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摘 要：乡土观念是传统中国人的重要寄托，家乡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随着近代城市社会的发展，移民在面临生存压力之时，希望以地缘为纽带建立组织，从而构建更大范围的集体认同——省籍观念。省籍观念是通过组织依托、地缘网络以及省籍认同等多重因素建构起来的，它是促使移民打破地域界限、走向团结合作不可或缺的因素。依托省籍组织，移民整合了分散的地缘网络，帮助同乡完成省际范围的身份识别，构建具有凝聚力的地缘共同体，进而推动了移民的市民化进程。
关键词：同乡会；省籍观念；鲁籍移民；山东旅津同乡会；近代；区隔；集体认同
集体意识是指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其是在人们结成的共同体中相反的意识相互消解、相同的意识相互融通，最终形成集体皆认同的观念的过程[1]33-72。在传统中国，浓厚的地域观念是乡土社会的特征之一。[注]参见窦季良编著：《同乡组织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19页。地域观念即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意识，它是一种来自同一地域的成员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总和。但这种观念只有在群体离开家乡、跨入异域时才会由社会、经济等级结构建构出来[2]111-116。尤其是对于城市中的移民群体来说，地域观念会产生自我保护机制，推动异乡地缘共同体的建构[3]。很多学者将关注点放在移民如何建立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及其产生的功能上，[注]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邱国盛：《现代化与中国大城市外来人口管理研究——以上海市为例(1840—2000)》，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无论是传统会馆研究还是近代同乡会研究，都强调其建立的过程与发挥的功用，[注]唐力行：《徽州旅沪同乡会的社会保障功能(1923—1949)》，《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33-44页；蔡勤禹、袁金旺：《近代青岛的“同乡组织”探究》，《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54-57页。他们认为地缘组织最为突出的作用便是不断扩展的公益慈善功能[注]唐力行：《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48-65页；房兆灿：《城市·移民·社会：青岛近代同乡组织研究》，中国海洋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而往往忽略了地域观念本身的建构过程、尤其是随着近代移民规模的扩大而形成的省域范围内的集体认同。本文对近代山东旅津移民的省籍组织进行研究，挖掘省籍观念的建构过程。笔者发现，省籍观念并非单纯由政治区划塑造，而是社会与组织建构的产物。随着城市中某一地域移民规模的扩大，面对城市社会中社会身份不平等的问题，来自某一省域范围内的人们逐渐走向联合，突破地理上的区隔，形成以省份为基础的地缘共同体。他们以组织为依托建构地缘纽带，重构地缘网络，培养省籍认同，从而加强个体和群体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移民融入城市社会的进程。
一、区隔与排斥：鲁籍群体的生存困境
20世纪初，天津初步形成商业繁荣、交通发达、人口集中的多功能中心城市。从1840年至1936年，有近百万人由外地迁居而来，平均每年有万余人来津定居[4]308-461。移民的构成较为复杂，来自南方的商人和买办、来自北方的清朝遗老和军阀官僚以及来自邻近省份山东、河北等地的农民，都来到天津定居或谋生，近代天津对移民极具吸引力。移民规模的扩大一方面是由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同一地域人群集聚的连带效应。城市中的买办发家之后，往往子承父业，提携同乡，扩大自己的势力[5]。而城市中的底层劳工一般依靠亲戚与同乡介绍工作，1929年调查织布工业的550名学徒中，由同乡、亲戚和家族介绍的就有345名，[注]参见天津市档案馆《天津近代纺织工业档案选编》，天津工业大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2页。占学徒总数的62.7%。同乡关系是乡下人编织城市生活关系网的重要一环[6]，但地缘纽带也使移民群体内部产生分化，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命运不尽相同。
