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江西易学研究的有着相对清晰的发展线索，后世所称疑经派、义理派、史事宗易派、图书象数派、调和派、集解派等易学流派，或诞生或承接于此际的江西籍学者之中。这些易学派别的递嬗与传承，共同构建了宋代易学的全盛景观。
关键词：易学；江西；宋代；义理派；象数派；史事宗易派
两宋是继汉代之后易学发展的又一黄金时期，思峰迭起，流派众多。出于应对佛道两家的挑战和挽救封建社会危机之需，《易》学在宋代备受关注因而从传统的五经之中脱颖而出，文人学者纷纷借《周易》以立言，一时蔚然成风。他们意欲于易学中阐发宇宙和人生的哲理，重振儒家伦理纲常，冀以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秩序，是以《易》学成为宋代新儒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核心内容。时值中国思想史的高峰时段，宋明理学大家可谓无人不论《周易》，而江西又是宋代思想的高地，其易学研究以景德镇金君卿《易说》《易笺》“起诸儒之膏肓，清辅嗣之耳目”[1]，首开易学研究之风，欧阳修、李觏、王安石等踵继其后。至南宋已发展为二十五家，更成就了其研究高潮，杨万里、朱熹及其后学胡方平皆接续发声，是其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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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宋代江西易学的研究，绕不过欧阳修、李觏、王安石、杨万里、朱熹等江西籍学术大家。学界对于他们易学的个案研究难以胜数，但从整体上梳理、宏观上呈现、总结两宋江西易学的发展者寥寥。易学研究著述或以时代为界，如高怀民的《宋元明易学史》、王铁的《宋代易学》；或以易学流派为界分，如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均为较为宏观的审视，未及将江西易学成果作整体观照。涉及此议题并著有专文论述者，如李祥俊《北宋诸儒<易>学观》、程刚《论宋代的“文人之易”及其解易方法》、李书增《略论宋代易学流变》、张涛《疑经变古思潮中的宋代易学考辩》等。这些著作在论述宋代易学时于江西籍学人易学成就牵涉颇多，然较少专论江西一地易学成就。以地域及时代双重坐标为界分的研究，罕有专著，唯有论文，如龙平久《略述贵州明清的易学研究》，与江西相关涉的专论，目前仅见鄢文龙《江西古代“易学”研究钩沉》[2]一文，本文仅以寥寥二百余字，罗列出这一时期易家之名、著，未及深入探究。是以，笔者从分析原典出发，从流派的发展着手，厘清宋代江西易学派别的递嬗与传承历程，力图能够最大的的呈现宋代江西易学的发展轨迹，以期促进学界对于宋代易学的认知，或于中国易学史也有所进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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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惑古疑经与义理易学的拓展——欧阳修与李觏
不注重对《周易》经传的文字训诂考证是宋代易学的重要特点，其因经明道，探求易理，与汉、晋易学有着明显分界，形成新的易学传统。在这一新的易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江西易学家顺应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需要，开疆拓土，开宋学一代新风。
庆历年间，在中唐以来兴起的古文运动和啖助、赵匡、陆淳等开创的新经学思潮的影响下疑古之风大兴，学风为之一变，人们对儒家经典的权威性产生了质疑，欧阳修无疑是这股疑古思潮中的灵魂人物，他虽然不是宋代最早的疑经论者，但在这股疑经思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置疑着眼点主要在春秋学和易学上。
欧阳修著《易童子问》，首先对《易经》中《系辞》作者是否是孔子提出质疑，：“童子问：《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3]他从文本认识出发，发现《系辞》等传中有诸多不合逻辑之处。例如，《系辞传》中关于八卦的起源就有三种说法：其一云八卦是天之所降；其二云圣人观象立卦；其三云八卦出于蓍。这三种说法自相牴牾，《系辞》若为孔子一人所作，何故会有三种难以自洽的观点？欧阳修还从语体出发，认为在《易传》中出现“子曰”一语不合逻辑，《易传》常用“子曰”来发明其义，恰证《易传》非孔子自著，所以欧阳修云：“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4]
朱熹站在理学派的角度，成为兼通义理和象数易学之代表，既以象数明义理，又以义理解象数，集汉、晋、隋、唐以来《易》学之大成，既匡正空谈义理之弊端，又祛除象数易学之险詖与怪诞，立论平正通达，不失之于偏颇，被后来学者视为《易》学正宗。朱子易学从者云集，江西籍追随者有朱熹之孙朱鉴，他曾将朱熹易说集成《朱文公易说》。此外，胡方平也是虔诚的崇奉者。
