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摘要]实证范式中的科学循证原则使循证小组工作的落地遭遇情境挑战，但迎合情境的反实证立场难以保证科学性，平衡科学循证和情境处遇成为循证小组工作本土化目标。在实践的时间向度中，科学循证来自“长”时间的循证惯习，情境处遇显示“短”时间的实践智慧，本土循证社会工作实际上是在“长”与“短”之间的“适切时间”内实践循证元素，可归纳为循证单元的模式。循证单元中循证程序是证据采集、评价和应用的循环，证据是实证研究证据、理论证据、评估证据和经验证据的组合。由循证单元演绎出循证小组工作技术路线，并通过一个学习习惯优化小组的实践经验进行检验，证明了循证单元有助于在本土情境中落实循证证据和程序，是可复制和借鉴的本土循证社会工作实践模式。
[关 键 词]循证单元 循证小组工作 实践时间 科学循证 情境处遇
20世纪后期起源于西方医学领域的循证实践要求实践者“做出关于介入方法的决策时应该有意、精确和判断性的寻求当前最佳证据的支持”。[1]David L.Sackett，William M.Rosenberg，J.A.Muir Gray，R.Brian Haynes，W.Scott Richardson，“Evidence Based Medicine：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n't”，BMJ，Vol.4，No.312，1996，PP.71-72.小组工作是指目标导向的活动，以满足社会心理需要的任务团体和小型干预为特征。[2]Robert F.Rivas，Ronald W.Toseland，An Introduction to Group Work Practice，Pearson.Harlow：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17，P.27.循证小组工作（Evidence-based Group Work）是一个在小组工作中明智且技巧性的应用最佳证据的过程。[1]Mark J.Macgowan， Glossary of Terms.http：//evidence basedgroupwork.com/9401.html.但在本土情境中如何跨越证据不足和程序执行的挑战，平衡科学循证和情境式处遇，尚需要更多的本土理论建构和结合具体案例的行动研究回应。本文从实践的时间向度入手，在长时的循证惯习和短时的情境处遇两个端点之间发现“适切”时间的循证元素，构建“循证单元”理论模式，并通过一个流动儿童初中生学习习惯优化小组的本土经验来说明基于“循证单元”的循证小组工作的技术路线和可行性，丰富了循证社会工作本土模式的理论建构和经验探索。
一、循证小组工作的挑战和目标
（一）实证范式中的科学循证
在循证社会工作长期秉持实证范式的背景中，循证小组工作强调科学原则，集中表现在证据界定和程序设计两方面。
证据分级标准从高到低为：信誉良好的组织所做的系统综述；单一被试的随机对照实验；大规模多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单个的随机对照实验；大规模多样本的准实验研究；单个的准实验研究；可重复前实验结局研究；单个前实验结局研究；单一被试实验研究；相关研究；叙事案例研究；专家的临床意见；可靠的理论；专业团队的建议。[2]Bruce A.Thyer，Monica Pignotti，“Evidence-based Practices Do not Exist”，Clinical Social Work，No.39，2011，PP.328-333.可见，系统评价和随机对照实验（RCT）研究是最有代表性的最佳证据。
“互联网+教育”打破传统的流水线式教育模式，让教育以学习者为中心，尊重学生个体差异，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体验，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例如，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反复观看教师的授课与讲解，同时可以与教师或其他同学在线交流，及时解决问题和疑惑。另外，授课教师也可以在线同步查看学生学习进度，以及相关任务完成情况。利用“互联网+教育”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实现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较高人才素质、规格和质量要求的目标。
循证小组工作的程序是：1.设定一个可以解决的实务问题；2.采集关于介入方法的证据；3.开展证据的精确评价（研究优势、影响力和应用性），从而获得最有效的证据；4.批判性、技巧性应用证据，并顾及这些证据在小组中的相关性和适宜性，然后运用评估以判断是否达成预期成果。[3]Mark J.Macgowan，“Evidence-Based Group Work-A Framework for Advancing Best Practice”，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Vol.3，No.1，2006，PP.1-21.[4]David E.Pollio，“The Evidence Based Group Worker”，Social Work with Groups，Vol.25，No.4，2002，PP.57-70.[5]Mark J.Macgowan， Glossary of Terms.http：//evidence basedgroupwork.com/9401.html.这个循证程序显然是Sackett等人的经典循证过程[6]D.L.Sackett，S.E.Strauss，W.C.Richardson，W.Rosenberg&R.M.Haynes：Evidenec-based Medicine：How to Practice and Teach EBM（2nd ed.）.New York：Churchill Livingstone，2000.在小组工作领域的应用。
（二）科学循证的情境挑战
其次，当时间的取值为“长”时，实践具有历史性和生成性。[9]李猛：《皮埃尔·布迪厄》，载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183页。实践者的实践智慧并非随心所欲，必须认识到惯习（habitus）的作用。惯习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它是历史的产物，来自既往的经验，比规则和规范更加可靠地保证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同时惯习也在不断的生成组成历史的实践活动。[10]同[5]，第 76 页。在循证实践中，科学的循证流程通过外在性的内在化，组成行动者的惯习，行动者才能在实践中保持其行动符合科学循证的逻辑。通过科学循证实践行动，行动者又不断生产出新的科学循证的历史，从而进一步塑造了惯习。[11]同[5]，第 77 页。
