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当代中国，政治伦理学作为“显学中的显学”，经过学界70年的不懈努力和奋斗，已逐渐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初步建构了中国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学界围绕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政党伦理研究和行政伦理研究等重点研究方向，涌现出一批特色鲜明的研究队伍，产生了系列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政治伦理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中国政治伦理学的发展依然在路上，需要学界同仁坚持问题意识，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不断完善中国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回应和解决政治实践中的问题。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政治伦理学；回顾；展望
政治伦理作为一个专门的政治现象，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一直是政治学家和哲学家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因此，政治伦理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的政治伦理思想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以《尚书》《周礼》《论语》等文化典籍为代表，并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演进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西方的政治伦理思想起源于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同时代的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政治学》被视为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奠基之作，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直到20世纪60年代理奇特出版《道德政治学》，标志着西方政治伦理学由此诞生[1]。我国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形成虽然晚于西方，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较快发展，但改革开放后驶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进入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开展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并服务我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需要，已成为每一个政治伦理学研究者应肩负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回顾中国政治伦理学的70年历程，总结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之得失，展望我国政治伦理学之未来，对进一步深化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意义重大。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伦理学的发展历程
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已基本形成共识，即政治伦理学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已初露端倪，实质意义的研究工作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十八大以来进入繁荣阶段。据此，我们将中国政治伦理学70年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步发展阶段、形成阶段、完善成熟阶段。
第一阶段：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8），这一阶段为政治伦理学的初始阶段，为政治伦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阶段，学者们主要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以先秦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代表性文章有汪奠基的《先秦逻辑思维的重要贡献》和包遵信的《孟子认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等；二是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研究，代表性文章有周原冰的《试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和李凡夫的《论共产主义道德》等。这一阶段研究成果不甚丰富、研究对象也较为单一，但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政治与道德（或伦理）的内在关联，并试图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中汲取智慧并为建设共产主义道德提供借鉴，这些研究成果为政治伦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第二阶段：形成阶段（1979—2011），这一阶段为政治伦理学的形成阶段，政治伦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应用伦理学科。1988年由杨丙安等合著的《政治伦理学》一书出版，标志着我国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初步形成[1]。此后，政治伦理学在我国迅速发展，研究成果大幅增加，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术著作与论文；研究对象也由单一到多元，学者们不再局限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已开始关注西方政治伦理思想、政党伦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政党伦理思想等；研究视角也有新突破，学者们开始探讨政治伦理的价值目的论和政治伦理的社会道义论、执政价值合理性和执政工具合理性等。这一阶段是政治伦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政治伦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得到快速发展。
第三阶段：完善成熟阶段（2012—），这一阶段为政治伦理学的完善成熟阶段，学者们结合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特点开展学术研究，涌现出一批专门的政治伦理学研究队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的同时，尝试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话语体系。学者们更加关注运用政治伦理学理论剖析和解决我国政治领域的实践问题，诸如腐败、公平正义、制度与程序、权利与权力等问题。同时，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要使我国政治伦理学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必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话语体系，这是推进政治伦理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布尔用疑惑的神情望着伏尼契，伏尼契从口袋里拿出了两张纸币，说：“布尔叔叔，我想买一本书，一本被我损坏的书。”伏尼契把损坏书的经过说出后，布尔惊奇地问：“你竟然用了两周时间卖报来准备赔偿，我可不能接受，其实你不告诉我这件事，也就没有人知道。”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伦理学的重点研究方向
