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殖民与东方道路关系进行了考察。由“双重使命”到对殖民的否定，由主张外部资本刺激到从公社内部寻找东方社会新的因素增长点，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中完成了由被动从属到主动构建的角色转换。在马克思那里，这一角色转换背后所涉及的是东方社会如何在以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实现自身发展、并以最高形态完成对世界历史构建的问题。马克思的考察论证了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非连续性与非目的性的复杂特征，为落后国家实现真正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也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丰富了世界历史理论向度。
关键词：殖民主义；资本；东方社会；历史发展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行径的批判。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首先确立之后，资本开始越出欧洲范围向全球布展，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东方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本殖民的对象。西方资本主义在东方殖民化导致了小农经济结构的逐步消解，它所关涉的是东方社会在以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中何去何从的问题。马克思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回答：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指出英国殖民具有“双重使命”的作用，认为它有可能促进印度爆发社会革命，从而产生新的社会形态；到19世纪70年代末，他发现英国殖民破坏了印度农村公社的公有制因素，导致印度社会的倒退，并在此基础上预测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发展趋向。
经XRD分析：当终点pH值为2.5、2.0或0.5时，XRD图谱杂峰较多，物相不纯；当终点pH为1.0和1.5时，XRD图谱基本无杂峰，组分单一；当终点pH为1.5时，产物XRD图谱与原料XRD图谱基本相近，这样就保证了酸沉产物做为试验原料循环利用的可行性。综合以上诸因素，选择pH=1.5为最优终点，钼综合回收率达99.93%。
笔者采用模糊控制器模拟现场技术人员的操作过程，在竖井掘进机导向系统和支撑系统的设计基础上进行纠偏控制器的设计，以实际工况下的纠偏操作逻辑为基础建立模糊控制规则，基于竖井井筒掘进的施工特点确定隶属度函数，以实现对竖井掘进机姿态的有效控制。
一、“破坏”与“重建”：探索东方道路的起点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到达伦敦之后便将东方社会的发展纳入自己的视野之中。此时他对东方社会的认识与探讨集中于《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发表的十多篇评论性文章，在对以英国为代表的殖民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开始了对东方道路选择问题的考察。
（一）基于西欧历史经验对东方社会的认识。
欧洲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为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结构的考察提供了参考。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认为市民社会革命即政治解放的完成意味着“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1]（p44）而旧社会的性质主要指向了封建主义。现代市民社会在马克思那里指“物质交往关系的总和”，它的形成实现了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获得了独立运行的条件与形态，即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新的社会结构特征表现在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为核心而形成的，功能上又相互纠结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2]（p2）两大系统的分离是社会形态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步骤。当时以英、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政治解放，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摧毁了一切的等级、行帮和特权，完成了个体与政治共同体的分离，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为资本主义发展进一步扫除障碍，这一切标志着现代国家的初步形成。
第一，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强制性培植土地私有制的做法使当地陷入深重灾难。在《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认为“英国笨蛋们任意歪曲公社所有制的性质”，[5]（p92）且“用强制手段在印度培植柴明达尔等土地私有制”，[5]（p93）造成了公社所有制性质下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持原则的削弱，在印度土地被按区分割之后，该作用进一步消失。且英国当局以保护国有财产的名义对农村公社森林和荒地的占有实际上“为了有利于欧洲人从事殖民事业”；[5]（p94）第二，英国殖民所实施的柴明达尔制度阻碍印度的社会改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曾指认“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3]（p686）本身即便最可恶，但却是亚洲社会迫切所需的，这种制度本质上是将土地以法律形式转到包买商和高利贷手中，然后以高税额租给农民的奴役形式。由此，马克思揭露了“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改革中所扶植的农村统治者柴明达尔恰恰是真正的改革的敌人”；[5]（p386）第三，印度社会文化的倒退。在对马·科瓦列夫斯基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认同科瓦列夫斯基所发现的印度人由于对欧洲文化的接触，造成奢侈之风盛行，且愿意为婚礼之事而付出高利贷利息，并进一步发现“在一切实行非资本主义生产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都可以看到高利贷的发展”，[5]（p94）失却了农村公社原有的“辛勤经营”和“田园风味”[3]（p682）品性。
（二）“双重使命”中无条件的破坏与有条件的重建。
