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文章以湖南省14个地级市(州)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自相关模型等主要研究方法，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对2006至2016年湖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变与协调性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1)2006—2016年湖南省各地级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基本呈现上升趋势，至2016年无严重失调地区；(2)湘东地区长沙、株洲、湘潭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较高。整体上，耦合协调度存在向东及向南发展的趋势。(3)湖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依然存在不足，且主要表现为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
关键词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空间自相关；湖南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发展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约18%上升到2017年的约58%。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增速呈现非协调性发展，即土地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发展速度[1]。城镇化发展需要“稳中求进”，要突出“以人为本”和“人地和谐”的城镇化观念，所以城镇化发展是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过程[2]。城镇化不仅表现为人口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城镇化过程，也表现为农村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的土地城镇化过程，具有空间扩张特性[3]。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使得与城镇化相关问题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土地与人口的城镇化之间较强的不协调性问题。各地政府片面追求城市地域的快速扩张与建立人口集聚中心，忽视了对土地开发利用和人口迁移的有效解决办法。在2014年国家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影响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4,5]。
对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关系国内外有大量的研究。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用地扩张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带动[6,7]；在城镇化建设时期，将城市周围地区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过程中，人口转移成本反而会导致贫穷的集中化，产生不可逆转的负外部性[8]；城市人口增加，城镇化率上升的过程中，由于土地建设与规划不能协同，城市边缘的建成区与农业用地分布不合理，造成环境恶化[9]。通过技术手段利用图像子块的土地利用变化模型预测城镇化发展趋势，提出人口、土地平衡发展也是城镇化探究方式之一[10]。同时国外学者对我国城镇化特征及相关影响因素以及城镇化对土地利用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11-13]。21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城镇化迅速发展，对于城镇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城镇化对土地利用影响等问题研究吸引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14-19]、失调性[20]、空间差异性[21,22]及其驱动因素[22,23]等方面深入研究。城镇化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其中人口城镇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25]，土地城镇化也会出现随着社会发展而呈现阶段性[26]。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管控、土地政策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户籍管制等因素是导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与滞后的主要原因。
在现有研究中，对于城镇化内部子系统间关系的研究较多，其中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集中在两者匹配关系的研究，缺少对于空间格局变化及时间范围上的动态分析。湖南省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省内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增大，建设用地扩张，新城区空置现象凸显，土地城镇化发展中侵占农业用地，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的出现，导致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协调现象明显。因此，研究湖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关系对长江经济带建设以及对湖南省自身稳定发展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6—2016年湖南省各地级市(州)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其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熵值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对研究区域协调关系进行测定，并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研究区域空间集聚规律及耦合协调性的时空演变特征，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
