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法学研究·
[摘 要]本文运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数据(SUNS)，探讨了大都市地区不同群体的风险感知现状、差异和原因。借助贝克和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相关标准将风险种类划分为：传统型风险和现代型风险。分析发现大都市居民现代型风险感知明显高于传统型风险感知，现代型风险已经成为居民最为关注的风险种类。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种类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学历、新媒体使用和收入对于传统型风险感知影响度不明显，而对于现代型风险感知存在非常显著和稳健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阶层风险感知种类存在巨大差异，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解释力与张力并存。
[关键词]风险感知；大都市；现代型风险；传统型风险
20世纪80年代，丹尼尔·贝尔和阿尔文·托夫勒两人对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分别有着不同见解。丹尼尔·贝尔认为20世纪70年代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1)Bell, D. (1974).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Basic Books。，托夫勒则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浪潮，并已经进入到信息化阶段(2)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年版。。而贝克基于德国发达关于和现代性焦虑的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风险社会概念，并从社会发展阶段视角出发，将风险划分为前工业社会风险、工业社会风险和风险社会风险，并认为这三个不同阶段风险种类和来源存在明显差异(3)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前工业社会风险主要来源于自然社会，并以自然灾害为主。工业社会风险主要来源于人类社会，以安全事故和意外伤害风险为主。风险社会风险主要来源于人类社会，以科学技术风险为主，是有组织不负责任的产物，这一阶段的风险是制度化存在的风险(4)Allen .J,A. Giddens, S. Lash.(2009).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by U. Beck.Biodegradation, 20(6)：263-265。。
近些日子，杨力生与老婆的感情越来越生疏了。他的心就像冬天河里的水一样渐渐凝滞，冻结起来，而每逢想起老婆那些惹他生气的事，他心里就像着了火一样难以平静……
现阶段，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在短短的四十年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工业化国家上百年的历程，经历着“压缩的现代性”，传统与现代交融，因此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风险也在同一时间集中爆发出来，各类风险交织存在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一大特征之一(5)刘岩，赵延东：《转型社会下的多重复合性风险——三城市公众风险感知状况的调查分析》，《社会》，2011年第4期。。随着科技创新的持续推动和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现代化、城镇进程都得以迅速提高。数以亿计的农村和小城镇人口涌入并高度聚居在作为人类工业文明结晶的现代城市，以至于我国人口高度聚集在规模快速膨胀的城市地区，尤其是在大都市地区。作为“人造自然”的大都市具有大量传统社会所不具备的特征，例如人口分布和流动、空间和时间再构、经济和信息聚集、自然资源的景观化等等(6)肖瑛：《特大型城市风险的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3期。，虽与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理论预设存在一定差异，但也有一定共性，例如大都市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在促成风险的不断生成和传播，已经使得风险成为制度化的存在。那么，现阶段我国大都市民众的风险感知现状如何呢？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本文尝试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初步回答。
一、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风险社会
