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人类学研究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都市人类学基于多元文化研究的传统，在城市形态与发展模式、城市移民与族群研究、都市文化研究、应用研究等方面形成了大量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的成果。当前，中国已进入一个从乡土社会到城市社会的文明转型进程，面临着经济层面转型、城乡关系调整、移民城市的形成与治理、区域及城市群协调发展等诸多问题。对此，都市人类学应在文明转型的视野中，从研究思路、研究目标、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寻求突破，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学科体系。
关键词：都市人类学 城市文明转型 学科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中国正在经历从一个数千年以农业文明为中心的乡土社会转型进入一个以开放性和流动性为特点城市社会的时代。城镇化对整个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意义，已在十八大以后出台的新型城镇化规划纲要中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上得到了确认。在这一纲要中，城镇化被视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快速的城镇化在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机遇和推动力的同时，更需要我们准确研判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应对城镇化面临的风险挑战。作为人类学现代社会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都市人类学亟待积极有效地参与到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转型的研究中，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问题、经验和模式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探索一条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核心宗旨的学科发展道路，为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不断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贡献力量。
一、多元文化视角中的城市：都市人类学的研究特色
早期的人类学以前现代、非西方的部落社会和农民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二战以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变，世界性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全球的城镇化发展掀起高潮，人类学者伴随着他们的研究对象进入了都市研究。从早期学科内部对都市人类学学科定位的质疑，到今天都市人类学成为现代人类学最活跃的一个组成部分，都市人类学在研究问题、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都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有效拓展了人类学研究的领域，并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和转型。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都市人类学研究已经从早期的都市乡民、移民适应等有限的主题拓展到了包括产业关系、社会排斥、性别问题、政治与城市规划、移民抗争、多元文化体系、城市体系、环境保护等领域，涵盖了现代城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各个方面。(1)Giuliana B.Prato and Italo Pardo,“Urban Anthropology，” Urbanities,vol.3,no.2,2013.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主题虽然非常多样，学科边界十分开放，但仍然秉持人类学以多元文化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既关注人类社会在多元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多元城市形态和成长模式，也关注城市社会在多元族群与文化互动基础上所构建的城市文化，并为在城市社会的语境中实现多元文化和族群的和谐共处而努力，形成了几大极富特色的研究主题。
有机农业植物保护不仅包含要对植物进行保护，还要求对人、环境以及社会生态多样性进行保护以及持续关注，其涉及到整个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对有机农业植物保护在安全和质量方面有着较高的要求，因此，探讨有机农业植物保护方法的先进性、科学性以及安全性，促使生态环境健康、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在跨文化的视野中理解城市的多种形态和发展模式。从沃斯的现代都市性(2) Louis Wirth,“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Th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44,no.1,1938,pp.1-24.到雷德菲尔德的农民社会(3)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构成一个认识论上的从农村到城市的连续统一体，为都市人类学者跨文化的城市形态探索奠定了基础。都市人类学者在研究中积累了大量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城镇发展类型，对城市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基本研究假设提出了反思和质疑，展现了世界城市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如人类学者在对深受殖民主义影响的中非铜矿带城市的一系列研究中，发现这一地区城市的发展远不止是城乡两种社会和经济制度之间的转型，还要面临处理复杂的殖民资本主义制度。(4)J.C.Mitchell,TribalismandthePlural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36;J.C.Mitchell,SocialNetworksinUrbanSituation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9，pp.1-28.