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议概述
2018年10月27—28日，由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主办、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承办的“中国与世界：多元视野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城市史研究会2018年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来自全国30多个城市、数十所高校和社科院等科研单位的150多名专家学者及博士生济济一堂，共襄盛会。
本次年会共有130多名中国城市史学会的会员代表参加。主要议题是根据研究会章程进行中国城市史研究会的换届选举。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过去五年来的工作报告和换届选举办法，经过民主程序，选举熊月之教授为中国城市史研究会第二届会长，何一民、张利民、李长莉、周勇、涂文学、苏智良、高中伟、陈国灿、吴松弟、涂成林10人为副会长，何一民兼任秘书长；另有43人当选为常务理事，50人当选为理事。
本次学术研讨会共收到论文100篇，其中教授提交论文数量为35篇，副教授及以下职称者提供论文数量为65篇，无论是教授还是副教授等，均以中青年学者为主，这充分表明中青年学者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力量，为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从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来看，成都15篇、武汉14篇、天津10篇、山东9篇、重庆7篇、北京7篇、河北6篇、上海5篇、山西4篇、福建4篇、浙江3篇、南京2篇、贵州2篇、陕西2篇、河南2篇、辽宁2篇，黑龙江1篇、广东1篇，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较以往历次会议更加广泛，充分表明中国城市史研究队伍不仅日益壮大，而且在全国若干城市得到很好的发展。另外，从会议提供的学术论文来看，有如下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数量多，超过以往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召开的历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数量，这充分表明大家的积极性和参与度的提高。二是论文涉及的问题多，内容丰富，既有宏观、中观的研究，也有微观的研究；既有古代城市史研究，也有近现代城市史和新中国城市史研究；既有对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也有对城市交通、环境、卫生、生活等方面的研究，呈现出研究的多元化态势。三是问题意识突出，研究深入，理论、方法多样化，视野更宽广。
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举办期间，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召开了常务理事会，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了商议，并初步商定，2019年初秋之际在青岛大学召开“中国城市史2019年高峰论坛”。
本次中国城市学术年会的学术研讨会分为两个主要环节，一是大会主题演讲，二是分组学术研讨。
二、大会主题演讲
在分组讨论方面，因提交的论文数量较多，且论文涉及的领域很广，为了使分组讨论更加充分和深入，因此会议根据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将论文进行了分类，主要有如下类别：概念、理论和方法、区域城市发展、国际视域下的城市、城市管理、城市空间、交通与城市发展、政治与城市兴衰、城市商业、商人与社会、城市环境与卫生、城市文化、城市生活与日常、城市教育、人口与城市发展、城市工业、工人与技术等14个类别。这里，我们大致根据上述分类将分组讨论的情况概述如下。
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何一民教授在题为《多维度视阈下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思考》的演讲中，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加强中国城市史学科建设；二是中国城市研究者要具备时代情怀和全球视野。所谓时代情怀，就是要具备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所谓全球视野，就是要将中国城市史研究置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加强与世界城市的比较与对话。三是要在中国整体观视阈下进行中国城市史研究。所谓中国整体观，就是要有中国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城市史研究应该站在今天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立场上，而不是用封建正统的、某一民族的或某一个地方的观念来评价城市的历史。所以，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和城市史研究者今后应注意加强和引导相关研究，将研究兴趣和研究力量投向中国城市研究的一些薄弱环节，特别是对中小城市的研究和内陆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研究，推动中国城市研究全面均衡地向前发展，为城市文化的开发和利用奠定坚实的基础，创造必要的条件。四是要在历史视阈下进一步推进新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深入系统地开展“新中国城市发展史”，将有力地促进和完善中国城市史学科体系的建设，使学科设置更加完善，并且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同时，深入系统开展新中国城市发展史研究还有具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城市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寻找历史根源；二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道路探寻发展规律。
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涂文学教授以《体制惯性与官进民退：民间参与与城市化运动的历史局限》为题进行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尽管近代民间社会组织和个人在推动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甚至涌现出张謇、卢作孚等以个人力量“一个人造一座城”的经典案例，但是，在“自上而下”城市化的总体格局下，民间与个人作用只能泛起一朵朵小小的浪花，其能量发挥极其有限，难以汇聚成“自下而上”的新型城市化大潮。民间与个人在近代城市化运动中的“无为”，既有自身经济实力、眼界格局的因素，如私人资本主义一味追逐个体利益的短期行为而不顾及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弊端损害城市化运动的大局。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国家没有给民间和个人施展拳脚足够的活动空间。概括起来，两大因素制约着民间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一是“体制内”法定城市的强大惯性挤压了新型城市的发展空间；二是国家和官僚力量过于强势导致民间力量难以成长，不能形成与之抗衡的独立势力。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张利民研究员在其题为《中国近代城市财政初立之概论（提纲）》的演讲中，对近代城市财政的确立提出了许多精湛的观点。他认为城市以人口聚集为特征，人口聚集就有经济活动的市场，就有城市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也需要有经费的支撑才能推进行政管理、经济管理和城市建设等一系列工作，自然也就有城市的财政。应该说，城市经济管理与城市发展如影随形。传统时期的城市财政，属于地方财政。但是，在中央集权为特点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几乎没有财政支配权，甚至说在清代前期之前就没有地方财政。城市也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管理单位，没有相对乡村而言的城市管理机制。所以，城市的经济管理主要体现在市场管理和税收上，并没有形成以城市为行政单位的财政制度。近代以来，中国近代城市财政制度逐渐形成，它的出现既是本国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西方现代城市管理理念的植入。
这几年来，眼睁睁看着房价攀升，易非不是没动过买房的心，只是，她觉得自己的钱似乎应该有更大的用途，她希望有朝一日能给向南开家影楼，或者成为一笔小小的原始资本，她甚至比向南更渴望功成名就，她从来没有忘记过要替爸爸活着，要为爸爸扬眉吐气。可这一次，敏之姐的话，真的在她心里留下涟漪了。
经过多次计算发现，腹板和筒壁厚度不能相差太大，否则就会在联接区域因应力突变，产生较高的等效交变应力。设计时应将二者壁厚尽量相同，或者在他们联接的地方次用过渡圆角等方式，来减少应力集中。
浙江师范大学陈国灿教授在《传统的重构：宋代城市的社会救助》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在很长时期主要局限于官方主导的赈灾救荒和民间宗族的内部互助，两者均以乡村地区为重点，属于对特定对象的临时性和应急性的救助举措。进入宋代，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城市社会救助日趋活跃，不仅打破了原有的救助格局，而且引发了传统救助结构与模式的一系列变革。这种变革的表现：一是建立起突破了荒政模式的城市官方救助体制；二是形成了超越宗族视野的城市民间救助体系；三是形成了具有救助对象的开放性和广泛性、救助活动的日常性和系统性、救助行为的组织性和规范性等鲜明特点的宋代城市社会救助体系，这一新的传统的形成表明我国古代城市救助体系达到了新的高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西南大学周勇教授在本次大会主题演讲中，从史学史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城市史的发展历程，并以重庆城市史的研究为例，阐述了重庆城市史的艰难发展历程。在题为《史学史视阈下的城市史研究》的演讲中，他指出，就中国城市史研究而言，至多是在研究某一选题时做一下学术史的综述，很少有学者研究“中国城市史学史”，更遑论将“中国城市史学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时代飞速转变，被人们忽略的史实愈来愈多，对于学术史而言，同样如此。因此，我们这次会议，除了换届和学术研讨之外，还要填补一个重要的学术空白——即把前辈学者对中国城市史学科创立、学术研究的贡献记载下来，把他们带领我们走上城市史研究之路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把40年来中国城市史研究发展的历程研究开展起来，把“中国城市史学史”作为本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确立起来，让历史告诉未来——希望有作为有抱负的青年学者加入到“中国城市史学史”的研究行列中来，填补空白，创新学术，成就一代新人。
