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袁宏道与袁中道在“三教圆融”思想的统领下，采用“六经注我”的经典阐释方式，对《庄子》内七篇进行别具慧心的理解与发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思想与惟求自适的性情追求，奠定了他们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释庄”风格，也使得他们的“释庄”文字清新可读、别有韵味，但也较多地偏离了《庄子》文本的原意，呈现出“自为一庄”的思想特色。
关键词：袁宏道；袁中道；《庄子》；《广庄》；《导庄》；经典与阐释
袁宏道在《广庄》中，以“不恃情量”来解《庄子》的逍遥，以“无常”和“物本自齐”来阐释庄子的《齐物论》，以生之如戏、形去神在与即生无生来论述他的生命观，以无我除执论述《人间世》，以“觉明真常”释《庄子·德充符》中的“德”，最后论述了“天道自然”的治世论。袁中道在《导庄》中，以“破执、自在”解《庄子》的逍遥，以华严宗的“事事无碍”解庄子的《齐物论》，以缘督来养生，以退藏来处世，并说善生善死才是真正的大宗师，除此之外，《导庄》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佛教的因业轮回观和老子的“无为”思想。[1]通过对《广庄》和《导庄》的研读，可以发现，袁宏道与袁中道在“三教圆融”思想的统领下，采用“六经注我”的经典阐释方式，对《庄子》内七篇进行别具慧心的理解与发挥，可称得上是“自为一庄”。兄弟二人在“释庄”过程中，不是采用传统的注疏训诂体，而是在“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表达理念下进行义理阐发，从而达到“庄子注我”的目的，这和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2]在他们的“释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生死事大”的迫切关注。从他们的生平和文集之中，还可以发现，他们的学术和生活其实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别。
一、“《庄子》注我，自为一庄”的三教圆融观
有明一代是解庄注庄的繁盛期，很多文人和学者都对《庄子》有极大兴趣。明人解庄的方式很多，也很有特色，有以儒解庄者，有以佛解庄者,更多的是以三教互融的方式来解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解庄热潮，一方面是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在那个“天塌地陷”的时代，传统的价值观念逐渐消解，人们冲破理欲之防，开始无所适从，精神上出现了一时的虚无和颓废。每当历史上出现这样的情况，《庄子》都会大受欢迎，明中后期也不例外。公安派是晚明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作为中坚力量的袁宏道与袁中道同样对《庄子》十分喜爱，在他们的“释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同样秉持三教圆融的理念，在“六经注我”的经典阐释传统下，进行“《庄子》注我”——在对《庄子》别具慧心的阐释过程中，寄托自己的理想、思想和理念。通过“释庄”，他们表达并呈现了“自我”。也就是说，在对《庄子》内七篇的解读中，他们以“创造性”的阐释方式扩展了《庄子》的文义，使得《庄子》在此前的解读基础上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含义。这种“创造性”的阐释，是“文本”走向成为经典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只有经得起“阐释”与“检讨”的“文本”才有可能成为经典，也只有“经典”才能经得起不同时空、不同学人以不同方式进行的“各具特色”的“阐释”和“检讨”。二袁兄弟对《庄子》的阐释，既是他们的“研庄”心得，也是他们向经典的“献礼”与“致敬”。
二袁兄弟一方面在“三教圆融”思想的统领下阐释《庄子》，一方面也在阐释《庄子》的过程中表达了各自的“三教圆融”观，但相对来说，袁中道“释庄”的佛学色彩比袁宏道更为浓厚，有学者指出“中道解庄的方式是以华严为思想基底，并融合各宗理念的。其特色在于以华严三界唯心、事事无碍的圆融观为思想基底，以天台观法论离执，融合禅宗强调圆觉与悟性的理念，以明心见性，并截取三论宗的中观论述法、唯识宗的心所相应而生百法及华严宗的如来藏义等，谈诸法实相与生死流转，最后利用净土宗的修净观念补充修行功夫，以求往生佛土，乃至最后能诸越假之上，成万有之主，成就无余涅槃”[3]，可见袁中道的佛学修养之高。实际上，袁宏道和袁中道的佛学造诣都相当高深。袁中道除《导庄》外，尚有《心律》一文，可说明其融汇佛教诸多宗派的修为。袁宏道的《西方合论》被收入《大藏经》，其本人也被认为是修行可嘉的佛教护法居士。深厚的佛学修养奠定了他们“以佛释庄”乃至“融汇庄佛”的根柢，“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思想使得他们在“释庄”过程中不拘一格、挥洒自如。