关于风险感知一直以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文化建构论和制度主义。文化建构论学派将风险视为一种社会建构，注重风险受众的风险认知，并认为不同文化环境下的民众对于不同种类风险感知存在明显差异。制度主义学派认为风险是客观生活世界所固有的，不会因个人感知而发生变化。其实，社会风险在本质上是现实的，一旦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就是建构的(7)Johnson B B, Covello V T.(1987).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Risk. Berlin: Springer Netherlands；Kasperson R E, Renn O, Slovic P, et al. (1988).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Risk Analysis,8(2)：177-187；Renn O, Burns W J, Kasperson J X, et al.(1992).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Th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8(4):137-160；张海波：《社会风险研究的范式》，《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文化和制度都是构成风险的基本要素，单从一个方面来理解风险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因为风险是主观和客观的综合体。因此，随着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只有将这二者有效结合，才能对风险社会做出有效的解读，即风险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因为风险不仅是客观实在的，也是人们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特定场域下建构的产物(8)Beck, U. (1992).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研究显示：精神科护士一年内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发生率为57.0%～99.0%[2,12-13]。本次调查显示：我院精神科护士1年内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发生率为75.3%。精神科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暴力高的原因为：①精神病病人大多存在思维、行为异常，受幻觉、妄想影响，随时可能出现冲动伤人行为，而护士与病人接触机会最多，遭受暴力危害最直接[14]；②在护士职业道德影响下，护士对病人暴力行为常采取忍让态度，处于较为被动地位，不能有效控制暴力；③精神科保护性约束或隔离措施的使用与暴力发生密切相关[15]，护士在执行保护性约束和隔离措施时，经常遭受病人暴力。
(二)文化建构论
20世纪80年代，Douglas较早开始关注风险感知，并发现社会大众有选择地关注一部分风险，而这种选择受到自身价值观和认知能力等方面的约束和影响(9)Douglas, M. and Wildavsky, A.(1982). Risk and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高估还是低估风险与评估者对于某种社会、文化和伦理的接受程度，因此她们认为风险并不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是在不同文化背景和场域下被构建出来的，具有选择性。1986年，西方学者在对美国、匈牙利和挪威等国学生风险感知的研究当中发现，前者对于新的、高科技风险项目更加担心，后者则更加关心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风险项目(10)Slovic P, Fischhoff B, Englander T, et al.(1986).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isk perception in Hunga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Behaviour, 30(1):55-66.。相较于美国学生，挪威学生则更加关注毒品，而更少关注化学药品在食品和粮食中运用，并对生活比较常见的风险感知也低于匈牙利学生(11)Tiegen K H. (2010).Social risks as seen by Norwegian publ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2):111-130.。在Slovic基础上，Kleinhesselink和Rosa等人更进一步研究发现，日本大学生认为核风险是“旧风险”和“已知的”，而美国大学生则相反，因为日本之前受到过核武器攻击，而美国没有，因此才会出现美日学生之间关于风险认知的差异(12)Kleinhesselink R R. Rosa E A.(1991).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of risk perception a comparison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Rosa.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2(1):11-28.。
显而易见，文化建构论强调风险感知是社会价值文化的，也就是说风险不是一个独立的、可测量的变量(13)Douglas, M. (199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虽然各类风险在不断增加，人均寿命、生活水平和身体健康状况都在不断改善，但是我们对于风险的感知却并没有减少，其实并不是当代社会的风险增加了(14)Thompson M, Wildavsky A. (1982). The risk analysis controversy.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Masuda J R, Garvin T. (2006). Place, Culture, and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Risk analysis: an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Risk Analysis, 26(2):437-454.，而是我们对风险的察觉和认知程度以及能够被察觉和意识到的风险增加了。
