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三自然界”系公木先生在理论探索领域的代表思想。其生发于自然在生命中的多重敞开、多维构生。公木先生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视角，将自然界层析为三，并且将创造性的生命活动置于自然界的序列中看待，在自然的母体中理解精神。公木先生“第三自然界”思想生长于以“天人合一”为视域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双重文化根源上；同时又源自公木先生由诗人到思者的独特艺术悟觉、生命体验。“第三自然界”思想是公木先生基于寻源汇流的思想灵光，历经由诗到思的精神追求，所最终达到的生命自觉。
[关键词]第三自然界；生命；自然
公木先生一生著述甚丰。一方面，他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吉林大学及东北师范大学两校校歌等等的词作者为我们熟知；另一方面，他还在古代文化典籍解读、古典文学、诗歌史论领域广有建树；更不可忽视的是：他亦在纯粹思辨领域中历经过上下求索、循源汇流，终然达其浑然统一的生命自觉。可以说，公木先生在自觉精神之领域中的最高成就，即为其“第三自然界”思想，呈现在其《第三自然界概说》一书中。正如我国著名学者萧焜焘先生指出的：“公木同志沉思三十个春秋，飞升到了那浩渺的太空，翱翔于第三自然界之中，自得地领略着那旖旎的风光。”[1]272生命源于自然，同时自然亦因生命开显。正如我们理解生命之多重多义的类本性一样，我们来理解自然之多重多义的类意识。公木先生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视角，将自然界析层理序、生生为三，并将创造性的生命活动置于自然界的序列中看待。
一、“第三自然界”的生命自觉
公木先生《第三自然界概说》于20世纪90年代初成书，包括了先生相隔十年(1982、1992)对其“第三自然界”思想的两度说解，分别以《话说“第三自然界”》和《再说“第三自然界”》为题。前者是先生有悟之初，作为反思诗人写就的理论雏形，后者则是先生历经十载不辍运思，作为诗性思者所得的大成自作。期间先生博览沉思、戒罔戒殆，尤其从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和萧焜焘自然哲学思想中得到汲养与启迪。先生谦言不敢“独饴默甘”[2]2，将关于二者的领悟观感运笔成文，一并收入《第三自然界概说》书中，令十年间思想生发之脉络清晰可见。
我们今日可见的先生弘著中，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作为该书主体的《再说“第三自然界”》，作为思想渊源和思想基础的《天人关系论——读萧焜焘〈自然哲学〉摘抄》《实践唯物主义——完善并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作为附录的《话说“第三自然界”》。可以说，该书乃是先生穷十年之功、集毕生体悟、融通哲思汇涓成河而最终达到的生命觉解。成书的过程，亦是公木先生寻索至诚哲理、精神自我的过程。可以说，《第三自然界概说》一书乃是先生穷十年之功、集毕生体悟、融通哲思汇涓成河而最终达到的生命觉解。成书的过程，亦是公木先生寻索至诚哲理、精神自我的过程，亦即先生追寻“第三自然界”的生命思旅。
乍看“第三自然界”的提法，会令人不禁反问：究竟有几个自然界，或者何以提出几个自然界的问题？诚然，如果在其自在的意义上来思考，无疑只有一个自然界，并无复数的序列。但是这样的自在自然还只是晦暗、荒芜、缺少生命意识的。一旦在看待自然的目光中加入生命性的考量，这个混沌未分的自在自然就会产生分化。正如人在理解自己的生命、展现自己生命时一样。人首先是一个自然生命的存在，由物质构成，是生理学的对象，在这种视域下人还只作为单纯的自然物被看待，但是同时人也能理解其自己为多重多义的生命存在。他有作为自然生命的第一生命，同时，他还有超自然的第二生命，即展开自己的主体性的、有伦理需求、有精神创造的生命。就像理解生命的多重多义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和人发生关联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澄明自身的自然界，看成是多重多义的。
海德格尔曾指出人往往首先从自己所不是的东西来理解自身。相应地，人同样也常常从自身所是者出发来理解世界。这种从自身生命出发理解世界的倾向，在公木先生这里就表现为多重自然的区分。在此意义上，这种对世界的区分实际乃是对生命的区分。
三个自然界提法的合理性在于，不是在自然界本身或者说自在自然的意义上理解世界，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在人的生命活动的创造性中来理解自然界，因此这里的自然界的属性同时又是人的生命属性。首先确立的思想之立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站在人的创造性生命活动的地基上来界说自然界。
