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往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有利于网络成员之间特殊信任的形成，却对一般信任的发展有阻碍作用。然而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和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两个数据库，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以及多层次回归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可以提升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这一效应尤其明显。造成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原因是，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是个体获取社会资源的重要渠道，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以使个体拥有更强的应对风险的能力，从而促进一般信任的发展。随着市场化的发展，社会网络的这一效应会被削弱。在中国只有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才可以构成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一般信任的发展。
关键词：市场化；社会网络；一般信任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关于信任的探讨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7]。在西方的众多信任研究中，人际信任通常被划分为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8]。一般信任是指对社会中他人或者陌生人的信任，特殊信任则是针对熟人、朋友、亲人的信任[9]。在东西方文化中，身边的熟人都会得到人们较高程度的信任。一般信任水平在不同社会中会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一般信任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个体间的人际交往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都离不开一般信任[10-11]。然而，中国人却保留着稳定而低程度的一般信任[8]。因此，相对特殊信任，对一般信任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为一种宏观现象，一个社会的一般信任水平如何与微观的个人行动联系起来呢？在格兰诺维特看来，应将个人行动嵌入社会网络中进行分析[12]。社会信任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个体在社会网络的情境限制下进行理性选择，决定是否给予一般信任，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行动者通过交流网络中其他成员的可信程度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为了使自己变得可信，行动者将避免做出失信行为，信任由此在行动者之间发展起来。依据该观点，对信任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流派：一派强调封闭网络的作用；另一派则强调网络中个体所处位置，尤其是结构洞的作用。在前者看来，封闭性网络中的成员往往关系密切，彼此依赖。关系网络越紧密，信息流动越频繁，信息越可信，网络中的互助行为越多，网络中个体间的信任水平也越高[13]。后者则认为个体的社会网络并不是封闭性的，恰恰是正式联系的相对缺失，即结构洞的存在使个人更容易获得信息。封闭的网络只能让个人获取重复性的信息，只有结构洞可以为个人提供非重复性信息的机会，那些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个体可以更全面地了解网络中其他成员是否拥有可靠的信息，他们也掌握着网络中重要的资源，使得其他网络成员不会轻易对其失信，所以更敢于信任他人[14]。两派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网络中信任的产生，所讨论的都是网络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特殊信任，并未涉及个人的社会网络对一般信任的影响。个人的社会网络对其来说并不只是获取信息的渠道，更是获取资源的重要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增多可以提高个体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这对一般信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尝试将社会网络作为个体的一种社会资本来探讨其与一般信任的关系。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的缺失，为个体提供正式制度以外的资源获取渠道。当正式制度发生改变时，尤其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相关法律、政策环境不断完善时，社会网络的作用是否会发生改变呢？如果有变化，这种变化是否会进一步导致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的变化？这些都是以往的信任研究中所忽略的问题。本文将首先探讨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对一般信任的影响，然后通过建立多层次模型来讨论市场化对社会网络和一般信任的调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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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 社会网络与一般信任