而人们对于风险察觉能力和认知程度提升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或两种机制。第一，主观建构，进入工业社会以来，随着整个社会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社会个体和整体的认知能力都在不断上升。加之，作为对抗现代性自反性的反思自省意识的风险意识普遍提高和风险意识进入到社会结构再生产过程中，风险意识不断被强化，这无疑成为当代风险感知不断增加的一个来源。第二，媒体建构。由于社会文化与个体心理的相互作用、共同建构，导致风险的社会建构存在着一种社会放大效应(15)刘岩：《“风险社会”三论及其应用价值》，《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而作为舆论宣传和社会建构的媒体则成为风险建构和放大最主要的来源(16)Chung I J. (2011).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in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Risk analysis: an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Risk Analysis, 31(12):1883-1896；Burgess A. (2012). Media, Risk, and Absence of Blame for “Acts of God”: Attenuation of the European Volcanic Ash Cloud of 2010. Risk Analysis, 32(10):1693-1702.。值得注意的是，在心理学和传播学领域，已有研究发现，媒体的宣传对于民众的风险感知存在明显的放大作用，媒体扮演着一种放大机制(17)Kuhar S E, Nierenberg K, Kirkpatrick B, et al. (2010). Public Perceptions of Florida Red Tide Risks. Risk Analysis, 29(7):963-969；周敏,侯颗王荟萃,兰美娜：《谁才是风险的“放大镜”?——一项关于不同视觉媒介可视化方式对受众风险感知影响的实验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2期。，即风险的社会放大(SARF)。因为媒体使得风险的传播跨越时空，而成为全球性的存在，媒体通过宣传把不受关注的风险放大(18)Hort J F, Jr. (2002). The Social Fabric at Risk: Towar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Risk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6):711-725.。媒体的放大效应主要通过两种机制来实现：1.缩小风险感知距离，风险感知受到与风险事实之间距离的影响，即风险距离越近风险感知越高，而媒体通过宣传等方式可以有效缩小风险距离，进而影响人们的风险感知；2.主观建构，风险虽然有实质的客观依据，但必然是通过社会形成的，由集体建构的，媒体则扮演着风险集体建构的角色(19)Rippl S. (2002). Cultural theory and risk perception: a proposal for a better measurement.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5(2):147-165.。
（二）在政府决策层面，各级政府要坚定本地区的核心文化特色，并且要协调统一，对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贵州省有多彩贵州之称，这个多彩即体现在文化的多样性上。首先，各级政府在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要始终以坚定本区域文化特色为何核心发展理念，充分开发本区域的特色文化资源。其次，通过各级政府与各级开发机构的统一与协调，对“古苗疆走廊”沿线的文化资源进行合理规划与开发，避免出现同质化现象。最后，要营造良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政策环境，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发展，避免出现传统文化的断代与消失，为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
因此，基于教育和媒体对于风险感知影响，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学历对传统型风险感知不存在显著影响
长期以来，在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中有一种错误的认识: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一般不存在可供勘查的现场。这种错误认识，致使经济犯罪侦查在理论上游离于传统侦查学之外，在实践中造成一些本应勘验的经济犯罪现场没有及时勘验，使得本能成功侦破的案件未能顺利破获甚至陷入侦查僵局。实际上，包括经济犯罪侦查在内的每一起犯罪案件的侦查都要进行现场勘查，只不过有的更侧重于现场勘验，有的更侧重于现场访问。除此二者之外，现场勘查还有一个现场分析的过程。
