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灵渠运河两千两百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其水利工程不断发展与完善，其附属建筑祠庙也在不断修建。在灵渠运河流域众多祠庙中，纪念对灵渠工程具有重大贡献历史人物的“四贤祠”是独具灵渠信仰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四贤”祭祀在灵渠运河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四贤祠”是灵渠运河维修与持续发挥功用所产生的，对“四贤”的祭祀属于民间信仰的一种。
[关键词]运河；灵渠；四贤祠；“四贤”信仰；祠庙研究
灵渠，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运河之一，自秦代至今，已经有两千两百余年的历史。自灵渠创建以来，工程界、学术界关于灵渠的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尤其是2018年8月13日，灵渠入选世界级第五批灌溉遗产名录后，灵渠又一次成为人们研究和关注的焦点。大量文献显示，灵渠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内容囊括灵渠的工程结构、作用、历史文化及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等。如唐兆民的《灵渠文献粹编》[1]、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的《灵渠资料辑要》[2]主要是对灵渠相关的历史文献、碑文等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分析与整理，内容涉及灵渠运河的源流、开凿、维修和使用(包括航运、灌溉等情况)等，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郑连第先生的《灵渠工程史略》[3]详细讲述了灵渠的水利工程结构、历史演进、自然条件、历史作用和日常管理等，尤其是对灵渠水利工程结构方面的特点进行了工程专业的分析；台湾综合研究院龙村倪的《中国古代一大水利工事——灵渠》[4]在介绍灵渠的历史、工程结构及工程原理的基础上，还对其功能、作用及历史意义进行了系统论述。但是就已有文献来看，与灵渠信仰相关的祠庙研究缺乏，故本文以此为研究主旨。
我们自拟的“宣肺通窍汤”中：荆芥疏风宣肺，苍耳子、辛夷开鼻窍，芳香化湿开窍，黄芩清上焦之热，藿香、石菖蒲、公丁香芳香化湿浊，有化浊宣壅，开窍通闭的功效，赤芍凉血清热，活血散瘀，有利于充血的消退；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辛香善升，能上行头目巅顶。《珍珠囊》认为其能“上行头目，下行血海”，为“血中之气药”；黄芪益气升阳；升麻、葛根与路路通相配，升清降浊，调畅气机。
在灵渠运河流域众多祠庙中，用于纪念对灵渠工程具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的“四贤祠”是独具灵渠信仰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本文通过对有关“四贤祠”古文献记载资料和各种传奇故事的整理，结合对现存石刻碑文资料的研究和田野调查，在对“四贤祠”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代表人物事迹进行简单回顾的同时，首次提出一种以“四贤祠”为主要载体的灵渠信仰文化概念，即“四贤”信仰的概念，并对其历史起源、发展过程以及具体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四贤祠”的由来与“四贤”履历
(一)“四贤祠”名称的由来
根据文献整理，灵渠运河上以四位先贤为代表的祠庙名为“四贤祠”，也叫“伏波祠”“灵济祠”“灵济庙”。关于“四贤祠”的记载，最早见于元朝黄裳的《灵济庙记》：“皇元至正十三年(一三五三)之夏，山水暴至，一旦而隄者圯，陡者隤，渠以大涸，雍漕绝溉……二君承命督涖，懼弗克称，周询有衆，得四贤旧祠，于西山之地，则相与匳芗篚币而请祷焉……以竣事，二君图所以答灵贶者。顾庙貌简陋，不称神楼。既归复命，具以故告。向上请示：修庙！……命之曰灵济之庙。”[1]173-174由此可知灵渠运河流域最早的“四贤祠”至少在皇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之前就已经存在，由于时间久远已经破旧不堪，故元人岭南西南肃政廉访使乜儿吉尼主持灵渠维修。他筹集资金五千缗、准备材料、招募人力，命王惟让和张文显督促该维修工程，后来将“四贤祠”改名为“灵济庙”。那么，此时的灵济庙中供奉了多少位贤人，他们究竟是哪些人呢？乾隆《兴安县志》载：“元至正乙未廉访使乜儿吉尼建，祀秦郡监史禄、汉伏波将军马援、唐观察使李渤、观察使鱼孟威。”[5]道光年间《兴安县志》也有记载：“灵济庙一名四贤祠……元至正十五年廉访使乜儿吉尼建。”[6]
从上述文献可以明确知道此时翻新重建之后的新四贤祠，即“灵济庙”中供奉的四位贤人分别是灵渠的首凿者，即秦代的史禄、汉朝的伏波将军马援、唐朝观察使李渤和防御史鱼孟威。由于所有文献记载都没有提到这次修祠供奉对象的更改，再加上四贤旧祠名称的记载，所以可以推测原来的“四贤祠”祭祀对象正是翻新之后的“灵济庙”中这四位先贤，即史禄、马援、李渤和鱼孟威。而且，元朝黄裳《灵济庙记》中记载：“兴安灵渠，自史禄始作以通漕。既而汉伏波将军马援继疏之。唐观察使李渤始为铧嘴隄以固渠，作陡门以蓄水。而防御史鱼孟威复增修之。更四贤之勤，历秦、汉暨唐，而后其制大备，以迄于今，公私蒙其利。”[1]173这进一步佐证了此时的灵济庙和旧四贤祠在祭祀功能、对象上的延续和统一，也间接地给出了“四贤祠”名称的缘起和由来，即由于四贤的勤奋与努力，经秦、汉和唐朝，其后灵渠运河工程更加完备，直到如今，社会都从中获益。灵渠河畔现存的“四贤祠”为1981年12月1日开工重建的四贤新祠，其建筑外貌和供奉的“四贤”铜像如图1所示。
