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38年5月中旬，日军攻陷江苏丰县县城，丰县原有武装溃不成军。在旧部的支持下，丰县政府第一科科长黄体润决定重建常备队，与日军进行游击战。常备队以丰县地方精英为骨干，一面动员广大农民，一面收编土匪和伪军，规模日益扩大，并以多种举措基本解决了粮饷和武器问题。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在八路军的影响下，其游击战略不断提升，取得了多次胜利，始终对日伪军构成威胁，其种种努力和爱国热情值得肯定。在常备队的发展过程中，国民党组织始终缺位，政治训练流于表面，导致其在组织和信仰方面存在缺失。作为一支由国民党县政权领导的地方武装，丰县常备队在沦陷区坚持开展游击战的历程，有助于弥补国民党游击战研究的不足，也为宏大的抗战史增添了一个生动而具体的事例。
关键词抗日战争 国民党 地方武装 游击战 丰县 黄体润
引 言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采用游击战法与日伪军作战。在中共持久抗战的大战略中，游击战是其核心，并提升到战略和政略高度。[注]黄道炫：《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军事历史》2015年第6期。与十分丰硕的中共游击战研究相比，国民党在沦陷区的游击战长期受到忽视，研究非常薄弱，在整个抗战史领域中处于边缘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语境因素外，主要是国民党高层对游击战的定位及取得的战果有限所致。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几乎将注意力都放在了正面防御上，很少在总体战略上考虑游击战的问题。尽管蒋介石、白崇禧等军政高层后来也意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但仍以正规战的概念来理解游击战，将其作为正规战的辅助工具。[注]参见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军事作战》，(台北)“国史馆”，2015年，第345—352页。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战略战术运用还是取得的成效，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与中共相比明显相形见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民党方面的游击战受到了海峡两岸学者的关注，相继产生了一些成果，对国民党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决策，主要游击区状况，游击战的兴衰过程、失败原因、地位与作用等进行了探究，大致厘清了基本面貌，[注]参见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述略》，《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但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研究对象以国民党正规游击部队为主，对沦陷区内国民党地方政权建立的抗日武装关注很少；[注]洪小夏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研究(1937—1945)》中有专节介绍了地方游击队的基本情况，但缺少生动、具体的事例。参见洪小夏《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研究(1937—1945)》，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王喆的博士论文《国民党苏北敌后抗日游击战研究》专门研究苏北区域，但缺少更基层、更直接的材料，导致该研究没能深入到县级政权，停留在“地区”的层面。参见王喆《国民党苏北敌后抗日游击战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二是缺乏更多扎实、精详的个案研究，如对某地区或某部队具体情况的深入探讨；[注]较为深入的个案研究如吴敏超：《全面抗战前期的浙西：从沦陷区到游击区》，《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孙宗一：《于学忠与鲁南敌后战》，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这些研究的对象都是国民党正规游击部队，缺少地方武装的身影。三是资料有限，缺少游击部队自身的直接史料。[注]所谓“自身的史料”指的是出自游击部队自身，不是他人的记载和描述，而且越具体、越详细越好，这样才能呈现出更加真实的历史面相。这些因素制约了该项研究的丰富性和故事性，影响了研究空间的拓展和境界的提升。
笔者在阅读新近出版的《黄体润日记》时发现，全面抗战爆发后，丰县在上级军政部门的要求下进行抗战动员并筹建地方武装，时任丰县政府第一科科长的黄体润[注]黄体润，字玉山，江苏丰县城南黑楼村(今属华山镇)人，生于1896年，是国民党丰县地方党、政、军首脑人物之一，曾在萧县郝集小学任教，1925年任丰县教育局视学，1926—1927年任丰县师范学校校长。北伐后，任国民党丰县党部监察委员、丰县县政府第一科科长，1936年任丰县教育局局长(《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序言第1—2页)。在本文的研究时段内，黄体润先后担任县政府第一科科长、总务组组长、民众组织委员会总干事、县政府秘书、代理县长、县常备大队大队长、县常备总队副总队长、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员等职务。在组建义勇壮丁队时就提出了要为游击战做准备。1938年5月中旬，丰县县城沦陷，原有部队被打散，黄体润重新组建了县、区常备队，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相互配合，在该县境内与日伪军进行游击战。黄体润率领的这支队伍，自备武器、自筹粮饷、自我训练，开展游击战，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为上级军政部门所知，是一支由国民党县级干部领导，不属于正规军战斗序列的地方武装。这支部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中国国土广大，不同地区对抗战的感受与反应不尽相同，尤其是在中日势力交错竞逐的前线，国、共、日、伪四方形成了一片错综复杂的灰色地带，其中布有诸多“孤岛”。丰县地处江苏省西北部，临近陇海和津浦铁路，向南是被日军占领的战略要冲徐州，向北毗邻中共的山东根据地、冀鲁豫根据地及国民党的鲁苏游击区，这里有日军的扫荡、伪军的骚扰、中共力量的发展。丰县常备队就是在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的灰色地带勉力支撑的一支抗日武装，游击战是其维持生存的主要方式。本文以《黄体润日记》为主要资料，研究时段从1938年5月至1939年8月[注]目前出版的《黄体润日记：1933—1939》截至1939年8月29日，虽然本文的时间跨度仅一年多，但由于日记内容非常丰富，再辅以其他相关材料，足够实现本文的研究目标。，试图详细剖析这支部队的生存状况，呈现宏大历史背景下的微观实态，以此丰富国民党游击战的内容，揭示地方武装的生动面相，为抗战史研究增添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事例。
一、常备队的重建与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徐州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华北日军南下和淞沪会战爆发，使丰县的危机感不断增强，日军如沿津浦线南北夹击，丰县必有与日军作战之虞。1937年8月下旬，黄体润将武装自卫一事提上日程，决定招募壮丁，成立义勇壮丁常备队，至1938年初，常备队已组建了两个中队和一个侦察队共约400人。除负责维持治安和剿匪外，徐州会战爆发后，常备队分驻县边境的各村镇、重要路段和车站，防备日军入侵。[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2月13日、5月7日，第82、193页。在组织常备队时，黄体润经常强调：“一旦沦为敌手，成为前方，我们要领导壮丁个个都作义勇军，个个都能游击战。”[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4册，1937年10月13日，第362—363页。以游击战抗敌、保卫乡土是训练壮丁的直接目的。[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4册，1937年11月15日，第424页。
