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康纳对资本的生态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重构论文

奥康纳对资本的生态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重构论文

奥康纳对资本的生态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重构

胡绪明 林 艺

摘 要: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谱系中,以奥康纳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独特的批判路径,集中体现为基于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生态学检省而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学批判和生态学重建。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依然处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强势遮蔽下,但就其对资本的生态学批判及其理论特质而言依然彰显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对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奥康纳;生态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重构;资本逻辑;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秉承卢卡奇以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现代形而上学基础双重批判的理论传统,在此基础上,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架构和资本主义社会面临日趋恶化的生态问题,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生态学诊断,深刻指证了资本的反生态本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消费主义等现代性意识形态之“共谋”性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谱系中开启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理论路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资本的生态学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理论范式上无疑具有“家族相似”性质,其当代价值不仅体现在对马克思资本批判主题的拓展与深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性和发展性理论品格,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本文基于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资本主义生态学批判的个案分析,旨在学理上阐明:其一,作为一种资本生态学批判理论形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究竟在何等意义上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主题;其二,在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视阈下,我们究竟如何准确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其三,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架构中通过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展开批判性对话,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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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危机”:奥康纳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检省

相较于西方绿色思潮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科学技术而言,奥康纳从资本主义积累和全球不平衡、联合的发展的理论视角展开对资本主义危机根源的深刻检省,并指证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具有鲜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特征。在此基础上,奥康纳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具有反生态的性质。在他看来,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二者都处于资本逻辑的控制之下,资本的反生态本性决定了这两种社会模式都不能解决生态问题。

(一)资本主义积累与生态危机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积累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进步作用,但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目的和动机,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方式必然导致资本家对自然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把自然看成掠夺和攫取财富的工具,大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最终造成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奥康纳指出,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和对工人不断剥削的基础之上,它也会带来生产过剩和相对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相对生产过剩。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决定了资本积累必然加速资源的消耗和衰竭,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还会加速生态环境的污染,这些必然导致生态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充满危机的过程,资本本身是资本主义最大的障碍,不仅资本会导致经济危机,而且经济危机也会导致生态危机。反过来,生态危机又会引起原材料的短缺,从而带来对利润的损害以及通货膨胀的危险,可能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二者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由此可见,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都是由资本导致的,而资本的积累率和利润率越高,生态问题就会越严重,资本在损害自身生产条件的同时必将走向自我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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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不平衡、联合的发展与生态危机

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有其较为深刻的地方,某种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和文化特征。其独特的生态视角,对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奥康纳的生态批判理论仍然包含着其不可忽视的理论限度:第一,马克思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否需要重构?若需要,奥康纳是否真正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第二,奥康纳双重危机和双重矛盾的提出是否说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解释失去了其效力?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理论是否还具有当代价值?第三,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乌托邦构想抑或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基于此,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检视。

(三)“生态空场”:奥康纳对传统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

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检省的同时,对传统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进行了反思。他首先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进行了深刻反思。在他看来,苏联模式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实现了经济的发展,但在社会主义建设后期,苏联共产党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经济上的片面追求经济理性,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同时也出现了严峻的生态危机。① 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7-4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奥康纳指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虽然在理论上与资本主义保持距离,但在实践上仍依循着资本增殖原则的基本定向。质言之,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根本上仍未超越资本范畴,其实质是一种“定性的理论批判和定量的政治实践”,因而不可能在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在奥康纳看来,传统社会主义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避免和解决生态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于是,奥康纳由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转而开启了对其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批判。在他看来,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缺失“丰富的生态感受”,缺失“自然”和“文化”的因素。这一方面体现在马克思对“自然”的关注度不够,理论中缺失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凸显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②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第8、7、9、10 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物质生产方式虽具有优先性,但他关于“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③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第8、7、9、10 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的论述却较少;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过分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忽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依赖于技术关系的同时也离不开具体的文化实践,因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缺失“文化维度”。

二、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生态学批判的理论路径

奥康纳认为,尽管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缺失“对土地的挚爱”,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具备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阈。奥康纳试图通过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潜在的生态学思想绽放出来,旨在揭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

