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存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二元对立。政治问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的趋势凸显，双方的内在缺陷导致了政治理论与社会现实的偏离。由此，语境之于规范性政治理论的作用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政治哲学中的语境论围绕着正义理论的建构、抽象原则的解读、政治理论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展开，吸收并综合各方的优势，克服它们的不足，进而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二元对立，疏解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为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多元性、动态性和整体性的研究方法。
政治理论需要语境要素的介入
政治理论中规范始终是与善、机构和社会关系等要素密切相关的，这些要素涉及的语境是指与政治论证对象有关的某些事实，而这些事实可以通过语境分析进行解读。由此，一个语境就表征了一组规范性实践，那么规范就不再是“任意的思想网络要素、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始终与特定时间、历史和文化密切相关的。换言之，政治理论把对语境要素的分析作为研究的起点，语境本身就成了新的问题域。在面对具体的社会实践时，有必要首先确定政治理论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
其一，语境是政治理论的问题来源。政治理论的语境分析方法并不是首先构建完整的正义理论，然后将其代入任何出现的问题中，而是将理论发展看作是对政治问题及其语境进行反思的结果。“我们只需要考虑在语境中提出的观点，并使之具有可理解性。”政治理论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原则和现实的偏离，那么语境论的应对策略就是对存在于特定语境中的普遍性概念进行重新思考。更深一层，问题的本身也依赖语境，对问题的解答不仅是一种描述，而是当存在某种紧张、困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时，一组语境事实就会构成一个问题。语境论缩小了描述性理论和规范性理论两者之间的距离，使规范性理论成为显著的问题导向型理论。所以，对政治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分析其所处的特殊语境，这是将语境作为政治理论之问题来源的首要条件。
其二，语境是理解政治理论的前提。我们理解普遍原则和概念之前，首先要对其所应用的语境进行限定。政治原则和概念只有相对于某个特定语境才有意义，同一个抽象的原则和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就会有不同的含义。语境论认同抽象的政治理论的本质内容，但也对其抽象性进行批判：一是，政治理论关注于抽象概念的解释，使其脱离人们面临的具体政治问题；二是，将政治论点建立在哲学家的直觉之上是不可靠和脱离了现实生活的。“脱离具体语境的问题及其相关的解释是没有意义的”，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事件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难以用一两条普遍原则予以说明，除非将它们放在各种特殊语境下进行解读和应用，才能明白其真实含义。因此，理解抽象理论的前提是首先对抽象理论所应用的语境进行必要的解读。
其三，语境是规范性实践的约束条件。语境对规范性实践的约束在于，确定特殊语境中最重要的规范和解释方法。语境没有为政治论证提供规范性的论据和结论，它的作用只是限制了规范性实践的适用范围。特定语境中不会只存在一个相关规范，且对相关规范地解释也不是唯一的。因此，我们在考察某个特定语境时需要确定哪种规范对该语境是最重要的，进而确定解释该规范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对规范地解释需要遵守两个准则：第一，所选的规范必须是对涉及语境的可行性论述的一个要素；第二，在契合语境的众多解释中，理论家必须选择一种能更好地支持该政治理论的解释。政治事件具有动态的和即时性的特质，对其分析的结果必然是一种渐进式的。在确定正义原则时，语境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发挥作用：第一，在现实条件下，通过不断探索和评价得出一些普遍的原则，并进一步在实践中修改和细化；第二，在不预设绝对规范标准的前提下，赋予具体语境中发现的规范以重要权重。基于此，语境分析的目标不是为研究政治问题找到绝对的正义原则，而是通过对正义原则不断地修正和细化，为寻找出趋于完善的制度和政策而努力。