至于为何由刘清统率“匠卒”来船厂造船运粮，这是因为奴儿干都司的物资人员和一些开销都来自辽东都司，而作为辽东都司都指挥使的刘清自然是非他莫属。“清，慷慨有才略，驭军严整，处己简约。然与人寡和，累经挫衄，跆而复起，劲直濒老而不衰”。［2］也正因为他“慷慨有才略，驭军严整，处己简约”，不辞劳苦，不畏艰辛，“劲直濒老而不衰”，朝廷才多次让他率“匠卒”不远千里到荒凉苍茫的船厂造船运粮，而那时也只有他能够担此重任。
1)标本形状要尽量规则，要使用切割机进行切割，保证块状标本的6个面平整，有钻孔岩心的可选用部分钻孔岩心进行测量，使用形状规则的标本进行测量，主要是为了保证所测量的标本尺寸准确，以此来减小计算误差；
2a：学历越高，现代型风险感知越高
假设2：学历和新媒体使用会影响现代型风险感知
2b：使用新媒体频次越高，现代型风险感知越高
2c：新媒体使用对传统型风险感知的影响大于对现代型风险感知的影响
(三)制度主义
制度主义代表人物贝克和吉登斯认为，在风险社会中，人类改造自然能力不断上升，风险主要来自于人类社会自身，而以往风险主要来自于正如贝克强调“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阴暗面”是风险社会主要风险成因，风险是其副产品，源于制度和现实(20)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并在解决风险的过程之中又不断地生产和制造新风险，使得来自人类社会的风险不断被制度化的生产和制造出来。因此，民众风险感知的增加除了感知能力的提升之外，还与数量和种类都在不断增加的制度化的风险有关。
基于此，贝克认为从传统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社会中轴原理已经成为风险分配而不再是财富分配，社会结构以财富为基础阶级结构转变成风险阶级结构，即风险社会中人们已经被划分为高风险阶级和低风险阶级。然而不平等却仍然在延续，财富上的贫困和风险的积累实现了重叠，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相互强化效应，加剧了阶级的分化和不平等。为何会出现这种结果呢？贝克认为这种分配不平等结构以风险感知、处理和转嫁能力不平等为根源的。在风险分配层面，与财富分配一致，风险总是附在阶级模式上，并沿着阶层路径分配和传递。优势阶层可以利用自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层面的优势来抵御和转嫁风险，从而使自身面临更低的风险，成为低风险阶级。而弱势阶层则成为风险分配不平等的受害者，他们面临着更高的风险，成为高风险阶级。
不同阶层的社会处境存在差异，因而在风险分配之中承担的风险各不相同，对于不同种类风险感知也存在差异。传统型风险主要来自传统工业社会，其分配以阶层为导向，因此遵循财富分配逻辑，在弱势群体中高度聚集。现代型风险来自后工业社会，具有明显的去阶层化和中心化特征，因此具有很强的穿透性，足以跨越国家、地区和阶层(21)李友梅：《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种新路径》，《社会》，2008年第6期。，即跨越传统社会隔离，因而更容易成为优势阶层所关注的对象。基于我国阶层分化的复杂性，相对而言弱势群体疲于应对传统型社会风险，而难以关注到这一层面。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随着剖宫产的普及,临床上剖宫产子宫瘢痕妊娠的患者逐年增加,瘢痕妊娠有着较高的隐匿性,临床发病缺少特异性,但预后极差,若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会引发大出血、子宫破裂等,严重需要进行子宫切除治疗,危及孕妇的生命安全。子宫瘢痕妊娠属于妇科急诊,需要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从而保证孕妇的生命安全,改善预后[1]。随着临床检测技术的不断提升,经腹、经阴联合彩超逐渐发挥了其检测优势,以其检查简单易操作、无创痛苦小、定位准确、成像清晰等特点被广泛应用在妇科疾病的诊治和疗效分析中,本文分析了经腹和经阴道联合彩超在剖宫产子宫瘢痕妊娠诊断中所发挥的价值,如下。
假设3：阶层与风险感知关系密切，即阶层地位越高，现代型风险感知越高，反之，传统型风险感知越高。
3a：收入越高，现代型风险感知越高
2.核心自变量
二、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简称SUNS)。该项目由上海市“高峰高原”计划社会学III类高峰计划资助，由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Center for Data and Urban Sciences, CENDUS)负责设计和执行。该调查项目搜集包括社区、家庭、个人在内的多层次的追踪调查数据，包括居村调查和住户调查两个子项目。居村调查包括全市5732居(村)委会中随机抽取的537个社区，于2015年完成；住户调查则对全市具有代表性的180个社区进行入户访问，对象包括所有同住家庭成员，于2017年7月最终完成。SUNS为国内外单个城市调查研究中设计最复杂、样本最大的项目(22)吴晓刚,孙秀林：《城市调查基础数据库助力社会治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8日。。由于因变量测量属于量表题，为了避免非抽样误差所带来的测量偏差，因此本文选取年龄在60岁以下的调查者作为样本，经过筛选，共有5508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为风险感知，是根据风险感知量表加总而言。风险感知量表共有6道题目：1.环境污染的风险；2.食品安全的风险；3.转基因食品的风险；4.流行性疾病的风险；5.社会治安的风险；6.交通出行的风险；每题分别有4个选项，分别为不严重(1分)、不太严重(2分)、比较严重(3分)和很严重(4分)。其中，现代型风险感知是将前三类风险感知得分加总而来，传统型风险感知是将后三类风险感知得分加总而来，两者得分区间均为[4，12]，总风险感知是传统型风险感知和现代型风险感知加总而来，得分区间在[6，24]，分数越高风险感知越高。