3）立体的投影。该部分设置六个学习任务。其中前五个学习任务以棱柱、棱锥、圆柱、圆锥、球各个不同体进行设计；每一个任务又分别包含三个子任务，分别是体的投影绘制、体表面取点投影绘制和体被平面所截取的投影绘制。后一个学习任务是相贯线投影绘制。
其次，实践者方面的障碍。[10]Barbara L.Baumann，David J.Kolko，Kathryn Collins，Amy D.Herschell，“Understanding Practitioners'Characteristics and Perspectives Prior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an 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 Child Abuse& Neglect， No.30， 2006， PP.771-787.实务工作者采集信息的时间不足，开展循证实践加重了实务工作者的工作负担；[11]T.Edmond，D.Megivern，C.Williams，E.Rochman，&M.Howard，“Integrat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d Social Work Field Education”，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Vol.42，No.2，2006，PP.377-396.实务工作者可能欠缺可获得的循证实践的知识，或者难以理解相关研究的结论；实务工作者感觉他们服务环境或群体的关键特点不适用循证实践；实务工作者因为政治、种族或监管的原因怀疑新方法或日常就不相信科学证据；实务工作者可能缺少训练或其他工具性资源以获得证据，[12]J.L.Bellamy，S.E.Bledsoe&D.E.Traube，“The Current State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Social Work：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Expert Interviews”，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Vol.3，No，1，2006，PP.23-48.实践者还会因为机构意愿、组织文化、组织能力和资源等方面的原因得不到机构的支持和督导。[1]Lydia P.Ogden，Mohan Vinjamuri&Jessica M.Kahn，“A Model for Implementing an Evidence Based Practice in Student Fieldwork Placements 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 to the Use of SBIRT”，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Vol.42，No.4，2016，PP.425-441.[2]Mel Gray， Elyssa Joy， Debbie Plath&Stephen A.Webb，“Implement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 Literatur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Vol.23，No.2，2012，PP.157-166.
上述挑战在本土化过程表现犹为明显。我国大陆循证小组工作本土化尚处于起步阶段，缺少专门的实践研究，只作为循证社会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被间接提及。而循证社会工作实践研究自2011起至今才10余篇文献，较为单薄，可作为高级证据的研究不多。[3]杨文登：《社会工作的循证实践——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新方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循证理念的引入虽然重构了实践与研究关系，[4]彭少峰、张昱：《循证社会工作的本土模式、实践限度与可能价值——以南通循证矫正为例》，《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2期。但应用中也存在过分重视“证据”客观性、模式生搬硬套、加重工作人员的负担等问题。[5]李树文：《以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的反思——对几个社会服务项目的研究》，《理论界》2014年第1期。特别是本土循证行政主导而非专业主导的特色，导致形式循证、被动循证、静态循证，[6]张昱、彭少峰：《走向适度循证的中国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本土实践探索及启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所以本土循证小组工作更多是一个模式探索而非模式应用的过程，[7]彭少峰、张昱：《循证社会工作的本土模式、实践限度与可能价值——以南通循证矫正为例》，《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2期。缺少适应本土实践的技术路线。
（三）面向情境的反实证转向
第三阶段目标：培养学习行为和技巧（二节活动）。工作员帮助组员学习记录和整理笔记、训练复习和应试技巧等。
1.更为广义柔化的证据界定。实证主义要求能明确说明有效性的强健的证据，而后现代主义理解的证据是能被用来强化特定意义和诠释实践及其影响的信息，是一种话语。[8]David L.Sackett，William M.Rosenberg，J.A.Muir Gray，R.Brian Haynes，W.Scott Richardson，“Evidence Based Medicine：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n't”，BMJ，Vol.4，No.312，1996，PP.71-72.因此证据包括研究证据和非研究证据，来自任何经过检测的、被发现有可靠的来源的知识，在价值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9]J.Higgs&M.Jones，“Will Evidence-based Practice Take the Reasoning Out of Practice？”In Clinical Reasoning in the Health Professionals （2nd ed）（J.Higgs&M.Jones eds.），Oxford：Butterworth Heineman，2000，PP.307-315.除了已有的证据，人们甚至可以开发他们自己的证据。[10]D.E.Pollio，“The Art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Vol.16，No.2，2006，PP.224-232.