回顾70年的发展历程，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发展迅猛，成绩斐然，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政治伦理学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不断推动我国政治伦理学再上新台阶，需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1.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者们持续关注的重要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就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他们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深度挖掘，探寻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演进；另一方面，学者们在阐释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同时，注重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学者们围绕古代民本思想、古代官德建设和古代各家各派的政治伦理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解读和阐释。一是古代民本思想研究，学者们重点围绕古代民本思想的内涵、意义及当代价值进行阐释，如韩喜凯的《民本·概论篇》一书，探究了古代民本思想的内涵、发展变化过程、基本特征、历史作用及现代启示。二是古代官德建设研究，学者们在探讨古代官德具体内容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当代我国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的对策建议，如赵长芬的《官德论》一书，全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对官德作用的认识和古代官德的基本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转型时期我国官德面临的挑战及加强官德建设的具体路径。三是古代各家各派的政治伦理思想研究，学者们分别围绕古代各家各派的政治伦理思想开展研究，深度挖掘，取其精华。如对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关注，代表性著作是《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研究》（王泽应，1997年），该书在阐述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历史成因、发展进程和理论特质的基础上，着力探讨了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的具体内容；代表性论文如《内圣外王：早期儒家伦理政治构想的理想境界》（任剑涛，1999年），阐释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念，并把它作为古代伦理政治的中心信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
2.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西方政治伦理思想是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改革开放后不断深入。研究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西方政治史和西方伦理史的发展历程，二是西方政治哲学家的政治伦理思想。《西方政治思想史》（徐大同）根据发展历程，将西方政治思想史划分为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和近代时期几个阶段，详实阐释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和权利政治观及每一时期代表性人物的政治思想。《西方伦理思想史》（宋希仁、罗国杰）是国内较早介绍西方伦理思想的奠基之作，该书主要是以不同人物、不同学派的伦理思想作为章节划分依据，如早期智者派的伦理思想、伊壁鸠鲁的伦理思想、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思想等。此外，学者们还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阐述西方政治哲学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其中罗尔斯正义理论一度成为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热点。代表性论文有《当代西方伦理学的主题嬗变与传统回归》（万俊人，1993年）、《正义社会的稳定性问题》（龚群，2017年）等。学者们还对西方较具代表性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深度剖析，如晏辉的《契约伦理及其实现》、詹世友的《共同的好生活：康德政治伦理学的本旨》。
3.政党伦理研究
政治伦理学研究历经70年的探索与发展，在几个特色较鲜明的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学术研究带头人，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研究队伍。
4．行政伦理研究
行政伦理一直是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行政伦理概述》（王伟，人民出版社2001年）是我国行政伦理研究的奠基之作，该书分别阐述了行政伦理基本理论、中国传统行政伦理以及当代国外行政伦理。此外，在行政组织伦理研究上，代表性的著作有高晓红的《政府伦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钟哲的《行政伦理视阈下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代表性的论文有《论政府的道德责任》（彭定光，2006年）、《基于行政伦理的政府公信力构建》（唐士红，2016年）等。在行政主体伦理研究上，涌现出一大批学术论文，从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及行政主体道德建设两个方面，对如何完善行政主体伦理进行了探讨，如《论行政美德及其实现路径》（左高山、伍香，2013年）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视野逐渐扩展，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即由关注我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转向关注中西政治伦理思想比较研究、由关注政治伦理的理论探讨转向关注理论研究与中国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由关注政治伦理在国内的发展转向关注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如何走向世界。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伦理学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
1.已经形成一批研究特色鲜明的研究队伍
政党伦理研究是政治伦理学中的“显学”，更是当今政治伦理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政党伦理研究主要包括政党伦理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研究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伦理思想研究三个方面。政党伦理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执政与善政：执政党伦理问题研究》（李建华，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上篇系统阐释了政党伦理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政党本质及其伦理内生、执政党伦理的特质、执政党伦理的理性基础、执政能力的伦理维度以及执政党的伦理建设等；下篇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伦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政党伦理思想、中国共产党伦理建设的历史审视、目前党内存在的道德失范现象及其控制、中国共产党伦理建设的现实途径[2]（P1-3）。此外，《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研究》（张振，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一书“在汲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建设学说精髓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生成机制，清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之路，对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执政伦理建设进行了全景式的历史回顾……深入探讨了我们党执政伦理建设面临的考验，有针对性地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党执政伦理建设的路径。”[3]在毛泽东政党伦理思想研究方面，李建华指出：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政党伦理思想。“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道德核心，“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原则，“从思想上入党”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基本道德要求[4]。在邓小平政党伦理思想研究方面，肖光荣认为邓小平在执政伦理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三点，分别是阐明了执政道德建设的地位与作用、明确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以及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执政道德建设措施[5]。在江泽民政党伦理思想研究方面，王泽应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伦理思想就是以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先进与崇高并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的政党伦理，贯穿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6]。此外，吴灿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伦理思想及其主要特色》一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伦理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构成要素。