在马克思看来，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结构是形成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也是印度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缺乏发展动力的关键原因。因此，《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在面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主义行径时表现出一种辩证态度，他所提出英国将要完成的“双重使命”主要是针对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结构而言。
随着我国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极大的降低了急性脑卒中患者病死率的同时，也给患者的肢体造成了不同程度上的肢体功能障碍。处于急性脑卒中初期的患者，大多数都需要进行长期的卧床休息[3]，在卧床阶段，患者采取什么样的体位来进行卧床休息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对于偏瘫较为严重的患者来说，正确的肢体摆放与保持可以有效减少痉挛的发生，并能减少一系列的并发症，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以贸易自由和蒸汽机为手段对印度旧社会结构的摧毁，英国为代表的殖民主义对印度的侵略本质上是两种生产方式的对峙。“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士兵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3]（p682）在马克思那里，殖民的主体不再表现为英国的官方行为或者其他前资本主义形态的民族入侵，而是以贸易和蒸汽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小农生产的消解，这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特征。蒸汽机在印度的引入摧毁了以手纺业、手织业和手耕农业相结合的家庭式公社，英国纺织业在印度的布展消灭了印度的纺工和织工，铁路的铺设加强了印度与西方之间的交往，蒸汽机和铁路对印度现代工业的催生将印度强行拉入到世界贸易中，现代工业的出现瓦解掉了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社会分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经指认摆脱传统行会束缚的工厂手工业的出现，即新型社会分工的形成会直接带来所有制关系的变化，这一系列的改变将会引起印度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东方专制制度的动摇。因此，与英国殖民所表现出的“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3]（p690）相比来说，马克思更看重的是英国资本为印度所实施的“破”中隐含着“立”的可能。
如上所言，蒸汽机与自由贸易在印度的传播是激发印度实现社会变革的关键因素。二者所带来的现代工业在印度的催生使印度的纺织业参与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尽管是以被剥夺利润的形式，但印度棉纱从此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此外，更重要的在于它加强了印度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贸易往来，打破了印度之前的隔绝与停滞状态，这是民族史走向世界史的重要步骤。自由报刊、电报的引入加强了对社会的改建，“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3]（p686）在印度的崛起有利于将印度推进现代化国家管理的轨道，摆脱东方专制制度的束缚。马克思认为在印度社会内部无法孕育出社会变革因素的情况下对其历史有选择地进行忽视，又在英国资本的入侵会打破印度的停滞状态、为新的社会形态形成奠定物质基础的这一可能性的条件下辩证肯定了英国的殖民主义行径。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指认英国实际上“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对于殖民主义能否发挥实际的积极客观作用时，他根据特定的历史环境对客观作用的发挥进行了条件设定，即生产力最终归人民所有。而且只有在“立”的作用真正在实际历史中得以展开的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认为重建具有有效性，否则英国的殖民主义将是赤裸裸的掠夺。
（三）世界历史下资本对印度的单向度改造。
在马克思提出殖民主义可能给印度带来“重建”作用的同时，他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条件设定。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东方社会与西欧资本主义交涉的过程中，马克思首先注重的是资本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单向度的改造作用，其次主张印度只有实现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抵抗，将生产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得到真正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论证了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的形成。英国殖民化下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何去何从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部分，是他在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对殖民化与东方道路关系考察的具体运用。资产阶级通过自由贸易对世界市场的开拓，使落后地区的生产和消费具有世界性的特征，将异质性的前资本主义形态或地区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之中，造成落后民族臣服于资本的统治，这是资本在全球扩张的必然要求和趋势。不可否认的是，此时的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结构基本持否定态度，他用“亚洲式社会”野蛮的、野性的、对自然的盲目崇拜“停滞的”“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3]（p609）等形容东方专制制度的落后，与早已实现政治解放的西方社会相比，东方社会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本侵蚀的对象。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关于英国统治印度的文章中，马克思除了粗略地从道义角度对殖民主义的野蛮行径进行谴责外，更多时候用一种极其理性、近乎冷漠的态度去分析资本在印度的布展可能会引起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表达出对变革小农经济结构的渴望。因此，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出发揭示了英国的殖民扩张为打破印度旧的社会结构、加强与西方的普遍联系、爆发真正的社会革命进入新的社会形态创造有利条件。
