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
摘要:中国思想史研究名家韦政通先生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反传统文化的,由此导致了它丧失内聚的动力。这个观点一半正确,一半错误。由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进化论的巨大影响,凡旧的多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染上了反传统的特色。但是,严格地说,中国的部分民族主义者所反的传统是试图成为常道的传统,而不是在现代性的刺激之下做出更新的传统。中国的反传统的民族主义也没有丧失内聚的动力,因为它还有其他目的因作为凝聚的粘合剂,比如富强和文明;而且,对现代政治原则的肯定和对新文化的创造也能成为内聚的动力。另外,现代的民族主义也是包含着自尊、自豪、愤恨等情感、精神的民族价值的;同时,由于文化本身的多元性,对某个传统文化的批评未必意味着颠覆所有的传统;文化是发展的,新的文化也能成为认同的标志:由此,反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
关键词:民族主义;反传统;新文化;政治共同体
一、缘起
韦政通先生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具有浪漫精神,表现在很多方面,而民族主义也是一个重灾区。他说:“当时知识分子极力反传统的态度,也是一种浪漫精神的表现。……看看当时一项很重要的思想表现——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西欧是一种内发的精神力量,本不排外。德、俄两国由于承受外来的刺激而产生的民族主义,虽带有排外性,但歌颂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民族主义很特殊,一方面对自己的民族自尊有强烈的需求,一方面却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强烈的攻击态度,既要打倒帝国主义又极力歌颂西洋文明,这时就使中国的民族主义丧失内聚的动力。”[1](P.20)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是否充满浪漫精神?以及何谓浪漫精神?这些问题暂不作考虑。有意思的是韦政通所提出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征:反传统。因为一般总是将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甚至一般的保守主义等同起来,但韦政通的观点恰恰对此提出反对。可惜的是,韦先生似乎没有详述这个观点。本文的意图就是解释这个观点,以展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个面向:既肯定它的所见,又揭示它的所蔽。需要说明的是,指出反传统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征,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只有这个特征。或者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现代民族主义除了反传统的一面之外,还有高度重视传统的一面;但由于后者是民族主义的一般特征,为人们所能轻易认识,所以本文不以之为主题。
全风化片麻岩物理参数描述统计如表4所示。土样土粒比重、各类密度值都较为稳定。土样的测定孔隙比介于0.471~0.953,平均为0.67;孔隙度介于32%~48.8%,平均为39.5%,孔隙比与孔隙度均大于位于其上部的石英砂岩风化残积土。孔隙度标准差与极差偏大,也反应土层中孔隙分布具有非均性。天然含水量介于9.8%~30.2%,饱和度介于55.7%~100%,表明原状土样不完全处于饱和状态。
同时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把民族主义理解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视,那么,韦政通的话就不能成立,而是包含着低级的自相矛盾;但他既然那么表述了,那么,可见,即便在韦政通那里,民族主义的根本也不在对传统文化的珍视,而是别有所在。这个别有所在,就以上引文而言,即“对自己的民族自尊有强烈的需求”。[注]而对民族自尊的需求未必全然通过珍视传统文化来实现,这就和民族主义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了。但这种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也只是揭示了民族主义的精神维度之一脉,而对它的其他维度和脉络关注不够。
二、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何以反传统?