湖南省地处我国中南部，位于长江中游，总面积21.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居全国各省区市第10位、中部第1位，其中耕地面积占414.88万公顷，林地面积13万平公里，森林覆盖率为59.64%。全省辖13个市1个自治州，2016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31 244.7亿元，比上年增长7.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 578.4亿元，增长3.3%；第二产业增加值13 181.0亿元，增长6.6%；第三产业增加值14 485.3亿元，增长10.5%。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45 931元，增长7.3%。近年来随着“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推进，湖南省城镇化发展迅速，城镇化率由2006年38.71%增至2016年52.75%，低于2016年我国公布的城镇化率57.35%；城镇人口由约2006年2 620万人增长至2016年3 598.6万人，增长率37.35%；城镇建成区面积由2006年1 037平方公里增长至2016年1 627.63平方公里，增长率56.96%。湖南省作为农业大省，随着近年来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就业，城镇人口不断增多，人口城镇率不断提升，但是相较于土地城镇化增速明显较弱。城镇数量的增加、城市面积的扩张、部分农用耕地征用，都是快速土地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导致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不协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湖南省统计年鉴》，《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湖南省各相关地级市统计年鉴、各相关地级市统计公报以及EPS数据库数据平台的相关数据。由于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中内容以及年份存在一定差异，为确保研究的可行性与准确性，选取2006—2016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本文研究指标内容。部分缺失数据通过年鉴数据采用插值法或均值法计算得到。
2.2 研究方法
全局莫兰指数反映研究区域整体状态，仅说明各城市与周边城市空间差异的平均水平，忽略了局部范围的不平衡现象，所以引入局部空间自相关Local Moran’s I(LISA)，描述一个空间单元与其邻域的关联性，表示每个局部地区趋向全局总趋势的程度，并指示空间异质，说明空间依赖如何随位置变化。每个空间观测单元的局部莫兰指数值对具有相似属性的邻近地区集聚程度进行度量，且这种相似性通过空间统计分析中的显著性检验，其显著性检验与全局莫兰指数相同。当局部莫兰指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局部莫兰指数为正值，则认为城市i与周围城市呈现出相似性的集聚；局部莫兰指数为负值，则认为城市i与周围城市呈现出非相似性的集聚。
表1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1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系统评价层指标层及单位类型序号权重人口城镇化人口构成产业结构生活水平人口素质城镇人口比重/%+X10.07二三产业劳动者比重/%+X20.01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30.0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40.08城镇居民消费/亿元+X50.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X60.20执业(助理)医生数/人+X70.08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人+X80.38土地城镇化城市规模投入水平产出水平城市建成区面积/km2+X90.16地均二三产业增加值/万元+X100.16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元/m2)+X110.18地均财政支出/(元/m2)+X120.15地均二三产业产出值/(元/m2)+X130.17地均财政收入/(元/m2)+X140.19
为了避免数据量纲存在差异影响数据处理结果，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采用极值法。其中正向指标表示指标值越大对系统发展越有利，负向指标表示指标值越小对系统发展越有利。
慕课热潮不仅推动了我国高校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而且加强了区域性和全国性院校的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例如，利用超星慕课平台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实现课程全程与本科教育对接，采取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模式，并与学生学分挂钩，实现联盟成员高校的学分互认，但仅联盟高校学生可以注册学习。“优课联盟”旨在通过共建、共担、共享等机制来整合校际的优质教学资源，从而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化发展，提高地方高校培养地方急需人才、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的能力。
正指标：
(1)
负指标：
(2)
式中：zij为各指标标准化值；xij为原始值；xi,max和xi,min分别为指标最大值和最小值。
利用熵权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减少主观因素对指标影响，使评价结果更符合客观实际[30]。熵权法具体算法如下所示。
(1)指标比重
(3)
式中：pij表示第j项指标下第i个年份指标比重值；zij表示各项指标标准化值；m表示指标个数。
(2)指标的熵值
(4)
李辛孟（1997—），男，汉族，山西长治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播音与主持艺术；姜壮（1985—），通讯作者，汉族，山东烟台人，硕士，讲师，一级播音员，研究方向：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实行土地流转、把碎片化的土地集中起来，是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必要条件和重要途经，但并不是唯一途经。事实上，近年已经有不少地方创造了许多在家庭分散经营条件下，土地没有流转照样规模经营的新经验。如有的地方农民自发联耕联种、合作经营，实现了一家一户的规模效益；有的地方发展社会化服务，靠扩大服务项目、服务范围和服务规模，对土地承包农户实行从种到收的一条龙服务，照样取得了规模经营的效果。这些经验的共同之处，就是不需要通过土地流转，即不改变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生产。
(3)指标权重
(5)
式中：Hj表示指标熵值；n表示指标个数。
式中：k>0，pij表示第j项指标下第i个年份指标比重值，Hj≥0。设k=1/lnm，其中m为指标个数，于是有0≤Hj≤1。