1938年5月，日军自曲阜、济宁南下，向徐州以西推进，直逼丰县而来，临近的几个县接连陷落。16日，县政府决定以常备队200人和警察队100人驻守县城，与来丰协防的第58师174旅配合。[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5月16日，第216页。17日，日军攻丰县，县城沦陷，常备队和警察队被打散，县长董玉珏和黄体润率领残部退出县城避于乡下。18日，黄体润决定到单县暂避，此时能集合起来的常备队和警察队员仅三四十人，队员十之七八在战乱中四散而逃。[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5月18日，第226页。大半年的心血付诸东流，使黄体润“极烦闷也”。[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5月21日，第228页。在单县蔡溜村避难的黄体润与外界消息隔绝，日记中断了11天，根据此前和之后的日记，可知这段时间他心情愁闷，无所事事。6月2日，县民众动员委员会总务部长孙裕澄、宣传部长彭世亨来晤黄体润，说可集合长短枪四五十支，准备抗日，同时委员会主任董雪山和组织部长李贞乾也来信邀黄体润面晤，商讨重建队伍之事。[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6月2日，第229页。李贞乾早先已加入中共，在丰县中共党组织的支持下成立了百余人的游击队，[注]江苏省丰县史志办公室：《中共丰县地方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原常备队长蔡树棠所部20余人在沦陷时未被冲散，完整保存了下来。[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6月3日，第231页。除县长外，黄体润等原丰县党政军首脑又聚集在一起，一些常备队的骨干闻讯后陆续收拾旧部前来投靠，几天内已聚集起百余人。[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6月3日、4日、5日，第231—233页。此外，丰县境内还出现了多支数十人不等以游击队为名义的零散武装。见此情形，黄体润决定重建县常备队，一面继续收容旧部、收编愿意归县政府节制的队伍，一面选定骨干赴各区动员乡镇长、保甲长招募和训练壮丁，为县常备队输送生力，并成立各区常备队。
县城沦陷后，县政府职员、常备队和警察队的骨干大多逃往乡间，重建常备队的消息传开后，这些人与各区区长、乡镇长、保甲长、区公所科员、小学校长、教员、青年学生、退伍军人、乡绅等成了最先响应号召，动员民众、集中队伍的基干。[注]如高楼乡乡长张金声、小学校长穆伯仁、一区绅士邱剑光、民教馆长李坤若、四区区长李诚修、退伍军人蒋作相、县政府建设科办事员李旭辰、县党部干事高世敏、原警察队中队长王德举等，他们日后都在常备队担任大队长、中队长等要职。参见黄体润《十年来抗日剿匪的回忆》，《丰县文献》1977年第1期，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数据库，第5—6页。
破坏道路的目标是，“务使全县村与村相通之道路，一概挖掘成沟，使路路变沟，条条不通，将原来一望无际的平原，变成纵横交错的蛛网式濠沟”。[注]黄体润：《十年来抗日剿匪的回忆》，《丰县文献》1977年第1期，第16页。挖沟的做法是八路军游击队在冀南、冀中平原采用的，以便隐蔽行动开展游击战。[注]《朱德关于平原挖沟之办法致卫立煌电》(1939年4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之前彭明治曾提醒黄体润，但其未及时采用。
常备队的成分非常复杂，重建之初，主干力量是收容的旧部，包括原常备队、警察队成员和一些退伍军人。最早编成的4个中队在训练水平、作战能力和军纪等方面都优于后来扩充者，是常备队的精锐，因而到1939年6月总队规模已很大时黄体润仍公开表示：“首先加入者，即为我一二三四中队，现本队虽扩充至二十一个中队，然非以一二三四中队作基础，曷克有此澎大之抗日力量。”[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6月8日，第322页。后续加入常备队者按成分可分为两类。一是普通农民。有自发组织起来请求编入常备队的，也有通过区乡保甲各级行政人员和其他地方精英动员起来的。县城沦陷前，丰县在抗战动员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运用组织、宣传等方式向农民灌输抗日的意义。沦陷后不久，日伪军开始扫荡村庄、强征粮饷，民众受害颇深，一些村民自发携枪请求加入常备队，他们的规模较小，一般在20至40人左右。[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8年11月25日、26日，第47—48页。大多数农民加入常备队是被动员起来的。重建之初，黄体润向各区长强调乡镇保甲长制度仍要维持，要依靠此制度组织农民武装自卫。[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6月5日，第233页。他还亲自动员青年学生和地方士绅做救亡工作，帮助招募壮丁。[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10月25日，第430页。各区的动员工作卓有成效，组建的区常备队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就编入县常备队，同时各区和乡镇还能留有一定的自卫力量。如第五区为常备总队输送了四个中队，自身还保留了110余人的自卫队；[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4月19日、5月1日、5月7日，第253、254、265页。第六区组建了二个中队，也颇有成绩。[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3月13日，第184页。一些地方士绅、知识分子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如农场场长薛延燧、青年樊心明各自组织了一个中队加入常备队。[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2月22日、3月22日，第161、195页。六区小学教员张电光先后联络了170余人加入常备队。[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2月27日、3月21日，第166、193页。二是收编的汉奸和土匪。黄体润原先并不信任这些人，沦陷前他主张“组织抗日义勇军惟有纯粹农民可靠，土匪地痞流氓均不可靠，以其思想太坏，行为太恶也。”[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2月21日，第75页。收容零散武装时他要求只有“有决心抗日者、愿努力剿匪铲除汉奸者、真心爱民者”才能编入常备队。[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6月5日，第233页。“抗日、剿匪、除奸、自卫”长期以来都是常备队的核心任务与宣传口号。实际上，国、共、日、伪四方中，加入伪军的汉奸和土匪是最灵活的，行为更没底线，往往因自身的生存和利益在几方之间游走。丰县匪患素来严重，[注] 江苏省民政厅编：《江苏省各县概况一览》， 1931年，第428页。1938年初曾下大力气剿灭过几股，后又蜂起，日军占领县城后，随着形势演变，黄体润对待土匪和汉奸的策略越来越实际，主动投诚的土匪和汉奸基本都会被宽大对待，编入常备队后其头目会被授予队长职务，只有死不悔改、甘为日军驱使者才是敌人。
县城沦陷后，丰县境内秩序大乱，各种武装兴起，黄体润判断：“近旬以来，成立游击队者，风起云涌，考其用意，有下列三种：1、真心抗日者；2、为保护自己枪支者；3、想当土匪发财者。”[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6月5日，第233页。为尽快增强常备队力量，防止其他势力降日当伪军，黄体润主动拉拢两股势力较大的土匪卜昭贵部和李福起部。卜、李二部先前均被专员公署收编，驻扎丰县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当初与二人会晤时，黄体润觉得他们颇有抗日情怀。[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1月2日、7日，第5、11页。日军占领县城后，卜昭贵同常备队蔡树棠部一起移驻乡下，抗日热情甚高，愿意听从黄体润等人的调遣，同常备队轮番驻防、进攻县城。但卜部匪性难改，纪律太坏，收复县城后四处抢劫，驻扎村庄时骚扰不断，导致人民切齿。[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6月23日、6月29日、6月30日、7月4日，第256、270、271、277页。黄体润念及卜昭贵抗日精神尚好，为避免冲突，并不深究，甚至写信赞扬其抗日业绩，盼其坚定抗日决心。[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7月4日，第278页。安抚好卜昭贵之后，黄体润听闻有数十壮丁投靠李福起当土匪，引起附近村庄恐慌，几位居乡士绅愿意出面当说客招安李福起，李本人也向黄体润表示愿意编入常备队，有了卜昭贵的前车之鉴，黄体润甚至期盼“收编李福起股匪事，最好不成功，收编后，以匪性难驯，恐难驾驭也”。[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8月20日，第337页。卜、李二股土匪虽然抗日精神可嘉，也未有变节打算，但纪律太差，抗敌不足，扰民有余，常备队有限的力量不仅要防备日军，还要暗中监视其是否有叛逃和越轨行为。[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6月14日、6月19日、6月25日，第244、250、262—263页。直到二部被日军击溃，卜昭贵受重伤，李福起部仅余几十人后，黄体润才将他们编入常备队，分授中队长职。
