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面对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正确分析形势和敌情，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依托鄂豫陕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发挥红军的革命战斗精神，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将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政治与军事相结合，军队与人民相结合，在疲劳并牵制敌人的过程中寻找有利战机，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这次胜利，凸显了党的路线的正确，党对军队的领导，党对人民群众力量的重视和依靠，在反“围剿”中开展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关键词：鄂豫陕根据地；反“围剿”；党的建设；军队建设
蒋介石在对鄂豫陕根据地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于1935年5月再行纠集重兵对鄂豫陕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企图在三个月之内消灭红军。从鄂豫皖调来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九个团、九十五师三个团，“展开在洛南县城以东以北向南进攻”；第四十四师四个团，“由郧西县上津向北进攻”；第四十军五个团，陕军第三十八军十七师五十一旅四个团，第七军第四十二师一二四旅、一二六旅六个团，警一旅、警二旅各两个团，警三旅三个团，“则从南到北，依次配置于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线，在西面堵截我军。”[1]41另外还有后期增加的河南省府主席、陆军上将刘峙两个团。蒋介石共调动了四十个团①计十多万人的兵力，对鄂豫陕根据地形成了包围的阵势。此外，蒋介石还严令杨虎城等利用反动民团“设法极力破坏其组织，并办理保甲，清查户口，健全组织，使赤匪无存潜入为要。”[2]在蒋介石的高压下，参与“围剿”的“豫陕边界各县民团，集中防堵。商洛、蓝田、长安、镇柞的民团整理训练，建筑碉堡计划，湖北郧西的民团，团团成立。”[3]304企图用重兵围堵、追击，用民团武装和地方社会反动势力对红军形成高压态势，对根据地形成“冻结”，加大对物质、消息的封锁。
根据地的红色武装有多少呢？1935年5月初，“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了三千七百多人”[4]14。此外，还有“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两千多人。”[4]14显然，以敌我兵力之对比而言，我军很难取胜。但是，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省委的领导下，打破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最终取得了以少胜多的伟大胜利。这次胜利的政治意义、军事意义和历史意义非常重要。笔者认为，意义固然重要，胜利的原因更为重要。因为它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组织在特定的活动原点的所作所为。这种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应对事件的思想、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等活动行为更具有创新性、示范性和精神的启示。鉴于目前学界对此还未有专门的研究，本文拟对红军能够取胜的原因予以探讨。
一、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
（一）鄂豫陕省委的正确决策
党对军队的领导既是原则也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只有长期坚持并且不断磨练，才能形成一种坚贞的品质。鄂豫陕第二次反“围剿”前，省委就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在新的斗争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历练、建设和提高。
（2）经济效益显著，该井在不防砂的条件下应用该工艺实现了稠油（原油黏度6.3Pa·s）冷采生产，且不需要电热杆辅助降黏措施，极大地降低了能耗。
院领导总结，新时期智能化物联网管理系统是整个医疗安全和医疗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药柜、智能耗材柜、发衣柜等应用不仅仅只是物资的供应，而是融入质量、安全、成本等医院管理的理念，进行管理流程的再造。在流程再造的过程中，医院管理者要重视药品、耗材，还要重视物流的传递方式及其他相关工作的改进。
政治工作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广泛宣传动员群众。“在根据地主要是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参加和支援战争。红军作战时，赤卫队、少先队漫山遍野呐喊助威，抢救伤员，打扫战场，捕捉逃散的敌人……宣传队还有一条任务就是扩大红军，除了组织群众武装游击队外，还动员他们直接参加红军。”[17]561二是对部队本身的政治工作。“主要是通过宣传鼓动工作，不断提高和巩固部队，保持旺盛的士气。行军、打仗、战前、战后都要做简短的动员，并有响亮的口号和各种宣传鼓动工作。”[17]561三是发挥党团员的模范作用和带头作用。党团员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如果没有这样做，“党团员都要作自我批评，作检讨。”[17]562