我们对生命可以有多重维度的理解，这是超越种意识的、关于生命的类意识。相应的，多重自然的区分亦来源于关于自然的类意识。同时后者又基于前者，关于自然的类意识实质上是关于生命的类意识。公木先生提出的“第三自然界”体现着人对自身生命本性的理解，即参照生命的多重多义性，理解世界的多重多义性，从而让自然界有了生命性的多重呈现，反过来，对生命的理解也不失去自然界这个根本。生命和自然的对立统一是理解“第三自然界”理念的关键，公木先生的思想就在这一双重维度中获得了自身的张力和活性。
那么，又有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公木先生既然对世界进行了多重多义的区分，为什么仍然将精神领域的世界和人的创造性生命活动归结到自然界的序列中，将纯粹创造性的世界称为第三“自然界”呢？其逻辑线索在于：自然是人的母亲，人的一切活动，包括精神创造活动，都是从自然中幻化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人以自己的方式幻化自然、创造自然，形成自己的精神世界。但这一精神世界不是非自然的，而是内蕴了精神的、更高维度上的自然。
蓦然回首，见红琴已经迷迷糊糊中睡去了。她应当说是一个嗜睡的人，还特别喜欢睡懒觉，像猫似的慵懒。她一旦合上眼进入了深睡眠，就呼吸均匀，无声无息，他倒是希望她发出那么一种细语似的声音，就像茶水刚倒进杯子里的呓语。再看她的样子，微微耸起的乳房和微微隆起的小腹，在视觉上使人感到充满了弹性。说到如数家珍，眼前的尤物应该也算得上是一件珍宝吧。他的目光落到她的私密处，想来那里正是天堂或地狱的入口，不由得陡然一惊，红颜祸水，那里正是一个危险地带，可是他既上不了天堂，也下不了地狱，那么，就算那是高压线，也是与他绝缘的。
这种对自然的理解在文明史上并不罕有，如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就指出神即自然，作为自然的神同时拥有物质和精神的属性序列，二者各自包含无限的样式；基督教自然神论也持相似的自然观；我国道家思想中也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66的说法。但公木先生的三个自然思想并非对上述自然观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简单拼凑，而是站在人的自我意识之立场上、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对它们进行了有机的、富有建设性的重构和整合。在这里，公木先生不是从人的主动性角度理解自然界，而是从自然界的角度理解人的主动性，并在此基础上，把属人的、精神的世界归结到第一、第二、第三的自然界序列中去。
公木先生没有在自然母亲之外来展开其世界领会，他还是基于生命的基础，尤其是精神活动、精神创造的基础来考虑这个问题。但与此同时他也强调了人的生命活动，尤其是涉及人的精神性创造的生命活动的独立性，以及对自然的再造和发挥。因此他所构建的三个自然之思想体系始终没有离开自然界，而是在自然界的序列当中来体现和弘扬人的创造精神和精神成果。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机械唯物论相比，这一思想无疑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他能够敏锐地把捉到反映和幻想的东西在精神维度的实在性，发现这个世界的内涵，提出诸如“理想的创造”“形象的王国”“理性思维的彻底解放”等等说法，充分肯定这些东西超物质的现实性，同时又坚持这种现实性具有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特质[2]2。公木先生把纯粹精神世界作为自然界的最高形态整合在自然界的序列里，以自然一元论的理解方式避免了笛卡尔式的精神和物质二元论倾向。在公木先生的思想体系中，虽然有三个自然界，但作为存在之为存在的基底的始终是那个由低到高、不断获得精神自由的“自然”。
公木先生的“第三自然界”思想是极具原创性的理论。在《第三自然界概说》中，公木先生对世界作了三个层级的划分：所谓第一自然界，指的是绝对客观的物质自然，先生的这种规定中包含着两重意蕴：首先是第一自然界的无机性，纯粹的质料中没有任何生命性的痕迹；第二是第一自然界的混沌性，即没有任何的规定、区分和意义。然而从无机的混沌中通过绝对的物质演化会产生“地球上最高的花朵”——有机的生命乃至人，人能够通过生活实践认识自然界并有目的的改造自然界，这种人通过劳动创造的自然界，即为“第二自然界”。公木先生用《道德经》开篇一章“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3]2来说明其理解的第一自然界和第二自然界。第一自然界为“无名”界，没有语言和意义的存在，第二自然界为“有名”界，人在这里作为通过其实践活动创生意义的“命名者”被理解。第一自然界是纯粹物质的，第二自然界则是物质和精神的。有了精神的区分、层级和脉络，第二自然界中的物质即可被分为五种类型：原始型物质、改造型物质、模拟型物质、信号型物质、意识型物质。在这里物质已经不是浑然不分的混沌，而是被精神所“赋型”的有意蕴之物。