还有一些土匪、汉奸是从伪军反正而来的。丰县旧军阀王献臣颇有势力和名望，被专员公署委任为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第四支队长。为统一战线起见，黄体润对王献臣亦是极力拉拢，盼其能够和常备队合作，但王献臣最终还是在1938年8月底当了汉奸，不但出任伪县长，还数次配合日军对丰县进行扫荡，成为常备队的顽敌。但王部并非铁板一块，除与之正面作战外，黄体润对其采取挑拨、拉拢和优待的策略。王献臣降日之初，黄体润暗中与王部副司令张小兰联络，通过致信、派人会面等方式稳住张小兰，劝其勿助纣为虐，张答应愿守中立，并私下托人与黄体润讲和。[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9月1日、9月2日、9月6日，第353、355、362页。不久，王祖惠、王祖箴、王德茂、孙陶恩、关玉平等王献臣的旧属先后率部共计百余人来归，黄体润对主动来降的伪军皆“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勖勉之”[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9月12日，第369页。，将其编入常备队，并呼吁“新同志与旧同志既为一体，应互相认识，应互相团结”。[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9月20日，第378页。
1939年初，王献臣部在常备队和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的联合打击下损失惨重，其部下傅绍宗、赵汝汉、黄忠锦、赵鹤宾、魏承俊、程元胜等先后反正，请求加入常备队，黄体润均允之，“为争取伪军、瓦解伪军计，编制只好通融，以示对反正者特别宽大”。[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8月23日，第444页。如程元胜要求将其部编为1个大队、2个中队，黄体润不仅满足其所请，还发给伙食，奖赏官长和士兵零用钱。[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8月22日，第438—443页。黄体润对反正之汉奸如此优待，“收买”并做表率的意味颇大，尽管由于纪律和诚意的原因，他也产生过动摇，但还是坚持收抚伪军，[注]黄体润记述：“汉奸程元胜部，有枪二百余枝，现被敌酋调驻黄口车站，今日程部伪连长王德安等四名遣程君树箴来晤余，表示愿立功反正，编入丰常抗日，以其情词恳切，允如所请。惟汉奸历次请求反正，多无诚意，未知该部果能实践前言否？”(《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7月26日，第402页)。这是在与日伪长期对峙的过程中不得不采取的手段。黄体润对反正的伪军来者不拒，抗日是唯一标准，此外并无其他条件，不过一旦编入常备队，就必须服从纪律，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伪军头目赵鹤宾不服从总部的命令，唆使部下自由脱队，黄体润将其所属中队缴械，全部官兵遣散。[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8月10日，第421页。违反军纪情节严重者还会被枪决，以儆效尤。[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9月24日，第382页。
你看，我已经语无伦次了，明明是讨论什么牌子，却带出了老板牌橱柜灶具，其实不是我语无伦次，是她在讨论中预先有了设定，根本就不能称其为讨论，而是一副下指示的派头了。我们本来在这些细节上就有许多分歧，她再这么预设立场，就没法讨论了。
常备队经常移动驻防，在各村镇间游走，这既是遵循游击战的原则，也是因为常备队驻扎在哪里，就要就地征粮，再加上偶有违反军纪的事件发生，往往引起村民的反感。[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7月24日，第304页。因向富户摊派无法持久，为安定民心，常备队规定军粮按市价向百姓购买。[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1月21日，第131页。驻守县城的日伪军也需要给养，一些奸商富户暗中向其卖粮，[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8月10日，第326页。因此县政府加强了对粮食的管制，严禁粮食和牲畜出境。[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5月22日，第290页。
二、粮饷与武器
思考近数月来丰常所取之战略，多为坚守据点，因思此种战略，其弱点为被动挨打，远不如于主力所驻之外，或十里八里卫要之处，派上几支伏兵，如果敌人来犯，即行截击。纵令敌已向我主力进攻，我军亦不应完全坚守据点，应派出少数队伍，在据点之外向敌袭击。如此办法才是活兵，不是死兵。但须有复杂之地形，故破坏道路，至为紧要也。[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6月24日，第343页。
还可以使用创可贴疗法：对病斑纵划道，将蘸有EM菌剂，或枯草芽孢杆菌，或50倍液50%氯溴异氰尿酸的药棉或卫生纸敷于病斑及划口处，然后用薄膜包裹。
1. 根据地册及实际情况，先向农民预借地价税三万元，由县府出具一元五元十元之借据，将来缴纳地价税时，准予作抵；
2. 请政府即行筹备征收；
3. 由本会催收各仓库放款全数之二成，暂行借用；
4. 由本会印发流通券三万元，以地价税作抵。[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7月7日，第282页。
就在常备队动员民众加紧挖沟破路的同时，日伪也将修路作为重点。伪苏北行政公署计划重修苏北各县的汽车路，以丰县为例，计划建设包括丰砀、丰鱼(台)、丰沛、丰单(县)、丰铜(山)五条公路，计134公里，这显然是为了方便坦克、汽车等机械化装备能畅通无阻，[注]《丰县汽车公路修筑概算》，《苏北公报》1939年第2期，第74—75页。但此番计划并未得逞。此外，常备队同时也加固据点工事。黄体润要求常备队驻扎之处必须建筑寨围，或者挖掘壕沟，因而动员上千民夫巩固据点工事。日伪军的坦克、汽车无法深入村庄，围攻据点的火力必然受到影响。进入夏季，青纱帐也为作战提供了便利。青纱帐、堤沟、据点相互配合，常备队的战略由坚守转向机动，战略战术更为灵活和立体，正如黄体润所总结的：“过去我抗战部队与日寇作战，多为被动，现在一变而为主动，在主动作战下，可打则打，不可打即沿路沟撤走。”[注]黄体润：《十年来抗日剿匪的回忆》，《丰县文献》1977年第1期，第16页。
此外，仅以抗日为准则而没有其他信仰层面的约束，虽然能够招徕人马，但无法避免投机行为。让头目担任官长是为了将通过人情、关系聚集起来的力量组织化、正规化，但规范往往抵不住人情的侵蚀。不能否认土匪和汉奸也有抗日之心，但很多反正的部队主要是为了生存和现实利益。加入常备队不仅武器、粮饷有保证，可以担任中队长等要职，还能洗脱汉奸、土匪的污名，摇身变为抗日的部队，种种好处自然诱惑极大。至于卜昭贵、李福起这样颇具抗日精神的土匪，松懈的纪律又给常备队增加了诸多困扰，以致影响常备队的形象。反正的伪军会与之前的部队藕断丝连，以致作战时出现“士兵双方有熟人，均不愿战，遂退回”的情况。[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9月4日，第358页。
黄体润时常向队员训话：“队伍之好坏，全视员兵精神如何，武器是否优良，子弹是否充足。”[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3月19日，第191页。徐州会战时，国民党军遗弃了不少武器为民间所拾，因此编入常备队的旧部、土匪和反正的伪军等一般都自带枪支，但往往人多枪少，武器质量参差不齐，不少无法使用。[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8月15日，第331页。重建之初，每个中队都有数量不等的枪支缺口，后期队伍扩大、作战频繁，枪支亦需补充。获取枪支有两个途径：一是购买，二是缴获。日军武器装备优良，为提升作战能力，黄体润经常托人去邻县或从有枪之户手中购买轻重机关枪。[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8年10月28日，第8页。购买行为再如托人在李大庄购买轻机关枪1挺，价110元(《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6月30日，第272页)；购买轻机枪1挺，价400元(《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8年11月14日，第32页)；从萧县购买重机枪2挺，价1200元(《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8年11月26日，第48页)等。随着常备队作战能力提升，运用突击、偷袭等方式对付日伪军，小规模战斗取胜后能缴获几支步枪，[注]如傍晚将敌军击溃，计击毙伪军五六名，击伤10余名，生擒5名，并获步枪3支，马1匹(《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4月25日，第246页)。此种小胜仗在黄体润的日记中经常可见。大的胜利战利品更丰富，如1938年12月21日，常备队与八路军共同击溃王献臣部主力，缴获长短枪三四十支，轻重机枪和马匹均为常备队所获。[注]《阎锡山就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丰县北歼敌致蒋介石电》(1937年1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公式(7)、(8)、(9)中：f(x)是城市化系统综合指数，g(y)是生态环境系统综合指数，C值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系统耦合度，D值是耦合协调度；T值是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调和指数，α与β分别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在综合调和指数中所占比重，为了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重要性程度一致，本文取α=β=0.5。同时借鉴物理学关于协调类型的划分及其他各类研究文献，可以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类型分为4大类，12个亚类(表2)。