相较于现代型风险，传统型风险主要产生于工业社会之中，存在时间相对更长，被人们了解更多，用于应对和解决这类风险的对策和措施也更多。因而更多作为一种常识而存在，被宣传和建构的空间更小，即受到外在因素影响程度更小。之所以媒体和社会个体认知能力能够对风险产生建构效应来源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现代型风险不仅出现时间相对更晚，人们对其认知和了解程度相对较浅，为媒体的主观建构和宣传留下了巨大空间；第二，现代型风险具有危害性更大、传播性更强和可感知性更弱，更依赖于人们对其解读，因此可以被放大，也可以被缩小和改变。而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群体，自我意识更强，认知能力和察觉能力更高，对于现代型风险的感知能力越强。
3b：收入越低，传统型风险感知越高
本研究自变量包括受学历、新媒体使用、社会阶层。
为了更好地考察学历对于风险感知的影响，本文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四个层次。其中初中及以下所占比重为38.84%，高中学历所占比重为26.09%，大专学历所占比重为13.43%，本科及以上学历样本所占比重21.63%。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TNF‐α、IL‐6水平无显著性差异；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TNF‐α、IL‐6水平均明显降低，同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新媒体使用变量是根据新媒体使用频次测量量表加总而来，该量表共有4个题目，每道题目分值分别为：从来不(1)、偶尔(2)，有时(3)、经常(4)、几乎每天(5)，加总得分区间为[4，20]。根据新媒体使用得分将其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其中，得分4—10分之间即使用频次为低，得分11—16分之间即使用频次中等，得分在17—20分之间即使用频次较高。三类占比分别为28.97%、50.96%和20.07%。
在本研究中，将社会阶层变量操作化为收入阶层，即收入越高社会阶层地位也越高，用月收入进行测量，由于本文所使用收入为月收入，为了更好地考察收入对于风险感知的影响，单位取千元。样本月收入均值为6.461，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50，由于月收入超过5万元样本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月收入5万元以上统一界定为5万元。为了更好地描述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风险感知差异，本文将收入在4000元以下、4001—10000元，10000元以上三类群体分别界定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
“前几年我镇中小学生流失较多，特别是与邻县交界的几所学校，选择到邻县就读的学生一度超过400名。面对学生流失严重的现象，我镇采取什么措施留住学生？”
为了更好考察教育、新媒体和阶层等因素对于风险感知的影响，本文将性别、年龄、户籍、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工作单位性质等变量进行控制。
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组，男性=1，所占比重为49.7%。年龄，年龄在16—60岁之间，均值为39.62。户籍，即受访者现在户口所在地是在外省还是上海本地，以外省为参照组，本地=1，所占比重为54.1%。婚姻状况，统一将婚姻状况划分为已婚和未婚(包括了丧偶、从未结婚和离婚等情况)两类，以未婚为参照组，已婚=1，所占比重为77.1%。政治面貌，政治面貌包括中共党员和非党员(包括群众和民主党派，调查中民主党派样本数量过少，因而归类为非党员)两类，以非党员为参照组，党员=1，所占比重为10.2%。工作单位性质，城市居民工作单位性质对于其风险感知影响显著(23)王文彬：《中国城市居民风险感知的体制差异——基于JSNET 2014数据的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6期。，为了更好地考察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自变量对于风险感知的影响，因而将工作单位性质进行控制，以体制外为参照组，体制内=1，所占比重为17.6%。
“大概我长得就没有什么攻击力吧！”说到他与生俱来的亲和力，于朦胧还是那样含蓄地笑着，承认自己从小到大都是个很好说话的人。
(三)分析模型
本文分析的因变量(总风险感知、传统型风险感知现代型风险感知)均为连续型变量，故采用的分析模型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方程具体为：
表1样本描述(N=5508)
注：本表数据为SUNS中年龄在16—60岁的样本
其中Y表示总风险感知的得分，X1、X2、X3…Xi分别表示相关控制变量和核心之变量；截距A表示在核心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均为0时，因变量Y的平均取值；回归系数Bi表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Xi每变化一个单位，Y的变化量。
Y=A+B1X1+B2X2+B3X3+…+BiXi
例：郑飞雪, 贝维斯. 辅具适配和环境改造在残疾人社区康复中的实践及启示[J]. 中国康复, 2014, 29(5): 396-398.