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的演讲题目是《秦统一以来中国的第二次城市革命》，他的演讲同样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他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古代城市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型而非经济型的城市，是由于作为一定等级的行政中心而积聚一定数量的人口，从而成为城市的。唐宋之际，中国传统城市出现了第一次城市革命，城市内外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城市的根本性质却并未改变，王权、官权依然是左右城市发展的根本力量。这种现象直到近代才发生了根本改变，我国城市出现了第二次城市革命。所谓第二次城市革命，是指在近代外来文明的冲击下，通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城市自治，1920年专门管理城市的行政区划单位“市”开始广泛出现，同时城市出现了多方面的巨大变化，中国城市逐渐从古代传统城市演变为现代新型城市。近代城市革命的第一个表现，是城市和农村开始分属于不同的行政机构管理，以前的城乡合治变为城乡分治。近代城市革命的第二个表现，是市的建立依据城市人口数量和征收的工商税收的数量，而不再是城市所在政区的行政等级。近代城市革命的第三个表现，工商业者成为城市人口的主体部分，城市变成工商业中心、口岸城市、新式交通中心城市和工矿城市得以兴起，并成为主流。近代城市革命的第四个表现，开始建立市长、市政厅、市参事会、市董事会、市行政委员会等这些来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以及体现资本主义议会政治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一些形式，从此进入中国的城市。近代城市革命的第五个表现是城墙拆除被视为城市近代化之开端，大部分城市的城墙陆续拆除，其意义比宋代的拆除坊墙更大。这场城市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领导、并由它发动和主导，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工商业和城市发展需要的城市革命。
几位教授主题发言精彩，各自论述的问题均发人深思，启迪智慧，虽然其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具有共同的主旨关怀：或以深邃的理论思考观照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未来整体发展趋势，或以具体典型的案例启发人们对中国城市史研究未来走向的思考，或以新的问题的提出引导学人明晰中国城市史研究未来应当重点发力的方向，等等，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为中国城市史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总而言之，上述几位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前辈大家的主旨演讲，引起与会各位学者的极大共鸣和浓厚兴趣，大家深受教益并备受鼓舞。
三、分组学术研讨
在大会主题演讲中，何一民教授（四川大学）、涂文学教授（江汉大学）、张利民研究员（天津市社会科学院）、陈国灿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周勇教授（西南大学）、吴松弟教授（复旦大学），分别作了大会主旨发言。
1.关于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贾迪（大连理工大学）的论文《民国时期的公共交通与城市空间的重构与演化——以北京为例（1924—1949）》以近代城市的公共交通为观察视角，分析了近代城市空间的重构及其演化问题。民国时期，随着城市近代化的发展以及西方交通技术的传入，北京开始建立起以电车和公共汽车为支撑的公共交通体系。北京的公共交通线路设计，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传统城市空间的分布规律。尽管如此，公共交通体系还是给城市空间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公共交通系统方便了市民的日常出行，促进了职居空间的分离；拓展了北京的日常生活空间，使得城内人口逐渐向边缘地区扩散，并推动西郊游览区向一般平民进一步开放。公共交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重构，属于城市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北京城市性质由封建王都向近代化城市转变的表现之一。刘雅媛（上海财经大学）以上海县城为例，研究了传统城市空间的近代转型问题。在其《传统城市空间的近代转型——以上海县城为例（1905—1914）》一文中，作者指出，学界对于传统中国城市空间近代转型的模式相对缺乏关注。近代上海县城在人口压力增加、城市用地紧张、环境恶化及租界示范效应的多重作用下，城市空间亟待改造。而上海县城市政机构的设立为解决这一需求提供了制度保障与财力支持，故县城得以开展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建设，包括道路、排水、桥梁、码头、义冢迁移、公地改造、市容清理等等，以不同以往的空间逻辑重塑了上海县城。这种因人地关系紧张带来的适应性改善模式并不局限于上海一地，而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胡悦晗（杭州师范大学）以民国时期的武汉、杭州为例，分析了近代城市空间、产业结构与劳工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在《城市空间、产业结构与劳工政治——以民国时期武汉、杭州为例的比较（1911—1949）》一文中指出，民国时期的武汉与杭州在完成从传统商业城镇向现代工商业城市转型的同时，在产业结构、劳工群体类型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丁小珊（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在《天府文化重塑下的成都城市空间视觉建构》一文中指出，城市空间视觉建构是城市空间叙事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文化、城市性格与城市精神的传达。成都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有的城市空间视觉建构，新时代成都要打造独树一帜的城市品牌，必须依托于天府文化，并融入时代特征，从而凸显城市特色。此外，范瑛（四川大学）的论文《空间与政治：1930年华西协和大学筑墙事件始末》也是城市空间问题研究的典范，她在文中以20世纪30年代四川华西协和大学的筑墙事件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城市空间所蕴含的政治与文化意义。而陈玥（江汉关博物馆）则在《中国城市地权建构的路径选择——以清末武汉为例》一文中指出，在清末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城市地权的建构有国有与私有两种可选路径。她以武汉后湖清丈过程中为案例，为我们具体分析了两种政策路径博弈的过程，颇具启发意义。
关于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在本次会议中提交的论文不算太多，毛曦（天津师范大学）的论文《地位与特性：大古都视阈中的古都西安》论述了著名古都——西安的历史地位及其特性问题。论文指出，古代人们有关历史上最重要都城的认识中，长安占据首要位置。西安曾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都，也曾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都城；西安曾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和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西安的再次崛起将是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前提和相伴随的。美国学者施坚雅对于晚清以来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贡献良多，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分析模式，这些分析模式在当前城市史研究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应用。罗艳春（天津师范大学）的论文《从田野地图到空间模式：重读施坚雅》概述了施坚雅从田野地图到空间模式的研究理路，使我们对施坚雅的认识加深了一步。作者指出，对地图的重视与运用，贯穿了施坚雅学术生涯的始终。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重返施坚雅中国研究的学术起点，在整体史的视野下把握施坚雅的学术贡献，对于推动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王建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在其论文《超越城市史：近代北京史研究的方法审视与境界提升》论述了如何提升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文章写道，由于近代北京身份的特殊性与变动性，近代北京史容易“隐身”于中国近代史或民国史之中，导致其基本面目不够清晰，定位不够准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作为一门学科的体系构建。鉴于近代北京史的特殊性，相关研究需要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史，“超越城市史”的设想与目标是近代北京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化的有效方法。
2.关于区域城市发展问题研究
众所周知，城市的发展时刻也离不开区域的支撑，区域条件是城市发展的基础，而城市则是区域的中心，二者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城市研究中不能就城市论城市，必须树立区域整体观念，注重区域内城镇的合理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特别要加强经济发达地区和行政区交接地带建设的综合协调，以避免重复建设，实现区域总体效益的最大化。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资源禀赋参差不一，这种差别导致了我国各区域内城市面貌、城市发展、城市文化等呈现出不同的样貌。这种不同的样貌，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多年来吸引着学者们依托这些丰富的材料对不同区域的城市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本次年会上，来自不同地区的同行们，分别对长江流域、西藏地区、三线建设等不同区域的城市进行了高质量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区域城市研究成果的新鲜样本。
“玩阴术”表面隐晦莫测，其实不堪一击，乃典型的“见光死”。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各行各业乃至民间交往，只要一切事务均在法规之下公然运作，堵塞“暗箱操作”“私相授受”漏洞，履行各类监督机制，建立各类诚信档案，使违法违规者付出相应代价——“玩阴术”自然会失去滋生的土壤和疯长的空间。
