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理论”和“实践”的原初语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古希腊、近代到当代，二者的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蜕变过程，导致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也处在变动之中。本文简要梳理“理论”和“实践”的变化脉络，最后阐述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演变过程，意图从学理上弄清二者的关系。
【关键词】理论；实践；知识论；科学
理论和实践是人们经常碰到的概念，二者的关系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对于这两个熟知的概念可能我们并未真正了解，对其关系的把握也是停留在“理论指导实践”这样的程度。然而，“理论”和“实践”最初的本义并非现在的意思，“理论”探讨的是普遍的必然领域，“实践”指向的是善的行为的变化领域，所以本文要探讨的是“永恒”与“不朽”的关系问题。
一、何为理论？
理论是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词语，一般指关于客观规律的理解或表述，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具有静态特征的知识体系。“理论”一词虽然很常见，但是对于其真正的含义和演变渊源可能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的初始涵义于现在的理解可谓大相径庭。
（一）“理论”的最初涵义
“理论”的英语为“theory”,从词源学上讲，“theory”起源于古希腊的“theria”和“”，有看和沉思的意思，是动词的词性，经常在宗教意义上使用，理解成对神谕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观察，所以理论最初具有神学特质的永恒性。这种向内沉思和向外观看的含义，是可以互通的，通过对神的沉思和对世界的观察可以使二者结合起来，这就为理论涵义的转变提供了可能性。
（二）“理论”知识论意义的获得
毕达哥拉斯对数学的热爱，驱使他用压制感情和身体的需求来激活知识，使数学能够达到理论的高度，他认为理论是对数理知识的考察和思考，这就在理论的最初涵义中增加了内涵，开始与知识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知识论意义。但是这时理论并没有改变神学的特征，其方法仍是观看。
（2）活动目的过于功利，动机不纯。康德从道德角度对动机的阐述是，一个人的行为能否产生效果达到目的和它的道德价值是否会受到影响，主要取决一个人行为是否从善良意志出发去进行个人行为，如果不是，即使行为有好的效果并达到目的，也不能把它认为是友善的行为。通过调查我们发现，高校青年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多种多样，体验人生、实现价值、学习知识、完善心智等都是促使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的动机。但是，高校期末考试各种素质加分，评优评先加分，方便出国留学，充实自己的工作简历等已成为部分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的主要目的。这些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完全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自私带来的后果就是使他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柏拉图认为理论不是经验的，而是超验的，是对感官认识的沉思。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对理论的解释，他把理论看成是对事物本质的解释，这是关于不变的永恒的领域的智慧。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以知识的目的为依据，将所有知识分为三类：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创制知识。在理论知识中又以对象的不同分为三种，物理学、数学、和神学（形而上学）。[1]（P.114）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具有了神学和知识论的双重含义。理论智慧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必然是关于最终问题的居首位的科学。[2]（P.174）通过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涵义逐渐向近代意义靠近。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仍然保留了“理论”的宗教色彩。
（三）“理论”的近代意义
实践概念开始泛化，技术、技巧、操作和手艺进入实践概念。[6]这样的实践与生活紧密相关，这样一来其含义就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实践”的概念开始在多重的含义中被使用，其原本包含的政治哲学也被科学技术所渗透，甚至政治哲学转化为了政治科学，“实践”本来的面目已全非。近代以来，实践开始在技术、科学的意义上使用，逐渐取得了现代的认识论意义。但是实践的普遍化特征，理性至上的观点导致了人们的盲目实践，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
（四）马克思的“理论”观
采用全年分娩制的猪场，宜用封闭式产房，以火炉、火坑、暖气供暖。适合母猪的环境温度，并不符合仔猪的要求，为此，应给仔猪增加保暖设施，如保温灯、暖床、电热板等。
通过表2、表3分析可得，异味超标发生主要与时段（光照）、湿度、风速有关。①时段：白天基本不超标，特殊气象下白天可能超标；超标主要发生在晚间，即早、晚6点和凌晨1—2点光照强弱特定的时候。②风速：异味扩散距离与风速负相关，影响距离随风速、时间扩散。③湿度和降雨量：当湿度＞80%时，容易发生异味超标；异味发生频次概率为小雨＞中雨＞暴雨。
二、何为实践？
马克思在1845 年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对新唯物主义观点，并以此展开了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批判。实践在这里具有批判的革命性的内涵，并且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4]（P.501）。他站在了全人类社会的立场，指出实践哲学不同于单纯解释世界的理论哲学，而是要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在其唯物史观确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明确提到：“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4]（P.529），这里的感性劳动和创造指的就是实践活动，将其看为整个世界的基础。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人的有目的的能动性活动，具有革命性、批判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体。
（一）“实践”与“制作”的分立