(一)“文化唯物主义”: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

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面临双重任务: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需要将自己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去”;④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第8、7、9、10 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还需向内挖掘其内涵”。⑤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第8、7、9、10 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因此,奥康纳通过将“自然”和“文化”的因素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阈中重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核心工作是“自然—社会劳动—文化”的三位一体,强调自然、社会劳动和文化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首先,从社会劳动和文化的关系看,社会劳动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社会劳动被赋予了文化的特征,同时社会劳动的各种形式决定着人类的文化实践。其次,从社会劳动和自然的关系看,社会劳动同时也被赋予了自然的特征。因为自然是人类社会劳动的基础,同时又受到社会劳动的影响。最后,从自然和文化的关系看,文化和自然两者相互包含、相互交叉,“自然”中包含“文化”的特征,“文化”中彰显“自然”的因素。由此可见,奥康纳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其实就是将“文化”、“自然”因素植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而他所谓的“文化唯物主义”不过是作为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也就是他展开对资本主义生态学批判的理论基础。

在奥康纳看来,传统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注重对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的普遍的、定量的批判,而后者则强调对资本主义/使用价值的特殊的、定性的批判;前者关注资本的生产与流通,强调抽象劳动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关注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强调具体劳动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缺陷在于,它只是从抽象劳动的方面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工人的经济剥削和各阶级、各地区、各个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变化,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具体劳动方面造成了对工人的生态剥削,没有看到发达国家欠发展中国家经济债之外的生态债。②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第480、531、524 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二)“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

在奥康纳看来,剩余价值率是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的核心范畴,它是从需求的角度对资本构成冲击,从经济维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真正存在问题的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它与生产条件无关。而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更为复杂,它从成本方面对资本构成冲击,问题存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方面。当个体资本为了维持利润而把自身成本降低的时候,相应地就抬高了其他资本的成本,最终的结果是生产性利润下降。当把资本外化到生产条件如自然界时,由于自然界自身规律性的限制,它无法进行不断地自我扩张,结局必然是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以及导致资本各要素成本提高。与第一重矛盾引起的实现性危机不同,第二重矛盾引起的是一种流动性危机,会导致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从而引发生态危机。由此可见,这两种矛盾都是内在于资本主义本性之中的,第二重矛盾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

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重构,奥康纳首先重新建构了马克思的生产条件理论。在他看来,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充当着生产条件的组成部分。生产力建立在一定的财产、法律及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而生产关系要与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条件相适应。另一方面,生产条件具有政治属性,就是说,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政治体制和国家机构来进行调节。在此基础上,奥康纳以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重新阐释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双重矛盾和双重危机。第一重矛盾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会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第二重矛盾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会造成生产不足的生态危机。

(3)实施与管理阶段。园区的总包方除了对项目总进度、园区建设质量、物流园区建设技术、安全、环保的控制以外,还需要对整个智慧物流园区信息平台的服务体系进行建立维护和展示运行,并进行相关的人员培训,做好移交前的所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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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认为,基于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不同,社会主义产生生态问题的原因虽然与资本主义有相似性,但大规模的生态环境退化并非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损耗更多的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采用了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受到了西方生态殖民主义的影响,其经济增长是资源受限的;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增长,受资本反生态本性的控制因而是需求受限的,对环境具有恶劣影响。奥康纳指出,社会主义与生态学联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两者是相互补充互为前提的,“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①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第434-435 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在他看来,只有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三、“生态社会主义”:奥康纳的生态政治战略

基于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生态学反思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学批判,奥康纳强调,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他强调,应当把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结合起来,超越现存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即生态社会主义,才是克服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

(一)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

奥康纳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本性与生态可持续发展是不相容的。以何种方式来再造资本主义才能使其与自然的可持续性相适应,这是绿色主义者对于改革环境问题的典型思路。而资本的代表们思考环境问题的方式正好相反,它们的方式是以何种方式来再造自然才能使其适应利润的持续性和资本积累的要求。奥康纳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资本扩张的逻辑具有反生态的本性,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是对生产条件的破坏日益严重,最终必然导致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资本逻辑与生态可持续发展存在天然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自身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必须要寻找其他出路。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

奥康纳在生态学和社会主义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者应坚持“全球性思考、全球性行动”的指导原则。在他看来,地方性的生态问题是全球资本主义权力分工的结果,相较于“全球性地思考、地方性地行动”忽视了资本主义世界性的自我欺骗性,奥康纳认为“‘全球性地行动’暗示着对于战略性思维与行动的一种清醒意识,这些思维与行动不仅反对某一特定企业或工业部门的某些具有生态和社会危害性的实践,而且也反对那种全球性的机构体制。”①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第480、531、524 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奥康纳因此强调生态运动只有具备全球性的战略思维与行动,即以“全球性地思考、全球性地行动”为指导原则,才能触及全球资本的权力核心,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全球权力关系,生态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三)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质