同时，马克思也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印度自身强大到完全摆脱英国资产阶级的控制，将生产力最终由人民掌握时，英国殖民化客观上所创造的新的社会因素才能结出果实。因此，此时的马克思发现印度在面对英国资本扩张时的被迫与无力，但也承认殖民化客观上所带来的外部因素的刺激并不能自动构建出印度的新型经济结构，仍然需要印度自身把握时势，摆脱英国资本的控制。这一点在《欧洲革命与中国革命》中表现得较为突出，马克思并不认为东方社会在殖民面前是被动的，他希望东方抗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燃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点燃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完全胜利。由此可以看出，东方社会的发展已经纳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野，但并未构成主线，资本通过殖民方式将东方社会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轨道，其发展如何最终决定于民族国家自身的选择。
二、否定殖民：对东方国家的重新历史定位
正确理解马克思对殖民与东方道路关系的考察，明晰马克思关于西方资本殖民的态度并不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是理解马克思探讨东方国家如何在以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实现自主发展问题的重要的前提。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中，马克思不仅证实了他并非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也指认了人类历史发展道路具有非目的性、非连续性的复杂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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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对殖民态度的转变。
因此，假如说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以印度内部不存在社会变革因素为由而认为英国殖民会发挥“双重使命”的作用，且有可能刺激印度产生新的社会因素的话，那么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马克思则在同一问题上否定了英国殖民的“重建”作用。英国殖民者在印度人为培育的土地私有制破坏了当地土地所有制中的公有因素，它没有为印度进入更高的社会形态提供便利的条件，反而成为印度进行社会改革的障碍。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英国资本殖民过程中打破印度与外界隔绝状态、建立起普遍的世界联系方面仍持认可态度。以西方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殖民化过程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具有较强复杂性，马克思也意识到资本的殖民化并不能促进落后地区建立起新的社会形态，但他主张在进入新的社会形态过程中仍要借用资本文明来奠定物质基础。该论证表现为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研究。
反观处于封建主义阶段的“亚洲式社会”，仍停留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统一中。“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征服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废置。”[3]（p679）以村社制度为代表的社会制度的形成除了表现为需要统一的中央集权进行直接管理以维持农业的基本运行外，在地理方面呈现为各个组织间较强的独立性，缺乏基本的物质交往，从而无法建立普遍的经济联系，与世界历史主张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p541）恰好相悖。单一、隔绝独立的东方与多样、普遍交往的西方市民社会相比较而言，在马克思那里代表着社会的停滞与野蛮，由此始终以村社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东方专制制度无法体现出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以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首要目标便是推动民族史走向世界史，将前资本主义社会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之中，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普遍的交往，由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东方社会内部不存在主动参与到世界交往中的动力因素。因此，马克思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p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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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中，马克思虽然从道义上谴责了殖民主义的野蛮，但更多还是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认为它在客观上有利于催生出印度的新社会因素，将其推向更高的社会形态。但19世纪70年代末在马克思的关注视野扩展至史前社会与东方社会后，重新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做出了评价。1881年3月8日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将其总结为“英国人在东印度就进行过让公社自杀的尝试；他们得到的结果只不过是破坏了当地的农业，使荒年更加频繁，饥馑更加严重”。[4]（p587）由此，马克思在英国殖民有可能促进印度爆发社会革命、催生东方社会的新生因素问题上给予了否定，该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二）马克思对东方国家的重新历史定位。