何一民（四川大学）、胡中华（成都医学院）合作撰写的论文在历史维度、区域维度、全球维度等多维度视阈的观照下论述了近代长江流域城市的发展与变迁。他们在《多维度视阈下近代长江城市变迁考察》一文中指出，近代是中国城市从传统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的重要时期，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面向西方世界的开放的城市体系，中国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长江沿江城市的工商业获得了空前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并初步形成长江沿江城市带和长江经济带。这一格局的形成对近代中国城市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当今的城市格局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无独有偶，周德钧（湖北大学）、王耀（江汉大学）合作的论文《大历史观下的城市发展叙事——长江城镇带发展历程的长时段考察》则以大历史观理论为指导，观照了长江城镇带的长时段的历史发展问题，在长江城镇带的发展过程中，三种“大历史”因素——“走向南方”、“东西整合”与“基本经济区”转移，对长江城镇带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为长江城镇带的千年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和强劲张力。王川、马正辉（四川大学）在其论文《近六十年来西藏城市之发展初探（1950—2010）》中概述了1950年代以来60年间西藏城市发展的诸多相关问题，共和国时期西藏的城市，经过了和平解放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渐形成了适应西藏的城市发展之路，而且呈现出了与内地不同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张勇（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论文《“反城市化”迁移：三线建设内迁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与变迁》研究了三线建设时期的“反城市化”问题。作为计划经济时期“反城市化”运动的典型，三线建设产生了数百万的内迁移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线厂矿文化，三线厂矿是一种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单位社会”和典型的“文化孤岛”。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布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些经济原本落后的城市，由于大量人员、物资和厂矿临时集中的迁入而出现了短暂的畸形繁荣。刘岩岩（贵州财经大学）在《抗战时期“小上海”现象探析——以安徽界首为中心》一文中分析了安徽界首在抗战时期的繁荣景象，这种景象在当时全国的许多地方都曾短暂出现，成为当时的一种奇特的经济现象。作者在文章中敏锐地指出，抗战军兴，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出一批名噪一时的“小上海”，安徽界首即为典型。“小上海”类型城镇的出现，反映出近代以来上海在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所起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此外，胡家保（福建师范大学）的论文《清代万县城市与川江沿线城市的比较研究》从行政地位、港口功能、外力影响、城市发展动力、地理区位等维度，将万县城市与重庆、涪陵、夔州等三个川江沿线城市进行了比较研究，进一步阐释了清代万县城市发展的独特个性，窥探清代川江沿线城市各自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特点。
3.关于政治与城市兴衰之研究
自从城市诞生以来，城市就是教育的中心，换句话说，教育是城市承担的基本职能之一。城市教育研究包括一切正式的、非正式的和不拘泥形式的教育。因为，通过接受这些形式的教育，形形色色的城市人才发展了在他们自身环境中所需具备的认识上的、行为上的、态度上的和分析上的能力。在一个国家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以及尔后继续发展工业经济或技术经济的过程中，城市的教育功能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我国城市出现了明显的现代化转型，教育越来越成为城市的核心功能之一，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教育资源对于城市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人们对于城市教育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成果可谓日新月异，成为城市史研究中的又一重要学术生长点。在本次学术年会中，有关城市教育的论文多达七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教育研究在城市史研究中的热度。
何一民（四川大学）在《新中国城市发展的几个特征》一文中全面宏观的论述了新中国以来我国城市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作者指出，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空前扩大，城市群和大都市区建设成为发展的新趋势。二是从城市化起步到进入“城市时代”。三是现代城市兴起，城市功能发生质的变化，城市成为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心，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大引擎。四是城市群、城市带和大都市区的兴起，同城化和区域一体化正在成为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城市的开放性加强，城市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城市的宜居性正在不断提升，城市的生态化也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方向。李学智（天津师范大学）的论文《上海与中华民国的建立》论述了上海在中华民国建立过程中的独特作用，这历来为研究者所忽视，本文作者所做的补充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文章指出，辛亥革命过程中，湖北与上海各自提出了组建民国统一政府的方案。根据上海方案先召集南北各省代表组建临时国会而后产生政府路线图，各省代表会建立并开始工作于上海，此后虽移赴湖北，然后定于南京，但其所遵循的始终是上海方案确立的原则和路线。李惠民（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刘青云（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在《近代石家庄城市史的重要节点及其意义》一文中分析了市自治制、石家庄沦陷、石家庄解放等重要历史节点对石家庄城市发展的重大意义。市自治制成为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的重要历史节点之一，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地方城市行政系统形成。城市沦陷也是重要历史节点之一，殖民统治使得城市发展脱离了正常轨道，强化了石家庄军事城市的特征，但客观上带来了城市近代化的部分进步因素。石家庄解放更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石家庄解放战役是近代石家庄城市史的重要节点，并非是其近代城市史的终点。葛风涛（河南师范大学）在《政治变动与煤城焦作市的兴起（1902—1956）》一文中揭示了政治层面的变化对于焦作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种种不同的影响。资源型城市的兴起与发展，除了受资源禀赋、交通条件、地理位置以及资本技术等物质因素影响外，也受到外交、革命、行政等政治因素的重要影响。煤城焦作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发展变迁，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万鲁建（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的论文《满眼皆是陌生客：试论沦陷前后的天津日租界》为我们展示了沦陷前后天津日租界的杂乱场景，揭示了动荡时期人们的无奈与恐惧。天津日租界开设于1897年，历经30余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为繁华街衢。然而，伴随着1937年7月29日日军占领天津，天津日租界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在社会方面，日租界从沦陷前的“畸形繁荣”进入“短暂紧张”，整个日租界陷入“恐慌”和风声鹤唳的状态。同时，为了应对局势的变化，日租界的管理机制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居留民团体制改为民团长负责制。日租界不再只是一个享受的乐园，而成了一个处处散发着“罪恶”与“危险”的“围城”。
4.关于城市经济之研究
城市经济问题历来是城市史研究中的热门问题，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硕，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进一步拓深和出新，其难度可想而知，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经济问题没有新的研究空间，恰恰相反，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仍然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这一点在本次城市史年会上即有明显的表现，这说明城市经济问题研究的潜力依然十分巨大。
樊晶晶（中国海洋大学） 《从李村农事试验场看近代青岛农业技术的改良与推广》 （初稿）一文认为，19世纪下半叶，青岛逐步被纳入了国际贸易体系之中。为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快农业技术的引进与改良，李村农事试验场随之设立。农业技术改良与推广的根本动力在于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而改良与推广一旦形成规模反过来又对青岛城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陶雪松（上海大学）研究了建国初期上海卫星城与上海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关系问题，其《闵行卫星城与上海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一文指出，闵行卫星城为上海装备制造业发展而建，与其他卫星城和工业区建设一起，为上海装备制造业打下了坚实基础，成为新中国上海装备制造业起步发展时期典型的代表。孟伟、魏春羊、杜瑞超（山西大学）等合作撰写的论文《清代白银货币的空间运动：城市、商埠和码头的发展及其关联性——以蔚长厚票号历年总结账册为依据的个案实证》认为，山西票号是晚明以来西方白银货币大量输入东方中国之后表现在东方中国金融专门化经营方面最直接作用和影响的产物和标识标志之一。山西票号的专门化金融经营除了彰显东方中国传统商业向传统金融的历史阶段的飞跃之外，其背后蕴藏着的是东方中国白银货币空间运动和空间分布以及与山西票号分号设置相对应的城市、商埠和码头的兴衰起落。李二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民国时期北京郊区与城市农产品供给——社会调查视域下的西郊和北郊》一文中指出，北京长期以来都是一座消费型城市，因此不仅需要全国各地对北京的物资支持，更与北京郊区有密切的互动。西郊和北郊的农产品以蔬菜和水稻商品化最高，郊区的粮食作物主要在距离十里以内的集市销售，蔬菜的销售形式较为多样，农产品从农户到城市居民要经过层层盘剥，限制了郊区农业的发展。周明长（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在《三线建设与江油的现代化》一文中论述了三线建设对于四川江油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三线建设是江油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阶段，作为全国三线建设重点县，形成了以冶金、能源、机械、建材、化工、食品等门类为主的工业体系，强力推动江油从一个偏僻落后的农业县，发展成为一座初具规模的具有全国性工业职能的现代化小型重工业城市。三线建设从根本上重塑了江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而且对国防安全、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5.关于城市文化之研究