苗药头花蓼对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大鼠胃黏膜PTEN、PI3K、AKT表达的影响……………………………………………………………………… 江明礼，等(8):884
三、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分析
(一)大都市居民众风险感知现状
表2描述了风险感知量表中不同种类风险感知得分状况。依据贝克和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中关于不同社会阶段风险种类划分依据和标准，本文对风险产生时间阶段(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当代社会)差异。将前三类风险(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转基因食品三类风险)划分为现代型风险，这类风险具有极强的现代性，主要来自于当代社会，是科学技术发展和进步的产物。将后三类风险划分为传统型风险，这类风险在工业社会之阶段的城市地区就已经普遍存在，并且现阶段依然存在于城市地区，尤其是人类高度聚居的城市地区。从表二描述结果可知，城市地区居民风险感知存在明显差异，对现代型风险感知(9.43)明显高于传统型风险感知(7.51)。现代型风险感知(2.11)标准差小于传统型风险(2.23)，民众对于现代型风险感知内部差异更小。表明现代型风险已经成为大都市居民最为关注的风险种类。
表2不同种类风险感知现状
3.控制变量
在所有六种风险之中，食品安全的风险得分最高(3.29)，其次分别为环境污染的风险(3.28)、转基因食品的风险(3.02)、流行性疾病的风险(2.83)、交通出行的风险(2.38)、最后为社会治安的风险(2.33)。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转基因食品三种风险的平均值均超过3分，介于比较严重和很严重之间。表明在大都市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居民最关注和最不放心的领域，当然这一结果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进入21世纪以来，各类食品安全事件(毒奶粉、毒酸奶)和环境污染(雾霾、PX项目)都在刺激着民众的神经和安全感。后三者(流行性疾病、社会治安和交通出行风险)得分均低于3分，介于不太严重和比较严重之间，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24)Covello V T. (1983). The perception of technological risks: A literature review.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3(4):1-297.。
在化肥施用上，应以氮、磷为主，其中氮肥占总施肥量的60%、磷肥占80%、钾肥占20%。具体来说，亩施尿素31.4 kg、过磷酸钙96 kg、硫酸钾8.7 kg，或二铵25 kg、尿素21.6 kg，配施生物菌肥 50～60 kg。
尽管后三类风险感知得分相对较低，但并不意味着这三类风险在生活中存在和爆发的可能性就低。可能前三类风险存在度更高、危害性更大，存在被放大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居民对于后三类风险产生一定的麻木。进而导致对这三类风险感知相对较低，毕竟风险感知本身就是主观体验和建构的结果。总体而言，大都市地区居民风险感知比较严重，对现代型风险的感知度明显高于传统型风险，表明在我国城市地区现代型风险已经成为居民感知度最高的风险种类。这与贝克有关风险社会理论存在一致性。
表3报告了不同群体(学历、收入和新媒体使用)的风险感知差异。显而易见，不同群体对传统型和现代型风险感知的差值在T检验下显著(0.001)，即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学历层面，随着学历不断上升，传统型风险感知和现代型风险感知总体上都在不断上升，认知能力越强风险感知越高。不同收入群体之间风险感知存在明显差异：收入越高传统型风险感知越低，但是现代型风险感知却越高，出现了明显的风险种类的感知差异。
表3不同群体对不同种类风险感知状况描述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最后，使用新媒体越频繁，传统型和现代风险感知也就越高，即新媒体使用明显促进了使用者的风险感知。但是，新媒体使用对于不同种类风险感知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对于传统型风险感知的影响相对较弱，三类群体之间风险感知得分差距相对较小，仅为0.31。然而，在现代型风险感知方面，这三类群体之间差异非常明显，高中低得分分别为：8.7、9.61和10，得分相差1.3。当然，这种巨大的差异也是由于不同风险种类的特质所造成。