社会网络是个体获得社会资源的一种重要渠道，是一种重要的个人资本。拥有社会资本越多的个体对他人失信的承受能力越强，越敢去相信他人[15]。精英阶层比失业者更有可能接受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这种说法，受过高等教育也能提高个人对这一看法的接受程度[16]。这是因为个体是否信任他人取决于其相对易损性，即对对方失信可能带来的损失有多大的承受能力。相对易损性取决于潜在损失的绝对值在潜在受损者所拥有的总资源中的占比。对于拥有较少资源的人来说，别人失信带来的损失可能是灾难性的，在这种情况下，轻信他人就是违背理性，因此他们不可能轻信自己的交往对象。一个人掌握的资源越多越能承受失信带来的损失，其更敢于将信任交付对方，而掌握的资源越少越不敢冒险信任别人[17-18]。主观上，拥有丰富的资本也可以使得人们更加自信，一个人的社会资本越少，其灾难阈限(disaster threshold)越低，在交往中越不敢轻易相信他人，当个人社会资本比较多时，个体就敢于冒险相信他人[19]。吉登斯认为，个人资本可以通过提升个体的自我概念来提高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20]。拥有更多的资本可以使个人更富有同情心，对人性更加乐观，也更敢于信任他人。但如果资本较少时，个人就会变得非常多疑，更不愿意冒险去信任他人。Sztompka结合前人的理论，将资本对个体信任水平的影响归因于三种机制：第一，拥有更多资源的个体更倾向于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可信的；第二，资产本身是一种保证，可以降低主体被骗后主观的受伤害程度；第三，责任性环境如法院、保险公司等更有可能被拥有较多资本的人利用来增强其信任倾向[21]。
个人的社会资本是指个体社会交往的网络，社会网络有助个体增强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这已经在关于社会资本的讨论中取得较为一致的共识[22-23]。而将社会网络作为一种个人资本，并探讨其与一般信任的关系目前在相关领域还比较少见。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关系网络，其为个人提供资源的多少受网络结构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也多从网络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网络对一般信任的影响。首先，个人触及社会网络的多元性对一般信任有着重要的影响[24]。个人触及的社会网络多元异质，有助于个体对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政党、不同文化的族群的包容性，因而有助于一般信任的形成[25]。其次，网络规模对于一般信任也具有重要影响。社会网络作为个体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从社会网络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其一般信任水平也越高[26]。
DWD无线随钻测量仪器由地面部分、井下部分及辅助工具、设备组成，其工作原理是利用仪器内的涡轮发电机将部分钻井液的能量转化成电能为探管供电，同时钻井液脉冲发生器将探管探测到的数据通过钻井液传递到地面，地面上采用钻井液压力传感器检测来自井下仪器的钻井液脉冲信息，并传输到地面解码箱进行处理，最终井下仪器所测量的井斜角、方位角和工具面数据等信息可以显示在计算机或DDU司钻阅读器上。
在网络规模方面，以往研究虽然发现了网络规模的增大可以促进个体一般信任水平的提高，但是只将其归结为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个体越有可能从中获得社会支持。本文认为，这一解释忽略了一个前提：只有同质性关系的聚集才能使得社会网络为个体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异质性的网络反而有可能加深个体之间的隔阂。作为社会成员之间因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社会网络是个体社会关系的总和。格兰诺维特将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区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强关系是指双方互动频繁、感情深厚、亲密程度高且互惠交换多的关系；而弱关系则是互动较少、感情浅、亲密程度低且互惠交换少的关系[29]。强关系多产生于社会地位相同的人之间，只有同质性的关系才更有可能发展成为个体的强关系，在关系本位的社会中只有强关系才能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如果个人社会网络规模的增加只是通过增加一些弱关系来实现，那么其增加对一般信任就不会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前人的两个研究结论。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两个研究假设：
从表5的统计数据可知,高被引论文所属科研项目经费投入的最大值为120000万元,均值为150万元;普通论文所属科研项目经费投入的最大值为180000万元,均值为36万元。单项高被引论文项目经费投入的均值约为普通论文的4倍。除计算机科学和数学领域以外,高被引论文项目经费投入的均值都高于普通论文,特别是在临床医学和精神医学/心理学领域,单项高被引论文项目经费投入的均值约为普通论文的7.33倍。这说明,高被引论文产出比普通论文需要更多的经费投入。
本文认为，前人的理论过于理想化，没有考虑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因为，人们都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待在一起[27]。在一个社会地位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地区，来自不同群体的成员间的交往有可能会加深彼此的刻板印象，增加彼此的敌意，这反而会降低个体对他人的一般信任。Alesina发现，在收入不平等较为严重的社区，来自低收入群体的个体在与高收入个体交流时会加深自己的被剥夺感，从而更不信任他人[28]。因此，当个体的社会网络多元异质时，与网络内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也有可能造成双方对彼此间差异有更深刻的认知，加深彼此的隔阂，从而造成个体对外群体更不信任，一般信任水平更低。中国目前是一个个体收入分化严重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的多元异质更有可能对一般信任发挥负面效应。
假设 1：个体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其一般信任水平越高。
假设 2：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强，其一般信任水平越低。
(二) 市场化的调节作用
本文采取二元Logistic回归，首先将测量社会网络不同维度的变量分别纳入模型分析社会网络对一般信任的影响。其次通过建立多层模型来考察市场化对社会网络与一般信任的调节作用。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市场化、社会网络与一般信任三者之间的关系。
1.3.2 认知及情绪量表测评 所有受试者均在环境安静的检查室内进行评估，由专人负责。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用来评估患者的总体认知功能。抑郁自评量表（SDS）及焦虑自评量表（SAS）用来评估患者的心理状况。睡眠自评量表（SRSS）用来评估患者的睡眠状况。
