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苑】
摘 要 《庄子》中论及“寓言”概念的《寓言》与《天下》两篇，疑皆非庄子所作。寓言在《庄子》中的作用，亦非如《寓言》篇中所写般是为使读者更加信服。而是因为庄子认为“言不尽意”，所以需要借助寓言以构建事象，通过事象表达自己的思想。
关键词《庄子》；寓言；天下；言意
《庄子》的杂篇第二十七《寓言》中有“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1]。杂篇第三十三《天下》中有“庄周闻其风而说之……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后世研究《庄子》中“寓言”的内涵与作用，多以此两条为基础。然而，笔者以为，《庄子》中的《寓言》《天下》两篇并非庄子本人所作，进而这两篇对《庄子》中“寓言”的阐述也不能奉若圭臬，而当加以商榷。
一、《寓言》《天下》两篇的作者
对《天下》一篇作者的讨论比较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见解。第一种，以为《天下》为庄子亲作。郭象、王夫之、胡文英、姚鼐、梁启超等学者持此看法。他们以为书末阐述学术源流内容概要是古时通例，且《天下》篇内容宏阔、文辞瑰玮、浩博贯综、言微深至，非庄周莫能为。第二种，以为《天下》乃后学所作，附入《庄子》。林云铭、叶国庆、钱玄同、沈德鸿等学者持此看法。论据有三：一是《天下》篇评述《庄子》时口吻语气不似本人，更似第三者；二是《天下》篇的思想格调与内篇不符，如以儒为宗，首论儒家，道家却只被当作“悲夫！往而不返”的百家之一，等等；三是“道术”“百家”“内圣外王”等词非庄语，它篇少见。综合比较，当是后一种见解更为可信。严灵峰在《老庄研究》中分析各家看法，将《天下》篇的文字思想与《庄子》内篇、《荀子》等比较后说：“《天下》篇与内篇思想不能尽合，断定非庄周所自作。”[2]这个推断是可信的。
与《天下》篇相较，对《寓言》篇作者的讨论较少。但其实《寓言》篇也很可能非庄子亲笔。第一，《寓言》中“耆艾”“经纬”等词，不见于《庄子》在《寓言》以外的其他篇章，反倒在《荀子》中曾出现过。如“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荀子·劝学》)、“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荀子·致士》)，等等。第二，《寓言》中称曾参为曾子，今本三十四篇中，除一般不认为是庄子亲笔的《让王》外，仅《寓言》一篇如此称曾参，它篇或称“曾”或称“曾参”。第三，《寓言》篇的五个故事中除“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外，其他四个故事的情节皆取自它篇，如“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取自《则阳》篇的“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取自《齐物论》有“南郭子綦隐机而坐……颜成子游立侍乎前”(观察这两章的文意，《寓言》中的颜成子游谓东郭子綦当是《齐物论》中南郭子綦与颜成子游对话的后续。东郭子綦当为南郭子綦的误写)；“众罔两问于景”取自《齐物论》的“罔两问景”；“阳子遇老聃”取自《应帝王》的“阳子居见老聃”。比较这四章与它篇中情节相同的章节，文辞又几乎完全不同。可见这并非是流转过程中的误入，亦非同一章节的不同版本，而更像是道家后学对《庄子》原文的摹写或重新演绎。第四，《寓言》中解释“卮言”的“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完全剿袭《齐物论》中论述辩论的“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若《寓言》篇真为庄子所写，必不会如此。甚至“卮言”的含义之所以在今天晦涩难解，或许正因为最关键的三句释义本是用来论述辩论的，原和“卮言”无关。
在以上四条直接证据之外，还有一条旁证，即郭象校订《庄子》时，将《寓言》列入杂篇中，又删《危(卮)言》。崔大华在《庄学研究》中说：“其实，《庄子》篇目的内、外、杂之分是在郭氏之前；而且在内、外、杂篇之分以前，先有内、外篇之分”[3]。且《经典释文》中收录的《庄子》注中，崔撰、向秀本《庄子》二十篇外篇中有八篇在郭本《庄子》中被归为杂篇，而杂篇自是从外篇中划分而来的。在外篇中划出杂篇的理由如今虽已难以确考，但我们仍能从杂篇之名中推敲一二。《说文解字》有“杂，五彩相会”之说，《汉书·艺文志》有“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之论，再考虑到《庄子》的杂篇中，有相当数量的篇章风格和思想都与内、外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作者甚至未必出自庄子学派。那么，所谓“杂篇”，或许便是郭象在注校的过程中，将一些风格思想异于内、外篇又还有可取之处的篇目列入了杂篇，而其他“辞气鄙背，竟无深澳(奥)，而徙难知，以因(困)后蒙”的篇目便被郭象删去了。据日本高山寺的《庄子》藏抄本，被郭象删去的篇目中便有《尾(卮)言》篇。推测郭象是认为《尾(卮)言》“辞气鄙背，竟无深奥，而徙难知，以因(困)后蒙”的，即其文辞浅陋无甚可取。显然这样的《尾(卮)言》决不可能是庄子所作。那么与其同为“三言”又被列入杂篇的《寓言》非庄子亲笔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综合以上五条证据，笔者以为，《天下》篇、《寓言》篇皆非庄子本人所作，两篇作者也似非一人(下文论述)。“寓言”“重言”“卮言”三言仅是后人对《庄子》文本研究的一种见解。
寓言之名，始出于《庄子》。但自明代万历年间的《七克》将《伊索寓言》(Aesop'sFables)及其同类作品译为“寓言”后，寓言又多了英文“Fables”的语义。时至今日，“Fables”反倒成了寓言最通用的含义。所以，研究庄子中的寓言，还须先厘清“寓言”的本义。
二、《庄子》中“寓言”的作用
本实验选择琥珀酸酯化淀粉HI-CAP100作为壁材,琥珀酸酯化淀粉HI-CAP100[10]具有亲水和亲油的两性性质,可形成稳定的乳状液; 以复方精油为芯材,挤压法制备微胶囊,通过脱水与冷冻2种干燥方式,对2种干燥方法制备的微胶囊产品进行比较,探索挤压法中较优的干燥方法,为以后的工业化生产提供依据。