图1 “四贤祠”外景及“四贤”铜像
(二)“四贤”履历
1．史禄
史禄又名监禄，是灵渠运河首创的主持者。关于他的官职有多种称呼：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称其为“秦御史”[1]135、北宋《太平御览》称其为“御史监”[1]41；有的文献称其为“御史监郡”[1]137，140，有的称为“秦郡监”[1]208，有的称为“秦监御史”[1]226，有的称其为秦监郡[1]139。这些称呼其实都是监郡御史的简称或者异称。秦朝的地方行政机构设郡和县两个级别，郡设守、尉、监职位，其监郡御史负监察之职。秦始皇南征百越时，“又使监禄凿渠通”[1]127，指的是派那个名叫“禄”的监郡御史主持开凿灵渠。中国古人有以官职为姓的习惯，后人便把“禄”与其官职连接称其为监禄或史禄。汉代文献称其为监禄，唐代开始出现史禄的称谓[1]148，后来史籍中史禄称谓逐渐增多，至清代时大都称其为史禄。史禄不仅具有水利工程知识，而且是一个精通军事的将才，西汉刘安《淮南子·人间训》高诱注“监禄，秦将”可说明。史禄的才华及其对灵渠的贡献，令古人赞不绝口。宋人周去非高度赞扬灵渠的意义，称史禄为“人杰”，他说：“尝观禄之遗迹，窃叹始皇之猜忍，其余威能罔水行舟，万世之下乃赖之。岂惟始皇，禄亦人杰矣。”[7]清人梁奇通也赞扬说：“历代以来，修治不一，岂无才智之士，类皆循其故道，因时而损益之，终不能独出新意，易其开辟之成规，公固人杰也哉。”[1]139因为对灵渠的卓越贡献，史禄逐渐成为人们最早纪念和崇拜的对象。
2．马援
马援是继史禄之后，在灵渠维修方面功绩显著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马援，字文渊，陕西茂陵人，东汉“光武中兴”名将。马援在帮助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征讨交趾征侧、贰姐妹与五溪蛮的叛乱。在将侧、贰姐妹两人斩首后，朝廷封其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并“赐援兵车一乘，朝见列九卿”[8]。后来，在征讨五溪蛮过程中，马援染病而卒。然而，他死后却被人诽谤，皇帝夺其“新息侯”封号，并对他的族人实施“连坐”，直到他冤屈洗白后，被追封为“忠成侯”。
李渤，字浚之，祖籍成纪(今甘肃秦安县西北人)，唐代诗人。他曾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过多种职务，在虔州、江州、桂州等地方担任刺史、观察使等职务，曾兴修过多处水利工程，灵渠修缮是他任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观察使时做的一件大事。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李渤任职考功员外郞，他为人刚正不阿，“不苟合于世”，“守节者尚之”[10]。正因为此，他得罪了当朝的权贵奸臣，被贬至岭南。在赴广西任职时，他在上任路上经过灵渠，亲身经历了灵渠航行的困难，深为感慨。到任后，他了解到灵渠作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通道的重要性，以及灵渠经久失修、淤塞难行的现状和巨大南北通航需求的突出矛盾。于是，李渤大力整修灵渠。“备知宿弊，重为疏引，仍增旧迹，以利舟行。遂铧其隄以扼旁流，陡其门以级直注，且使泝船，不复稽浸涩。”[1]148-149经过李渤的整修，灵渠又重新焕发活力，恢复通航能力，来往船只“不复稽浸涩”，周围百姓无不称赞。当地百姓为了纪念李渤，在分水塘建立祠庙以祭拜这位为人民做了好事的地方官吏，并最终将其与史禄、马援一起供奉。
3．李渤
马援一生，文武兼修，功勋卓著，“马革裹尸”，死后却受到诽谤，悲剧英雄的结局成为后代流贬官员和士人讴歌的主题之一。马援死后受到历代官方的推崇与追封，封号有多种[注]本文以下马援封号若未加标注，皆引自唐会霞：《论汉代关中名将——伏波将军马援的古代接受》，《安康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东汉封其为“忠成侯”，唐朝时马援享“太公庙”之祀，后又被敕封为“昭灵王”，宋时先被封为“一等封号”，后再被封为“忠显佑顺灵济王”。唐代李商隐《祭全义县伏波神文》记载，他当时率全义[注]全义，兴安唐朝时的县名。县令韦必复祭伏波庙，“昭赛于汉伏波将军、新息侯马公越城旧疆汉将遗庙一”，“及申望岁之祈，又辱有秋之泽”[9]。这说明此次祭祀伏波神灵与祈求雨泽有关。因为马援征伐侧、贰姐妹经过灵渠运河时，曾主持了灵渠运河工程的疏通工作，使得曾经长期淤塞、不能通航的灵渠得以恢复航运功能，人们为纪念其功劳便开始将其与灵渠的首凿先贤史禄一起纪念。由于马援本就声名显赫，再加上后来历代统治者的各种追封，其渐渐被神化而称贤，并演绎和流传下来许多其帮助当地百姓旱时降雨、水灾防洪和保佑航运平安的传说。历史上，在分水塘附近曾先后出现供奉有马援的龙王庙、报功祠、灵济祠等各种祠庙，足以体现出其在灵渠运河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随后，我又点了上课经常开小差的万超。他说：“通过这幅图片，我发现我的生命是有限的，不能因为年轻就浪费时间、虚度光阴，等到老了追悔莫及。”
4．鱼孟威