社会网络作用变化方面。随着市场化的发展，社会网络在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方面的作用发生了改变。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社会网络在个体获取社会资源时发挥的作用会随着市场化的发展逐渐被越来越完善的正式制度所取代。因此，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个体对社会网络的依赖程度[30-32]。当个体从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的能力下降时，社会网络对个体一般信任的作用也会趋于弱化。也有研究者发现，个人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的资源和支持可以分为信息和人情两部分[33]。市场化的发展程度只能削弱社会网络作为信息来源的功能，并不能削弱其作为人情支持方面的功能。与此同时，伴随市场化而来的是生活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在风险因素较多的社会中，个体更倾向于建立特殊关系网络来应对社会中的风险[34-36]。在这一层面上，市场化反而可以提高个体获得社会支持的能力，进而强化社会网络对一般信任的作用。面对两条截然不同的解释路径，通过考察市场化对社会网络与一般信任关系的调节作用可以为解决这一争议提供理论解释。
社会网络结构变化方面。市场化对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提升个体的网络规模和网络异质性。市场化带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极大地拓展了个体的社会交往空间，尤其是农村个体，其交往对象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空间，交往的人数也得到了巨大增加[37]。交往人数的增加使得个体有机会和更多的人频繁互动、彼此熟悉，扩大个体的社会网络规模。网络规模的扩大可以使得个体从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进而提高其获取资源、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会得到提高。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得不同阶层的群体共处同一空间变得可能，给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群体的个体带来了互动的机会，使得这些个体通过互动进入彼此的社会网络之中，进而提高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在收入不平等较为严重的情况下，网络异质性的提高会造成双方深化对彼此差异的认知而不利于一般信任的发展。据此可以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3：
位一直走到窗户旁边，再走回来。我按他的话向前走，心里却十分尴尬。他斜靠在椅背上，手掌托着下巴，神情十分严肃。走完一个来回后，我又重新站到他的面前，然而他一句话也没说。为了掩饰我的窘态，我的眼睛一直没从放在那张空椅下的鞋子上移开。
式中，N为研究区域评价单元总数；xi，xj为空间栅格单元i，j的生境质量或其变化量；x为研究区域栅格单元生境质量的均值；Wij为邻接空间权重矩阵（i=1,2,3,…,n；m=1,2,3,…,m），栅格单元相邻时，取值为1，不相邻时，取值为0；Moran’s I取值在0-1之间。
假设3b：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网络异质性更能降低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
就在同一天，中央纪委官网同时披露称：“据了解，中央纪委对民政部所辖单位系统性腐败问题进行严肃查处，福彩中心原主任鲍学全、原副主任王云戈等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
综上所述，本文的基本论点是：个体从社会网络中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其一般信任水平也越高。社会网络对于一般信任的促进作用会受个体所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的调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社会网络对一般信任的促进作用更强。
二、数据、测量与方法
(一) 数据
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加入了一些控制变量，其中包括性别(1=男，0=女)、年龄(用 2012减去出生年份所得)、年龄的平方(主要为考察年龄与一般信任的关系是否为倒U形曲线，为避免共线性，将年龄对中化处理后再平方)、收入(取对数变换)、受教育年限(将受教育程度转换为受教育年限，其中没有受过任何教育=0，私塾=3，小学=6，初中=9，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9)、居住社区(居委会=1，村委会=0)、宗教信仰(1=不信教，0=信教)、党派(1=中共党员，0=其他)、主观阶层归属(对应问题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人处在社会的上层，有些处在社会的下层。最高10分代表最顶层，最低1分代表最底层。您认为自己目前处在哪个等级上？)
(二) 变量及其测量
为什么在中国网络异质性对于一般信任没有作用呢？Volker对东德的研究发现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Volker发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东德，民众仍然不相信弱关系，因而个体社会网络异质性越强，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反而越低[40]。网络异质性在中国之所以不能促进一般信任的发展或许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要验证这一猜想需要证明两个问题，首先，网络异质性代表的是弱关系；其次，网络异质性所代表的弱关系无法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社会网络是通过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来促进一般信任的发展，网络异质性如果无法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自然也不能增强个体的一般信任。我们首先考察一下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是否代表的是弱关系。异质性的测量是根据个体网络中所涉及的职业个数，而职业是现代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因而，职业个数所代表的异质性实质上是指个体网络中所涉及的不同阶层群体的数量。我们假设个体强关系之间的交往要多与弱关系之间的交往。因为，互动频率的提高可以增强交往双方之间的感情，双方更有可能发展出强关系[41]。我们通过询问被调查者“除亲戚之外，经常与您联系的这些人与您相比，社会地位如何？”答案分为：1=这些人多数社会地位比您高；2=这些人多数社会地位与您一样；3=这些人多数社会地位比您低。之所以要排除亲戚主要是因为，亲戚由于天生的血缘关系，无论双方交往是否频繁都属于强关系。结果见表3。
