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区青少年教育是青少年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转型、经济结构大幅调整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发展社区青少年教育已成时代的必然。本文试图就国外关于社区对青少年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研究及评价，以期对新时期我国社区青少年教育的途径对策提供可靠理论依据。
[关键词]国外社区青少年影响
一、国外关于社区对青少年影响的理论研究分类
社区是青少年活动的主要场所，对青少年在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关于社区对青少年影响的社会学研究最早可追溯到60年前。1942年，SHAW和MCKAY出版《青少年犯罪与城区》一书，其中探讨了贫困社区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不良影响。作为社会学家，他们提出了社区的社会组织缺乏理论，指社区缺乏组织会对儿童和青少年产生不利影响。1978年，KORNHAUSER出版《青少年犯罪的社会根源》，运用社区的社会组织缺乏理论来解释城市贫困社区中的青少年犯罪和其他行为问题。WILSON在1987年出版《真正的不利——市中心、下层社会和公共政策》一书，其中记录了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城市中社区的贫困积聚现象，从而把对贫困的讨论从个体因素引入社区因素。1990年，JENCKS和MAYER发表了《在贫困社区中成长的社会后果》一文。该文现在被誉为社区研究的经典之作，其中指出了个体行为受社区影响的五种理论模式：社区的机构资源模式、社区的集体社会化模式、流行模式、竞争模式、相对剥夺模式[1]。自此以后，国外关于社区对儿童和青少年影响的理论研究大多是以这五种模式为指导进行的。其他一些学者，虽然不一定是旨在研究社区对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也都提到了居住模式以及社区的贫困积聚现象，对近年来的研究有一定的影响，有些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大体分类，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影响效应研究
影响效应，这里主要指一种现象或事件本身所引起的一连串的反应效果，包括持续的长短、影响的力度、波及的范围及由此引出的相关问题等。现阶段关于社区对儿童和青少年影响的研究大多是以各种普查资料为依据，加以分析或辅以其他类型的研究实验，得出社区的影响效应。一些相关的著名调查如：青少年全国(美国)纵向调查(儿童版)(NLSY-CS)、婴儿健康和发展计划(IHDP)、经济收入动力学的专项研究(PSID)、匹兹堡青少年研究(ThePittsburghYouthStudy)、芝加哥社区的人类发展计划(TheProjectionOfHumanDevelopmentInChicago)等等[2]。这些调查研究对被试的选取一般是按年龄划分，分为四个年龄段：儿童早期(0-6岁)，儿童晚期(7-10岁)，青少年早期(11-15岁)，青少年晚期(16-19岁)。这样划分的原因是每一年龄段至少包括儿童和青少年发展中的某种质变，如入学或毕业、生理成熟、角色转变、认知能力的质变等。这些变化发展相对来说比较普遍，而且要求儿童和青少年发展新的能适应生理、心理和社会变化的模式。对于同一个研究方面，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和青少年需要采用不同的评价指标。例如，在儿童早期和晚期，学业成绩是以言语和认知能力来评价，而在青少年晚期，一般是以在校学习成绩来评价。而且，社区对各种指标的影响不尽相同，在不同的年龄段影响方式也不同。许多研究都集中在对两个年龄段的探讨：儿童早期和青少年晚期。社区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效应一般从以下三个研究方面来考察：
（1）入学及学业情况
在儿童早期和青少年阶段，最一致的发现是在解释了个人和家庭特点的差异之后，社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高对入学准备和学业成绩有积极影响。大多数研究都是以从全国或多场地大样本中选取的儿童和青少年为被试实施的。结果都表明，社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发展的多项指标，如数学成绩、基本技能测试、平均成绩等呈正相关。其中，对青少年晚期的研究发现，社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偏高对青少年的教育成就有积极影响。
（2）行为和情绪问题