鄂豫陕省委十分重视把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进行。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鄂豫陕省委预见到国民党不会善罢甘休，1935年4月，省委在蓝田县葛牌镇举行会议。会议提出了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和“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6]由此可见，鄂豫陕省委的对敌斗争思想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军事斗争，而是把眼光放在更加长远的谋略上。1935年5月19日，鄂豫陕省委在郧西地区召开了第一次执委会议，通过了《中共鄂豫陕省委关于完全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为开创新苏区而斗争的决议》，要求“集中一切力量来扩大红军……广泛的组织群众参加革命，配合红军作战……加紧红军中的政治、军事训练……成立新的游击师……广泛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从深入土地革命斗争中进行改造苏维埃，成立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领导群众参加二次战争的领导机关。”[7]306-307在会议形成的决议中，鄂豫陕省委敏锐地认识到，“二次战争就是决定开创新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能否完成的决斗，不完全消灭二次进攻的敌人，即不能开创新苏区伟大的政治任务，而红军成了无根据的游击集团，这是每个同志要认识清楚的。”[7]305因此，鄂豫陕省委要求集中一切革命力量（动员党的力量、群众的力量、红军游击力量等），完全消灭敌人二次进攻。鄂豫陕省委还指出：“为开创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而斗争，是当前红二十五军最迫切的战斗任务，也是我们每个革命同志当前最负责的光荣任务。同时要顺利的粉碎敌人二次进攻，是靠全党同志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与下战斗的最后决心。”[7]305这样就把反“围剿”的军事斗争提升到政治高度，提升到党对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领导上来。
鄂豫陕省委十分重视对军事斗争的指导。五月下旬，省委又一次在郧西地区开会。在这次会议上，程子华因为伤重没有参加会议。但是在会议开始前，程子华“向政委吴焕先同志介绍了中央苏区反对敌军第三次围剿时，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8]吴焕先亲自主持召开了这一次重要会议，会上“检查了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9]，并确定了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鄂豫陕省委的这种做法，事实上是一种负责和担当的表现。也正是由于这种精神，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锻造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革命武装，创建了革命根据地。正如程子华等领导所说的，“创建根据地，不仅要有战争胜利的保证，也要有坚强的思想领导。鄂豫陕省委在创建根据地初期，先后三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做出决策。省委曾在郧西地区开会，就‘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边区单独创建根据地’的问题，进行了一场思想斗争，做出了《中共鄂豫陕省委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针对少数同志认为‘红二十五军力量单薄，独自创建根据地有困难’，主张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的问题，鄂豫陕省委又在华阳举行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仍‘坚持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区的任务不动摇……照省委庾家河之决定不变。’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加强根据地建设，省委又一次在葛牌镇召开会议，总结了入陕四个月的经验，进一步坚定了开创新区的斗争信心。”[4]14由此可见，鄂豫陕省委始终把思想工作、党对革命的领导、党对革命武装的思想引导放在工作的首位。思想的统一和认识的提高，需要不断的努力甚至是争论和斗争才能达成认识的一致。
另外，鄂豫陕省委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也非常妥当而有效。“省委有集体领导与工作计划……执行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大胆的武装群众。工作方式的转变。”[10]318集体领导体现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保证了非常时期思想的不变质，路线不偏离，权力不分散，决定不错缪；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保证了红军在根据地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同力；大胆地武装群众既体现了红军对群众的充分信任，又保证了红色武装力量的壮大，提高了对敌斗争的实力；工作方式的转变，既说明党和红军思想的成熟，又使党和红军更能以人民群众愿意接受的方式认同党和红军的主张，从而形成合力。