本文的自变量为社会网络的规模与异质性。以往的研究在对社会网络进行操作时往往将社会网络不同维度的测量进行因子分析，只提取一个公因子作为社会网络的指标[38]。本文认为，社会网络的不同维度对于一般信任的影响是不同的，通过提取一个公因子来测量社会网络，一定程度上混淆了社会网络不同维度对于一般信任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网络规模与网络异质性两个维度来测量社会网络。网络规模是指个体社会网络中的人数。在CGSS2012中，对应的题目为“通常情况下，除了家人或亲戚外，您一天里与多少个人有联系？联系方式包括电话、短信、上网、见面等”答案为：1=0个；2=1-2个；3=3-4个；4=5-9个；5=10-19个；6=20-49个；7=50-99个；8=100个及更多；9=不知道。为了分析的方便，将“不知道”定义为缺失值，将变量作为定距变量处理。网络异质性通过询问个体社会网络中所包含的职业个数来测量。CGSS2012中对应的题目为“您的亲戚、朋友以及打过交道的人中，有没有从事下面这些职业的？”答案分别为：大学老师、律师、护士、电脑程序员、中学老师、人事经理、农民、美发师、前台接待、警察。社会网络中有这些职业则记1分，没有则记0分，通过计算总得分来测量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
假设3a：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网络规模更能促进个体一般信任水平的提高。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市场化程度。市场化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体制改革过程，市场化不只是简单的规章制度的变化，而是涉及经济、社会、法律、政治等诸多体制的变革[39]。市场化是个宏观层次的变量，以往的研究大多选用樊纲等人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来测量各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该报告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评估各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包含西藏)市场的发育状况。这五个方面分别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从这五个方面计算得出的市场化指数是一个从0到12的连续变量，得分越高，表明该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该指数已经在诸多学科的研究中被使用，被认为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2年(CGSS2012)的资料以及樊纲等人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面向全国，该调查定期收集中国居民基本信息，调查主题涉及居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2的数据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的省级行政单位，抽样方法为多阶段概率分层抽样，对中国大陆的 100个县区、480个社区、1.2万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了调查，样本量为11 765。关于个人层面的基本信息以及社会交往、一般信任等变量均已被涵盖其中，是本研究较为理想的数据。《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对中国大陆各省区、直辖市(不包含西藏)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全面的比较。该数据采用大样本的企业调查方法，使用相同的指标体系对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持续的追踪，从而提供了一个反映市场化变革的稳定的指标。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选取了该书中2012年全国各地区的市场化指数并将其合并到 CGSS2012中进行分析。
(三) 分析方法
市场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但涉及一个国家或地区资源配置方式、经济模式的变迁，也会对个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市场化对个人社会网络的影响可以分为两方面：社会网络作用的变化以及社会网络结构的改变。
三、主要研究发现
(一) 描述性发现
本文所采用的相关变量的描述性信息参见表 1。通过表1可以发现，在中国有84.02%的人认为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值得信任。这说明中国居民的一般信任水平比较高。在市场化程度方面，我国各个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均值为9.24。在社会网络的不同指标中，网络规模的均值为2.83，网络异质性均值为3.15。
表1 变量的描述性信息
类别变量 连续变量样本数百分比(%) 平均值 标准差性别 年龄 53.34 15.99男性 4 959 51.53 年龄的平方 289.61 255.73女性 4 664 48.47 收入对数 9.45 1.19宗教 受教育年限 8.81 4.62信教 1 323 13.75 阶层归属 4.17 1.70不信教 8 300 86.25 一般信任 0.84 0.33社区类型 市场化 9.24 2.24村委会 3 798 39.47 网络规模 2.83 1.43居委会 5 825 60.53 网络异质性 3.15 2.37党派中共党员 1 261 13.10其他 8 362 86.90
(二) 回归分析
表 2列举了对一般信任的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将代表社会网络的两个自变量分别纳入模型之中进行分析，两个模型中也都纳入了相关的控制变量。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对一般信任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注: *P＜0.05 **P＜0.01
模型2标准误0.1000.0030.0010.0130.0530.0820.1760.1870.0290.0190.606