传统型风险存在时间更长，人们对于这类风险了解相对较多，并且应对措施也更多，因而媒体的渲染和建构对于不同群体的影响相对较小。现代型风险出现时间相对较晚，人们对其了解程度有限，应对措施也不完善和不成熟；并且，现代型风险更多是来自于科学技术进步和发展的结果，不仅危害性更大、来源更不确定。并且对于这类风险的理解和认知能力要求(例如学历)也更高，造成很多人难以理解现代型风险，对其更多的是不懂和恐惧。因而给媒体的渲染留下足够的空间，因此新媒体使用频次越多的人，现代型风险感知越高。
(二)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分析
表4报告了传统型风险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模型一为基准模型，没有放入自变量，模型二加入了学历变量，学历对于传统型风险感知显著度不高，相对于初中学历群体，仅有大专学历风显著，假设一得到部分验证。模型三考察了新媒体使用的影响，相对于新媒体使用频次低的群体，新媒体使用频次高的群体是显著的。最后，模型四中加入收入变量，尽管收入与传统型风险感知呈现相反关系，但模型结果并不存在显著性。此外，从模型一(0.02)到模型四(0.022)，R2上升度非常小，这也表明学历、新媒体和收入等变量对于传统型风险感知解释力有限。
表4传统型风险感知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注：*** p<0.001, ** p<0.01, * p<0.05
表5报告了影响现代型风险感知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模型五为基准模型，从模型六到模型八中，依次加入学历、新媒体和收入变量之后，发现学历越高，现代型风险感知越高。相较于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高中、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现代型风险感知分别提高了0.73分、1.81分和0.99分，学历越高，现代型风险感知越高，假设2a得到证实。媒体使用频次越高，现代型风险感知越高，假设2b得到证实。此外，通过对比模型三和模型七可知，新媒体对于现代型风险感知影响明显高于传统型，假设2c得到验证。
表5现代型风险感知影响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注：*** p<0.001, ** p<0.01, * p<0.05
由模型八可知，月收入越高，现代型风险感知越高，并且由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系数和显著度可知，收入差距越大，风险感知差异也越明显，假设3a得到证实。从模型五(0.022)到模型八(0.084)，R2提高幅度非常明显，表明学历、新媒体和收入对于现代型风险感知解释力不仅非常稳健，而且非常强劲。
有意思的是，在模型九中，没有将风险种类进行区分的回归结果与进行区分之后的结果(模型一到模型八)差异非常明显。首先，在学历层面，学历对于现代型风险和总风险感知也均为正向影响，学历对传统型风险感知并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其次，在新媒体层面，虽然新媒体对现代型、传统型风险和总风险感知存在正向影响，但存在明显差异，即新媒体对现代型风险感知影响更为显著和稳健。通过对不同风险种类进行划分，我们发现学历、新媒体和收入变量对于不同种类风险的感知存在明显差异，若不将其分开，则极易被掩盖，忽视了对于不同种类风险感知的分析和研究。因此，本文对于风险种类所进行的划分对更好地描述和分析大都市风险感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文化建构论和制度主义角度出发，借助贝克和吉登斯关于风险社会理论标准对风险种类进行划分，研究了人口高度聚居的大都市地区风险感知现状和影响因素。初步描述，发现大都市地区民众现代型风险感知明显高于传统型风险感知，大都市地区以现代型风险感知为主。不同种类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仅有新媒体使用对传统型风险感知影响显著，而收入越高和新媒体使用频次越高，现代型风险感知越高。
首先，风险的放大机制。风险是主观和客观的综合体，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社会建构的。本文发现，现代型风险感知明显高于传统型险感知。新媒体对于现代型风向感知正向影响非常显著和稳健。由于现代型风险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来源不确定、危害大、产生时间短，造成社会此不仅应对措施不足，而且存在诸多盲区。而媒体通过自身的主观建构和渲染，无意中放大了现代型风险，通过缩小民众风险距离的中间机制，进而提高民众的风险感知。也许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民众主观风险感知较高，但实际上客观存在的风险和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却很低，亦或民众主观风险感知虽低，但实际客观存在的风险和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却很高。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和宣传。媒体把某些一直隐而未彰、不受人关注的风险显性化和放大化，成为全国甚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媒体也可以对某些民众切身感受到的风险熟视无睹且保持沉默，从而让它在大多数民众心目中慢慢消隐。因此主观风险感知和客观风险之间差异很有可能是由媒体的报道和宣传及其主观建构所导致。对于媒体如何影响人们主客观风险感知差异以及具体机制将是我们下一步将要继续进行和开展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工作。
