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鄂温克族是北方少数民族中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文化。长期以来,众多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对鄂温克民族历史文化展开了广泛的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以民族学为视角,对近年来鄂温克民族族源、语言、精神信仰、文学艺术、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与思考,可以进一步弘扬鄂温克民族文化精神,促进鄂温克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鄂温克族;民族学;历史文化
一、引言
“鄂温克”是鄂温克族人民的自称,意思是“住在山林中的人”。随着社会变革和自然环境的变化,现在的鄂温克族人民已经从狩猎的游牧生活发展到农业、畜牧业的定居生活。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鄂温克族共有30875人,主要居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以及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鄂温克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中文化形态较为丰富的民族,但是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鄂温克族也面临着文化消融和边缘化的危机。加强对鄂温克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已经成为各界学者必须担负起来的职责和使命。近年来,相关学者以挖掘、研究、展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为契机,在鄂温克民族的历史学、文学、语言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弘扬鄂温克民族文化精神,促进鄂温克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京津冀三地高校师资培训体系在成立之初,有着相同的任务目标、工作流程、规章制度和考核机制,但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地方政策、财政拨款、发展机遇和人才资源红利等各类要素的影响,业务发展逐渐呈现出区域内的多元化、区域间的封闭化以及协同沟通机制欠缺等情况,实现京津冀高校师资培训一体化还面临不少障碍。
二、鄂温克历史文化研究现状及分析
笔者在中国知网以“鄂温克”为主题进行检索,截至目前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580篇。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数量显著增多,研究内容涉及语言学、宗教信仰、民俗、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经济发展等多个领域。从民族学视角来看,对上述文献进行梳理,不仅可以总结近年来鄂温克研究的整体状况,了解相关研究动态,而且可以找准未来相关研究的努力方向,为推动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选取族源、语言、精神信仰、文学艺术、社会经济发展五个研究领域的文献成果进行分析综述。
(一)鄂温克民族起源研究
族源问题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民族的起源影响着民族的衍生和发展。因此,鄂温克族源研究一直是鄂温克史学界研究的热点。1983年,吕光天出版专著《鄂温克简史》,提出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的贝加尔湖流域是鄂温克民族的发源地,他们的祖先是北室韦和鞠部,并且提出了向东发展说[1]。乌力吉图在1985年发表的《鄂温克族源略议》一文,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论证了鄂温克民族的起源和演进过程,结合他对《汉书·匈奴传》《北史》《后汉书》《清太祖实录》等历史文献记载的考证和解读,发现鄂温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不同的称呼,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位置和民俗风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由此推证出鄂温克族发源于贝加尔湖东北和黑龙江石勒喀河一带的山林中[2]。1998年,鄂温克族历史学家乌云达赉出版专著《鄂温克族的起源》,提出鄂温克族来源于乌苏里江、绥芬河、图们江下游等流域,鄂温克族人的祖先是靺鞨七部之一的安居骨部的观点,并且提出向西发展说[3]。2011年,魏鸿伯发表了题为《谈鄂温克民族起源》的论文,通过对俄罗斯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发现鄂温克人属于贝加尔大陆的蒙古人种。在俄罗斯的史料中,鄂温克被称为通古斯,鄂温克语属于满洲里通古斯语系北支。古通古斯位于贝加尔湖流域,追踪人类学的继承性和文化性,通古斯文化的典型元素例如木质的摇篮、滑雪板、弓箭、服装配饰等,在当代鄂温克人身上仍有体现,这些都进一步证实了后贝加尔流域鄂温克民族起源学说[4]。
(二)鄂温克族精神信仰研究