郑位三时任省委委员、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兼鄂陕特委书记。他在根据地的建设、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年龄虽然不是最大的（1902年生人），但他行事稳重，作风过硬，同志们都亲切地称他“位老”。他的工作受到了红军将士的一致好评。“位三同志在担任军政治部主任期间，很注意发挥政治机关的作用。军政治部当时也就是省委的办事机关，对省委的各项工作决议，他都及时组织机关认真贯彻执行。为了贯彻省委在创建根据地中提出的经济政策，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并以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联合发布。”[16]
（二）红二十五军党委的忠实执行
红二十五军党委和地方武装党委高度重视鄂豫陕省委的正确决策。在省委的每次会议后，党的各级执行机关立即开展了统一思想、政治动员、练兵活动和相关的军事准备。
1.军政委吴焕先的忠实执行
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后，由于程子华军长在庾家河战斗中负了重伤且长期不愈，省委书记徐宝珊肺病又非常严重，无法工作，徐海东副军长负责作战。所以，“当时创建新苏区的工作，主要是军政委吴焕先负责。”[11]
作为省委委员和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率先垂范，发挥他政治水平优良、善于言辞的特长，深入部队各级指战员中间，宣讲省委会议精神，落实会议决定，深入浅出的做指战员的思想工作。时任二二五团一营政委刘震回忆到：“我印象最深的是吴焕先政委多次讲话，动员大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和敌人死打硬拼，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叫敌人听我们指挥；等把敌人托疲劳了，再回头打他。这样，部队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情绪和高速度的行军力。”[12]除过身体力行的带动示范作用外，吴焕先还“经常指示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随时随地进行政治教育，发动党团员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号召党团员在各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完成行军、作战等各项任务。”[13]他还非常讲求工作方法，重视战场上的战前动员、战斗间隙动员和训练，努力做好宣传鼓动工作，以鼓舞士气，争取战斗的胜利。“每当敌情缓和时，他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军政训练。”[13]
吴焕先的政治思想工作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贴合实际的深度，兼顾受众的广度。他说：“我们红军战士是为无产阶级求解放而战斗的，不仅要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在战场上勇敢顽强，不怕牺牲，还要有高超的军事技术。”[14]在他的努力下，红二十五军上下的思想统一了，士气提升了，战斗力加强了。曾经和他一起从鄂豫皖转战到鄂豫陕的郭述申评价道：“由于吴焕先同志带头做政治思想工作，促使红二十五军上级与下级，干部与战士亲密无间，团结一致，精神上、思想上息息相通。因而，红二十五军能够始终保持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战斗意志，严明的纪律，成为经得起各种考验的一支能征善战的坚强的红军队伍。”[15]
2.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的工作
鄂豫陕省委自从入陕以来、尤其是第二次反“围剿”前的这些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工作及取得的成效，为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积极开展军事训练
战争是以军事行动表现的，但是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决定战争最终胜利的因素，是它背后的政治准备。这个准备包含了时空因素、物质资财、军队、后方民众的支援、战斗人员的意志、战略战术和战斗力等。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来说都不是抽象的，就连意志这个在抵抗力中不依赖于外界事物而存在的因素也不例外。意志并不是完全不可知的，它的今天预示着它的明天。战争不是突然发生的，它的扩大也不是瞬间的事情。”[19]战争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面对强敌，从政治的高度全面谋划，确立了人民战争的思想。