公木先生这种将人的创造活动、精神活动放在自然界的系列里看待的逻辑，来源于其文化根源和生命体验。首先公木先生是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人，其三个自然界的说法正源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次他还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实践唯物主义影响。以“天人合一”为表征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和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第三自然界”的文化、理论根基。
公木先生这种富有生机的原创性正是由于其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其广博的阅读学习、长期的创作经验、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对相关理论的精熟之基础上的。“第三自然界”思想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产生、成型、完善以至生成，尤其是由“话说‘第三自然界’”到“再说‘第三自然界’”的转变过程，实则经历了一个汲取整合、融通中西、循源汇流的思想过程。如前文所述，公木先生最重要的思想来源、“第三自然界”的文化根基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滋养；第二则是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润泽。
图2中，短期修正在绿色区域为正常，也就是“6”代表的区域，一般来说长期和短期修正的叠加值在±15%以内。如果处于“5”代表的黄色区域，则有可能是发动机存在故障，如发动机转速不稳。从数值看，长短期修正叠加在+15%～+35%之间和-15%～-35% 之间，或者单独的短期修正在+15%～+20%之间和-15%～-20%之间，在这两个区域内发动机的尾气可以被修正补偿到合格范围内。此时，如果进行尾气检测，一般会合格，发动机抖动的原因只能通过数据分析才能查明。
在这种文化根基和生命体验之上，公木先生的“第三自然界”具有了生命的、精神的特质。“第三自然界”是“理想的创造”“妙造自然”的产物。从自然性的根底上看，它是对物质自然的反映，只是“影子世界”；而从生命性的升华上看，它又是具有更高灵性、实在性、可感性的“精神世界”“形象王国”，是“理性思维的彻底解放”“精神状态的真正自由”，这种解放和自由是在既基于、又超越了物质的维度上被理解的。对于主体而言，就是“自我的觉醒”，是觉解自身的生命自觉。“第三自然界”就在这种自觉中达到了“主客融合”“天人合一”[2]1-2。
单因素试验就是在其中2个因素固定的前提下来改变第3个因素而进行的播种试验。在试验中为了减小试验误差，对于每个水平播种3盘，统计出总的空穴穴数、单粒穴数和重播穴数，计算空穴率、单粒率和重播率，利用空穴率、单粒率和重播率3个指标对各个因素对排种器性能的影响进行对比。
公木先生把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为强调主体性、能动性原则的精神。这种对主体性、精神性的正名，之于“第三自然界”的意义在于最大程度地开显人的精神的创造性。如果缺少实践的观点，那么唯物主义就有沦为机械唯物主义的危机，在这样一种倾向下，惟有纯粹的物质自然，即“第一自然界”的实在性才是唯一合法的，这也是海德格尔在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指出的肇始于笛卡尔的现代性思维之症结所在。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保障了三个自然界间不只在时间和逻辑上，而且在现实性上也能够呈现一种上升势态，纯粹精神的世界(第三自然界)在主体性的视角下可以具有更丰富、完满的现实性，只要这种现实性是基于自然界实在性基础的。在这种意义上，第三自然固然仍是观念世界，但是这种观念并非是产生于虚妄，而是在遵循客观性并发扬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抛却了自然质料束缚的自由创造，因而是意义世界的创造。
二、寻源汇流的思想灵光
公木先生理解的精神自然和物质自然的关系，可以用母亲和儿子进行比喻。第三自然界正如那既不背叛自然母亲，同时又有独立创造性的儿子。对第三自然界的强调，正像在不背离、不脱开母亲的情况下来强调儿子的作为，强调这一作为的独特意义。母亲的血缘遗传使后者拥有了一切，但后者又是独立的。从母亲的源始性角度来看，第三自然界是自在自然界的影子、反映；从儿子的自立性角度来看，这种影子、反映又不是机械被动的，是有独立性和创造性的，是想象力幻生出来的形象王国，是客观实在的具象化，这就是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物质的、自在的自然无疑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之母，但其并非指具有生命力、活生生的母亲，而是绝对惰性的母体。正如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关系，阳表现为健动，而阴则是作为潜能的蕴含力量，其存在在这里还是隐而不显的。惟有其所蕴含之物通过自我实现获得了存在，它才能够在更高的维度上分化并显现，同时这种分化又表现为异化，即发展为自身本来所不是的东西，这就是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第一自然界到第三自然界的变化。人就像大自然的儿子一样，在母亲的土壤上创造自己的生命果实。第三自然界就是人在自然母亲的怀抱里创造自身的生命世界、精神世界。