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进行了集中性研究。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东方国家的重新历史定位就是对这一理论突破的具体表现，该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在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部编辑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以及《〈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宣言》中，他继续对俄国农村公社进行了集中性阐释，并首先廓清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道路的认识并不能普遍性的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发展，然后重点从历史、理论、现实三个维度阐释了俄国有可能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4]（p576）由此对东方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角色重新进行定位。
从历史维度来讲，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相较于西欧和印度的独特性在于，俄国范围内所存在着的农村公社已经摆脱了建立在公社社员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原始公社特征，它没有像印度农村公社一样被英国殖民所摧毁，也没有像西欧原始公社那样实现了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彻底分离，而是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此外，俄国所处历史环境的特殊性还表现为它在空间上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处于平行状态，这使它可以不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却可以享受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在对俄国所处的历史环境进行考察之后，马克思从理论上认为俄国公社虽然具有二重性特征，即私有因素和公有因素并存，但是它可以通过发展土地公有制来壮大自身的公有因素来保存自己，使自身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起点，不必像印度原始公社那样通过灭亡的方式获取新生，而是从自身中寻找新社会因素的生长点，孕育出新的经济结构。从抽象理论回到具体现实展开中，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的困境具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国家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对农村公社的压迫激发了公社内部原本就存在的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因素加速了公社的瓦解，且易导致私有制趋向的发展。因此，马克思根据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以及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提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成为共产主义新生起点的同时，对这种预测的实现进行了条件设定，即“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p8）并以此来瓦解不利于壮大农村公社公有制的因素。
3、从纵向来看，不管在任何时刻，上层的水平位移都大于下层。进一步分析可知，在26m处深度为位移临界值，26m及以下土体在任何时刻的位移均为0。可见本工程最大影响土层深度为26m。
以俄国农村公社为起点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重新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从历史分析到理论预测再到条件设定的思想发展过程。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内部存在“新生的因素”的发现，不再将其界定为社会处于“停滞的”状态的关键因素，也是他重新对东方落后国家进行历史定位的起点。
（三）东方国家对世界历史的主动塑造。
关于马克思对殖民与东方社会的考察引出的一个争论，即马克思是否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支持马克思具有该倾向的学者中，大部分所持有的依据是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中关于以印度和中国为代表对东方社会的认识。在这些学者看来，马克思所释放的三个信号：“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英国充当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以及“双重使命”决定了东方国家只能亦步亦趋的跟随欧洲。其中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谈到殖民主权辩证法的时候就将马克思划入欧洲中心主义者的阵营。他们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印度之前的村落体系在面对英国的侵略时根本不值得去捍卫，殖民地的形式容易使印度陷入要么服从英国资本统治要么继续回到传统社会结构的境地，且马克思认识到依靠重返封闭的、传统的压迫形式推翻外来统治是毫无用处的。因此关于印度的走向，“马克思想出的唯一可选择的道路是欧洲已走过的道路”并否定了印度的历史，“双重使命”在马克思那里就意味着英国殖民在客观上负有促使印度走上欧洲资本主义道路的任务。与其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弗兰克。他更为激进地认为马克思有选择的利用了所掌握的材料而偏向于孟德斯鸠等人将东方理解为传统的、落后的社会。在弗兰克看来，事实上亚洲不但没有“停滞”，反而是“人口、生产和贸易都在迅速扩张”，而马克思将中国描述成“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因此弗兰克进而指出马克思的整个“资本主义理论”都是有缺陷的，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他以欧洲中心论制造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寓言，另一方面是同样欧洲中心论的断言：欧洲是不一样的，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应该从那里起源。”[7]（p303）
马克思始终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以寻找东方新的社会因素为目的，以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些新因素能否真正成长为东方社会新的增长点。假如19世纪50年代的马克思关于东方国家发展道路存有普遍性与必然性倾向的话，那么此时的马克思则通过空间转换与历史阶段跨越的假设实现了对之前的突破，更加突出人类历史发展道路中的特殊性与非连续性特征。
三、正确认识马克思对殖民与东方道路关系的考察