四贤之中，最后出现的是唐代的鱼孟威。他的籍贯、仕途履历、出生年月，因为缺乏史料已经无法详细了解。但是，通过明朝黄佐的《广西通志》卷十六《沟洫志》、清朝汪森的《粤西文载》卷十九，清朝黄海的《兴安县志》卷九《艺文》，以及鱼孟威自己撰写的《桂州重修灵渠记》，可以清楚知道他对灵渠的维修情况。据记载：咸通九年(868年)，鱼孟威从黔中观察使调至桂州刺史兼桂管观察使，途中经过灵渠。此时，灵渠又复湮圮。鱼孟威途中亲自经历了航行的艰难后，他调查了行船难的原因，随后决定吸取李渤维修时的经验教训，并从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用人等多方面严格把关，确保灵渠维修质量。其一，他选拔责任感强的工程主管，通过认真考察而且破格选拔了一位“末校”。其二，他合理地筹集工程经费。此次，他没有向民间强征经费，而是采用“约公费积刀布”方式筹集。其三，他对于维修灵渠的劳动力资源的获取也采取了较为合适的方式。他以军队人员为主要施工劳动力，不足部分则标“善价”雇请民工，不仅没有造成民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修渠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而工程质量和进度都有较好的保障。其四，他严抓工程质量，对建筑材料和工程标准有严格的要求。此次维修后，灵渠水利工程已初具规模而且结构已经完整。此后，灵渠虽然又经历数次维修和改造，但对于其工程结构都没有做大的改动。
由于鱼孟威修渠后，灵渠航运空前畅通，加上维修过程中他善待百姓，因而得到了当地百姓的一致赞誉，为了纪念他在灵渠维修上的伟大功绩，后人便在灵渠运河沿岸对其建祠祭拜，并和前面三贤一起合称为灵渠四贤，同时供奉和祭祀这四位灵渠先贤的祠庙则命名为“四贤祠”。
二、“四贤信仰”的起源和发展
民间信仰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对于“民间信仰”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认定，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学者因研究侧重点不同，其看法也不尽相同。部分学者从民间信仰与正统信仰的区别、民间信仰与制度化宗教的区别、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的区别等角度对“民间信仰”进行界定，如王健认为：“所谓民间信仰就是指与制度化宗教相比，没有系统的仪式、经典、组织与领导，以草根性为其基本特征，同时又有着内在体系性与自身运作逻辑的一种信仰形态。”[11]陶思炎、铃木岩弓把民间信仰界定为“非官方、非教会的下层信仰”[12]。部分学者认为民间信仰太过复杂，它在与宗教形式有区别的同时又与它们有互动，造成相互间的界限模糊不清，难以对其进行准确界定，因此他们对民间信仰的界定采取模糊化的解释方式，如叶涛先生说：“在民俗学研究中，基本上是把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等正统宗教区分开来，把它作为一种生活形态的存在。如何界定民间信仰？如何认识它与儒释道的互动关系？一种较模糊也较简便的做法是正统宗教以外的都可以拿进来，包括民间宗教、秘密教门、老百姓的习俗等。模糊一点要比精确一点好，因为无法精确，水至清则无鱼。”[13]这样的判定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此种界定通过对概念外延进行描述，从而对概念的处延进行逻辑分类并进行说明，更有利于开阔宗教研究的视野，如对民间信仰的表现形态或组成要素等进行研究。
从民间信仰的表现形态角度解释看，民间信仰必须具有神圣性、彼岸性观念内容的信仰，而不是其他，否则就不能界定为民间信仰[14]。而民间宗教风俗，则是“指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宗教性的民俗，既包括了民间的各种宗教祭祀活动，也包括民间非宗教活动中带有宗教色彩的内容”[15]。
据文献和碑刻材料发现，“四贤祠”中供奉对象包括灵渠修渠先贤、龙王龙母、关帝、伏波将军等，其中龙王龙母、关帝以及伏波将军在宋代已成为中国人信仰的神，就此点看，信奉对象具备神圣性，而且他们又都不在中国正统宗教范围内，因此可以说是民间信仰的一种典型表现形态；同时，在长达一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官员修渠前后对“先贤”的祭拜活动、老百姓节日期间的祭祀活动，这些都具备了牟钟鉴先生所说的民间宗教风俗特点。因此，可以将灵渠运河流域上的关于“四贤祠”的祭祀及其活动归属于民间信仰的一种，并根据其四位典型代表人物：史禄、马援、李渤、鱼孟威，将其定义为“四贤”信仰。
(一)“四贤信仰”的起源
史禄、马援、李渤和鱼孟威四位先贤所处时代自始皇公元前219年至唐代咸通868年，时间跨度达一千余年之久，因此理论上“四贤”信仰最早应该可以追溯到其最早的代表人物史禄的祭拜和纪念。关于史禄凿渠的文献记载自汉代起开始丰富起来，最早可查的文献记载为汉人刘安的《秦监禄凿渠》[1]126，虽然文献中并没有史禄祠庙的有关记载，但与史禄相关的各种传说却极为丰富。如“铧嘴”传说讲述：当年史禄和河渠师顾青修灵渠时，在分水入渠环节上卡壳，于是沿着一条小沟散步，突然发现水沟中间砌了一条“人”字形的小石埂，水一流到那里便分成两股岔沟流开；同时，他们还发现农夫犁田时，牛拉着犁，犁铧破土向前，泥块向两边翻，就像船在江中劈开层层波浪。史禄和顾青受此启发，想出了分水的办法，即铧嘴的最初形状[16]。“灵渠长歌”中讲述了史禄的修渠故事：史禄受始皇派遣，返回故里，与主墨师刘成、士兵以及骆越族首领骆月和骆越族共同努力修渠，灵渠如期建成。可通航之日堰坝突然崩塌，史禄被打入死牢，为保证史禄能继续完成修建工程，刘成自愿替死。此时史禄受到众人误解，为证丈夫清白声誉，史禄爱妻秦娘不惜慷慨赴死以换取众人的觉醒。史禄强忍屈辱，历经磨难，终于建成灵渠。最终史禄拒绝秦始皇的封赏，将血肉之躯化为魂魄，与饱含爱妻、好友及修渠工匠心血的灵渠融为一体[17]。另外，“飞来石的故事”和“三将军的故事”等也都讲述着史禄修渠的事迹。在史禄长达五年的修渠过程中，其修渠事迹已在当地百姓口耳中广为流传，加上凿通后的灵渠对当地人们生活、生产的积极影响，于是人们开始纪念史禄，传颂他的修渠事迹。由此可以推测，历史上当地应当建有史禄祠，但由于灵渠凿通后不久，秦朝便灭亡，加上当时的岭南区域经济极为落后及远离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即使存有史禄祠，但也可能未被载入当时的文献中。