先生在其涉足“第三自然界”理论之初，曾谨慎地仅将“第三自然界”的范围限定在“艺术王国”[2]111。据公木先生自己所言，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变革的思想成果“实践唯物主义”思想，是公木先生“第三自然界”理论发生飞跃的另一重要思想资源。马克思指出：“人的思想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5]3实践唯物主义思想保证了第三世界的客观真理性，从而可以使同时具有客观性和精神性的科学等被纳入“第三自然界”的范围之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促使公木先生将“第三自然界”之视域扩大到包含科学、伦理、宗教、艺术在内的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的飞跃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如果只具有这样文化根基，公木先生还不一定能体验到第三自然界，他在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文化熏染下更有自身的特质性觉解。公木先生是诗人、作家，有其独特的诗性生命体验。他首先是在美学、艺术的意义上来理解世界的序列，这种理解不仅仅是有外在思考的，更是有内在体验的。可以说，公木先生作为诗人在艺术创造的活动中真实地经验到了“第三自然界”，然后才作为思者将之上升到理论层面上。“第三自然界”从根本上说不是概念推导出来的，而是生命悟觉的产物。公木先生“第三自然界”思想的独特性在于他在艺术创造活动中对自身生命体验的把捉。因此，先生在艺术创作的审美体验、生命体验中理解到的第三自然界，不是概括和抽象的命题，而是体现其生命活动和创造活动之本质的理念。“第三自然界”在公木先生那里首先是一个具体存在的场域，是其作为诗人、精神创造者生存、劳作于其间的活生生的世界。“第三自然界”不是理论性的，而是精神性、生命性的。
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道家文化可谓是“第三自然界”的思想之源。公木先生“十五而有志于诗”，从小精研历代诗词与古籍，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不仅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中对字句的把握里，也深刻地印刻在其后来运思过程中所依赖的文化基因上。先生无论在战火动荡之时还是蒙冤困苦之日从未中止过对中国文化的研习，先后写就《中国文化与诗学》《老子校读》《老子说解》《老庄论集》《先秦寓意概论》等多部著作，都为其晚年创立“三个自然界”思想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对手足口疫苗等品种临床试验进行现场检查时，为配合创新药物的加快审评，研究核查处坚持标准不降低、程序不减少，深入到接种第一线，将试验情况及时、如实反映，为总局快速审批提供了可靠依据，为手足口疫苗全球首发上市做出了巨大贡献。某中药在临床试验中发生连续严重不良事件，研究核查处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抽调经验最丰富的检查员奔赴现场，连夜查明原因，完成检查报告，为及时叫停该临床试验提供了坚实依据，保障了公众用药安全。
如果单纯在自然界本身或者说自在自然的意义上理解自然界，那么就没有几个自然界，而只有一个自然界。惟有在中华传统文化开敞的天人关系视域中理解自然界，才可以提出第一、第二、第三自然界的概念。因此三个自然界说法的前提立场即为人和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外在的对象化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并以“天人合一”为其最高境界。
在《第三自然界概说》的“代序”结尾处，公木先生写道：“恍然得之于咀嚼萧焜焘氏《自然哲学》。不敢独饴默甘，愿普天下老中青诗之友得共享之！”[2]2并以“天人关系论——读萧焜焘《自然哲学》摘抄”为独立内容列入书中。可见，受到萧焜焘先生的《自然哲学》一书的启迪，公木先生十分注重从“天人关系”角度来进化、重构其“第三自然界”理论。公木先生称自己偶得该书，读之若啜甘品饴，恍悟“第三自然界”的真谛。萧焜焘先生从中华传统问题——天人关系入手，区分了三重天、三种人和三层关系。所谓三重天，即自然的天、伦理的天和本体的天(以人作为其本质的天)；三种人即自然的人、现实的人(具体社会伦理关系中的人)、完全的人(在更高维度上又归复自然的人)。与之相应的这三重关系则是自然的天与自然的人之间的“天人不分”，伦理的天和现实的人的“天人相分”，本体的天和完全的人之“天人合一”[4]142-145。