所谓“何以”,我指的是两个意思:一是“为什么?”即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反传统的原因和理论根据,主要是思想性的;一是“如何?”即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是如何反传统的?更加确切的说法是,他们反的是什么传统?通过回答这个问题,揭示他们具体的反传统的某种方式。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反传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化论思潮的深刻影响。
韦政通认为反传统的民族主义损害了中华民族内聚的动力。从某种角度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我们把民族认同的标志局限在传统文化上,那么,反传统的民族主义将会自伤,至少造成民族的隐性分裂,不利于民族的发展。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这种情形未必没有发生过。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思潮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社会思潮:文化保守主义自然主张对传统文化充满“温情和敬意”;然而,自由主义者如胡适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10](P.667)主张全盘西化,[注]当然,按照胡适的说法,其真实的含义是全盘现代化;而主张全盘西化是因为看到了文化具有惰性,故是一种策略化的提法。另一个代表人物殷海光主张和传统决裂,后者和徐复观等现代新儒家的常年争论似乎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对于传统的不同态度所造成的民族的潜在分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张辩证地继承传统,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有所批判。这三种社会思潮你争我夺,引导中国人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建设不同的精神世界,使得中华民族呈现不同的面貌,其激烈的表现形态甚至会诉诸于“武器的批判”,这些的确会造成如韦政通所担忧的民族内聚力的丧失。
进化论可谓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第一大潮。所谓第一大潮,指的是几乎任何现代思潮,都会和它发生紧密的联系;即便是进化论的反对者,也必须对它予以正视,提出严肃的批评,而不能忽略它的存在;还指的是,进化论全面影响了现代人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看,那就是从本体论、认识论、政治哲学到道德哲学乃至美学,都受到了它的深刻影响,接受了它的某种形塑。[2](PP.47-101)[3]
章太炎以对进化论的严厉批判闻名,但他对进化论本身的认识十分到位:“如彼所执,终局目的,必达至善醇美之区,而进化论始成。”[4](P.386)而先前的一切历史阶段,都成为了逐步走向“至善醇美之区”,但最后必须扔掉的环节。
然而,无论是哪种进化论,其基本要义是相似的,那就是认为现在胜过过去、未来会胜过现在。此充分体现在以下言论中:
严复说:“世道必进,后胜于今。”[5](P.69)
康有为说:“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6](P.324)而梁启超是这样总结其师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的:“先生的哲学,进化派哲学也。”[7](P.1951)
孙中山说:“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乐之天堂者是也,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8](P.196)可见,孙中山认为现在的世界是痛苦的,所以需要舍弃,追求未来快乐的世界。
ISO9241/11中对可用性(Usability)的定义是:在特定环境下,产品为特定用户用于特定目的时所具有的有效性、效率和主观满意度。有效性是用户完成特定任务和达成特定目标时所具有的正确和完整程度。效率是用户完成任务的正确和完成程度与所用资源(如时间)之间的比率。主观满意度是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主观满意和接受程度。美国学者尼尔森(Nielsen,1993)认为可用性具有多种成份,分为相联系的五个可用性维度属性,分别是易学性、易记性、容错性、交互效率和用户满意度。
当然必须看到进化论思潮形态的多样化以及来源的多元性。有的进化论思潮来自西方,比如达尔文、赫胥黎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柏格森的非理性进化论或者说生命进化论,甚至按照章太炎的说法,黑格尔和叔本华也在主张哲学进化论,只是一个偏于理性,一个偏于意志。他说:“近世言进化论者,盖昉于海格尔氏。虽无进化之明文,而所谓世界之发展,即理性之发展者,进化之说,已孽芽其间矣。……当海格尔始倡‘发展论’时,索宾霍尔已与相抗,以世界之成立,由于意欲盲动,而知识为之仆隶。……索氏之所谓追求者,亦未尝不可称为进化。”[4](P.386)有的进化论思潮来自于中国本土,这主要是从龚自珍开始,经康有为创发为思想架构的“公羊三世说”。
显然,在此进化论的背景之下,处于旧的历史阶段的传统文化当然在原则上是需要舍弃的。
由于园林花卉相对于人工培育花卉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因此在我国的园林绿化中应用非常广泛。园林绿化使用花卉时,要考虑各方面因素,选择适宜的花卉种类,并采取科学合理的栽培方法,加强后期养护管理,提高花卉成活率。
图4左上表示LNAPI_SA对LNAPI_SA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给农产品价格自身一个冲击,它在第1期就对此冲击产生了正响应,并且在第1期达到最大;随后农产品价格对自身冲击的响应效果逐渐减弱,至第6期影响为0;之后继续减小到第8期,达到最大负效应;从第8期开始缓慢上升,12期之后趋于平稳。
然而,问题出现了。如果说引进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以批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做法至少在其本身没有内在紧张的话,那么,以脱胎于传统文化的进化论来批评传统文化,显然包含着内在的紧张,因为这种批评要求着自我否定,因此其矛头所向,不仅是一般的传统文化,而且是有着传统文化外形的进化论。我们必须一定程度上肯定这种紧张的存在。但,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确存在着来自传统文化的进化论反对传统文化的吊诡现象;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这种类型的进化论具有某种精致的理论结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内在紧张。以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为例,他的意思是,传统文化并非完全毫无价值,但是它们的价值是在“据乱世”、“升平世”阶段所具有的价值,也就是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具体的进化论阶段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紧张。这点也体现在陈独秀那里。作为进化论者的陈独秀并非全然否定传统文化,而是认为,传统文化在它们那个历史阶段是有意义的,但是,经过了那个历史阶段之后,传统文化必须让位给更新的文化。这点充分地体现在他对孔子的态度上。他说:“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权三位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9](P.165)陈独秀并非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主张全然“打倒孔家店”[注]人们常常认为“五四运动”主张“打倒孔家店”,但近来有学者指出五四时期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胡适说的是“打孔家店”,而不是“打倒孔家店”。这些研究是有价值的。但作为一个一般的论断,本文姑且从俗。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另文澄清,不赘。的人物。
