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458名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了道德推脱是否通过内疚影响大学生的合作倾向，以及该过程是否受到移情的调节.结果发现：1) 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以后，道德推脱对大学生的合作倾向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 内疚在道德推脱与大学生的合作倾向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 移情调节了道德推脱通过内疚影响合作倾向问题的中介作用前半路径.
关键词道德推脱； 内疚； 移情； 合作倾向
1 引 言
道德推脱是Bandura[1]从社会认知理论角度提出的，他认为道德推脱是指个体产生的一些特定的认知倾向，这些认知倾向包括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使其伤害性降低，最大程度地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并且降低对受害者痛苦的认同.Moore[2]进一步提出，道德推脱这种认知倾向使个体免除了对自我的制裁，减少甚至消除了个体做出违背其内在价值标准的行为后产生的罪恶感.
许多研究发现，道德推脱会促使个体做出更多不道德的决策或行为.道德推脱水平高的个体，攻击行为以及学术欺骗行为显著增加[3-5].一项以运动为被试的研究发现，道德推脱能显著正向预测运动员的反社会行为[6,7]；对组织中员工的研究发现，道德推脱促使员工不道德行为的产生[8,9]，如道德推脱与员工的反生产行为显著正相关[10]；网络道德行为的研究发现，道德推脱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网络欺负行为[11,12].研究者认为，这很可能是由于道德推脱使个体免除了对自我的制裁，自我调节机制失效，减少了个体的罪恶感，从而做出更多违背其内在价值标准的不道德决策或行为[13]；另外，道德推脱削减了个体在自身行为活动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使个体在认知上认同自己的不道德行为[1].以往研究主要探讨了道德推脱与不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道德推脱除了正向预测不道德行为外，还可以负向预测道德行为，如合作.研究发现道德推脱会减少儿童的合作倾向[14]；潘清泉和周宗奎[15]研究了4-6年级儿童的道德推脱与合作行为的关系，发现儿童的道德推脱与合作倾向显著负相关.但这方面的研究证据还较少，尤其是关于大学生的道德推脱与合作倾向的关系，这是本研究将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
道德推脱如何影响大学生的合作倾向，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已有研究发现，当个体使用道德推脱机制时不道德行为显著增加[16]，是由于其内疚和自责明显减少.所谓内疚(Guilt)是指当个体做出了某种不良的行为，并且意识到自己违反了道德准则之后产生的一种悔恨、自责的情绪[17].一些研究发现，道德推脱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内疚.例如，高道德推脱儿童的内疚感显著减少[18].与低道德推脱者相比，高道德推脱者更不会因自己的行为带来有害预期产生的内疚情绪而苦恼[19]，也就是道德脱离水平越高的个体，内疚感越低.而个体的内疚情绪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发现，当诱发个体的内疚情绪时，个体会表现出较高的合作倾向[20].如，在社会两难困境中，因背叛了合作者之后而产生的内疚情绪，往往会促使个体合作意愿的建立[21]；在最后通牒游戏中，当被试的内疚情绪被诱发时，被试会比在之前的实验中更加大方，捐献给对方的代币也会增加，个体与对方的合作意愿显著增加[19].既然，道德推脱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内疚，而内疚情绪的引发会导致个体合作倾向的增加，因此内疚是否在道德推脱与个体合作倾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这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人们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各种事件、动机和愿望纵横交错，使个体的行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有关移情的研究表明，一些个体会比其他个体更容易体验到共情[1].移情作为一种重要的个人特质，是指站在他人的立场去感受他人的情绪状态，从而体验到他人情绪过程的能力[22].移情水平低的个体，对他人情绪的感受性较低，较难体验到他人的情感和需要，他们更倾向采用道德推脱机制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23]；道德推脱机制的使用，可以降低个体的内疚感与负罪感[19].移情水平高的个体较少采用道德推脱机制，他们更容易感到内疚[24]，产生内疚的典型原因就是感受到同伴的痛苦[25]，对他人承担的痛苦以及遭受的苦难产生移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尤其是个体认为他人的痛苦和灾难是因自己而导致时，便会由此产生强烈的内疚[26].研究发现，道德推脱对内疚影响的大小与其自身的移情水平有关[27].移情水平高的个体，更倾向宽恕他人，减少侵犯行为的发生[28]，增加个体的助人行为[29]，网络利他行为[30]以及合作倾向[20].既然道德推脱对内疚影响的大小与其自身的移情水平有关，我们推测内疚在道德推脱与个体合作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受到移情的调节.
