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硕新论·
【摘 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由之路。《红旗》杂志自1958年创刊至“文革”前夕，见证了中共对工业化道路的曲折探索历程，这一时期中共对工业化道路历经1958年下半年、1959年上半年、1959年庐山会议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等4个时期，具有独立自主性和曲折复杂性的鲜明特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工业化；《红旗》；道路；探索；
1958年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国正式掀起“大跃进”。会议闭幕两天后，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出版中共中央主办《红旗》杂志的决定。1958年6月1日，中共正式创立执政后第一个全国性的中央党刊——《红旗》杂志。《红旗》杂志自创刊伊始至“文革”前夕，刊载了大量涉及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文章，见证了中共对工业化道路的曲折探索历程。
一、鼓足干劲：1958年中共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关于如何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页。的基本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共以《红旗》杂志为主要平台，向全国宣传工业化政策，推广地方工业化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一）大力发展地方工业，“乡社工业遍地开花”
发展地方工业是1958年中共对工业化道路探索的重要手段，即在全国财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中共试图通过调动全民的力量，大力发展地方工业，由量变达到质变，依靠地方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和广泛普及实现国家的工业化。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指出在较短时期内，实现中小型工厂在全国各地的广泛分布，“前途必然是：一、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二、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三、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1册，第269页。而后，中共通过《红旗》杂志对如何发展地方工业进行了系列探索。
1958年6月，《红旗》杂志1958年第2期刊载了创刊后第一篇关于工业化的文章——《水利和电力相结合，乡社工业遍地开花》，介绍福建省永春县发展地方工业的基本情况。文章指出，发展地方工业，目的是为了服务农业，也是为了向广大群众展现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规模应以小型为主，以县办工业为核心，带动乡乡社社工业发展，使工业遍地开花；方法则是自力更生、依靠群众、全民办厂，在永春县“全部建厂费花了四千多元，国家分文未拿，农业社也一文钱没出，全部是社员出钱出力出料建成的”。①张桂如：《水利和电力相结合，乡社工业遍地开花》，《红旗》1958年第2期。同年7月，《红旗》杂志1958年第3期发表陈伯达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介绍湖北鄂城县杜山乡旭光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兴办和管理地方小型工厂的重要经验。文章强调，兴办地方工业的基层组织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兴办地方工业的目的是为农业服务，地方工业要从小厂房开始办起，以后再逐渐扩大。而这种地方工业的发展将会使中国社会焕然一新，培养出全新的人，甚至“能够比较迅速地消灭工业同农业之间的区别以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区别”，地方小型工厂“代表的，是不可抵抗的、新生的、前进的力量，是共产主义的力量”。②陈伯达：《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红旗》1958年第3期。
（二）解放思想，破除工业迷信，提倡“小”“土”“群”的办工业方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缺乏办工业的经验，借鉴了苏联办工业的方法，中共党内出现了将苏联办工业的方法神圣化、教条化的现象。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评硬搬苏联经验的做法，强调“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要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为了打破迷信，改变人们对办工业的认识误区，中共通过《红旗》杂志发表系列涉及办工业方法的文章，提倡“小”（小规模）、“土”（低标准）、“群”（群众路线）的办工业方法。
钢铁是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重要原材料，钢产量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1957年11月，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15年后中国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1958年上半年随着“大跃进”的发动，1958年全年钢产量指标从2月制定的624.8万吨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102页。攀升至6月制定的1070万吨。⑦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9～700页。然而，从1958年7月开始，由于钢产量指标不切合实际，指标的完成情况很不理想。为了督促钢铁生产，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定，提出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实行书记挂帅，搞群众运动。此后，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通过政治挂帅、群众运动的方式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成为1958年中共对工业化道路探索的主要内容之一。
1958年7月，《红旗》杂志1958年第3期发表薄一波的《打破办工业的神秘观点》一文，批判办工业中存在的“大”“高”“国”等观念：“大”即眼中只有大工业，没有中小型工业的观念；“高”即只办现代化、机械化和自动化的高标准企业的观念；“国”即单纯依靠中央出资来办工业，由国家工业部门集中管理的观念。文章指出，如果按照这些观念来办工业，工业化进展就会非常缓慢，难以发挥出地方的积极性，强调破除工业迷信“是一个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办工业的运动，是一个工业建设方法上的大革命”。④薄一波：《打破办工业的神秘观点》，《红旗》1958年第3期。随后，《红旗》杂志1958年第3期连续刊载《草木之争》《养捕之争》《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出发？》三篇文章，继续批判办工业中存在的某些观念。“草木之争”即我国造纸工业的原料以木浆（高标准、低产量）为主还是以草浆（低标准，高产量）为主的争论。“养捕之争”即我国水产业的发展以远洋捕捞（国家经营，集中管理）为主还是以近海养殖（合作社经营，地方管理）为主的争论。而《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出发？》一文则从根源上指出了这两场争论的实质，即主观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文章指出，主观主义者“只看见客观条件的限制，不敢去争取那些可以争取和应该争取的胜利”，破主观主义、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将帮助我们以世人所想象不到的速度建成社会主义”。⑤孔桑：《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出发》，《红旗》1958年第3期。