2.更为简化灵活的循证程序。有的学者将步骤性的循证过程转变为更灵活的要素，认为只要满足了这些要素就是循证实践。循证实践的四个要素包括：（1）证据和理论；（2）临床专门知识，包括专业价值和与案主的工作经验；（3）实践者个人的观点、信念和假设；（4）案主的观点，即案主如何参与到介入中。[11]J.F.Gilgun，“The Four Cornerstones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Social Work”，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No.15，2005，PP.52-61.[12]Mark J.Macgowan，“A Standards-based Inventory of Foundation Competencies in Social Work with Groups”，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Vol.22，No.5，2012，PP.578-589.有学者提出“适度循证”观点，将循证流程简化为：获取研究证据、匹配研究证据、反馈研究证据。[13]张昱、彭少峰：《走向适度循证的中国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本土实践探索及启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情境化处遇实践中的生活事件成为工作重心。[14]郭伟和：《扩展循证矫正模式——循证矫正在中国的处境化理解和应用》，《社会工作》2017年第5期。
设定可以解决的实务问题是一个从宽泛的小组目的（Overall Purpose）到具体的小组目标（Specific Goals）的过程，是一个明晰案主需要的过程。[1]D.H.Hepworth，R.H.Rooney，G.D.Rooney，K.Strom-Gottfried&J.Larsen，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Theory and Skills（8th ed.），Belmont：Brooks/Cole，2010，P.278.
（四）平衡科学与情境的目标靶向
当实证的科学取向与情境冲突时，迎合情境的反实证取向并非灵丹妙药。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标准和实践的评估方法，可能带来相对主义的混乱。[1]何国良：《久违的实践研究:创造社会工作学的路向》，《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17年第2期。可见，社会工作的循证实践仍然需要一个标准来度量知识和实践的有效程度。[2]M.Sheppard，“Practical Validity，Reflexivity and Knowledge for Social Work”，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28，No.5，1998，PP.763-781.也就是说要在科学循证和情境化处遇之间达致平衡，兼顾科学性和艺术性、专业性和本土性，以建构融社会工作价值关怀与科学社会工作技术于一体的社会工作体系。[3]张昱、彭少峰：《走向适度循证的中国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本土实践探索及启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然而本土社工界的回应大多停留于目标靶向树立，在具体模式和经验研究方面还需进一步跟进。本文接下来的讨论正是如何达致该“平衡”目标的模式探索和经验积累。
二、时间向度中的“循证单元”理论建构
第三步，选择研究并搜集数据
口诀分为两部分教学让学生的口诀训练枯燥感弱化，但另一方面对小学生思维的连续性和知识探究的迫切感有所降低。教学时要以系统方法为指导，发挥整体结构功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笔者认为把2-9的口诀一起教学是可行的。
（一）时间向度中的“适切”时间循证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力图规避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陷阱，平衡实证与反实证。他指出，“实践完全内在于持续的时间，故与时间联结在一起”，[5][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时间是实践的重要分析向度。
首先，当时间的取值为“短”时，实践具有紧迫性。不仅在于其完成于即时、转眼之间和鏖战之中，并且专注于将来，[6][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无暇对过去进行周密的反思。在面对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独特性与价值冲突的情境时，专业工作者是反映的实践者，在行动中认识和反映。这种“艺术”过程[7][美]唐纳德·A.舍恩：《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夏林清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55页。的确能反映循证实践者利用实践智慧[8]侯利文、徐永祥：《被忽略的实践智慧：迈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新方法论》，《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进行的创造，但这些创造往往仓促而分散，如果意图将它们归纳为本土专业实践模式，还需借助一个“长”时间的视野。