亚里士多德将我们通常理解的“实践”贬低为创制活动，使二者对立起来。然而，生产和技艺也是人在社会中从事的活动，体现了人的价值，若将其地位弱化，就不能真正全面的理解人和社会。实践在古希腊时期是在政治哲学或道德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的，后来“实践”的概念发生了演变。
“实践”（Praxis）一词在古希腊文献中早已有之，最初指一切有生命东西的行为方式，只是到了亚里士多德，才赋予它以“反思人类行为”的哲学含义。[5]实践是和理论相对的概念。亚里士多德那里的知识被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其中实践和创制有着相同的地方就是二者都处在变化的领域，“可变化的事物中包括被制作的事物和被实践的事物”[2]（P.171）。实践知识和创制知识的区别主要在本原不同，不同之处是区分两种知识的关键所在，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者靠意志或意图，创制者靠理智、技术和能力。[5]（P.114）实践（praxis）是使人成为人的活动，是关于行为的知识，按照范围的大小课分为三类：个人行为的伦理学，家庭行为的家政学和国家行为的政治学。这些行为都是以善为目的的，遵从道德原则。践行“善”需要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实践就是实现“善”的活动，是“善”的展开过程，是人的道德行为扩展到国家就是政治行为。作为伦理和政治活动，实践的手段和目的是统一在活动本身之中的。而创制活动是一种人作用于物的活动，其目的是体现着外物的，它的手段和目的是分离开来的，活动的意义需要由他物体现出来，所以创制活动更为低级。
对比工况一和工况二可以发现，幅流风机可以有效地扰动满载地铁车厢内的气流，能将空调出风更加均匀地送至“气流死区”。而对于工况二和工况三，即有幅流风机的两个工况，在幅流风机的作用下车厢内的风速度分布几乎无区别，最大风速均出现在幅流风机出风口处，风速约为2.8 m/s，截面平均风速约为0.5 m/s。
（二）实践与制作包含关系的转化
榆盘人洋芋种得好，吃得也精彩。从最简单的野外地锅烧洋芋，到农家灶台的水煮洋芋；从炒洋芋丝、炒洋芋片、烧洋芋丁、油煎洋芋、洋芋擦擦、洋芋馍馍，到相对复杂的手擀洋芋粉条、洋芋粉团，再到洋芋炖豆腐、大盘鸡炖洋芋疙瘩，榆盘人总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吃出别样的味道。
自然科学的兴起后，理论所建立的有关对象，及其在经验中的展开被称为“知识”，由于有科学性经验的验证，这种知识是客观的和普遍必然的。[3]理论逐渐摆脱了其宗教含义，变成了一整套的关于知识的体系，具备了现在“理论”之含义。受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理论”所具备的这种知识体系的含义又与技术相结合，成为技术的一个环节。但是，理论仍然具有静态的、客观的、普遍性的特征。理论成为一个与应用相对的概念，它是一种以实验科学为范本的理论科学。
（三）马克思的实践观
马克思赋予了实践以劳动的内涵，超越了亚里士多德道德实践和近代的技术实践论，实现了哲学的变革。劳动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创制”活动，在他那里是作为手段的而不是目的。但是近代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使劳动日益重要。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是劳动是人的本质之所在。只有立足于现实的人的活动之上，才是真正的人类实践，才是历史发展的起点。
实践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现在被通常理解为活动、行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中有一种被称为实践知识，近代培根在实验的基础上说明实践，康德从伦理学意义进行实践理性批判，马克思从改变世界的角度阐释自己的实践概念。哲学家根据对实践意义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各自的实践哲学。
在欧洲思想的演进过程中，制作对实践发生了一个逐渐侵袭的过程。[6]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将“制作”的某些含义渗入到“实践”中来，这两个概念产生了交集。近代以来，自然科学逐步发展起来，培根和马基雅维利进一步对实践进行了技术化的理解，培根认为实践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物理学意义的机械的实践，这是他更为倾向的实践的含义，第二种是形而上学意义的幻术，他在实践意义在历史上的转折中起到重大作用。实践哲学的道德层面的超验之维逐渐被淡化，实践智慧开始被技术理性所替代，这时“实践”失去了本真的含义，成为科学技术化的实践。这种技术化的实践表现在政治中，就成为了政治手段和阴谋，失去了原本“善”的意义。
马克思的实践观不仅让劳动摆脱了手段的低级阶段，还赋予了其内在善的品格，综合了道德实践观和技术实践观，是包括了亚里士多德的创制在内的实践。从另一方面讲，马克思还扩展了实践观的内涵，增加了生产劳动的内容，提高了人的主体性，为人的解放找到了现实的途径。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超越。
本设计是一种新型电动车防盗装置，以STC12C5A60S2单片机作为控制器，利用震动传感器采集外界信号，并将信号反馈给单片机，单片机依据接收到的有效信号，控制蜂鸣器与发光二极管的开启，从而实现声光报警；利用红外遥控可对防盗装置进行布控或解控，当开启布控时，装置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解除布控则使装置处于休眠状态；此外，设计巧妙地将GPS与GSM功能融入到系统中，可以通过短信通讯实现对车辆的实时定位。系统结构设计图如图1所示。
三、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探讨是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很多哲学家对此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例如哈贝马斯在其著作《理论与实践》中写道：“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伟大的哲学传统中，始终与美好的和正确的、与个人和公民的‘真正的’生活和共同生活相联系。”[7]（P.237）阿尔都塞认为理论本身就是实践的一种。对于理论、实践的演变在上文中已经有所阐述，随着二者各自涵义的演变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理论与实践最初的矛盾冲突关系
理论和实践最初表现为不同生活方式的矛盾冲突关系。“理论”的初始涵义为“沉思、看”，是不变的永恒领域；“实践”的最初语义是人的道德活动和政治活动，是变动不居的领域。这时，“理论”和“实践”是对立的，“理论”是哲学家沉思的生活方式，“实践”是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生活方式，是不被哲学家所允许的。从事“理论”生活方式的人是更为高级的，远在政治生活之上的。
