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用他的一生写满了对党的忠诚，从他的身上，我深刻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无名英雄和他们用鲜血与生命书写的历史。谨以此文表达我对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深切怀念和崇敬之情。
1945年任中共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站站长的祁文山
我的父亲祁文山（1917.4—1997.6），原名宋一文，曾用名宋长富，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大部分工作时间是与党的隐蔽斗争史紧密连在一起的。
现阶段，在部分地区干果经济林只是作为普通产业在发展，但是为了其长远发展，就必须要对干果经济林的发展进行准确定位，这样才能使其逐渐成为重点产业。每个地区的林业主管部门要对干果经济林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仅要努力从上级主管部门取得技术和资金的支持，自身也要做出长远规划，制定出适应当地干果经济林发展的政策。同时也要制定政策鼓励果农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发展干果经济林，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取得进步发展，争取经过不断的坚持与努力，逐渐扩大干果经济林生产规模，最终使其达到产业化[1]。
1945年，党中央派父亲到冀鲁豫军区兵工厂工作。后来，中共中央社会部决定在中原军事要地新乡设立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站，直属中共北方局冀鲁豫分局和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领导，由父亲担任情报站站长兼地下党组织书记。情报站的任务是收集敌方军事运输和军事调度情报，密报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当时，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驻地在清丰县单拐村，而这个地下情报站设在我家，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乡市新乐路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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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度访谈和问卷访谈内容可以看出，殡仪馆从业青年对职业具有高度的自我认同感，他们中绝大多数在被问道：“您的内心是否对职业自我认同？”时，几乎毫无迟疑给出了肯定答案。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何去何从，是战争还是和平，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国共双方最高层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同时，围绕战后的一些具体问题，双方各战区长官一级的谈判也在分头进行。新乡是中原军事要地，国共双方的谈判多次在这里进行，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指示父亲，要求情报站配合解放军执行秘密保护和护送我方代表的任务。
在此期间，父亲还利用他在新乡火车站负责铁路货运工作的特殊身份，以过人的智慧与胆略，不断将国民党的军需物资，辗转截运到冀鲁豫军区司令部的地下兵工厂和小冀解放区，并多次护送中央首长和冀鲁豫军区重要干部过境。
我家这个地下军事情报站是总站，另外还有大陆照相馆、“狗不理”包子铺、振泰公货栈等几个分站，由父亲负总责。情报站的情报员有母亲王建淑、叔叔祁士义，还有赵树林、齐云鹤、崔佩玺等。白天，父亲和情报员们冒着生命危险收集军事情报，夜晚在我家秘密开会碰头，然后及时把情报送到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或小冀解放区。听母亲说，每次开会她都要抱着几个月大的我在外屋放哨，一直到深夜会议结束。在离新乡20多里的小冀解放区，与情报员接头的是解放军负责人唐纪和刘德仓，当时与父亲单线联系的还有郑州情报站的郭子青、中共冀鲁豫分局社会部的耿增泽。
在情报站设立之际，经党组织批准，我母亲王建淑告别养育了她19年的父母，从天津千里迢迢来到河南新乡，与父亲组成革命家庭，承担站岗、放哨、掩护同志、传递情报等任务，协助并掩护父亲工作。听父亲说，为了更好地保护情报站，组织上要求母亲学会打麻将和抽烟，尽快适应城市市民生活。
1946年3月3日，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方顾问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由张家口乘飞机抵新乡视察，在河朔图书馆召开国共双方停战协定执行会议。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于2月28日乘火车来新乡，陪同周恩来同志参加活动。河朔图书馆位于新乡市老公园内，距设在我家的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站东北方向1000米左右。父亲接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命令，要求情报站秘密协助解放军保护周恩来、刘伯承等我方代表的安全。当天下午2点多，“军事三人小组”离开新乡飞抵太原。父亲和战友们圆满完成任务，受到了首长的表扬。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不久，经党组织批准，我们全家准备回原籍天津市。正在此时，中共河南省委下了一道命令，因准备成立平原省，在河南工作的干部一个也不能走。父亲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我们全家又留在了新乡。