综上，首先，语境论进路将普遍原则应用到特定语境中，那么有关语境的事实就成为了该论据的经验性的前提，从而语境就成为了政治理论的问题来源。其次，语境分析不仅仅是作为对特定案例下探求普遍原则的必要先决条件，还能划定其适用范围。再次，语境事实被调用来限制和指导结论，在选择特定语境时，也就选定了该语境下的局部规范，特定的语境会强烈预设特定的规范。最终，在对语境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建构的政治理论能更好地解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社群的行为模式、思考方式和价值决断标准。
其二，弱势社群对诸如文化认同、社会福利、受教育权等方面的诉求，这涉及到了其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的协调，即主流社群采取包容的态度分享社会资源，弱势社群同样需要出让部分公民权利。在语境论的视角下，在法律的框架内，不同社群通过沟通、协商来达成新的社会共识。这种沟通、协商机制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政治活动。基于法律框架内的新社会共识为法律和政策的细化和修正提供了依据。可以说，基于充分地沟通、协商的社会共识所建构的政治理论，是实现上述资源公平分配的分配正义、协商机制合理合法的程序正义、文化融合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正义的最好途径。
149例胎儿中，59例胎儿经腹部二维超声获得了颅脑正中矢状切面，显示率为39.6%，135例胎儿经腹部三维超声获得了颅脑正中矢状切面，显示率为90.6%，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二维及三维获得正中矢状切面的59例及135例病例中，胼胝体显示率分别为93.2%（55例），94.8%（128例），透明隔腔显示率分别为94.9%（56例），95.6%（129例），小脑蚓部显示率分别为96.6%（57例），96.2%（130例），第四脑室显示率分别为72.8%（43例），70.4%（95例），均P＞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政治哲学的语境论进路
其二，哈贝马斯认为实现正义的路径是对法律制度和（政治）协商机制合法性的辩护，尝试将其“规范语用学”用以阐述正义理论。政策和法律是人们在对话、协商、交流的过程中达成的共识，而达成某种共识的对话程序必须具有合法性。法律的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要求法律的遵守需凭借政府的强制力，即通过参与政治活动或通过主体之交往行动得以体现。
1. 正义理论的语境论建构
语境论并不关注对政治理论的正当性辩护，而是关注政治价值和规范性问题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说，正义理论的语境论建构是“尝试明确表述那些已经融入特定传统和生活方式的现有规范和价值标准之集合的理论”。正义原则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与具体语境关联的，它植根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并与人类不断变化的生活实践相关。正义理论不仅需要考虑其语言的意义，还需要考虑其使用者的政治立场和目的意图。正义理论的语境论建构有以下几个视角：
几个老友闲聊，张三问李四：“儿子孝顺吗？”李四点点头：“可以！”问：“你姑娘呢？”张三答：“姑娘是老人的小棉袄，比一般儿子温暖哩！”两个人转头又问赵五：“你儿子也不错吧？”赵五沉默一会儿，摇摇头，叹口气：“不行噢，软忤逆！”
学者们关注规范性政治理论中语境要素发挥的作用，旨在说明“政治进程是何以运作的，哪些结论是依赖于其所处语境”。主要有三个向度：一是关于语境与政治理论实质内容的关联性，主要是正义理论的语境论建构；二是关于语境对政治理论的解释作用，主要是一种语境论的案例研究方法；三是关于政治理论和法律政策的有效性阐释，主要是一种语境论的政策研究方法。这三个向度涵盖了从政治理论的建构，到政治理论解释方法，再到政策的制定与修改，从而形成了一种政治哲学的语境论进路。
其一，语境论思想盖源于沃尔泽“分配正义”的论述，他对善的社会意义的解释是一种语义的语境论。正义理论的建构是从解释善的涵义开始的，这是因为“不同的社会的善有不同的主体、依照不同的程序……社会意义本身则是历史特殊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必然产物”。人们对正义的认知是随着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一是，特殊的历史时空决定了人们对正义的认知；二是，不同的文化社群对正义的认知亦各异。质言之，正义理论是文化共同体中的成员间就如何分配“善”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具有语境性和特殊性的特征。