关于行为问题的发现不如关于认知和学业成绩的发现那么一致。最突出的发现即是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消极影响，特别是对外化行为(外显的攻击性行为)的影响，比对内化行为(沮丧和社会退缩等)更显著。关于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的行为和情绪问题的研究主要以是城市和区域性的调查为依据，以匹兹堡青少年研究为资料的研究表明，在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地区(即存在贫穷、失业问题、男性事业、未婚生育、领取社会救济金等问题)，13岁和16岁的男性青少年的犯罪行为更频繁、更严重。社区对早期青少年的影响比对晚期青少年的影响更大。实验研究表明，青少年的外化行为问题也与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低有关。
（3）性行为与生育问题
关于社区对青少年的性行为和生育的影响的研究结果差异很大，最一致的发现是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就业率为评价指标)与青少年的性行为和生育情况有关。有几项研究都发现，青少年的性行为与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多项指标都有关，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以社区中专业级/管理层居民的人数为评价指标)的影响效应显著。青少年的非婚生育率上升与社区中专业级/管理层居民的人数太少有关；社区中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充足对妇女的非婚生育率降低有积极影响；社区的贫困度与男性青少年性行为发生率和使性伙伴怀孕的机率呈正相关，而与积极采取避孕措施的行为呈负相关等。
2、影响机制研究
社区影响机制的取向各有不同，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社会学取向。这种取向是以社会组织缺乏理论为中心，认为社区如果缺乏一定的组织结构，缺乏起码的组织监管机构，会给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其他的取向还有研究社区的结构维度(研究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混杂度和居民搬迁率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影响阈限(即研究社区中的某些因素达到什么样的限度会产生效应)或生态学取向等等。虽然研究取向各有千秋，但根据大多数研究的结果来看，社区的影响机制大概可从三个方面来探讨，即机构资源、组织度和亲子关系。
（1）机构资源
社区的机构资源是指社区中的各种机构和设施。这些资源的多少和质量会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社区中的学习活动和设施，如儿童识字活动、图书馆等等，通过父母的适当利用，可以诱导或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特别是在入学准备和学习成绩上。研究发现，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学校或许是比社区内其他机构更重要的影响机制。这时，机构资源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或许就是通过学校环境的性质(如教学质量、学习气氛、在校人数等)体现出来。另外，社区内的就业机会是一项与青少年特别相关的社区资源。大样本研究的结果倾向于认为，由于青少年还未成人，年龄尚小，过早就业对其发展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如导致问题行为增多、烟酒滥用等问题。但也有以低收入青少年为被试的研究却发现，青少年就业有一定的好处，如有经济收入、受工作单位的监管、学习活动会增加而犯罪活动可能会减少等。
（2）组织度
组织度是指社区中居民之间的相互联系程度和相互监管程度等。其实，组织度是一个从社区调查中获得的对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凝聚力的综合测量。有研究者认为，社区的结构特点，最显著的如社会经济地位、居民搬迁率、种族混杂程度等，能决定社区中正式和非正式机构对居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监管力度，能促进或阻碍青少年群体的问题行为和居民的行为偏差。因此，这个机制强调社区的社会组织特性，特别是正式和非正式机构的管理机制。有研究发现，组织度与社区暴力事件的发生呈反比，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与非正式社会控制力度呈反比[3]。有研究者认为，在缺乏社会组织管理的情况下，同伴对青少年的影响可能更大。另外，在社会地位低的社区中，几乎就没有可供青少年寻求支持的社会组织，这或许就是引起青少年犯罪、问题行为、不良同伴团体形成的问题的原因。研究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社区中的青少年比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社区中的青少年觉察到更大的危险。这可能与是否有监管居民行为的社区机构有关。