大踏步运动，拖垮敌人。在商县遭遇战中，红军通过被俘的敌团副得知了蒋介石三个月消灭红军的计划。“他的兵力部署及战略，是分追击、堵击两种……企图使红军无法休息，并使之疲乏……用四面围堵、中央穷追之办法来消灭红军，或迫出境外而追击之。”[10]317-318针对这种情况，结合反“围剿”开始前省委的决定，红军再次向北插到敌六十七军背后，迫使敌人把原来指向东南的进攻矛头，不得不改而向北。敌一零七师由商县迂回到洛南县城东南，迎面堵击我军；一一零师和一二九师跟踪尾追；四十四师由山阳继续北上。当敌人开始向北麇集时，红军果断放弃先打东北军的计划，掉头转向东南，继续在外线活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敌人疲乏红军的企图转变为红军疲乏敌人的战术，以便进一步调动、分散和疲劳敌人，创造战机。6月10日，红军从庾家河直奔东南。经一百余公里行军，13日包围商南县城，14日打下富水关，继而进占青山街，俘敌四十四师营长以下官兵一百七十多人。这一突然行动，使北顾商县、洛南之敌又被牵向东南，纷纷尾追而来。“军领导决定继续向东南行动，而后远程奔袭荆紫关……于15日下午四时出发，经一百三十里急行军，16日逼近荆紫关，没费一枪一弹，歼敌一个多连，活捉敌四十四师军需处长，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1]42-43荆紫关战斗具有重要的意义。王诚汉在评价荆紫关战斗时说：“荆紫关战斗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我军占领了该地，而是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调动了敌军，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其他路敌军闻风逃窜，敌围剿部署被完全打乱。”[21]293王诚汉是亲历者之一，他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另一个亲历者刘震说：“警一旅旅长唐嗣桐也承认，‘肥的拖瘦，瘦的拖死’。”[12]红军攻占荆紫关后，敌第六十七军三个师，四十四师和陕军警一旅等部向荆紫关蜂拥而来。这样拖着敌人跑的结果是，“敌人已被拖得相当疲惫，士无斗志，锐气大减，其围剿部署被我军全部打乱。”[12]而敌四十四师还未与我主力接触，“就因长途奔走劳累、疾病、饥饿和游击队攻击，减员三分之一。”[22]由此可见，本来要疲乏、拖垮红军的敌人，先被红军拖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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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工作的扎实开展
在鄂豫陕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地方游击武装、苏维埃政权、党团支部等各级组织，纷纷按照省委要求，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思想政治工作。
1.在军队中建立完善党团组织
这样的写作方法是很值得国内学者借鉴的。我们现有的教科书，大部分都是对于概念的陈述，注重学生知识的积累，而非学习兴趣的提高。因此，在今后教科书的编纂中，可适当引用练习题，引导学生发散性思维，并注重语言的商榷性，充分尊重学生的创造性。
1.自治实现社区治理融合有序。社区事务自治，才能发挥主人翁的主体性和自觉性。通过“社区工作者+党员+义工+社工+居民”，实现自治“人人参与”；通过建立完善群众意见会、议题讨论会、议事决策会、群众评议会和财务公开、事务公开、责任公开的“四会三公开”制度，实现自治参与有规则；通过落实“三事分流”原则，人人参与、共同协商，实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小区的事情小区办、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大家办”。
2.重视宣传工具的运用
红二十五军除过运用标语、红色歌谣等手段开展政治工作外，军政治部还创办了《战士报》，由宣传科长刘华清负责编印。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政治部摸索形成了一套很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部队经常打仗，总在转移运动，我们就随时随地用敌人压迫残害人民的血淋事实，对部队进行教育，激发指战员对敌人的仇恨，提高阶级觉悟。面临复杂情况和艰巨任务，军领导都会亲自出面动员，讲话简短但生动有力。特别是吴焕先政委，讲话很有鼓动性，部队一听到他讲话，劲头就来了。”[18]
3.重视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宣传内容
省委十分重视思想建设。1934年12月10日，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西的鄂豫皖省委，在陕西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召开了会议，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强调“只有在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的条件之下，党才能坚固的团结一致。”[5]290在此后的对敌斗争中，鄂豫陕省委按照庾家河会议的决定，积极开展了根据地开辟和建设、建立红色武装力量（游击队、抗捐军等）、宣传党的思想主张、扩大红军队伍等工作。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打破了国民党于1935年1月至4月对鄂豫陕地区红军的第一次“围剿”。
由图5可见，稠化剂的稠化时间随反应时间增长而降低，在温度合理情况下说明反应时间有利于提高反应转化率，当反应达到5h以后，稠化剂在水溶液中粘度增加不明显，但此时稠化剂对应稠化时间超过5min，时间较长。因此，确定合成反应时间为8h。
省委的思想、政策和决定需要转化传导为军队的认识，形成新的可以执行操作的思路；省委的领导必须体现在对军队的领导。鄂豫陕省委的正确决策和领导、红二十五军党委的忠实遵行和创新执行，使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的思想得到了统一，明确了方向，凝成了强大的力量，保证了斗争的胜利。
二、正确的战略思想和灵活的战术