作为两宋哲学巨匠，李觏也是北宋易学的引领人物之一，他虽未注解《周易》，在北宋易学中依然有着独特的地位，其易学观点主要体现于《易论》和《删定易图序论》两书中。李觏的《易论》，重在义理，且重在讲人事，以人事解易理。《易论》开宗明义：“圣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竞习异端。有曰我明其象，则卜筮之书未为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则释、老之学未为荒也。昼读夜思，疲心于无用之说，其以惑也，不亦宜乎。包牺画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系之辞，辅嗣之贤，从而为之注。炳如秋阳，坦如大逵。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万事之理，犹辐之于轮，靡不在其中矣。”[5]他意欲阐释《周易》的“明体达用”之学，注重实用，明确表明其研究《易》意在使“人事修而王道明”，体现出儒学一向的社会关怀和外王之道，甚至希望它能在当时的庆历新政中发挥作用，由此而使《易》更贴近民间生活，其后的王安石易学研究出发点及思想与李觏有诸多契合之处。李觏之解易，继承王弼义理解易之法而又有所发展。义理解易的根基，就在于从事实出发，以人事为主，从个人修养及百姓生活品质出发解释《周易》卦爻辞，这种方法在李觏易学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李觏又作《删定易图序论》，意在反驳刘牧的图书象数之学。他认为刘牧《钩隐图》中五十五幅图式重复、驳杂，因而加以修正，只留下《河图》《洛书》《八卦》三图，并对刘牧的解释作出批评，否定了刘牧对河图洛书的阐释。在他看来，刘牧易学“释人事而责天道”“言称运命”“谓存亡得丧一出自然”，是对《易》教“吉凶”本旨的背反。不过，他在批判刘牧的同时，又受到刘牧象数学的影响，主要是援天道以证人事。把重人事的易学思想建立在天道观的基础上，贯穿着明体达用的易学精神。
李觏的易学思想在北宋初期发挥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北宋易学的特征，其以阴阳二气为核心解释《易》理，开宋易义理中气论派的先河，是易学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点。李觏对象数《易》学的批判，开宋易中气论易学与象数易学之争的序幕，两宋时代的易学由此进入了宋学易学时期。自他而后，始抛弃魏晋时期王弼包含玄学的义理易学，促进了易学从象数易学到义理易学的转换。此外，他的易学研究，还对形成于南宋时期而与理学理论系统截然不同的功利学派思想起到了先声远发的引导作用。“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欲复明于世故也。”[6]朱熹极大的赞扬了江西学人欧阳修、刘敞、李觏在经学由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转变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二、史事宗易学的开创——杨万里及其《诚斋易传》
杨万里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诗学成就，但他同时又以文学家身份浸淫于理学，耗时十七年之久著成的《诚斋易传》为其理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于易学研究也有独到之处，他采用“援史入易”的方法解释易学，形成了独特的的史事易学。四库馆臣把杨万里与李光列为史事宗易学的开创者，这无疑是对他在易学史上地位所给予的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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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在《经学教科书》中将杨万里归为“宗程”派，这大概缘于杨万里《诚斋易传》中表现出的浓厚的道统思想。杨万里虽然也对《系辞传》中的文本有过质疑，认为其中颇多错简窜乱之处，但他并不认可欧阳修所提出的《系辞传》非孔子所作的观点：
“中”指内，指向作为主体的人的心性修养，“正”指外，指向外界事物的井然有序。在他看来只要掌握了中正之道，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促成事物向好的方面演进。他在《诚斋易传·自序》中还说“此二帝三王之圣治，孔子颜孟之圣学也”，中正之道就顺理成章的被杨万里提到了“内圣外王之道”的高度，成为了他倡导的重要经邦之道。
昔者伏羲作《易》矣，时则有其画，无其辞。文王重《易》矣，时则有卦辞，无余辞。至吾夫子，特起乎两圣之后，而超出乎两圣之先，发天之藏，拓圣之疆，挹彼三才之道，而注之于三绝之简。于是作《彖》辞，作《象》辞，又作《小象》之辞，又《文言》之辞，又作《序卦》之辞，又作《杂卦》之辞。[7]