（2）插销筒套预埋。在沉箱底座预制时，在底座的两侧进行预埋加工成型的插销筒套，每侧前后各一个，分别作为牵引和后溜用。筒套长1m，直径为15cm，采用不锈钢镀锌材质，筒套底需要进行封堵，避免浇筑底座时混凝土浆渗透进筒套里，筒套口封堵26cm的正方形加强肋钢板，钢板中孔直径稍大15cm，钢板厚度1cm。底座浇筑完成后，需安排人员对插销筒套进行仔细检查，避免因浇筑施工时残余混凝土浆流进筒套里，影响插销的穿插。
公木先生从萧焜焘自然哲学思想中深受启发，并以之印证自己的“第三自然界”思想。他指出：所谓天人不分层次的自然的天，相当于其所言“第一自然界”，天人相分层次的伦理的天，相当于其所述“第二自然界”，但处于天人合一层次的本体的天却尚未达到“第三自然界”，而是仍存留物质的垢滓，尚未算纯粹精神，并从中悟觉到第三自然界应是纯粹的自然生命与人类精神之同一，这才是更高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在自然哲学之上应有更纯粹的精神哲学，即关于“第三自然界”的哲学[2]80-82。
发电站为了满足发电的需要，必须保持一定的水位。因此，该类型旅游区全年水位变化幅度相对防洪型要小，可以基本保证一年四季相关水上活动的开展。同时，发电站本身就是一个集科普、参观、修学、观光于一体的旅游点。发电型水利工程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景点，可以采取 “中心环绕式”的开发模式，即以电站为核心，在周边修建相关的设置，层层布局；也可以“条带状”分布，将服务区、娱乐区、风光区、科普区一体化纵向开发，但是应最大限度保证景区内的生态环境。
创想“三个自然界”的理论假说，其背后隐含的思想基础还包括先秦文化中的“生”。老子《道德经》四十二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120这一“生”的思想正是公木先生所领悟的三个自然界得以递代产生的根源。依照道家思想，作为阴阳的“二”是先天内蕴于“道”之“一”中，但是阴阳的二分对于一来说还是潜在的，在这潜在性转化为现实之前，“一”只作为混沌而是其自身。正如第一自然界，其诚然以绝对物质的形式孕育了人类文明的诸多可能，但是其作为可能性仍只是无意义、无差别的质料，惟有经历了人的对象化创造，亦即上升到第二自然界之后，它才能够如阴阳初分一样化生出各种意蕴和内容。阴阳及其融合共同构成了三，但这一转变并非是量上的叠加，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原初整体，然而这种阴阳之合已经不再能回到仅为潜能的混沌，而是内含了差异性、生命性的否定性统一，即作为整一者的物质升华为作为同一者的精神。在此意义上，公木先生指出：第一自然界是纯粹物质的，第二自然界是具有二元性的物质和精神的，而第三自然界则是内蕴了差别的纯然精神的，正合乎“一生二、二生三”的道理。
公木先生由诗人到思者的自我超越，可说是以1982年《话说“第三自然界”》的成文为标志的。至此，先生的生命历程步入了第二阶段。但这时先生还并非纯粹的思者，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反思，首先都是针对着其个别的、特殊的生命。先生这时还是作为一个诗人而非自觉的思者在思想，其表征即为先生最初理解的“第三自然界”还并不是纯然的哲学思想，而是一种创作理论、诗学或艺术思想，来源于其对自身歌者生命的个别体验。在这一阶段，“第三自然界”的范围还只被限定在“艺术王国”，同科学以及其他精神景观之间泾渭分明。这时公木先生的“第三自然界”，还只是被赋予正面价值的柏拉图的“第三张床”。可以说公木先生写作《话说“第三自然界”》的时候，正处于其人生中由诗人到思者的过渡阶段。先生仍是一个诗人，但已经是“反思的诗人”，同时先生又是一个思者，只不过还是“诗与艺术的思者”。
在第二自然界之上还有纯粹精神的世界，即“第三自然界”，它是以人类活动为核心的“第二自然界”的反映，是影子世界，但却具有无质料的实在性，它一方面作为人类想象力“幻生”的产物[2]112，一方面又具有超越具体个人主观维度的宏大客观性。“第三自然界”首先是由艺术或诗所建立的形象王国，同时又是宗教王国、伦理王国乃至科学王国[2]52-53。所有人类实践活动如果能够超脱质料束缚达到绝对精神境界，都可构建自身为“第三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第三自然界摆脱了物质的惰性和枷锁，具有绝对的生命活性，它不只依赖第二自然界，随着后者的发展而演进，还能够反作用于第二自然界，并且在其之上达到自身持立与自我实现，因此“源于又高于”前两个自然界。
“第三自然界”思想可谓是公木先生溯洄溯游、几经反思、数度论证，所获的思之大成。其最终得出者并非以某种学术结论为标识的终点，而是运思之路终于浑然自环、处处相衔而构成的以先生之生命自觉为中心的场域、境界。在此境界中，万物澄明通透、共沐“第三自然界”的智慧之光。
公木先生强调要超越认识论层面，从本体论的高度上理解实践唯物主义，即将实践理解为存在之所以存在(是之所是)的根本机制。据此，精神实践所建造、创生出的第三自然界就具有比作为混沌的物质之集合体的第一自然界更高的现实性，同时也比第二自然界更加纯粹且开放。如此理解的“第三自然界”即使将科学、伦理、宗教都置入其中，也不至于陷入虚无主义或主观主义。由此看来，“第三自然界”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得以向其更高的形态发展。