在《广庄》和《导庄》中，诸如“圣人……于众生相，无彼我见”、“是非之衡，衡于六根，六根所常，执为道理”、“尧无我故能因四岳，禹无我故能因江河，太伯无我故能因夷狄，迦文无我故能因人天三乘，菩萨诸根”、“蕉落心空，缘去识亡”、“圣人之于生也，无安排，无取必，无徼幸，任天而行，修身以俟，顺生之自然，而不与造化者忤，是故其下无伤生损性之事，而其上不肯为益生葆命之行。古之养生者，有三家：释曰无生，儒曰立命，道曰外其身而身存。既曰无生，即非养之所能生也。既非养之所能生，则不以不养而不生明矣。立命者，顺受其正”[4]、“人生三界之内，百苦交煎，号为愁海”[5]、“故在《庄》则曰‘齐物’，在《华严》则曰‘事事无碍’，其实无碍，即齐也。如此则天下之物皆齐矣。而以为不齐者，情使之也”、“累劫之迷，结而为情”、“三界之内，原为溷宅，人生其中，如粪中蛆，有何可恋，坚自爱惜？生老病死，日夜相缠。稍获如意，即增苦业。大猪见杀，得为津伯，反观猪身，秽恶可憎，感其杀身，衔珠相报。今之人身，何异于猪，而过为爱惜，知不如猪也”[5]这样的阐释是非常多的，可以看出二袁兄弟在注庄解庄时“圆融三教”的努力和志向，也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注释方式，才使得他们的注庄著作呈现出“自为一庄”的美学追求及思想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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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五年(1597)，袁宏道游会稽兰亭，抚今追昔，感慨良多，遂作《兰亭记》一文。他认为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于死生之际，感叹尤深”，并说“古今文士爱念光景，未尝不感叹于死生之际。故或登高临水，悲陵谷之不长；花晨月夕，嗟露电之易逝。虽当快心适志之时，常若有一段隐优埋伏胸中，世间功名富贵举不足以消其牢骚不平之气。于是卑者或纵情曲糵，极意声伎；高者或托为文章声歌，以求不朽；或究心仙佛与夫飞升坐化之术。其事不同，其贪生畏死之心一也。独庸夫俗子，耽心势利，不信眼前有死。而一种腐儒，为道理所锢，亦云：‘死即死耳，何畏之有！’此人者皆庸下之极，无足言者。夫蒙庄达士，寄喻于藏山；尼父圣人，兴叹于逝水。死如不可畏，圣贤亦何贵于闻道哉？”是年袁宏道29岁，已中进士5年，按理说恰是风华正茂之时，却已对生死问题有如此悲切的认识，可见他的早慧与敏感。
“既不妨饮酒，又不妨好色，又不妨参禅”，将世间享乐和出世解脱结合在一起，尽力打通俗谛与真谛之间的隔阂与边界，在对欲望的流连拥抱中成就大丈夫之事业，袁宏道对“此生成圣”的设想可谓“尽善尽美”。
这里，袁宏道认为佛家的“趋寂灭，乐悲舍，赞叹戒律，呵斥贪嗔”与儒、道、法等学说中的某些现象皆为“是非”之存在，虽然这里的“是非”多有“对待”“不齐”意。这可说明，诸多学说在二袁兄弟那里，都是一种可以使用的资源。这种“拿来主义”“一切皆为我所用”的思想观念，也是使得他们的注庄著作精彩纷呈的一个原因所在。
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情自适与文体、文风自适
二袁兄弟抱着“六经注我”的态度对《庄子》内七篇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凡是有助力他们理解《庄子》的学说，都被他们拿来使用。他们不拘于某家学说，在阐释经典的过程之中，他们力求“自适”——包括注释经典时使用方法的自适以及注释经典时使用文体、文风的自适。二袁兄弟“注庄”之所以不采用一般意义上的训诂注疏体，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晚明学术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与他们的性情旨趣和文学观念有关。
翻检二袁兄弟文集，可以发现，“自由”与“自适”是他们一贯的人生追求和性情旨趣，“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不仅是他们的文学追求，更是他们的精神(思想)追求。袁宏道一生三仕三隐，多数时候在“出世(自由)/入世(拘束)”之间徘徊。袁中道之仕途较为坎坷不顺，直到四十六岁时(万历四十四年，即1616年)方才考中进士，他对做官应酬也无特别的兴趣。儒家“为国为民，兼济天下”的淑世情怀，虽然时常鼓动着二袁兄弟在时政上大展抱负，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并非想象中来的那么容易——很多时候，它只不过是儒生在困顿潦倒时聊以自慰的一腔热情和白纸空文。官场的黑暗、肮脏、无聊、庸俗及腐败，使袁宏道的政治理想饱受挫折，也是他多次选择退避归隐的原因。