城市是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空间，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逐渐走向文明，体现了人类生活发展的高级形式。文化，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特定的社会群体所形成的共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其中，城市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人类在生活发展过程中世代相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具有地域性、层次性、多元差异性、动态性、聚集性、可视性等特征。城市文化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通俗地说，主要指的是整个城市的地理、历史、生活方式、传统习俗、风土人情、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等，可见，城市文化研究包含着十分广泛的内容。一直以来，有关城市史研究中的文化问题的研究，与政治与城市、经济与城市等一样，都是城市史研究中的基本领地，长期以来，高水平的研究层出不穷，构成了城市史研究中的高山大河。虽然如此，但由于城市文化所包含的异常丰富的内容，所以城市文化又不断被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城市文化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依然令人耳目一新。在本次学术年会中，关于城市文化的论文数量仍然较多，且水平较高，令与会学者深感兴味。
徐鹏（四川师范大学）的论文《从“刘畅遇刺案”看汉代洛阳城上东门的文化内涵》则是本次会议中少有的关于古代城市研究的论文之一，作者研究了著名古都——洛阳城门的文化意蕴问题。学界通常将“刘畅遇刺案”作为研究窦宪北伐的背景加以叙述，但对这一案件本身的细节并未予以更多的关注。刘畅在洛阳的活动，目的是谋取齐王之位。窦太后命刘畅“诣上东门”，实际上是准备册封其为齐王。洛阳城上东门作为汉代册封诸侯王的地点，成为解读刘畅与窦宪矛盾的关键。上东门不仅在洛阳城对外交通与漕运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更承载着汉代统治者的各种文化理念。冯剑、马斗成（青岛大学）联合提交的论文《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变迁》研究了佛教与古代城市的发展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是佛教传播的中心，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播对城市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文明与传统儒家、道教文化以及城市民俗文化逐渐融合，佛教贯通南北城市，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为中国重新统一打下了社会文化心理的基础。城市文明也改变了外来的佛教，使其日益中国化。高鹏（新乡医学院）的论文《高彦颐（美）：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嫂吗——江南才女文化向天津的传播及其近代转型》通过分析江南才女文化向天津的传播阐述了近代天津的文化转型问题。作者指出，明清时期，我国出现了数量相当多的女诗人，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并不尽是祥林嫂。儒家思想的“道德本位”主义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并非对“女学”的特别要求。清初，随着长芦盐务中心转移至天津，许多来自江南的盐商和士子开始在天津聚居，他们把江南女学和才女文化带到北方，形成了天津独特的“闺秀文化”。清末，在长芦盐商的推动下，天津“闺秀文化”修成正果，率先完成向近代女子教育的转型。邱伟云（山东大学）的论文《老天津与洋天津：〈点石斋画报〉中天津形象的双层再现》认为，从《点石斋画报》中所描绘的天津城市图像中，可揭示上海报人对天津的微妙心理，从《点石斋画报》中谈及天津城市的图像，人们可掌握上海报人对天津城市文化的理解与想象。魏淑赟（天津社会科学院）的论文探讨了近代天津的藏书文化，《近代天津藏书家观念的转变》一文认为，近代天津藏书家的藏书活动呈现出独具一格的特色，或将西方文明引入中国、或扩展藏书的使用范围、或致力于钻研学术，又或者兼而有之。藏书家的这些活动促进了天津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发展，积累并沉淀了丰厚的学术成就。吴其付（四川师范大学）的论文《从山水到风水——阆中古城城市形象的变迁》探讨了阆中古城城市形象的演变过程。阆中古城作为中国风水典范，其城市形象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经过人文点化与刻意塑造后天形成的。阆中古城城市形象变迁经历了先秦至汉晋时期、汉晋至唐宋时期、唐宋至明清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到现当代等四个重要阶段，未来的城市发展，认为应以“山谷之城、风水之都”作为新的城市形象定位。杨波、李亚平（河北大学）的论文《清代华北地区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以高平县城为中心》，通过透视清代华北城市的空间结构问题，阐述了城市传统空间所蕴含的文化地理意义。城市空间结构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重要方面，高平县城是华北地区城市的典型代表。城市地理空间的选择与布局既受经济因素影响、又受风水观念等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实际上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形式要素，通过地理结构的分析，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展示出一种结构。历史地理对传统中国社会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与杨波、李亚平的文章相映成趣的是，邵彦涛（华中师范大学）在其《边缘最“中国”：近代兰州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论述了近代兰州城市空间格局的布局与特点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作为一个处于边缘地带的城市，近代兰州与中国中心的距离相对遥远，在许多中东部国人的眼中似乎充满了异域色彩。但是，统观近代兰州城市的空间格局，我们不仅很难看到某些“异域”的色彩，反而发现它在许多方面都显得更为“中国”。边缘最“中国”，说明边缘城市的空间格局适应了国家治理技术下沉路径的特殊需要，并在实践中被国家、本地精英和民众集体创造为更加符合“中国”礼制的形式，进而从中获得了统一的“文化权力”。赵逵、魏楠（华中科技大学）分析了京汉铁路沿线城市近代工业遗产廊道的建设问题。在《京汉铁路沿线城市发展格局与遗产廊道构建》一文中，作者认为，京汉铁路对于沿线城市交通运输、商贸发展、以及工业企业等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构建铁路沿线遗产文化廊道，对沿线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6.关于交通与城市发展之研究
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历来也是城市史研究中的非常重要的议题之一，以往的城市史研究在这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铁路、公路、航空、航运等交通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交通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加密切，而这又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新鲜的研究样本，在本次会议中关于交通与城市问题的研究，一如既往的引起了与会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多位学者提交了与此议题相关的研究论文，他们的研究成果虽然都是关注城市与交通问题的，但仍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呈现出了交通与城市问题研究色彩斑斓的一面。
此图主枝粗健有力，用淡墨写其意，浓墨施染点苔，没骨画法酣畅淋漓。然枝干遒劲勃发，似一鹤发童颜之老者矗立于寰宇之间，长歌当哭，傲视苍穹。侧枝皆用淡墨迅疾勾勒，潇洒飘逸，隶家气十足。大块水墨自然晕化为叶子，墨色极淡处依稀能感知到水的湿度依旧。间有浓墨、焦墨渗化其上，自然分出阴阳向背。前后交错附着于迎风而舞的藤蔓之上，绝似香山居士笔下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侍女，羞答答地虚掩着腋下晶莹剔透的颗颗明珠。看似随意涂抹点染的水墨笔痕主要布局在画幅下部偏右，画面上方近三分之一的大片空白处，画家徐渭巧妙地题有四行诗跋：“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鲍成志（四川大学）的《古代中国交通网络变迁对城市体系发展的影响》一文从中国古代驿道网络的构建与行政中心城市体系的形成、大运河交通的繁荣与沿岸城市的兴起、远距离贩运的活跃与江海城市的发展等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交通网络的变迁对于古代城市体系的演化所起的作用，较为系统的探讨了宏观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问题。李沛霖（南京邮电大学）的论文《人口视阈下的城市公共交通演变——以近代上海中外商电车企业为例》指出，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都市和经济中心，人口辐辏且交通繁忙。作为彼时城市化进程重要动因和公共交通力源中心的电车事业，不仅保证了上海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转，更与城市人口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电车业与城市人口的覆合共存、相依发展，使近代上海城市化的进程更形加速，亦从侧面投射出近代中国城市向现代递嬗的独特掠影。王立华（西南交通大学）在《近代内蒙古西部的交通变迁与城镇发展》一文中指出，近代以来，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交通变迁对城镇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至民初，以归绥为中心的“驼路”是内地与北部边疆、西北地区重要的贸易通道，回商、晋商等在商路沿线汇集，从事商品贸易，大批市镇兴起。1923年初，平绥铁路全线通车后，归绥、包头等铁路沿线城镇因交通区位优势突出，或成为西北各商路交会的节点，或成为地方交通枢纽，商品贸易迅速发展。平绥铁路以南地区的城镇因远离铁路，交通区位弱化，发展相对滞后。张卫东（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论文关注的也是近代铁路与城市变迁之间的关系，他在《粤汉铁路与近代湖南城市变迁——以城市地价变动为例》一文中指出，近代以来，我国从西方引入到中国的各项现代经济设施中，铁路无疑是分量最重的因素，其影响也是最大的。