由此,我们也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所反的传统有了更加具体的理解。和进化论相匹配,他们反对的传统,是妄图僭越其合法的历史阶段,而试图成为永恒真理的传统;他们不反对以旧的形式安于旧的历史阶段,为了适应新的历史阶段而进行努力转化的传统。从这个角度看,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虽然来自于传统文化,但其本身却是经过了一番努力转化的。这种努力转化表现在,他将“公羊三世说”和现代的历史阶段的分化结合起来,将“据乱世”等同于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等同于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等同于民主共和时代。从这个角度看,就其扛着传统之旗反传统而言,的确存在内在紧张;但就其所扛的传统之旗已经经过现代转化而言,这种内在紧张又被消除到最低程度。
由此,我们也就能够对韦政通先生所说的“反传统的民族主义”之“传统”做出更加精确的理解。[注]下文第四部分还会进一步涉及这个问题。简而言之,中国现代的部分民族主义者立足于进化论的基本要义,对历史文化展开批评,但他们的批评的要点在于反对传统文化试图成为常道,统治人类的所有时代,对于已然成为历史陈迹的传统却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肯定。
三、反传统的民族主义是否还具有内聚的动力?
乳腺不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器官,但是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原位乳腺癌对患者的生命有威胁,扩散后会对其他器官造成影响,引起病变[3]。乳腺癌细胞丧失正常细胞特性就会变得松散,脱落,分散到全身,引起器官衰竭。尽早发现和治疗至关重要。乳腺癌临床发病机制并不清楚,为了预防乳腺癌本文有如下建议:①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心情舒畅;②坚持体育锻炼,维持身体健康;③定期进行乳腺检查,尽量避免雌激素药物;④建立良好的饮食结构,避免暴饮暴食,以清淡适量为主。
但是,反传统的民族主义究竟还会不会具有内聚的动力?
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内聚的动力何在?
水利工程施工的施工工艺较为复杂,在施工过程当中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经常会出现许多问题。在施工中采取了严格规范的施工工序,并且按照规范要求来进行施工,对于土方填筑施工质量,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作用。同时加以严格科学的质量管理控制措施,将会使水利工程中土方填筑施工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在实际施工过程当中,仍会出现许多问题,本文对水利工程土方填筑施工过程中的细节性问题进行论述,并提出针对性措施进行处理,以提升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
我们认为至少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政治认同的民族主义是内聚动力产生的一个源泉。
这首先涉及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很多时候人们往往把对文化的认同视为民族主义成立的条件,也就是说,一个民族之所以为一个民族,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历史文化;更加强硬的界定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是一个民族。但是,这种对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解如果不是一种前现代的范式,那么,至少只是众多范式之一。关于民族主义,有一种比较通行的现代主义(modernism)的范式,其要义是认为一个民族之所以为一个民族,不是因为民族成员具有相同、相似的血缘和文化,而是尽管他们在文化上是多元的,但是,在政治认同上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也不是说他们认同陈旧的专制主义,而是肯定现代的民主政治。在这种范式中,民族主义主要是政治认同,表现为民族国家,而卢梭等人主张的“人民主权说”就是其滥觞。[11]
按照韦政通的说法,反传统的民族主义严格地说是反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也许在其理解中,文化是广义的,以及包含了人类生活的所有样态,也即包含了政治形态。但是,由于其措辞并非十分严格和清晰,我们还是可以将他所说的文化作狭义的理解,因此,政治的维度似乎落在其考虑之外;另一方面,即便我们把韦政通的文化作广义的理解,他所说的毕竟是反“传统的”文化,也就是说,从政治认同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绝大部分的社会思潮,尤其是三大社会思潮,虽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同的,但对于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是民主的,这一点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
比如,自由主义当然主张现代民主政治,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文化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其实与之高度相似,只是他们要求立足于传统,开出现代政治来。甚至严格地说,有些影响很大的现代新儒家的政治主张和自由主义并无二致,这点我们阅读徐复观、牟宗三等人的著作时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提出了比自由主义更加坚实的人民主权的思想以及实现途径。不能否认,即便在三大思潮那里,彼此之间在政治认同方案的具体内容上也是存在某些争论的,然而,这里我们说的是他们的精神实质:都主张人民主权。而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框架之内,新的民族认同得以产生,现代的民族主义得以确立。由于采取的是民主体制,每一个公民的主体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内聚的动力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
以上主要从民族主义的现代主义理解(政治民族主义)、共同的目的因的存在等角度论证,即便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反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依然会具有内聚力。事实上,即便我们局限于韦政通所说的传统文化,对它的反对未必会导致严重的分裂。[注]注意,这么说未必意味着分裂不存在;而是说,在分裂之外还是会存在共识。原因有二:
第二,追求富强和文明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内聚动力的另一个源泉。