(4)综合评价
从口岸运行62年的整体来看，二连浩特口岸的进出口贸易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成为了我国北方贸易繁荣发展的重要门户。之所以能够如此出色，与口岸边防力量提供的和平稳定环境密不可分。
式中：E[I]为期望值；Var[I]为方差。
(6)
式中：S表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综合指数；wj表示单个指标的权重值；zij表示各个指标的标准化指作为单因子评价分值，n表示指标个数。当S1>S2时，表现为土地滞后型；当S1=S2时表现为人口土地同步发展型；当S1<S2时表现为人口滞后型。
CDKN3抑制细胞凋亡机制因肿瘤类型不同而不同。在乳腺癌细胞系中，通过影响Bcl-2与Bax表达抑制细胞凋亡[16]，在肝癌Huh-7细胞中，则通过影响凋亡相关活性蛋白PTEN、GSK、p44/42和AKT表达，抑制细胞凋亡[28]。此外，CDKN3促进肿瘤侵袭迁移的作用与侵袭相关蛋白MMP-2和MMP-9表达水平相关[18]。
2.2.2 耦合协调度计算
(1)耦合度模型：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各个系统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关系[31]。两个系统的耦合度一般采用如下模型：
(7)
式中：Si(i=1,2)分别表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C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两者的耦合度；公式中0≤C≤1，C越大，两者发展越协调；当C=1时，达到最佳的协调状态；反之，C越小，两者越不协调，当C=0时，两者严重失调。
秀容月明所率的部队，被称为“秀容兵”，最盛时达十五万人。秀容兵十之一二，都是从王营县招募过来的，当年西大街的孩子王做了秀容月明的亲兵，他就是蒋春猪。
(2)耦合协调度模型：由于耦合度不能体现整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所以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该模型不仅能反映个系统之间的互相作用关系，而且能体现协调发展程度，建立耦合协调度关系方法公式如下[32,33]：
科学布局，规范建设。在选址上综合考虑与学校、社区、家长工作地点、各种资源的距离，以农民工子女较为集中的学校、城市流动儿童居住的社区、农村留守儿童居住地为首选。团省委对“希望来吧”进行整体CI设计，包括标牌、室内装修、功能区划分等。还编写了《“希望来吧”指导手册》，统一建设标准，每个“希望来吧”建设经费为3万元，并由建设地提供40平方米以上的室内场地及基本配套设施。
星光村现有整栋闲置房屋共32幢，已出租10幢用于改造成新业态。已建成的有星光里咖啡屋、金慧私房菜、成都静纯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培训活动室和民宿、DIY巧克力体验馆、罗江组织部两新组织活动阵地、汉文化体验馆、岭上花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建的有国学培训馆、湖南电视台四川办事处、茶文化体验馆等。
(8)
T=a1s1+a2s2，
(9)
式中：D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0，1]；T为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数，T∈[0，1]；a1和a2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两者的关系权重。由于本文认为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两者同样重要，所以在耦合协调度模型中取a1=a2=0.5。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多位学者的相关研究，对耦合协调度D与综合评价指数进行分类[29-31]，分类结果如表2所示。
表2耦合协调度分类标准
Tab.2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协调度类型发展阶段综合评价指数0.8≤D≤1.0高度协调0.6≤D<0.8良好协调0.4≤D<0.6中度协调0.2≤D<0.4濒临失调0.0≤D<0.2严重失调协调期磨合期拮抗期S1>S2:土地滞后型S1=S2:人口土地同步发展型S1<S2:人口滞后型
2.2.3 空间自相关模型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是较为理想的数据驱动分析方法。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研究对象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探究空间差异与空间集聚现象[34]，该法已在区域经济、空间数据挖掘、图像处理、自然灾害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35]。空间自相关可有效探究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特征，研究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现象，空间自相关包含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
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是衡量研究对象总体空间分布特征的重要指标。Moran’s I的取值范围为[-1，1]，莫兰指数大于0表示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小于0表示存在空间负相关性，等于0则表示空间不存在相关性。对于空间是否存在自相关性，常采用统计检验的方式，即使用Z检验值正负关系来分析[34,35]。
(10)
式中：n为研究单元数量，xi与xj为区域空间单元属性值；wij代表空间单元i和j之间的空间权重矩阵。
(11)
2.2.1 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确定 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27-29]，遵循可行性、科学性、系统性以及可获取性，通过整理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结合城镇化中人口与土地相关关系，将指标体系分为系统层、评价层、指标层，构建如表1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人口城镇化分为人口构成、产业结构、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4大方面8项指标；土地城镇化分为城市规模、投入水平和产出水平3大方面5项指标。
2018年 中国盐业总公司完成公司制改制，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12)
式中：xi与xj为区域空间单元属性值；wij代表空间单元i和j之间的空间权重矩阵。
3 评价分析
3.1 耦合协调度结果及分析
