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易·象传》里面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天也”,乾道也就是天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是说天道不断运行变化，人必须与天道协调并济，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自己的本性。天道的本质，核心就是一个“易”字,“易”即是变，也就是变易。儒家强调“变”，体现为“生”,“生”就是“变”，生生不息即是变化不息。天道运行不已，即是变化日新、生生不已。
曾有人问山东一位著名的企业家是如何成功的，他说他请了三位老师教他如何成功，第一位是老子,第二位是孙子,第三位是孔子。我们如果从《周易》之“道”的角度来理解，可以说,老子长于天道,孙子长于地道,孔子长于人道,所以他实际上是遵从了天道、地道、人道“兼三才”的原则。老子很重视“见天道”,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孙子讲战争用兵之法,重视形势的掌握、斗争的谋略及战略,可谓地道；孔子教导他人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管理人众,他说“仁者人也”,无疑属于人道。
在第一阶段，来自西域的僧侣汉语较为生涩，而笔受之人不通教义，难免有些讹误。第二阶段，外来僧侣已熟习汉语，笔受深晓佛理，经典译文渐次问世。第三阶段，本土僧侣不远万里前往西行求法，佛学造诣大为精进，佛学经典译文日臻完备。公元845年，唐武宗下令灭佛，废除佛寺，焚毁佛经。（孔慧怡2005：152）其后佛教影响力日渐衰落，合作翻译规模也随之逐渐萎缩。
《周易·系辞》讲“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周易》每卦有六爻,六爻代表的是三才之道,也就是天、地、人。这就是说,《周易》在总体上是讲天道的,但天道亦可分为天道、地道和人道。因此我们讲道、天道,要分两个层次,一是总论天道,一是分论三才之道。就分别来说,《说卦传》认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天道之用在分阴分阳,地道之用在迭用柔刚,人道则兼用仁义。而《周易》的总体则完整包容了天地人的道理。
所以,我们不仅要了解三才之道,更要总体把握易道,易道主要是就天道总体而言的。《系辞》把这一总体的天道称为易道,其特点是“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上下无常,唯变所适”。道始终在流转变迁,从不把自己固定于一个处所,一切事物相互变易。变动不居是说不断地变化,不可为典要是说没有一定之规。变化，才是整个世界唯一的原理。可见,要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关键是要掌握“时变”,这也是《易经》被称为“变经”的原由。
天地之道变化生生,人道即应变之道。
二
若从总的原则说,人面对天地变化的应变之道,按照《易传》的说法,可称为“乾乾不已”。
1.察变之道。《周易·贲卦》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之语，时变不只是自然世界的种种变化,也包括人世间的时机、时局、时势等时世的变化。无论面对自然世界的变化,还是人世间的时世变化,首先必须要密切了解时势的变化,顺势而变,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孟子和孔子都注重顺应时变。孟子赞成这样的说法:“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镒基,不如待时。”基指优良的农具。乘势就是要掌握有利的条件,待时就是要掌握有利的时机。汉初的叔孙通认为“不知时变者”，不是真正的儒者。就是说,时势是决定事情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若想把事情办好,办成功,要有智慧,有手段,有工具,但没有有利的时机,也是不行的。如果抓住有利的时势变化,顺时而变,乘势而为,就容易取得成功。
进德就是增进道德,要以忠信作为根本。修业是指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事业中追求进步,“修”是修炼自己的能力,“居”是能够安身立命。这种修炼要和培养智慧结合起来。培养智慧是指要培养一种前瞻意识和全局意识,一种战略性的准备态度。所谓“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至”即知晓事物发展的趋向所在,“几”是指变化的苗头和先兆。优秀的领导者必须胸怀全局,能够遇见事物发展的趋势,把握先兆,事先做好从容应对时变的准备。“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即能够知道事物发展的最终结果,实际上就是了解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此规律把事物安排停当,各得其宜。最重要的,是“乾乾因其时而惕”,君子的乾乾之道,在根本上就是因时变而注重应对之道,文言两次提到这点。
正常情况下，水利工程建设的施工场地都是现场情况比较复杂，这就很可能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地质情况复杂而出现一些安全事故，这些事故的出现容易影响施工的正常进展，并且极有可能使工程的质量出现一定的问题。在水利工程进行施工的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之外，还有可能因为人为的行为引发。这些人为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施工过程中的监管不到位，施工所使用的测量设施落后，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不足，施工材料质量达不到施工要求便投入使用，施工设施不齐全加大施工难度等。[1]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有可能使水利工程出现极为严重的安全问题，一旦安全事故发生，常常会使人员出现伤亡和施工单位出现经济损失。
三
可见君子把握天地之道,实践人道,关键是因时顺变,与时俱变,有进有退,不失其正。
《文言》还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可见“乾乾之道”总是与“时”有密切关联。所谓人要因时而变,与时偕行,都是指因应时势的变化,跟上时势的变化。在思维观念上,《文言》特别指出要避免“知进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丧”,认为“知进退存亡而不失正,其惟圣人乎!”我们不是圣人,但我们可以学习、仿效圣人。因应时变的关键在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常常发生进退存亡得失的转化,不注重转化发生的时机和先兆,不懂得这个规律,就会导致事与愿违。