在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的基础上，红二十五军抓紧在战斗开始前，积极开展练兵活动，提高红军战士的协同意识、战术意识和格斗能力。1935年4月，国民党第一次“围剿”被打破。4月21日，蒋介石电令庞炳勋、杨虎城等，重新纠集重兵对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在敌人调兵遣将的过程中，省委“决定利用敌人第二次‘围剿’尚未到来的间隙，抓紧战备整训。”[1]41通过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为粉碎敌人“围剿”做好准备。5月4日，红二十五军在商县龙驹寨开展了练兵运动，“同时进行了形势教育和反‘围剿’的政治动员，还结合反‘围剿’斗争经验，整顿支部、改进领导作风，进一步提高干部指挥水平，加强连队和机关的建设。”[1]415月11日，结束整训，随即由商县向东南方向开拔，投入到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中。
（一）战略思想
1935年5月下旬郧西会议经过深入讨论，形成了鄂豫陕省委反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思想。这个战略包括：“集中一切力量来扩大红军主力，使红军成为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中的主要力量；广泛的组织群众参加革命，配合红军作战，这是解决二次战争主要一个策略；加紧红军中的政治军事训练，提高红军在二次战争中的战斗力与战斗技术；成立新的游击师……切断敌人交通运输，抄袭敌人后方，夺取敌人的给养，最高度的配合红军主力，消灭敌人。”[7]306-307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红二十五军总结鄂豫皖时期的反围剿斗争实践，结合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在徐海东主导下制定了详细的作战方针。“针对陕南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敌人机动和补给都有困难等情况，决定各路游击部队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配合主力作战，同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积极参加反‘围剿’斗争；主力部队则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寻机歼其一两个师（旅），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打破敌人的‘围剿’。”[1]42从而奠定了运动战与伏击战结合，在运动中寻机歼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
（二）战术运用
反“围剿”开始前，国民党在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北部、洛南县城以东布置了东北军九个团、九十五师三个团共计十二个团，由北、东向西南进攻；第四十四师四个团，由南、东向西北进攻；第四十军五个团、陕军十七个团共计二十二个团，则从南到北，依次配置于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线，由西向东进攻。“只有西北面那绵延险峻的秦岭，敌人认为我们飞不过去，因此没有重兵。”[20]面对强敌，红二十五军按照省委的部署，采取跳（跳出包围）、拖（以非直接战斗拖垮敌人）、阻（以游击队阻击袭扰敌人）、打（以突袭战、伏击战、歼灭战打击敌人）等战术，开展了反“围剿”斗争。
随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水污染逐渐成为威胁人们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泌尿系结石是水污染造成的较为常见疾病之一。由于年龄、性别、职业、饮食结构、水分摄入量、气候、遗传等因素的不同，我国1980年和2003年做过两次的调查，泌尿系结石的发病情况大约是黄河以北为10%，长江以南为25%，其中男性患有泌尿系结石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5]。泌尿系结石是尿中形成的结石晶体呈超饱和状态，是形成结石的主要原因。结石通常可出现在膀胱、输尿管等部位，临床表现为一侧腰部的剧烈疼痛，有腹胀、恶心、呕吐、程度不同的血尿、排尿困难和排尿疼痛等症状，对患者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根据结石的位置选择适当的方法，能有效治愈泌尿系结石。
跳出包围，摆脱危局。反“围剿”开始前，红二十五军虽然没有获取敌军确切的进攻计划，但是，对敌人的进攻企图有所察觉。经过分析，红军主力于5月11日结束整训，由商县龙驹寨一带向南长途跋涉二百公里，运动到湖北郧西地区，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在郧西，省委再次分析了形势，检查了准备情况。当东、南方向向西、北进攻之敌闻讯紧急调头向东南开进，企图寻我主力决战时，红军主力却又杀了个回马枪，于六月初由郧西县二天门出发，向北直插商县地区。6月4日夜、5日晨，红军先后在商县夜村及商洛镇附近，遭遇敌一一零师、一二九师，经过激战，毙伤敌团长赵绍宗以下二百余人。
第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体现以人为本，更好地阐释和解决当代人的发展与教育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第二，立足我国社会发展的境况和未来走向，尽力反映教育理论研究的精萃和教育改革的时代气息，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教材的理论性、思想性和知识性。第三，把握教育学学科特点，注重教育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发展变革及其所面对的诸种矛盾的动态统一，全面、辩证、逻辑、历史地阐述和评价教育理论的发展。