很多士兵自带枪支加入常备队，自然将枪支视为自己的私有物品，战斗失败、溃散或者不想继续参加常备队时，常常携枪逃跑。黄体润向士兵强调：“加入县常备队者，私人枪支主权仍归个人，但在抗战未结束前，即归公用，如有拿枪归家者，即以携械私逃论罪。”[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5月17日，第280—281页。为激励士兵作战时多缴枪支，总部制定了获枪提奖办法：阵前冒险夺获之枪，以该枪价位十分之五充奖；敌被击溃后所获之枪，以该枪价位十分之四充奖。[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3月6日，第175—176页。
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开展敌后作战，最感困难的是弹药补给。[注]邢季周：《抗战时期的县政措施》，《丰县文献》1977年第1期，第113页。黄体润将子弹缺乏视作常备队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日伪军频繁扫荡的时候，时常面临子弹短缺的问题。[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8月4日，第359页。一些新兵最初作战时，射击准度、战场表现均不稳定，亦造成子弹的浪费。黄体润从开源节流两方面解决子弹问题。开源是购买和缴获子弹，严禁民间武器出境；[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10月28日，第8页。节流一方面是加强训练，提高士兵射击水平[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8年11月27日，第50页。，并要求官长士兵在战斗中做到“枪射不着不打，不得势不打”，避免浪费子弹，[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8年12月16日，第81页。另一方面强化管理，每当编成新的中队时，黄体润都会派人详细点验该队拥有的枪支弹药数量，登记在册，并要求官长时时点验各队的人枪子弹。[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3月19日，第191页。黄体润在平时的训练中向士兵强化节省子弹的意识，[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8年12月26日，第95页。他对常备队训话时说：“子弹缺乏，为本军最感恐慌之一事，各个士兵要视子弹为命脉，各个官长每星期要检查子弹一次或两次，绝对不准疏忽。”[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6月29日，第352页。
丰县本不富庶，县政府和常备队只能控制全县约一半土地和人口，既要供养一支4000多人的部队，还要面临日伪军的扫荡，环境之艰苦可想而知。上级军政机关也清楚丰县的处境，韩德勤向蒋介石表示“(苏北)财政困难，接济断绝”[注]《韩德勤呈蒋中正》(1938年7月7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284—008。，顾祝同也报告称“苏北自卫队游击队等饷弹多属自筹，请求对各游击队切实整理统计，核发经费，制止其在各地自由向人民筹款”。[注]《顾祝同等电蒋中正》(1938年8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01—138。黄体润也曾向省民政厅请求补给，但均无下文，只能自食其力。在这样的条件下，常备队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基本保障了粮饷和枪支弹药的补给，没有出现严重短缺现象，甚少引起民间的抵制，这与黄体润一直倡导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密切相关。在实行的过程中尽量减少过度压榨，如发行流通券和预借券以抵押地价税有助于抚平农民的怨言，后期按市价向百姓购买粮食亦缓和了民众的恐慌。
三、政治训练
常备队成分复杂，沦陷前受过一定军事训练的旧部人数有限，后续征募来的壮丁多是普通农民，缺少军事技能和实战经验，土匪、伪军虽有作战能力，但纪律太差，因此需要加强军事和政治训练。由于资料缺乏，军事训练很难勾画出完整的面貌，本文着重论述政治训练的内容。
1938年7月25日，黄体润聘请青年学生、教员等数人担任政治训练员，先开办一个干部训练班，抽调“年青体壮、纯洁农民、未染营伍坏习惯者”入班受训，功课为时事分析、游击战术、夜间教育、抗日歌曲、精神讲话等。[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7月25日，第305页。8月初，黄体润以上述负责训练班的知识分子为基础组建政训处，[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8月9日，第324页。将在训练班受训合格者派往各中队担任政训指导员，每中队派3人。[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9月24日，第383页。黄体润在对政训指导员训话时指出，要本着四项原则指导部队的精神训练：“1、要坚强各部队民族意识；2、要使各士兵人人有抗日最后胜利属于我们之信念；3、官长与士兵打成一片；4、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10月10日，第409—410页。政训指导员直接归总部政训处管理，不仅要训练士兵，也要训练官长，不仅要训练官长士兵均有抗日除奸剿匪自卫之坚决信念，还要纠察违反军纪之事，具有直接向总部报告的权力。[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11月25日，第46—47页。随着常备队规模扩大，对政训指导员的需求增加，常备队专门开设了政训人员训练班以资补充。[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7月4日，第364页。除了这一制度性的设计，该队还相继开设了干部训练班、班长训练班等。
从实行情况看，对普通士兵、官长以及政训指导员的政治训练绝大多数由黄体润负责，形式为训话、演讲、报告，且极为频繁，内容大同小异，核心是号召常备队成员努力抗日、除奸、剿匪、遵守纪律、服从命令、不扰民等。他将国际形势、外交政策、前线战况、政府决策等讲授给官兵，还针对具体问题及时发表意见。所谓政治训练，其实是政治训话，而且很具“国民党特色”。国民党曾创办了数量众多的训练班，其共同特点就是注重训话。黄体润参加过1937年的庐山训练，十分服膺这种方式，并亲力亲为运用在部队中。
首先需要确定风险因素集，该集合中的因素包含了系统潜在的风险和薄弱环节。以无线闭塞中心为边界，将风险因素分为两级[14]，具体见表1。
本文运用话语空间理论和趋近化理论，对2002年、2015年及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进行了分析，发现在《报告》所构建的话语空间中，中国的定位从“伙伴关系”转变为“竞争对手”，由靠近话语指示中心移动到了边缘地区。特朗普政府的《报告》首先将中国定位为消极的外部实体，进而利用趋近化话语策略，从时间、空间、价值观三个维度将物理空间中遥远的中国建构成不断迫近的威胁，使读者产生恐惧情绪，从而实现“美国至上”这一政治目标的合法化。
总体言之，丰县常备队的政治训练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特点：第一，以抗日御侮为中心内容，只进行民族教育，向士兵灌输保卫国家、保卫乡土的责任和义务，以国家兴亡、民族大义作为凝聚人心、锻造意志的旗帜，没有其他政治信仰方面的内容。常备队重建时，黄体润带领全队官兵宣读誓词：“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长官命令，决心抗日剿匪，保卫国家，保卫乡土，如有违背誓辞，愿受最严厉之处分。”[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6月22日，第253页。这是日记中仅有的出现“三民主义”之处。在一年多的频繁训话中，黄体润从未讲授过有关国民党党义的内容，不论是农民、土匪还是曾经的汉奸，只要愿意抗日，常备队都敞开怀抱，没有其他政治准则进行筛选，也无出身方面的限制，极少数被拒绝、遣散者并不是因为信仰缺失，而是因为吸食鸦片、违反军纪。第二，在政治训练中，没有国民党组织的踪影，常备队的重建和发展也从未重视党建工作。县城沦陷后，县党部不知所踪，黄体润并未在意，也没有在常备队中发展党员。1939年初，苏北各县开始筹备三民主义青年团，[注]《苏北三民主义青年团举行二次团员宣誓典礼》，《锡报》1939年2月10日。委任黄体润为丰县的筹备员，但直到7月，常备队才勉强建立三青团组织，这是队内唯一的政治组织。[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5月15日，第276页。