鲁籍群体是旅居天津的移民中比较突出的一支。1912 年 11 月，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以天津为起点，并在此处与京奉铁路接轨。津浦铁路全线经过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7]。便利的交通为山东人流入京津地区谋生提供了渠道。1927年二三月间，久大制盐公司要招募二三百名工人，一天之间就吸引了400名山东人等候录用[8]39。20世纪30年代，鲁籍群体在天津谋生者数量超过10万。[注]参见天津市档案馆《山东旅津同乡会征集会员书》，档案号：401206800-J0134-1-000226。另据1947年12月天津市警察局对171万余居民籍别的调查统计表明，天津居民中外地籍贯的，山东籍居次位，占8.4%[4]682。规模如此庞大的鲁籍群体在适应城市的过程中是复杂而艰辛的，需要解决诸多问题。
底层旅津山东人多为生存问题所苦。20世纪初，最先来津谋生的鲁籍移民大都是破产农民，他们多为生活所迫从事苦力职业或充当小商贩，这些人缺乏技术与资金，对工作需求大，受城市经济形势的影响也很大。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天津部分大型工厂时开时停，破产倒闭者日渐增多，致使失业人数骤增。天津地区的铸铁和锻铁、机器制造业工厂、手工作坊的工人多是来自山东的农民[4]363-465，他们失去工作之后，或许连退出城市、返回乡村的成本都担负不起。相比城市中的当地市民，底层移民居无定所，又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很容易丧失城市中获得发展的权利，他们只能频繁找寻工作机会，否则将陷入流离失所的境地。
处于城市中间阶层的旅津山东人多为发展问题所累。近代天津各行业中的鲁籍人士虽然人数众多，但多从事“五子行”之列，被视为下等行业。虽然通过多年经营，城市中的餐饮业、金融业以及绸缎业等行业都出现了“山东帮”的身影，但由于他们属于外来群体，本地市场难以突破，只得“各有特定主顾，常常只限于与同乡商家交易”[9]。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导致社会地位的倾斜，遂出现了绸缎业中将“侉”字赋予旅津山东商人的污名现象[10]。许烺光认为，竞争是产生从众的根源，从众与竞争是相互促进的[11]。在与本地人及其他移民群体争夺利益的过程中，鲁籍移民逐渐产生了团结倾向。
1999年，第一代BMW X5正式与公众见面。出色的外形与先进的车辆配置让第一代X5成为了豪华运动型多功能车（SAV）细分市场的开辟者和领导者，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运动也可以与体型庞大的全轮驱动车型紧密联系在一起。强大的产品性能和品牌魅力是BMW X5赢得消费者青睐的根本，三代车型用超过210万辆的总销量证明了自己雄厚的实力。在刚刚结束的第18届广州车展上，全面升级的第四代车型正式来到了中国消费者身边。这一次，BMW希望用全新X5彰显SAV车型的设计初衷：引人注目的越野性能，在崎岖地形中的可靠表现，BMW的豪华特色以及标志性动态性能。
山东旅津同乡会的另一附属机构是山东医院。由于当时天津慈善性质的医院较少，同乡会考虑到时局动荡，医药负担对于平民百姓来说颇为沉重，于是便组设医院，为同乡与大众提供诊疗服务。山东医院于1945年秋挂牌开诊，由山东旅津同乡会号召同乡集资开办。山东医院以“提倡医学卫生、造福桑梓社会”为宗旨，患者虽不限省籍，但生活困难的山东同乡可半费或免费治疗。[注]参见天津市档案馆：《为请求设立山东医院致天津市政府卫生局的呈附该院组织大纲及董事会章程等》，档案号：401206800-J0116-1-000560-025。山东医院在近代天津的中型医院中颇具规模，为天津市广大贫病患者(尤其是山东同乡)提供了医疗保障。
二、平台与机构：省籍观念的组织依托
面对初入城市的困境，同乡身份是旅居者与他人建立稳固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但同乡身份仍有分化，来自同一省际范围内的移民往往存在各地区之间的区隔[2]75-88。随着省籍组织的发展，省内各地的区隔逐渐被打破，地缘纽带才能够在移民群体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成为形成地缘共同体的核心与动力。
地缘组织是移民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平台。历史上天津曾经出现过三个鲁籍地缘组织，分别是济宁会馆、登莱旅津同乡会与山东旅津同乡会[4]270，前两者囿于地域观念的限制，发挥作用有限。济宁会馆是天津第一个鲁籍地缘组织，是清代官商捐资成立的商业组织，主要为来自山东济宁府州的商人服务，尚未突破业缘网络。1895年，登莱旅津同乡会成立，它是登州府、莱州府两地成立之同乡组织。登莱旅津同乡会虽成立较早，但仅进行了置办义地、建筑寄柩室、购置房产(同乡养病之所)等活动，且只限于登(登州)、莱(莱州)、青(青岛)三地的同乡使用。[注]参见天津市档案馆：《山东旅津同乡会成立备案(附章程表名册等)》，档案号：401206800-J0025-3-005078。其章程规定，“本会义地为登莱二府十七县同乡所有，他属同乡无埋葬之权”。[注]参见天津市档案馆：《山东旅津同乡会章程》，档案号：401206800-J0134-1-000229。由此可见，此时在城市中的鲁籍群体尚存狭隘的地域观念，地缘组织虽已建立，但无法发挥整合社会网络的作用。随着旅津鲁籍群体在天津的规模越来越大，小范围的地缘组织已经难以满足群体需求，这就要求更具代表性与功能性的省籍组织诞生。