通过构建2006—2016年数据指标体系得到了各个指标的权重数值，见表1所示。依据指标权重值计算得到2006—2016年14个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值(图1)。如图1所示，湖南省各地市(州)在近10年来耦合协调度基本保持增长趋势，其中长沙、株洲、湘潭、衡阳一直处于较高位置，可见长株潭城市群的建设对于各地区协调发展有相对的促进作用。
图1耦合协调度变化雷达图
Fig.1 Coupled coordination degree change radar map
根据计算结果，可将湖南省2006—2016年各地级市(州)研究期耦合协调关系发展状况分为4类。同时对2016年湖南省各地市(州)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相对比，得到表3所示的发展评价结果，结合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进行分析。
(3)类型三：研究期内由濒临失调发展为中度协调，包括株洲市、湘潭市、邵阳市、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郴州市、怀化市、娄底市。各地市在2006—2016年期间耦合协调度逐步上升，表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相对协调发展。近年来随着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城市土地利用需求增大，其中常德市和郴州市土地城镇化出现滞后现象。近年来人口增速放缓，导致人口城镇化率增速变慢，所以株洲市、湘潭市、邵阳市、岳阳市、益阳市、怀化市、娄底市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在中度协调发展阶段处于磨合期，所以此阶段下还需要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布局，保证人口增长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
(1)类型一：研究期内长沙市由良好协调发展为高度协调。长沙市一直处于较高的协调状态，2006—2016年长沙市耦合协调度增长率约29%，其中2016年土地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但长沙仍处于湖南省各地市(州)中较高位置。虽然2011年耦合协调度相较于2010年有所下降(2011年长沙市出台住房限购政策)，但总体趋势保持上升状态。长沙市人口规模的加速扩大与城镇化进程加快同步进行，2016年长沙市常住人口达764.52万人，比2015年增加21.34万人，增长2.9%，城镇化率75.99%，人口总量居全省首位，并且增幅为近年来最高，其中“二孩”政策和“人才新政”为长沙增加较多人口。由于人口增多导致城市出现住房紧缺、道路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导致土地城镇化滞后现象的出现。
表3湖南省2016年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结果
Tab.3 Evaluation result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Hunan province in 2016
地区S1S2D发展类型长沙市1.000.760.92高度协调土地滞后型衡阳市0.330.650.63良好协调人口滞后型株洲市0.320.450.60中度协调人口滞后型湘潭市0.280.430.57中度协调人口滞后型邵阳市0.190.580.46中度协调人口滞后型岳阳市0.290.280.53中度协调人口滞后型常德市0.270.180.45中度协调土地滞后型益阳市0.190.240.46中度协调人口滞后型郴州市0.220.190.45中度协调土地滞后型怀化市0.170.500.44中度协调人口滞后型娄底市0.160.340.44中度协调人口滞后型张家界0.110.140.35濒临失调人口滞后型永州市0.180.140.39濒临失调土地滞后型湘西州0.110.120.33濒临失调人口滞后型
(2)类型二：研究期内衡阳市由濒临失调发展为良好协调。衡阳市在湖南省具有重要综合交通枢纽，是湘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衡阳市2006—2016年耦合协调度增长率约为71%，增长速度较快，其中2016年人口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2006年耦合协调度值0.37增长至2016年0.63，上升趋势明显。2011年至2016年城镇化率仅上升4%。2016年，国家推行供给侧改革，促进城乡之间人口与土地流动，对人口和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的供给抑制解除，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同时创新创业刺激新供给、给予新需求。
中国古代“教”为单音词，一词多义。一是作为规范词的教（音叫），是教育的略称；二是作为中性词的教（音交），为教授，教学的略称。前者的意思有伦理的观念，为善的影响，或使人向善。而后者只表示一个动作，是知识技能的传授，不涉及善恶观念等伦理的问题。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其有“教，上所施，下所效也”的解释，不难看出这里面有贬义，有褒义的含义。
(4)类型四：研究期内由严重失调转变为濒临失调，包括永州市、张家界市和湘西州。三地耦合协调度2006—2016年增长率分别约为98%，60%，88%，耦合协调度保持持续增长，可以看到近年来发展趋势逐渐增强，协调性逐渐增高。张家界市是重要的旅游型城市，2016年底常住人口100.34万，城镇化率约46%较2011年城镇化率上升约7%，建成区面积2011—2016年增长约17%。人口城镇化增速相对滞后。永州市2011—2016年人口城镇化率上涨约8.3%，而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率约为7%，土地城镇化发展滞后。湘西2016年城镇化率43.06%，相比2011年上升约7%。而2011年—2016年期间建成区面积增长约70%，土地城镇化增速较快，所以湘西州近年来人口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研究区域内张家界市、永州市、湘西州耦合协调度处于拮抗阶段，还需要调整人口与土地利用之间的联系，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血管通路是透析患者的“生命线”，对血液透析患者至关重要。自体动静脉内瘘有血栓形成率低、感染率低等优点，是目前血管通路建立的首选方案[1]。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糖尿病、高血压的发病率升高，老年肾脏病、糖尿病性肾病、高血压性肾病患者逐年增加，其中越来越多的患者因自身血管条件差而无法行自体动静脉造瘘手术，或因心功能不全而无法耐受内瘘，需要尝试其他的血管通路。
3.2 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更加直观地表现2006—2016年湖南省地市(州)耦合协调度空间变化特征，本文根据年份间隔选取2006，2011和2016年作为代表性年份，通过ArcGIS软件根据耦合协调度分类得到各个地级市(州)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图，如图2所示。
