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柯对治理者自理能力的政治理性批判考察展现了不同于传统纯粹理性批判的哲学思想，其以结构主义专业理论为基础，对其进行了拓展性延伸。在后现代主义发展浪潮中，福柯以其不同于宏观政治哲学的思想，通过建立“话语”理论基础，对人权进行了革新性阐述，构建了新型权力哲学体系，完善了后人道主义理论系统，这是一场哲学史上的重大思想变革。文章据此背景，从其建立在“话语”理论基础上的思想变革出发，对福柯政治哲学进行了基础性研究分析。
[关键词]福柯政治哲学；“话语”理论；权力；后人道主义
作为法国上世纪后半期举足轻重的政治哲学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出版了《癫疯与文明》《词与物》《临床医学的诞生》等一系列关于后现代主义理论政治哲学思想的书籍，这些著作的出版代表着后现代主义逐渐成熟。福柯不仅拓展了结构主义的整体框架性，还对“话语”理论进行了创新性定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区别于当时主流哲学思想的权力哲学系统，逐渐完善了自身的后人道主义思想。而福柯也因为进行了这一次哲学史上不可忽视的思想变革，成为了政治哲学思想界中的重要人物。
一、福柯的“话语”理论
“话语”在哲学思想家中本身就没有明确的定义。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其作为关键的研究内容，是所有福柯哲学思想研究人士不可绕过的必修内容，因此很多人将“话语”作为福柯思想的核心枢纽。福柯之“话语”不仅有着广义与狭义之间不同的界定范围，同时也可归划为现实生活中所有关于文化精神的社会建设活动。从另一个方面而言，也可以理解为“话语”系统内又包含文化知识。由此可见，于福柯而言，所谓“话语”就是语言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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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关于“话语”理论的描述，可将其理解为一种带有政治性质事件性可能。自古以来各种政权的更迭交替都必须依托于不同的政治事件，而同样这些政权事件也是“话语”的来源。由此可知，“话语”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个特定的起始与发展过程，其中不仅涉及对特定知识的了解认知，同时也离不开相应的社会环境发展，这与其最终的理论系统，尤其是与其相关的所有社会活动形式，包括合作或是竞争勾结，都有着紧密联系。对此，“话语”所需要的特定时间、特定主体，或者是特定环境事件，都与最终目标成果息息相关。因此，其最终“话语”形成的方案或过程也相互形成一个关系网。如此，这些内在关系的存在从另一方面影响了福柯对“话语”的认识重点，使其在对知识结构与“话语”构建联系时将问题中心放在了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生产关系中。知识在各种事件中的竞争作用，尤其是在一些社会文化斗争过程中所运用的战略、计划等都是“话语”事件研究的重点。对此，福柯曾在《考古知识学》中做过类比叙述。他以考古学为例，对其特定事件的历史空间、维度进行了宏观构建，并对其革新性的政治政策、文化策略、生产关系等进行了社会性分析。[1]
随着“话语”理论的逐渐成熟，福柯政治哲学关于权力的思考也随之逐渐完善。人类社会政权理论对其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何融合“话语”与政权，使其共同作用于社会建设中是福柯政治哲学的一大重要问题。从上文可见，福柯关于“话语”的见解是微观且动态的，权力作为人类史上永恒的话题，其本身也是一种具有时代性创造性的事物。究其本质，“话语”就是权力系统的一个载体。回溯16世纪，那个时代的政治历史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完善的阶段，直到上世纪末这些历史变迁都是有迹可循的，其中那个“话语”就如同一个规范性的无形网，对在内的所有事件、人物都有特定要求，这也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权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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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训与惩罚》中可知，福柯关于权力的思考一直都是以“话语”理论为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权力强化了“话语”的标准和执行力，权力就相当于“话语”的源泉；但另一方面“话语”也不是权力的附属品，“反话语”——另一种“话语”理论存在形式，其主要是作为群众对时代社会的反抗工具，也是支撑权力发展的基础。此间也涉及到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提到的关于生物性政治的相关理论，这是一个与“话语”政治相对的概念。在这个系统中群众对性束缚有一种常规性反抗，并始终尝试革新现有形式以得到人生新的价值。[4]福柯哲学思想认为，“反话语”来源于原始的躯体享受，而非一直受束缚的性欲。
二、福柯的权力哲学
对于“话语”的构成要求，福柯给出的解释是建立在不可预测的社会关系上却又受某种相对成熟的管控影响。由上文分析可知，“话语”虽然存在特定的社会事件中，其始源、发展过程都受牵制于固定的社会建设程序，但这些限制都是为其长久发展奠定基础的，以防其扩散延伸出现一些无法及时处理的危机。根据对一些实际“话语”事件的分析可知，其本身存在着一些周期性运行规律，其内在运行程序也并不是其表面所示的直接了当。在特定事件中，主要人物说什么话、该怎么说都无法随时随地按照自己的心愿来说。对此，福柯关于“话语”中的要求分为：说话受众的需求、社会环境的要求与话语主体的规范性政治性权力。这三类元素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彼此的运行程序都存在固定活动范围。此外，如何区别理智与感性也是此需求应割裂对待的，面对不同性质的人和事，应选择不同的态度。最后便是理性辨别真假。对于这个需求，福柯与传统思想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认为真假的对立并不具有决断性质，他受到的最直接影响来自于特定社会事件与文化知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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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代社会的发展，时代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提出相应的要求。从“话语”需求方面而言，要求大学生有理性辨别的能力、平衡主观能动性与理智，这就与福柯“话语”理论中的话语主体自我管控能力相关。从福柯的《癫狂与文明》中可看出礼仪、思考、社会需求与话语社团这四种主要“话语”理论运行规定原则，也是当下社会发展中对于人才的基本需求。因此，当代大学生在进行思想政治修养训练时，需要注意福柯政治哲学的相关理念思想，尤其是礼仪原则。至于社会需求这一方面，简单而言就是社会关系的保留，其中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社会教育。思考原则是另外一种“话语”主体的自我管控模式，人在进行社交时思考的内容会不自觉地展现于人前，若想使自己的“话语”能够完美融入社会事件中，就需要主体在思考方面学会换位思考，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某一个特定的层次或社会阶段上。[3]