与国民党组织在常备队中的长期缺位相比，中共非常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八路军中政委的重要角色是常备队中政治指导员无法比拟的。常备队的政治指导员大多是延聘乡绅和青年学生，经过短暂训练即走马上任，导致时人批评游击队政治教育不普及，缺乏政治指导人才。[注]光汉：《关于苏北游击区》，《民族公论》第2卷第3期，1939年，第344—345页。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到达丰县后，黄体润给予了很高评价：“八路军不惟勇敢善战，且纪律严明，到处受民众欢迎，诚不可多得之军队也。”[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8年12月30日，第104页。由此双方进入了友好合作的蜜月期，黄体润甚至聘请中共人士来训练常备队，请求抗日联军司令部代办军官教导团，从苏鲁豫支队聘请教官，送常备队分队长附以上官长及政训指导员30人入团受训。[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2月23日，第163页。黄在平时的训话中，八路军常被用来作为榜样激励常备队：“八路军勇敢善战，其官兵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及奋斗牺牲之精神，我们均要切实去学。”[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1月2日，第110页。黄体润对八路军的信任，既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大环境的影响，也与他对时势的认识有关。在他看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是超越党派利益的最高追求，也是当前唯一的目标，国民党组织的缺位、政治教育的疲软，固因其党力虚弱不彰，亦与黄体润的上述认识有关。
四、游击战略的演进
全面抗战爆发后，黄体润就有了游击战的打算。1937年10月13日，他首次提出要训练义勇军进行游击战，[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4册，1937年10月13日，第362—363页。此后几个月他经常以此为口号进行动员，招募壮丁、收抚土匪时，都以“将来能随同作义勇军游击队，俾不幸亡省亡县后，仍得做抗敌工作”加以勖勉。[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4册，1937年11月15日，第424页。1938年1月28日，黄体润在义勇壮丁队训话时明确指出：“万一徐州陷落，我们要作游击队，本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攻之战略，决可得到胜利。”[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1月29日，第39页。这是黄体润在县城沦陷前对游击战最详细的表述。济宁前线传回的消息更增强了他对游击战的信心：“鉴于济宁敌军为游击队所牵制，不敢下乡骚扰，更坚决吾信念。平原旷野，虽不便于游击，然村村抗战，步步为营，亦可使敌人汉奸有所忌惮。”[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2月7日，第57页。此时他对游击战的要点有了基本理解，但无实战经验。在与日伪军一年多的战斗和周旋中，在八路军的积极帮助和影响下，他对游击战的认识逐渐加深，常备队的游击战略不断演进，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正面围攻(1938年6月—12月) 1938年6月初，因日军撤退，黄体润率常备队短暂光复了县城，由于力量薄弱，日军在7月初卷土重来，常备队无法抵挡，再次退守乡村。[注]《鲁西南日军纷撤 我军收复丰沛两县》，《立报》1938年6月23日；《苏北游击 砀山两度攻入 沛县丰县屡得屡失》，《时报》1938年9月13日。此后几个月，日军没有大规模进攻，给了常备队恢复和发展的空间，这段时间黄体润将王献臣视作头号敌人，企图通过正面围攻一举将其剿灭。
王献臣控制的二、三区位于丰县东北部，常备队编制完成后，各中队在二、三区周边的村镇轮流布防，通常每隔一两天就会换防，一方面防止日伪军围攻，另一方面便于接应其他部队。县政府各部门实行“统一领导、分散活动”的办法，随着敌情的变化而转移。[注]杨化民：《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丰县地方军政人员组织概况》，丰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丰县文史资料》第6辑，1987年，第160页。与王献臣对峙初期，根据“游击战不打硬仗”的原则，黄体润成立了游击小组，先组织4组共120人，专任突击。[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8月9日，第324页。游击小组埋伏于重要道路或村庄附近，夜间偷袭，尽管能够取胜，但战果有限。9月初，黄体润决定围攻王献臣部，9月4日，常备队各中队向王部大营发起总攻，但进展不顺利，幸好李贞乾率人民抗日义勇队及时赶到，方攻克大营。[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9月4日，第358—359页。翌日大营又被王部夺回，此后数日，双方都在拉锯之中。常备队士气低落，子弹缺乏，第二次总攻时因各部配合不力只得作罢，一直到9月20日，也无法对王部取得优势，此次围攻以半途而废告终。[注]参见《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9月5日—20日，第360—378页。常备队对王献臣的敌意引起了王的警觉，12月，王献臣勾结日军大规模进攻常备队驻地，由于日军配有坦克和迫击炮，火力占优势，初次交手常备队便损失甚重。[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8年12月12日，第74—75页。黄体润还联合砀山常备队共同讨逆，但25日的总攻及之后几日的战斗均以失败告终。12月28日，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前来支援，[注]1938年11月初，第115师奉八路军总部命令，先遣第685团由山西省孝义出发，向山东进发。该团根据总部指示，改用苏鲁豫支队番号，营改称大队。12月27日，苏鲁豫支队1700余人抵达苏鲁边区微山湖以西单县、丰县的朱集、侯楼、刘元集、张庄地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编辑室编：《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击溃日伪军主力，才将黄体润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1939年7月17日，黄体润向训练班学员训话时归纳了常备队的缺点：“甲、份子复杂；乙、组织不严密；丙、纪律不能全部都好；丁、私人团体不能打破。”[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7月17日，第389—390页。这几点是长期困扰常备队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人情”。时人指出，游击战的先决条件是“动员更多的民众，争取更多的伪军，共同携手，把游击的阵线强化起来”。[注]农：《开展广大的游击》，《内外杂志》1938年第2期。常备队在“动员”和“争取”的过程中处处显现“人情”，这种“人情”既包括一同共事之谊和上下级关系，如彭世亨等下属主动联系黄体润主持筹备工作，蔡树棠、韩埜农等原常备队和警察队的官长集合旧部，也包括亲情关系，如邱香山、邱剑光、刘万杰、刘万仞、司增谦、司增信、渠时汉、渠时淑、胡万选、胡万仞、邢叔文、邢叔铭、王德寅、王德荣等，仅从姓名就可看出，这些常备队骨干是亲兄弟或表兄弟，他们也是通过“人情”动员加入常备队的。同乡、同族、亲戚、邻居等关系推动了农民走向战场，在乡村社会，这种“波纹状”的关系网络是聚集队伍的有效手段。黄体润自己也是“人情”的运用者，如他在动员地方公正士绅孙绍祖时，“予以礼貌，冀其出为地方之助”[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7月6日，第281页。；有反正的伪军头目不服从编制调整，黄体润先扣押其家属，造成情感上的压力，再“派人说情”。[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页，1939年8月9日，第420页。自发形成的地方武装或反正的伪军也通过人情取得他的信任，如萧县人李若德有部下六七十人，枪支颇好，裴庙村的乡民勇敢善战，这两支队伍托士绅或常备队干部向黄体润递话，介绍他们加入常备队；[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11月9日、11月16日，第26、36、37页。土匪朱本信请求收编时，请乡长来做担保。[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8月12日，第328页。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2)在市场需求减小时，分别在β=1、β=0.2，而α为变量，和α=0.3，β为变量的情景下，分析供应链最优订货策略和期望利润的变化趋势.