从1940年代伴随着铜矿带城市的崛起，以“去部落化”为特征的乡村人口迁移潮流的发展，到赞比亚独立后非洲矿工从暂时性城镇化到永久性城市化，成为城市工人阶级的转变，(5)Bernard Magubane,“Pluralism and Conflict Situations in Africa:A New Look,” AfricanSocialResearch,June 1969,pp.529-554;Bernard Magubane,“A Critical Look at Indices Used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in Colonial Africa,” CurrentAnthropology,vol.12,no.4/5,1971,pp.419-431.再到1980年代以后城市工业发展停滞，绝大多数矿工在退休后迫于生活压力返回从来没有住过的农村的“家”，铜矿带城市现代性梦想破裂。中非矿业城市的城镇化发展历程，打破了学界对城镇化线性发展的简单判断，反思了城镇化研究中有关“传统”和“文明”、“农村”与“城市”二元转型的假设。(6)詹姆斯·弗格森:《现代性的前景：赞比亚铜带省城市生活的神话与意义》，杨芳、王海民、王妍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84-91页。又如人类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由分散式乡村工业推动的城镇化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模式也与欧美城市化历程中先是城市中心的发展再到中心的分散形成郊区城镇的模式非常不同，从而引起学者们对人口、产业、空间的聚集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重新思考，提出了乡村都市化的研究概念。(7)Gregory E.Guldin,“Urbanizing China,” in ContributionsinAsianStudies，Westport London：Greenwood Press,1992;周大鸣：《漂泊的洞察——我的学术研究之路》，《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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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城乡关系的全面调整。一方面体现为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和增多，大量处于城市化不同阶段地区内部平衡各个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诉求，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力量，进行一系列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特别是土地、户籍、产业、福利等制度的调整和创新，以及在制度调整和创新的激发下，相应地区在空间、人群、生计、结构、组织、文化等方面的属性转变；另一方面是城市对乡村形成有效带动，乡村打破内卷化，传统农业转型，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实现乡村的振兴。城乡关系的调整贯穿于整个城市社会转型的历程中，是中国城市社会转型的重点和难点，对其他层面的转型推进具有决定作用。
任何课程改革的推进都必须有课程资源的支持，教师职后教育课程也不例外。准确定位课程之后，重中之重就是课程资源的建设。在“研修一体”背景下，如何合理开发与利用有效的资源来提升研修的效能，是对每一位课程设计者提出的新挑战。区域研修课程设计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实现了课程内容选择从单一向综合的转化。
在现在这个越来越进步的国家，国家对于学生的教育也越来越抓紧，因此，小学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农村小学来说，更是要建设好学校，构建和谐校园，提高教学质量，只有让学生在教育上不输给城市的学生，才能够向着更好的未来前进。同时，农村的教学也需要更好，才能够让学生对比城市的学生有更大的竞争力，为他们走出农村打下基础。每一位教师身上都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只有提高教学的质量，才能给学生带来更好的教学。
最后，就全国范围来看，城市社会的转型还要有效处理一个协调发展的问题，特别是东中西部城市社会转型步调的协调，以及城市体系内部大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协调发展问题。区域层面的协调是城市社会转型在全国层面全面展开的一个必经过程，而城市体系内部的协调则是城市群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
三是都市文化研究是都市人类学研究的特色领域。人类学家把城市视为文化整合的一个层次，是人类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中心，关注城市的文化角色，对城市通过宗教信仰、各类世俗性公共活动所引发的一系列文化整合进程进行了研究。(14)周大鸣：《城市文化职能论——都市人类学研究(中)》，《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雷德菲尔德和辛格还将不同时期的城市划分出“直生性”和“异质性”两种类型，探讨不同类型城市的文化职能。(15)R.Redfield and M.Singer,“The Cultural Role of Cities，” EconomicDevelopment&CulturalChange,vol.3,no.1,1954.都市作为文化中心，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表象形式多样,其中的一些具有霸权性，甚至成为全球性的主流文化表象。因此，人类学者通过对都市流行文化(16)夏建中:《当代流行文化研究:概念、历史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周大鸣：《珠江三角洲的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5期。、特殊群体的亚文化(17)K.Gelder,The Subcultures Reader,London:Routledge,2005.、城市象征(18)周大鸣:《城市文化职能论——都市人类学研究(中)》，《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等主题的研究展现了都市文化的不同面向。