此外，福柯的政治哲学从另一个方面反驳了社会契约论中关于权力可交换性的观点。[5]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政权机构已经不是一些单纯的国家机器能够支撑的，其区分标志也不再是是否正义或是否正确，而是对人类的长远影响。[6]故而究其本质，权力就是国家政治制度与人权的联系，社会与人共同发展的产物。在此基础上，“权力网络说”的诞生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其形成基础就在于生存于社会中的人之间的无形关系，每个人的不同身份都有着其必须享有或承担的社会权利和责任。在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网络的构成者，权力机制的运行离不开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因此，大学生作为未来的社会主要建设者，应明确自身定位，从哲学角度充实自身精神思想境界，明确权力与社会的构建空间。[7]从福柯关于“革命是错误的”论证中可以得知，多元的抗拒是权力建立必经的，其也不仅仅是政治学或哲学单一的思考话题，社会学等专业都应在新时代为权力发展提供新的生命力。
福柯政治哲学理论体系关于权力的理解与人文主义和社会运行规律有着极大的矛盾争议。20世纪福柯政治哲学兴起时，他就用谱系学与自身权力理论掀起了一场反思现代自由主义的浪潮，这样的定论在当时是创新且超前的。但福柯政治哲学体系以其严密逻辑与宏观微观相结合的完整视角对上世纪备受人们推崇的理想主义进行了理性批判。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福柯对于权力的思考始终都不局限于特定环境空间。[8]
三、福柯的后人道主义
福柯关于后人道主义的观念在其政治哲学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权力谱系学》中可知，福柯眼中的人道主义具有相连性、系统性，其与社会价值观的评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动态关系。人道主义发展历史较悠久，其发展中期因社会问题与国家体系的变动而逐渐分支，但其本质还是对宗教的批判性评价或对一些违禁思想的重新定义。发展到19世纪，人道主义逐渐呈现关于科学的两极分化，马克思人道主义在这个时候逐渐完善起来。福柯政治哲学认为，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发展，人道主义同时包含了个人主义与存在主义两种，乃至后期从德国纳粹到斯大林个人专政都被认为是一定程度的人道主义。对20世纪的政治事件和社会活动进行宏观分析之后，福柯政治哲学对人道主义的定义增添了自我矛盾性、个人主义与适应性等三个性质，故而这个层面上的人道主义就不再是社会建设自我反思的根据了。[9]
至于人道主义与“话语”理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话语”的社会需求反映了人道主义的三个基本性质和对于权力的局限性。福柯政治哲学认为，在对人类生存权力的过度管控下，其“话语”能力受限，在无法更换政治制度的背景下，人道主义只能选择对思想政治观念进行自我调节。因此，人道主义此时也可看作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自我思想保护的行为。故而，其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阻碍作用，人道主义对人们思想哲学上的禁锢不仅僵化了其对“话语”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同时也使权力在人们内心世界中显得过于强大，进而弱化了人类思考能力和对社会的“反话语”能力，这对现代社会发展而言极为不利。当这个层面的人道主义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人们的思想政治素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思想建设还未成熟的大学生。因此，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思政教育时不仅要强化其正确的价值观念，还要使其了解到多层次的政治哲学思想，使其对“话语”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瓦解人道主义的自我催眠性。对此，福柯提出运用知识与“话语”的谱系哲学性能，对现实知识进行客观排除批判，进而消解人道主义自我完善的理想主义影响。
总之，福柯作为上世纪影响巨大的哲学思想家，在哲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建立在“话语”理论基础上的思想变革给20世纪甚至当下社会带来指导性意义。对于社会未来主要建设者——大学生而言，对福柯政治哲学的学习不仅有利于提高其社会生存功能，同时也有利于强化其自我政治素养，提高其关于政治权力与人道主义的现实理解与运用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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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莫伟民.战争作为权力关系的分析器——福柯的生命权力思想探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5]彭树涛，李建强.从福柯的“治理术”到阿甘本的“原始结构”——生命政治现代性构序的暴力双曲线[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
[6]常宴会.论思想政治教育与“规训”的根本区别[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7]崔月琴，王嘉渊.以治理为名：福柯治理理论的社会转向及当代启示[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8]陈新华.皆以修身为本——福柯与中国修身哲学沟通的可能性[J].湖北社会科学，2017，(7).
[9]童晓宇，孙乐强.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生命政治：福柯与马克思在当代的相遇[J].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Discourse-based”Foucault’sPoliticalPhilosophy
CHEN Mo
(Dalian Jiaotong University，Dalian 116045，China)
Abstract：Foucault’s political criticism over the ruler’s self-care ability shows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which takes the structuralism as foundation and expands widely. In the tides of postmodernism，Foucault，with his idea different from macro political philosophy，expounded human right in a revolutionary way by establishing the foundation of “discourse” theory. He constructed a new type of power philosophy system and perfected the posthumanism theory system，which made great thinking r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this background，Foucault’s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analyzed basically.
Keywords：Foucault’s political philosophy；“discourse” theory；power；posthumanism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9.01.003
[收稿日期]2018-06-11
[作者简介]陈 墨(1990-)，男，黑龙江伊春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9)01—0008—04
责任编辑：李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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