由此，可以认为史禄传说应当是灵渠运河之“四贤”信仰的起源。关于史禄的传说在史禄死后就开始出现，因此理论上可以说“四贤”信仰最早起源于秦朝灵渠凿通之后的某个时段，其或为汉代或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至此，经过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隋代的发展，到唐宋时期灵渠运河流域出现了较多的与史禄有关的传说。随着灵渠水利工程的不断重修与改建，又出现了许多有功于灵渠的著名人物，如汉代的马援、唐代的李渤和鱼孟威等，最终此形成了目前我们看到的完整的“四贤”代表。因此，以“四贤祠”为名称的祠庙应该晚于唐代咸通九年(868年)鱼孟威修渠之后，而早于元代的皇元至正十三年。它的直接佐证为元代人黄裳的《灵济庙记》中讲述张文显和王惟让两人奉命督修灵渠时，四处询问群众，在灵渠河畔的西山之地找到了“四贤旧祠”建筑。
传统的学生顶岗实习管理系统，基于传统互联网，缺乏移动性和便捷性，也难以实现学生实习位置的定位。高职院校在具体实施顶岗实习实践过程中，普遍存在指导老师与学生的沟通不够，实习学生放任自流、学生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导致顶岗实习实施效果较差。
(二)“四贤信仰”的发展
“四贤信仰”起源于史禄的传说及祭拜，随后加入对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祭拜，并在灵渠运河上出现专奉马援的伏波祠，后来延续到唐代祭拜对象又陆续增加了李渤和鱼孟威，到宋代该祠获“灵济祠”封号。这即是“四贤祠”的前身，表明四贤信仰的初步成型。再到明代永乐年间修建的灵济祠，增祀了张文显和王惟让两个人物，表明此时其内涵发生外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原来的代表人物“四贤”，进而扩展为祭祀所有有功于灵渠的贤人的场所，并一直延续至清代，达到其发展的巅峰，这个进程也正好和灵渠主体工程的发展进程完全契合，到民国后随着灵渠航运功能的弱化和消失，“四贤信仰”也同时开始淡化，尤其“文化大革命”对灵渠上的“四贤祠”等祠庙的破坏较为严重，“四贤”信仰几近消亡，旧时香火缭绕的“灵济祠”日益萧条，直到1981年12月1日，广西自治区文化局批准拨款重建“四贤祠”，“四贤信仰”也随之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和对历史记忆的回归。
但正如灵渠工程发展的过程中其功能不断发生变迁一样，此时重新回归的“四贤信仰”的内涵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本质的蜕变；由于此时铁路、公路交通的兴起，导致灵渠在保持基本灌溉功能的同时，航运功能基本完全丧失，因航运功能而形成的巨大流动人口和频繁的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也随之而远去，同时随之而逝去的还有因航运而来的为祈求保佑航运平安的众多流动商贩、船家的“四贤信仰”，其不仅仅造成了“四贤信仰”受众的大量消失，而且还造成了“四贤信仰”内涵的部分消亡，即目前来看原来与航运以及南北文化经济交流相关的各种祭祀和祭拜活动完全消失，甚至由于受众的萎缩，同时造成原来与农业灌溉相关的各类祭拜也几乎完全消亡。但在原先的主要祭祀功能变近乎完全消亡的同时，由于旅游功能的兴起，“四贤祠”等祠庙已作为灵渠旅游观光重要景点和人们祈求风调雨顺年景的美好愿望的表达场所。
第一类，当地居民的节日祭拜。中国老百姓比较重视节日，每年、每月的节令总会举行一些祭拜祖先、神灵的仪式，祈求祖先和神灵保佑他们人畜平安及庄稼丰收。对于灵渠上的“四贤”、龙神、关帝、伏波神的祭拜亦是如此。每年的年节，五月份大、小端午节，中秋节，每月的初一、初十五，灵渠运河流域的人们都要去分水塘上的庙宇和祠堂祭拜，祈求神灵的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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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陈元龙在《重建灵渠石隄陡门碑记》中讲述：“……黄君乃斋虔立誓，祷于渠上先贤祠，及水府三官、龙王诸神庙。是夜，梦身堕水中，有黑衣援之起。晨兴步岸侧，访黑衣神庙，不可德，傍徨土阜间，见一平石，趺坐其上。土人聚观，讶曰：‘吾侪耕牧数经于此，未见斯石，斯石何来也？’黄君心动，命除土，得大石如砥。乃鸠工掘之，则左右四旁皆巨石如凿成而就磨龙者；阅数旬，得巨石数千计，喜而来告曰：‘此工必成矣！’……分水塘有灵济庙，祀龙王及伏波将军者，今颓废，重建，即于其旁为黑衣神立庙，以毋忘默佑之德也。”[1]201-202此处说明了黄国材重修“灵济庙”的原因是因为灵渠运河上的神明再次“显灵”，帮助黄国材顺利修整了灵渠水利工程，因此灵渠工程修整完工时，他重建了“灵济庙”；同时，黄国材还在其旁边新建黑衣神庙。此庙的增修表明了“四贤”信仰的进一步扩大。