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荆紫关战斗后，红军趁敌人还来不及再次在东南方向集结的时候，于6月17日，经郧西县南化塘、商南县赵家川等地向西挺进。红军将士发扬不怕苦的精神，长途跋涉二百八十公里，到了根据地边沿的黑山街。“这时，各路敌人们都被甩在后面，距我最近的警一旅，也有四天路程。”[1]436月29日下午，陕军警一旅追到黑山街附近。红军按照事先的作战计划，诱敌深入，在袁家沟布好了伏击圈。7月2日，经过激烈战斗，歼敌警一旅，俘敌旅长唐嗣桐。袁家沟战斗的胜利，标志着鄂豫陕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袁家沟口战斗后，各路敌人均不敢贸然行动。我军乘胜东进，尔后转入外线，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1]44
某大跨径桥梁跨径组合为77＋140＋77m，为连续刚构桥。主梁为单箱单室箱梁，顶、底面宽度分别为22.5m和11.5m，采用三向预应力方法进行设计，底板底缘呈抛物线型。桥梁纵向单坡，坡度按3.0%控制，横坡坡向纵轴线外侧，坡度按2.0%控制。
对于红二十五军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红军将士在若干年后的回忆中做了精辟的总结。王诚汉说：“如何打败强敌，从军事角度讲，我作为基层军事干部，体会到怎样处理敌强我弱的转变、怎样选择战场，是两个关键的问题。而保持部队体力和旺盛的斗志，又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在与敌人周旋中，敌人被拖垮而我不跨，敌人被调动分散而我兵力集中，这就是胜利。我军保持了相对完整的力量，总可造成一个机会打歼灭战，以远程奔袭和埋伏为主要战法，由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总之，先拖后打，想尽一切办法减少疲劳，保持体力和精神上的优势，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最基本战术之一。”[21]296陈鹤桥也说：“红二十五军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使我军由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赢得了作战的主动权，屡战屡胜，战果愈来愈大。”[23]
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如前所述，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它更是政治的延续。战争突出的是军事实力，但检验的是包括政治思想工作在内的综合实力，考验的是军队将士的意志力。省委在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确保红二十五军的主力作用之外，还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通过根据地建设，形成对敌斗争的全新的社会合力。
在庾家河会议上，省委就明确要求，通过“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切实建立政治部的工作，加强连指导员的工作。”[5]289其实，红二十五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具有优良的传统。红二十五军“同其他红军一样，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十分重视部队的政治工作。团以上都设立政治机关——政治处、政治部，都配备政治委员。每团还有专职宣传队，五六人、七八人不等。营设有政治委员后改政治教导员，连队有政治指导员，另有不脱产的宣传队三、五人，一般都是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会或团支部书记兼任宣传队长……宣传队还到处写标语，贴布告、传单，走到哪贴到哪。”[17]5615月19日郧西会议再次强调：“以党为核心的领导”，“抓紧红军中的政治、军事训练，……红军中的党的组织发展、识字运动、干部的培养，同样是战争动员的工作。 ”[3]306-307
（一）建设革命根据地，为红军战胜敌人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红二十五军进入商洛后，鄂豫陕省委先后派郭述申、郑位三、陈先瑞等领导干部，“带两个主力连队和部分干部做地方工作。”[4]13他们“一边作战，一边开辟根据地。”1935年1月初，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后，立即在陕西商洛、安康及湖北郧阳交界地区的镇安、旬阳、郧西、山阳等四县边区横扫地方反动民团，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广泛宣传抗捐、抗税、抗粮、抗债、抗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摧毁保甲制度，建立苏维埃政权。在随后的柞水蔡玉窑、文公岭战斗后，又乘胜在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等五县边区开展群众工作，分配土地，建立区、乡、村苏维埃政权，抓紧根据地建设。在洋县打跨警二旅后，又开辟了华阳地区，建立了七个乡的革命政权。4月18日，攻克洛南县城后，又在洛南、商县、商南、卢氏等陕豫交界四县边区，“没收分配了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了豫陕边革命根据地。”[4]13在鄂豫陕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到1935年5月初，“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了三千七百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两千多人。