城市，历来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虽然其兴衰的因素很多，但交通因素始终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铁路对于近代中国某些城市的兴衰变迁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纵贯我国中南地区的粤汉铁路，其对于沿线城镇的兴衰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对湖南省该路沿线的大中城市乃至于农村集镇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铁路的建设引起了沿线城市地价的剧烈变动，粤汉铁路的修建，铁路沿线附近的土地无论是水田、旱地还是宅地，其价格均呈现出明显的上涨态势。各地的地价，均在1936年，即粤汉铁路通车的那一年达到最高价。此外，城区的发展布局也深受粤汉铁路的影响。张慧芝（河北工业大学）、高春平（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合作撰写的论文《津晋冀协同肇端：晋地外向型发展与石家庄兴起》指出，在近代中国从陆疆转向海疆的地缘格局下，山西的外向发展也从传统秦晋之好、晋蒙边贸，转向与京津冀谋求区域协同，与更远的西方世界建立联系。近代交通体系打破了传统的交通和商贸格局，以铁路为通道、以外向型发展为旨归，重构了新型的“津晋冀”区域协同关系。赵逵、张晓莉、白梅（华中科技大学）三位作者合作提交的论文《淮盐运输沿线上的城镇聚落研究》指出，清代淮盐税收占天下赋税之半，其销售范围覆盖了苏、皖、赣、湘、鄂、豫六省。在这六省之中，一条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的商贸线路应运而生，此线路对其沿线聚落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散落于淮盐运输线路上的城镇、聚落，随着时代的变迁，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变和淮盐经济的衰退，原本的淮盐商贸路线消失，故沿线城市、聚落也随之没落，从而被人们遗忘。直至近年，因旅游事业的开发以及乡土文化、建筑研究的兴起，多年被藏于“深闺”的城市、聚落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为人们所知晓和了解。
7.关于人口与城市发展之研究
人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其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长期以来，人口与城市发展就是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对此，城市史研究者们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取得了很多具有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有的还成为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这突出反映了人口与城市发展研究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城市人口现状和发展规模对城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影响极大，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城市人口影响着城市用地大小、建筑密度、生活服务设施的组成和数量、交通运输量、道路系统、市政设施的组成和标准、劳动力构成、工业结构、城市功能结构布局，以及城市规模，由此可见，人口是城市发展的首要因素。人口与城市发展研究虽然是一个传统的问题，但随着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进步，人口与城市发展的研究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使得这一传统研究问题焕发出新的风采。本次年会所提交的7篇有关人口与城市发展的论文，既有深刻的理论分析，又有扎实的材料做支撑，均给人耳目一新的鲜活感受。
城市空间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场域，因此，城市空间就必然与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种社会活动紧密相连，近年来，探究城市空间与上述活动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成为城市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城市史研究中水平提高最快的新的研究领域。在本次年会中，有多位作者提交了关于城市空间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给我们呈现了许多惊喜，也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城市史研究的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任吉东（天津市社会科学院）从概念史的角度研究了近代城市中的苦力问题，其论文《概念史视域下的近代城市苦力》对“苦力”进行了概念史意义上的考察，近代“苦力”一词体现了西方霸权主义的惯性思维，而在近代中国城市中，“苦力”正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最具有代表性的名片，它所涵盖行业的变迁体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文明层次。“苦力”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且成为反衬时代的投影，更是近代中国最形象鲜明的“标的物”和“指向标”，体现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李映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论文《民国前期内地城市贫困人口收支与生活状况考察》研究了民国前期内地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民国前期城市贫困人口的生计艰难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各城市之中，而内地城市因为经济水平整体贫弱而更为严重，贫民衣食住等方面的质量多低于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发达地区。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广大，各地区之间在气候、地理、以及物产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各地的物价水平与人民的生活消费习惯也不尽一致，因此，内地贫困人口的收支与生活状况的具体表现在各地存在着不少差异，而毋庸置疑的是它们所共同具有的贫困的特征。荆蕙兰（大连理工大学）的论文《近代东北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人口变迁与区域经济变化》一文指出，清末民初在东北城市化进程中，人口迅猛的增长，促进了城市兴起和工业化的发展、推动了商业贸易发展、促进了土地开发和农业发展、加速了新型关东文化的形成，这一时期的移民对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郭世强（暨南大学）以民国时期西安的人力车夫为考察对象，阐释了近代城市的流民管控问题，其《从流民到会员：现代国家转型视角下的流民管控与城市治理——以民国西安人力车夫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认为，民国时期随着西安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流民为主体的人力车夫逐渐成为市内最大的工人群体，给城市的治理带来诸多问题，包括对车夫群体的管理问题和协调车夫与其他利益相关体间关系的问题。分析人力车夫管理的三个阶段，即车厂主管理、警察与车厂主的共同管理、市（县）党部领导下的工会管理，可以发现这一过程也是政府威权在基层社会不断加强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管理不断强化的表现。李国芳（中共中央党校）研究了上海厚生纱厂招募女工所引起的诸多争议，凸显了近代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与近代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当实业救国遇上社会主义：1920年初上海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争议》一文认为，社会主义学说自从传入中国后，与实业救国口号迎头相撞。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1920年初，上海厚生纱厂到湖南长沙招募女工，其工资、工时、福利待遇、劳动条件等屡屡受到当地及上海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质疑和指责，陷入人人喊打的困境。汪浩、周勇（西南大学）的论文《抗战时期重庆城市房荒困境与应对举措》认为，战时重庆出现房荒困境，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为应对房荒困境，国民政府制定了多项政策法规，重庆市政府采取了抑制房租、规范房屋建设标准、奖助民众自建房屋等措施，房荒治理起到了一定效果，但由于国民党权力腐败，房荒治理效果有限。无独有偶，甘露华（四川大学）的论文则研究了抗战时期成都的“房荒”问题，在《抗战后期成都“房荒”及政府的处理措施》一文中作者指出，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渝和大量机关单位、工商企业、学校等文化团体涌入四川，成都市区内人口骤增，“房荒”随之产生。民国后期的房荒是战乱中各种社会矛盾积累之产物，同时也加速了城市中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抗战时期的“房荒”研究作为城市房地产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对于近代城市房屋救济及保障房建设、城市土地管理及近代城市管理及发展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8.关于城市商业、商人与社会之研究
城市与商业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尽管中国古代城市主要是政治、行政和军事中心，但其与商业还是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按清代学者段玉裁的注疏，城和市都是由来已久的。“神农作市”，上古时期就有了集市。《左传》“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句中“成”通“城”，意思是圣王先建立城池，把人民聚合起来，而后才祭祀神灵。城市中有人民，商业也就不可避免，商人是城市商业的实际运作者。尽管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名义地位不高，但在事实上，商人的地位却非常重要。到了近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人、商业对城市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由此，商人、商业也就与城市以及城市社会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关系。马云曾说，商人在全世界都是社会稀缺资源，与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不同，商人不是靠任何方法可以培养出来，商人纯粹是靠自己对市场的把握、独特眼光、拼搏的能力打出来的，因此商人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正因为城市社会与商人、商业之间存在着如此的紧密联系，所以一直以来在城市史研究中，城市、商业、商人是学界十分热衷的传统问题之一，其取得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在本次年会中，有关城市、社会、商业、商人等的论文为数不少，且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致。