二袁兄弟喜好自由，有着较为相近的人生追求和生活理念，尤其是对红尘中的“乐事”更是情有独钟。袁宏道曾以热情洋溢的文字表达出世间五种“真乐”的可贵：
这种疏狂不羁、负气使性、放纵浪漫的“人生理想”颇有几分魏晋风流的韵味，二袁兄弟所梦想的生活样态庶几如此。
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若只幽闲无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间不紧要人，不可为训。古来圣贤，公孙朝穆、谢安、孙场辈皆信得此一着，此所以他一生受用。
二袁兄弟虽然心恋红尘，但仍旧不忘“学道”之事，可是“红尘”往往与“学道”多有扞格抵牾处，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袁宏道对此也有一番论述：
弟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玩世者，子桑、伯子、原壤、庄周、列御寇、阮藉之徒是也。上下几千载，数人而已，已矣，不可复得矣。出世者，达磨、马祖、临济、德山之属皆是。其人一瞻一视，皆具锋刃，以狼毒之心，而行慈悲之事，行虽孤寂，志亦可取。谐世者，司寇以后一派措大，立定脚跟，讲道德仁义者是也。学问亦切近人情，但粘滞处多，不能迥脱蹊径之外，所以用世有余，超乘不足。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除此之外，有种浮泛不切，依凭古人之式样，取润贤圣之余沫，妄自尊大，欺己欺人，弟以为此乃孔门之优孟，衣冠之盗贼，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
天地之间，无一物无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城也……是故寄心于习，寄口于群，人嗔则嗔，人誉则誉者，凡夫之是非也。援古证今，勘圣校愚，叱凡誉雅者，文士之是非也。投身幽谷，趋清避浊，杰士之是非也。课名实，黜浮誉，上督责，罪虚诞，法家之是非也。祖述仁义，分别尧、桀，规思矩孟，馨王丑霸，儒生之是非也。恶盈善退，绝智弃圣，道家之是非也。趋寂灭，乐悲舍，赞叹戒律，呵斥贪嗔，释氏之是非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二袁兄弟不论是在“悟道解脱”的事业上还是“做人处世”的准则上，都是以“自适”“自由”为第一要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情追求和文学追求，决定了他们不会对某种文本使用训诂考证的注释方式，因为那样太繁琐、太无聊、太无趣也太受拘束。他们的性情，决定了他们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论是应用在学术上还是文学上，都会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风格和特色。总之，“自适”与“自由”不仅是二袁兄弟的人生信仰，更是他们生活的主要乐趣和态度。
三、生死情切，力求解脱
对生死问题的关切和探究，是《广庄》和《导庄》的一大特色，证之以二袁文集，更可发现袁宏道和袁中道力求参透生死的迫切。“古今宗师，未有不言生死者”，尤其是佛道二教，更是对生死问题论述甚详，二袁兄弟学宗三教，再加上慧业文人的敏感天性，自然对生死问题格外关注。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袁宏道的《广庄》还是袁中道的《导庄》，都没有体现出他们对某一学说的信仰或宗奉(《导庄》的佛学色彩虽然甚为浓厚，但仍不能以之说明袁中道对佛教存有信仰)，也没有体现出他们对某一学说的排斥或不满。比如袁宏道在《广庄·齐物论》中说：
苏共长期执政，由于权力过分集中，缺乏监督制约，在苏共内部逐步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享有多方面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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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国古人一生所汲汲的“三不朽”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不朽”事业是延长个人精神生命的最佳途径，藉此个体得以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得以流传芳名、百世馨香。于二袁兄弟而言，“立言”是他们通向“不朽”的最佳门径。