原始数据Xij标准化为,以消除各指标量纲和量级差异不同的影响。其中i=1,2,3,…,8,代表土壤养分指标,j=1,2,3,…,49,代表本研究所确定的49个样点。

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最大理论贡献:揭示出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资本逻辑。奥康纳认为,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的反生态本质,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学纬度的意义在于使人们认识到资本与生态危机的本质联系。因此,在认识当今社会生态问题时,应该始终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这两种理论之间建立联系,并借助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对当今社会的生态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四、奥康纳生态批判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检视

奥康纳将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的全球不平衡发展和联合发展。首先,资本的“不平衡发展”主要指历史性生成的各种产业以及劳动关系、政治结构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状况。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由于资源开发与环境污染分布情况不平衡,资本不平衡发展的程度越高,城乡之间的分离越显著,贫富差距越大,从而会扰乱人类与地球之间基本的新陈代谢,造成生态危机。其次,资本的“联合的发展”是指“那些‘发展了的’地区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形态,与那些‘欠发展’地区(或城镇和乡村)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形态之间的一种独特的组合——社会经济或政治生活的新、旧形态的混合。”①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第302、318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在奥康纳看来,这种联合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生态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维护自身的统治和既得利益,不断寻求以最为获利的方式把各种经济形式联合起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转嫁和缓和本国的生态危机。基于以上分析,奥康纳认为“衰竭与污染都不是独立的问题”,②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第302、318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毋宁说,导致资源的衰竭、环境的污染不仅与资本主义的积累有关,更为重要地与资本主义的全球不平衡、联合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积累越多,资本的不平衡和联合的发展程度就越高,地球上的自然资源随之就消耗越快,污染也就越严重。

(一)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理论贡献

奥康纳认为,要复活社会主义的理念,实现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真正联盟,必须实现三个方面的转换:第一,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取代交换价值/抽象劳动,以缓解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和以成本危机为特征的生态危机;第二,定性的改革实践取代定量的斗争。奥康纳指出,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工资、机器等进行的斗争都属于量的范畴,还未达到质的这一度。与此相反,生态社会主义应该关注于一些定性的改革实践,如:“一方面,围绕着劳动过程、技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土地利用等展开斗争;另一方面,围绕住房、食物、城市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等展开斗争。”③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第480、531、524 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第三,把生产性正义从分配性正义的迷恋中拯救出来,用生产性正义代替分配性正义。奥康纳认为传统的分配性正义本质上仍然以社会的交换关系为前提,要实现社会的平等必须导向“生产性正义”,强调生产过程的正当合理性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公平正义。这三方面的转换是生态学社会主义基本特质的要求,只有通过这三方面的转换,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才能够建立起内在的有机联系,真正实现生态学社会主义。

奥康纳以资本主义生产对“生产条件”的破坏为突破口,提出了著名的“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与马克思提出的“第一重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相比,虽然“第二重矛盾”没有那么系统,但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矛盾的提出,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生态学维度,揭示了资本扩张逻辑的反生态的本性以及资本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不可兼容性。这也为我们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提供了良好借鉴。任何不触动资本逻辑和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试图来摆脱生态危机的设想都只是幻想。因此,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直面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还有,在教学中,由于多方面原因,教师普遍存在只讲授大纲内容,完成教学任务,而忽略了对计算思维的培养,没有循序渐进地向学生传递计算思维的相关概念和使用方法,没有注重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

奥康纳生态批判理论不仅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奥康纳坚持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并没有用“文化”或“自然”来统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而是把“文化”和“自然”范畴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与“社会劳动”的范畴相结合,形成“文化—劳动—自然”三位一体的方法论模式,阐明了自然、劳动、文化三者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奥康纳那里,“劳动”仍然保持着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核心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劳动”的“文化”和“生态”视阈。

奥康纳的生态批判理论有其深刻的地方,但仍然包含着不可忽视的理论限度,他的批判还没有揭示现代性意识形态之普遍遮蔽的一面,即这种批判依然在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范畴之内。