王翔（浙江财经大学）分析了中国近代通商口岸的文化与贸易问题，在《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文化冲突与对外贸易——基于演进博弈理论的分析》一文中指出，晚清时期，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面临着来自西方文化的大规模入侵，西方文化开始对中国，特别是通商口岸城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将历史分析和演化博弈分析相结合可以发现，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文化冲突与制度演进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与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贸易则是其中一条重要的传导链条。应该说，本文所应用的数理模型建构分析工具，为城市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郝平、孟楠（山西大学）以现存山西票号档案为基础研究了晚清时期天津与京师之间的银号汇兑问题，他们在《光绪三十一年天津与京师之间的汇兑——以中兴和天津分号书信为依据》一文中指出，《光绪三十一年中兴和票号天津分号信稿》中出现的“津京克费”是晚清民国时期津京地区白银货币区域化较为典型的金融汇兑的指标，动态地给出了白银货币的“符号化”发展趋势——计算货币开始成为了“主体性的本位货币”。中国的金融市场愈来愈呈现区域化，近代中国的货币改革问题的迫切性由此可见一斑。刁莉、龚英姿、邓春惠（武汉大学）合作撰写的论文《从山陕会馆看清代晋商在汉口的活动》认为，清代汉口的山陕会馆由于汉口特殊的商业地理位置体现了一些地域特色：依托票号实现了货物和资金的融通，依托会馆实现了晋商在汉口的城市聚集。汉口的晋商有着高度的默契和极强的群体凝聚力，晋商在汉口山陕会馆的活动放大和突出了他们优秀的商人品质，这也是晋商能在明清两代称雄国内数百年的重要原因。罗翠芳（江汉大学）的论文比较了荷兰安特卫普与中国汉口城市发展的转口贸易问题。她在《安特卫普与汉口：近代转型时期的中西转口贸易中心》一文中指出，安特卫普和汉口这两个中外近代转型时期的转口贸易城市，其兴起得既益于外部环境，其衰落亦来自外部环境。这两个城市的兴起与发展都有赖于各自国际环境，依赖于外来商人的直接推动，故这两个城市都是由外力打造而成的“世界商都”。转口贸易对这两个城市的兴盛有着重大的作用。然而，转口贸易因对外部环境有着极强的依赖性，故而有其自身的脆弱性，因而在内外环境的变迁之下，这两个城市逐渐衰落，最后战争直接摧毁了它们。张百顺（山西师范大学）提交的论文研究了民国时期的天津银行公会，他在《民国时期直隶地方政府借贷市场中的天津银行公会》一文中指出，举借内债是民国时期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天津银行公会等商人组织在政府借贷市场的维持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支军（山东工商学院） 的论文《从传统到近代：胶东区域城市商业的演变》重点关注了近代山东半岛胶东地区城市商业近代化转型的演变过程。作者指出，胶东开埠后，对外贸易骤增，多层次市场结构，新型资本和劳动关系出现，新的经营模式运用，新式商业行业发展，新式企业兴起，胶东城市商业开始向近代化转型。
9.关于城市空间之研究
开通初期，济青高铁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4对；2019年1月5日运行图调整后，将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日常线37对，在日常线基础上，根据客流需求，周末线加开3对、高峰线加开5对。
理论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之一，城市史研究也不例外。事实上，长期以来，城市史研究的前辈学者如熊月之教授、何一民教授、张利民教授、涂文学教授、陈国灿教授、周勇教授等历来重视城市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同时他们的研究实践也为我们树立了理论研究的优秀典范。在本次年会上，城市史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同样是与会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有多篇论文均专门或部分涉及到城市史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10.关于城市管理之研究
城市管理问题是城市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历来受到城市研究者的重视，也是城市史研究中成果颇为丰富的领域之一。城市管理涉及城市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近代城市的转型问题，城市管理模式的变化尤其引人注意，也是城市现代化的指标与表现。正因为如此，在本次城市史年会中，关于城市管理的论文为数不少，这些论文的推出反映了城市史研究的最新发展动向。
研究提出基于近红外光谱技术结合PSO-SVM算法的烟叶自动分级方法，该方法能够避免普通SVM算法在分类过程中的参数选取主要依靠经验值的缺陷，通过使用PSO算法对支持向量机参数进行优化和调整，获得最优参数惩罚因子(c)为3.154 9，核函数参数δ=1.262 4。PSO-SVM算法能够获得更高的分类正确率，数据集1和数据集2的平均正确率分别为97.75%和96.0%，均较SVM算法的正确率高。因此，PSO-SVM算法结合近红外光谱技术能够作为烟叶分级的一种新的有效方法应用于生产。
陈国灿（浙江师范大学）研究了宋代各级政府对城市流浪人员的救助问题，他在《略论宋代城市流浪人员的官方救助》一文中指出，入宋以后，随着城市社会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流浪人员问题日益突出，宋政府逐渐建立起相应的救助体制，其救助内容和方式主要有周济和赡养两个方面，宋朝官方对城市流浪人员救助的制度化趋向，既反映了城市发展和转型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某种初步尝试。徐文彬（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的论文《区域比较视野下的近代城市社区自治组织——以福州救火会与苏州市民公社为例》利用档案、征信录、近代报刊等相关史料，从区域比较视野下，将福州救火会与苏州市民公社加以分析，指出两者均是清末自治运动下兴起的社区自治组织，近代地方政局的紊乱，商人阶层的崛起，商品经济的兴盛，社会风气开放，是二者较为相似的关键所在，但是，福州救火会与苏州市民公社也呈现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正是福州、苏州的区域特性与独特的发展脉络之差异性的表现。丁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疯狂”到“稳定”：从民众视角看北平解放前后的物价变动——以〈建国日记〉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指出，北平解放前，物价高涨，解放后，共产党政权为安定民生、稳定物价采取了多种平抑措施价。《建国日记》以详细、生动的文笔，记载了北京解放初期四次物价波动期间，共产党政权平抑措施对社会民众的影响。《建国日记》记载的历史细节，为认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真实的分析案例，以其为主体史料，考察这些稳定措施的实施成效，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经济治理能力，以及理解共产党政权为何在短时间内赢得民心这一问题。岳谦厚（山西大学）在《民国时期太原市的自来水事业》一文中论述道，民国时期太原市自来水事业缓慢起步，但受制于政治环境、经济因素、人员水平和技术装备等限制，产能极其有限，无法满足多数市民的基本用水需求。虽然山西地方政府因缺少资金、器材、技术，自来水事业处于一种艰难维持状态。不过，太原市自来水事业在民国时期总算起步，即便缓慢前行，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恢复重建市政设施奠定了初步基础。高福美（北京市社科院）在《“金吾之禁”的消亡：电力照明下的民国北平日常生活》一文中讨论了民国时期电力照明事业的发展对北平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及其意义，作为传统社会治安管理制度的夜禁制度，在晚清电灯照明进入城市而瓦解，电力照明的引入，对于北平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马树华（中国海洋大学）的论文《从技术推广到品牌塑造：青岛啤酒的都市日常之路》 （初稿）揭示了啤酒工业的发展与青岛都市文化的形成和青岛居民的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艾智科（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战时重庆日常生活中的聚会与对外文化交流——以吃茶、纪念会、音乐会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吃茶、纪念会、音乐会等三种日常聚会形式为中心，考察了战时重庆的对外文化交流问题，这些聚会在战时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程森（西安工业大学）的论文《民国西安的城市公园与城市生活近代化》研究了城市公园与城市生活现代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些公园在当时为西安名胜，官方予以重点推介，也为市民提供了游憩交往、运动健身的公共空间，在特殊时期又成为市民集会、纪念和政府推广新观念、引领政治导向的城市广场。此外，黄沛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在《“风气转移”与“转移风气”：抗战时期西南城市社会风气变迁及其影响》一文中论述了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城市的社会变迁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11.关于城市环境与卫生之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城市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在城市史研究体现的非常明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研究的兴趣转向了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历年来均有相当数量的关于城市环境卫生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也成为城市史研究中一个相当明显的学术增长点。在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关于近代城市的环境卫生及其近代转型问题显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有多篇论文都以此为研究主题，分别涉及济南、天津、哈尔滨、北京、汉口等重要城市。