在与王部对峙的将近半年时间里，黄体润一心想将其剿灭，虽然能在突袭、截击中获得小胜，但两次大规模围攻始终无法对王部形成优势。黄体润认为常备队失败的原因有多方面，如缺乏子弹、指挥失误、不能相互配合、纪律涣散等。[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8年12月25日、1939年1月9日，第94—95、118页。从实际情况考虑，他试图在日军尚未大力支持王献臣，形势较为平稳时先解决王部的战略并无不妥，但双方实力的差距是常备队无法取胜的重要原因。
第二阶段：“一日抗战”(1939年1月—5月)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到达后，两相对比，黄体润发现常备队存在很大差距。1939年1月至2月，苏鲁豫支队常驻丰县及邻县，不仅在驻防上给予常备队很大帮助，也在游击战略上给了黄体润很多启发。1938年12月28日，战斗甫一结束，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即交待黄体润，当下应注意情报、破坏桥梁道路、扰乱或截击敌人、筹办给养四件事。[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8年12月28日，第104页。1月16日，彭明治提醒黄体润：“发动民众破坏桥梁道路，使敌车受阻及情报迅速正确两事极为重要。”[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1月16日，第126页。2月20日，彭向黄体润谈到持久战的要点：“我国是持久抗战，与敌伪作战时要保全实力，不可轻易牺牲，要抓着时机，打击敌人。”[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2月20日，第160页。这段时间黄体润经常拜访彭明治，驻防、肃清汉奸、截击日军等事皆与其协商，甚至县政府和常备队总部都随苏鲁豫支队一起驻扎，以便联络。[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1月9日、26日，第118、134页。与彭明治、郭影秋等八路军领导人的多次会谈加深了黄体润对游击战的认识。之后常备队最明显的改进是加强了情报工作，几乎每次战斗或移防均有情报支持，另一点是放弃了正面围攻、主动进攻的战略，转向坚守据点的“一日抗战”，即白天固守战斗，入夜撤退。
八路军击败王献臣部主力后，又接连取得几次胜利，游击力量的壮大使日伪军备受威胁，遂发起更频繁的扫荡。[注]《苏北军民抗战激烈之一幕 丰沛城郊混战中》，《青海民国日报》1939年2月28日。3月初，日伪军企图从东西两面夹击丰县，黄体润决定“须本游击战术不打硬仗之原则，将队伍化整为零，以一个或两个中队为单位，秘密隐藏，如隐藏不下，即凭据点，坚决抵抗，至晚再行撤退”[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3月3日，第171页。。4月初，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移驻萧县，丰县力量薄弱，日伪军兵分四路来犯，黄体润向常备队宣布了“不愿打仗，不怕打”的“一日抗战”原则：能避免则极力避免，不能避免则坚持一日抗战。要想达到不愿打战的目的，第一要机动，第二要封锁消息，第三要严守纪律，第四要情报正确；要想达到不怕打仗目的，第一驻扎要有寨河，第二要多做工事，第三要爱惜子弹。[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4月12日，第224页。
实行此种战略，是因日伪军武器精良、子弹充足、人数众多，为保存实力，只得采取暂避锋芒之计，关键是要做好情报工作，队伍要保持高度机动性，得知敌人的进攻目标后迅速转移，有时需要趁夜移防。如果实在无法避免与敌接触，要坚守据点，坚持到晚上再行撤退，尽最大可能给予敌人以杀伤。据点的选择也很重要，丰县地处几省交界之地，匪患素来严重，富户较多之村，都筑有寨、围自卫，每寨枪支多至三四十支。[注]黄体润：《十年来抗日剿匪的回忆》，《丰县文献》1977年第1期，第8页。因此坚持“一日抗战”要选择防御工事较好的村寨，可以补充武器。“一日抗战”最初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加强守备的同时，能主动突击敌军，不仅减少了损失，且时常缴获武器。1939年4月中旬，日伪军分路向李寨、杨楼、陈三座楼、小刘桥和侯园子进犯，每股约200人，配有汽车、坦克、大炮，而每股均被击退。[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4月15日，第229页。此后一个多月，日伪军每隔两三天就会出动进攻常备队据点，但很少得逞。5月22日，黄体润总结近来40余日的战斗经验时说：“我县区常备队与日伪军大小十二战，各战役中，我失利者仅三次，其余尽是胜仗。检查得失原因，官兵能沉着应战，勇猛击敌者，未有不胜，遇敌轻退，白日抛弃据点者，未有不败。”[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5月22日，第289页。
“一日抗战”依托的是以村寨为单位的据点，需要辅以一定工事，如寨墙、寨河。日伪军在4、5月份的扫荡每次200余人，这种规模的进攻即便常备队作战不力，也不至损伤太多。失败多次之后，日伪军增强了攻势，5月25日，日伪军集结步兵500余人、骑兵180余人、汽车18辆、坦克4辆、迫击炮4门攻击赵庄集，常备队共300余人，只有轻重机枪，敌人以迫击炮、坦克等火力做掩护，以优势兵力进攻，寨围被攻破，常备队突围后，又遭敌人汽车及坦克围截。[注]李诚修：《抗战剿匪期间损失惨重的丰四区》，《丰县文献》1977年第1期，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数据库，第108页。此次战斗常备队几乎全军覆没，是重建以来最大的一次失利。黄体润将赵庄集惨败的原因归结为四点：
3.4.对社区中、老年人开展生活方式干预在早期接受预防老年痴呆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家庭成员对老年痴呆预防的认知,可有效预防老年痴呆[2]。
甲、四区常以三百余人守赵庄集，因目标太明显，致为敌探悉，俾其得集中兵力，从容布置，违背我当大敌来犯时，应避免战斗之战略。
乙、敌既来犯，应当坚持到晚，惜乎守兵有一小部分不能坚持，白日退却，牵动全局，为敌所乘，致遭失败。
丙、赵庄集四周小村，我守兵未派游击哨，敌人于黑夜四面埋伏，我守兵竟无所闻，退却时又无掩护，闯入敌人枪关枪口，伤亡始如此惨重。
丁、赵庄集南面工事做的不好，据点面积太大，孤守一寨，为敌包围。[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5月29日，第306页。
上述原因虽有道理，但未抓住肯綮，在敌人猛烈的火力攻击下，寨墙被轰塌，缺乏重武器的常备队根本无法抵抗，即便坚持到最后，也难逃全军覆没的厄运。这次失利揭示了“一日抗战”的弱点：一旦敌人聚集压倒性的优势力量，据点便无法坚守，一旦失败便是全军覆没。
第三阶段：机动作战(1939年6月—8月) 赵庄集战斗的惨败给黄体润不小的打击，经过认真反思，他总结说：
古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饷是维持部队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武器是进行战斗不可或缺的装备。常备队在不断扩充规模的同时，还要解决粮饷与武器等问题。丰县经济素不发达，人民以农为业，境内无业而贫苦之民众颇多。[注]江苏省民政厅编：《江苏省各县概况一览》，第428页。在划定县等级时，丰县被定为三等，人口和富力的评分在江苏几近垫底。[注]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民政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1937年底，丰县按照省政府指令募集了救国公债7万余元，征调粮食2000市石。徐州会战爆发后，田赋停征，县中经费所剩无几，到1938年4月，县库一空如洗。[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4月17日，169页。6月初，日军退出县城，城内财物被洗劫殆尽，粮饷已捉襟见肘。[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6月10日，第240页。6月23日，常备队编制完成，黄体润与同事商定，官佐士兵伙食向所驻地乡镇保甲摊派，每人每日按一角折价，由县府发给收据，将来准予持据抵纳地价税，除伙食外，另向常备队全员发放维持费。[注]维持费具体标准为每月士兵3元，副班长3.5元，正班长4元，分队长附5元，中队长附8元，大队附10元，每月分三次发放(《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6月23日，第256页)。方案决定后，迅即印制摊派士兵伙食折价收据200份，盖以县印以取作民众。[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6月24日，第259页。随着编入常备队的队伍越来越多，粮饷问题愈发紧张，县府专门成立经济委员会，并拟定筹款办法：
我没想到女人会对画感兴趣，就在我个人画展举办的最后一天，女人来了。她悄无声息地走进大厅，然后神情专注地在我画的一幅幅画前驻足观看，当她看到一幅题为《烟雨江南》的画时，我看到她眼睛里流露着赞叹和惊羡的神色。
此外，“一日抗战”动辄坚持一整天，子弹消耗过大，造成弹药短缺。据点失守之后，日伪军随即焚毁村庄，导致常备队游击区域愈发狭小。[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6月3日，第316页。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常备队放弃了“一日抗战”的战略，决定机动，避免与敌主力作战，同时机动中打击敌人，扩大活动区域。[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6月4日、7日，第316、321页。丰县地形既无山又无水，为一平原旷野地带，本不利于游击战，[注]黄体润：《十年来抗日剿匪的回忆》，《丰县文献》1977年第1期，第10页。反而利于日伪军的坦克、汽车横行。为了阻止日伪军的机动性，同时也为机动作战提供掩护，黄体润令各区区长、乡镇长积极领导民众破坏道路，并将其作为中心工作。[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6月25日，第344—345页。他详细解释了破坏道路的缘由：破坏道路为平原游击战之优越条件，因为敌之机械化部队及重武器，非有平坦大道不能通过，道路破坏后，不仅阻止敌兵向我进犯，我并能利用之，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要督导民众，在短时间内即要将道路多以破坏。[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6月27日，第348页。