其一,首先,奥康纳以“文化唯物主义”重构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否已经丧失了其解释力?奥康纳的“文化唯物主义”是否真正完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基本原理,更是一种方法论。首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为了批判蒲鲁东思辨的唯心主义而产生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强调辩证统一和运动方法论。而奥康纳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作用”作了狭隘的理解,没有看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更没有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一种辩证统一的运动,因此误解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技术决定论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真正深刻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再次,奥康纳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缺少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用“文化唯物主义”置换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文化”阐释,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性质,并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原则高度。而马克思强调人和自然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统一关系,“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18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难道能说自然界在马克思理论中的缺失吗?而马克思的实践即感性对象性活动恰恰超出了现代形而上学的框架。因此,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仍应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避免对历史唯物主义作教条化理解。“回到现实”“回到实践”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其次,奥康纳提出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以重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失去了当代价值?在奥康纳看来,马克思的基本矛盾理论过分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而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奥康纳在承认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基础上提出以“生态危机”为根本的双重危机理论,但这在一定程度上颠倒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二者的关系。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基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上,而“生态危机”只是在人类社会出现严重生态问题的阶段,并不能反映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奥康纳把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看作更为根本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没有看到任何社会的主要矛盾都是由该社会的基本性质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仍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奥康纳并没有把马克思的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规律的作用,而是脱离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历史性单纯地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对马克思基本矛盾理论所蕴含的深刻思想理解也有所缺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更具有原则高度,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经济危机理论仍然适合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

(6)实用跟踪与统计模块。为学生的学习过程提供跟踪和统计功能,方便课程教师调整和改进教学。为课程教师的工作量提供统计功能。可以使用各种课程工具统计课程教师的详细信息并参与课程教学,使学校对课程教师的评价更加客观、方便、有效。

其三,再次,奥康纳试图把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那么,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乌托邦构想抑或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的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社会首先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奥康纳则反对马克思这种观点。他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会破坏生产条件,主张以限制生产力发展的办法来解决生态问题,是开历史的倒车。其次,马克思主义强调消灭私有财产,实现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共同占有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相比而言,奥康纳的理论不太重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他赋予了国家极大的自主性,甚至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是相互决定,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奥康纳看来,只要国家掌握政治上的控制权,转变国家职能,关注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就能解决生态问题。最后,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必经之路。而奥康纳并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反对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非正义性,而非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同时对于如何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奥康纳也带有较浓的浪漫伦理主义色彩。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深刻性并不能代表它理论上的彻底性。科学社会主义强调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生态问题,正是在理论彻底性上超越了生态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有根本区别。因此,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仍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来把握。

(二)奥康纳生态批判理论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尽管奥康纳的生态批判理论还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它的批判还没有深入到历史的本质即社会现实的这一度,但其理论对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以及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坚持生态批判,促进生态文明理论自觉。从某种意义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对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和积极扬弃的结果,更是人类力图摆脱生态危机、寻求人类文明新道路的理性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立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建构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① 王雨辰:《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3 期。 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吸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坚持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另一方面要克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缺陷,考察马克思对近代形而上学批判的逻辑范式,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资源,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② 习近平:《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 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4 月11 日。 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在丰富我国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建设的同时,也指明了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设方向相统一,是对马克思生态批判思想的当代发展。

其次,重塑生态理性,统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经过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我国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同时也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这反映出生态理性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有一定程度的缺失,经济理性在现代文明发展模式中仍起着主导性作用。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我们必须要反思经济理性及其主导下的工业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我们要吸收借鉴奥康纳的“生产性正义”的生态理性观念,超越经济理性,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性来统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并提出要“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② 习近平:《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 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4 月11 日。 的生态思想,深刻阐述了环境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调整,实现“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辩证统一,超越了资本主义发展与生态不可持续的矛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

最后,坚守生态正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奥康纳指出,基于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可持续性是不可能的。为了满足垄断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追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态殖民主义进行生态掠夺,转嫁和缓解本国的生态危机,加剧了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如此,一些发达国家还批评发展中国家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等,甚至借口环境问题来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产生生态问题的重要原因是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殖民主义造成的。当今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坚守生态正义,坚持“全球性思考,全球性行动”,冲破资本的霸权主义,追求公正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发展命运的立场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立足于现实需要,切实保障我国的发展权利和环境资源安全,更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生态资源分配和使用上努力争取话语权,为实现全球生态正义贡献力量,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6ZDA099)子课题阶段性成果;教育部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重点课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团队建设研究”(19JDSZK025)阶段性成果;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青班专项课题“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新共产主义’及其批判研究”(2018FZX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绪明,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客座教授;林艺,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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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对资本的生态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重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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