清雍正十年(1732年)，广西兴安知县李徵因为修整灵渠水利工程而对“四贤祠”进行增修，并新建一祠，即“灵济祠一名四贤祠，在城南五里南渠隄畔……雍正壬子(雍正十年，1732年)，知县李徴增修，更建一祠，祀国朝总督赵宏燦、巡抚陈元龙、巡抚金鉷、布政使黄国材、按察使年希堯、盐道张惟远、桂林府知府吴元臣。旁建黑神祠，祀元忠臣乜儿吉尼”[1]269。这向我们讲述知县李徴新建灵济祠后，祭祀对象增加了赵宏燦、陈元龙、金鉷、黄国材、年希堯、张惟远、桂林吴元臣等人，这也意味着“四贤信仰”的信奉对象再次扩大。同时，在其旁边又新建黑神祠，祭祀元代曾主持灵渠维修的岭南肃道西南廉访使乜儿吉尼。此标志着灵渠运河上的祠庙建筑群正逐步形成，原来狭义上的“四贤信仰”已经因为祭祀对象的扩充壮大演变为一种基于灵渠运河的广义“四贤信仰”，或称之为灵渠运河流域“四贤信仰”圈。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鄂昌、杨仲兴等人在维修灵渠过程中，对灵渠运河上的陡、隄、堰坝、桥等所有的水利工程都进行了维修，同时对灵渠分水塘附近的龙王庙、海阳庙、灵济祠进行了维修，其文献记载：“灵济祠，在分水潭下半里，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陈公元龙建，中祀历代有功灵渠先贤，东旁一间，立海宁陈公及修陡在事禄位，又东旁两间，一祀水府神，一祀黑衣神，以先年河灵显像故。”[1]225-226此次的灵济祠的维修起因于灵渠工程的维修，并在其东边新建三间，以祭祀陈公、水府神、黑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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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政府和民间都再无修整“四贤祠”记载，加上“文革”期间对“四贤祠”的破坏，使“四贤祠”日益萧条和颓废。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灵渠运河上的“四贤祠”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其祠庙被广西兴安县当作开发灵渠的重要文化资源、促进旅游业发展的硬件设施之一。于是，1981年，兴安县政府对“四贤祠”进行了重建，此后又多次对该祠庙进行维修。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军路过兴安灵渠时，将灵济庙和黑神祠烧毁。“昔贤既没，流泽馀芳，祠毁于兵，重建宇堂，饰庙改观，祀典以彰。灵则有济，降福穰穰。岁时答祚，神歆其香。”[1]251
光绪十四年(1888年)，陈凤楼对灵渠维修时，对光绪十一年(1885年)被洪水冲毁的灵济庙和黑神祠进行了重修。“历建灵济、伏波两祠于南陡近岸，祀秦汉以来创修陡河诸贤。髪逆之变，祠毁久矣，必忧慨焉。请重修以昭崇报。并刻石于祠，用識颠委。”[1]250此次灵济祠的重修亦源于灵渠水利工程的维修。这是1949年前官方层面对“四贤祠”最后一次维修记载。
乾隆二十年(1755年)，兴安陡河由于淤塞，影响当地百姓的粮食收成，阻碍两广商业贸易往来。因此，两广节度大司马杨应琚报请维修兴安陡河，将灵渠运河上的天平、堤、堰坝、陡门、桥梁、铧嘴等先后修复；然后，又重修了陡河上的祠庙。“陡河之旁有海阳庙、龙王庙、灵济祠，重葺而巍焕之。伏波祠扩其宇而专祀之。史公为开陡之祖，请特剏祠以崇报之。”[1]228这次重修灵济庙的原因也是源于灵渠工程的修整。
第二，司法实践模糊。以涉外贴牌加工中的商标侵权问题为例，由于我国自贸区拥有自身独有的特点，这为其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在有其他相关商标注册人时，自贸区内加工的委托方尚未取得商标注册权的产品是否能在中国大陆销售。由于市场监管的放松，在自贸区内进行加工极易造成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上述问题若无法厘清，实践中的执法问题就很难解决。我国《商标法》规定，若委托方不在中国取得注册权，那么无论是否在中国销售，自贸区的商品都不能进行委托加工，否则即属于商标侵权。加之由于自贸区自身特点所带来的问题，若不结合实际情况其硬性规定就会出现偏颇，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涉外贴牌加工是否构成侵权也存有异议。
灵渠运河流域以“四贤祠”为代表的各种祠庙较为集中，基本上都位于分水塘附近，且不断重修与改建。这与灵渠水利工程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当时的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遥相呼应。首先，在灵渠凿通初期的一千余年时间里，它一直是中央王朝岭南用兵的重要交通要道；其次，灵渠运河在促进岭南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功用，汉代时它是连接以长安、合浦为起点的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唐宋以来，随着岭南地区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央王朝对岭南区域统治的日益加强与稳固，灵渠的南北交往以及外贸功用更为凸显；再次，灵渠水利工程还发挥着重要的灌溉、防洪功用，这对于当地百姓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灵渠的兴废关系到官方、商人和百姓三个阶层的切身利益，因此历代官方和民间都非常重视灵渠的维修。在灵渠水利工程维修前，历代官员经常到“四贤祠”前祭拜，以求保佑工程顺利；在运河工程修建完工后，主持的官员要么利用修渠余资，带头捐资，经常对以“四贤祠”为代表的祠庙进行重修或增建，以祈求神灵保佑灵渠运河永垂不朽、舟楫畅通。
第二类，过往人员的日常祭拜。由于“四贤祠”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古时南来北往经过灵渠的船只和行人基本上都要经过灵渠分水塘。因此，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船只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活动以保佑其航运平安，如“龙王庙在分水岭潭岭上……右建分水亭，左建茶棚僧房，迨抚军迁任后，南来北往的商民便以茶棚奉鄂公(鄂昌)禄位”[1]271。
由此可知，“四贤祠”及“四贤信仰”与灵渠水利工程已经融为一体，它对于中央及地方社会都有重要意义。甚至可以说，“四贤祠”及其“四贤信仰”的发展过程很好地反映了灵渠的历史功能变迁，是灵渠水利工程两千余年历史发展的一个完整历史见证和缩影。随着2018年灵渠世界灌溉遗产工程的申请成功，以及由此带来的旅游开发功能已成为“四贤祠”发展的新起点。