（三）开展大炼钢铁运动，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
研究中发现，单一层面切片的HE染色，前哨淋巴结发现45枚(8例)(17.7%)、非前哨淋巴结41枚(14例)(34.1%)发现转移。对365枚前哨淋巴结行多层切片HE染色及免疫组化染色检测，发现单层切片常规HE染色前哨淋巴结均有微小转移，余下HE染色阴性的前哨淋巴结有微小转移灶，直径均小于2 mm，累计有96枚前哨淋巴结内有转移灶。
记被扫描物体函数为f(x,y)，且每一条射线可以用直线方程描述：xcosθ+ysinθ=ξ。则根据二维Radon变换的定义，投影数据p(θ,ξ)可以表达为:
（四）改进工业企业管理方式，走群众路线，破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业企业是工业生产的基本构成单位，企业管理效果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工业企业管理普遍暴露出忽视群众路线的问题，例如“自上而下地下达任务”，“要求群众保证实现领导规定的、偏于保守的生产计划”。⑤李雪峰 ： 《关于企业管理方法上的群众路线问题》，《红旗》1958年第5期。因此，1958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黑龙江省委《关于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及实行业务改革的报告》，推广北安国营庆华工具厂的经验，强调在工业企业管理中贯彻群众路线，敢于打破常规，修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40页。随着大炼钢铁运动的开展，改进工业企业管理方式也向着“走群众路线”“破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方向发展。
学黄诗蔚然成风之际，也出现了盲目模仿、亦步亦趋的现象，至朝鲜朝前期，许多模拟之作缺乏创造性，使诗歌创作走向了狭路。如许筠《鹤山樵谈》曰：“本朝诗学以苏、黄为主，虽景濂大儒亦堕其窠臼。其余名于世者，率啜其糟粕，以造腐牌坊语，读之可厌。”[16](P345)“本朝人文则三苏，诗学黄、陈，故卑野无取。”[16](P358)按许筠之说，当时诗歌创作弊端突出，诗风改革迫在眉睫。在学唐派的倡导下，也在明代复古派“诗必盛唐”思潮的影响下，自朝鲜朝中期起，主体诗风由学宋(主要是学黄、苏、陈)转为学唐。此后，诗人们对黄庭坚的接受热度逐渐降低，但仍有人坚守，如金万基、金崇谦等。
如图5(a)，通过配置表中表名字段与盾构数据表名关联，实现数据分散至多表存储，而图5(b)则是对某台盾构而言的设备、部件、测点和数据的关联示意，如此则实现了树形存储。
1958年8月，《红旗》杂志1958年第5期发表李雪峰的《关于企业管理方法上的群众路线问题》一文，批判在企业管理中存在的单纯依靠“技术人员、精通业务的干部和一成不变的‘所谓的’规章制度”以及认为群众运动“会破坏生产秩序，打破计划平衡”⑦李雪峰 ： 《关于企业管理方法上的群众路线问题》，《红旗》1958年第5期。的观点，指出技术专家必须同工人群众相结合，以及适合生产需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才能对生产起到积极作用。随后，《红旗》杂志第12期刊载《在大型企业中贯彻群众路线的一面红旗》一文，介绍包头钢铁公司改进管理方式的经验，指出企业改进管理方式要“向群众讲形势、讲任务，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⑧刘志兰等：《在大型企业中贯彻群众路线的一面红旗》，《红旗》1958年第12期。遇到技术困难要发动群众解决，提倡废除“计件工资”和“物质奖励”制度，从而避免“挑肥拣瘦，讨价还价”“虚报冒领，少干多领”的情况。
本文结合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开展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探讨发挥高速公路公司站区长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的措施。
二、“冷”“热”结合：1959年上半年中共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1958年11月28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在充分肯定“大跃进”的基础上，初步指出了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两点教训：一是要遵守客观规律，“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超过这个可能性的计划就不能变为现实”；二是要全面安排、均衡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1册， 第544～545页。全会在制定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上，要求“既反对太冷又反对太热”，既要有“冲天干劲”，也要有“科学分析”。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1册， 第557页。因此，1959年上半年中共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呈现出“冷”“热”结合的特点：一方面，探索继续在“大跃进”“总路线”的轨道内进行；另一方面，探索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在不断地被发现，并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
（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思想必须适合于客观规律性”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是“大跃进”时期中共对工业化道路探索的重要内容。然而，在1958年的工业化实践中，各地普遍出现了否定客观规律、谎报虚报成绩的浮夸现象。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次提及实事求是和尊重客观规律的问题，指出“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个客观的东西。客观上能速则速，不能速就还是不速”，③ 《毛泽东年谱》 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页。“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④《毛泽东年谱》 第3卷，第527页。同年11月28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提出要“反对浮夸，反对借口破除迷信而否认科学，反对谎报成绩、隐瞒缺点”。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29册， 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4页。而后，1959年上半年中共通过《红旗》杂志刊载相关文章，强调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对纠正工业化道路探索中的主观主义倾向和浮夸倾向做出了努力。
3.大面积改造成鱼养殖池塘为鱼种塘，利用湖北渔民鱼种养殖经验丰富的优势，改常规成鱼养殖为常规鱼种养殖，减少养殖饲料投放和水域污染，减少渔民生产资金投入和占用，降低渔民生产成本，增加渔民纯收入；2018-2020年湖北省利用国家政策性支持资金每年升级改造池塘5000亩，推广扩大水产苗种养殖面积5000亩。
