4期。种种原因之下，S厂也和其他的三线厂一样日益举步维艰。
民俗学是一门面向实践的学问，这其中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研究者要关注民众的生活实践；二是研究成果要对民众实践有所助益。其中，研究成果对民众有所助益是民俗学最朴实的初衷，是民俗学者的初心之所在。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民俗学特别强调了解民众理解民众，拥有比别的学科更多的了解老百姓的知识，这是民俗学者的优势，也是民俗学的长处。换句话说，我们民俗学者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民众知识，我们通过田野调查掌握了很多地方老百姓的知识，掌握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修养的各种人群的知识，最终是为了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实践民俗学更是要强调这种服务民众的特殊责任。
“家属队”实际上是比较富裕的，虽然“家属工”的工资少，但是这些年通过经营副产[注]比如经营商店、卖菜等。而积累的财富以S厂资产的形式保留下来，由厂子下派的领导管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集体传统的经营内容和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再加上领导阶层的经营管理不善，企业改革过程中对大集体的资产挪用、侵占现象也是屡见不鲜。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S厂表现出种种的不适应，很快就陷入了矛盾和危机中，做出将“家属工”这个“拖油瓶”扔向社会的决定。
(家属队的钱)都是这些老太太挣的！卖菜的钱、咱们种地、工厂做豆腐、压面条……啥都有！都是咱们家属队搞起来的！咱们创业队里挺富啊！咱们说实在的，现在啥都没得着啊！咱们这些老太太苦就苦在这什么都没得着。(张女士，71岁，S-10-C)
厂里给与一些补助，要求“家属创业队”解散，家属工离开工厂自谋出路。这对于她们来说无疑都是残酷的，从进入“家属创业队”到被清退，“家属工”群体已然不再年轻，这突如其来的一切让她们无力承受。在体制变迁和社会转型的洪流中她们成为被抛弃群体，从单位走向社会的迷茫中还附加着性别和年龄差异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歧视。
辅导员要紧跟技术进步的步伐，及时学习和掌握各种新媒体的应用技术，快速提升熟练运用的技能。在工作中通过新媒体更快更全面地接收信息，更深入更频繁地加强师生思想沟通，更多更好地开展互动式交流，以多元化的沟通渠道，有效占领大学生的思想阵地。
俺们那时候从沟里就把我们撵家去了！就退休、退养，让子女接班！[注]子女可以进入S厂成立的G服务公司工作，G服务公司是“家属工”被清退后在“家属创业队”基础上成立的集体企业。凡是家属工，不管你岁数大小，都得回家。哎呀，1983、1984年吧。把我们撵回去，(创业队)就变成劳动服务公司了。回家工资不给俺们发了！没有工资了，啥也没有了！撵回家就撵回家了。(王女士，67岁，S-6-I)
1988年，深陷困境的S厂在经过种种考虑之后决定迁到C市，涉及所有的正式工人包括其家属。搬迁虽然是国家安排下的无奈之举，但是对于上百户家庭来说是关乎他们切实利益的大事。在长达七、八年的搬迁过程中，曾经用“家属工”的汗水为厂子积累的资产在迁转过程中伴有流失，虽然“家属创业队”被迫解散，但是这些劳动的“果实”是“家属工”群体这些年来所有的辛劳换来的，是她们价值实现的物质表现形式，是承载集体认同的载体。而随着这些财富的逐渐消失，加上离开J县这个“家属工”们集体生产和生活的场域，这一身份所附着的社会实在都被打散、分化，影响了“家属工”的内在认同，她们无法从这个身份中感到满足，也无法得到成功带来的意义感。
从她们谈及怎样进入单位成为“家属工”的经历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国家制度与政策对“家属工”这一身份的建构，在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时期，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性话语动员，在宏观层面上制造出对“家属工”身份的群体想象，这一部分女性大都是从农村来到城市、从社会走进单位，她们还没有在工厂中经历共同的劳动实践，只是找到某种相同的特质把自己归入到共享这一身份的“家属工”群体中，身份感知处于停留在头脑中想象的静态类属区分，还远未在实践中形成具体化与内化。此外，家庭观念浓厚的中国社会，女人结婚之后完成作为正式工人家属的角色转换，开始形成稳定的家属认同。最后，长期生活在封闭落后的农村，对比以往招工制度的性别歧视与不平等，女性群体对于职业的认同和渴望也是十分迫切的。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家属工”身份是在她们业已形成的家属认同、职业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合力推动下建构出来的，“家属工”身份群体还只是一种被设想拥有稳定认同的“想象的共同体”。[注][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