对圣人作《易》说深信不疑。此外，他还在卦爻辞的解释中明确指明各爻辞所出，对文王之辞、周公之辞与孔子之辞一一辨别，但他并没有从文献中找出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论断，去反驳“《易传》非孔子所作”之说，只是出于儒家的道统观，深信《周易》为“三圣”所作。而且，他自己的论断和依据并不能相互参证，因而颇显牵强，缺乏说服力，不免沦为无根游谈。“幽观其通而逆紬其图，易之所以作也[8]”， 他认为圣人是摹写天地之道而作《周易》的。在他看来《周易》是一部讲变化的书，是圣人对宇宙间变化规律的归纳总结，包括太极、阴阳和世间万物的变化。自太极开始，进而包括五行、人、物、事都处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人处在这样一个变化不已的大宇宙系统之内，该如何面对变换不已的现实世界？他进一步阐释道：
原其初，伏羲但据河图以作《易》，未必预见于书。文王但据先天八卦以为后天八卦，未必追考于图，而方位既成，自然相符合。于以见天地之间河洛自然之数，其与圣人心意之所为，自有不期合而合者，此理之所必同也，不可不察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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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抉《周易》所蕴含的治国之道，《诚斋易传》采取“以史证易”的方法诠释《周易》的义理，几至每卦、每爻都援引史事，囊括了自上古尧舜至宋的全部历史，通过总结历史治乱经验来解释易道，形成极富特色的史事易学。杨万里对比历史上治乱的不同，分析导致治乱的原因，成功地将《周易》中的这种治国之术作了天人通心、人事合德的义理解释。这种“以史证易”方法，将史事比附于易道中的阴阳理论，实现了史学与易道相结合，进而转变为史学与儒学的阴阳纲常相结合，使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向更加经世化的方向延伸。对君刚臣柔的治国之术的强调，也使其政治哲学思想呈现出更加理性的特征。杨万里引证史例的最终目的在于阐发《周易》义理，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国家兴衰、社会治乱之道。这与其所处的内忧外患的时代和其希望国家大治是密切相关的。
《周易》有些爻辞，本身已兼摄了一些史实记载，历来的解易著述，也不乏“引史证易”之法，郑笺、孔颖达疏、程颐易传，均不无史易互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序》首揭李光、杨万里为易学“史事宗”之代表人物，将杨万里归为易学“两派六宗”[10]之一，并为之辩解说：“然圣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从。箕子之贞，鬼方之伐，帝乙之归妹，周公明着其人，则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举矣。舍人事而谈天道，正后儒说《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证经病万里也。”[11]无疑是对杨氏易学方法的大加肯定。而杨万里论易，确乎广采史事。《诚斋易传》所用史故达四百余例，六十四卦中卦卦有史，三百八十四爻中爻爻含史，并于史事中出论，构成了一个“引史证易”谱系，与之前解易偶引史事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在易学史上杨万里与李光共同建构了新的“以史证易”的易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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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斋易传》在中国古代易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杨万里转变了以前“舍人事而谈天道”的解易方式，将天道落实于人事。全书采引史料以证明易理，将高深玄妙的易理加以平实易懂的解释，实现了易道与史事的结合，以更为通俗直观的方式来印证他对《周易》的理解，让内圣外王的王道理想更为具体，更为有迹可寻；从而使“以史证易”真正成为一个易学派别，而这一点正是《诚斋易传》的价值所在。在发挥《周易》“致用”之途，杨万里与李觏，同样都有拓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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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朱子易学的阐释与承衍——朱熹及其后学