同时人类学者也注意到，都市化并不一定是千篇一律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每个文化传统，不论历史悠久与否，都对都市文化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从而使得非西方城市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城市的文化形态。如波科克就指出，印度城市有着从乡村生活直接而来的文化延续性，种姓制度在城市中得到充分发展，城市的设计如乡村一样，是宇宙秩序的表现，而非商业和工业的空间需求和购买力的表现。(19)David F.Pocock,“Sociologies:Urban and Rural，” ContributionsofIndianSociology,vol.4,no.1,1960.如何在都市化的进程中，保持地方性的传统，形成具有标识性、地方性特色的城市文化也成为人类学者的研究重点。人类学者通过运用地方感、士绅化等研究概念，在空间政治的研究框架中，关注了伴随着城市化，在城市空间转变过程中，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以及地方性传统的延续和发展。(20)潘天舒：《上海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的记忆、地方感与“士绅化”实践》，《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四是应用研究特点显著。各类都市问题是激发都市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动力，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也使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应用取向十分显著。都市人类学应用的典型案例是美国都市人类学者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研究。(21)Oscar Lewis,“The Culture of Poverty,” in G.Gmelch and W.Zenner,eds.,UrbanLife，Illinois:Waveland Press,1966.贫困文化概念的提出使人们意识到贫困不仅仅是关键资源和能力的匮乏，贫困还可能表现为一种自我封闭的亚文化。这种对贫困认识的突破，直接引起了美国社会对福利制度的反思，着手改变贫困文化的规范和价值观，使亚文化中的人们重新与主流社会建立起正常的联系。又如中国都市人类学的主要研究问题均来自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特别是中国都市人类学者追踪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的整个历程，通过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在早期农民工研究中就提倡农民工应平等享有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22)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26页。，到后来城市新移民研究中对城市多元族群关系的关注(23)王琛、周大鸣：《试论城市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族际交流——以深圳市为例》，《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李志刚：《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地理学报》2008年第2期；周大鸣、杨小柳：《浅层融入与深度区隔:广州韩国人的文化适应》，《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再到新型城镇化时代对移民城市的形成及其文化转型问题的讨论(24)周大鸣：《都市化中的文化转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杨小柳：《从地域城市到移民城市：全国性城市社会的构建》，《民族研究》2015年第5期。。这一系列研究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紧紧相扣，极大地推动了不同时期各类城市化政策的实施和转变。
二、从乡土社会到城市社会：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明转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数据，1978-2017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8.1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8.52%，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当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新时代新常态的发展形势、新发展观的理念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内涵及目标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制造业一直以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有着直接的影响。我国制造业起步比较晚，近年来在政策的引领下，发展比较迅速。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传统制造业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用工成本高、生产效率低、信息流通慢、市场反应迟钝等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制造业企业发展、降低企业竞争力的核心问题。由此，研究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现状、问题及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人类学的学术脉络中，传统中国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前现代的、复杂的农民社会。这种社会是以乡村为中心，在精耕细作农业基础上构建的地域型社会，人与土地的紧密嵌合，安土重迁。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人口迁移的潮流，大量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向城市聚集，经济生产不再仅仅依赖于土地。这种变化不仅直接导致了中国城市规模及数量的扩大，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乡土文明的根基，人与土地的嵌合关系被打破，推动中国社会启动了从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文明转型过程。作为一种文明转型，从乡土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不仅是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重构，更是一个重塑文化价值体系的过程，涵盖了从宏观国家和区域，到微观家庭和日常生活，再到个人心态价值观的各个层面。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明转型过程主要涉及几个层面。