《红旗》杂志1959年第1期发表范若愚《思想必须适合于客观规律性》一文，强调认识和遵守客观规律的重要性，指出“当人们尚未认识和掌握总路线所反映的客观规律的时候，建设的速度就比较慢；反之，当人们比较充分地认识和掌握了这些规律的时候，建设的速度就比较快”。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尽管人们在这一过程中的所做所想难免会出错误，但“在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中，必须实事求是，力戒浮夸；应当细致研究，不应当简单轻率”。⑥范若愚：《思想必须适合于客观规律性》，《红旗》1959年第1期。第3期刊载舒同《发扬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批判主观主义作风和浮夸作风，认为主观主义作风以脱离实际的空想去指导工作，不仅会将群众运动引向不正确的方向，更会出现只凭主观想象、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现象，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挫折。而浮夸作风则会使渲染成绩、虚报产量、摆样子、形式主义的现象盛行，不仅会使生产计划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上，而且还会腐蚀人的思想、松懈斗志，使本来有益的形式失掉原来的意义。因此，“凡迷信必须破除；凡科学真理必须坚持。破除迷信是为了发扬科学真理，也只有坚持科学真理，才能破除迷信”。⑦舒同： 《发扬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红旗》1959年第3期。
（二）“全国一盘棋”，大破本位主义，大立全局观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工业底子薄、基础差，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较为紧张。1958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开始大力兴办工业企业，出现了企业“乱上马”，不分轻重缓急、齐头并进的局面，不少国家重点工业企业由于缺乏钢材、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原料，在生产上出现困难。1959年1月，为了改善工业原料供应的紧张局面，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在《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强调“各部门和各地方在布置生产任务和调拨生产物资的时候，必须根据‘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一律实行先国家、后地方的原则”。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随后，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份报告，并通过《红旗》杂志宣传“全国一盘棋”精神，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工业企业的生产。
1959年8月，《红旗》杂志1959年第16期发表王光伟《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一文，阐述工业支援农业的重要意义，指出不同于过去的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关系，社会主义的工农业关系是一种新的互相支援、共同发展的关系，将会为“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创造条件”，⑧王光伟：《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红旗》1959年第16期。把工农联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随后，《红旗》杂志连续刊载相关文章，宣传地方工业支援农业的成功经验。1960年7月，《红旗》杂志1960年第13期刊载黄火青《厂社挂钩是加强工农联盟的一种新形式》一文，论述辽宁省以厂社挂钩形式开展工业支援农业的具体实践，强调“组织厂矿企业同农村人民公社直接挂钩”，⑨黄火青：《厂社挂钩是加强工农联盟的一种新形式》，《红旗》1960年第13期。既是工业支援农业的有效形式，也是加速农业技术改造的重要经验。紧接着，《红旗》杂志1960年第14期刊载江渭清《广泛开展支援农业的群众运动》一文，介绍江苏省开展工业支援农业工作的具体情况。文章认为，工业支援农业的群众运动不是孤立开展的，必须使这一运动“和以钢铁煤为中心的原料材料生产的运动、城市以四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的运动、城乡人民公社的建设运动以及党员干部改进思想作风的运动紧密结合起来”，①江渭清： 《广泛开展支援农业的群众运动》，《红旗》1960年第14期。才能实现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
（三）关注经济效果，提高工业生产建设质量和劳动生产率
1958年下半年，由于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不计经济效果，工业生产建设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大幅下降。例如1958年钢产量的公布数字为1108万吨，这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土钢，这些土钢的质量都很差，根本无法使用，实际上全年合格的钢产量只有800万吨。此外，在群众运动中快速建成并投入生产的大量小型工厂，普遍呈现出消耗大、成本高的特点，事故频发。小高炉炼的生铁，成本每吨为250～300元，比生铁调拨价每吨150元还要高出66%～100%，焦炭的消耗量也比大高炉多出1～2倍。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3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大型企业由于受到“大搞群众运动”的冲击，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合格率也普遍降低。因此，1959年上半年中共通过《红旗》杂志刊载系列文章，旨在纠正忽视经济效果、生产效率和工业生产建设质量等错误倾向。
1959年5月，《红旗》杂志1959年第9期刊载柯庆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文，宣传上海市“将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发展工业的主要途径”的工业发展规划。文章对比了推动工业发展的两种方式，即增加工人数量的方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前者以大办地方工业和中小型企业为主要特征，占用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造成工农业比例的严重失衡，而后者则与其不同，既有利于“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福利”，也有利于“降低劳动强度、逐步缩短劳动时间、促使劳动者得到全面发展”。⑤柯庆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红旗》1959年第9期。接下来，《红旗》杂志1959年第13期刊载“许辛学”⑥“许辛学”是《红旗》杂志经济评论写作小组的笔名，意为“虚心学”，由邓力群、梅行、马洪等人组成。写作小组成员是中央有关经济问题会议的参加者和经济文件的起草者，所写的文章对当时的经济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学会更好地计算经济效果》一文，论述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发挥经济效果的问题，文章写道：“‘多快好省’，是要求人们在生产和建设中，充分发挥经济效果，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哪里用最少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哪里才是真正鼓足了干劲，真正居于上游”。①许辛学：《学会更好地计算经济效果》，《红旗》1959年第13期。
（四）下调工业生产指标，企业制定生产指标要切合实际