（3）加快发展新型接续产业是实现金昌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2018年8月6日，金昌市八届六次全体会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是坚持以落实新发展理念为主线，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崛起。要加快发展新型接续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文化旅游业、生物医药业等对第三产业发展带动性强的接续产业，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
图2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特征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湘东地区包括长沙、株洲、湘潭地区。图中对比发现，2016年长沙与株洲近年来发展趋势较好，长沙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处于高度协调，其周边城市中株洲市呈现良好协调状态，湘潭地区虽然耦合协调度没有达到良好状态，但是其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未来也会与株洲地区相同，达到良好协调。
湘北地区包括岳阳、益阳、常德、张家界4地，2006年起岳阳、益阳、常德还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互相拮抗，不能协调发展，在2011年时常德、岳阳地区已经达到中度协调状态，进入磨合阶段，到2016年，常德、岳阳、益阳3地已经接近良好协调，未来预计达到更好的协调状态，协调正向的优化与当地政府和国家政策息息相关，与近年来建设环洞庭湖生态圈以及构建大岳阳和常德、益阳城市圈有一定的联系。
湘南地区的郴州、永州。郴州是湖南离珠三角最近的城市，是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桥头堡，2006—2011年之间郴州和永州还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处于拮抗阶段，至2016年郴州发展为中度协调状态，进入磨合阶段，2016年政府推出房地产去库存等一系列政策，促进区域人口与土地协同发展。永州市2006—2016年都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但是其耦合协调度呈现增长趋势，还需要加大对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的关注。
湘西地区包括湘西自治州、怀化市两地。湘西自治州2006年处于严重失调状态，至2016年达到了濒临失调状态，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但是还处于拮抗阶段。怀化市从2006年濒临失调状态到2016年中度协调状态，经过多年来人口与土地的协调关系处理，基本达到磨合期。
湘中地区包括娄底、邵阳、衡阳地区。2006年娄底、邵阳和衡阳3地还处于濒临失调状态，2011年衡阳市发展为中度协调状态到2016年发展为良好协调状态，可见衡阳发展速度较快，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呈现快速协调发展状态，与湖南省域的整体协同发展政策息息相关。2006年娄底和邵阳还处于濒临失调状态，直至2016年达到中度协调状态，与区域协同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在人口与土地协调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3.3 空间自相关分析
3.3.1 全局空间自相关 通过Geoda软件，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视为系统唯一属性变量，采用全局莫兰Moran’s I指数分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度的全局空间聚类特征(表4)。由表4可知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其中2010，2011和2015年Z检验值低于1.96，其次，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Moran’s I指数呈现稳定趋势。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协调关系越来越紧密，以人为核心的土地利用变化发展的时空分异现象愈发严重，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空间分布逐渐趋于协调。最后，2010，2011和2015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Moran’s I指数Z检验值虽然不显著，但并不能完全说明此时间段内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性不存在，主要原因在于构建莫兰指数时采用的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邻接标准认为空间单元之间关联性与否取决于两者距离的相邻关系，即只要空间单元彼此不相邻，就认为两者并不存在相互影响，而若空间单元相邻，则认为彼此具有相同的影响程度，这显然与人口流动的本质特征不相符。Moran’s I指数不同说明各地市州之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具有空间相关性，整个湖南省地区空间集聚性较弱，人口与土地发展不协调。
表4全局自相关分析结果
Tab.4 Results of glob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年份Z检验值Moran’s I年份Z检验值Moran’s I20062.512 90.248 20220122.045 50.234 31920072.279 60.217 25720132.050 90.214 4220082.299 20.229 89820141.975 60.191 06920092.422 50.254 37620151.829 90.184 05620101.786 80.135 84920162.284 80.235 89620111.782 40.175 138