由表 2可知，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居住社区、宗教信仰和阶层归属都对一般信任具有显著影响。由模型1可以发现：年龄越高，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也越高，其似然比达到了1.018，相对于居住在城市社区的个体，居住在农村的个体一般信任水平要低 24.5%。宗教信仰、收入和阶层归属也对个体的一般信任有显著促进作用。我们在模型1和模型2中分别纳入了网络规模和网络异质性两个变量，结果显示，网络规模可以显著提高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个体的网络规模每上升一个单位，其一般信任水平会上升6.7%，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27]。因此，我们的研究假设1得到证明：个体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也越高。社会网络虽然具有封闭性，但对于特殊信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社会网络本身是一种社会资本，可以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个体从社会网络中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其一般信任水平也越高。在网络异质性方面，模型2显示，网络异质性高的个体，其一般信任水平反而越低，但是统计结果并不显著。也不能证明网络异质性对于一般信任具有削弱作用，研究假设2并没有得到验证，网络异质性对于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并没有影响。“Ikeda在关于日本社会一般信任的研究中发现，网络异质性强的个体往往一般信任水平也高”。[26]本文关于中国社会一般信任的研究却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本文主要的因变量是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为了使本研究和以往研究具有可对话性，本文采用和以往一般信任相关研究相一致的测量方法。即“总的说来，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吗？”问题的答案是一个四分的定序变量，取值分别为：1=大多数人几乎总是可以信任的；2=大多数人通常是可以信任的；3=和大多数人打交道通常需要非常小心；4=和大多数人打交道几乎总是需要非常小心。该测量方法在很多经验研究中被反复使用，已经被证明具有较高的测量信度。为了分析的需要，本文对这一变量进行合并重新编码，将“大多数人几乎总是可以信任的”和“大多数人通常是可以信任的”合并重新编码为 1，命名为信任；将“和大多数人打交道通常需要非常小心”和“和大多数人打交道几乎总是需要非常小心”合并重新编码为0，命名为不信任。
表3 交往对象的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 人数 百分比(%)社会地位比您高 405 8.94社会地位与您一样 4049 89.36社会地位比您低 77 1.70
由表3可知，个体经常交往的对象中，社会地位与自己一样的达到了89.36%。可见，人们的强关系大多数是与自己地位相当的人，而个体的网络异质性所代表的是不同阶层群体的数量，多指涉的是弱关系。这就证明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网络异质性代表的是弱关系。
接下来就需要证明只有强关系才能为个体带来社会支持。为了证明这一问题，我们询问了被调查者在遇到经济问题或者紧急情况时找谁求助。经济问题和紧急情况时的求助更能代表个体获得社会支持的来源。统计结果见表4和表5。
表4 经济问题求助对象
经济问题求助对象 人数 百分比(%)住在一起的家人 2324 49.32其他亲戚 882 19.47同事 26 0.57邻居 48 1.06朋友 307 6.78专业人员或者机构 38 0.84没有寻求人和人的帮助 358 7.90从未遇到过这种问题 637 14.06
表5 紧急情况求助对象
紧急情况求助对象 人数 百分比(%)住在一起的家人 1736 38.34其他亲戚 345 7.62同事 17 0.38邻居 177 3.91朋友 149 3.29专业人员或者机构 210 4.64没有寻求人和人的帮助 144 3.18从未遇到过这种问题 1750 38.65
从表4和表5可以看出，当个体需要从社会网络中获取帮助时，求助最多的对象是住在一起的家人、亲戚、朋友，这些都属于个体的强关系，而同事、专业人员或者机构之类的弱关系则很少进入个体的考虑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能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的是个体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这样我们就证明了上文中提到的两个问题，即网络异质性代表的是弱关系，弱关系无法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就可以知晓为什么在中国社会网络异质性对于个体的一般信任没有显著影响。在中国只有强关系可以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而网络异质性代表的却是弱关系。这也进一步证明了社会网络是作为一种人情关系通过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来提高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的。能够从社会网络中获得更多社会支持的个体其社会资本也比较丰富，充足的社会资本可以提高个体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进而提高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
(三) 调节机制
通过建立多层次模型来探讨市场化对于社会网络与一般信任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此来考察随着市场化的发展，社会网络的作用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社会网络对一般信任的影响是否会有所改变。首先，通过建立模型3来考察社会网络与市场化程度对于一般信任的主效应。然后，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社会网络与市场化程度的交互项建立模型4来考察市场化的调节作用。具体结果见表6。
表6 市场化的调节机制
注: *p＜0.05 **P＜0.01
模型4标准误差0.0710.0020.00010.0100.0400.0860.1010.1100.0200.0950.0610.0840.0090.0060.858
由表6可以发现，在控制变量方面，年龄对一般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会有所提高。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会随着时间的积累而不断增多，导致个体拥有更强的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进而提高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信仰宗教可以大幅提高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一般信任水平要更低，且统计结果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对于共党员，非党员更愿意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对自身阶层定位越高的个体，其一般信任水平也越高。阶层地位高的个体拥有的资源和各种资本也更多，更能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其灾难阈限比较高，更容易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