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殖民主义的态度有所改变，这种不同关涉到他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态度的变化。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认为西方在东方的殖民化行径可以打破东方社会的孤立、停滞，摧毁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东方专制制度，为社会革命的爆发提供外部动力。而到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主张从以俄国为代表的农村公社内部寻找新的社会因素，对于殖民化行径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此时马克思主要思考了两个问题：1.殖民化能否为落后国家提供社会的新生因素，建立起新的社会形态；2.俄国农村公社能否成为新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的支点，在此过程中，他对东方国家重新进行了历史定位。
（一）马克思并不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倾向。
在马克思研究俄国农村公社之前所形成的世界历史思想中，他所强调的是“它（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p36）资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不变的主导性地位，资本对落后地区的单向度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者的具体走向。因此，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中处于从属、被支配的地位，而关于自身的社会转型似乎也只能从外部因素的刺激中寻找可能。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使马克思转变了这一态度。他不再简单地将农村公社认定为造成社会停滞的关键因素，而是从历史角度重新发现了它内部存在着社会新的因素增长点，这一发现使马克思对推进东方社会向更高形态根本动力的寻求由外部殖民转向了内部选择，世界历史下东方社会也从被动的从属地位让位于对世界历史的主动构建。无论是马克思在理论上所推测的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内部的土地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还是在条件设定上鼓励俄国主动爆发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形成联动、相互补充来创造俄国土地公有制成长为共产主义起点的现实条件，都体现了马克思一改以往资本单向度对落后国家塑造的态度而转向主张东方社会完全可以凭借自身条件主动与西方形成双向互动，在此过程中积极探索新的社会形态路径。19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已经完成了《资本论》1卷的写作，论证了资本自身存在的界限使其不可能成为世界历史的终极样态，由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必须由更高的社会形态来完成，以俄国农村公社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在欧美遭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自身优势的显现预示了东方社会内部隐藏着一股构建世界历史的能动力量，且这种力量有可能让它不经历资本主义的苦难直接享受其成果而进入到新的社会形态中。马克思的这一逻辑推定突破了“启蒙主义所张扬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普遍规律性”，[6]（p64）突出了历史发展的非目的性与复杂性特征。
首先，马克思从未指认所有国家都会跟随欧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提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主义行为时，他所强调的是面对资本在全球空间内的扩张，资本普遍性的趋势首先会在地理纬度上表现出来，而落后国家在这一趋势下会不可避免的卷入到由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中。印度在被纳入世界市场之后，其道路选择主要依据自身所处的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环境，马克思认为印度如果要真正的发展应该首先实现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然后使生产力实际掌握在人民手中，这无论如何都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矛盾的。到了晚年，马克思再次强调不能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道路，看成是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如果非要这样的话，那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
其次，19世纪的欧洲先进于东方社会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工业革命的开始以及欧洲在亚洲地区进行的殖民活动容易产生一种落后地区从属于欧洲的思想，但是马克思没有把这种从属性绝对化、永恒化。他对殖民主义存在一种辩证性理解，他一方面认为殖民活动会将东方社会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中，另一方面在谈到中国抵抗英国的侵略时，可能代表着“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p628）因此，在马克思那里，19世纪的欧洲和东方之间虽然存在落差，但这种不平衡关系并非绝对，而是动态的、历史性的。
再次，马克思指认资本的普遍化本性，它以在全球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目标，但作为普遍性结果的是共产主义形态。艾维娜瑞曾指认，在马克思那里“由于资本主义意味着整个世界的连续变迁，所以现在才首次出现唯一的普遍历史……这也是马克思的学说——作为这种普遍性的最终结果的共产主义，必须加以普遍的实现”。[8]（p188）欧洲中心主义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其实质在于主张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是理性的、最终的、永恒的表达。而马克思那里，代表了最终普遍性的是共产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以普遍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只是暂时性的、历史性的，显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论证以及晚期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是谴责并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最好证明。