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研究领域，代表性学者主要有唐凯麟、焦国成、王泽应和任剑涛等，他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撰写了系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研究领域，代表性学者主要有万俊人、詹世友、龚群等，他们在关注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同时，更加强调我国的政治伦理学科发展应吸收和借鉴其合理成分，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在政党伦理研究领域，代表性学者主要有李建华、戴木才等，他们已经初步建构了政党伦理研究的话语体系和话语范式；张振、刘武根等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执政党执政伦理问题，初步建构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体系。在行政伦理研究领域，代表性学者主要有王伟、张康之等，重点围绕政府行为和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等问题开展研究。在制度伦理研究领域，代表性学者主要有戴木才、彭定光和王淑芹等，他们认为加强制度伦理的建设不论是对执政党建设还是对政府部门建设都是极其必要的。此外，一批学者为政治伦理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如罗国杰、郭广银和向玉乔等，他们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有建树，因此没有将他们划入某一特定研究领域。
药品生产、辅料生产、化工原料及中间体生产、药包材生产以及医疗器械生产构成了生物医药企业的五大品类。如图2所示，医疗器械生产类数量最多，药品生产类居次，而辅料、化工原料及中间体生产类数量非常少。药品生产类与辅料、化工原料及中间体生产类的数量比严重失衡，反映出产业的上下游结构的不合理性；而医疗器械作为全省的传统产业，基础稳定，生产发展态势良好。
画师以简练且严谨流畅又干净的线条绘制了众多生动的形象，这些形象按不同身份，性格特征，和表情变化而刻画出不同的人物形象，做到多样而不雷同，线条的组织疏密有致，在刚柔相济的变化中创造了美丽和谐的装饰性效果，也正因此它与敦煌壁画产生较大的反差，因此在瓷画上用颜色釉创作时也应以线条为主，色釉为辅，构图更需要理性化和设计性构图，由于陶瓷表现的空间有限，对于大型壁画的创作就需要理性化的设计，使之与器型相吻合，产生和谐美，对点、线、面、形等造型要素，做出合理的布局，精确的安排。
2.已经产生丰硕且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
习近平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政治伦理学作为政治哲学的分支学科，在学科建设中同样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因此，政治伦理学研究需从政治实践的逻辑出发探索政治伦理主题。
3.研究视野逐渐由单一走向多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注]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人民日报》2015年12月31日，第1版。这一重要论述，将中国梦与新时代爱国主义联系起来，明确了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有助于准确把握、深刻理解新时代爱国主义的丰富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引领作用。
首先，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学术热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国内学术研究氛围日益活跃，一批学者在继续关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同时，逐渐将目光转向西方政治伦理思想，开始展开中西政治伦理思想比较研究并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如《伦理政治化的“求同”与政治伦理化的“求异”——中西方政治伦理形成的差异性及其启示》（徐秦法，2010年）等。其次，改革开放初期，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等基础理论问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步将研究重点转向中国政治实践过程中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们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权力腐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命题开展研究，如《政治伦理学视域下国家治理现代化专题研究》（靳凤林，2016年）等。最后，学者们逐渐由关注政治伦理在国内的发展转向关注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如何走向世界。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是，不仅要在国内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且要和国际同行保持稳定的学术交流，不断提升自己学科的话语影响力。于是，一些有国际视野的学者就如何推动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龙静云教授关注了西方绿色和平组织倡导的“绿色政治”主张，阐述了“绿色政治”的伦理基础，提出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应当对此保持学术敏感[7]。
四、中国政治伦理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其展望
经过学界同仁70年的辛勤耕耘，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已经形成系列特色研究方向。鉴于学识和篇幅等原因，本文重点介绍政治伦理学的四个研究方向：即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政党伦理研究和行政伦理研究。
1.坚持问题导向，与时俱进地完善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突飞猛进，成果丰硕。第一，出版了系列高水平的政治伦理学著作，为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以“政治伦理学”为命名的书有四本，即《政治伦理学》（杨丙安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政治伦理学新论》（吴灿新，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政治伦理学》（徐黎明、孙守春，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和《政治伦理学》（高汝伟、殷有敢，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同时，戴木才主编的《政治伦理学前沿丛书》（7卷本）格外引人注目，该套丛书着眼于政治伦理对人类文明基本价值的传承、当代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历史使命及如何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三大主题，是围绕当前政治伦理学前沿和热点问题进行合作研究的经典之作，具体包括：《政治伦理的现代建构》（彭定光）、《现代政治视域中的“法治”与“德治”》（戴木才）、《当代中国政府诚信建设》（赵爱玲）、《国家与道德》（丁大同）、《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何珊君）、《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环境伦理问题探究》（曾建平）、《经济人与经济制度正义——从政治伦理视角探析》（陈泽亚）。此外，还有《制度伦理与官员道德：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结构性转型研究》（靳凤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研究》（张振，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等著作先后问世。第二，围绕政治伦理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从1992年到2019年共有相关核心期刊论文594篇，尤其是近十年来，论文不仅在数量上稳定增长，在内容上更关注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学科话语体系。特别是由万俊人主持的“政治伦理笔谈”专题，为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贡献了重要的学术智慧，该专题刊登在《伦理学研究》（2005年1期）学术专栏，四篇文章分别为《政治伦理及其两个基本向度》（万俊人）、《政治家的责任伦理》（何怀宏）、《政治伦理：个人美德，或是公共道德》（任剑涛）和《从政治合法性看执政党伦理》（李建华）。第三，中国政治伦理学学界承担了一系列重大重点研究课题，其中代表性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李建华教授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万俊人教授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政治文明的哲学基础与政治实践研究”和戴木才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研究”等。
当前，中国政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较多，本文仅以生态伦理为例进行阐释。