宋代的易学主流有义理和象数两派，义理派重义理而轻象数，象数派则拘泥于象数，不重义理，喜谈天道，流于荒诞繁琐、穿凿附会。双方各执己见，使易学发展失去了其本来面目。朱熹批评二者说：“诸儒之言象数者，例皆穿凿，言义理者，又太汗漫，故其书为之难读，此《本义》、《启蒙》所以作也”[12]，对以程颐为代表的义理派和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派的各自问题皆有批判，在两派的基础上将义理与象数融合，著有《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周易本义》是对《周易》经传所作的注释，将义理和象数融合，以阐发义理为主，是对北宋以来易学发展的一个总结。
朱熹《易学启蒙》着重解释卜筮中的象数，将易经的性质界定为“卜筮之书”，认为圣人最初创作《周易》得目的是用来卜筮的，只是后来王弼以老庄观点解易，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对易的关注点逐渐由卜筮转移到了义理上。
其次，朱熹认为《周易》最初是经传相分的。其《周易本义》依吕祖谦的古《周易》本而作，把《周易》分为上下经和十翼两个部分，经传相分。朱熹认为在费直以前都是经传相分的，自费直始逐渐将《象》《文言》等杂入八卦中，至王弼方达到经传合一，致使经传长期混杂，以传解经盛行，这种解易方式妨碍了对经文本义的探求。在朱子看来圣人作《易》的目的是为了卜筮，其后的卦爻辞都是依象数而来的，文王、周公、孔子所作，均是对伏羲八卦所作注释和说明。
要须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义，而复以传释之，则其命词之意，与其所自来之故，皆可渐次而见矣。[14]
在朱熹看来《周易》的发展经历了卜筮和义理两大阶段，卜筮和义理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张超越传注，直求经文之本义。提出在解读《周易》时，应该以卜筮为前提，将之与图书、象数结合起来，发挥义理。所以朱熹说：
其三，朱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周易》的成书过程，认为《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阶段，“上古之时，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初但有占而无文”[13]，认为伏羲之《易》并无卦爻辞。其后文王和周公创制卦辞和爻辞，亦是教人占卜，依卦辞、爻辞之吉凶来行事，尚未讲出道理。到了孔子时代“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复逐爻解之”，于是孔子作《易传》才开始讲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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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评义理派在解读《周易》时义理与经文本意脱节、大肆以己意解经的做法，认为研读《周易》应该从圣人创作《周易》的最初目的着手，回到卜筮上来。从卜筮之意出发，理解圣人作《易》时教人占卜的本意，进而才可以明了《易传》如何解释《易经》。明了为占卜而作的卦爻辞方可有效的避免抛开卜筮之本义，而虚谈义理。
欧阳修所主张的惑古疑经并不是单纯片面的怀疑经典，而是希望打破宋初恪守汉唐注疏的经学风气，使经学朝着“因经明道”的健康方向发展，以探求经学的本来面目。欧阳修在易学研究中推崇王弼易学的义理之学，以重义理来开展易学研究，就是其经学宗旨的践行。以他为开始的庆历之际的疑古思潮，是复兴儒学的开端，也是儒学从汉唐训诂之学迈向宋代理学的转捩点。
《易学启蒙通释》中的注疏，也都认同朱子之说，对朱熹易解不加半点微辞，顺朱子之意而阐述。对一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也坚决站在朱熹的立场为其辩解。例如，朱熹信奉伏羲据河图而画八卦之说，而欧阳修早在《易童子问》中就反对过这一观点，认为八卦由观象所成，与河图无关。但胡方平认为“《系辞》虽不言伏羲受河图以作《易》，然所谓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安知河图非其中一事耶?”[18]认为“河图”也可以是仰观俯察的对象，显然这是曲意回护朱熹之说。
方平早受《易》于介轩董梦程，继师毅斋沈贵珤，沈实介轩上游，而介轩乃盘涧从子，得其家传者。盘涧受易于朱子之门最久。[16]
由此可知，胡方平作为朱熹三传弟子，其学术渊源来自朱子，故《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在《易学启蒙通释·提要》中说：“方平及其子一桂皆笃守朱子之说。”[17]