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十四个区、四十六个乡、二百一十四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近五十万，耕地面积九十多万亩，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造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局面……根据地的建立为战斗胜利提供了保障。”[4]14由此可见，第二次反“围剿”拼的是军事，但是，第一次反“围剿”时奠定的根据地的基础以及第二次反“围剿”时党和红军对根据地全体力量的调动则表明，第二次反“围剿”更重要的是在拼政治。显然，党和红军在这方面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经过以上对各接地点分析，当直流电源发生一点接地故障时，电路供电不受影响，但由于发生正负极两点短路，可能导致烧损电源及其电路绝缘，为避免发生事故风险，应立即断开故障负荷。如本电源回路中，当发生d1点或d2点或d3点单点接地故障时，应尽快地想办法对应断开K1K1′、K2K2′和K4K4′，避免发生d1点、d2点同时接地短路或d2点、d3点同时接地短路故障。
（二）改编组建红色地方武装，为红军战胜敌人提供有力的军事保障
红军长征到陕南后，迅速了解清楚了当地的社会民情和贫苦农民自卫武装。在山阳县，将阮英臣的农民武装“硬肚红团”改编为四路游击师，活动于商县和山阳县交界处。该地后来成为根据地的中心区。经过努力，红军先后组建了六个游击师和三个游击大队，成立了洛南华阳游击队，“成立了鄂陕、豫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豫陕游击师，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支援和配合了主力部队的行动。”[4]13-14为了加强根据地的领导和统一指挥游击武装，“郭述申同志任工委书记兼游击司令部政委，陈先瑞同志任游击司令。”[6]此外，还改编改造了其他贫苦群众的武装，从而形成了重要的革命群众武装力量。
2.2 术前创面处理 给予暴露疗法，支被架支撑，屏风遮挡保护患者隐私。协助医师做好术前伤口换药:双氧水冲洗创面、0.02%聚维酮碘溶液消毒，每日1次。磺胺咪隆溶液湿敷创面，每日4次，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和左氧氟沙星抗炎治疗。
（三）动员全体社会力量，为红军战胜敌人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援
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后，根据事先的军事部署和任务分工，在主力红军于外线活动期间，根据地各游击部队和人民群众，也积极行动起来。“许多群众主动为部队送情报、当向导，运送粮食弹药。转移伤病员；游击部队、抗捐军到处割电线、断交通，侦察敌情，袭击和阻击敌人，配合主力作战；农协会、儿童团、妇女会等站岗放哨、做军鞋、备干粮。”[1]43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部队作战，引起了敌军将领的恐慌。王以哲专门电令当地政府解决这个问题。“据报，奸商愚民与不肖之徒，有图利私运米粮、油盐济匪情事，除令所属部队严行查禁外，并于本月20日分令该各县长转饬各团队长、各区保甲长，对于米粮、油盐等物质，务须切实封锁，以绝匪食。”[24]王以哲的电令，恰恰说明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全面支持。而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被称为“粮子”的国民党军队则采取的是坚壁清野、封锁米粮和油盐这些在战时的战略物资。
当主力红军包围商南县城、奔袭荆紫关时，豫陕游击师指挥各游击大队，沿途不断顽强阻击尾追之敌六、七个小时，毙伤敌一百五十多名。在洛南，游击武装还全歼景村联保队，“为主力大踏步进退创造了条件。”[1]43荆紫关战斗后，红军主力经由郧阳、商南等地向西挺进。在这一带活动的三、四路游击师立即“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侦察敌情，封锁消息，准备参战。根据地的各级党政组织，动员群众，组织担架队、救护队，随时保证部队需要。”[1]43为部队顺利运动到根据地中心区、全歼唐嗣桐旅提供了重要保障。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才气急败坏地专门就对付游击武装给杨虎城发电报，要求他“速派队追剿，并将阮（英臣）、黄（兆明）、毛（仪彬）、蓝等小股分别剪除，以免牵制。”[25]阮英臣是鄂陕边游击总司令部第四路游击师师长，毛易彬②是第五路游击师师长，活动于镇安、旬阳一带。
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全面支援，表明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思想认识到位、思想工作到位、组织工作到位、群众工作到位，因而群众对党和红军由感知认识到认同再到趋同，最终形成了良好的党群关系和军民的鱼水情深，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长征胜利启示我们：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26]