目前,高校图书馆数字化服务质量不高也是大部分高校图书馆服务存在的普遍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国家级、省级、地市级高校图书馆均建设于市级中心城市中,远离乡村、社区、街道用户,使这些地区严重缺乏优秀的高校图书馆数字化服务人才以及先进的技术与设备,从而导致基层高校图书馆服务资源主要为小说、娱乐书籍、报纸等基本资源,难以为用户提供更具权威性、深度、针对性的学术信息资源服务。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很多思潮之所以反对旧的传统文化,因为“死人拖住活人的腿”,因为传统社会中中国疲敝,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有趣的是,尽管文化保守主义相比其他社会思潮高度赞扬传统文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认识到传统文化之弊。近年来,人们热衷于发现另一个五四,指出章门弟子占据了五四思想界的半壁江山;相比于陈独秀、胡适等人,他们一定程度上较多地立足于传统。但是,这个章门弟子群的党魁章太炎却是比五四诸人还要早地批评道:“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12](P.4)措辞严厉。当然,这从一个角度更加佐证了韦政通所刻画的反传统的民族主义。不过,我们的重点在于指出对于传统文化的困境其实很多社会思潮都认识到了,甚至在对传统文化深表同情的文化保守主义那里。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还表现在人们试图沟通中西文化。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一个颇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国粹派”对“国粹”的新解。一般认为,所谓国粹,指的是传统的、旧的优秀文化。其要点有二:本土和优秀。但是,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国粹派”的重要成员黄节已经对国粹提出了新的解释:所谓国粹,不仅指本土的优秀文化,而且也包含了本民族在中外交流之中吸取的外来优秀文化:“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注]黄节《国粹保存主义》,《政艺通报》,壬寅第22期,转引自周德丰《晚清国粹派的文化哲学思想平议》,《南开学报》,1996年第4期。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或者说,正是有见于传统之弊,中国现代思想更加主张建设一个新中国。这个新中国的基本特征是富强和文明。事实上,对于富强的追求早在严复那里就开始了。本杰明·史华兹将严复界定为“寻求富强”的重要人物,一针见血。[13]观自由主义对中国的设计,富强从来是其念兹在兹的主题。而在现代新儒家那里,其早期核心人物梁漱溟也指出,“从前中国人是以天下观念代替国家观念的。他念念只祝望‘天下太平’,从来不曾想什么‘国家富强’。”[14](P.26)这句话反过来理解也就是现代中国人以国家富强作为追求的目标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便在极端的年代,所喊出的“赶英超美”的口号的实质无疑就是对富强的追求,邓小平所说的翻几番的发展目标,也是追求富强的表现,近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明确把“富强”列为首位,以此凝聚社会共识。从这个角度看,有的学者指出追求富强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个主题,[注]参许纪霖《从寻求富强到文明自觉——清末民初强国梦的历史嬗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陈来也指出:“由于东亚地区的近代化或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和民族国家的存亡关联在一起的,故民族国家的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把注意力集中于‘富国强兵’的国家功能上。”(陈来《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
除了富强之外,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追求文明。胡适明确说,他的工作的所有主题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5](PP.691-700)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百年追求,凝聚在三句话当中: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把“文明”当作重要的范畴。文化保守主义更加坚定,他们认为文明不仅是现代中国的追求目标,而且,中华文化从来就是文明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重镇章太炎以“俱分进化论”、唯识学、庄子思想、康德哲学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后者树“文野之见”,借助进化论的一元历史观将中国文明确认为是低级的、野蛮的。章太炎认为,中华文明不仅在历史上是灿烂的,而且,作为“国性”保存下去,定然在未来也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内在根据。
可见,富强和文明是中国现代思想的两个重要的主题。[注]不否认还有其他主题,但此处就这两者展开讨论。这两个目标得到了各大社会思潮的高度认同,它们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的目的因。而目的因可以转化为动力因,它们又成为了中华民族主义的内聚的动力。
第三,创造新的文化认同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特征。
在忠县长江穿越隧道工程施工过程中,防治水施工技术能够改善隧道内部掘进施工的水文地质环境,有非常好的效果。同时,采用防治水施工技术能确保隧道掘进施工全过程施工安全,其社会和经济效益是不可估量的。
一个原因:当反传统文化成为各个社会思潮共同的立场时,反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共识,就是背景,就是底线,就是内聚力产生的根据。就像外患逼近时国家内部会无比团结一样,面对传统文化这个对手,现代思想的内在分裂只能暂时放在一边。
在绩效管理目标考核中,高职院校领导者、管理者及考核组成人员是考核的主体,承担着领导考核工作、协调考核进度、评价考核结果等重要的工作,其工作态度会直接影响到绩效目标管理考核的最终结果和最终质量。目前,在我国高职绩效目标管理考核中有一些考核主体容易产生一系列的心理效应,在考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加入个人主观因素、不了解考评单位具体情况等问题,导致其所打出的分数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的偏差,难以准确反映该单位的真实工作状态和真实工作能力。
一个原因是: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反传统文化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很多思潮也认识到了传统的现代性。不必说文化保守主义总是试图接榫传统和现代,认为传统文化中就有科学、民主等现代性的因子,[注]如著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即便自由主义思潮中极端反传统的殷海光,也在临终前的病床上和徐复观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和解,承认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其名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中,也对儒墨等传统文化的道德条目表示肯定,将之纳入“新人本主义”的建构中。[16](PP.354-368)