鄂温克族人的原始信仰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原始的创世神话到图腾崇拜再到萨满崇拜,无不体现了鄂温克人崇尚自然、相信万物有灵的精神文化和鄂温克族社会多元一体的特征。满都尔图在论文《中国北方民族的萨满教》中提出,萨满教作为一种原始多神教,对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包括鄂温克族起到了精神维护和社会巩固的作用,鄂温克族的宗教观念是渗透到人们思想意识的重要精神支柱[5]。学者汪立珍在论文《鄂温克族创世深化类型探析》中分析了鄂温克族创世神话的类型。她通过分析古籍文献和开展田野调查,对鄂温克族创世神话的类型和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总结了天神、萨满以及人格化的神灵在天地开辟、大地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突出了鄂温克族认识世界的发展过程以及由自然崇拜向人类自身智慧和力量的崇拜的转变过程[6]。董联声的《敖鲁古雅“使鹿部”鄂温克人历史上的图腾崇拜与萨满崇拜》[7]、杨睿轩的《熊图腾:鄂温克人的精神符号与文化标签》[8]、伊兰琪的《鄂温克族蛇图腾文化的变迁》[9]都对鄂温克族人的图腾崇拜进行了阐释。龚宇在《使鹿鄂温克人的精神崇拜分析》一文中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萨满教三个方面分析了鄂温克族人的精神信仰,认为这种信仰承载和支撑着鄂温克族人的精神世界,构建了鄂温克族族群认同的精神符号[10]。鄂温克族独特的精神信仰是鄂温克民族情感共鸣的文化符号,在现代文明加速发展的今天,保护和传承好这种民族文化显得尤为重要。
(三)鄂温克族语言研究
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多样性符合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我们通过对“鄂温克族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多年来,各界学者的“鄂温克族研究”开展得较为深入和全面,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研究成果丰富,呈现出多维度、多视角、多主题的局面。鄂温克族的文化具有广泛的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特征,在当今大力发展、继承、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时代背景下,一定要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因此,今后的鄂温克研究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四)鄂温克族文学艺术研究
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生活环境给呼伦贝尔文学赋予了更多的生命关怀和生态关怀,使呼伦贝尔文学表现出更多的对自然生命和生态平衡的珍视。提到鄂温克文学,就必须提到乌热尔图。作为一名鄂温克族作家,他从1976年发表处女作《大岭小卫士》开始,就始终把塑造鄂温克猎人独特的民族性格、展现鄂温克族风土人情、民族习俗以及鄂温克原始狩猎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的作品不仅表现了鄂温克人的纯真古朴、善良勇敢,也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17]。黄任远在《论鄂温克族文学脉络及特点》一文中,根据社会历史发展和口头文学的流传状况,将鄂温克族文学脉络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古代文学期、近现代文学期、当代文学期,并且对每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特点进行了详细分析[18]。王云介、陈姮在《论呼伦贝尔的生态文学》中对乌热尔图的作品进行了分析,认为鄂温克文学作品“热爱大自然里的所有生命”,特殊的自然文化环境使文学作品体现出浓厚的生命意识,在鄂温克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处处渗透着敬畏大自然、敬畏生命的独特品性[19]。2013年,赵延花、宝音等人出版了《鄂温克族文学研究》一书,从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生态学、美学等视角科学地揭示了鄂温克族文学的历史和发展现状、鄂温克族文学与民族文化的因缘关系、鄂温克族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联性等,以朴实和简约的评论和分析阐释了鄂温克民族独特的文学价值[20]。郭秀琴在论文《新时期内蒙古“三少”民族作家生态小说书写中的文化忧思》中表达了对鄂温克民族习俗逐渐消逝、宗教信仰中的生态伦理思想逐渐隐退、民族精神品质逐渐流失的担忧。她在文章中列举了数位鄂温克族作家的文学作品,例如乌热尔图的《沃克和毕力格》《雪》《灰色驯鹿皮的夜晚》《萨满,我们的萨满》、杜梅的《木垛上的童话》《那尼汗的后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分析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鄂温克族作家在文学作品中不断传达出的对文化消隐的哀痛心态和对身份迷失的彷徨意识[21]。还有很多学者对鄂温克族的音乐、舞蹈、绘画艺术进行了研究,其中乌日娜的《鄂温克民间音乐述略》[22]、冯光钰、王桂芹的《现代视野中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传统音乐》[23]、胡卫军、付黎明的《萨满教艺术的特征》[24]、邵秋萍的《音乐人类学视域下的使鹿鄂温克“篝火舞”研究》[25]、乌日利戈的《文化整体论视野下的鄂温克族伊堪舞》[26]分别从音乐人类学和文化整体论视角分析了音乐、舞蹈、美术在鄂温克民族宗教文化、狩猎文化、服饰文化方面的文化内涵,探讨了鄂温克人在生活、精神、文化领域的文化认同以及鄂温克文化体系的完整性,促使人们加强对民族传统艺术的传承和保护。灵芝在论文《民族音乐学实地调查法的理论与实践——以敖鲁古雅鄂温克传统音乐为例》中表达了对鄂温克传统音乐遗产逐渐消亡的担忧,指出鄂温克民族音乐的传承依靠的是人们的口耳相传,但是原本居住在这里的鄂温克族人口数量减少,大量的优秀文化遗产随之消亡,对民族音乐文化的抢救和保护刻不容缓[27]。
(五)鄂温克族现代经济社会研究
采用Solidworks软件设定螺钉的材料属性,ABAQUS软件进行力学加载运算。由于CT中没有内固定材料数据,实验采用ABAQUS软件进行模拟。上胸椎椎弓根螺钉的长度和直径为25.00 mm和3.50 mm,胸椎中段为30.00 mm和4.00 mm,下胸椎为40.00 mm和5.50 mm,腰椎为45.00 mm和6.00 mm。钉棒间采用面与面接触,相对摩擦系数为0.52。椎弓根螺钉的弹性模量与泊松比分别设定为11 000 MPa和0.3。钉棒采用四面体模拟设计,限定置入后螺钉所有方向自由度。