一是经济层面的转型，从宏观的经济发展结构来说，二、三产业的比值大大超过第一产业，全社会出现非农化发展的趋势；从具体的人群来说，出现大规模的农业转移人口，非农就业的比例极大提高，非农收入成为人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是城市社会转型的起点，也是城市社会转型的基础。
二是城市移民与族群研究贯穿了整个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人口迁移是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使得许多背景差异极大的群体在城市中聚集。其中族群差异往往与特定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紧密结合，成为社会区隔、等级划分的重要机制，甚至是分隔种族和族群的制度被取消后，种族和族群的差异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内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长期持续难以被改变。围绕移民与族群研究，都市人类学者最早关注的是各类移民聚集区，这被认为是移民进入城市后满足其社会文化适应需求的一种生存选择。传统的家庭和亲属关系是维系和构建这类移民聚集区的主要机制，以致形成了代表疏离和隔绝的、相对稳定的移民聚居区，学界称之为“隔陀”(ghetto)。(8) Louis Wirth,TheGhetto，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8.这种基于族群及种族差异而开展的社会区隔研究，特别关注族群分层、偏见与歧视、文化融入等主题。(9)相关研究如Wong Bernard,“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ssimilation of the Chinese in New York City and Lima,Peru,” 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History,vol.20,no.3,1978，pp.335-358;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鲍霭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0-35页。
第二，在研究目标上，围绕城市文明转型的主题，都市人类学要在大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推动从地域性、专题性的现实问题研究到理论模式的抽象和提炼。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都市人类学者在不同地域的研究中积累了大量有关城市社会转型的个案经验。这些经验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一起，形成了今天城市研究中有关人口迁移、城市社区治理、城镇化模式等热门研究专题。如何基于这些研究经验，形成具有人类学特色并对相关领域研究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概念，对提升中国都市人类学在城市研究中的理论影响非常重要。
三是移民城市的形成以及相应社会管理体系的构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城市发展一样，中国城市发展也带来了大量移民在城市的聚集。移民城市是一种与中国以往的地域城市结构完全不一样的城市类型。在近代之前，基于农业文明形成的地域城市一直是中国城市的主要特征。这类城市成长于安土重迁的小农经济之上，是地域文化的代表，其城市居民主要来自周边地区，居民的同质性程度很高。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浪潮，打破了地域城市的格局，以多元文化聚集为特征的移民城市迅速崛起。(25)杨小柳：《从地域城市到移民城市：全国性城市社会的构建》，《民族研究》2015年第5期。从地域城市向移民城市的转型，不但带来了长久以来适应地域城市特点的城市管理体系的转变，还意味着多元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除了引发物质和制度层面的文化变迁，更是涉及道德、伦理、精神、价值层面文化的全面转型。从地域城市向移民城市的转型，是中国城市社会新的主体结构形成的过程，是城市社会转型需要最终实现的目标。其中，自上而下的政策和制度引导是转型的第一步，而自下而上的文化变迁则需要一个相对长时段的转型过程。
移民聚居区从其内部来看同质性很高，从外部来看它又是与周边社会差异最大的一种社会存在类型。事实上，城市社会的族群差异并不一定以隔阂的族群聚居区的形式表现出来，更多的时候人们直面的就是充满了异质性的生活。因此都市人类学者拓展了在移民聚集区研究中形成的有关家庭和亲属组织同质性网络的研究，关注基于地缘、业缘、闲暇等形成的社会关系互动中的族群差异，衍生出了以都市邻里(10)相关研究如Herbert J.Gans,TheUrbanVillager:GroupandClassintheLifeofItalian-Americans,NewYork：Free Press,1962;贝斯特:《邻里东京》，国云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都市职业群体(11)相关研究如Paul G.Cressy，TheTaxi-DanceHall,Montclair:Patterson Smith,1969；郝吉思：《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王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都市社会组织(12)相关研究如Frederic M.Thrasher，TheGang:AStudyof1313GangsinChicago，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7；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等为对象的移民与族群关系研究。在这一系列研究中，学者们既注意到了族群关系的结构性，还注意到了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情景性。对情景性社会关系的关注，帮助人类学者把对都市中广泛存在的匿名性陌生人关系纳入到了研究视野中。(13)Erving Goffman，RelationsinPublic,New York:Basic Books，1971，pp.ⅹ-ⅹⅴⅱ.