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因此，从政治的角度理解生态问题应成为政治伦理学研究关注的对象。权利是政治中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政治伦理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现实议题。一般而言，我们在谈到权利时往往指向的是作为个体的“人”或作为整体的“人类”的权利，却忽视了自然界的权利[8]（P189-191），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类才会试图主宰自然、驯服自然，并最终受到自然的报复。生态伦理所要研究的基本内容正是基于自然权利基础之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重构，以达到生态“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如果说政党伦理与行政伦理关注的是权利优先于权力，那么生态伦理关注的则是自然权利优先于人类权利。目前在政治伦理学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关注的都是权利优先于权力，却忽视了自然权利优先于人类权利，因此，对生态伦理问题的研究应引起政治伦理学学者的重点关注。
瓷器画上构图，需要去掌握新彩的独特料性，装饰手法上也可以拜托很多工艺上的局限性，这样会给装饰带来很多自由随性且灵动感十分强烈的绘画风格，从而也能形成自己独特绘画风格。由于不同的装饰对象，所以对于表现手法也要根据不同题材来做改变。当对新彩料性有一定程度掌握，那绘画的起稿也能较为灵活的变动。从而使料可以适应自我的感官表达，达到最理想的表达手法。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我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时俱进地推动中国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政治伦理学研讨会上，万俊人会长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要真正建构起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政治伦理学，就必须在政治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确立、研究方法的选择、逻辑体系的架构、具体内容的表述、语言风格的形成等各个方面有所突破[9]。
问题4-2 给定等差数列的首项a1与公差d，等差数列随之确定，其前n项和Sn取决于项数n，那么Sn是关于n的什么函数呢？
2.政治伦理研究要立足于回应和解决我国政治实践中的问题
理论研究如果脱离社会现实，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政治伦理学不仅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实践学科，因此，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我国政治实践开展理论研究，不断回应和解决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新的历史方位，也是当前我国最大的政治现实，政治伦理学研究必须立足于这一点。进入新时代，有新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新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课题——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0]。新方位、新矛盾、新使命以及新课题对政治伦理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学者们必须以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立足当前政治现实并着眼于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涌现出的政治生态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司法公正问题、分配正义问题等，亟需政治伦理学学者从学理上深入分析和阐释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并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科学对策或建议。无论是从政治制度还是从政治主体的角度出发防止或惩治腐败，都是政治伦理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因为前者是以外在的制度约束达到政治合伦理化的目的，后者是从政治主体本身的伦理道德出发达到政治合伦理化的目的。因此，如何从制度和道德融合机制层面解决腐败问题已是新时代政治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
3.建立稳定可持续的政治伦理学学术交流机制
理论研究如果脱离社会现实，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政治伦理学不仅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实践学科，因此，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我国政治实践开展理论研究，不断回应和解决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
第一，不断提高并扩大中国政治伦理学相关学术会议的层次、规模和范围，增强政治伦理学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相对于中国经济伦理学等应用伦理学科，政治伦理专业委员会成立较晚，在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方面也不是特别活跃，明显落后于政治学学科和应用伦理学学科。第一次中国政治伦理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举办，以后每两年举办一次，截至到目前仅举办9次。政治伦理学作为“显学中的显学”，理应逐步提高并扩大学术会议的层次、规模和范围。
第二，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队伍应建立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队伍的学术交流机制，不断促进学科融合，彰显交叉学科的学术吸引力。随着近年来政治伦理学学科的快速发展，学科研究内容越来越广泛，研究对象日益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倾向，因此政治伦理学研究应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合作、交流和沟通，建立长期的、持续的对话交流机制，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提供智力支持。
第三，中国政治伦理学学科发展应具有世界眼光，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逐步建立与国际同行平等的对话机制。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虽然万俊人、李建华等一批学者关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万俊人教授提出要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体系、语言风格等方面有所突破[11]；李建华教授提出确证核心问题、突出“四权”、以“三清”政治为轴心、致力于话语体系建设[12]，但是构建我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学科体系依然在路上。这就要求中国政治伦理学学者坚持走出国门，一方面学习和研究西方政治伦理学科的嬗变历程、学科前沿、研究方法，努力“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主动介绍和阐释中国政治伦理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把中国学者的智慧和声音在世界舞台上传递出去，增进国际同行对我们的认知。同时坚持“请进来”，定期邀请国际同行参与我们的学术研究，主动和国际同行建立对话交流机制，汲取国际学者智慧，为发展中国政治伦理学提供经验借鉴。
边坡开挖后进行加固处理，整体安全系数及可靠性指数得到较大的提升，破坏概率也相应降低到可接受水平。加固后的主要承灾体与边坡开挖后基本相同，为受路堑边坡影响土地资源、坡脚道路工程、过往车辆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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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 振，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晓雯，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伦理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多重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18BDJ048）；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16MLA002）
标签：政治论文; 伦理论文; 伦理学论文; 中国论文; 思想论文; 《伦理学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多重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18BDJ048)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16MLA002)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伦理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