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年)，再次对“四贤祠”进行维修，并增加了两个祭祀对象，即“增祀吉尼暨张文显、靖江路(静江路)判官王惟让”[1]269。他们是元代灵渠工程维修时的两个直接负责人，对灵渠的维修也有功绩。虽然只是在原有的灵济祠里增加两个祭祀人物，但却是“四贤”信仰的一个转变标志。因为，从此时开始，“四贤祠”不再是四贤，而是六贤、七贤甚至更多，这意味着“四贤”信仰对象的扩大。随着历代官方或民间不断地对灵渠进行维修与改建，该祠庙也不断地增祀各个朝代修渠的有功人物。
三、“四贤信仰”的表现形式
(一)“四贤”的民间传说
随着灵渠水利工程的逐步完善、功能日趋多样，给官府和当地百姓们带来的福祉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灵渠各位先贤人物修渠事迹与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也逐步融合，并不断演绎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以“四贤”为代表的各种传说。
其中，最著名的有“飞来石”“三将军”“铧嘴”“马嘶桥”等传说。“飞来石”讲述的是史禄在湘江上修筑分水和沿着城台岭修渠过程中，由于城台岭下的猪龙精作怪，致使渠堤崩塌，害得主墨师张石匠、刘石匠先后被砍头。后来，一位云游至岭南的峨眉山白鹤大仙使用神力将峨眉山上一块巨石凌空运至渠道崩塌处，将作怪的猪龙精镇压住，保住了新修的渠堤，并使第三位主墨师李石匠免遭砍头之罪。为感谢白鹤大仙从峨眉山上飞来石块压住猪龙精，就把这块石头取名为“飞来石”[16]9-12。“三将军”的传说讲述古时三位分别姓张、刘、李的年青人结拜为三兄弟，向越城岭下青石寨姓邓的老石匠学得了一门石匠好手艺，然后与史禄一块修渠开河，但在运河放水通船时，连续两次崩塌，张、刘石匠先后因此被砍头，李石匠吸取了前两位石匠的经验教训，所修堤坝较之前两次更加牢固，并试航成功。李石匠认为修渠成功主要得益于前两位石匠，自己不该独自受封，于是在开闸通水当天举刀自刎。“铧嘴”传说讲述：史禄和河渠师顾青修渠过程中，如何在分水处设计砌筑出“犁铧”状分水铧嘴以分水的故事。“马嘶桥”的传说讲述：东汉伏波将军马援为筹集资金维修灵渠运河桥而在马市售卖心爱战马，因而感动了当地百姓并获得百姓的捐款，最终重修了运河上石桥，并疏通了灵渠的故事。
这类传说的创作年代已无从考证，但讲述的都是灵渠水利工程上修渠者的事迹。根据灵渠的文献史料并结合该运河流域的传说，本文推测史禄和马援将军的传说在汉朝时期已经出现，而李渤和鱼孟威修渠及其相关的传说至迟在宋代也已出现。这类传说流传至今，依然活在当地百姓心中，传说中的人物永远被人们所崇拜和怀念。
(二)“四贤”的祭拜祈福活动
灵渠分水塘以“四贤祠”为代表的祠庙，经过历代朝廷官吏与地方士绅的共同修建与维护，到清朝乾隆十一年(1746年)时，规模已经相当完备。四贤、水府官、龙王龙母、关帝、伏波将军、历代有功于灵渠的修渠者，全部都被纳入到分水塘附近的祠庙群中，接受当地官员和百姓的祭拜。祭祀礼制也已成型，分为“官祀”和“民祀”。通过碑文以及历史文献资料，本文认为“四贤”信仰的祭拜仪式主要有以下四类。
谈到“四贤信仰”，就不得不提到其主要的标志性祠庙之“四贤祠”。“四贤祠”，亦呼伏波祠、灵济庙、灵济祠。关于四贤祠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元人黄裳的《灵济庙记》，后来记载灵济庙的文献有多处，如乾隆《兴安县志》载：“元至正乙未廉访使乜儿吉尼建，祀秦郡监史禄、汉伏波将军马援、唐观察使李渤、观察使鱼孟威。”[1]173道光年间《兴安县志》也记载：“灵济庙一名四贤祠……元至正十五年廉访使乜儿吉尼建。”[1]174元代人黄裳的《灵济庙记》向我们讲述了祭祀“四贤”真实原因，因为在灵渠运河存续的一千余年中，始皇时期灵渠的开凿者史禄、东汉时期的马援、唐朝的李渤和鱼孟威对灵渠有着特殊的功绩。而此次元代重修该祠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维修灵渠水利工程过程中，四位先贤显灵帮助他们顺利地完成了灵渠的修复工程。“皇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之夏，山水暴至，一旦而隄者圯，陡者隤，渠以大涸，雍漕绝溉。而向者四贤之勤，千五百余岁之大利，荡然矣。有或兴役而塞，踰二年辄复坏。于是岭南西道肃政廉访融使唐兀公，悼功之不成，悯民之重困，悉发近岁给禄秩钱五千缗，付有司具木竹金石土谷，募工佣力。而命静江路判官王君惟让涖其役；宪使张君文显专督之。群材委積，庶民子来。时维秋冬之间，積雨宁溢，畚锸难施。二君承命督涖，懼弗克称，周询有众，得四贤旧祠，于西山之地，则相与匳芗篚币而请祷焉。燔祼未终，而云日开朗，役者、筑者、斩者、甃者，手足便利，无有所苦，併力丕作。于是铧堤之制加于初，漕溉之利咸复其旧矣。”[1]173-174灵渠水利工程修整完工后，王惟让和张文显将先贤显灵的神迹向乜儿吉尼做了汇报，乜儿吉尼认为“四贤”修渠有功，应当修建庙宇、增绘神像以供人们祭拜，置办田地以让其有永久依赖之处。“二君请则经营，撤敝为新，易卑以崇。庑陛有庙，门堂有秩。像设如在，精灵炳然。民吏具瞻，罔不祇肃。命之曰灵济之庙。乃计几用，得羡钱二百七十五缗，买民田十有八坵，岁收米若干石，举祝史粟康掌之，以奉晨夕膏芗之费。”[1]174该文献表明“四贤祠”名称已改为“灵济庙”，其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唐宋时期后，因某人在某方面有重大功绩或功德而由皇帝下诏或民间自发为其修建供后人祭拜的建筑物，多以“灵济”为名，所以四贤旧祠重修后也理所当然改名为“灵济”庙；另一方面，灵渠运河流域历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时代，到元代时，其社会、经济已经有了较大发展，接近于中原地区，该地区信仰文化也获得较大发展；同时，加上宋孝宗曾敕封灵渠之海阳山为“灵泽庙神”，并赐灵渠为“惠济侯”[1]4。于是，元朝修渠者以及当地士绅便将“四贤祠”更名为“灵济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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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特定事件的祈求祭拜。当人们遇到人力无法解决的事情时，也会举行仪式祈求神灵庇佑。据文献可知，历史上灵渠上游曾多次发生过大洪水，当洪水毁坏庄稼、冲毁房屋时，灵渠沿岸百姓也要举行祭拜仪式，祈求历代先贤、伏波将军和龙神保佑他们人畜平安、洪水早日退去。