就是从要下山(搬到C市)开始(有腐败现象的)。(我)老头吧，在车库也不关心那些事儿，就听他说“这钢材啊全让王军(化名)拉走卖啦”，完了往C市搬家，谁要是搬家找后门要五百块钱，[注]给负责调度运输的人一点钱，就可以先搬到C市，不然要在山沟里等很久。钱都揣他们(领导)腰包啦。(杜女士，69岁，S-2-C)
第一，优化监督制度。均衡配置自上而下、平行监督、自下而上的三重监督权力，破除信息不对称的固有障碍，降低政府机会主义的主观愿望。
厂子迁到C市以后，因为军需产品的需求量大大减少，因此进行了“军转民”的生产转型，然而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S厂的生产效益很差，一度没有活可干、甚至开不出工资，在2007年S厂宣布破产，就连正式工人都难逃下岗的命运。原本来到C市以后，可以住进楼房，[注]工人自己交一部分钱，然后单位给分配住房。尽管丈夫开的工资少，但是足以糊口，这对于家属们来说是满足的，但如今家中的主要生计来源已经没有，生存的压力迫使“家属工”们不得不在年过半百的年纪、拖着操劳半生的身子重新步入社会，她们在找工作时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可想而知。失去了单位庇护的她们已没有了计划经济时期“复数单位人”身份带给她们的优越地位，此时对她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让家庭更好地生存下去。
就记八分工，一个月二百多分，完也不给现钱。你要是借钱行，等你到半年啦，可以借个三百、二百的，到年底啦能开个几百块钱，我的工资也看不着，人家也不给你月月开，到年底了人家才给你百八十块钱算完事儿。(杜女士，69岁，S-2-B)
在单位制时期，“家属工”们虽然处于“类工人”的边缘地位，但是她们毕竟是单位的一份子，虽然辛苦但有着相对稳定的物质保障，虽然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但在成为“家属工”之后，她们在集体生产、生活互动中逐渐形成对这一身份稳定的认同，享受作为单位人的满足感。然而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单位制走向消解，“家属工”们被强制性地裁退并迁往陌生的城市，从无所不包、处处体现着“父爱主义”关怀的单位走向陌生的社会，在即将迈入老年的时候迫于生计干着各种各样艰苦的工作，而基于城市劳动力市场所形成的区隔又异常残酷，在这一过程中单位制时期“家属工”身份带给她们的自我价值感和意义体验也都逐渐消失，她们更关心的是每月的收入够不够给家里带来温饱，她们更多想要获得的是身份背后本该属于她们的利益，这一切为后来的抗争埋下了伏笔。
五、后单位时代的利益抗争性认同
随着传统单位制走向消解，“家属工”被推向社会，这时她们在单位唯一可依靠的正式工人身份的丈夫也纷纷到了退休的年纪。同时，工厂倒闭所带来的困境在代际传递着，通过“接班制”进入工厂的子女们也面临着失业。此时，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三线建设的“家属工”已经不再年轻，较低的知识文化水平使她们很难在城里找到工作，她们只能去拾荒、打零工，弱势地位、窘迫境况使她们成为城市中的边缘群体。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将“应参保而未参保”的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到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范围。[注]根据国发[1991]33号文件、国发[1995]6号文件、国发[1997]26号文件，将未参保的集体企业退休人纳入到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范围。这一消息使她们有了些许安慰，“家属工”们兴冲冲地拿着给“家属工”办社保的文件来到G公司，但却被告知她们的档案当初在J县劳动局时意外被烧毁，没有可以证明她们工龄的证据，也就办不了社保。这让她们不知所措，当初加入“家属创业队”时就是以大集体工人的身份录入档案的，如今却被告知自己多年的辛苦被一场大火“烧没了”，也没有人为这场“意外”负责。为了替自己讨回公道，在生存逻辑的驱使下她们开始了艰难的上访之路。