综上可见，公木先生的“第三自然界”思想体系并非虚无缥缈、悬浮无方的天空之城，而是具有深厚坚实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以及当代中国学术影响的思想成果，亦是先生神游万卷、遍览群峰、汇流成河而最终达到的精神归宿与生命家园。
三、由诗到思的精神追求
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根基，还不足以使公木先生创生并完善自己“第三自然界”的思想。公木先生是诗人、作家，其作为歌者的独特生命体验，乃是其“第三自然界”思想得以生发并生长的沃土和阳光。“第三自然界”由雏形到雄躯的发展体现了先生由诗到思的精神追求。20世纪80年代初，其时先生诗名早已名满神州，其作词的《八路军进行曲》几经更名，已传唱达40个年头；先生自身亦饱经人世沉浮，不滞于浮名与俗事。但正如其脍炙人口的歌词“向前！向前！向前！”那样，先生追寻自我超越的脚步即便在古稀之年仍未懈怠。诗歌之粲然雪峰之上又开显出漫漫修远之途，先生又开始在纯粹哲思之道路上跋涉求索。这一精神求索的核心成就即表现为其“第三自然界”思想。
公木先生对“第三自然界”的领会实则经历了一个长达数十年尤其是近十年的生长历程，以“话说”与“再说”为名先后进行了两次界说。“第三自然界”的思考与阐释，并不仅仅是流于表面的理论研究，而是熔铸了先生生存体验、创作感悟的生命求索。公木先生在学术领域中界定并论证了“第三自然界”的同时，其个体存在也通过精神自觉和精神回归达到了更高的生命境界。可以说，先生之所以能在理论领域确立起超越对象世界、富有原创性的“第三自然界”观念，正是由于其生命境界对客观世界的先行超越。因此，以公木先生对“第三自然界”的界说为标志，可以将其不息追求的生命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从中了解先生由诗到思的精神追求。
公木先生的生命首先呈现为作为诗人和歌者的生命。先生生于1910年，成长中历经动荡、身染硝烟，曾在黑云压城之时举目曙色、引吭高歌，创作出《八路军大合唱》等一系列作品，在山河破碎之际擎诗歌为火炬给国人以鼓舞。直至雄鸡唱白天下，再度几经沉浮，可以说先生都是作为诗人践行其生命历程的。但诗之中往往不乏思之暗流隐脉，诗人待青春激情沉淀之后亦常常转身为思者，先生亦如是。
公木先生将这种三个自然界间的“生”理解为“自然界”的“源于又高于，属于又异于”[2]2属性，“第三自然界”既是前两者出于自因的发展方向，同时又必然以“第一自然界”和“第二自然界”为前提和基底，在这种意义上，“三重自然界”就绝非彼此外在的，而是环环相扣、生生不息的动态有机整体。“三重自然界”间的“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之生命本性及其人文精神。
其后，公木先生历经十年的运思寻索，待其于1992年写就《再说“第三自然界”》时，其第三世界已拥有了可容纳科学、伦理、宗教、文学、艺术、审美、语言、符号、意义在内的宏大疆域。先生明确指出：所有“第二自然界”中涉及人类、主体的内容，经过提升都可上达切实的“第三自然界”。如果说“第二自然界”已经是属人的意义世界，那么“第三自然界”就是这意义世界的升华与结晶，是其精神成分的现实化与独立化。这时的“第三自然界”已不再是狭窄的“艺术王国”，而是科学与哲学的“理念王国”、艺术与诗的“形象王国”、宗教和信仰的“神性王国”、伦理与风俗的“人性王国”所共同构筑的四位一体之“精神王国”[2]52-53。
由《话说“第三自然界”》到《再说“第三自然界”》的转变，并非是范围扩大的量变，而是基于先生之生命领悟提升所导致的具有理论深度的质变。公木先生不再拘泥于既有的理论，而是从其作为诗人的独特生命体验出发，认为诗与艺术具有同科学一样的实在性，从而达到了真与美的统一。他对第三自然界的重新界说，既将科学、伦理等提升到了更高的文化境界，也由此提升了“第三自然界”的现实性。这种理论上的双重提升，又是基于先生自身生命境界的提升，亦即其对自我生命的自觉。在这一阶段，先生成为了一个纯粹的、自觉的思者，思者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得到了超越性的内在合一。先生由诗人到反思的诗人、再到整个精神世界自觉的思者的转变在这里完成了思想的融合，在对“第三自然界”的觉解之中达到了精神生命诗与思的最终同一。
夜里十二点，法比从外面回来，身后跟着一个高大的西洋女士，学生们认识她，此刻轻声称呼她“魏特琳女士”。女士和法比一样，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手势眼神也像中国人。她带来了一个理发师给女孩剃头。两个小时之后，一群小女生成了一群小男生。魏特琳女士是乘一辆救护车来的，凌晨离去时，救护车里运载了一车穿着条纹病号服的少年病号，“他们”个个面黄肌瘦，眼睛呆滞无光，条纹病号服飘飘荡荡，看起来里面像没有一具实质的身体。
公木先生由诗入思、溯洄溯游、上下求索、追源汇流、饮甘汲养，终于成其“第三自然界”思想。三生于二、二生于一。欲理解“第三自然界”，首先要明了对一、二自然界的界定。在公木先生的思悟之中，所谓“第一自然界”指的是人类之外、之先的世界，即纯粹的物质世界。这第一自然界无任何规定性与内容，乃是未被赋予意义的质料性混沌，在永恒却漠然无别的流动循环中悠然运动，于时间无始无终、于空间无内无外。公木先生指出，虽然第一自然界先于人的思维认识，但对其存在的判定却并非独断，而是基于确切无疑的逻辑推知和实践证明。其虽在彼岸，但却既非拟构出的蜃楼幻景、亦非不可知的“自在之物”。