山东旅津同乡会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近代获得了长足发展。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山东各地流落天津者甚多，而鲁籍组织迟迟未能成立，以致诸同乡“庆弗无闻、声情未接”。[注]参见天津市档案馆：《山东旅津同乡会会馆十周年公学创基纪念册》，档案号：401206800-J0227-1-000809。1931年，来自山东各地的旅津人士共同发起并组建筹委会。当年4月12日，山东旅津同乡会宣告成立，成立大会上公布了同乡会简章，确立了组织的基本架构。1933年，经同乡募集捐款，同乡会在特一区大沽路一带购置房屋30余间，因早年间有山东济宁会馆，所以同乡会仍以“山东会馆”为名作为馆址。山东旅津同乡会建立之后，会馆地址固定，经费支出颇为丰裕，山东公学建设初见端倪，本可依托现代建设步步推进，但1937年天津沦陷，除在租界居住的会员，其余大部颠沛流离。又逢1939年洪水骤至，租界封锁，交通阻梗，会务趋于停滞。1940年前后，城市秩序初步稳定，同乡会抓住机会重开会员大会，安排诸种重要事宜，重振会务。到解放前夕，山东旅津同乡会的民主形象、公益形象、民族形象已然深入人心[14]。山东旅津同乡会成立后，经过数次变乱，一次水灾，“困苦备尝，艰险屡生”，但多年的潜心运营与积极活动使同乡会由草创时期的700余名会员，到解放前夕已容纳商店会员300余家，个人会员4000余人，在各省同乡组织中人数最多[15]。山东旅津同乡会的发展与壮大，从侧面反映出鲁籍群体在近代天津的发展状况。
同乡会在建立起移民群体的系统化组织后，便利用组织活动来重构异乡的地缘网络。同乡会没有利用传统会馆的家族观念与行业协商来进行，而是将组织内部的社会网络拓展开来，突破行业与地区的限制，以城市中普遍意义上的鲁籍移民为基础构建总体性地缘网络，将组织影响力覆盖城市社会的各个阶层，帮助鲁籍移民在城市中更好地生存与发展。
移民群体离别乡土、进入城市时，便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传统的宗族、血缘和社会文化的联系，而进入到市场经济、商业伦理和法治规范的近代社会形态中[12]。他们在城市定居之后，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不同阶层的移民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会面临不同程度的问题，但产生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身份的不平等。对于城市社会来说，移民群体是“陌生人”与“外来户”，而城市社会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疏离与排斥。在缺乏集体认同的情况下，分散的移民无法组织强而有力的社会网络，很容易被城市社会淘汰[13]。所以，移民群体需要构建一套机制塑造集体认同从而最大限度地团结群体，对抗不平等，抵御社会风险，争夺群体在城市中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20世纪30年代，天津的近代社区结构业已形成，城市人口已呈现明显的社会分层，各阶层中都有鲁籍移民的身影。政军界人士如鲁籍军阀孙传芳(1931年后隐居天津)、国务总理靳云鹏(1921年后寄居天津英租界)都在此地活动与居住。20世纪初至30年代，金融界有以刘子山开办的东莱银行为代表的“山东帮”[4]469-585。在其他商业领域，山东人多经营绸布、饭馆、茶叶、皮货等行业，天津估衣街的“祥”字号绸布店，如谦祥益、瑞蚨祥、瑞生祥、瑞林祥、庆祥等，都是山东人开设的[19]。底层劳工中的鲁籍移民更是数不胜数，设厂于塘沽的久大制盐厂，其工人中以山东人最多，约占工人总数的50%[8]221。山东旅津同乡会以鲁籍群体为基础重构地缘网络，试图将旅津山东人“连点成线”，为各阶层的鲁籍移民提供发展空间。