从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发展状况来看，经济层面的城市社会转型已经全面启动，深刻影响着东中西部城乡社会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带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乡村工业的发展迅速实现了本地的非农化，迈出了向城市社会转型的第一步。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珠三角成为中国最早的和最大的流动人口流入中心，开启了中国大规模城乡人口迁移的序幕。随后，长三角地区从1990年代起开始成长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多功能制造业中心，也随之成为全国人口迁移的热点。2000年以后，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也被卷入了外出务工的浪潮中。农民围绕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形成了一种渐进城镇化模式，(26)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通过迁移入城实现了非农化。中国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业转移人口及其随迁家属已近3亿人，农业转移人口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由此，城乡人口迁移是全国范围内经济层面城市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大规模农业转移人口的出现正是全国经济层面发生的向城市社会转型的主要表征。
经济层面非农化转型的迅速铺开，集中暴露出中国城市社会转型面临的两大亟待重点攻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围绕城乡二元结构展开的城乡关系的制度调整。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结束循环式迁移，定居城市实现永久性城镇化的问题。而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所能获得的社会福利保障是促使其永久定居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由此，“人的城市化”问题构成了今天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内涵，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成为制度调整的重点。通过开放城镇户籍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等一系列调整，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社会的结构性融入，从而促使其最终定居城市。另一个制度调整的重点在于土地制度。土地是城镇化进程中最稀缺的资源，是各利益群体争夺博弈的焦点。在利益的驱动下，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在为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同时，更多的时候是造成了告别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历程中的各种波折和起伏，典型的案例就是珠三角地区城中村的延续和发展，其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以土地为中心的一系列制度调整和博弈。
第二个问题是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首先，是区域的协调。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城市社会转型的历程明显滞后。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西部地区主要是通过人口迁移启动了区域内的非农化城市社会转型，区域经济结构层面上的城市社会转型力度相对较弱。近10年来，随着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中西部地区城市社会的经济转型有所加快，表现为中西部劳务输出大省出现人口回流。即便如此，目前仍主要处于构建城市社会转型的经济基础的阶段。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引导有市场、有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向中西部转移,吸纳东部返乡和就近转移的农业转移人口,加快产业集群发展和人口集聚,促进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培育发展,在优化全国城镇化战略格局中显得十分重要。其次，是城市体系内部的协调。城市群内部各个层级城市之间分工协作不足、集群效率不高。特大城市的主城区人口压力偏大；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不足，发展潜力有待挖掘；而小城镇因投入不足、功能不完善、缺乏吸引力等原因，发展相对缓慢。最后，是城乡的协调。城市社会的转型发展并不意味着乡村的凋敝和消失，而是随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村农业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与动力、农业结构及其变化过程中的财产与权力关系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城市的带动下，乡村社会重新获得活力，传统的乡土记忆和文化遗产得以活态保护和利用。
对城市社会转型的第三个方面，即移民城市的形成及相应社会管理体系的构建在全国的发展也有显著的差异。东南沿海地区作为中国最早出现城市移民化趋势的区域，在这个方面的转型远远走在了全国前列。这首先体现在制度的探索和完善方面。以外来人口最集中的珠三角地区来说，最早在全国建立了完备的外来人口服务和管理体系，从早期主要以公安、计生部门为中心实施的暂住证制度、出租屋管理、计划生育管理，到后来的涵盖劳动、民政、教育、医疗等多个部门的参与联动；从暂住证到居住证的转变，积分制入户、入学制度的试点和完善，再到现在一系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实施，以及营建移民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的探索，其每一个阶段移民城市社会管理体系的主要做法和经验都成为全国其他城市的示范。