“高指标”是“大跃进”的主要特征之一。1958年下半年，为了完成1070万吨钢的指标，国家向钢铁战线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导致农业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农作物丰产不能丰收，许多地方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由于大炼钢铁运动并不如人愿，毛泽东也对过高的钢指标起了怀疑，认为“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09页。经过多方调查研究，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将1959年的钢产量由北戴河会议的2700～3000万吨下调为1800～2000万吨。随后，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将钢指标降为1650万吨，同年6月，中共中央又将1959年的钢指标降到了1300万吨。③《毛泽东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为了纠正“高指标”问题，中共通过《红旗》杂志宣传“指标要切合实际”，引导企业从实际出发下调生产指标。
1959年6月，《红旗》杂志1959年第12期刊载“许辛学”《指标要切合实际》一文，论述企业该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生产指标的问题。文章写道：“在实践的过程中根据实际的情况，调整某些单位的生产指标，这样的事情是难以避免的，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从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还不久的国家里更是如此”。指标过低会打击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但指标过高，工人们通过努力依然不能完成，则会使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下降得更快。此外，指标过高还可能使企业片面追求数量，忽视产品的质量、品种以及生产的安全，最终引起生产的失调和混乱。因此，只有“把客观条件的可能性同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这样来确定我们的任务和指标，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采取的方法”。④许辛学：《指标要切合实际》，《红旗》1959年第12期。
三、浪潮再起：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共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通称庐山会议。在庐山会议上，党内出现激烈的争论，爆发了反右倾斗争。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强调右倾思想已经成为目前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如果不彻底加以批判和克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不可能的，各项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不可能的”。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掀起新一轮“大跃进”浪潮。总之，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打乱了1959年上半年的纠“左”工作。此后，中共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尽管没有完全走入歧途，但始终在纠“左”和反右之间摇摆不定，导致一些有益的探索也无法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在实践中造成了很大破坏。
2.1.2 不同处理对马铃薯植株生长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CK1处理抑制了株高的生长，喷施缓解剂处理的1、3与对照CK1有显著差异，CK1处理对分枝数没有抑制，喷施缓解剂处理的2、3与对照CK1有显著差异，CK1处理出现叶片失绿、矮化的情况，喷施缓解剂的1、2、3处理使植株基本上能正常生长。
（一）再次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
庐山会议后，如何重新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成为当时中共对工业化道路探索的主要方向。而“大跃进”的实践表明，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无疑是推动“大跃进”迅速走向高潮的最有效方式。因此，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深入开展轰轰烈烈的厉行增产节约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2册，第29页。各行各业都要加快生产，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这是全国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当前的无上光荣的使命”。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2册，第33页。而后，中共通过《红旗》杂志刊载相关文章，对如何迅速、有效地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进行探索，号召全国各地开展以增产节约为目标的群众运动，实现新的跃进。
关于工农业发展关系，陈云早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就指出：“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⑤《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7页。然而，“大跃进”运动使我国工业化的进度超过了农业所能承受的限度：一方面，工厂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对粮食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大规模群众运动占用大量农村劳动力，导致农业丰产不丰收。1959年上半年，全国不少地区遭受大面积水旱灾害，农业生产遇到很大困难。因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指出，在工业建设方面，要“把工业生产和建设中的多余的劳动力尽可能地调回农村”。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2册，第33页。1959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工业生产会议的通知》，将“工业支援农业的问题”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2册，第153页。列为工业建设的重点研究问题之一。而后，中共通过《红旗》杂志对工业支援农业问题进行了系列探索。
（二）平衡工农业发展关系，工业支援农业
1959年8月，《红旗》杂志1959年第16期发表康永和《认真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一文，论述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该如何开展劳动竞赛的问题。文章认为，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一方面要突出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重要环节，大搞技术革新，“使少数先进者的先进生产水平迅速地变成全社会的生产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领导，既“揭露了先进定额、先进技术和落后定额、落后技术的差距，而且使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更加明朗化了”。③康永合：《认真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红旗》1959年第16期。同年11月，《红旗》杂志1959年第21期发表柯庆施《关于工业战线的群众运动》一文，认为领导人员和广大群众相结合、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相结合、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和物质鼓励相结合，是上海市在工厂企业中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四点重要经验。文章着重强调领导人员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重要作用，指出其根本途径是“正确处理工厂企业中人民内部矛盾，不断调整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④柯庆施：《关于工业战线的群众运动》，《红旗》1959年第21期。领导人员要克服右倾松懈情绪，参加生产劳动，工人群众则要发扬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互相支援。只有如此，增产节约运动才能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展起来，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