所谓“第二自然界”，即为人类实践活动创造出的对象世界，亦即人类生存、操持、劳碌、关切于其间的世界。如果说第一自然界是“人属”的，那么第二自然界就是过渡向“属人”的[2]2。在公木先生的体悟中，第一自然界之存在(所是)还只是潜能的存在，第二自然界才具有了现实性，可称为“现实世界”，这一现实化的过程正是由人的实践活动促成的。通过公木先生对第一和第二自然界的区分可以看出，其一方面可能受到了康德对“必然世界”与“自由世界”“物自体”与“现象界”之双重区分的启迪，同时又基于自觉的唯物主义立场对其内蕴的神秘感和潜隐的虚无主义倾向进行了净化；另一方面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在世界和自为世界的论说中汲取了养分，并在这种纯粹的理论运思之上熏染了富有中国传统智慧的烟火气息。
（2）构建制度框架。市政府出台《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要求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市财政局印发《宜都市预算绩效管理操作规程》《关于开展预算绩效管理评价工作的通知》等9项预算绩效管理文件和办法，形成了涵盖目标管理、运行监控、绩效评价，进一步理顺了部门职责，规范了操作流程，明确了工作任务。
如果说公木先生对前两个自然界的划分还是基于其对康德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朴素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理解、整合和重构，那么其对“第三自然界”的界说则更多源自先生作为诗人或诗性思者的生命体验。公木先生认为第二自然界可以辐射或升华出一个虚而不屈、玄而不悬的更高的纯粹精神世界，即其所谓的“第三自然界”，它既是对作为现实世界的第二自然界之反映，同时又是具有主体精神的理想创造。如果以物质为基准，那么这一世界可称为“影子世界”，但这一影子并非无常幻影，而是理念之影，这一影子世界同时又是具有更高现实性与创造性的精神世界。
公木先生几度提及，第三自然界乃是出于想象力之“幻生”，但是这种“幻生”幻而不假。所谓幻，是针对其无物质、无质料而言，是对其纯粹的主体性和精神性的界定，而绝非对其现实性之否定。在公木先生看来，三个世界的递进毋宁说是一种由潜能到现实的不断实现过程，而绝非三个偶然搭建在一起的现成空间。三者的关系并非被时间的先后所局限，作为纯粹精神世界的“第三自然”同第二自然共同产生于人类将世界对象化的初期，并在文明的历程中不断充实构成自身。三个自然界的区分与其说是实体性的，毋宁说是逻辑性、思想性的创造。纯粹物质的东西一旦被人类活动对象化，就由第一自然界进入了第二自然界，而第二自然界中的存在如果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发展中，注定将生成为人类创造性精神的独到意蕴，由此终将跻身于公木先生称之为“第三自然界”的精神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伦理等精神形态，到底处于第二自然界还是第三自然界，并非完全是由这些精神形态的本质先行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这些精神体系被思者看待与理解的视角。
“第三自然界”作为公木先生晚年的代表性学说，可以从三个维度上澄明其意义。
首先是艺术意义。公木先生作为诗人，最早只将第三自然界理解为艺术世界，是艺术家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所构筑的纯粹审美之精神领域。他援引亚里士多德《诗学》之观点：诗人应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摹仿。亦即：第三自然界乃是艺术家创造的“应当”世界，这一应当可以理解为基于美的原则或伦理原则，亦可理解为基于揭示杂多现象背后的真实共相之原则。在这里就通过第三自然界的说法达到了艺术中真善美的统一。可以说此时的“第三自然界”理论亦是公木先生所毕生践行的创作之道的理论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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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人类意义。从八十年代初的《话说“第三自然界”》到九十年代初的《再说“第三自然界”》，公木先生完成了对第三世界疆域的拓宽，也使得这一思想的意义由艺术领域蔓延至普遍性的人类生存。正如人类的一切活动、成就都依赖其物质基础，它们亦具有其内在的精神性，这种精神性若能在其发展过程中达到纯粹、独立的高度(如科学、艺术、宗教)，便可以在“第三自然界”的层面上被理解。这种对作为其共性的绝对精神性的揭示，对于人类觉解自身的创造性乃至生存价值与生命意义弥足珍贵。
图4为配合物Cd(BIDPT)2(NO3)2·(H2O)2的粉末XRD图谱,配合物实验测定的PXRD图和它的单晶结构分析模拟的PXRD图能很好的吻合,证实了所合成的配合物是均一的纯相,并且在室温下稳定.