在模型3中同时纳入了社会网络变量与市场化程度变量，与单层模型相似，网络规模可以显著增强一般信任水平，而网络异质性无法促进个人一般信任的发展。这也与前文的研究结果相呼应，说明网络异质性多代表的是弱关系，而在中国弱关系是不能给个体带来社会支持的，个体也不愿意相信弱关系。市场化程度本身是可以提高个体的一般信任水平的。个体所在省份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一般信任水平也越高，这也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42]。这可能是因为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信息就越发达，在信息发达的地区信誉更加值钱，人们更倾向做出守信的行为，使得这个地区一般信任水平较高。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商业发达的社会往往也是讲信用的社会。同时，在经济转轨时，市场化程度越高往往带来的是更少的管制和更自由的竞争，这些都有利于一般信任的发展[43]。
(8)状态8(t6～t7)：在t6时刻，uCr减小为零，谐振结束，此时开通辅助开关Sa1和Sa2，可实现零电压开通.然后电感电流iLr通过S2、D4、Sa4、Da3、Sa2和Da1实现续流，电路处于稳态.
在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市场化程度与网络规模以及市场化程度与网络异质性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与网络规模所构建的交互项在95%的置信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交互项的偏回归系数(-0.018)刻画了这两个连续变量对因变量的非线性作用。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对个人一般信任的作用和网络规模对个人一般信任间存在着相互削弱的关系。即市场化的发展削弱了网络规模对个人一般信任的作用。本文的研究假设3a并没有得到验证。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网络规模反而更能提高个人的一般信任。这是因为，市场化虽然能提高个体的网络规模，但其同时也提高了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个体社会网络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增加的多是异质性的弱关系。而根据前文的结论，弱关系是无法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的，并不能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其对于一般信任的提升作用自然会下降。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因为异质性关系较少，个体网络规模的增多，增加的多是同质性的强关系，其对于一般信任的提升作用自然更加明显。市场化程度与网络异质性的交互项并不具有显著性，说明市场化程度无法调节网络异质性与一般信任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网络异质性在中国并不能影响个体的一般信任，自然也不存在调节作用。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3b没有得到验证。
盐酸纳美芬预防小儿全麻诱导期瑞芬太尼诱发呛咳的临床观察……………………… 姜 燕，魏 嵘，傅月珍，等（4·305）
四、结论与讨论
以往研究大多在讨论社会网络如何促进网络成员之间信任的形成和发展。的确，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封闭性体系，对于网络内部的特殊信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一个人如果在社会网络中做出失信行为，将可能会面临来自网络内部的惩罚甚至有可能被排斥在社会网络外。从这一角度讲，社会网络对特殊信任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然而，局限于内部关系的社会网络是否一定会降低网络中的个体对于一般社会成员的信任程度呢？本文将社会网络看作一种可以为个体提供支持的社会资本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社会网络本身是个体获取资源的一种重要非正式制度，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为居于其中的个体提供社会支持。个体社会资本的增多可以提高其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进而提高其一般信任。同时，本文区分了网络中的强关系与弱关系并分别考察了二者对于一般信任的影响。在中国，只有网络中的强关系可以提高个体的一般信任。此外，本文的另外一个重要突破在于考察了市场化对社会网络与一般信任的调节关系。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社会网络与一般信任的关系是不同的。市场化对于一般信任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市场化的不断发展，社会网络为个人提供资源的作用在改变。另一方面，市场化的发展可以改变个体社会网络的结构，使得个体的社会网络规模更大、异质性更强。社会网络结构的变化也导致了其对个体一般信任影响的变化。通过分析CGSS2012年的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社会网络可以促进一般信任的发展。这主要是通过将社会网络作为一种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的社会资本来实现的。社会网络是个体获取社会资源的重要渠道，是个人资本的一部分，拥有更多的资本可以提高个体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进而增强其一般信任。因而，社会网络为个体提供的社会支持越多，其一般信任水平也就越高。