胡方平是宋末著名的易学家，著有《易学启蒙通释》，乃集其毕生精力而成，在易学史上居一席之地。明代杨士奇曾云：“朱子《易学启蒙》，惟胡方平本最善”[15]，概括其易学贡献在于阐发朱子易学之功，是朱熹象数易学的重要阐释者和传承者。《易学启蒙通释》成书于宋末元初之际，全书分为两卷，书首有《易学启蒙通释图》十幅，为胡方平自己所立，图下附有文字说明。图文并茂，使人易于理解。十幅图的内容，涉及图书、卦画、蓍策、变占等多方面，基本上含括了《易学启蒙通释》的主要思想，是胡方平个人的易学见解。书中将《易学启蒙》一书原文分段详尽论述，然后引诸家观点来证明和发挥未尽之意胡方平征引诸家易说，反复诠释与阐述朱熹《易学启蒙》之旨，以明易之体与用。其易学特征乃明显以朱子易学为宗，体现了浓厚的学脉渊源。明代程瞳所著《新安学系录》称：
胡方平的易学思想主要是阳尊阴卑、阴阳交易变易及理之所必同，既有继承前人者，亦有发挥己说者，以阴阳变易思想解《易》，就是他自己的创发。以阴阳说《易》始于《易大传》，《系辞传》对阴阳观念作了比较充分的说明，并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过《系辞传》也只是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但胡氏却因此而引申为“阳尊阴卑”之说，将具体的“天尊地卑”与“卑高以陈”进一步抽象化，具有更高的兼容性与更高的普适性。以“阳尊阴卑”的思想说《周易》，张载、李光、朱震均有所涉及，但并不系统，当然也就没有形成体系。而胡方平则综合前辈学人之说，将阳尊阴卑”加以发挥，扩大到《易》学的各个方面。其解“本图书”“原卦画”“明蓍策”“考变占”四篇作品，无不贯穿浓厚的“阳尊阴卑”思想。对于河图洛书中以五居中以及河图生成数、洛书奇偶数的排列结构问题，胡方平也均以“阳尊阴卑”思想加以解释。
这当然是教学重点，包括词汇、语法的讲解和学习。但由于该文主要涉及思政教育内容，因此传统的语言教学在这里就不做重点介绍和分析。
在对易图的分析中，胡方平发展了朱熹重理而不重源的观点，不去关注易图的真伪、出现次序等问题，而是摆脱文本的注疏，深入其中发掘义理，他认为各种易图思想都是出于理，能在理上说得通，就具有易学价值。他说：
喷混植生技术在当前岩石边坡生态治理中起着无以替代的作用，但是现在国内所掌握的喷混植生技术还不完善，有许多技术难题需要攻关。主要是：
易之为言变也，易者圣人通变之书也。其穷理尽性，其正心修身，其齐家治国，其处显，其傃穷，其居常，其遭变，其参天地合鬼神，万事之变方来而变通之道先立。变在彼，变在此。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乱可治，致身圣贤而跻世泰和犹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万变通。[9]
明确表达了研究各种易图不必在意其所作时间，而在于不期而合的理之所必同的思想观点。
冰碛湖溃决的诱因与溃决机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导致冰碛湖溃决因素，后者是指冰碛湖溃决洪水形成过程。溃决诱因主要有冰/雪崩、降水以及冰内湖水释放等引起的冰碛湖水位上升、冰碛坝内死冰消融、堤坝管涌扩大、地震等。Yamada在研究尼泊尔境内喜马拉雅山冰湖时，把冰碛湖溃决诱因分为外部诱因(如冰/雪崩、降雨、地震等)和内部诱因(如冰碛坝内死冰消融、管涌等)。许多冰湖往往是某一种诱因激发其他因素改变，或者多种诱因共同作用导致溃决。通过Richardson和 Reynolds等学者的分析可知冰崩和冰滑坡是冰碛湖溃决的主要诱因。
胡方平作为宋末传承朱熹易学的重要人物，在义理派、象数图书派相交夹杂的时代，以朱子易学为宗，注解朱子《易学启蒙》，力图改变图书象数描述的方式，体现出自己以义理解象数的特点，清晰地理顺了理、象、数、占之间的关系，着力维护朱子易学的纯洁性，为朱子易学正本清源，应该说有功于朱氏，丰富了朱子易学的内容，同时引导了元代易学以宗朱为主的学术方向。胡方平的易学上承朱子，下启元代易学先河。其子胡一桂及胡炳文，又继胡氏遗绪，成为元代易学的重要人物。胡氏有功于朱子易学，启元代易学先声，在中国易学史上无疑有他一席之地。
分析表1可得：在每个预防维护可靠度阈值R约束下，均存在对应的最佳预修次数N*，使设备在该维修策略下的总维修费用率最低，其部分最佳维修策略分别为(0.75,13)、(0.80,14)、(0.85,14)、(0.90,14)、(0.95,15)。对设备的R要求越高，所需的最佳预修次数与总维修费用率相应增大。如设备可靠度阈值由0.75增至0.95时，最佳预修次数从13次变为15次，总维修费用率从230.25元/d涨至442.89元/d。
四、各家易学并行——众壑分流
通常将宋代的易学主流归为义理和象数两派，其它诸派多可归于其下。也有更为细分者，刘师培综合《四库全书总目》、朱彝尊《经义考》、焦循《易广记》三家，将宋代易学归纳为七个派别：说理派、推数派、理数兼崇派、宗程派、宗朱派、以心学释易派、据图象说易派[20]。又或将宋以后《易》学细分为五派，即有所谓的“图学”派，有“象数”派，有“义理”派，有“史事”派，有“心性”派。上述各个易学派别，于江西易学尤有可论者。