不出几日，丰县境内的零散游击队陆续与黄体润接洽，请求收编。6月22日，常备队编为1个大队，下辖4个中队，共379人、枪308支，李旭辰、邱剑光、彭世亨、蒋作相4人积极收容旧部、招募壮丁的骨干分任中队长，不到半个月，常备队已恢复到沦陷前的规模。[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6月24日，第257—258页。此后，常备队不断扩大，编制随之改进，各种机构逐渐添设，12月初，常备队发展到1000余人，下辖10个中队和1个特务队。[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8年12月3日，第58页。1939年2月初，为便于指挥，县政府决定将常备队升格为常备总队，下辖4个大队，每大队下辖3个中队，原来的几位中队长升任大队长，县长董玉珏兼任总队长，黄体润专任副总队长，实际主持常备总队的各项工作。[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2月1日，第141页。为行文方便，下文除需要使用“常备总队”的特殊情况外，一般均使用常备队简称。编制扩充后，常备总队的发展速度也在提升，新加入的力量以中队为基本单位，每中队约100人，每两三个中队编成一个大队。到1939年3月下旬，常备总队有3500人，[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3月20日，第193页。5月初又增加到4000余人，[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5月8日，第267页。到7月中旬，丰县常备总队共有7个大队、38个中队，官兵4300人。[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7月17日，第389—390页。随着队伍的不断扩大，常备队的补给、管理、训练等事项日渐繁重，军纪亟待加强。1938年8月，黄体润成立了政训处，负责政治训练，[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8月9日，第323页。不久又成立了秘书、参谋、经理、情报、副官、军法、军医7个处，部队的管理日趋规范。[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8月27日，第346页。
常备队总部规定壕沟分为两种：一种是将道路之两侧挖成两条沟，将所挖之土堆于路面上，形成一道堤防；另一种是将原来的道路挖掘成沟，将土堆于两旁，变成两道堤防。堤沟交叉运用，使敌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而游击队可以堤沟为掩护机动作战。堤沟先由游击区起，逐渐向日伪军盘踞之点线延伸，逼近日伪据点。[注]黄体润：《十年来抗日剿匪的回忆》，《丰县文献》1977年第1期，第16页。
筹款工作分派给各区区长、乡镇长和保甲长，常备队协同征收。王献臣未投敌时，与常备队及李贞乾组建的人民抗日义勇队和平相处，薪饷共同催讨。王献臣当了伪军后，长期占据第二区和第三区，强迫乡镇长开征田赋。[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10月5日，第400—401页。县城被日伪重新占领后，其所在的第一区沦为日伪军获取粮饷的领地，常备队能够稳定控制的只剩第四、五、六、七区。队伍规模扩大，军政机关增设，占领地却在缩小，日伪军时常扫荡，增加了征粮、筹款的难度。为了保障部队给养，黄体润打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旗号，将粮和饷分别筹办。一方面改田赋征实，征收小麦、杂粮、布匹等，实施“合理负担”制度，使田赋与人口相配合，根据战前土地陈报时所编清册及保甲户籍清册，以一口人扣掉一亩田的负担,人多地少者不需负担田赋，其应负担之数，由人少地多者分担。[注]具体操作方式是：如果乡镇共有负担田赋之田20000亩，该乡镇应缴田赋120000斤，平均每亩6斤。该乡镇人口总数5000人，以1人减去1亩田之田赋，实际由15000亩田分担，每亩平均实际为8斤。某户有田10亩，本应负担60斤，但是8口之家，减去8亩，只负担2亩田赋16斤，计减少了44斤。另一户有田100亩，应负担600斤，仅有3人，减去3亩，实际负担776斤，增加了176斤(邢季周：《抗战时期的县政措施》，《丰县文献》1977年第1期，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数据库，第116-117页)。另一方面，县政府决定征收烟酒税和牙税，催收仓库贷款，并向民众保证军政费用全靠这些收入，不再征收其他苛捐杂税。[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9年10月23日、25日，第427、429页。县政府和常备队控制的区域，其实是一个孤岛，仅与周边几个县存在有限的经济联系，需要使用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结算，县内的经济活动通过流通券结算，因此县政府几次加印流通券，用以购买民众手中的物资和兑换法币，解决经费困难问题，[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6月18日，第334页。此外，还动员地方富户和士绅主动筹款。[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8月16日，第332页。
确定了K2CO3作为碱试剂后，进一步考察了溶剂对该催化反应的影响.当反应条件为：1(1.0 mmol),2(1.2 mmol),Pd(OAc)2(摩尔分数5%),Cu(OAc)2(摩尔分数10%)，K2CO3(2.0 mmol)，溶剂(3 mL),110～150 ℃，反应6 h，结果见表3.
综上所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常备队的游击战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方面是在与日伪军的频繁作战中不断摸索、积累经验，及时调整而成。常备队与日伪军之间形成了一个不断互动的相持状态。所谓“相持”是指双方均无法彻底消灭对方，“互动”是指双方都在根据对方的战略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日伪军下乡扫荡，常备队就坚守据点；日伪军集中优势火力攻破据点，常备队随即改用破路、突击相结合的机动作战，在这一过程中，日伪军的扫荡愈发频繁，手段愈发残酷，常备队的作战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战术更加灵活，在武器、粮饷、地形地势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能够取得胜多败少的战绩，使“日方迭次施行所谓扫荡各县游击队，不惟无效，反受重创”[注]《徐州各县之剪影》，《申报》1939年6月1日。，其游击战略的适时调整是成功的。另一方面，八路军的积极影响也不容忽视。最初与王献臣作战时，常备队在频繁轮换驻防方面做到了“游”，但在“击”上是以正面围攻为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到来后，黄体润学到了更多游击战略战术的要领，重视情报、保存主力、破坏道路等均是在八路军的启发下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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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抗日战史中，国民党方面的游击战向来不受重视，近乎于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在台湾，出版时间越近的战史著作，越不强调游击战的存在；[注]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军事作战》，第345—346页。在大陆，游击战长期以来是中共的专利，近年来才逐渐打开一些缝隙。本文试图解剖一只“麻雀”，以丰县常备队为个案，对国民党地方游击队的微观实态进行深描，以期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大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民党军政高层与地方基层对游击战的理解和重视程度存在差异，相对于高层的僵化与刻板，基层显示出一定的先见性和积极性。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蒋介石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并未重视游击战。南京失陷后，国民党军高层才开始意识到游击战的重要性，但在他们的认识中，游击战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没有人能说清楚如何开展游击战。[注]郭廷以校阅，贾廷诗等访问、记录：《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第350页。1938年1月17日，蒋介石召集第一和第五战区团以上干部在开封举行军事会议，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了别动队和游击战的区别，在蒋介石看来，游击战是正规战的一种，一定要纪律好、精神好、战斗力强的正规部队才能担任。至于由地方政府和当地人士集合本地民众武装编成的队伍只能叫做别动队。这一见解此后一直束缚着国民党军对游击战的理解。