1959年2月，《红旗》杂志1959年第4期刊载柯庆施《论“全国一盘棋’》一文，阐述了“全国一盘棋”的方针。文章认为，我国工业基础薄弱，要想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必须“首先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于最关全局的方面，绝不能分散力量”，“根据主从、先后、轻重、缓急的精神制订工业发展计划”，在“元帅”升帐、“先行官”进军的情况下，如果挤掉了一些次要方面，应当予以调整，但是“这种个别的不适应现象，并不可怕，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全局和整体的利益，片面强调各个地方的局部需要”。②柯庆施：《论“全国一盘棋”》，《红旗》1959年第4期。随后，《红旗》杂志1959年第5期发表陶鲁笳 《广泛地进行‘全国一盘棋’的教育》一文，讲述太原市山西机器厂克服本位主义、树立全局观念的范例，批判工业生产中存在的本位主义思想。文章指出，在国家分配物资时，本位主义者总认为比其他地方少了，不顾大局；在当地分配物资时，本位主义者则采取平均主义，不分轻重缓急。这样不仅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且还会在人们心目中滋长“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意识”。③陶鲁笳： 《广泛地进行“全国一盘棋”的教育》， 《红旗》1959年第5期。只有广泛地进行“全国一盘棋”的教育，大破本位主义，大兴共产主义协作之风，才能普遍地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加速国家的工业化。
1958年10月，《红旗》杂志1958年第9期设置“在钢铁战线上”专栏，宣传地方开展大炼钢铁运动的典型事例。在专栏中，《向时间要钢》一文讲述上海第三钢铁厂通过加强思想工作、动员群众，最终超额完成钢产量任务的典型事例，强调只要“下最大的决心，坚定不移地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天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①张江贻：《向时间要钢》，《红旗》1958年第9期。《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一文以湖南邵阳专区钢铁生产高潮为例，认为“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过去认为难以解决的资金、原材料、设备、燃料等问题，在群众面前一下子都解决了”。②尹子明：《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红旗》1958年第9期。随后，《红旗》杂志1958年第10期设置“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专栏，推广山西、河南两省的运动经验。在《党的群众路线在钢铁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一文中，陶鲁笳强调山西省开展大炼钢铁运动的经验在于坚持与右倾保守思想做斗争，如果“不把一切促退派和右倾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观点彻底驳倒，那么，政治挂帅，党的群众路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都成为空谈”。③陶鲁笳：《党的群众路线在钢铁战线上的伟大胜利》，《红旗》1958年第10期。在《群众性的炼钢铁运动》一文中，赵文甫认为河南省开展大炼钢铁运动的经验在于“明确以钢为纲的重要意义”“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④赵文甫：《群众性的炼钢铁运动》，《红旗》1958年第10期。
（三）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1959年庐山会议前，技术革命虽然作为“大跃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厂企业中不断开展，但还没有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在庐山会议后，中共把技术革命当作了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推进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手段。1960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太原市委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指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我国工业连续大跃进的一项极重要措施”，“希望中等以上的城市党委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并且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2册，第48页。技术革命迅速席卷全国。而后，中共通过《红旗》杂志刊载相关文章，探索在企业中如何深入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1960年4月，《红旗》杂志1960年第8期发表聂荣臻《工厂技术革命的新气象》一文，讲述其在考察广州、重庆两地工厂企业技术革命的见闻。文章写道：“今年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声势之大、发展之快，完全可以同1958年搞全民大炼钢铁相比”，参与人数也远远超越了以往技术革命的规模，既有好的经验也有新的问题，而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既是“我国工业战线上的新生事物”，也是“我国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③聂荣臻：《工厂技术革命的新气象》，《红旗》1960年第8期。随后，《红旗》1960年第10期发表薄一波《技术革命的新形式》一文，指出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群众运动的继续和发展”，④薄一波：《技术革命的新形式》，《红旗》1960年第10期。同“大跃进”相互促进。文章概括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十个主要特点，阐述了在企业中继续进行技术革命需要注意研究和加以解决的新问题，例如改革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规章制度的问题、调整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的问题、由于实现机械化造成的劳动力剩余的问题以及工人的工资福利的问题等等。
（四）提高工业企业管理水平，推广“鞍钢宪法”
1960年3月，中共中央在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中指出，鞍山市委的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页。要求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把鞍山市委的报告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学习“鞍钢宪法”，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实现1960年的技术革命和生产跃进。而后，中共通过《红旗》杂志对如何全面提高工业企业的管理水平进行探索，推广“鞍钢宪法”，贯彻“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旨在推动技术革命和“大跃进”的不断发展。