以义理释易乃宋代最为常见之释《易》方式。义理派主要继承并发展玄学易传统，并作适度调整，既不袭虚无玄渺之说，也不言“象数”。江西也有一些具有独立见解，自出机杼的易学家，但在探求义理上与玄学易若即若离，并无勇决藩篱之作。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江西易学家除了李觏之外，尚有张根、吴沆。
张根著有《吴园易解》九卷，书中次第依王弼之本，诠解义理而不及象数，不袭河洛之谈。其往往引事证经，以人事之成败证《易》象之吉凶，以古为鉴。此书之所证引，不重在考据，故其注文简略，不枝不蔓。末有《序语》五篇，《杂说》一篇，着重讨论《系辞》，于经义颇有发明。终附《泰卦论》一篇，着重探讨人事与天道之关系。
吴沆经学造诣甚深，“其经术颇有足取”[21]，其侄吴琮称其“学通五经，尤长于《易》”。其《易璇玑》三卷，有论二十七篇。《自序》谓“上卷明天理之自然，中卷讲人事之修，下卷备注疏之失。”[22]此书颇究心于象义，虽不免瑕瑜互现，然在当时宋人易说中，尚能自立一帜，俞琰《读易举要》卷四称其“多有发明”，朱彝尊《易璇玑序》曰：“文辞简奥，间以韵语行之，类古繇占，卓尔而成一家言”[23]。
宋人治《易》，图象与理义共振，共同构建了易学全盛之景。图象学派专事讲解河图、洛书，以图象争鸣于世，可谓别开生面。自汉代刘歆至郑玄，图象易学不绝若线，但到宋代陈抟，图象易学乃勃然兴起。《宋志》著录江西图象派易学家曾几，著有《周易释象》五卷，可惜已佚。李觏《删定易图》也多述图象之学，宋末元初的雷思齐著《易图通变》，也是图象学派的代表作。
雷思齐著《易图通变》《易筮通变》，收入《四库全书》。《易图通变》列有《图四十征误之图》《参天两地倚数之图》《参伍以变错综数图》《参两错综会变总图》等。雷氏主“河图”之数四十之说，在他的易学理论中，“数”居于核心地位。其“河图辨征”对刘牧、李觏、朱熹、蔡元定一一辩驳，谓其“颠倒迷谬”“妄人中之妄人也”，十分犀利，对前人学说不足之处有所修正。
冯椅《厚斋易学》，或归之为“集解派”[24]。冯椅曾师从朱震，并曾前往白鹿洞书院在朱子门下行弟子礼，深得朱子赏识，与朱子相互切磋，共研经义。冯椅著有《厚斋易学》《周易辑说明解》。《厚斋易学》五十二卷，分为辑注四卷、辑传三十卷、外传十八卷。[25]《四库总目》谓其注喜用古文，其传缕析条分，至为详明，其搜采亦颇博洽。其外传荟萃群言，也多有作者个人的认识，启发读者，可谓淹博宏通。是书保存了不少珍贵的易学资料，“如王安石、张汝明、张弼、李椿年、李元量、李舜臣、闾邱昕、毛朴、冯时行、兰廷瑞诸家，其全书今皆不传，尚藉是以存梗概”[26]，是故归之为“集解派”。
宋代江西籍学者在易学方面的成就，还可以以具体的数字呈现：其一，研究者人数众多。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中《宋元明之易学》一章，列出宋代易学家五十人，江西籍学者九人，以地域论人数居首位。其执牛耳者为朱熹，而欧阳修、陆九渊、李觏在宋代易学史上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均为宋代江西易学繁荣之标杆。此外，雷度、杨万里、胡方平、金君卿、王庭珪等人，作为宋代江西易学阵营的重要人物，其功绩也不容忽视。其二，易学著作繁盛。《四库全书》著录的宋代易学著作五十五部，江西有八部。其三，江西易学研究者地域分布广泛，遍布全省各地。其中婺源堪称“易学”研究重镇，而吉安、上饶、德兴、高安、景德镇、南昌等地也人才辈出。其四，易学流派纷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序》将易学流派归为“两派六宗”，两派六宗至宋始备。江西学者研究《周易》侧重点未尽相同，于“两派六宗”均出现了富有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易学大家与著作。以上所呈现的，就是宋代江西籍学者易学流派的递嬗与传承。无疑，江西在易学研究全盛时期的宋代，也堪为易学研究之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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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江西学术史》之子项目。
收稿日期：2018-10-08
作者简介：罗春兰(1965-)，女，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日本早稻田大学海外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学术史、域外汉学研究；方健霖(1994-)，女，南昌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B 2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19)02-0063-(06)
DOI：10.19717/j.cnki.jjus.2019.02.016
(责任编辑 吴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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