决定上访之后，她们在“家属工”内部以“能说会道”为标准选择了几位作代表，最开始的抗争只是在“代表”的带领下找G公司讨公道，G公司的负责任人也就是原S厂的领导，对这群老太太喋喋不休地“倒苦水”，G公司甩出惯用的手段——一拖再拖。在数次讨要说法没有音信之后，她们不得不撕破脸，于是“家属工”们开始给信访部门、给总理写信，直到后来国家下达了给“家属工”办集体职工的身份政策，可谁知S厂隶属的951三线厂下属的12个集体企业中其他9个厂的“家属工”都办成了，只有包括S厂在内的3个厂没有办成，这样一来几个厂的集体行动就这样被瓦解了，没办成的三个厂的“家属工”在与其他厂“家属工”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又划分出了“我群”和“他群”之别，这一不平等的结果使她们压抑了许久的愤怒情绪爆发了出来。
在一次次的打击中她们意识到必须将上访的事进行到底才能得到她们应有的补偿和待遇，于是抗争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家属代表组织她们来到政府门前静坐，到G公司、国资委、镇政府上交材料，“硬磨”那些领导们、向他们“倒苦水”、哭诉自己如今的处境。
㉙H．W．詹森:《詹森艺术史》，戴维斯等修订，艺术史组合翻译实验小组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063页。
去了，省政府门前一坐，(一坐)就是一天。去了好几次，都(过去)好几年了。家属创业队的好多都去了。在那儿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工资、没有工龄，人家别的(厂)不是俺们厂的、和我们一样的都办了，办了大集体的(手续)，都给开资，都有工龄，就俺们厂子没有。(我们)当时去的人不少。我总去，告状我就去。(徐女士，75岁，S-3-F)
然而相关部门采取“大事化了，小事化无”“相互推脱”的策略，就化解了“家属工”每次带来的“麻烦”。百般无奈下她们找到了现今居住的C社区，社区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她们工友的子女，社区保留着“熟人社会”色彩，于是2012年，在社区帮助下才成功地办了社保，然而因为没有工龄，她们只能以“五七工”[注]“五七工”是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在石油、煤炭、化工、建筑、建材、交通、运输、冶金、有色、制药、纺织、机械、轻工、农、林、水、牧、电、军工这19个行业的国有企业中从事生产自救或企业辅助性岗位工作的，具有城镇常住户口、未参加过基本养老保险统筹的人员。引自俞爱群、李建：《“家属女工”权益探究》，《中国社会保障》2011年第12期。的身份上交一部分钱之后才能开工资。[注]鉴于“家属工”没有国家承认的连续工龄，按照基本养老保险有关规定须缴纳一定基本养老保险费后方可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范围。考虑到身份、年龄等方面因素，按以下标准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后可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2009年7月1日前年满75周岁及以上人员，按 10000元标准缴纳；75周岁以下人员在10000元的基础上，按与75周岁每相差1年(不足1年的，按1年计算)增加1500元的标准缴纳。引自《吉林省开展试点将16万“五七工家属工”纳入养老保险》，http://news.163.com/10/0706/09/6AT8RUMJ000146BC.html.对于这个结果实际上她们并不满意，但是此时她们已经疲于采取行动了，在这近十年的上访生涯中，年纪稍大还未成功找回身份的人已经撒手人寰，还有许多人在一次次的抗争中熬垮了身体，现如今对于“家属工”来说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一切的不甘心、不情愿被现实的生存逻辑所代替，其他的也只能是日常生活中的抱怨和谩骂。
办完社保呢，完了也开资了。俺们几个身体一点也不好，现在也不想找啦。轮到我们头上三千、五千的都不够看病的。(杜女士，69岁，S-2-G)
选取我院于2016年7月~2017年7月收治的冠心病患者60例作为研究组,并选取同期来我院行健康体检的健康人60作为对照组,所有入选者均在知情同意下签署授权同意书,并报告院内伦理委员会备案。研究组中男性41例,女性19例,年龄35~74岁,平均年龄为(52.94±4.67)岁;对照组中性38例,女性22例,年龄31~73岁,平均年龄为(50.29±4.08)岁,观察组与对照组在性别组成与年龄等方面比较差异P>0.05,无统计学意义。