为了党的事业和情报站的安全，情报员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有一次，情报员崔佩玺伯伯在去解放区送情报的路上被特务抓走，他受尽酷刑，宁死不屈。最后，敌人准备在半夜秘密处决他和其他被捕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兵用大刀先砍了一个被捕的共产党员的头，轮到崔伯伯时，他把脖子往棉衣领子里缩了一下，敌人照后脖颈砍了下去，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扔在荒郊野外。后来，崔伯伯竟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以惊人的毅力用一只手托着头，一只胳膊艰难地爬行，硬是爬到解放区完成了任务。崔伯伯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情报站，保护了同志们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后，崔伯伯常到我家，每当我看到他脖子上深深的伤疤时，总是打心眼里深感革命成功是多么不易！
母亲对我说，父亲为革命随时做好了被捕牺牲的准备。情报站设在我家里，大院的围墙不高，四周街坊住的都是破旧矮房，父亲对周围每条胡同、每个街道都非常熟悉，一有敌情就可迅速翻墙逃跑。父亲说，他是情报站站长，要对情报站及每位情报员负责。每当遇到意外情况，他总是让同志们先撤退，自己最后一个离开。
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鲁西南和豫北两地区，在大踏步进退中展开鄄城战役、滑县战役等，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企图打通平汉路的计划。当解放军进攻的枪炮声在新乡市周边连成一片时，驻当地的国民党军内部一片混乱，他们决定让家眷先转移。正当我们暗自拍手称快时，组织决定，为掩人耳目，保护这个地下情报站的安全，让母亲带着只有5个多月大的我与国民党军官太太们一起从新乡到郑州“逃难”。母亲抱着我坐在又闷又热的闷罐车里，整整坐了两天两夜才到郑州，一路上受尽磨难，年幼体弱的我又生病拉肚子，险些丢了性命。
后来，我们姊妹几个陆续到了上学的年龄，那些革命干部的孩子被保送到育才学校上学，国家包食宿，而我们姊妹几个没有这个资格。不仅如此，我们还承受着作为资本家子女在那个年代要受到的种种歧视。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当时学校让填写家庭成分，我年幼不懂家庭成分是什么，有个老师大声喊道：“祁葆珠的爸爸是商人，奸商，就是资本家。”那声音、那语气，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并问什么是商人、奸商，父亲把我抱在怀里，过了好一阵子才说：“爸爸是商人，但爸爸是好人。”当时，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花。
当时隐蔽潜伏的任务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专搞帝国主义情报的，代号为“新美”，领导人是我父亲；第二种是专搞国民党军统特务的，代号为“市军”；第三种是专搞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代号为“乡中”。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号，父亲的代号是“112”。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凭借超群的政治敏锐性和丰富的侦破经验，破获了多起书写反动标语、暴乱、爆炸、暗杀等案件，抓获了多个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间谍。
1946年，蒋介石到了新乡，想去有名的“狗不理”包子铺（这里是我党的一个地下军事情报分站）吃饭。当时有人提出，让狙击手隐藏在房顶，趁其不备击毙蒋。父亲坚决反对，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搞暗杀。后来，父亲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在白区工作的日子里，父亲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律，坚决抵制党内“左”倾思想的干扰影响，从而保存了革命力量，确保了地下情报站和同志们的安全。
试验结果表明，3种护色剂的护色效果为D-异抗坏血酸钠>L-半胱氨酸>VC；3种护色剂的最佳复配比例为：D-异抗坏血酸钠添加量0.5%、L-半胱氨酸添加量0.6%、VC添加量0.7%。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民党潜伏下来了很多特务。为了挫败敌特的破坏企图，1950年，党组织决定让我父亲以国民党特务身份到公安部门举办的“特务训练班”卧底，与国民党战犯、特务关押在一起，和他们称兄道弟，谈心交友，“同吃、同住、同劳动”，取得他们的信任。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特务秘密组织串联准备暴动，并商定了行动计划和时间。当晚，时任新乡市公安局局长李孝康和侦察科长石英才就“提审”我父亲，父亲与他们一起研究案情，及时部署，成功挫败了这起反革命暴动，捍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后来，父亲在给我们讲这段往事时自豪地说：“爸爸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红色特工，他们是国民党训练的特工，他们斗不过爸爸。”
然而，当时我们家在社会上戴着“反革命特务家庭”的大帽子，随时都可能遭到革命群众的唾骂和袭扰，街道上一些思想先进的居民还经常到公安机关汇报我家的“情况”，全家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来，父亲因“认罪态度好”而被“释放”。父亲回到家，人很瘦，头发和胡子都很长，我都认不出他了。他走到我面前轻轻地叫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认出是父亲。我搂着他委屈地哭了起来，当时我的父母都流泪了。
不久，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党组织决定，由公安机关出钱，在新乡最繁华的街道——新华街建一个名叫“前进体育用品社”的大商店，作为公安机关新的隐蔽侦察点，由父亲当老板，当时叫“掌柜的”。后来，公安机关又在新乐路51号原地下情报站，为我们家新建了5间大瓦房和一个大院子，临街高高的门楼下是两扇大黑门，门上有两个对称的大铜环，与当时街道两旁邻居家又低又黑又破的小房子形成了很大反差，看起来像是个富有之家。这处院落对外声称是资本家自己赚钱盖的，实际上是公安机关隐蔽工作的办公地点。我们全家住在这个大院里，为父母和他的战友们继续潜伏隐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掩护作用。这样，我家由战争年代党的地下军事情报站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安机关的隐蔽侦察点。