由此，笔者认为都市人类学一是可以人口迁移为线索，关注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经济层面城市社会转型的路径和特点。长期以来，学界对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关注度远不如东部地区，表现在基本研究数据积累相对缺乏，研究理论方法相对单一和保守，研究深度也有待继续深入。下一步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可立足于对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人口迁移基础研究数据的积累和完善，围绕具有中西部和民族地区特色的城镇类型，重点关注如何在外在动力推动下激发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产业、人口、服务、产品要素的聚集，形成城市中心性的路径和机制，并回应城市化研究中有关城市空间、产业、人口聚集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假设。二是中国移民城市的发展及特点。中国移民城市发展的特殊性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差异是一种涉及身份、公平和分隔的结构性差异。因此中国移民城市的发展牵涉到城乡结构的全面调整，这是国外以移民与族群研究为重心的都市人类学研究所不曾涉及的领域。同时族群差异也是中国移民城市的重要部分，但在差异产生的背景、制度和社会环境、特点和演变等方面均与西方国家有较大不同，因此中国的都市人类学者也需要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回应西方学界一系列有关文化适应、社会融入等移民与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假设。三是以人口迁移联结城乡，构建城乡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城市社会的转型包括城市的发展以及传统乡村的转型两个部分。其中，移民是联结城乡变迁的载体。移民群体在变迁中的特殊性，使其有可能成为都市人类学回应中国城市社会转型的理论突破点。其重点是打破“城”与“乡”在理论层面的分隔，形成一个城乡一体的理论框架，其中的乡村不是完全封闭和落伍的，城市性也是乡村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城市也不是绝对的现代和陌生化的存在，乡村的要素也是现代城市成长的重要经验。从这种理论判断出发，城市社会的转型其实就是各类城乡要素在不同语境下互动，有融合、有协调，亦或矛盾和冲突的进程，而这一进程发生的载体正是人的流动。
因此，在新发展观指导下开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以及精准扶贫开发战略等正是在对中国城市社会转型所处阶段做出正确判断基础上实施的国家发展战略。其中新型城镇化发展重点在于解决人的城镇化及城镇协调发展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重在重新定位在城市社会转型大背景下乡村发展的内涵、意义和路径，推动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精准扶贫战略则特别关注和扶持缺乏发展禀赋的人群和区域的发展，保证其能赶上和融入城市社会转型的变迁节奏。
除了社会管理体系的完善，自下而上的文化转型是移民城市构建的核心问题。一系列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的制度调整，力在消除的是移民城市中城—乡、本—外等基于公共资源和公民权利而形成的结构性差异。而文化转型则是一个文化涵化的问题，是多元文化整合互动，形成现代移民城市文化的过程。
中国移民城市发展进程中文化多样性的来源主要是地域性的文化差异以及族群的差异。地域性的文化差异主要是指汉族及部分与汉族接触频繁的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存在的在文化形式上的差异，而族群的差异则涉及在身体、语言、信仰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核上的差别，且移民群体往往形成与周边群体边界明显的移民聚集。不论是何种性质的多样性，均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成为移民城市文化构成要素。这个过程意味着多样性、异质性渗透到包括原居民和移民的城市居民婚姻、家庭、人际关系、社区、职业群体等社会基本结构的构建中，并引发在伦理、道德、情感、价值观等精神层面文化的全面转变。移民城市的文化转型与中国人口迁移、城镇化发展同时起步，并将贯穿于城市社会转型的整个过程，随着中国下一步城市社会转型的深入，其转型的持续性、困难性和重要性将日益显著。
三、文明转型视野中的城市研究：对中国特色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思考
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的快速转型而成长发展。中国城市文明转型的复杂性远超都市人类学已有的研究经验，在为都市人类学提供丰富的研究问题和资料的同时，也对都市人类学研判问题、把握趋势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化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作为中国模式的特殊性，更在于这是一个从乡土文明到城市文明转变的过程。因此，在中国的都市人类学研究中，我们不仅要立足于人类学多元文化研究的传统，解释和分析中国城镇化及其城市社会构成模式的特点，更要将其置于数千年乡土文明变迁转型的脉络中，回应整个人类社会在向工业文明、现代文明转型进程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在城市文明转型的层面上，延续和拓展都市人类学研究传统，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展具有学科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
首先，在研究思路上，以人口迁移为线索追踪城市社会转型的推进。人口迁移是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指征之一，是促使多样性的移民社会出现的主要动力。人口迁移把城乡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深刻影响了广大乡村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人口结构。在中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均衡的国情下，在人口迁移的推动下，中西部地区在自身城市经济发展尚未成熟的阶段就开启了经济层面的城市社会转型。因此从实证角度看，人口迁移是一条串联了经济层面转型、城乡关系调整及移民城市构建等城市社会转型重要问题的关键线索。人口迁移也是理论探索研究的一条线索。传统乡土中国是一个安土重迁的地域型社会，整个社会构建的基础是由血缘和地缘关系交叠形成的村落地方性。人口迁移动摇了乡土中国构建的社会基础，研究者需要从研究方法、研究概念和理论上对其做出理论回应。