第四类，灵渠维修事件和特殊时刻的仪式祭拜。文献记载，元明清时期历代官员们在灵渠维修前后，都会到灵济祠和龙王庙等祠庙中进行一种特定仪式的祭拜，并把当时维修灵渠的事件经过刻于祠或庙宇中。因此，现今的“四贤祠”中除了四贤塑像外，还保存有十多块灵渠维修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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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四种祭拜形式，可以想象出当时人们于“四贤祠”中频繁举办各种祭祀活动的繁忙景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知识和能力都无法战胜自然灾难时，只有祈求这些神灵保佑他们，让这些神灵来抚慰他们的心灵。但是，这四种仪式的具体过程，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又极少，已经无法详细查证。
在中国，古代统治阶层的认同与重视是民间信仰能得到传播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朝廷的赐字、召见、赏赐甚至敕封，都意味着官方的认同。中国古代的正统价值理念规定：“祭祀不能(或应)祭祀的，就叫淫祠，淫祀(即便是祭)无福。”[注]即《礼记》曲礼下所写：“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四贤祠”的10次维修或改建，要么由官方专门指派官吏主持，要么由主持灵渠维修的官吏在灵渠工程维修时一并执行。不管哪种方式，都代表着统治阶层的认可，“四贤”祭祀和信仰自然也就是一种官方认可和合法的信仰活动，得益于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动，发展的速度自然也较快。本文中的“四贤祠”，除了祭祀史禄、马援、李渤和鱼孟威外，还祭拜其他对灵渠维修与改造有功的人，如李师中、陈元龙、鄂尔泰、黄之孝等；当然，参与祭祀的人员也在逐步增加，从最初的官员祭拜，到离祠堂最近的南陡村、打渔村村民，再到后来灵渠运河流域方圆百里村民都到“四贤祠”祭拜。
由于悬臂式掘进机可视化辅助截割系统功能众多，因此笔者只对其主要功能即报警功能和可视化截割功能进行验证，如图9所示。
(2)底流中小于0.045 mm粒级产率为6.25%，完全符合沉降过滤式离心脱水机对入料粒度组成的要求。但底流浓度仅为18.24%，低了一些。
(三)“四贤祠”的旅游资源开发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为更好地开发灵渠旅游文化资源，当地政府从多方面对该水利工程进行开发和建设，如新修秦墙、重修铧嘴、补修秦堤、翻修四贤祠等，这些都是灵渠旅游开发的一个物化符号。而1981年12月1日，广西自治区文化局批准拨款重建“四贤祠”的这个重大决定，又让沉寂多年的依附于“四贤祠”的祠庙文化有了发展的新契机，各种因素的驱动吸引了政府和民间的各种力量去开发“四贤”祠庙文化。就灵渠上的“四贤祠”现状而言，当地政府将其定位为一种宝贵的“旅游资源”，并作为灵渠特色景点之一。自1981年的“四贤祠”的重建到后来的多次维修和装饰后，目前“四贤祠”里存留着：“四贤祠”铜像、古树吞碑、劣政碑、湘漓分派碑，以及灵渠运河上各个时期的修渠碑等，到现在共32块。与此同时，政府网站以及灵渠网站上关于“四贤祠”的宣传重点也都着重于其三块特色石碑和“四贤祠”铜像。显然，对于旅游开发而言，“四贤祠”此时的主要作用就是被当作灵渠特色旅游景点以吸引更多游人参观。而从“四贤”信仰的内涵延伸角度分析，此时的“四贤祠”已从用于祭祀有功于灵渠的贤人的神圣庙宇转变为供游人缅怀修灵渠先贤和了解灵渠历史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四、结论
关于“四贤祠”建筑物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元代，然而，“四贤信仰”理论上应当起源于秦末史禄的传说及祭拜活动，后来陆续增加马援、李渤和鱼孟威，合称为“四贤”，而到宋代时“灵济祠”中首次出现四位贤人供奉于一座祠庙的记载，标志着狭义上的“四贤信仰”的初步成型。后来，随着灵渠的不断维修与改建，其祭祀对象越来越多，“四贤信仰”发展成为以祭祀四位先贤为主，同时兼祭祀历史上所有对灵渠维修或改建有贡献的官吏，形成了广义上的“四贤信仰”；与此同时，伏波祠、龙王庙、史公祠、陈公祠、报功祠、黑衣神庙等先后存在于分水塘附近，形成了以“四贤祠”为代表的祠庙建筑群，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甚至关公、龙王龙母、水府官、伏波将军都被共同供奉于同一祠庙中，这些事实则进一步标志着一种独具灵渠特色的“四贤信仰”圈的形成。这些祠庙建筑物因种种原因，有的已经消失于灵渠运河上，有的已经改变了原有面貌甚至于内涵亦完全不同于以往。