袁中道于《解脱集序》中记载了他和宏道在城南别业时的一段往事：“每至月明之夜，相对清言，间及生死，泫然欲涕，慷慨欷歔，坐而达旦。终不欲无所就，乃刻意艺文，计如俗所云不朽者。上自汉魏，下及三唐，随体模拟，无不立肖。自谓非其至者，不深好焉。”人生百年，倏忽而过，在二袁兄弟看来，最悲哀且最恐惧的事情莫过于“身没而名不彰”，所以他们立志通过“艺文”来成就其不朽事业——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在世事变迁和生老病死面前，二袁兄弟感触颇深，因为比常人更容易感受到“无常”的存在，所以他们时常思索生死问题，乃至敬畏生死，把生死问题看得高于一切，他们出入佛道、出禅入净，最终都是为了寻得生命的解脱，以及无上的妙道。在他们心中，一段生死忧患，是始终存在的。他们总是想法设法去寻找一条可以通往彼岸及永生的渡船，对于彼岸和永生，他们几乎都没有过什么怀疑过，他们相信，此生之后就是来世，如果勤加“修炼”，那么此生过后他们就会达到永生的境界。
袁中道同样如此，在他的文集中，也多见其对生死问题的论述。袁中道多有“人生苦短”之感，这与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及多病的磨难有关，在《导庄》中他就两次表达“三界无安,犹如火宅”的认识。他说“人生大限之期，大约以六十岁为率。四十年内，奔波劳役，已极人世之苦；余二十年，略得闲静，少享无为自在之乐，也不空至阎浮提一次。纵令四十以后，求而得之，所享亦复几何。况生死无常，又有未必到六十者；又况求之而不得，益增其苦也”，正是认识到人生的悲苦，他才有志于通过修行而“离苦得乐”。他认为，修行是一件“急于救头”的事情，刻不容缓，这一方面是因为同侪的骤然离世使他触目惊心：“别后两日，王髯遂以一刹那赴阎君之召，酒席上遂少一赏鉴人矣，真为可叹！前月下江边，习习作雄吞状，人命脆薄如此，转令吾辈益怕死耳。”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已领略过世间滋味，对人生之诸多欲望不再有过多要求，而“生死大事”却需要提前着手：“行年四十余矣，世界滋味，已尽尝过，只是如此而已。况骨肉寿命，俱如槿华，恐生死到来，做手脚不迭。以此有志薰修，急于救头”。但是修行是一件清苦且长期之事，为此要放弃世间的诸多享乐，但中道为了“身后”之“乐”而甘愿斩断这尘世之诱惑：“况出世丈夫，前有清净胜妙之乐，持之则可得；后有铁床铜柱之苦，犯之则立至。何不猛将刚刀割此爱缘乎哉！”可见，彼岸世界的胜妙清净是袁中道用功修行的动力及目的所在。
四、学术和生活之间
从《广庄》和《导庄》中，不仅可以发现二袁兄弟的博学淹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宽广的世界观和超然的价值观，在文本中，他们不为物累，不为俗累，洒脱自在，独立独存，俨然学道有成之修士。然而若是参照兄弟二人的生平实际，便可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二袁兄弟有着更为多面的形象存在，也就是说，他们在学术中所树立(建立)的“形象”与在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形象”存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认为他们在“知”与“行”之间存有距离。
根据种子大小分为大、中、小三个粒级水平。用千粒法测得种子千粒质量，分别为：大粒3419±47 g·千粒-1；中粒2878±18g·千粒-1；小粒2056±41g·千粒-1。
统计全国恶性肿瘤发病例数，肺癌位居全国发病首位，每年发病约78.1万，其后依次为胃癌、结直肠癌、肝癌和乳腺癌。肺癌是世界范围内男性新发病例、死亡病例最高的肿瘤，我国各地区男性肺癌发病率、死亡率均排名第一，这可能与我国男性较高的吸烟率有关［1］。肺癌大体分为小细胞肺癌（SCLC）和非小细胞肺癌（NSCLC），非小细胞肺癌可分为腺癌、鳞状细胞癌、大细胞癌3种主要的亚型，其中小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与吸烟关系密切。肺癌的发生发展与致癌基因的激活、抑癌基因的失活及基因组稳定性的丧失密不可分［2］。
上文指出，二袁兄弟生死情切，对生死问题多有探讨，并都对净土宗心存信仰，也就是说，他们对“身后世界”是“惶恐”且“惊惧”的，都认为通过修行来解脱人生之痛苦是必要且亟需的。虽然他们一直在讲“善生善死”“生之如戏”和“即生无生”的生死观，但是他们本人往往很难做到这样豁达自如，在生死面前，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宠辱皆惊”的。能讲能说是学术，做到做不到却是生活。学术和生活，及通过学术所建构的“自我”与生活中呈现的“自我”，在很多时候，往往存有一定程度上的距离和差别，也可以说是“脱节”或“分裂”。比如，二袁兄弟都向往一种不为俗累的“逍遥”人生，但是从他们的文集和人生经历中，却可发现，自始至终他们都有很强的用世之心，他们一直没有忘怀这个世间，更没有忘怀文人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或许这是传统中国文人难以逃脱的历史宿命和历史责任，“兼济天下”的博施厚爱理想即便在他们远处“江湖山林”之时也时常缠绕萦怀。