其次，风险的主观建构性。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的越高，认知能力越强，现代型风险感知度也越高，而学历对传统型风险感知没有显著影响。文化建构论认为，风险的建构性除了受到媒体影响之外，还受到社会个体自身价值观、认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因为风险意识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民众的风险感知还受到人们对于风险内容的认知程度和解读能力的影响，依据认知程度和解读能力差异风险可以被放大也可以被缩小。不同学历群体的价值观和认知能力不同，因而对于不同种类风险感知也存在差异，学历越高，风险意识也越高，对于各类爆发的风险比较敏感，尤其是现代型风险的感知。
最后，有意思的是，本文的发现之一：现代型风险感知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而传统型风险感知不存在，与贝克关于风险感知的结论存在明显张力。为何会如此呢？贝克认为传统型风险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而在现代型风险面前则是人人平等。某种意义上而言，贝克关于风险与阶层之间关系是客观风险分配与阶层之间关系。的确，在客观风险分配层面，传统型风险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因为，优势阶层可以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制度更好地规避劣势阶层难以规避的传统型风险。但是，由现代型风险出现时间相对较短，应对措施较少，加之现代型风险已经是制度化的存在，因此现代型风险分配阶层差异较小。但是本文关注的风险感知，更强调主观性。前文已经论述，高学历群体认知能力和主观建构能力也更强，因而对于现代型风险感知的危害性也更深刻，因此导致他们现代型风险感知更高，劣势阶层则可能相反。
此外，本文原来猜想，由于新媒体对于风险放大机制，所以阶层对于风险感知的差异源自于不同阶层对于新媒体使用差异，但是本文进一步分析则没有发现其中存在明显的中介效应，也就是说现代型风险感知存在的阶层差异并不是来自于媒体的构建，而可能来自于认知能力差异。
本文的贡献在于，结合风险社会理论中关于不同风险种类出现时间的差异，将我国都市社会中的风险划分为传统型风险和现代型方向等两种类型，突破以往关于风险感知研究局限。在对不同种类风险感知描述基础上，以文化建构论和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对传统型风险和现代型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当然，本文也存在不足。首先，数据的代表性，本文所使用的SUNS数据仅仅针对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地区，而其他城市在社会结构等方面与上海存在一定差异，进而可能导致本文研究结论与其他城市存在一定差异，可能无法推广到其他城市。其次，风险感知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可能受到近来发生的社会事件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此本文的某些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偏差，在推广到更加普遍的层面也需要更进一步的检验。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9)06-0127-10
[作者简介]叶锦涛，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萧子扬，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萧 景 jdxbshehui@163.com]
标签：风险论文; 社会论文; 媒体论文; 越高论文; 传统论文;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论文; 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论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