1960年6月，《红旗》杂志1960年第12期刊载陶铸《关于领导厂矿企业的几个问题》一文，介绍广东省汕头市公元摄影化学厂“从一间小小的实验室发展为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联合企业”，“从年产值一二十万元发展到年产值七千多万元”⑥陶铸：《关于领导厂矿企业的几个问题》，《红旗》1960年第12期。的管理经验。文章认为，工人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领导人员中的“反右倾”斗争、工人文化和技术水平的普及、对工人利益和生活的关心是公元摄影化学厂实现技术革命和多快好省的重要经验。同年8月，《红旗》杂志1960年第15期刊载王鹤峰《巩固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全面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一文，阐述黑龙江省巩固和提高“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的情况。文章指出，“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经过实践，有了进一步发展，工人参加管理的范围不断扩大，干部参加劳动实现制度化和经常化，普遍建立了干部定期参加劳动的制度，特别是出现了“工厂同大专学校、科学研究部门，工厂同设计部门、使用部门相结合”①王鹤峰：《巩固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全面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红旗》1960年第15期。的“三结合”新形式。
会上，研发三部还与当地经销商签订“中国农资”系列新产品的销售代理协议。参会的一位经销商表示：“这几年我们一直与中农合作，当地农民对中农产品非常认可。我们与中农控股这样的大企业合作感到很放心。跟着中农走，小康路上加速走！”
四、积极调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中共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
历时三年的“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衡，工业生产建设经济效益下降，人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中共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急需作出相应的调整。1960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经周恩来审定的报告提出了“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5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7页。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14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全会正式通过“八字方针”，标志着“大跃进”时期的结束，我国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八字方针”的核心是“调整”，因此，这一时期中共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以“调整”为主线：一方面，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另一方面，调整工业的内部管理，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成本管理，重视工人的社会主义教育和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
这艘船如同一栋别墅一样，应有尽有。他们走进沙画室，阿巴的眼前出现了许多他曾经在沙滩上画下的船只。韩贝告诉他，自己是住在贝壳里的小妖，贝壳就是用来收集宝贝的，阿巴的那枚贝壳是她送的。她收藏了阿巴画下的船只，所以给他这枚贝壳船票。贝壳小妖们只邀请信得过的朋友上船。
（一）解决轻工业品短缺问题，增产日用小商品
“大跃进”时期，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轻工业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甚至连锅、盆、碗、筷等基本的日常用品都难以买到。1960年12月，轻工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生产的报告》，指出日用品市场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行业受到严重灾害的影响”；二是“很多产品还由于统筹安排不够而造成减产、停产”。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1961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轻工业部党组的报告，并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中，要求轻工业部门“努力克服由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原料不足的困难，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6册，第61页。而后，中共通过《红旗》杂志刊载相关文章，以轻工业为突破口对我国的工业化道路进行调整。
因而，在腰椎间盘突出症并发椎管狭窄的诊断中，单排螺旋CT的诊断价值较高，能够为患者后续治疗提供指导性意见，推荐临床应用与推广。
1961年3月，《红旗》杂志1961年第6期刊载孔祥桢《解决轻工业原料供应问题的途径》一文，论述如何解决轻工业原料供应不足的问题。文章指出，解决原料供应不足的问题，一方面轻工业要支援农业生产，例如组织职工上山下乡帮助农民收集和加工农副产品、通过厂社挂钩指导农业增产等。另一方面轻工业要“发展工业品原料，开辟新的原料来源，使农副产品原料和工业品原料同时并举”，⑤孔祥桢： 《解决轻工业原料供应问题的途径》， 《红旗》1961年第6期。并在轻工业的生产过程中提高原料的利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品的原料消耗，节约原料、避免浪费。同年7月，《红旗》杂志1961年第14期刊载《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增加市场供应》一文，论述如何解决轻工业生产安排不合理的问题。文章指出，解决轻工业生产安排不合理的问题，在行业内要“充分发挥传统生产力量，具体安排日用轻工业品生产的供产销关系”，⑥季龙： 《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增加市场供应》，《红旗》1961年第14期。以传统产区、传统产品为重点，鼓励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以及个体手工业者生产轻工业品，以满足市场需求。在工厂中要改进工资制度，激发生产热情，“集中劳动人民的智慧，利用‘土’原料，生产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土’产品”，以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
（二）学会经济核算，加强成本管理