参见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下册，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45—46页。直到武汉会战后，面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才由对日正规作战为主转变为正规作战与敌后游击作战相配合。[注]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军事作战》，第353页。即便如此，国民党军的游击战略仍注重正规游击部队，地方武装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相比之下，社会舆论在国民党军退出徐州后即指出，要重视阵地战与游击战的配合，重视军民合作，尤其是发动民众。[注]葛乔：《徐州战役的检讨》，《时事类编特刊》1938年第17期，第14页。1938年3月20日，黄体润在丰县知识分子救亡讨论会上发表演说，他将抗战分为两期，第一期失败的原因是军队有许多部分未能服从统帅命令，民众未能动员起来与军队合作，战略战术上偏重阵地战，使敌人优良武器得以发挥效力。第二期抗战开始后，中国已取得胜利，原因是军队已能统一指挥，民众已发动起来，协助军队作战，运动战及游击战使敌人优良武器不能尽性施展。[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3月20日，第118页。黄体润对抗战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划分以徐州会战为分水岭，[注]黄体润的观点与姜君辰发表在《新战线》上的《徐州之失与展开二期抗战的新阶段》一文完全相同，可推测黄体润是从报刊上了解到这一观点的，同时也说明了社会舆论对游击战的关注。参见姜君辰《徐州之失与展开二期抗战的新阶段》，《新战线》1938年第23期，第46—47页。这与军政高层对抗战的分期不同，他对游击战的重要定位比军政高层早将近一年。这与他所处的位置有关，作为一名地方小邑的科长，既无正规军保障地方安全，也无足够多的武装可供调遣，因而只能发动民众，以游击战的方式保卫乡土。需要注意的是，在黄体润的认识中，在前线与日军作战，正规战依然是最重要的形式，游击战的最大功用是在沦陷区进行敌后斗争。
第二，丰县常备队的发展和战斗历程，揭示了在中日势力竞逐的灰色地带，国、共、日、伪四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国共因抗日的共同目标走上了合作道路，在全面抗战初期，黄体润对中共的态度非常友好，他主张国难期间，抗日力量应当联合起来，不可内部再生摩擦。[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5册，1938年3月6日，第93页。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为支援和协助常备队与日伪作战出力甚多，黄对此颇为感激，不仅驻扎、布防、作战等事事均与其商量，而且主张两部密切联系、共享情报、相互协作。1939年初，鱼台县长来晤时，发表防止共产党活动言论颇多，黄体润不以为然，认为在国难期间，应当不分党派宗教，大家一致团结抗日。[注]《黄体润日记：1933—1939》第6册，1939年1月11日，第120页。
在战场上，日伪虽是国共的共同敌人，但实际上敌与友的界限并不是固定的。如王献臣在投靠日军之前，黄体润极力拉拢，王率部投日后，黄将其作为头号敌人，但仍策反其部下。宽大优待来降的土匪和汉奸也是为了尽可能增强己方力量，分化和削弱敌方实力。
(2)开展基金保值、增值工作，提高资金的运作能力。我国公募、非公募体育基金会在资金来源方面已有明显差异，非公募体育基金会相对来说资金来源渠道和政府补贴少，更需要对基金做好保值、增值工作。体育基金会可以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进行投资，从而获得投资收益，一方面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为体育公益项目提供更加稳定、更加丰富的资金来源。体育基金会还要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利用金融机构成熟的运作模式为体育基金会资金运作提供技术保障，同时依托体育基金会的公益平台促进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履行。
日伪军对八路军和常备队的游击战略并不陌生，甚至专门搜集情报，了解苏北游击队的具体情况。[注]「2月下旬に於ける蘇北魯南方面敵情(「ウ」号作戦用)方軍特情第38号」(昭和14年2月21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1671200。日军和伪军看似是一方，伪军勾结日军壮大实力，协同日军进行扫荡，从日军手中获得伪职和利益，但伪军随时有反正的可能，摇身一变就成为抗日武装。而常备队内部也不乏投敌当汉奸之人。在丰县及其周边地区，国、共、日、伪四方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国共暂时无法消灭日伪，日伪也无法战胜国共，都根据对方战略战术的变化调整自身的作战方略。
第三，既有研究表明，八路军能够成功挫败日军的进攻和“扫荡”，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民众的配合与支持，以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注]杨奎松：《国共两党的游击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实际上，八路军成功的诸多要点，丰县常备队基本也做到了。与八路军相比，常备队在组织和信仰上存在较大不足。如前文所述，常备队成分复杂，招募壮丁、拉拢汉奸土匪的唯一原则就是抗日，没有其他信仰方面的要求，政治训练流于表面，甚至连三民主义等国民党基本党义都不加宣传，无形中泯灭了这支部队的政治信仰，再加上人情关系深深渗透其中，导致组织涣散。黄体润自己也承认：“枪支多为富有之户所贡献，富户为了保护私有枪支，多申请担任队长来抗战，为了想使他们乐意出枪，不得不允如所请。因此，部队组织不能严密，指挥不能灵活，战斗力更不能加强。”[注]黄体润：《十年来抗日剿匪的回忆》，《丰县文献》1977年第1期，第29页。
1.2.2 显性病耻感和隐性病耻感：Hermanns[8]将帕金森病病耻感分为显性病耻感和隐性病耻感。显性病耻感是指帕金森病患者明显可见的疾病症状在社交中被质疑与其他人“不同”，被社会孤立和隔离，患者出现对自身价值贬低的看法。隐性病耻感是指帕金森病患者不可见的疾病症状导致患者产生的一种羞耻感和孤立感，来源于可见病耻感和他人评价对心理产生的负面影响，患者因此故意掩盖症状，为反应迟缓、步态迟缓以及其他明显的症状找借口，加重患者的羞耻感和孤立感。
与中共在八路军中强有力的领导相比，丰县常备队的发展、抗战动员的开展依赖的是国民政府建立的“县—区—乡(镇)—保—甲”这一行政体系，这也是常备队作为地方武装的重要特点。县城沦陷后，丰县政府经历了短暂的溃散后便迅速重建起来，县政权得以维持，利用原有的区、乡镇、保甲制度，继续推行政令。[注]邢季周：《抗战时期的县政措施》，《丰县文献》1977年第1期，第114—115页。尽管日伪军频繁下乡扫荡，不少村镇遭到破坏，但这一行政体系显露出极大的韧性，从未被打散。日伪军控制区与常备队控制区在交界处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双方都任命区长、乡镇长，极力在对方控制区建立据点。国民党的区乡行政制度尤其是保甲制广受诟病，但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这一体系在获取物资、支援地方武装方面确实发挥了很大功效。
完成前四步工作之后，需开始进行临时排水系统的建设，选择强夯技术的施工点。强夯技术是整个工程建设的重中之重，强夯技术运用是否成功，将直接影响该工程的建设质量。在强夯技术应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强夯点的选择，强夯的应用次数以及强夯整体效果。
第四，以黄体润为首的丰县常备队在艰难的环境中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积极与八路军合作，坚持与日伪作战，并及时调整游击战略战术，种种努力和爱国情怀不容忽视。丰县经济并不发达，全面抗战爆发后，上级军政机关从丰县征调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导致县政府陷入财政困境，县城沦陷又使形势雪上加霜。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常备队能够重建起来并发展到4000余人，较为妥善地解决了粮饷和武器问题，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到抗战之中，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在敌后坚守住一块抗战的孤岛，始终对日伪构成威胁，这样的成就值得肯定，社会舆论对此也给予了积极评价：“淮北徐州一带展开游击战后，各县城虽被日军盘踞，而广泛乡区，均充满我方武装团体之活动，军民联成一片，不时向日军偷袭，并予公路铁路电线之破坏，使日方防不胜防，修复艰难。”[注]《淮北徐州游击战 武装军民不时出袭》，《社会日报》1939年5月31日。而丰县治安维持会在呈送伪江苏省公署的报告中也承认，游击队四下活动着实为盘踞城内的日伪军造成了困扰，就连维持会的侦察活动也受到影响。[注]《丰县治安维持会呈一件为呈报各种调查表仰祈鉴核由》，《苏北公报》1939年第3期，第12—13页。这些都说明丰县常备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丰县战事虽小，但其意义却不容忽视，其是宏大的抗日战争史中一个生动的注脚，有助于人们更直观、更深入地触摸那段悲壮的历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军队研究”(14AZS007)的阶段性成果。
〔项浩男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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