4.2.1 建立健全医疗纠纷机制提高从医信心。针对医患关系紧张对医学生从业信心的影响，需要多角度进行改进，要不断建立健全医疗纠纷机制，为解决医患关系找到合理的路径，通过有效的途径解决医疗过程产生的纠纷，缓解医患矛盾，提高从医者的信心。
（二）正确认识马克思对殖民与东方道路关系的考察。
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整体视角下对殖民与东方道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从抽象的理论推定到具体社会的实证分析，指认了资本殖民成为落后国家实现自主发展的外部牵绊。对东方国家发展趋向多样化路径的探索深化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落后国家二元结构的认识，拓展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非目的性、复杂性特征的认知，丰富了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向度。
第一，深化了关于资本主义与东方国家二元结构的认识。“英国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与“英国人在印度就进行过让公社自杀的尝试。他们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破坏了当地的农业，使荒年更加频繁，饥馑更加严重”，[4]（p587）马克思前后关于西方资本在东方社会的殖民截然不同的态度证明了殖民并不能使后者孕育出新型社会形态。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资本主义入侵落后国家直接源自对市场的开辟与原料、劳动力的获取，它在客观上发挥着消解小农经济结构的可能性，在结果上则导致了落后国家人民灾难的加深。但马克思对殖民的否定并不等同于对资本的拒斥，无论是19世纪50年代关于印度如何实现自身发展还是晚年对俄国走向问题的关注，他始终认为东方国家与西方资本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落后国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借鉴是其历史发展道路的必然。马克思的这一阐释成为最早探索落后国家如何实现自主发展的有效探索，也成为新马克思主义依附——世界体系论的直接理论源头。
第二，拓展了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非目的性、复杂性特征的认知。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所提出的“双重使命”对殖民的辩证性认知以及晚年对西方殖民的否定，和在此基础上对印度与俄国农村公社在发展方向上的不同预测体现了人类发展道路并非一种超历史的普遍性假设，而是充满了诸多偶然性、特殊性、复杂性。在不同历史时期，每一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具体历史情境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4]（p466）其发展路向具体决定于它自身社会结构的特征以及所面临的世界历史环境。在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中，马克思主张俄国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落后国家在历史发展道路中的跳跃性，说明了具体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并非普遍的阶段性历史演变，也并不存在幽灵一般的历史规律，真正的历史规律只能在对具体的、复杂的、现实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建构中得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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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丰富了关于世界历史动态的、不平衡结构特征的理论向度。在马克思早期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中，他所注重的是由资本所主导世界市场的逐步扩大，通过世界贸易的普遍交往打破民族间的地理界线从而将前资本主义形态纳入统一的世界历史中，因此，世界历史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严重的不平衡之中。但这种不平衡性在马克思那里并非僵化不变，马克思晚年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实证研究，指认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在通向新社会形态中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主张通过俄国爆发内部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遥相呼应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中的角色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揭示了世界历史空间的不平衡结构性并非固定的，而是一种动态、辩证的发展。
从“双重使命”到否定殖民，马克思在这一转变的基础上继续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趋向进行了多样化探索。对西方资本殖民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并不意味对资本的拒绝，在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历史中，他主张落后国家在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前提下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并在理论上提出东方社会具备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的可能性，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道路并非普遍性的阶段性假设，蕴含了跳跃性的潜在因素。虽然历史并未按照马克思的预想所展开，但是马克思的这一探索为落后国家如何处理与殖民、资本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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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9）06-0025-07
作者简介：王亚杰（1989—），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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