其次，在中国，只有强关系可以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个体在面临各种社会问题时往往倾向于向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求助，因而只有个体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可以提高其一般信任水平。与此相反，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往往代表的是弱关系，中国人对弱关系并不信任，也不倾向于向弱关系寻求社会支持。网络异质性强往往代表的是网络中弱关系更多，这反而会对个体一般信任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市场化对社会网络与一般信任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相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个人的网络规模更能促进一般信任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市场化程度提高了个人网络的异质性，使得个人的社会网络中包含了更多的弱关系，而中国人是不信任弱关系的，弱关系的增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网络规模对于一般信任的提升作用，这为解决市场化与社会网络关系的争议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社会网络的作用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认为，市场化能够增强个人网络的异质性，使得个体有机会与不同群体的人接触，得到更多的弱关系。而网络异质性的增强究竟能不能提升社会网络的作用，这就要看个体所处的文化环境以及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在西方社会，弱关系的增多往往意味着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异质信息，这对个人求职、生活都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市场化的发展在西方很有可能发挥着增强个体社会网络的作用。在中国，网络异质性的增强虽然也能使得个体获得更多的异质性信息，但在中国还存在个体是否信任其所获得的信息的问题。如果个体不信任信息的来源，那么异质性信息对其生活没有任何帮助。因此，市场化可以改变个体的社会网络结构，但是这种改变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需要区别对待。
社会网络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网络内部成员之间多为特殊关系，且内部成员之间的频繁交往会压缩个体与网络外成员之间的交往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网络只会促进特殊关系的发展而对一般信任有削弱作用。然而，一般信任的发展与个体应对社会中的不确定性的能力也有关系。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提高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进而使个体拥有更高水平的一般信任。因此，社会网络有可能同时促进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的发展。这就说明，对特殊信任有利的因素未必就不能促进一般信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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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zation, social network and general trust
HAN Yanchao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social networks are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trust among individuals within the network, but hinder the trust of others outside the network.Different from this, this essay, by employing the two databases of CGSS2012 and Chinese provincial marketization index, and by analyzing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multilevel regression, finds that social network can enhance general trust for individuals, which is particularly remarkable in areas with a lower degree of marketization.The reasons for such differences lie in that social network, as a kind of social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individuals to acquire social resources, and that more social resources can entitle the individuals stronger ability to deal with risks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trust.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the effect of the social network will be weakened.At the same time, in China, only strong relations in social network can constitute social capita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general trust.
Key Words: marketization; social network; general trust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9)02-0127-09
DOI:10.11817/j.issn.1672-3104.2019.02.016
收稿日期：2018-09-20；
修回日期：2019-02-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社会信任模式与机制”(11&ZD149)
作者简介：韩彦超(1988—)，男，河南中牟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与社会，联系邮箱：15110730005@fudan.edu.cn
[编辑: 游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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