实践中，最佳证据的采集和循证程序受到情境诸多挑战。首先，证据的缺失或存疑。已有研究可能存在缺陷，包括：缺少持续性的研究结果，缺少关于少数群体相关议题的知识，[7]Roni Berger，“EBP Practitioners in Search of Evidence”，Journal of Social Work，Vol.10，No.2，2010，PP.175-191.缺少回应真实世界问题的相关研究[8]T.Edmond， D.Megivern， C.Williams， E.Rochman， M.Howard，“Integrat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d Social Work Field Education”，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Vol.42，No.2，2006，PP.377-396.等。即使已有相关研究可作为证据，其本身的实证主义基础仍然受到关于其有效性的质疑和过于强调“客观性“的批评。[9]何雪松：《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兴起及其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总之，“长”时间形成的实践惯习有助于科学循证，而“短”时间内的实践面向情境处遇。目前我国社工界努力在实务中应用从问题确定、证据采集应用到干预评估的科学循证流程，却往往得出科学循证水土不服的结论，原因来自于证据不足、行政力量的干扰等。然而上述原因仍只是表面现象，从时间向度才能剖析出其内在的机制原由：一套完整的循证流程操作起来需要跨越“长”时间（数月甚至数年），要保证这个过程中每一步决策都能科学循证，又需要“长”时间才能形成的强大的科学循证惯习的支持，甚至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生成的合适的场域（实践情境）的保障。惯习的内化要求长期的学术训练乃至学术共同体数代的浸淫，循证社会工作数年的西学东渐显然还不足完成上述过程。本土行动者也只是习其皮毛，在本土情境中开展的并非完整的循证社会工作实践，而是在社会工作通用模式的各阶段依据具体情境、个人能力等因素在行动中带入一些“循证元素”：循证理念、原则和方法等，从而造就了一些碎片时间的循证社会工作实践。
然而在经验研究中，这些碎片时间的价值被忽视了。研究者要么死守“长”时间的科学循证，将循证元素的时间拉长，美化为完整的循证社会工作过程，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要么彻底否认科学循证，将视线转向“短”时间的情境处遇，将实践智慧万能化。
我们重新从时间向度审视实务经验中碎片时间的循证实践，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在“长期”的科学循证和“短期”的情境处遇之间开辟了一个“适切”的“中层”时间，应被称为“适切”时间的循证。它是目前本土循证社会工作主要的实践形式。“适切”时间的循证是循证社会工作实践的本土经验，它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但又不至“长”到需要科学循证惯习的支持；同时它是真正的实践智慧在本土情境中的体现，它需要即时反应，但又不会“短”到只限于个人经验。它满足了呈现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时间要求。[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0-108页。
（二）“循证单元”的理论建构
基于“适切”时间的循证实践经验，本文构建了本土循证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循证单元。循证单元既是一个时间单位也是一种实践模式。它是适切时间的，是长时间的循证流程的微观镜像，又是短时间的情境处遇的延伸。它灵活地嵌入原有的社会工作实践惯习中，适应原有的惯习，又生成新的循证惯习。行动者在开展循证社会工作中，不需要严格按照循证实践流程逐步展开，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决定是否纳入循证单元、纳入的时空和纳入循证单元的个数等。
循证单元内部并不是从证据采集到证据应用的线性结构，而是三阶段循环交错的环形结构。科学逻辑能克服连续的时间效应，呈现为纯粹的间续性。科学逻辑支配中的科学循证程序要求将关键事件“同时化”在一条时间上并随意切割成证据采集、应用等一系列处理证据的阶段，但现实行动中人们遵循的是实践逻辑，实践逻辑中实践是紧迫的，时间是连续的，[2][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因此处理证据的不同阶段可能难以泾渭分明的区分，而是延续、交错甚至同时进行，这种复杂的关系只能勉强以循环图式来呈现。（如图1所示）具体实践中该循环结构也许会因现实条件所限而缺失某个环节，但并不影响整个循证单元的运行。