一是，语境论以理解为目的，通过研究具体案例对普遍主义进行辩护。抽象的理论语言创造了一个脱离现实的世界，其看似合理的结论背后隐藏着不确定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出于不同的意图对抽象理论的理解往往千差万别。诉诸于具体的案例目的是明确理论所对应的社会实践，例如最高法院做出的司法解释，从而使普遍性的理论具有实践意义。
2. 语境论的案例研究方法
语境论的案例研究方法旨在将抽象的政治理论或政治事件置于特定语境中，目的是把抽象的政治理论具体化从而便于理解，或把政治事件转化为具体且实质的问题从而便于分析。卡伦斯把实际的社会和政治实践表征为案例，认为语境论是一种案例研究导向理论性的方法论，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针对特定的案例展开，其所关心的是“单个案例的具体情况，而非任何普遍性的特征”。
语境论认为，政治理论应该在抽象的理论和实践的具体语境之间摆动，并进行一种持续的辩证，通过实践来不断地验证、挑战和修改理论。因为实践包含着内在的智慧，根植于社会和历史文化传统，并且能够不断的自我修正。为实践赋予一个特定语境要素形成一个具体的案例，通过对该案例的分析可以证实或批判原始理论。语境论通过引入具体案例以对抽象的政治理论之语境进行重建，或对政治事件之语境进行还原，并就语境对政治事件的影响进行解读，从而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具有以下特征：
列车能量监控模型如图1所示[1]。图1中：ATP系统在D1位置触发了紧急制动，此时列车速度为v1；ATP系统认为在列车牵引失去作用之前，列车切除牵引的时间为(T2-T1)。ATP系统在D2位置时，牵引完全切除，此时列车速度为v2，列车的走行距离为(D2-D1)；ATP系统在T2时，列车牵引完全切除，但列车还需要一个响应时间才能施加紧急制动，在这段时间内列车既没有牵引也没有制动，完全依赖于列车所处的上坡或者下坡情况运行；ATP系统在T3时，列车紧急制动完全施加，此时列车速度为v3，列车所在的位置为D3。
其一，建构政治理论时引入对语境要素的分析，可以调和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矛盾。语境论以一种多元论的视角，融合了各方的优势，更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其二，对政治事件的情景还原。政治事件通常隐含着大量的价值预设。人们在对某个政治事件进行判断时，经常会在未加反思的情况下，直接做出判断和评价。例如，在美国发生的白人警察枪击黑人事件，人们会在对事件本身毫无了解的情形下就断定为是种族歧视。这种标签化的思维方式确实简化了人们的思考和决策过程，但是却容易造成对事实的曲解。因此，案例研究要求把政治事件置于语境中，对某一特定时间点所获得的特征和意义进行具体地、客观地分析，而不是抽象地、主观地分析。因此把普遍原则应用于特定案例时，要求原则和案例的语境事实相结合。这个过程不是直接的归纳和演绎的，而必须经过语境的调和。
3. 语境论的政策研究方法
语境论的政策研究方法旨在分析法律政策与语境的关系，为社会实践寻找有效的政策和法律支撑。社会实践的对象是政治事件，而政治事件是现实的、动态的、正在进行的和处于特定语境的。并且法律政策需要针对特定语境进行修正和细化以匹配实践的需求。“语境论注重动态活动中真实发生的事件和过程，即在特定时空框架中不断变化着的历史事实”，综合应用语境分析方法来阐述法律政策、社会实践和特定语境三者的关系，解决实践提出的具体问题是政治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一，社会实践和政策法律是“Cn和Pn”的对应关系，社会实践的问题集合表述为语境Cn，政策和法律的集合表述为原则Pn，制定政策和法律的道德基础表述为价值观V。针对具体的社会问题，通过对不同语境要素的考查来确认实践的需求，作为细化和修订原则的理论依据，基于此修正的原则可以获得成员更广泛的认可，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种把语境和原则之间的摆动的方法称为“迭代性语境论”。
此外，准备参加侍酒师大师考试的人也开始多了起来。有人说MS甚至比MW更难考，内地的侍酒师行业还有待发展，尽管近年侍酒师人数大幅增长，但有意考取MS的人远不及香港澳门地区。据现居澳门的侍酒师大师João Pires MS估计，澳门地区目前在备考MS的侍酒师可能有10位，而据吕杨MS透露，在内地，已参加过考试的只有高级侍酒师——郭莹，实际上，她去年已经去往英国工作学习。虽然内地目前尚一片空白，但一些有志者已经准备描画各自的精彩，例如去年成为高级侍酒师的Arneis。
政治哲学中语境论方法的意义