上文提到袁宏道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既不妨饮酒，又不妨好色，又不妨参禅”，既能享受世间的诸多声色娱乐，又不妨在参禅悟道的修行中通往自在解脱或成圣成贤的彼岸，在“不戒”中成就“定慧”，在“火坑”中求得“清凉”，在“淤泥”中保持“圣洁”，这种生活方式恰是二袁兄弟所共同渴望的。袁宏道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如是说：“此后只愿得不生子短命妾数人足矣……唯有禅诵一事，近可以消遣时日，远可以乞果来生，不肖所以自励励足下者，惟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袁宏道所希冀的正是那种惬意而自适的生活：不为人累，不为家累，不为俗累，不为事累，不为物累，希望不离红尘而又能超越红尘，不断欲望而又能超越欲望。
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会议宣布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明确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确保金融安全与稳定发展。中共十九大又对金融领域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地保证了金融系统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力地保证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有力地保证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袁中道年少时更是纵情酒色，使气任侠。中年以后，他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虽然他时常告诫自己要节欲保身，可是，当那些享乐来临之时他却又不能拒之门外。久而久之，身体越来越差。后来，袁中道著《心律》以用来约束自己的纵情行为，提醒自己远离酒色。在《心律》中，袁中道自述往昔之事：“吾因少年纵酒色，致有血疾。每一发动，咽喉壅塞，脾胃胀满，胃中如有积石，夜不得眠，见痰中血，五内惊悸，自叹必死。追悔前事，恨不抽肠涤浣。及至疾愈，渐渐遗忘，纵情肆意，辄复如故。”可见即便生死在前，很多时候他还是不能很好的自我约束；虽然时常自我检点，但是，那些终究多是文字功夫，是当不得真的。袁中道如此，袁宏道也是如此。
例（1）是一个典型的双及物构式。动词“sent”本身是个右向动词，与构式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该语义值很容易被投射入整合空间与构式空间进行整合，从而在浮现结构中得到这样的解读：“Tom”将一个苹果递给了“Joe”；例（2）中的“bake”是属于“制作”类动词，它本身没有方向性。但在整合空间内，构式的右向信息使动词“bake”具有了方向性，并进而产生了右向性的解读：“Mary”烤制蛋糕，并试图将其送给她的弟弟；例（3）中的“borrow”是个左向性动词，和构式语义方向不符，所以例（3）不成立。
参考文献：
[1]赵海涛.袁中道《导庄》对《庄子》的阐释[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80-84.
[2]赵海涛.公安二袁“注庄”思想的基础[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8(1)：107-112.
[3]龚玫瑾.袁中道《导庄》“以佛解庄”思想之研究[D].台北：国立屏东教育大学硕士论文， 2007.215．
[5](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205-810.
[6](明)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451-1002.
收稿日期：2019-01-02
作者简介：赵海涛( 1989-)，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19)02-0076-(05)
DOI：10.19717/j.cnki.jjus.2019.02.019
(责任编辑 陈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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