组织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认为，组织与环境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组织若想长期生存，必须遵从环境的要求。作为馆庙合一的地缘组织，传统会馆的基本制度通过信仰、仪式等符号化过程建立起来，主要目的是整合城市中的地缘网络，建立商业联盟。然而，传统会馆的发展模式难以适应近代城市发展的需要，民国以来经济中心城市(特别是口岸城市)的发展模式往往是以贸易为先导，以制造业为支柱，以发展金融为关键，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对社会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会馆由于自身定位与功能的限制，无法适应时代变迁，逐渐难以在构建地缘网络方面发挥有效作用。山东旅津同乡会的组织形式实现了移民间乡谊情感和个人利益的巧妙结合，超越了传统会馆的界限与功能，一方面通过平台建设为成员活动提供了媒介，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附属机构，更全面地为城市各阶层同乡提供社会服务。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展，组织内部的地缘纽带建立起来，推动鲁籍群体获得市民权利，形成集体认同，帮助他们适应近代城市的转型与发展。
三、网络与认同：省籍观念的社会建构
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是一种深植于人们内心的感情和倾向，它“不仅要铭刻在每个人的意识里，而且要刻得更深”[1]40。省籍观念促使旅居在外的移民对于自身籍贯产生认同，并乐于为来自同一省域的同乡提供帮助。而省籍组织的作用便是以省籍观念产生的集体认同为核心，搭建组织成员间交流的平台，重构客籍群体在异乡的地缘网络，培养他们的整体意识，以图构建一个系统化的地缘共同体，它具有影响力与扩散性，能够引发整个群体的情感共鸣。
(一)省籍组织的系统化
移民对于地缘组织的认同是省籍观念形成的开始，对于客居在外的移民来说，社会组织的依靠远比宗族纽带更为重要[16]。省籍组织成立后，打造出行之有效的组织系统，提升了组织成员的参与度与认可度。同时，省籍组织还扩展组织边界，积极扩充成员，提升组织在地缘网络中的影响力与辐射作用。
旅津鲁籍群体构建了现代架构的地缘组织，提升了组织成员的参与度。同乡会的主要管理制度为董事会与会员大会，董事会由会员大会选举而成，会务先经董事会商议决定，而后由董事出面处理事务，重大事项须召开会员大会进行讨论。每年的会员大会的同乡会都会公布董事会述职报告、公益设施建设与组织活动进展等项，保证会务的公开透明，接受会员监督。同乡会的经费来源为入会同乡(或商店)的会员费与热心同乡的捐助，收入每月都会记入收支账簿，供查账董事与会员们随时查验。近代同乡会摆脱了传统会馆以同行商议为主、神圣典礼为辅的运营策略，开始转向系统化运营，有利于提升组织活动效率，避免专断擅权的情况发生。同一时期的天津江西会馆由于沿袭传统管理方式，产生了许多问题，导致转型失败，作用十分有限[17]190-199。旅津鲁籍团体创立的省籍组织则采用现代组织架构，提升了成员的参与度，也为未来拓展组织边界打下了基础。
母猪进食结束后，通过出口和分离模块进入预定场地。出口通道连接分离门，根据母猪个体健康和孕期情况，由系统给出分离门选择信号，并由执行机构完成开门的动作；为保持设备的单猪进食状态，出口和分离门都是单向外开门，并和进口门一样具有自动复位和即时锁定的功能。
电子商务的概念最早来源于美国，主要是将线下商务机会与互联网相互结合，让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平台，这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也是对传统经营模式的一种考验与挑战，同时也需要依靠传统模式为基础进行支撑。在消费者的心理，连锁企业统一的品牌、良好的形象以及规范的服务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很多连锁企业却安于现状，没有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进行不断的完善与创新，通过整合自身资源在互联网的辅助下增强自身实力。因此，连锁企业的经营管理创新需要互联网的帮助，才能实现经营模式的全面创新。
传统会馆的成员构成主要为商人阶层，成员既是同乡又是同行，地缘网络多局限在行业之中[18]；同乡会成立之后，则致力于打破这种界限，积极吸纳会员。山东旅津同乡会的个人会员入会手续简便，即凡系原籍山东，有正当职业，经过会员一人介绍即可入会。同乡会成立仅三年，便吸纳了数百劳工会员加入。第二届选举大会后，同乡会提倡每个董事介绍干事数人，协助董事分别征集会员，每年征集会员工作结束后，查核成绩，请名誉董事捐助奖品以资鼓励。后又设立会员部，由全体干事中公推一人，常驻会内，专门负责吸纳会员的工作。[注]参见天津市档案馆：《山东旅津同乡会第三届董事会报告书等》，档案号：401206800-J0134-1-000230。在会员增多后，同乡会又专门设立劳工会员与商店会员以方便管理。并且开辟咸水沽、大沽与秦皇岛分会，吸纳会员数百名。同乡会积极吸纳会员的策略不仅拓展了组织规模，也为培植其在鲁籍移民中的号召力打下基础。