（3）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通过父母的个性、行为、环境所能为父母提供的帮助设施、家庭气氛等中介因素，能对儿童和青少年与社区特性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父母的性格特征是社区环境效应的中介因素之一，它包括父母的身、心健康水平、易怒性、应对技巧和效能感等。有研究发现，社区的不良因素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是通过教养方式的性质(监督、热情/支持、纪律/粗暴、敌意、沟通等)起作用的[4]。青少年的学习成绩、行为偏差与父母的控制行为有关，这种影响根据社会情况的不同而变化。对于低危社区中的青少年，父母的控制较少或许更好；而对于高危社区种的青少年，中等程度或较多的控制对其健康发展或许更有利。实证研究也发现了社区性质与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社区改变能引起父母教养方式的改变，虽然至今无人探讨其影响机制，但有研究者提出的经济困难与父母压力的关系，这个机制可能是：贫困度低、危险小的地区能减少父母的压力，从而导致父母粗暴行为的减少。社区对儿童青少年的间接影响还与其他几种家庭因素有关——提供学习经验、物理环境、家庭结构等等。
二、对国外关于社区对青少年影响的理论研究评价
综观国外有关社区对儿童和青少年影响的研究，大都是先寻求适当的普查资料，然后加以分析研究。但要研究社区影响的机制问题，就必须超越普查资料，运用其他的研究手段作为辅助。国外的研究者一般运用的辅助手段有行政资料分析、社区调查和社会观察。运用行政资料可能是因为行政资料比普查资料收集得更频繁，因而很适合于研究即时性问题。关于社区的维度研究方面，国外研究有两个很大的局限。一是同时性问题，或者说相互性问题。即，儿童和青少年在受家庭和社区影响和塑造的同时，家庭和社区也受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那么，社区的影响效应就不仅仅是一个静态问题，也有动态因素。而国外的社区研究却没有涉及这个动态的因素。第二个问题是被忽略的社区因素。换句话说，研究者对社区的测量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对社区效应的估计就会出现偏差。所以，当运用普查资料分析研究社区效应时，研究者不仅应考虑社区中哪些结构维度最显著，还必须考虑忽略了哪些重要的结构维度。运用其他的辅助方法也许可以弥补，如社区调查或系统的社会观察，或运用犯罪记录等行政资料，能提供其他被忽略掉的环境的维度信息。
因此，我国研究者在研究社区维度时应注意这两个问题。一是在收集资料、构建理论和分析中置入动态因素，二是应严密地分析社区中的各种结构维度，减少忽略发生的机率。另外，国外有关社区的研究是建立在自己的国情、民情基础之上的，有些并不适应于我国的国情、民情。例如，在国外的社区研究中，种族混杂是一个重要的结构维度，因为种族歧视是一个普遍存在而且尖锐的社会问题。而在我国，种族歧视并非严重的社会问题，也许就并不是重要的结构维度。国外的研究得出社区影响儿童和青少年有三种潜在机制——社区资源、组织度和亲子关系，这是国外研究者根据本国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情况归纳得出的。我国的情况是否如此，还有待研究者的研究检验。或者，根据我国社区的实际情况，是否将这些影响机制重新分类更好？比如，是否可以以社区的物理环境和社区内形成的心理环境来分类研究？因为作者以为，社区环境不仅包括机构资源，还应该考虑社区居民共同的价值观，如是否愿意为某一项社区事务尽心尽力等等。当然，这些构想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是否合理。社区影响研究的最大作用是为早期干预提供实证和理论基础。在国外，社区干预正逐步形成一个研究分支，而社区研究设计是其中一个举足轻重的研究取向。社区干预对监督儿童和青少年的活动、促进其健康发展，以及改善整个社区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社区研究能为改善干预政策和干预计划提供依据。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此，希望能通过介绍国外研究，为我国的社区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为发展我们自己的研究尽一点绵薄之力。
注：
[1]李勃;国外社区青少年教育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当代教育科学;2008年13期
[2]李慧霞;社区管理中青少年教育路径探究研究综述[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1年12期
[3]王宝利、周鑫;青少年犯罪社区预防与社区矫正制度研究[J];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04期
[4]齐宁;社区青少年家长版亲子沟通问卷的编制以及比较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03期
作者单位：丁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邮编：250103；山东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研究生在读，邮编：250358；
李勃，山东青年政治学院，邮编：25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