“大跃进”时期，许多工业企业不计成本、不计盈亏，使工业企业的财产和人力都遭受了很大损失。1961年6月至9月，中共中央为了大力整顿工业企业，全面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组织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条例草案的第五章专门论述了工业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明确规定工业企业“必须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必须编制成本计划，加强定额管理，不断地降低产品成本”，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8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分十条对如何进行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做出了基本要求。为了配合《工业七十条》中对工业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和成本管理的探索和推广，中共通过《红旗》杂志刊载系列文章，对条例草案中的相关规定和基本要求做出说明和解释。
1961年9月，《红旗》杂志1961年第18期刊载“许辛学”《进一步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一文，论述在工业企业中如何加强经济核算的问题。文章指出，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既要反对“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要算大账，不要算小账”的错误想法，也要反对“只要完成产值任务，就可以不计成本”②许辛学：《进一步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红旗》1961年第18期。的认识误区，在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建立责任制，同时坚决反对和制止破坏国家财政纪律、违反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切实保证国家任务的完成。1962年4月，《红旗》杂志1962年第7期刊载赵少平的《进一步加强成本管理》一文，与《进一步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一文相承接，论述在工业企业中如何加强成本管理的问题。文章指出，加强企业的成本管理，要切实做好成本核算工作、认真制定成本计划，“坚决改变账目不全、不实和手续不清的情况”，③赵少平：《进一步加强成本管理》，《红旗》1962年第7期。防止出现“物资大材小用、优才劣用”的现象，同时也要避免发生“无视产品质量，为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的错误认识，使成本管理建立在准确、可靠的基础上。
（三）提高工业支援农业的水平，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工业
尽管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共中央曾提出过工业支援农业的方针政策，但在“大跃进”和“反右倾”的浪潮下，这一方针政策根本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工业过度挤占农业的发展空间，使农业遭受巨大的破坏。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点讨论农业发展问题，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关于工业发展的方向，全会认为“我们的各个工业部门，都必须坚决地把自己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逐步建立起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完备的工业体系”。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1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而后，中共通过《红旗》杂志刊载相关文章，探索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工业的主要内容和基本途径，完善以适应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工业体系。
坐进车内，奥迪R8 RWS的座椅表现得还算令人满意，置身其上，一种沉静之感立即感染了我的全身。车载娱乐系统将德国式的设计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只有德国人严谨的思维才能创造出如此严谨的操作逻辑和出众的显示效果。
1963年1月，《红旗》杂志1963年第2期刊载“许辛学”《把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一文，阐述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工业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文章指出，把工业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将决定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⑤许辛学：《把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红旗》1963年第2期。有利于加速农业的现代化，把我国的农业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农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会为工业创造广阔的市场和积累资金，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工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所能提供的粮食、原料、劳动力相适应，保证工农业间的正确比例，把实现工业现代化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二是工业的发展方向，要以农村为主要市场，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把支援农业摆在第一位，克服“支援农业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部门的事情”“因嫌利润少而不愿生产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品”等错误思想。
（四）重视工人的社会主义教育，“学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正当国民经济调整顺利进行、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的时候，中苏两党间爆发了论战。1963年7月，苏共中央首先公开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进行大肆攻击。针对于此，《人民日报》和《红旗》接连发表九篇文章予以回击。随着国际“反修”斗争的进行，国内“防修”斗争也逐步升级。1963年12月，毛泽东致信林彪、贺龙、聂荣臻等军队领导干部，明确提出工业部门要学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做政治工作”，这样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第263页。此后，中共通过《红旗》杂志刊载系列文章，探索在企业中进行“反修防修”的途径和方法。