随着会员不断增多，同乡会的人员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领导层方面，在山东旅津同乡会筹备委员会中，有晥系军阀张树元、直系军阀孙传芳(后成为第一届名誉董事)。同乡会第一届名誉董事中，有国务总理靳云鹏、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宋哲元、前京汉铁路局局长劳之常、东莱银行董事长刘子山、国军高级将领秦德纯与石敬亭、辛亥革命元老刘大同、北洋军阀何丰林与王为蔚、前两广总督张鸣岐等官僚与富商。第一届董事会中有岳福臣、刘锡三、王仲玉这样的民族企业家，也有徐抡一(市立第一医院外科主任)、于东川(中医)、刘兹兴(律师)、董赞勋(卸任北洋军师长)等各界精英。1947年的同乡会名录显示，在普通会员中，所属行业涉及教育界、医学界、政界、军界、传媒界、慈善界、宗教界等17个行业。[注]参见天津市档案馆：《山东旅津同乡会同乡录》，档案号：401206800-J0134-1-000207。同乡会每年还会针对同乡进行调查登记统计事项，制成会员名录，构建同乡信息资源共享的平台，扩大地缘组织的影响力。
通过组织结构的建立、成员构成的多元化与会员权益的明晰，旅津鲁籍群体开始形成对省籍组织的认可。天津城市中的油商多来自山东广饶，他们在同乡会的号召下，将二十余家商铺联合起来，组成了广饶县商店会员联合会之小团体，无论是或大或小的公益慈善活动，会员们都会纷纷参与其中，部分会员对会务也十分关心，体现出移民们对省籍组织的认同。山东旅津同乡会行之有效的组织建设吸纳了来自各地区、各阶层的成员加入，为鲁籍移民提供了联络乡谊、互帮互助的平台，为建构起省籍范围内同乡之间的身份认同打下了基础。
(二)地缘网络的重构
山东旅津同乡会作为地缘组织，主要功能是为同乡提供公共服务，教育事业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山东旅津同乡会章程便规定，贫苦会员之子女到山东公学读书有要求减费免费之权利。[注]同②实质上，旅津鲁籍群体的教育事业发展在地缘组织之前，1930年山东人骆武唐便创设了私立旅津山东学校，后有山东公学(前身为同乡李培之创办的厚植学校)，改为共筹资金的形式兴办。山东公学的办学宗旨是“长者交勉于上，少者进学于下，使海岱表裹之风，孔孟诗书之泽，不问畛域，流布无穷”，大力兴办慈善教育，广收学生，开学第一年便有140余名学生入学，其间，多方筹集资金，完善学校设施，1943年秋季入学新生200余人。山东公学初创之时只限于招收同乡子弟，移居新址后打破界限，附近居民的子女也可报考入学，对贫苦者可减免学费。[注]参见天津市档案馆：《山东旅津同乡会会馆十周年公学创基纪念册》，档案号：401206800-J0227-1-000809。可见山东旅津同乡会在社会教育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解决了部分同乡子弟的教育问题。
通过计算得到对象要素的缺省度为51%,环境要素的缺省度为73%,时间要素的缺省度为75%,由此可看出,环境要素和时间要素的缺省程度较大.但这里对对象要素的统计没有区分主体与客体,不能准确表示对象要素的缺省度,所以又对主体与客体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如表6所示.
商人阶层的利益在民国时期受到商会保护，但许多民间纠纷仍经由同乡会解决。山东旅津同乡会常务董事岳福臣，开办了泰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专营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业务。1936年，他在北平开办的兴隆堆栈被二十九军132师占用部分房屋，导致营业受阻，便向同乡会求援。由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是同乡会名誉董事，同乡会便与其联络，派出董事与其商议，顺利解决此事。保护客籍商人的利益本是地缘组织的主要职能之一，但传统会馆组织与近代同乡会组织的行动策略却不尽相同。由于会馆本是商人为主体的组织，所以一般通过同行商议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同乡会则是通过居中调停的方式，利用地缘网络中可利用的社会资本解决同乡遇到的问题。同乡会的策略能够更迅速地针对问题进行反馈，而对同乡身份的重视与利用大大提升了同乡会处理纠纷的效率。
同乡会也非常关注鲁籍劳工的工作与生活。1936年年底，有水业劳工代表到会请愿，声称有商人与官员勾结，企图出资包办清洁卫生合作社，意图是为了与水业劳工争利，请求同乡会支援，经过董事会讨论，同乡会决定公推徐皆平与市长沟通，阐明情况，在沟通之后，时任市长的张自忠(山东临清人)表示对此事非常关心，当即表态会着手调查并进行处理，后此事顺利解决。乡土社会网络是非精英移民融入的优势性条件[20]。劳工群体一直是缺乏保护的社会底层，山东旅津同乡会尽力利用乡土社会网络对其提供帮助，避免其失去在城市生存的机会。