图1 循证单元的内部结构
循证单元中的证据包括：实证研究证据、理论证据、评估证据和经验证据。西方科学循证惯习中的证据是实证研究证据和理论证据，而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惯习中的证据是评估证据和经验证据。在综合以上证据类型的基础上，循证单元进一步明确了上述证据的证据采集范围和评价标准。实证研究证据的采集范围是规范的系统综述、随机对照实验研究、准实验研究、叙事研究等，评价标准是定量或定性研究的系统评价；理论证据的采集范围是高被引的关于实务问题和干预方法的中层理论等，评价标准是高被引文献；评估证据的采集范围是对案主需求、态度和行为的标准化评估、实践团队或专家基于标准化评估结果给出的临床意见、建议等，评价标准是评估工具和过程的标准化程度；经验证据的采集范围是实践者的工作经验、被迁移的成功经验等，评价标准是实践性反思。但与实证主义证据不同的是，各类证据之间没有高低等级之分，而是平等的关系，相互支持，交叉验证。
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只有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才能使思政教育达到最佳效果。当前的思政教育工作中，存在过分注重教育者的主导地位的弊端，只是一味地输送教育观念，而忽视了学生是否接受这些观念，把学生摆在次要地位，造成了以教师为主的教育模式。教育过程变成了强制灌输的过程，没有解决学生的内心问题，自然这些教育内容也就无法被学生吸收。这种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不适合于大学生群体，忽略了学生的能动作用，不能使教育发挥最大价值，因为大学生已经属于成人，对外在事物有了一定的判断，能够主动地接受教育，现存的思政教育忽略了学生的能动作用。
（三）基于循证单元的循证小组工作技术路线
小组工作的目标框架体现了具体的干预方法，[1]黄丽华：《团体社会工作》，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7-338页。因而循证小组工作步骤可以操作化为小组工作目标框架策划和实施的过程。循证单元在这个过程的多个阶段发挥证据支持和决策的作用，不同阶段的循证单元也存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当某次小组工作实践完成后，又可转化为新的证据再次进入循证单元，如图2所示。接下来将通过一项个案研究来检验该技术路线的可行性。
图2 基于“循证单元”的循证小组工作技术路线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混合研究设计，[2]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9-334页。具体包括：
（一）主设计：个案研究
本研究以一个初中生学习习惯优化小组为个案。研究在一所城郊中学的一个初一年级班级中开展。该班级中大部分学生是流动儿童。研究者是来自A大学的“社工伴学”项目团队。学习习惯优化小组包括10名自愿报名的组员。研究结果将呈现基于“循证单元”的循证小组工作的技术路线的应用过程。
（二）辅设计：文献计量法
1.收集资料的方法。系统检索至2018年4月 PsycINFO、Scopus、Web of Science 平台、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硕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获取关于学习习惯或初中生学习习惯干预的文献。
2.分析资料的方法。使用Cochrane联盟系统评价方法对干预初中生学习习惯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系统评价，其主要操作步骤为：确定评价问题并展开纳入研究标准；搜寻与问题有关的研究；选择研究并搜集数据；纳入研究偏倚风险评估；分析数据并开展元分析；指出报告偏倚；报告结果和发现；阐释结果得出结论。[3]Julian PT Higgins，Sally Green.Cochrane Handbook for Systematic Reviews of Interventions.http://handbook-5-1.cochrane.org.使用Histcite，Bibexcel，Pajek 文献分析软件对学习习惯的理论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最终结果呈现出关于学习习惯优化小组干预方法的高质量证据。
（三）辅设计：准实验设计研究
实验组是学习习惯优化小组。控制组由同一个班级的另外10名学生组成，由工作员根据学业水平和学习现状选取。实验刺激是项目团队对实验组开展名为学习习惯优化小组的多节活动。前测是在第一节小组活动时使用自制量表测量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学习习惯，后测是在最后一节小组活动时使用相同的工具再次测量。
1.收集资料的方法：自填问卷法。项目团队对全班42名同学进行需求评估，对实验组10名和控制组10名成员进行前后测，对实验组10名成员进行小组工作过程评估。工具是项目团队自编的《L中学学生需求调查问卷》《学习习惯量表》《小组成员满意度量表》。