《红旗》杂志1964年第1期刊载顾大椿《加强对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一文，阐述对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紧迫性。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一方面，现代修正主义者宣扬阶级合作和个人的物质刺激，“消磨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斗志，企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阶级敌人和平共处”；②顾大椿：《加强对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红旗》1964年第1期。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成员大量进入工人队伍，带来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因此，加强工人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一个根本问题”。《红旗》杂志1964年第5期刊载《做好工业企业车间的思想政治工作》《一个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车间党支部》两篇文章，介绍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钢厂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文章写道：“解放军的基层战斗单位是连队，企业的基层生产单位是车间。做好车间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搞好生产的根本保证”。③李野：《做好工业企业车间的思想政治工作》，《红旗》1964年第5期。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从参加体力劳动入手，干部跟工人打成一片”，④张高：《一个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车间党支部》，《红旗》1964年第5期。其次要关心工人生活，“把思想工作做到家属身上”，最后进行阶级教育，通过老工人讲家史、谈身世，帮助工人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
五、结语
纵观历史，中国工业化改变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命运，构筑了屹立不倒的大国筋骨，架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柱梁。通过考察1958—1965年的《红旗》杂志，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充满了艰辛和曲折，呈现出鲜明的历史特点。
第一，独立自主性。工业化，就其本质而言，在各国都是一样的，但由于时代和国情的差异，各国的工业化不可能按照某种固定的模式来进行，各国的工业化道路也注定各具特色。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经验，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的工业化基本上照搬苏联的经验，“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⑤《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业化实践，再加上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露了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弊端，中共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独立自主的探索，这其中内在地包含着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为了以较高的速度实现工业化，1958年8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全国掀起“大跃进”运动。事实证明，“大跃进”以失败而告终，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但就其目的来说，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和“大跃进”的发动，体现了中共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反映了党和人民迫切希望在短时间内改变国家贫穷落后局面的美好愿望。面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中共勇于正视错误，独立自主地纠正错误，在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八字方针”，经过五年的恢复和发展，使国民经济再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势头。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发现中共对工业化道路探索的独立自主性，不仅体现在打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之中，还体现在面对探索中的错误，独立自主地纠正错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正确地制定出“八字方针”，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的过程之中。
第二，复杂曲折性。如前所述，1958—1965年中共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充满了艰辛和曲折。在1958年全国声势浩大的“大跃进”中，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解放思想，破除工业迷信，兴办地方工业，开展大炼钢铁运动，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大跃进”带有浓厚的急于求成色彩，不仅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还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农业、轻工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1959年上半年，中共开始纠正工业化中只求“多、快、省”而忽视“好”的“左”倾错误，下调工业生产指标，强调“思想必须适合于客观规律性”，宣传“全国一盘棋”精神，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国民经济状况出现好转，我国的工业化也朝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然而，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打乱了1959年上半年的纠“左”工作，重新掀起“大跃进”的浪潮。尽管这一时期中共曾提出过工业支援农业，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推广“鞍钢宪法”，但在肯定“大跃进”、保卫“总路线”的前提下，中共对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始终在纠“左”和反右之间摇摆不定，一些有益的探索也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国民经济遭受很大破坏，人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八字方针”，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倾错误进行比较彻底的纠正，着力解决轻工业品的短缺问题，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成本管理，提高工业支援农业的水平，重视工人的社会主义教育，使工业生产和建设得以恢复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苏论战的爆发和“反修防修”的提出，出现了把加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同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相联系、把物质奖励同政治挂帅直接对立起来的做法，并且这种对立很快上升至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我国工业化的走向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地进行，这一过程必将充满着艰辛和困难。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19）02-0081-12
（林建雄，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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