同乡会在建立之初便突出对省籍认同的重视。1935年，山东旅津同乡会以“旅津之军政士农工商，劳动各界，父老昆弟，惠然肯来，共擎斯举”为口号，号召全省范围内的旅津同乡加入组织。同乡会声称，晚清时期“吾东旅津各界不下十万余人，既无扩大团体之组织更无联络感情之机会，利害不相顾，优乐不相恤”；而“民国以来，吾东实在水深火热之中，富者荡析，虽居贫者，辗转沟壑，瞻前虑后，浩劫难穷非无援助抵抗之能，实乏团体结合之需……倘再不为桑榆之补救，恐来日大难，同归于尽”。[注]天津市档案馆：《山东旅津同乡会征集会员书》，档案号：401206900-J0134-1-000226。尽管同乡会为了实现宣传的目的，将鲁籍群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夸张与修饰，但这种呼告能够激起全省范围内移民群体的危机意识，积极主动地谋求团结与合作。
组织架构与成员趋于稳定后，山东旅津同乡会确立了成员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同乡会章程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会以联络乡谊，发挥互助，培养道德，增进同乡福利为宗旨”，说明其性质为地缘组织，组织成员间的基本关系是同乡，同乡之间应当互帮互助、互惠互利，维护共同的地缘纽带。同乡会会员的基本义务也有所说明，“会员有促进同乡团结，彼此互助，以增强同乡会影响力的义务”；后来又进行了补充，“若会员破坏本会团体者、败坏本会名誉者、盗卖会中公产或公有物者，便予以除名并依法起诉追究，会中禁止赌博与吸食禁品”。而会员在同乡会中能享受的权利也十分明确，“会员受到诬陷及侵害，有请求组织拯援及排除之权利；会员失业或贫苦者，有请求组织相机介绍职业及酌予救济之权利；会员贫苦者，到山东医院治病有要求减费之权利；贫苦会员之子女到山东公学读书有要求减费免费之权利；会员及其直系亲属死亡者有免费抬往山东义园掩埋之权利”。成员义务与权利的明晰，促使成为会员的鲁籍移民明确应有的责任与享受的权益，提升成员对组织的认可度。
在战时出现大量难民的情况下，同乡会也竭力参与救济。1942年，日军在山东施行“三光”政策，逃难来津者甚众，他们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山东旅津同乡会召集董事募捐，得1万余元作为赈济山东难民之款，经过粗略调查，一律每人发给赈款3元，短短三天即全部发放完毕[17]200-211。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旅津同乡会接受流亡学生和难民，有鲁籍流亡学生从山东流落到天津，同乡会为学生们提供了食宿，并与社会局、轮船业公会以及青年会等机构接洽，为流亡学生提供免费船票助他们进京求学。[注]参见天津市档案馆：《山东旅津同乡会记录簿》，档案号：401206800-J0134-1-000239。有些无处存身的难民也会携亲眷投奔而来，同乡会便为其安排旅馆或学校住宿[17]212-215。为战争时期的难民与同乡提供帮助不仅是同乡会战时救济功能的体现，更是将更多的同乡纳入地缘网络，为失去家园、流离失所的难民留居城市提供了可能。
格兰诺维特认为，“互助关系是镶嵌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而这网络又深深联结在地位差异、友谊与保护—被保护关系上”[21]。林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认为那些嵌入在个人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包括权力、财富和声望等)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来自于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22]。同乡之间有形的关系网络构成了同质性的业缘群体，地缘网络则为各阶层的客籍群体提供了无形的社会资本。同乡会以省籍组织的名义向城市中能够在某些问题上给予帮助的人们求助，很容易获得支持与协助。这种动员策略一方面有效地解决了同乡们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另一方面，也将大量组织外成员纳入省籍网络中，强化了他们对于“山东人”的身份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同乡会打破区隔、整合资源，有效利用城市中分散的社会资本，扩展组织活动的广度与深度，重构了省际层面的地缘网络。
(三)省籍认同的塑造
对于移民来说，同乡认同既表达了与掩埋祖先地方的精神联系，又表达了与社群的现实纽带关系[23]。通过省籍组织的宣传与活动，移民群体逐渐能够将自身置于省际层面的地缘共同体内进行身份识别，形成对省籍的认同，并趋向于维护集体的荣誉与利益。
3) 随着林分密度的增加新竹株数、产量会有所增加但差异并不显著，而平均胸径出现下降，即林分质量下降。这说明，在保证林分产量的前提下，低林密度林分的毛竹质量要优于高密度林分。因此，在生产实践中，应定期对林分进行择伐，保证林内卫生并可获得经济收益。
《秋庭婴戏图》描绘的内容是这样的：庭园中，一柱太湖石旁，两姊弟围着小圆凳聚精会神地玩推枣磨的游戏。圆凳上、草地上散置着团转盘、小佛塔、铙钹等精致玩具。园内芙蓉、雏菊摇曳生姿。这幅画逼真地记载了宋代富足人家孩子的现实生活。画中孩子的装束、服饰、游戏的道具和游戏方式，以及园林的景致都与史料相符。画中恬静、安详、快乐的生活场景，让我们看到了宋代富足人家的生活是多少优越。