复杂地形条件下的地震资料采集除要有特定的施工设备外,还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观测系统、行之有效的施工方法和采集参数,才能确保获得较高质量的原始资料。下面几方面是我们重点要考虑的。
在走访四川、广东、北京等地的茶叶销售点和批发市场时,销售茶叶的店里在为顾客开汤时几乎都是选用盖碗茶具为顾客进行冲泡。询问茶人得到的回答,归纳大意也就相对茶壶冲泡,壶盖闭合后隔离外界的“壶天”之境,盖碗茶具端的是平易近人的碗中之茶的“一览无余”。确实,虽然也有文人赋予“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气场,但碗盖起落自如和碗托任君拿捏,衬出的核心之碗的气质,是亲“人”的张力。
三、鄂温克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展望与思考
国内鄂温克语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以胡增益为主要参与人的田野调查组受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指派,到鄂温克族地区进行调查,掀起了鄂温克语研究的序幕[11]。此后,鄂温克语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获得了丰硕的成果。1991年,鄂温克族学者朝克出版了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研究成果《鄂温克语基础语汇集》和《索伦语基本例文集》。这两部专著对我国鄂温克语的系属、人口情况以及民族分布状况、鄂温克语使用现状进行了详细介绍,提出了鄂温克语三大方言,即“辉方言、陈方言、敖方言”,并且对每种方言的人口分布和历史称谓进行了详细论述。这两部专著的出版,为国内外鄂温克语研究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极大地推动了鄂温克语的深入研究[12]。多年来,朝克先生始终致力于鄂温克语研究,先后出版专著二十余部,发表论文和译文一百余篇,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我国鄂温克语研究,同时也受到了国际阿尔泰语学界的赞誉和瞩目。2016年,朝克先生与卡佳、翁建敏等人合作出版了《鄂温克族濒危语言文化抢救性研究》一书,通过对鄂温克族濒危语言及其文化进行实地调查,并且对尚未涉足的方言土语展开学术研究和抢救性的搜集整理,使鄂温克语言文化资料得到了进一步广泛而系统的研究和保护[13]。近年来,多位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语音学、统计学、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鄂温克语声学分析、方言元音分布、语言复数形态变化、动词形态、天干词的语音对应现象及规律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乌日格喜乐图的《鄂温克语前元音声学分析》[14]、娜佳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复数形态变化现象》[15]、杨立华的《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语使用状况探析》[16]等。这些研究成果对改善鄂温克语言生态环境、扩大鄂温克语的传播、促进鄂温克语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生活在呼伦贝尔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是我国现今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2003年,国家出于生态保护和促进民族发展的需要,对鄂温克族实施了生态移民政策,使鄂温克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祁慧君的《驯鹿鄂温克人生态移民的民族学考察》[28]、乌兰托亚的《民族学视野下驯鹿鄂温克人移民与定居的探讨》[29]都从民族学的研究视角展开了政府对鄂温克族实行生态移民政策在历史、政治、价值观等层面的分析阐释,指出生态移民不仅有利于保护民族文化,也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民族学关注的少数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梁雪萍在《生态移民的文化困境研究——以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民族为例》中从文化形态、文化模式、文化自觉、代际关系等方面分别阐释了生态移民带来的文化困境,指出社会变迁、移民规划脱节、民族文化保护机制不健全等是造成文化困境的主要因素,需要政府的外部支持和移民的内部提升两个维度共同努力[30]。斯格尔在论文《驯鹿:从传统到现代——传统的发明与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旅游》中探讨了鄂温克族人民对传统驯鹿饲养与驯鹿文化的延伸,不仅促进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鄂温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驯鹿文化的延续和保护[31]。此外,张银花在论文《内蒙古民族关系和谐模式研究——以鄂温克族自治旗为例》中对构建民族关系和谐模式进行了探讨,指出民族关系和谐的重要因素包括经济生活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民族语言的相互吸收、民族政策的正确实施等。她认为,鄂温克族自治旗各民族在互补中互利,在互动中互融,共生共荣共赢,是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典范[32]。
首先,加大交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在民族学、语言学、心理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跨文化交流等多学科开展研究,科学谋划鄂温克研究选题方向,实现研究主题的延续性和系统性。