当今世界正在飞速发展,传统的教育体制已经难以适应今天的教育发展。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如学生对于古诗文学习提不起兴趣;教师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时之间难以改变,采用的教学方式比较落后。初中语文教育是多层次且较有深度的教育,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新课改为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应对这一要求,我国语文教育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改革,应用新的方法和途径来促使学生学习传统文化。
这些都说明,通过重新诠释旧文化、创造新文化,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依然能够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而这种认同显然也是内聚力产生的又一个源泉。
例 3:“And she tried to curtsey as she spoke—fancy,curtseying as you’re falling through the air!Do you think you can manage it?”
综上,我们得出结论:反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依然可以产生内聚的动力。
四、反传统的民族主义是否还是民族主义?
对于这个问题上文已经从某种角度进行了回答。答案也是肯定的。
但在逻辑上先要说明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将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直接地、完全地等同起来,那么,反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就是一个自我否定的概念。当然,提出这个概念的韦政通先生认为具有这种特征的民族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因为它还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
然而,以维护民族尊严来论证民族主义,虽然不能说无效,但毕竟只是涉及了民族主义的一个侧面,说服力不强。我们最好揭示民族主义的其他侧面,以确定反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还是民族主义。这就一定程度上涉及我对民族主义诸多范式的综合。
按照民族主义研究大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观点,民族、民族主义具有四大典型范式:原生主义的、永存主义的、现代主义的以及他自己综合以上诸家而创立的族裔-象征主义的。[17]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无疑,原生主义、永存主义和族裔-象征主义本质上就是文化的,因此,在这些范式中,反传统文化往往意味着反民族主义,虽然在更加细致的分析之下,我们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但一般的结论是可以做出的。但在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范式内,只要认同现代民主政治就可以构成新的民族,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才是民族主义的正道,是理性的民族主义。[18]
不过,我认为第一步应该将韦政通的观点和现代主义(modernism)的观点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现代主义范式主要是以政治认同作为核心,这种认同也会产生民族自尊。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自尊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精神维度的一个表现。还有其他表现,比如愤恨、自豪、艳羡等。
本文基于现代人们对于室内空气环境质量的关心,设计了一种基于物联网的微型室内健康环境监测分析系统,主要体现了一种利用成熟的物联网技术对各类的室内空气环境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并形成大数据为政府治理提供参考的一种思路。弥补了现在各地方政府大量建设网格监测站只能监测室外环境的不足,通过将来对该系统的推广,可以统计分析出各小区或城市不同区域大概的室内空气质量数据,对政府将来制定空气治理措施也有参考意义。
第二步,我们应该考虑文化在民族主义的理解中究竟应该占据什么地位。广义上,文化是一切,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有的研究者并不主张以文化认同作为民族主义的标志。[注]如《民族主义:通往现代的五条道路》的作者、国际著名民族主义研究专家格林菲尔德教授(Prof. Liah Greenfeld )在和我的对话中就持这种观点。她本人就是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之一。但狭义的文化呢?人的存在必然会以某种文化符号表现出来。因此,我们的观点比较通融:就中国的具体情形而言,完全采纳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范式是不可取的。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追求现代民主政治对于中华民族的积极意义,但不能以之作为评判是否为中华民族之一员的标准。否则,不仅会置悠久而壮丽的历史文化于不顾,而且势必造成民族、国家的分裂。“中华民族”这个范畴的产生当然是现代的,一般认为是梁启超首倡,但它作为共同体却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有着漫长的历史。对此,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法做出了精到的诠释。
文化具有多重特征:它是多元的,或者说,多层次的;它是发展的。就这两个特征而言,反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依然可以是民族主义的,而且是文化民族主义,即以文化作为认同标志的民族主义的。因为所反的传统文化可以是多元文化的一元或者一部分,而对传统文化的其他部分没有触动。已有学者注意到,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个特征就是古典正统在饱受讥评的同时,原先的“异端翻为正统”。[19]这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受到了批评。
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发展。一个民族通过反省传统文化,创造新的文化,从而造成新的认同,甚至这个创造过程本身就是认同的原因之所在。而创造的形态是多样化的,反省传统文化也是创造的一种表现。从这个角度看,正如上文所说,反传统文化本身就能一定程度上建立某种联盟。
总之,反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依然还是民族主义,它通过反省传统文化,建构新的文化,尤其是新的、现代的政治认同,来形塑现代的民族主义。和任何民族主义一样,现代的民族主义也是包含着囊括了自尊、自豪、愤恨等情感、精神的民族价值的。韦政通的“反传统的民族主义”给了我们颇大的启发,我们试图以本文将此范畴展开,一方面充分论证它,另一方面揭示其内在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理论层次,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它的不足,以期此概念能够成功地刻画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一个面向。
参考文献:
[1] 韦政通:《启蒙运动与当代中国思想发展》,《韦政通文集——人文主义的力量》,何卓恩、王立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2] 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增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 陈卫平:《器道升替:中国近代进化论的历程》,《学术界》,1997年第1期。