任谢元（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论文研究了近代济南的城市公共卫生及其现代转型问题，在《艰难的转型：开埠后济南城市公共卫生管理述论（1904—1945）——基于道路环境卫生管理的视角》一文中，作者认为，济南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同中国其他传统城市一样，是在效仿通商口岸城市公共卫生的管理样态而逐步开展起来。济南首先从建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和立法制度着手，并凭借国家机器力量的护卫，展开公共卫生的整理与改良。在这一过程中，当局与民众围绕“规矩”和“清洁”展开博弈，进而折射出当时中国城市由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转型。关注近代城市的环境卫生问题的还有任云兰（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的论文《沦陷时期天津的公共环境卫生管理》，“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日伪政权成立了公共环境卫生管理机构，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公共环境卫生管理，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天津的公共环境卫生状况，但其殖民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王肇磊（江汉大学）的论文《略论民国时期湖北城市疾疫灾害与社会应对》一文也与城市卫生管理有关，民国时期疾疫灾害在地理环境与历史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了类型多、频率高、影响范围广、危害程度大、多种疾疫并发及与城市发展关联度强的特征，极大地影响了湖北城市的发展。为保障城市发展与稳定，民国时期的湖北社会各界根据疾疫流行的特点和原因采取了诸多应对措施进行防控，但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虽然成效并不十分显著，但却为后世湖北城市疾疫控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张忠（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论文《二十世纪初期哈尔滨城市的环境卫生治理》也将研究视角瞩目于近代城市的环境卫生问题，近代哈尔滨城市的环境卫生逐步被纳入政府的职权范围，通过设置专职机构，制定管理法规，规范环卫事务，环卫治理趋向专门化、法制化。在政府逐步介入公共卫生领域的过程中，政府、社会、商民关系重新定位和调整，在各主体及其利益的博弈中，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近代环境卫生机制。作为近代新兴且跨越发展的商贸城市，行业公会的较早出现和较长时间的存在是近代哈尔滨环卫治理的突出特点。李自典（北京联合大学）的论文《国都改造：新中国首都北京卫生形象建设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卫生事业予以高度重视，城市卫生形象发生了自近代以来的具有革命性的改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客观作用，从中也可管窥新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
12.关于城市生活与日常之研究
社会史作为史学研究中的热点领域，近年来愈来愈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并成为史学研究各领域的有力增长点，历年来具有创新性观点的研究成果堪称层出不穷，这一特点在城市史研究中的表现同样十分突出，在本次会议中有关城市社会史的论文有9篇之多，接近本次年会所提交的全部论文的十分之一。这些论文涉及古代、近代、现代城市日常生活的诸多层面，反映了城市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
王雪梅、宋佳乐（四川师范大学）的论文《抗战时期的旅渝同乡会与重庆城市管理——以浙江旅渝同乡会为中心的考察》考察了抗战时期浙江旅渝同乡会对于重庆城市管理所做的历史贡献。抗战时期，重庆人口高度集中，各地旅渝同乡会针对同乡在新的都市生活中面临的不同困境，提供了一系列帮助，如用各种方式筹募资金，救济同乡难胞；举办公益事业，为来渝同乡提供医疗、教育救助；为来渝同乡介绍工作，出具证明；遣散同乡难民；充当都市休闲生活的组织与管理，等等。浙江旅渝同乡会开展的这一系列联络乡谊、同乡互助的活动，在抗战非常时期重庆的城市管理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高路（江汉大学）在《民国的“统制市政”思想》一文中研究了民国时期的“统制市政”思想的基本概念及其发展演变，加深了人们对民国时期市政思想的认识。民国市政界总体上倾向于政府统制的市政模式，在城市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较多强调政府的统制和扶持，在城市与国家的关系上尤其重视国家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只是履行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却未必会按照他们理想的模式去行动。但在现实中，市政界的失望总是大于期望，这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希望得到国家扶助，又不希望国家干涉自己自由发展的矛盾心理。张喜庆（西华师范大学）在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特别市划界研究》一文中重点研究了南京政府特别市的划界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大城市设置为与省平级的新型政区——特别市，但特别市成为与省平级的政区后，如何划定其辖区却成了一个难题。国民党最高当局和国民政府对此既无系统的规划，也不能很好解决特别市勘界引发的纠纷，致使特别市划界的进行呈一种混乱的局面，导致各特别市划界的结局各有不同。这充分反映了国民政府时期，在城市化既未上升为国家战略也未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的情况下，对孱弱的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为大城市配置资源面临的难题，也折射出大城市发展中遭遇的城乡关系之间的困境。肖红松、马菁（河北大学）在《联动猛击：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治理烟毒活动探析》一文中论述了建国初期北京市治理烟毒的措施及其成效。近代中国的烟毒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遗留给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执政者们。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毒情严峻，该市依据中央部署，内外联动，实施宣传教育，迅猛出击，集中逮捕处分毒犯，成绩斐然。该市治理烟毒活动呈现综合性治理、运动式推进、联动猛击等特点，由此可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权威确立、社会调控系统构建的轨迹与逻辑。此外，付志刚（四川大学）在《扫黑除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城市黑恶帮会的治理》一文中也论述了建国初期的中共对城市黑帮等丑恶现象的打击与治理。
13.关于城市教育之研究
政治史研究是历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一，自然也是城市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城市史研究者对于政治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奠定了城市史研究大厦的基础和基本样貌，在此基础之上，学者们将城市史研究的触角伸展到城市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到今天，政治与城市的研究仍然是城市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地之一，在本次年会上，有多位作者提供了关于政治与城市关系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也反映了政治与城市研究的最新进展。
方秋梅（江汉大学）研究了以往学界较少关注的近代中国的学校市问题，她在《模拟市政：近代中国的学校市》一文中指出，学校市是模拟市政的学生自治组织，是民国时期校园内的独特风景。近代中国对它的译介始于清末，而盛于五四运动前后。作为组织实体的近代中国学校市，最初脱胎于学生自治会，兴盛于民初，部分蜕变于民国中期。综观民国时期学校市运作时的生校关系、生师关系以及学校市组织结构的变化，可知近代中国学校市的组织形态是丰富多样的。丰箫（上海大学）在《上海大学的大学精神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上海大学大学精神的塑造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上海大学的发展和大学精神的塑造离不开共产党的努力；共产党在高校中作用的发挥也壮大了共产党组织的力量，并在上海这个大都市中积蓄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可靠的革命中坚力量，也使得它在革命曲折进程中因有革命的持久力量而更有革命动力和革命精神。韦博（西南大学）的论文《困境与出路——迁渝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研究》认为，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是中国最早建立的会计类专业院校，饱经抗日战争的沧桑，延续至今。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备受日本压迫的立信学校西迁重庆北碚。立信学校挣扎求生，依然坚守教育阵地，赓续文化命脉，学校取得了长足发展，也为战时中国社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体育教育问题是城市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汤锐（曲阜师范大学）提交的论文《从“救国”到“救己”：民国时期高等武术体育院校办学功能之嬗变述论——以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为中心的考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不足。论文指出，1933年9月，倡导“国术救国”的原西北军将领张之江在南京创办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体专”以“救国”为己任，其发展过程与中国社会救亡思潮紧密契合。当国家处于危亡之际，“体专”遂成为民族精神宣传与实践之符码，起到提振国人士气、支援抗战之功效。杨乔（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魏光焘对近代教育的贡献》一文研究了魏光焘的教育实践及其历史作用，作为晚清掌握实权的大臣之一，魏光焘先后在甘肃、新疆、云南、两江、闽浙等地任要职，招收大量少数民族学生入学，促进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提高，维护了祖国边疆的安定团结。他在各地兴办实业学堂，培养了各类专业人员，促进了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为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唐伯友（重庆市图书馆）的论文《重庆市广益中学办学及建校时间考》考证了重庆广益中学的相关问题，廓清了以往对此问题的不确认识。张弛（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在《为教育改革提供原料——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制造所（1905—1919）与教育用品本土化的滥觞》一文中认为，在清末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教学需要与弥补大量进口所导致的利源外泄之弊，天津教育品陈列馆与制造所应运而生，陈列馆与制造所可谓是近代中国教育用品本土化尝试的缩影，其在社会教育和振兴实业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14.关于国际视域下的城市研究