同乡会也注重塑造移民在异乡的归属感，由此引发他们对省籍的认同。同乡会章程规定，“本会个人会员及商店会员，如有被难或受人诬陷及欺压者，本会有营救保护之义务”[21]。为移民在城市中工作与生活提供适当保护，鼓励会员在遭遇困难时请求组织援助，促使他们产生对省籍组织的归属感。在第三届同乡录序言中，责任董事徐皆平对比了省籍组织存在前后的变化。在此之前，鲁籍群体都是“各自为政、不相关联”，所以“被人欺侮的事情，不时发生”。自从省籍组织建立起来，就如同“广厦”有了根基，群体有了依靠，随着组织力量的增强，“同乡们虽然客居异地，也和住在故乡的家庭里差不多了”。他强调山东各界群众都应当认同省籍观念，共同团结在“山东”旗号之下，“敬告旅津同乡们，这座广厦是公开的运动场，是大家的安乐窝，十余万父老兄弟们，快来入会吧！”[注]天津市档案馆：《山东旅津同乡会第三届同乡录》，档案号：401206800-J0227-1-000808。类似吸纳会员的宣传话语很容易引起鲁籍群体的共鸣，无论来自哪个地区，都是“十余万父老兄弟”的一部分，对组织的认同感升华为对地缘共同体的认同感。
有的教师认为，体育课仅仅就是教会学生各种运动技能、运动方法，理论课可有可无。其实不然，学生接受不到全面、系统的体育理论知识的学习，没有对体育正确深刻全面的认识，就没有体育参与的动机与愿望。毛泽东同志在体育之研究中深刻指出：“要促使其自觉，非动主观不可。”从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来说，理论课的有效学习有助于发展学生体育文化基础。我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讲授教材上的内容外，借助风雨天气室内课的机会，拓展学生体育知识。例如：讲体育名人故事、体育的趣闻轶事、不同体育项目兴起和最初雏形（比如：标枪最早由于打猎）等。通过教授体育理论知识（体育与健康基础知识）提高学生体育文化素养、指导体育与健康实践等。
在家乡受灾之时，大型募捐活动往往能够引起城市中生活的异乡人对于故乡的关注与同情。1933年七八月间，黄河中下游发生20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黄河水灾，山东受灾严重，山东旅津同乡会便向旅津同乡呼吁，“素念我同乡父老昆弟向重义气，凡属慈善决不后人”，[注]天津市档案馆：《山东旅津同乡水灾筹赈会征信录》，档案号：401206800-J0227-1-000807。宣扬“明知经济破产多有自顾不暇，但与被灾胞泽相较不无缓急之事”。[注]参见天津市档案馆：《山东旅津同乡会会馆十周年公学创基纪念册》，档案号：401206800-J0227-1-000809。后以孙传芳为会长，组织水灾急赈会，向社会各界募捐两万七千余元，大部分来自旅津鲁籍群体。1935年，山东南部十余县再遭水灾，山东旅津同乡会再度召集同乡，以靳云鹏为委员长成立筹赈会，奔走呼号，尽力募捐，并通过大公报、益世报、新天津等各报社进行宣传[24]。而1938年，山东旅津同乡会为受战争摧残的山东部分地区进行募捐，发出倡议，“战祸猝起，吾鲁地当冲要，痛遭惨劫，人民死亡，载途家室为废墟，悲大难之未已，苦生计之莫寻，踯躅路隅，啼泣待毙。同人桑梓关怀，义难坐视”，[注]参见天津市档案馆：《山东旅津同乡会会馆十周年公学创基纪念册》，档案号：401206800-J0227-1-000809。发动同乡向受灾地区捐资捐物。在这些募捐过程中，无论山东何处遭受灾祸，同乡会都是通过整个旅津鲁籍群体开展活动，宣传话语都深入鲁籍群体构成的地缘网络中，因而塑造了鲁籍群体的整体观，巩固了地缘共同体的凝聚力，促使籍贯意识深入人心。
在实例分析中，通过分别建立地诺前列酮栓组和缩宫素组经阴道分娩成功率的模型，获得患者的亚组身份，进一步以患者所属亚组作为因变量建立的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亚组相关协变量分别为年龄、BMI、引产前宫颈评分、胎膜早破、延期妊娠和妊娠高血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言，“真正把人联系起来的是他们的文化，亦即他们共同具有的观念和标准”[25]。对于移民群体来说，共同的观念在日常的合作中日益形成。移民在城市谋生的过程中，经营者往往利用地域资源来推行合作经营，抵御来自城市中其他群体的竞争。相比较北京帮的“敢闯敢干”与山西帮的“经营独到”[26]，民国时期在天津工商业中形成的“山东帮”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其重要原因在于同乡同业团结协作的文化理念。近代天津有山东菜系的十大饭庄，掌柜、掌灶及至打杂的徒工，一般都是山东人，他们来自山东各地，外出谋生主要依靠亲戚、乡邻介绍工作。随着山东菜系的饭庄在天津获得成功，餐饮行业聚集了大量山东人，遂形成餐饮业中的“山东帮”[27]。天津饮食业中的山东商铺，坐拥50多家大中型饭馆，在经营理念上相互学习，竞争中求合作，获得了长足发展。他们的经营者常常回到故乡去招收厨师与学徒，并在与天津菜系、南方菜系等的竞争中不断锤炼属于自身的地域品牌[28]。山东帮之所以能在近代天津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他们地区行业界限明显而集中、同乡之间相互攀援帮助的结果。在来自不同地区的山东人携手谋求发展空间的过程中，人们意识到，若是坚守狭隘的地域观念很难获得集聚优势，便倾向于合作与抱团，这种竞争方式进一步巩固了鲁籍群体的整体观念。