将13个设计矩阵Aij(k)累加，即得各项指标的优先得分矩阵：再对得分矩阵Aij关于j，即按行累加：再求出Aij按行累加后的最大值、最小值，令∑Amax=max{∑A1，∑A2，…，∑A6}，∑Amin=min{∑A1，∑A2，…，∑A6}，则与∑Amax相对应的因子同其它因子相比重要程度最高，而与∑Amin相对应的因子的重要程度最低。取amax=1，amin=0.1，记
由此可见，目前中国城市社会的转型正处于一个制度引导变革的关键节点，其变革的重点主要集中通过一列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制度的调整和改革，推动全国在经济层面和城乡关系调整层面的城市社会转型。其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层面城市社会转型的步骤，培育和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二是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通过政策引导农业专业人口在城市的结构性融入，促使其在城镇永久定居；三是实施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推进传统农村、农业、农民的转型；四是城市体系的协调发展，实现人口、资源、产业、空间等要素的合理布局。
综合协调组主要职责包括：负责会务筹备、公文处理、上下联络与接待、预警信息发布、数据统计汇总；负责通知、命令、汇报材料等相关文件的起草；负责向省、市党委、政府和防指上报工作信息；组织防汛会商；协助审查外宣稿件；做好总体协调、重点区域调度等工作。
协议书模板分为有界桩的界线协议书、无界桩的界线协议书2个模板，分别包括封面、协议主体内容、界线所涉及乡镇政府代表签字3个部分。协议书主体内容包含工作概况、重要问题处理结果、行政区域界线走向和界桩位置说明、行政区域界线的维护和管理、最后条款（补充说明）以及附件6个部分，其中附件包括了附图、界桩登记表、三交点界桩登记表、界桩成果表、界址点成果表、三交点成果表等内容。三交点协议书模板包含标题，协议内容，三交点的位置、坐标，底图所在的图幅以及所涉及的乡镇政府代表签字，所属县民政局代表签字和协议日期。
比如都市人类学者在1990年代基于珠三角城镇化发展而提出的乡村都市化概念就是一个极具潜力衍生为解释中国城市社会转型模式的理论概念。乡村都市化的概念不仅是对当时珠三角农村就地城镇化模式的一种总结，更是代表了人类学者对城市化发展的一种研究思路，也即城市化的目的不是塑造一种与乡村截然不同的对立结构，而是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影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互相接触融合后,产生了一种整合的社会结构,既含有乡村文明的成分,又含有城市文明的成分。
随着珠三角城镇化发展的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早期出现的各个乡村都市化地区经历不同的变迁历程，有的随着城市的拓展成为大都市的中心或近郊的城中村，有的则地处城市远郊，长期停留在城镇发展的阶段。这一过程也是珠三角都市圈日益成熟、外来人口持续迁入、城市多样性日益显著、村落实现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村到就地城镇化时期的工业村，再到今天移民社会的城市社区不同阶段的转型。因此，“乡村都市化”完全可以作为一条研究的思路和线索，通过村落定点的持续观察研究，追溯珠三角40年城市社会转型的历程，发现城乡结构要素整合的机制和特点。通过把城镇化视为一个城乡结构要素整合的过程，可突破从制度、产业、空间、人口等角度简单定义城镇化的思路，从而有可能在城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城市社会结构特点等理论层面上，而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层面上，对珠三角城镇化进程中的面临的各种问题，如城乡结合部、乡村工业、农业转移人口等的出现、延续和变化进行系统研究。乡村都市化这一概念虽然提炼于珠三角的发展经验，其个案经验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其城乡要素结合的机制及结果却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显示出了中国从乡土社会到城市社会转型的主要阶段及其相应的内涵和问题，是中国社会和文明转型的缩影。
第三，在研究领域上，发挥都市人类学城市文化研究的特长，开展移民城市的文化转型研究。文化转型是中国下一步城市社会转型的重点，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力量互动，构建新的移民城市文化的漫长历史进程。笔者认为，从日常生活的层面来看，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地域、族群的多样性，逐步渗透到婚姻家庭、邻里社区、职业群体等城市社会的基本结构中，带来了一系列在生活方式、观念价值、情感道义层面的碰撞。对此，人类学者要在文化转型的视野下重新审视学科传统的研究主题，如婚姻家庭、亲属制度、邻里关系、文化习俗等如何在移民社会中传承、适应、变化并参与到社会重构的过程中。比如跨文化家庭内部的冲突、地域性歧视、传统道德伦理的弱化等，都可以成为未来中国都市人类学深入探讨的地方。
从整个城市的文化体系来看，一方面是在多元性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移民城市文化。一系列城市地标、城市符号、城市仪式、城市文体活动等尝试彰显城市的文化特色，是自上而下推动移民城市文化构建的主要路径，也是移民城市文化涵化在公共层面的重要体现。同时，在不同层次人群中存在的各类城市流行文化的传播和蔓延，则体现了基于阶层、职业、年龄、教育等因素形成的文化差异，亦显示了文化涵化的不同层次和多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城市及乡村的传统文化也是移民城市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也应该成为中国都市人类学文化转型研究的重点。
第四，积极探索研究方法的突破，实现宏观和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在研究方法的探索中，都市人类学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兼顾人类学在方法论层面对平衡整体观和田野调查二者关系的内在要求。因为在城市研究的场景中，人类学者不可能只通过田野调查就获得有关城市的整体观认识。因此，人类学者既需要开展微观田野调查，也需要具备对城市的宏观整体性认识，而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有机结合是都市人类学研究方法突破的重点。
2.1.3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成熟期的影响 CK2处理未喷施任何缓解药剂，植株枯黄最早;处理1、2、3相继枯黄死秧，比CK2推迟了4～7 d，CK1处理与1、2、3 处理相比早成熟了 3～6 d。