第二阶段目标：培养阅读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三节活动）。工作员帮助组员提升阅读认知、制定阅读计划；练习排除学习时的干扰因素并去拖沓，学习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
四、基于循证单元的循证小组工作实践过程
根据图2所示的基于“循证单元”的循证小组工作技术路线，开展的循证小组工作的实践过程如下：
（一）界定小组总目标
然而上述改良带来新的问题：第一，当证据来源多元化时，如何对不同种类的证据进行整合？各种数据资料相互矛盾如何解决？[15]J.Rycroft-Malone，K.Seers，A.Titchen，G.Harvey，A.Kitson&B.Cormack，“What Counts as Evidence in Evidence-Based Practice？”，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Vol.47，No.1，2004，PP.81-90.第二，当循证程序简化甚至灵活化为即时性的情境化处遇时，与依赖经验与直觉的实践方式有区别吗？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反思。
1.循证单元
（1）案主需要理论证据的采集和评价：埃里克森的人类发展阶段理论，指出学龄期儿童面临着发展勤奋感克服自卑感的人生任务，其表现之一为学业成就，学业高成就会带来勤奋感，反之则造成自卑。[2][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学习习惯与学业成就呈强相关。[3]Marcus Credé，Nathan R.Kuncel，“Study Habits，Skills，and Attitudes：The Third Pillar Supporting Collegiate Academic Performance”， Wiley-Blackwell， Vol.3， No.6， 2008，PP.425-453.这些理论观点都来自高被引文献。
2.2 操纵手柄(杆)转动灵敏，转向离合器转向自如，发动机油门操纵机构应轻便，并能准确控制发动机转速。（2）各间隙调整正确。如秧针与导轨插口侧面的标准间隙为1.3～1.7 mm，秧针和苗箱侧面的标准间隙为1.5～2.5 mm。
（2）案主需要评估证据的采集和评价：项目团队对全班学生发放《L中学学生需求调查问卷》，评估结果显示56%的学生在学业方面（如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存在困惑。问卷是标准化问卷，问卷由工作者在班级或组内发放，统一讲解，个别指导，统一回收，回收率100%。
2.界定小组目标
工作员应用上述证据，确定小组总目标：帮助学业困难、学习低成就的学生优化学习习惯。干预对象是从全班学生中招募的10名学生，干预时间为七节小组活动，一节一小时。从总目标操作化为七节小组活动的目标框架，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支持。
（二）策划小组目标框架和活动
1.循证单元
虽然近期我国汽车产销量数据同比略有下降，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汽车市场的前景无疑还是向好的。首先，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处于上升阶段；第二，中国汽车拥有水平还处于较低阶段，目前千人汽车保有率不到160辆，距发达国家千人600辆左右的保有率相差甚远；第三，大量的轿车代用工具，如低速电动车、老年代步车以及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的存在，更是消费升级的强大后备；第四，新能源汽车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以电动汽车为首的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图1为近三年中国汽车月度销量。
（1）学习习惯实证研究证据的采集和评价
第一步，确定评价问题并发展纳入研究标准
（1）对于一些较为特殊的物质在进行存放时应进行特殊处理，例如沥青罐或者燃油罐，这一类物品在存放时，应该注意与居民区之间的距离，在存放处还应标志易燃易爆品。在存放特殊物品周边10m的范围内不能够进行跟火有关的作业。
评价问题：评估初中生学习习惯干预方法的有效性。按照Cochrane系统评价手册“PICOS”原则决定纳入研究标准。研究对象（Participants）：初中生（或者有学业困难和学业低成就的中学生）。干预（Interventions）：非教学团体干预措施。比较 /对照（Comparator/control）：无任何干预的空白组或其它干预措施。结果（Outcome）：学业成就提高、良好的学习行为。研究设计（Study Design）：标准实验设计、准实验设计、前实验设计。
