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关乎着党和国家是否能够引导社会舆论，是否能够引领社会思潮，关乎着国家安定。近年来，计算机的日渐普及以及互联网的大面积覆盖，国内学术界就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所面对的时机以及问题等方面进行各有侧重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仍存在相关核心概念的概括和界定模糊、研究范式缺乏创新和研究内容的深度、广度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拓宽等问题。
【关键词】新媒体语境；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综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1]当下，以网络和手机媒体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交融碰撞和各种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的新场地。与此同时，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也不断地迎来新的发展机会与问题，我国学者从不同维度思考这些问题，并且各自展开了不同方向的分析探索。本文试图对截至目前的现有观点进行概述，以期找出今后研究有待深入的相关视角。
矿石主要金属矿物为黄铁矿、辉钼矿，少量黄铜矿，辉钼矿主要以鳞片状结构，呈不规则状散布于矿化层中；以硅化、绿泥石化为主，次有钾化、绿帘石化、萤石化、碳酸岩化等。
一、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概述
进入21世纪，关于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逐渐变成学界思考的新的热点。国内学者们从不同的人文社科类方向和交叉学科出发，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问题下了各有不同的定义，并从正反两面分析利弊和应对“双刃剑”的对策等维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且取得一定成果。本文从研究时间和研究数量两个方面对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进行概述。
网络安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网络与信息系统的安全，几年前的“震网”病毒使伊朗核设施受到大面积破坏，显示出关键基础设施已经成为网络武器的真实攻击目标，有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斯诺登事件表明，少数国家利用掌握的互联网资源和信息技术优势，大规模实施网络监控，大连窃取政治、经济、军事秘密以及企业、个人敏感数据，有的还远程控制他国重要网络与信息系统。试想，在危急时刻，如果一个国家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基础设施被人攻击后瘫痪，甚至军队的指挥控制系统被人接管，那真是“国将不国”的局面。
从研究时间看，国内有关“新媒体语境”的研究工作是在21世纪后开始进行的，将“新媒体语境”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放在一起的研究工作则更晚一步。以“新媒体语境”为主题词检索到最早的文献为2007年臧燕发表的《论新媒体语境中的文化传播》，作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强调了新媒体作为新的传播媒介和载体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带来的影响。以“新媒体意识形态话语权”为主题进行检索，最早的文献为2012年黄丹发表的文章，作者在该篇文章中提到新媒体技术的势如破竹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既带来了机会也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并提出“可以从主体(谁在说，对谁说)、主题(说什么)和载体(怎么说)三个维度进行”[2]的应对办法。
综上，国内关于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学科众多，聚焦问题精准，对策分析透彻，已经形成了一些建设性的成果，但是仍有问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和探讨。
二、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视角分析
第二，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必要性着手，分析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落实路径。聂筱谕指出“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一个社会组织、团体或政党，为确立其社会身份和地位，以获得思想意识层面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过程。”[4]即围绕意识形态话语权追本溯源，突出其建构的必要性。
第三，从不同的话语主体入手，主要有国家层面（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高校三个话语主体。以“新媒体意识形态话语权”为主题检索的47篇文献中，25篇文章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论述，魏建国表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今时代下未曾走远，强调当下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十分必要的，要“巩固新媒体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5]高校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阵地。9篇文章从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入手，分析其相关工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探讨其实现路径。黄君录在其文章中围绕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事实性缺席、逻辑性失序和实质性乏力的困境，提出高校“亟需推进‘打造共享平台、提升共情能力、建立共振机制、丰富共生体系’的四位一体建构路径。”[6]6篇文章则围绕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展开论述。张振、郝凤认为新传媒的发展势头日渐扩大导致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被削弱“甚至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7]并且从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表达方式、传播路径和受众等方面探寻新媒体环境下进一步强化党的话语权之路。
立足上述研究概况，以“新媒体意识形态话语权”为主题进行期刊检索，文献多是围绕“话语权”“挑战”“机遇”和“实现路径”等关键词进行分析性和对策性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研究视角。
自存在句这一概念引入以来，学术界对于它的定义和划分长久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存在着不小的分歧。近年来，语言学界基本达成一定共识：从语义上来看，存在句的基本释义为“某物存在某地或某地存在某物”；而从句式层面来看，存在句的基本构式由三部分组成：“A段（场所名词）+B段（存在动词）+C段（存在主体）或者A段（存在主体）+B段（存在动词）+C段（场所名词）”。在该文中，笔者在梳理《红楼梦》（前三十回）一书出现的存在句的基础上，主要从语义和句式两个层面出发挖掘和探讨存在句背后存在的认知解释。
第一，从新媒体技术条件下信息传播的特点展开，学者结合新媒体语境下意识形态的传播特点各抒己见。例如，文大山指出新的传播时代有着“传播者多元化、传播内容分众化、传播方式裂变化、传播媒介多样化、传播关系去中心化以及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3]等特点，并分析了意识形态话语权面对的问题并积极探讨更新理念、调整方式、创新体系和充分把握对象等应对之策。
三、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不足之处
从数量看，关于新媒体语境的研究，自2007年至2018年，对“新媒体语境”一词进行检索，文献数量共计1985篇。截止到2018年12月20日，以“新媒体意识形态话语权”为主题的文献共47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9篇，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期刊论文7篇，研究成果较少，而且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论文的发表也主要集中在近五年。所以，二者放在一起所进行的研究尚有一定待开垦的“处女地”。
其一，相关核心概念的概括和界定仍旧模糊。“意识形态话语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等概念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多数学者都采取了回避和模糊处理的方式。另外，新媒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日新月异，其不断被定义，但至今仍没有被广泛认可的普遍的概念。期刊文献中涉及新媒体的特点经常与互联网的特点混淆，“新媒体语境”一词虽然高频出现在期刊文献和硕博论文中，但是尚未有学者对其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究竟是从语言学、符号学或是其它学科对“新媒体语境”一词进行探讨，尚不明确。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莫言先生念念不忘山东高密东北乡那一片片高粱，为什么福克纳写的故事都发生在约克纳帕塔法这个地方，为什么贾樟柯电影里的人物都说着山西话。我也隐约明白了，西楚霸王项羽，临终前为何说无颜见江东父老。
其二，研究范式固定，缺乏创新。学界对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通常采用“问题—对策”的研究范式，即主要基于归纳总结和抽象概括等传统分析方法，多停留在原有的理论层面，缺少一定的实证支撑，而且相关新理论新观点的实际运行条件和反馈等问题都有待探究。
其三，研究内容还需要进一步从理论深度和广度探索。当前研究多侧重于对策性分析，即主要针对现有问题探索相关解决对策，而疏于对相关理论学说的发展与完善。此外，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成要素和意义等相关方面关注较少，对于交叉学科相关理论的研究很少深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
[2]黄丹.牢牢掌握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J].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12（1）.
[3]文大山.挑战与回应：新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权[J].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学报，2016（3）.
[4]聂筱谕.西方的控制操纵与中国的突围破局——基于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审视[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3）.
[5]魏建国.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J].理论月刊，2014（02）.
[6]黄君录.新媒体时代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6）.
[7]张振，郝凤.新媒体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多维路径[J].江苏社会科学，2016（5）.
【作者简介】谢珊，安徽亳州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金项目】安徽省级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重点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混合式教学的教学要素优化研究”（2016jyxm1140）；安徽省质量工程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示范项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6mooc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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