笔者认为，立足于社区、人群的微观研究是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之本，特别是长时段的社区追踪研究，是把握城市社会转型内在机理的基础研究方法。人类学有一套完整的微观研究规范，强调在时空的延续中以人为中心开展研究，围绕生计模式、人口结构、婚姻家庭、社会组织、文化观念等一系列主题展开的社区和人群变迁的整体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微观层面观察城乡要素之间充满张力的互动与结合过程，并通过“小地方”来透视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内城市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与表征。
当然，仅有微观研究的个案是不够的，因为如果过分沉浸于微观研究，人类学者根本无法提出有普遍性的研究问题和概念，难以扩大学科研究的社会影响力。中国的都市人类学需要在微观研究基础上加强宏观研究的深度和强度。其路径一是与其他学科开展跨学科的数据合作，帮助人类学者定位有关城市的整体观认识。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等这些主要在宏观层面开展城市问题研究的学科积累了大量研究数据库，特别是信息时代大数据的发展，使运用海量数据以及数据分析新技术，对人类行为、群体互动以及社会适应系统进行研究成为可能，是人类学获得城市整体观认识的重要数据来源。二是在数据合作的基础上，都市人类学更需要基于人类学自身宏观研究的传统，通过具体研究个案的比较类型研究，形成对城市宏观发展趋势的判断，实现从个案到类型、从微观到宏观、从特殊个案到普遍性理论的突破。中国都市人类学积累的三十余年的个案研究资料特别需要通过有计划的个案经验比较，并进一步地将社区比较扩展到更加宏观的层面，如城市发展模式的比较、区域社会经济演变的比较，等等。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城镇化模式及城镇类型数据库，进一步指导都市人类学的微观个案研究。这是实现中国都市人类学从特定区域、具体问题到理论模式抽象和提炼的必由之路。
四、结语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举世罕见，如何在理解文明转型的基础上，构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理论解释是今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使命。中国的都市人类学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成长，其研究的主要问题意识、研究经验均来自中国城市的成长经历，在城镇化与都市问题、移民与族群研究、都市文化研究等关键领域形成了兼具学术性和应用性的研究成果，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研究特色。笔者认为，下一步，面对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要求，都市人类学应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研究使命，以学科性为专业性、原创性、特色性研究的灵感来源，以立足于实际调查的中国特色为理论创新的突破点，与时俱进以新时代发展的核心问题为研究指引，从学科性、中国性、时代性三个层面着手，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总结中国发展经验，形成中国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FromMulti-Urban-CulturetoUrbanCivilizationTransformation:NewDevelopmentofChineseUrbanAnthropology
YANG Xiaoliu HU Minzhe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force of anthropology in the study of modern society,urban anthropology,based on the tradition of multi-culture studies,has formed a large number of achievements wi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urban morphology and development mode,urban migration and ethnic group research,urban cultur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research.At present,China has entered the civilization transformation from a rural society to urban society,and is facing many problems,such 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adjustment of urban-rural relations,formation and governance of migratory cities,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and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s.In this regard,urban anthropology should seek breakthroughs from research thinking,research objectives,research fields and research methods,and actively construct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urban anthrop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urban anthropology;urban civilization transformation;discipline development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村中城：一种半城市化类型原研究”(15BSH05)。
作者简介：杨小柳，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敏哲，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山 510275)。
责任编辑：陈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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