其次，游戏材料的选择要与幼儿的实际生活相贴近。在幼儿的中班阶段，益智区的游戏要与幼儿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使幼儿在游戏中增加对生活的感知，进而开发幼儿的智力。比如实际生活中的水、土、树叶、小草等都可以作为益智区游戏的材料，这些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事物，那么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呢？又可以有什么新玩法呢？这些都可以成为幼儿的探索内容。棋类游戏在生活中也十分普遍，教师可以就近取材，利用棋类游戏开发幼儿的智力，选择一些与幼儿的智力发展水平相符的棋类游戏，并在幼儿的玩耍过程中给予一定的指导。有些幼儿不太懂得棋类游戏的规则，教师的指导不仅能够帮助他们理清思路，还能使幼儿与同伴之间进行友好的交往。
第二步，搜寻与问题有关的研究
系统检索至 2018年 4月 PsycINFO、Scopus、Web of Science平台、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硕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词：学习习惯（Study Habits），初中生（初中/初中/初一/High School/Junior High School）。检索式：（学习习惯 or“Study Habbits”）AND 初中生（初中 or初中or初一 or High School or Junior High School）获得512篇文献。用E-Study文献管理工具管理文献。
根据理论构建的研究圈，第一步由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演绎出“适切”时间的循证实践，第二步由观察到的“适切”时间循证实践经验归纳出循证单元的理论，第三步再将循证单元应用于社会工作实践中，演绎出基于循证单元的循证小组工作技术路线。[4]Ann&Scott Greer， Understanding Sociology， Iowa： Wmc.Brown，1974，P.15.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时代的快速发展，目前在中小学班主任素质方面还不够理想。虽然有相当一部分班主任接受了心理学、班级管理学的相关培训和学习，但是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难以理论联系实际，难以合理地应用相关的理论知识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很多班主任在工作的过程中，不重视理论探索，主要依赖其他班主任的工作经验来管理班级，自身的专业水平不足，导致班级管理创新能力不足，难以得到学生的认可，家长的满意度也不高。
按上述PICOS标准筛选文献，将11篇文献纳入评价，搜集这些文献的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
第四步，纳入研究偏倚风险评估
在技术引进管制方面，通过知识产权评议，可以定期评估和调整我国禁止进口和限制进口技术的范围与种类，限制和禁止在国内已经成熟甚至落后的技术进口，避免重复引进和盲目引进，以保护和鼓励国内相关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与此同时，还要通过知识产权评议，跟踪国际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最前沿，选准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键技术、国内外尚有明显差距的关键技术，鼓励引进此类技术，以带动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键技术研发的快速发展。
根据Cochrane联盟的“偏倚风险”工具评估上述研究的各种偏倚风险，再借鉴JADAD的评分原则对整体研究质量进行评分。每一篇纳入文献在“偏倚风险”工具的6个标准上会有3种不同的评价（高风险、不清楚、低风险）。“高风险”记2分，“不清楚”记1分，“低风险”记0分。总计得分分为3段，0-4分，5-8分，9-12分，分别表示整体偏倚风险“高”“中”“低”。[4]童峰、郭仕利、杨晓莉等：《老年人社会孤立干预措施有效性的系统评价》，《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4年第10期。有三篇文献高偏倚风险，研究质量较低，并不参与到系统评价中。两篇文献中偏倚风险，一篇文献低偏倚风险，接下来将对这三篇文献的干预措施和效果进行分析（如表2所示）。
第五步，数据分析和结果阐释
由于干预措施与结论数据的异质性，不能使用Meta分析定量分析数据，故应用定性系统评价的方法分析干预措施效果。在纳入评价的3篇文献中，其使用的干预措施分别是结构化的职业干预项目；阅读和数学学习方法技巧的项目；自我管理项目。这些干预措施都取得了学习行为或学
习成绩的改善。其中关于自我管理项目的研究质量最高，研究结果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干预措施具有迁移的效力。具体操作包括：实验组成员每天都要填写学习习惯记录表，这些记录表记录时间、学习的科目、地点、效率、开放式评论，每周分发和回收一次记录表；明晰学习理由；了解并运用刺激控制和强化的原则；学习 Premack原则；如何使用惩罚机制、记笔记并应用到具体科目中；考试技巧；良好学习习惯的保持；Robinson SQ3R学习方法的各种内容。其他两篇文献也提供了学习动机激发和具体学习技巧方面的干预方法。虽然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得到证明，但理论框架并不清晰，尚不足以支持小组目标框架的确定，还需要学习习惯理论证据的补充。