在后单位制时期，“家属工”在集体上访行动中所形成的认同是利益抗争性认同。在这近十年的上访中，“家属工”作为抗争主体为了获得集体职工身份和利益，采取了诸多策略表达她们的利益诉求，比如选取群众代表、找律师写上访信、“磨和闹”“倒苦水”等等，以往学者根据不同特点把农民抗争行为分为“日常抗争”、[注][美]詹姆斯·C.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99～342页。“以法抗争”、[注]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依法抗争”、[注]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吴国光编：《九七效应：香港与太平洋》，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第142页。“以弱者身份抗争”[注]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 ，《社会》2008年第4期。等类型，这些在S厂“家属工”抗争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家属工”也明白在这场利益博弈中她们没有多大胜算，但是她们不惜耗费十年的时间和精力，反映着她们基于利益诉求找回身份承认的强烈意志。
“家属工”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利益受损群体，在这场通过“找回身份”来进行利益抗争的过程中，她们原本已经散落的对“家属工”身份的感知和认同被重新召回，并且形成卡斯特所言的被支配性制度所污蔑和“污名化”的群体所拥有的“抵抗性认同”，然而这种认同并未形成改变“家属工”所处社会地位和追求全面社会改造的“计划性认同”，还只是当她们面对不公正待遇而带来利益受损时，无奈之下所形成的防卫性认同。[注][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2版，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10页。“家属工”在生存逻辑支配下所形成的利益抗争性认同并未就此消逝，一旦她们及其家属再次感受到难以承受的相对剥夺感，这种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是否会因找不到宣泄和抒发的途径而引发更加复杂、深刻的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市中心远远地朦朦胧胧地站着，行人很少，全街静悄无声。我们一家挨一家地问着，我比她更急切，我想赶快买到吧，我小心地盘问着那些店员们，我从来不放弃一个细微的机会，我鼓励翠姨，没有忘记一家。使她都有点儿诧异，我为什么忽然这样热心起来，但是我完全不管她的猜疑，我不顾一切地想在这小城里，找出一双绒绳鞋来。
结语
“三线家属工”群体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沉浮，作为单位制从全盛到消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等社会变迁的见证者，她们身份认同的构建体现着社会力量复杂的交互作用。本文通过对S厂“三线家属工”的深度访谈，总结这一群体身份认同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样貌，分析不同时期影响群体身份认同建构的多元社会因素之间复杂的动态互构过程：入厂时期“家属工”身份认同是在国家认同、家属认同、职业认同的合力推动下形成的对于政策身份的共同体想象；大集体时期“家属工”附着对单位的依赖，身份感知与认同因建立在单位空间共同劳动实践基础上而具有真实性，“家属工”内心产生较强的单位归属感，身份认同是单位认同的一部分；单位制消解时期“家属工”失去赖以存活的单位场域和制度基础，产生身份认同的分化危机；“利益抗争性认同”是后单位制时期的特点，“家属工”在集体上访的利益抗争中重新找回身份，防卫性认同得以形成。“三线家属工”群体为我们了解三线建设历史、单位制度变迁、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通过对这一独特身份群体认同的变迁研究，我们可以透析制度变迁场景下身份认同、组织认同、社会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复杂互构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2-0113-08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我国转型期利益分化的社会均衡功能研究”(13CSH025)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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