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历史性、现实性、动态性、复杂性等特点。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研究方法，无法对当前的政治实践做出全面的、合理化的解释；而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容易造成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偏离。语境论进路通过对历史、文化、种族、制度等语境要素的解读，将政治哲学研究置于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框架中，体现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其一，对政治理论的语境重建。普遍主义的方法建构的政治理论是概念化的、抽象的，使用者依据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意图对其进行解读，其结论往往带有明显的阶级立场，这就会造成理论与实践的偏离。语境论主张使用具体的案例来验证、解释抽象理论，实质上是对政治理论的语境化过程。政治理论的解读不仅需要对其概念进行语义分析，还需要对理论产生之社会背景以及使用者的政治意图进行语用分析，这在两个方面提出了构建、挑战和修改理论的可能性：一是，思考案例可以使我们定位出理论探求所需解决的实际问题，这可以为我们的理论工作设定计划，或者指出现有理论中存在的偏差；二是，思考实际问题可以使我们意识到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冲突，从而促使我们改变实践方式或修改原始理论。
其三，大卫·米勒认为可以通过分析社会成员的关系来确定正义需求，即确定适当的分配原则，并且分配原则必须满足：（1）具有确定的成员从而形成一个特定的分配领域；（2）具有合理的制度框架，从而通过制度的调整使正义原则发挥效用；（3）可依据正义原则改变制度结构。为此，只有成员关系和特定语境相对应时才能得到适用的正义原则。
该反应遵循亲核消除机理，是可逆反应。与酯化反应相同，为使反应超正方向进行可加热脱水或使用甲苯等带水剂除去反应生成的水。
但是人文技术亦具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作为技术载体的人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当人文技术不受制度规制，甚至外在制度具有催化失范性时，人性的自利性、劣根性将会摧毁技术载体。科学技术虽然具有自反性，但科学技术还不会撒谎，亦不容易制造冤假错案。相反，很多冤假错案均是在科学技术面前得以纠正。
二是，语境论限定了普遍性理论适用范围，从而对特殊主义进行辩护。语境论承认普遍主义的价值，但应予这些价值以特殊的解释。诉诸于词语意义的研究是不完整的，还应该考虑其使用的范围。语境论将普遍主义替换为“重复性的普遍主义”，其目的在于突出特殊主义的视角以及多元论的趋势。
其二，评价政治制度时通过对语境要素的考察，能够疏解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哈贝马斯把出于理论研究目的之语言交往扩展到社会实践中主体间以理解为取向的语言使用，将内在于语言之中的张力就扩展到了社会事实的世界之中，从而为理解现代政治制度提供了可能。政治制度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无疑具有事实性，但其如何具备有效性就成为了论证的主题。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是相互渗透、彼此交融的，政治制度若不具备有效性基础则无法在主体间获得普遍承认。
事实性以陈述为目的，有效性以理解为目的。事实性是语义分析能够研究的，而有效性是以理解为取向的语用分析的任务。语境论调和这种张力的策略是从内在和外在两个向度对有效性的证成：一是，内在的向度指政治制度之本身的合法性，涉及在立证和论证诸如法律、政策时需考虑社会的语境要素；二是，外在的向度是指政治制度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合理性，涉及在特定语境下政治理论如何指导社会实践的问题。也就是，政治制度既要获得普遍认同，又要被有效地执行。
综上，语境论进路已经在规范的政治哲学中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绝非偶然。首先，和普遍主义相比，语境论在解决正义问题时具有明显的优势，并且语境论能够得到持多元论的政治哲学家的认可。其次，语境论的进路以一种案例研究的方法对现实的、动态的、正在进行的和处于特定语境的政治事件的分析具有方法论优势。再次，政治哲学的研究目的是对我们的实践提出指导性意见，语境论是连接规范、原则和实践的桥梁。
如图3、图4所示，在每个工作流程开始时，抓包机械手将梗包送到进包皮带上，在梗包被输送进负压箱体前进行人工拆麻绳，而后梗包被输送至勾包皮带上。当勾包光电开关检测梗包信号消失后，气缸驱动插包机构将梗包勾住并提起进行烟梗的倒出；然后夹包机构将麻袋内剩余的烟梗倒出并甩到出包皮带上送出，烟梗由出料皮带机送至定量皮带机+缓冲斗+电子皮带秤组合方式的恒流量控制系统。烟梗麻袋经人工解包后投料至定量皮带机，经定量皮带机储料仓、一级匀料辊匀料后为定量皮带机缓冲仓布料。
（作者单位系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摘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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