[4]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5] 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2年。
[6]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7]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文集点校》,吴松等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8]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9] 陈独秀:《孔子与现代中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任建树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0]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全集》(4),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11] Umut Ozkirimli,TheoriesofNationalism:ACriticalintroduc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
[12]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讲演集》,马勇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13] 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1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3),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15]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全集》(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16]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17]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8] 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9] 高瑞泉:《观念史何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Anti-traditionalNationalism——OneFaceofChineseModernNationalism
CAI Zhi-d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Wei Zhengtong, a famous schola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s, Chinese nationalism is anti-traditional, which results in the loss of cohesion power.This view goes half right and half wrong. Due to the great influence of 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s, old things are thought to be useless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unavoidably has anti-traditional trait. However, strictly speaking, the tradition which some nationalists disagree is the one which tries to regenerate itself under the stimulation of modernity rather than something that attempts to become eternally true. Such anti-traditional nationalism in China doesn’t lose cohesive power, as it has other causes as its cohesive power, such as prosperity and civilization. Meanwhile, the approval of modern political principles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culture also could be new cohesive power. In addition, modern nationalism has national emotion such as dignity, pride and anger, etc. Because of the plurality of culture, the criticism of one traditional culture does not mean the overturn of all the traditions. As a matter of fact, culture is developing, and new culture can also be a sign of identity. Therefore, the anti-cultural nationalism is still nationalism.
Key words: nationalism; anti-tradition; new culture; political community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9)01-0026-06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9.01.002
收稿日期:2018-11-29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先秦诸子与中国现代自由价值研究”(10CZX029)、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跟踪研究”(2015BZX003)、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根基研究”(14AZ00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冯契哲学文献整理和思想研究”(15ZDB012)的研究成果,受到上海市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蔡志栋,中国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史、民族主义研究。
(责任编辑>:吴 芳)
标签:民族主义论文; 传统文化论文; 中国论文; 传统论文; 进化论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 先秦诸子与中国现代自由价值研究" (10CZX029)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跟踪研究" (2015BZX00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根基研究" (14AZ005)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冯契哲学文献整理和思想研究" (15ZDB012)的研究成果 受到上海市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