发生非洲猪瘟疫情时，以发病猪所在的养殖场、自然村、放养地、运载工具、交易市场、屠宰厂(场)为疫点，疫点外延3公里为疫区，疫区外延10公里为受威胁区。
至20世纪40年代，鲁籍移民基本形成了以省籍为基础的集体认同。在“山东人”形象受损之时，只需耗时半天，鲁籍移民便能够动员上千同乡参与集体行动[16]。在集体行动中，旅津山东同乡已经以省籍人士自居，表示“我们本省人士向来以诚朴、宽宏、忠勇、义气的大国民气度出现于全国各大都市，我们是优秀的民族，素被人重视如上宾”。[注]参见天津市档案馆：《山东同乡致同乡会诸理事书》，档案号：401606800-J134-1-199。这是山东同乡对于集体认同的体现。他们集体抵制从道德人格上贬低山东人的行为，认为需要维护群体形象，不能使“贩夫走卒、挥煤核、拉土车、说相声者动辄以山东人开心”。这说明，此时的旅津鲁籍群体已经十分在意集体荣誉感，主动维护群体形象。
四、余 论
在城市中，籍贯承载着每个移民对于“自我”的认同。如果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注]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那么省籍群体便是一种基于省籍观念的“想象的文化共同体”。省籍观念以政治区划为身份识别的标准，超越了狭隘的县域观念，呈现出整体性、扩散性、情感性的特征。对于城市社会中的移民来说，省籍观念的建构促使他们意识到自身被包裹在地缘纽带编织的文化网络中，由此形成对地缘共同体的高度认同感。
近代鲁籍群体面对城市社会中的区隔与排斥，产生了生存危机与发展受阻的问题，他们意识到，如若不解决群体内部的区隔，构建超越地区界限的集体认同，那么群体便很容易被城市社会存在的各种风险所吞噬。面对此种现实，鲁籍群体没有囿于地域观念而各自为战，而是建立起以省籍观念为基础的省籍组织，构建移民对于省际层面的籍贯认同，形成具有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地缘共同体。鲁籍移民建立起同乡会之后，通过系统化建设孕育出组织范围内的认同感，组织成员间的地缘纽带初步建立。接着，他们通过组织活动的开展，为天津的鲁籍群体编织出了一张覆盖城市各社会阶层的地缘网络。最后，通过宣传话语的渲染与日常活动的经营，鲁籍移民开始将自身定位于地缘共同体之中，完成了对于省籍的身份识别，形成了深入人心的省籍观念。从近代旅津鲁籍移民建构省籍观念的过程中能够发现，组织依托与地缘网络是促使移民打破地域界限、走向团结合作不可或缺的两大因素，依托省籍组织，才能够促使移民抛弃狭隘的地域观念，形成基于省籍观念的集体认同。也只有以省籍观念为核心，才能整合分散的地缘网络，帮助移民完成省际范围的身份识别，进而构建具有凝聚力的地缘共同体。
从省籍观念的现代建构过程还能够发现，依托省籍组织形成的地缘共同体不仅能够唤起人们更强的集体认同，也能够充分利用地缘网络、挖掘与凝聚其中蕴含的社会资本以帮助移民应对近代城市的社会风险。客籍群体作为外来者，他们本身就有获得市民权利方面的种种困难，省籍组织的建立为他们对抗现实、争取权利提供了机遇与空间。对于底层群体来说，地缘组织发挥了兜底作用，成为他们在城市生存的保护伞。而对于城市中层来说，地缘组织成为合作与交流的平台，能够依凭其重构的地缘网络实现在城市中的长足发展。 总之，省籍组织帮助客籍群体在城市社会中站稳脚跟，获得生存的更大可能与发展的更大空间，推动了他们的市民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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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5-0019-09
基金项目：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平民工厂与天津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AS1523)
作者简介：宣朝庆，1971年生，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贾岱铮，1993年生，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朱 磊，张斐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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