2.因时之道。中国古人不仅讲认识时势的变化,也注重顺时应变,因应时势的变化而变化。《艮卦》中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孟子之所以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就是认为孔子是识时务者的俊杰。荀子认为,一个人谦虚有礼,节约俭朴,还不是大儒,真正的大儒要能够“应变曲当,与时前徙,与世偃仰”，真正伟大的儒者,应付事变举措都很得当,因时制宜,与时俱变。前人多讲“因地制宜”,其实更重要的往往是“因时制宜”,因应时势的变化而制定合理的应对之道,是行动能够适应时势的改变。前人多讲“与时俱进”,这只是一方面,进或退,都要依时而变,时进则进,时退则退。除了与时俱变外,还要与“世”俱变,世就是世道人心的具体境遇,必须顺应其变化,这样才能做到“其道光明”
通权是属于变通的,《周易》讲“变而通之以尽利”,运用对于世界变化的通透理解去贯穿于实践的全过程,就可以充分得到需要的利益。避开各种可能的害处,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变化,而变化总是趋向合直的时机。自然世界的“变”是自然的过程,不是人所造成的,人的有心参与,则是“动”。变通属于人的主观努力,这种努力必须符合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懂得这个规律,又能主动适应变化的规律,采取正确的应变行动,就能促使事物朝着有利方向发展。而其中一个关键之处在于掌握改革的时机,这就是“变通者,趣时者也”。
天道变化不已,地道生生不已,人道乾乾不已。《乾卦·九三》“君子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文言》对此加以解释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大梁走过来，挨我坐着。月色如水，静静地淌过。我们并排坐着——刚过门那阵，也常是这样坐；后来狼剩儿丢了，大女儿死了，婆婆死了，毛毛也落了，就再也冇得那个心气儿。我们都冇言语，就那样空坐着。过了许久，我把手抚在大梁的膝头，平和地说：
而在法律实用性方面，我国目前的法律虽然有条有据，可是都不够具体，没有对一线工作起到明确的指示作用。例如，我国目前只在《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和《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有比较具体的规定，但是在衍生品交易组织、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资本充足率、衍生产品业务操作经验、符合规范的会计标准等，对金融机构更为具体的部分仍然处于空白。
3.通权之道、通权达变。按照儒者的立场,因应时世的变化,一方面要奉行不变的大道,另一方面要掌握变通的灵活性,使二者兼顾。通权是对僵硬的原则主义而言。通变是面对变化的境遇,原则性与灵活性在实践之中加以结合。“权”的概念即是灵活应变的概念,原则当然是强调普遍性的,普遍意味着普遍适用,但事物的发展变异多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总会出现一些对原则的普遍性而言特异性的存在状况。因此,原则的普遍性不能被理解为抽象的普遍性。在实践领域,必须以实践智慧做主,用灵活性补充普遍性的相对不足。这也说明人道的普遍性与天道的普遍性有所不同。自然世界的规律大体上是普适的,既使这样也有变异存在,如生物遗传。人道更多的不是规律,而是规则,由人类自身制定的行为法则。这就更需要关注历史环境和具体事态的变化,在普遍原则的直接运用难以得出最好实践结果的时候,及时通权达变,使实践领域的困境得以化解。
以上是总论人的应变之道。若从分别来讲,人的应变之道又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4.时中之道。在应变中如何保持平衡适中,不仅是一种智慧,也体现了一种价值态度。价值态度的把握,也是“各正性命”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时变和时中的关系，时变是《周易》的观念,时中是《中庸》的观念,二者需要加以结合。《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君子之所以为中庸,重要的一点是,君子随时注意做到适中,无过不及,不会违背中庸之道。这就是时中,时中是把时和中结合起来形成的概念,既揭示了中庸原则的时变性,又展现了时变中应予把握的适中性。通过与时变化,达到合宜适中的目的,把握适中的法度,可以使我们在时变的实践中保持稳定的方向和合理的进程,事物时时变化,我们则要事事、时时把握中道。中道不是把守一个不变的原则,而是时时注意调整把控,不追求片面。
在这个意义上,中道的思维讲就是不要一味“求全”“求纯粹”“求单一”,而是辩证地联结事物的多个方面,动态地、可调整地发展。在实践中,中道的方案往往是最优的方案,而单一、极端往往都不能达到最优。在变化的时候,当一方转向另一方时,往往不是非此即彼,不是一方排除了另一方或消灭了另一方,而是两方面相对关系的变化。所以,必须在事物的相辅相成、阴阳互动中,执两用中,才能应变曲当,才是实践的智慧,才能帮助我们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自己的本性。
可见,《周易》包含了丰富的“道”思维,主张世界本质上是不断变化的,人必须通晓世界的变化,才能认识世界。人不仅要认识这个变化的世界,还要推动变化的过程,成就世界的变化。人必须与世界从变化相配合,形成自觉的变化观,才能更深的理解世界之道,实现自己的目的。
根据设备的维护记录，设备的投用时间和设备使用年限，结合仪表厂家的备品生产信息，定期生成诊断报告，告诉用户更换设备或定期更换备品备件。
回到我们的题目,乾道变化,表示天道出于永恒的变化之中；各正性命,要求我们要因应时变,展现我们的实践智慧,从而也修炼我们的性命。
（本文为作者在“泰山论道·中华传统文化交流大会”上的发言）
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清朝腐败无能，国家积贫积弱，列强侵略掠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知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已，乃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民智”[1]6。这是基于他对康、梁变法失败的深刻认识：“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2]卷3，659。革除中国的积弊，如不从培养人才这一根本问题着手，而幻想依靠几道上谕是根本不可能扭转腐败颓势的；救亡图强必先开发民智，而开发民智的根本途径就在于教育。与同时代许多救亡图强的志士仁人一样，蔡元培也坚定地认为“改良社会，首在教育”[2]卷3，36。
责任编辑：韩少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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