其次,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鄂温克族裔群体的文化研究。深度挖掘和综合利用好国际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于鄂温克历史文化的外文文献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加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民族文化的国际性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把握民族话语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再次,加大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建设性研究。从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出发,从政府、学校、家庭、个人多个维度开展民族文化教育,构建保护和传承鄂温克民族文化的多元路径。在法律保障、政策支持等方面开展研究,使鄂温克民族文化能够被广泛认识和传播,促进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是国家精神财富的一部分,在推动国家发展进步、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鄂温克民族的历史文化不仅属于本民族,而且属于整个国家。加强对鄂温克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不仅关系到鄂温克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是鄂温克这一独特群体在现代文明背景下保护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鄂温克历史文化研究开展的历史较长,研究涉及的学科专业范围较广,本文仅选取了一部分研究领域的文献成果进行总结分析,综述的结果还不够具体全面;但是通过对相关研究整体状况的综合归纳,发现了该研究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期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相关研究动态,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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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Study of Ewenki's History and Culture
HAN Li-ping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Hulunbuir University,Hailar 021008,China)
Abstract:As a minority ethnic group in northern China,Ewenki has long history and unique culture,which arouse academic study of scholars in ethnology,history,sociology,etc.with rich research achievements.This article is to present an overview study of Ewenki recen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ethnic origin study,linguistics,beliefs,literature&arts,economics&sociology,with a systemic analysis,present discussion,and future expectation,for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wenki study.
Key words:Ewenki ethnic group;Ethnology;History and culture;Overview study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19)03-0068-05
[基金项目]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2017年度高校学报名栏建设专项项目“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三少民族”(项目编号:NJMZ1704);呼伦贝尔学院2018年博士基金项目“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研究”(项目编号:2018BS25)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韩丽萍,呼伦贝尔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硕士,从事“三少民族”研究、编辑学与编辑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高 宇]
标签:鄂温克论文; 鄂温克族论文; 民族论文; 呼伦贝尔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民族性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2017年度高校学报名栏建设专项项目“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三少民族”(项目编号:NJMZ1704) 呼伦贝尔学院2018年博士基金项目“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研究”(项目编号:2018BS25)的研究成果论文;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编辑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