3.3.2 局部空间自相关 Moran’s I指数散点图描绘局部空间相关性，从而说明研究对象的空间集聚特征。如图3所示，2006—2016年湖南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空间相关性主要集聚在“HH”及“LH”区域，表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呈现全局正的空间自相关性。以2016年莫兰散点图为例，第一象限(HH)区域中，主要集中在长沙、株洲、湘潭、岳阳4个地区，表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集聚水平较高，说明此类地区相互之间人口与土地关联性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关联性明显，在城镇化进程中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第二象限中(LH)区域中，主要集中在娄底、郴州、永州、益阳，表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之间集聚水平不高，与周边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第三象限(LL)区域中，主要包括张家界、湘西、怀化、常德、邵阳。说明这些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集聚水平不高，地区发展受限，人口与土地不能协调发展，与周边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区域不协调统一。第四象限(HL)区域中只有衡阳地区，这主要是因为衡阳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集聚程度较高，但与其邻近的部分地区，如永州、郴州、邵阳等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集聚水平不高，即高集聚地区被低集聚地区所包围，该象限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集聚性不明显，反映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集聚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异性。
文稿中计量单位一律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所有计量单位符号均为正体，用标准符号表示，如“m”“m2”“t”等。各种专业术语按国家标准使用，同一名词术语、计量单位、人名、地名等要求全文统一。变量采用斜体，但数字采用正体。
图3莫兰指数散点图
Fig.3 Moran’s I exponential scatter plot
4 建议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二者耦合发展状况的协调过程曲折而漫长，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为基础前提下，在人口城镇化方面，合理规划城镇化发展的产业布局，加速构建以主城区为核心，带动周边区域城区发展，以中心城镇为基础，带动周边城镇与乡镇协同发展的新型城镇体系，以此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创新户籍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户籍制度在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合理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人才向城镇集聚。全面放开城镇落户制度，对转入城镇落户的农村居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其他惠农利农政策保持不变。在土地城镇化方面，合理制定土地政策，把控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速度，提高土地利用率，严格控制土地使用范围，控制土地城镇化急速发展，从而缩小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差异，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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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SpatialPatternEvolutionandCoordinationofPopulationUrbanizationandLandUrbanizationinHunanProvince
WANGXue-feng,WENYan-ping*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The unbalance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s an outstanding issue during China’s urbanization.This paper chose 1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states)in Hunan province, and then built an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with two factors.Us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 we analyzed the spatial pattern changes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two factors from 2006 to 2016 in time and space dimensions.Our results show that: (1)from 2006 to 2016, the coupling level of population and lands in all cities tends to be upward, exhibiting no unbalanced areas as to 2016; (2)the coupling level of population and lands in eastern Hunan, like Changsha, Zhuzhou and Xiangtan is relatively high and overall,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tends to be high in east and south areas; and (3)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 Hunan province was still insufficient, and more improvements are needed i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Keywords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and urban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spatial autocorrelation;Hunan province
中图分类号P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281(2019)05-0034-10
收稿日期：2018-11-0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673258)
*通信作者,E-mail：yepwen@163.com
DOI:10.7612/j.issn.2096-5281.2019.05.005
(编辑 HWJ)
标签：城镇化论文; 人口论文; 土地论文; 城镇论文; 化与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673258)论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