但是，以祭拜灵渠运河水利工程有功的“四贤信仰”则一直延续着，这表明“四贤信仰”具有一定的群众和文化基础，同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官方祭拜为主、民间祭拜为辅的“四贤信仰”一直是灵渠运河流域的一项重要活动，统治阶层的认同与推动，始终是此项活动发展的有力保障，即使经过重大的社会动乱，这种活动依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虽然在民国后相当长时间内，随着灵渠航运功能的弱化和消失，“四贤信仰”也不断淡化和消亡，尤其“文化大革命”对灵渠上“四贤祠”等祠庙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但是，随着2018年8月13日，灵渠运河成功申报为世界级第五批灌溉遗产，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又重新认识到灵渠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时刻。在充分发挥“四贤祠”“佛音寺”等各种祠庙历史文化建筑作为著名运河观光景点和人们祈求风调雨顺年景的美好愿望的表达场所同时，也赋予了“四贤信仰”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内涵。
近年来，铜仁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不畏艰难，奋力拼搏，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14年，由全省排名靠后一跃而成全省第二名；2015年，跃居全省第一名。铜仁市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在贵州省保持领先。
随着灵渠旅游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更多的灵渠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古人留下的诗词歌赋、传说故事、民风民俗、四贤祠为代表的信仰文化等的挖掘和展现，新时代的“四贤”信仰也必将不断增加新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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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elief of “Four Sages” in Lingqu Dong Suyun
(School of Sociology,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200444；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4020)
[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ingqu Canal for more than 2,200 years, the hydraulic engineering project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veloped and perfected, and its ancillary buildings and temples have also been continuously developed. Among them, the "Four Sages Temple", in honor of those who have made great historic contribution to the Canal,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with unique Lingqu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belief. The sacrifice to "Four Sages" has important functions and meaning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ery Canal. The "Four Sages Temple" has originated from the maintaining and constant utility of the Canal, and the sacrifice to the "Four Sages" is a form of folk belief.
[Key words] Canal；Lingqu；Four Sages Temple;"Four Sages" belief;memorial temple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B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9)04-0062-10
[收稿日期]2019-03-24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贵州民间道坛经书与仪式研究”(项目编号：16XZJ019)
[作者简介]董素云，女，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文化、民族宗教研究。
(责任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戴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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