四、结语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场取胜是战争的实质性结果，但它同时又是政治实质的表象。决胜战争的直接因素固然很多，但是真正的决定因素在于政治的诸多条件。鄂豫陕省委承接此前五次整编练成的强有力的军队精神[27]，在失去与中央联系的情况下，依靠共产党人优秀的政治品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将反“围剿”战争引向胜利；红二十五军党委和将士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忠实地遵行省委决定，执行省委的决策，积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军事训练工作、群众工作等，塑造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取得了一次次胜利；人民群众在党的引导下，提高了认识，激发了革命热情，全方位投入到保卫革命成果的斗争中，形成了新的社会基础和新的社会力量。这一切胜利的取得，凸显了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党委、红二十五军将士杰出的执行力、大局观、人民观和发展观，凸显了创新精神。同时，也凸显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总体特点，即融军事于政治之中，融政治于军事之中。党始终与人民结合在一起，依靠人民。将领始终与普通士兵在一起，亲如兄弟。这充分验证了毛泽东同志“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伟大思想。
注释：
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及相关亲历者均认蒋介石在对鄂豫陕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时纠集兵力为“三十几个团”。
②毛易彬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833页注释中被写为毛仪彬。陈先瑞《鄂豫陕边的游击战争》（芦振国、姜为民编《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183页）写为“毛易彬”，该游击师由当地红枪会改编。陈先瑞长期做地方工作，所以，“毛易彬”当为正确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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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杨增强.1932—1934年红二十五军的五次整编 [J].商洛学院学报,2018,32(3):29-36.
On Reasons of Victory in the Base of Hubei,Henan and Shaanxi Fighting the Second"Encirclement"
YANG Zeng-qiang1,2,WANG Xiu-rong1,2,LI Xue-feng1,2
(1.School of Humanities,Shangluo University,Shangluo 726000,Shaanxi;2.Research Center for Shangluo Revolutionary Area and Red Culture,Shangluo 726000,Shaanxi)
Abstract:The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of Hubei,Henan and Shaanxi,and the 25th Red Army,facing Kuomintang's Second Encirclement,with correct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and enemy,made correct strategy and policy.Relying on the Base of the Hubei,Henan and Shaanxi,and the Soviet Regime,making full use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ing spirit of the Red Army,and mass of the people,mobile warfare was combined with guerrilla fighting,politics with military affairs,army with people,seeking fight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pinning down the tired enemies,which led to the victory of the fighting the encirclement.This victory,clearly demonstrating the correct line of the Party,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n the Army,and the stress and reliance of the Party on the mass.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the Party,the army,the Base during the fighting the encirdement and enriching the Mao Zedong Thought.
Key words:Hubei，Henan and Shaanxi Base;fighting"the encirclement";Party building;army building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19）01-0012-08
doi:10.13440/j.slxy.1674-0033.2019.01.003
收稿日期：2018-04-25
基金项目：商洛学院科研基金项目（16SKY-FWDF011）
作者简介：杨增强，男，陕西临潼人，教授
（责任编辑：耶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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