因此，本研究在考察内疚在道德推脱与大学生合作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基础上，探讨了移情在其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建立如下的模型(图1)：
图1 本文研究的模型图
2 研究方法
2.1 被 试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星在线调查的方式收集48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共获得458份有效数据，有效率为95.4%.被试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表1被试的基本情况
分类人数百分比%性别男17237.6女28662.4大一12627.5大二5010.9大三367.9年级大四11124.2研一5411.8研二6113.3研三204.4专业文科28462.0理工科17438.0是否为独生子女是13830.1否32069.9
相应的特征函数分别为φ1(x),φ2(x),φ3(x)，…,其中φ1(x)>0, Ω。λ1(q)是问题(4)的主特征值,满足
采用华西医科大PEM3.0软件包,计数资料用例数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变量之间的分析采用逐步回归分析。
2.2.1 道德推脱量表(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MDS) 该量表由Bandura等人[18]编制，杨继平和王兴超[5]翻译修订.包括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分散，责任转移，扭曲结果，责备归因，非人性化等八个因子，共有32个项目.量表采用5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
3.3道德推脱与合作倾向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按照Preacher和Hayes[36]的方法，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 2.1[37]，样本量设定为5 000，置信区间选择95%，选择模型7，即只调节前半路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控制性别、专业类别、家庭居住地以及是否独生子女变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Bootstrap检验.
2.2.3 移情量表 采用我国台湾学者吴静吉和詹志禹[32]翻译修订Davis[33]编制的人际反应指数(IRI-C)量表.该量表包括观点采择、联想、移情关注及个体忧伤四个维度，共有22个项目.量表采用5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78.
2.2研究工具
2.2.4 合作倾向量表 采用谢晓菲，余媛媛，陈曦和陈晓萍[34]编制的《合作与竞争人格倾向量表》中的合作分量表.该量表包括包容性、互惠性以及合群意愿三个维度，共13个项目.量表采用5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1.
2.3数据分析采用SPSS 22.0进行数据分析.
3 结 果
3.2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道德推脱、内疚、移情和合作倾向进行了相关分析，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见表3.
优质菌种是生产目的产物的重要因素，优良的发酵工艺则能进一步提升发酵产物的产量和生产效率。近年来，研究者们对赤藓糖醇发酵工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培养基组分和渗透压。
表2测量模型比较
模型χ2dfχ2/dfRMSEAIFICFITLI四因素模型303.461292.350.060.930.930.92单因素模型897.301356.650.120.750.750.74
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所有的数据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共有17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并且第一个主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8.84%，由于临界的标准是小于40%.其次，加入非可测方法变异因子[35]，构建两个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比较检验：模型一为四因素模型；模型二为单因素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四因素模型拟合效果优于单因素模型，表明个体层面的变量间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表3 各变量的平均数、 标准差及其相关系数(n=458)
变量MSD12341.道德推脱2.040.50—2.内疚4.180.72-0.51∗∗∗—3.移情3.530.40-0.31∗∗∗0.42∗∗∗—4.合作倾向3.980.61-0.24∗∗∗0.36∗∗∗0.37∗∗∗—
注：+p< 0.1，*p<0.05，**p<0.01，***p<0.001，下同.
由表3可知，道德推脱与合作倾向、内疚、移情均显著负相关，说明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其合作倾向越低；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其内疚水平越低；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其移情水平越低.内疚与移情、合作倾向，以及移情与合作倾向均显著正相关.
结果显示，内疚在道德推脱与合作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中介效应的估计值为0.13，95%置信区间为[0.06，0.21].内疚在道德推脱与合作倾向之间的中介效应受到移情的调节，结果见表4.
2.2.2 内疚量表(Five-item Guilt-proneness Scale, GP-5) 由Cohen，Kim，Jordan和Panter[31]编制的.该量表涉及内疚的项目共有5个；采用5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6.
夜空里布满了许多耀眼的星星，清脆的爆炸声将光点变成漫天盛开的礼花，天空都被这烟火照得通明。夜色中的矮屋像被路灯照射的塔楼，沉闷的小区变成欢腾鼓舞的闹市，门外聚了一群人，连声拍手喝彩。随烟火在空中化作千百道火光，纵横散乱。我们坐上大人的车，吵着嚷着赶回去了。助动车、摩托车就像两条鲨鱼在海里潜游，连后方骑车的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场跑车比赛。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苏联时期的文学作品原则上应归入苏联文学类目；1917年前沙俄时期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文学作品归入原加盟共和国独立以后的类号，也就是按现在的国家划分处理。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归入苏联文学要比归入乌克兰文学更合理。如果苏联作家的文学作品一律都按照现在的国家进行归类，势必会造成苏联文学类目下根本没有文献收入，这显然违背类目的文献保障原则，也有悖于《中图法》的分类规则。况且，苏联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执行文献分类时也不应抹杀其存在性，不应割断文学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表4不同调节变量水平上的中介效应(n=458)
间接效应S.E.95% CI高移情-0.120.03[-0.18, -0.07]低移情-0.220.04[-0.31, -0.14]
由表4可知，当移情水平较低时，内疚的中介效应值为-0.22，95% CI=[-0.18, - 0.07]，中介效应显著；当移情水平较高时，内疚的中介效应值为-0.12，95% CI=[-0.31, - 0.14]，中介效应显著；与低移情组相比，高移情组中内疚在道德推脱与合作倾向之间的中介效应减弱.移情调节了道德推脱与内疚之间的关系，β=0.43，t=3.71，95% CI= [0.20，0.66]，p<0.001.以上结果表明，内疚在道德推脱与合作倾向间的中介作用受移情的调节，本研究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得到支持.