如所周知，中国近代城市尤其是沿海和内陆开埠城市的发展与转型，与西方列强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是透视近代中西关系的良好视角。一定意义上说，西方列强对于近代中国的渗透，正是以遍布中国南北各地的重要城市为依托进行的，这种侵略和渗透对于近代城市产生了多方面的后果：一方面，以各重要城市为据点，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渗透使近代中国人民饱受苦难；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其侵略与渗透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把西方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移植到了中国的土壤，而这对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现代化乃至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在以往的城市史研究过程中，城市与中外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场域，许多研究成果纷纷问世，成为城市史研究中一朵盛开的鲜花。有鉴于此，在本次城市史学术年会上，有关城市与中外关系的研究成果同样值得重点关注。
王敏（上海大学）分析了近代上海租界围绕着华人代表权（当时也称“参政权”或“市民权”）所展开的远比人们想象中复杂的多的斗争场景。其论文《本地化、地方化与逐步中国化：以英国的华人代表权问题路线的贯彻为中心（1919—1930）》指出，华人代表权问题是关系到上海公共租界制度的根本性问题，同时直接影响中外多方在上海乃至于中国的利益格局，除了中国当局和上海租界当局以及直接利益相关方，即华人和各国侨民之外，英、美、日等主要列强均对此问题相当重视，尤其是英国，其在此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文章对此问题的分析，突破了传统上对此问题视角单一的看法，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这个重要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刘本森（山东师范大学）的论文《一沙一世界：威海卫与英帝国的远东战略（1898—1930）》为我们展示了近代威海卫与英帝国远东战略之间不为人知的重要关系。文章论述道，在“争夺海军基地”的远东危机中，英国被迫选择最不愿意采取的占地制衡方式，租占了威海卫。这反映出英国政府在列强竞争时代外交行动的迟缓和指导思想的不统一性，表明了其在远东外交的无力之感。而杨帆（山东大学）在《近代在华西人视野中的德占青岛——以《北华捷报》为中心（1897—1914）》一文中则为我们详尽分析了在华西人是如何理解和看待德国占领下的青岛。《北华捷报》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在德国占领青岛期间，该报刊载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报道和社论。这些报道透视出青岛由一个沿海渔村向近代城市的转变过程，呈现出在华西人作为殖民者、被占方中国二者之外的第三方对于这一过程的独特认知，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青岛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中所发挥的独特的示范作用。惠科（四川外国语大学）在《重庆开埠谈判中的巴县衙门（初稿）》一文中以重庆开埠谈判中原本深处内陆的巴县衙门在洋务的冲击下的因应，进而展示近代内陆地区艰难的开放过程。作者认为，晚清中国遭受了西方产业革命浪潮的强势冲击，西部内陆城市重庆因其特殊的商贸地位，历经了被迫通商、开埠的历史。在骤变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地方政府的巴县衙门与各种“洋务”活动产生了直接联系，衙门在行政职能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于常规行政职能中被迫兼理“外事”，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值得关注的事件。侯庆斌（上海大学）的论文《晚清上海陋俗治理中的司法困境与中西矛盾——以法租界内的台基案为例》通过分析发生在上海法租界台基案为例，为我们揭示了上海中西司法当局围绕着此类陋俗过程中所展示的中西方不同的思维和处理模式。“台基”指男女赁屋宿奸之所，晚清时期曾在上海盛行一时，尤以法租界为甚，被视为地方陋俗的代表。虽然上海道台、知县和租界会审公廨谳员严加禁止，报章也多有挞伐，皆收效甚微。中西法典对通奸罪的定性不同，法租界内华洋会审体制下法国陪审和巡捕房对华人案件的干预，使得会审公廨中方谳员难以肆意对台基案犯施以重刑。台基之风折射出上海陋俗治理中道德与法律的纠结，以及华洋当局在司法观念和城市管理上的差异。水海刚（厦门大学）的论文《移民企业家与近代鼓浪屿公共租界：地域经济圈的视角》一文指出，近代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发展，背后最大的推动力源于来自南洋的华人移民企业家群体，而并非全然是由西人引入的西式文化及西式文明。王静（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在《中西近代城市“中间阶层”比较分析》一文中分析了城市“中间阶层”的问题。阶层分化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结果之一，因此从阶层的角度去研究近代城市发展是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亦包括对“中间阶层”的认识。“中间阶层”是西方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后引入国内史学界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路径。然而因为问题意识多为后设，往往缺乏对中间阶层相关背景的认知，出现断章取义的情况。因此对比中西方关于城市中间阶层的发展，进一步理解中间阶层的内涵及外延是非常必要的。
综上所述，本次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数量较多、质量较高、研究领域宽广；在学术研讨的过程中，与会学者们积极性高、讨论热烈而深入，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四、未来展望
在本次年会的学术研讨过程中，与会代表们对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也达成了多种广泛的共识：
5.给仔猪注射三九克痢、庆大霉素、海达注射液，每天2次。同时注意给仔猪补液，可用10%安钠咖5 ml、2.5%维生素B 3 ml、10%维生素C5 ml、1%硫酸阿托品2 ml、5%葡萄糖100 ml、生理盐水85 ml，混合。将混合液加温至39℃，按每头仔猪每日用5 ml的量，进行腹腔注射。
同时，教师利用微课教学应当认真进行教学内容的构思与设计，一个知识点可能是另外诸多知识点的必要基础，那么讲清楚、弄明白这一个知识点就直接关乎到其他知识点是否能够充分理解。例如，在实际教学中，椭圆这一小节就是以后学好圆锥曲线必不可少的一个知识点。因此，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应当针对椭圆这一知识点进行充分的备课与设计，结合椭圆既是本节微课的主题，又是教学大纲中的重难点这一双重性质，确定适宜的教学目标，具体可以采用“提出问题——做出假设——实验探究——总结归纳”这些环节，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丰富微课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可视化效果如图4所示。可以看到两个算法在这个数据集上表现的都不好，不能正确的把相同类别的点聚到一簇中，这主要是由于同一种字母的写法差异较大导致的。特征明显的数据大多被算法移动到了边缘，这些数据由于特征突出并一致，比较容易形成独立分隔开的簇，在这个方面ST-SNE与BH-SNE都做到了。
一是中国城市史研究者要具有时代情怀和宽广的研究视野。中国城市史作为新兴学科，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催生和发展起来的，今天正随着改革开放的再出发进入新发展阶段，因此中国城市史研究者要具有时代情怀，要更加具备全球眼光，全局视野，要多维度、多层次地对中国城市史进行深入研究，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规律，推动学科建设与理论发展。
DN是2型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是一种慢性进行性微血管病，也是导致糖尿病患者死亡主要原因之一[2]，目前临床上常用肌酐、尿素氮和尿蛋白定量作为预测DN进展的指标，但其检测方法灵敏度有限、检测过程繁琐耗时，存有一定局限性，对患者的肾脏损伤很难作出早期判断，因此临床上对于DN的早期诊断，找到即简便又快速的临床评价指标变得尤其重要。
本文采集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采集的时间为2017年12月19日。检索时主题词为“混合式教学”、“小学”、“中学”、“高中”、“初中”、“中小学”，检索的时间区间为2007-2017年，一共检索到81篇文章。
二是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探寻新的学术增长点，如深入开展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史研究、加强中国城市史史学史研究，开拓新中国城市史研究，深化进行中外城市史比较研究等，要不断开拓学术领域，扩展研究问题，推动中国城市史研究迈上新台阶。
相对湿润度指数为某段时间的降水量与同时段内潜在蒸散量之差再除以同时段内潜在蒸散量得到的指数，该指数是以土壤水分收支平衡为基础的干旱监测指数，反映了作物生长季节的水分平衡特征，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干旱的发生强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三是要以创新发展为动力，进一步在理论、方法等方面创新，在研究领域创新，在资料发掘方面创新，在利用当代新科技、大数据等方面进行创新。
四是要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广泛开展协同创新，构建学术共同体。
五是对中国城市史研究会构建学术平台的努力有着高度的认同，与会者均认为本次学术研讨会为中国城市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高层次、多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也是一次难能可贵的互学互鉴机会，通过这次会议，大家都对中国城市史研究有更加深入的思考，并希望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多开展不同层次的学术活动。
总之，本次城市史年会的与会代表们一致认为，通过本次城市史年会，大家交流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启迪了智慧，坚定了信心，相信中国城市史研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老傣文文献的内容非常广泛，按总体涉及的学科角度，大略可分为哲学历史类(如《论傣族诗歌》《加都沙罗》等)、法律法规类(如《芒莱法典》《领主法律大典》等)、佛教经典类(如《三藏经》《尼滩龙》等)、文学艺术类(如《布桑改和雅桑改》《厘奉》等)、语言文字类(如《波腊纳坦》《木腊沙刹钠革》等)、天文历法类(如《巴嘎等》《呼啦》等)、医药医理类(如《档哈雅》等)、政治经济类(如《泐史》等)、农田水利类(如《宣慰田、头人田及收租清册》等)。
（注：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本届城市史年会各位参会论文作者的大力支持和指导，在此特向各位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简介：杨洋，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62。
（责任编辑 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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