第三是生命意义。公木先生由诗人到思者的生命历程，汲取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出的自身生命体悟，由作为艺术王国的第三自然界上溯到作为精神世界的第三自然界之生命觉解，实则都可归结为他自身的生命自觉。少年时，他立志学诗，由研读《千家诗》直到遍览唐宋精品，这时他还只有志向而无实际的生成，只有作为理想者的自觉；到其身处危亡之际，破茧长歌，吹响救亡号角之时，他已由理想者成为创制者，但这创作迸发于时代与情感，尚未被其理性自觉；岁月流逝，到其凌云之笔在人生阅历间愈发醇厚，达重剑无锋之境时，他已是自觉的歌者，但反思却尚处混沌；当其初论“第三自然界”，成为自觉思者之时，其诗与思、创作与理论尚各自分离，未能浑然；惟当先生再论“第三自然界”之后，其各阶段的自觉才在实际生存中圆融统一。此时，诗人亦是思者，所有生命体验在生命自觉中澄明，达乎纯粹生命精神之“第三自然”。
由图5(a)还可见，硅相中有很多裂纹，这是由于热应力和硅体积膨胀的因素。Si/C反应是放热反应，局部区域温度高于其他区域使样品内部产生热应力，会引起裂纹的产生，且由于液硅密度为 2.34 g/cm3、固态硅密度为 2.53 g/cm3，未反应的液态硅凝固成固态硅会发生8.1%的体积膨胀。裂纹的存在会降低C/C-SiC复合材料的硬度、强度和韧性。
“第三自然界”思想是公木先生在理论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亦是先生之为诗人思者历经精神求索所达之生命自觉。“第三自然界”作为“理念王国”“形象王国”“神性王国”“人性王国”四位一体之“精神王国”，其思想内蕴深邃哲思，体现了世界之多重多维与人性之多重多义的内在一致。透过这一思想，能够体会到先生是以生命与自然相融通的眼光理解人与世界，赋予世界以意义性的多重呈现，这里所深蕴的是先生对生命的精神性理解与人性的内在自觉。公木先生的这一理解与自觉并不是对自然界与人性的外在的、抽象的把握，而是内在于生命与自然的体验和领会。换言之，公木先生的“第三自然界”思想不是基于某种纯粹外在的自然界，也不是基于某种先验的人性原则，而是在生命和自然的对立统一中提出的。“第三自然界”虽是公木先生自己提出的个性化思想，但其关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其对人与世界的理解引人深思。时光流转，公木先生思想的艺术意义、人类意义与生命意义愈加得以开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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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PursuingtheThirdNature:ResearchofGongMu’sThought
HU Hai-bo
(Faculty of Marxism，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 As the representative view in the field of theoretical field，“The Third Nature” is originated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kind and anim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Gong Mu divided the nature into three aspects. He regarded the life activiti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s a part of nature and interpreted such activities from the nature of mankind. The Third Nature is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advocates “seeking harmony between mankind and nature” and Marxist philosophy focusing on practice. Gong Mu，a poet and thinker，added his own artistic enlightenment and his self-understanding to life. The Third Nature represents not only his essence of learning，but also his sentiment to life.
Keywords： the Third Nature；Life；Nature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9.01.007
[收稿日期]2018-06-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A0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7YJC720042)。
[作者简介]胡海波，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9)01-0042-08
[责任编辑：秦卫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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