为了进一步探讨该调节作用的实质，本研究参照Preacher，Curran和 Bauer[38]的方法进行了简单斜率分析，将均值加上一个标准差作为高移情组，均值减去一个标准差作为低移情组，考察了高移情组和低移情组的道德推脱对内疚的预测效应.结果表明(图2)，低移情组，道德推脱显著负向预测内疚(β=-0.53，t=-11.16，p< 0.001)；高移情组，道德推脱对内疚的负向预测作用减弱(β=-0.27，t=-5.04，p< 0.001).
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与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融合……………………………………………………徐陶祎 袁金娟（3.71）
图2 移情在道德推脱与内疚之间的调节作用
4 讨 论
本研究考察了道德推脱对合作倾向影响及其中的中介和调节机制.结果显示，道德推脱对合作倾向有显著负向影响；在道德推脱和合作倾向的关系中，内疚起中介作用，移情起调节作用.
内疚在道德推脱与合作倾向之间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道德推脱可以通过降低个体的内疚，降低其合作倾向.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39].道德推脱作为一种认知倾向，使个体免除了对自我的制裁，减少了个体的罪恶感和内疚感，从而促使个体做出更多的违背其内在价值标准的不道德决策或行为，道德行为减少[2].道德推脱使个体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削减了自身在行为活动所导致的不良后果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个体会在认知上认同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为自己开脱来避免内心的谴责，自责和内疚感显著降低[15,18].道德推脱能够使预期行为脱离其内在道德标准，从而使个体的内在自我调节机制得以降低甚至失去作用，正是这种失效降低了个体的内疚和自责.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的内疚水平越低，其合作倾向越低[19,20,39].因此，高道德推脱个体，可能更容易通过各种推脱机制(如非人性化：个体在认知上贬低他人，认为他人不值得合作)降低自己的内疚感，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借口，从而使自己心安理得的不合作.总的来说，道德推脱通过降低个体的内疚和自责，从而影响个体的合作倾向.
此外，本研究也发现，移情在道德推脱、内疚与合作倾向之间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移情调节了道德推脱与内疚的关系；即低移情组，道德推脱对内疚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高移情组，道德推脱对内疚的负向预测作用减弱.已有研究表明，移情与道德推脱呈显著负相关[27,40].Detert 等人[27]和Paciello等人[40]认为低移情的个体更倾向使用道德推脱机制.移情水平低的个体，对他人情绪的感受性较低，较难体验到他人的情感；他们的观点采择能力较弱，不能充分考虑他人的需要，以及自己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结果[23]，他们更倾向采用道德推脱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如果游戏中存在道德推脱线索，实施暴力的玩家体验到的内疚感会显著降低[41-43].已有研究结果也表明，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内疚越低，其不道德决策和行为显著增加[44].所以，低移情水平的个体，更倾向采用道德推脱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通过这种方式降低自己的内疚和自责，从而做出更多的不道德行为，道德行为减少.移情的研究表明，一些个体会比其他个体更容易体验到共情，更倾向于进行人格化和“富有想象力的自我参与”[1].移情水平高的个体，能够在认知和情感上从他人的视角看待问题，更易体验到他人的情感，考虑到他人的需要，他们更少采用道德推脱机制来否认自己的责任，以此来降低自己的内疚感和罪恶感，从而影响自己的行为决策[45].所以，高移情组，道德推脱对内疚的负向预测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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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MORALDISENGAGEMENTONCOOPERATIVEPREFERENCE:AMODERATEDMEDIATIONMODEL
Wu Yuxi Jia Qiaona Sun Baifa Wu Jingxia Du Xiufang
(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250358, Jinan, China )
AbstractThe present study constructe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cooperative preference，and was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guilt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mpathy using a sample of 458 college students. Results were as follows：1)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der，profession，family residence and whether the only child，moral disengagement could negatively predict cooperative preference；2) Guilt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cooperative preference；3) Empathy moderated the mediating path through guilt.
Keywordsmoral disengagement; guilt; empathy; cooperative preference
收稿日期：2018-12-28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资助项目(16BJYJ05).
通讯作者：杜秀芳，女，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 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1-4748.2019.03.016
标签：道德论文; 内疚论文; 个体论文; 倾向论文; 自己的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发展心理学(人类心理学)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资助项目(16BJYJ05)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