如此看来，《寓言》篇和《天下》篇的作者应非同一人。不然何以《天下》篇还“以重言为真”，《寓言》篇便就“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了？《寓言》中论述“卮言”时剿袭《齐物论》中的话语，可能是《寓言》的作者看到《天下》的“以卮言为曼衍”，不能恰当解释，便将《齐物论》的那句话附会到了“卮言”上了。
《说文解字》载：“寓，寄也。”段玉裁注：“托，寄也。”刘向《别录》也有言：“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也。”可见古时的寓言，只是一种寄托的表现方式或修辞方式，其范围远广于英文“Fables”，并无什么“假托的故事或拟人手法”之类的限制。我国古代大量以寓言为题的诗，大半都不符合“假托的故事或拟人手法”便是明证。也正因如此，司马迁才会以为“《庄子》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寓言究竟在《庄子》中起到什么作用呢？《寓言》中载：“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即说寓言的作用在于取信读者。然而，笔者以为，这着实值得商榷。首先，若寓言真能取信读者，那么“大抵率寓言也”的《庄子》，何以被称为“空语无事实”“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呢？《庄子》中的很多故事，不加考稽仅凭基本逻辑便知道一定是凭空虚造的，如此又怎可能取信于读者呢？后学们或赞扬《庄子》文辞瑰丽、想象奇伟，或钻研《庄子》的幽微思想、奥妙玄旨，但从无学者以为《庄子》中的故事都真实不虚、言辞皆属本人。是以，《庄子》的寓言，目的绝非在于使读者信之。《天下》篇中说“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较之似乎更妥帖些。
2.供试品溶液的制备：每个处理取粉葛粉末约100g，精密称定，置锥形瓶中，精密加入30%乙醇（1000ml、900ml、800ml、700ml、600ml、500ml，固液比为：0.100、0.111、0.125、0.143、0.167、0.200）；在总量粉葛中，加入酿酒酵母的质量分数(0.1%、0.2%、0.3%、0.4%、0.5%、0.6%)；提取时间为：(10h、12h、14h、16h、18h、20h)，提取温度为(20°C、22°C、24°C、26°C、28°C、30°C)。
《庄子》寓言最大的特点即充斥着“奇象”与“奇事”。“奇象”诸如数千里大且能化而为鹏的鲲、五管在上两髀为胁的支离疏、临山十刃絜之百围栎社树，等等，皆是现实中绝不可能存在的形象。“奇事”诸如庄子梦蝴蝶而疑己、之楚见空骷髅、楚王与凡君对谈，等等，皆是现实中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同时，真实存在且合乎一般情理的人物与故事，如伯乐治马、惠子相楚等，却往往在《庄子》寓言中被嘲笑批判。这与《孟子》《韩非子》等其他先秦著作的寓言完全不同。其他的先秦寓言，多以读者日常能接触到、听闻到的人事物为基础，如孟子劝梁惠王即以兵阵之事说“五十步笑百步”，《韩非子》谏人君便以宫廷之事写“滥竽充数”，等等，这些寓言也从不会出现巫觋鬼神或奇人隐士之类非凡超常的形象，盖因它们以劝讽说理为用，欲使听者信而从之。而奇绝非常的形象和荒诞无稽的内容不仅难以引起听者和读者的共情，也会削弱自己言论的可信度。
圆圈图既适用于课堂板书，又可通过课件展示，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使用，也适合学生预习整理知识或课后回顾联想，提高学习效率。
笔者以为，充斥着“奇象”“奇事”的《庄子》寓言，其作用决不在于外而在于内，不是为了使读者如何而是庄子非如此不足以表达自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思想。《外物》有“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知北游》有“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齐物论》有“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即是说庄子以为常言不能尽意，故庄子若想尽己意便不能仅依靠“常言”。《系辞》有“圣人立象以尽意”之说，也就是说，言虽不能尽意但象可以尽意。《易》借六十四卦象以立象，庄子则借“寓言”以立象。《庄子》中的“象”即是扶摇而上的鲲鹏、蘧蘧栩栩的蝴蝶庄周、养生终年的支离疏、七窍开而身死的浑沌等形象，以及庖丁解牛、运斤成风、大而无当、庄惠游于濠梁等事象。说《庄子》“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其实也就是说《庄子》中叙述的故事，少有现实中发生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这缘于贯穿庄子大部分寓言的，不是“常”理，而是“道”理。如果说《孟子》《韩非子》等其他先秦寓言是为读者他人而作，目的在于说服他人，使其信而从之，那么《庄子》的寓言便是为庄子自己而作，目的在于“立象”以表达庄子思想。所以，庄子的寓言中才会多神异玄怪的形象，多惊奇瑰丽的想象，因为非如此是不足以表现庄子意出尘外的思想的。
参考文献
[1]郭象.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494-504.
[2]严灵峰.老庄研究[M].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9.169-207.
[3]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43-104.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25(2019)10-0240-03
作者简介张灵禹(1993-)，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先秦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周 丹】
标签：庄子论文; 寓言论文; 天下论文; 庄周论文; 荀子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道家论文; 《文化学刊》2019年第10期论文;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