马克思的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理论”在其哲学中不再作为静态的形式而存在，而是外在地参与到改变世界之中来。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指出：“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态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态，而在今天，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因此，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作为一种活动——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4]（P.188）可见，马克思的“理论”是反映的活动本身，也就是理论是内生于实践的，它是实践的自我意识，是实践的内在环节，其内容是实践的。在1845 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是数次提到了“理论”和“实践”，所以，理论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以实践为依据的。马克思的“理论观”可谓是创新的，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和近代对理论的解读，赋予了“理论”以活力。
苏格拉底之死反映的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作为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他的工作是探究神和万事万物的本性，通过与别人的对话揭露谈话中的漏洞，诱导对方自己导出确定性的知识。这种方法也被柏拉图所继承和发展，他们都是理论哲学家，又称作形而上学家。苏格拉底一生远离政治和公共生活，他在沉思神的本性后发现了神存在的真正依据，这并不同于流行的城邦的解释，因此被冠以“亵渎神”的罪名，最后导致了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正是“理论”与“实践”之冲突，也是真理与意见的冲突的体现。
（二）理论与实践近代的理论和应用关系
理论和实践都经历了一场蜕变，二者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自然科学的发展，似乎让一切都以科学为中心，理论成为科学理论，实践成为科学实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转变成相统一的关系，理论需要实践的证明，而实践需要以理论为准则。理论仿佛便成为关于技术的原理性知识，而实践就是用来操作的技术。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影响深远，甚至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二者的关系。这种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转换意味着一种文化危机：“这种观点意味着没有严格意义的实践科学，或者说实践与理论科学的区别必将被理论与应用科学的区别所取代。”[8]（P.240）这样推崇自然科学，势必会导致技术理性的危机和社会文化危机，导致人和自然关系的危机。
（三）理论与实践的不同知识类型的关系
理论与实践的两种知识类型关系开始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理论知识是指数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普遍必然的知识，实践知识是指伦理学、政治学和家政学的行为知识。
杨应龙，播州宣慰使杨烈之子。“穆宗隆庆五年，烈死，子应龙请袭，命姑予职。神宗万历元年，给播州新袭宣慰使杨应龙敕书”[3]1250。可见，万历元年开始，播州便正式成为杨应龙管辖区域。在其统治下，播州为何一再被勘，邢玠在被派去勘播州时招抚政策是否失当，下面便一一展开论述。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经历了近代理论和实践概念的变化。实践知识被认为是科学知识，伽达默尔把实验科学当作人文科学合法性的基础。理论知识也被改造成了一种知识体系，转向了与实验科学相对的人文科学。由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知识论意义上，转化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从不同知识类型的角度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常见形式。
（四）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
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观点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理论是具有实践的品格的，它是实践的理论样态的存在，理论不仅具有认识的功能，它还具有实践的作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P.763），可以看出理论不仅仅是思维和精神层面的。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也提到只有借助人的实践的力量，才能解决理论本身的对立的观点。其次，实践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需要理论对其指导，实践是理论展开了的活动，与理论相比它不仅具有普遍性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最后，实践是优先于理论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4]（P.500），理论不能检验理论的真理性，理论的正确性是只能通过实践进行检验的，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理论”和“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中实现了统一，在其哲学中谈理论是离不开实践的，实践也是融合了理论的实践，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而克服了近代以来的二者的分裂与对立。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整个哲学变迁的缩影。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限制，每一个时期的对于哲学的理解不尽相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是如此，从古希腊时期的“永恒”与“不朽”的分离关系到马克思实现了“永恒”与
“不朽”的统一，正是体现了时代的发展与哲学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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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8-0087-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规划青年项目（2019qn02）。
【作者简介】郝菲菲（1990-），女，黑龙江伊春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实习员，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当代意义；龚小聪（1991-），女，湖北随州人，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当代意义。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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