父亲执掌的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站，由于他与战友们严谨的工作和巧妙的掩护，一直到新乡解放都没有暴露，所有情报人员无一人牺牲，这在当时全国隐蔽战线的工作中是极其少见的。这都得益于父亲在延安三年的学习培训和战斗实践，使他能够严格执行对敌斗争的政策原则和秘密工作纪律，系统掌握秘密工作方法和技术，不断提高隐蔽战线的斗争水平。由于军事情报及时准确，中共中央北方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授予我父亲“二等人民功臣”荣誉奖章。
1948年3月，新乡解放前夕，父亲接到内线情报员报告，新乡国民党驻军要为前线部队运送大批军用物资。为配合解放军的战略反攻，他决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安排新乡火车站地下党组织发动机务段的工人们，把火车站存放的6000吨煤分光，致使火车无法开动，让国民党军用物资运输计划落了空。情报站及时准确的情报和果断有力的措施，为新乡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
1956年，国家进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按照党的指示，父亲作为可改造好的“资本家”代表“带头”参加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主动”拉着板车把“私有财产”交给国家。同时父亲为党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团结了一批热爱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者。
后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隐蔽斗争的需要，公安部决定派父亲到香港，以大资本家的公开身份隐蔽潜伏下来，执行更艰巨、更危险、更重要的任务。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奔赴远方，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在实际市场环境下，不仅要知道单因素对利润的绝对影响，更重要的是需要了解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以便于管理层的有效控制，见表7[1]。
而教育教学督导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促进和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因此教育教学督导是和教育质量的评价机制紧密相连的。教育教学督导的设立以及其目标的建立都与教育教学的目标及其质量要求密切相关，即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在培养此类人才的过程中做到和没有做到的方面，我们的失误和我们的经验。并且，对于每一个教师和每一个学生来说，相互之间的教育教学都是一个唯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但存在着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相互的认识，而且存在着他们相互的成长。因此，梳理教育教学督导的历史沿革和进行现状分析都是非常必要的，为进一步确立全方位、人性化地进行教育教学督导制度而服务。
1963年，父亲被调回河南省公安厅继续做隐蔽工作。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河南省政协宣教处处长兼文史资料室主任，就住在省政协机关大院北面临纬三路的西二楼上。有一天，父亲接到省公安厅通知去中州宾馆开会，当时在座的有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省公安厅厅长王一鸣、副厅长陈蕴贤等领导，还有省公安厅一处处长皇甫书信和吴永村叔叔等。赵文甫伯伯在省里主抓公检法工作，他问了父亲的经历后说：“你是白皮红萝卜，无名英雄！”经过交谈，父亲才知道赵伯伯也曾在洛阳做过党的地下工作，并且与我父亲是同一人介绍入党的。因为当时地下党是单线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发生过工作关系。赵伯伯关切地问起我父亲当时确定的干部级别与待遇，然后说：“1933年入团，1936年入党，又是党中央从延安派出的干部，现在定的级别太低了。”他当即就让省公安厅打报告，由皇甫叔叔把报告送交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建民，由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盛震强亲自办理，特为父亲晋升两个级别，定为十二级。因父亲当时在省政协的职务最高级别工资也达不到该级别，所以父亲以后的工资由省政协和省公安厅两个单位共同发放，政协发放工资与十二级的级差部分由省公安厅发放。
Fig. 2 shows the diagram of the proposed POR circuit.This circuit is composed of two cascade delay elements, and four inverters. One of the inverters, INV3, is connected as a two-inputs logic gate, which is shown in Fig. 3.
父亲在隐蔽战线工作几十年，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不怕牺牲，乐于奉献，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作出了突出贡献。1992年，他被公安部授予“一级金盾”荣誉章。
（本文摘自河南省政协文化和文史委员会编撰的《百年记忆》丛书。作者祁葆珠系民进省委原副主委、八届省政协委员、九届省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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