表1 学习习惯干预实证研究数据
作者 国家 研究对象 干预措施 对照措施 干预结果 研究设计李婷 中国 七年级学困生 培训书写学写日志（3个月） 无课前预习、课堂学习和课后反思方面行为改善高家敏 中国 初中生 学习计划，归纳错题等（6个月） 无 考试成绩提高 前实验设计（实验组前后测）成平 中国 初一至初三学生[1] [2] [3]制定学习习惯标准，并推广 无 良好学习行为增加 前实验设计（实验组前后测）[4] [5]准实验设计（前后测，控制组和实验组）Salleh等 马来西亚 四年级低学业成就中学生阅读和数学干预项目（26周，每周3次，每次30分钟）Graham等 澳大利亚 中学五、六、七年级学困生[6]空白组 准实验设计（前后测，控制组和实验组）结构化的职业干预项目（2周10节，共30个小时）讨论小组和空白组空白组 学习动机增加，学习行为改善Harris等 美国学习成绩提高，更好的学习行为自我报告，学术行为态度的改善数学和理解能力的进步，反应速度和精确度的增加七、八、九年级的低阅读能力初中生基于自控行为修正技术的自我管理项目（11节课程，每周1节）前实验设计（实验组前后测）随机实验设计（前后测，控制组和实验组）
表2 证据“偏倚风险”评估表
风险作者选择偏倚 表现偏倚 发现偏倚 消耗偏倚 报告偏倚 整体偏倚风险随机序列生成 分配隐藏 参加者盲法 结果评价盲法 不完整结果数据 选择性报告李婷 高 高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高 高高家敏 高 高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高 高成平 高 高 高 高 不清楚 高 高Salleh等 高 高 低 低 不清楚 低 中Graham等 高 高 低 低 不清楚 低 中Harris等 低 低 低 低 不清楚 低 低
（2）学习习惯理论证据的采集和评价
当实证研究作为证据存在不足时，需要进行相关理论框架的补充。采集较权威的学习习惯理论证据的方法是对中英文数据库中的关于学习习惯的高被引文献进行二次分析。使用Histcite计量软件对542篇英文文献进行互引网络分析，对知网中文高被引文献（被引数＞5）共183篇进行互引网络分析。中英文文献各选取5篇处于核心位置的节点文献，共10篇文献纳入分析。运用Bibexcel和 Pajek将每篇文献中的理论指标进行共现分析（如图3所示），可以发现学习习惯的理论指标分为三个纬度：行为和技巧类的学习习惯、能力和认知类的学习习惯和学习监控。行为技巧类的学习习惯主要包括课前准备、学习资源管理、记笔记、作业练习、合作学习、复习、考试等指标；能力认知类的学习习惯主要包括去拖沓、自主学习、阅读、制定学习计划、集中注意力、工作方法等指标。这些指标清晰明确，可作为本次干预的干预指标。而学习监控、领域或科目学习习惯等指标较为宏观抽象，并不作为干预指标纳入证据范围。
但事实究竟是否如这些传记、方志所说的那样呢？顾公燮《丹午笔记》中《汤文正治吴》这条中的记载，其实并未明言徐枋逃遁秦余山坚拒不见，倒反在其书之《阐忠录》中作有一篇徐枋的小传，其中说到一个细节，着实颇耐人寻味：
图3 学习习惯指标共现网络
2.拟定小组目标框架和活动
根据上述实证研究证据和理论研究证据，优化初中生学习习惯小组的主要目标框架和具体活动如下：
第一阶段目标：建立关系（一节活动）。工作员与组员互相认识、澄清小组目标、制定小组规范、前测组员学习习惯能力和行为。
2.分析资料方法：使用SPSS数据分析软件对问卷和量表测量结果进行描述统计和t检验。最终结果呈现出学习习惯优化小组的干预效果。
为了迎合缺少科学循证支持条件的实践情境，学界纷纷转向现象学和后现代主义认识论，从柔化证据和简化程序入手改良循证实践。
第四阶段目标：结束小组（一节活动）。巩固小组经验、处理离别情绪、告知跟进服务、后测组员学习习惯能力和行为。
（三）实施小组活动
1.循证单元
（1）工作员经验证据的收集和评价。由于初中一年级课业繁忙，活动时间经常受到侵占。工作员团队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不断调整活动策划和干预措施。同时工作员对自我意识、当下情况、介入方案进行批判性反思。[1]M.O'Neill，“Applying Cr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Evidence-Based Practice Decision-Making：A Framework for Clinical Social Work Practice”，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Vol.51，No.4，2015，PP:624-637.
（2）组员满意度评估证据的收集和评价。工作员在每节活动结束时都会利用《小组组员满意度量表》测量组员对小组过程和工作员带领情况的满意度，并根据相关结果调整下节的活动。量表和测量过程都具有标准性。
2.小组活动的实施
工作员根据主观经验和组员意见，努力把握生活事件机会，[2]郭伟和：《扩展循证矫正模式：循证矫正在中国的处境化理解和应用》，《社会工作》2017年第5期。最终完成组员相识、刺激控制、考试技巧和时间管理四节活动。
（四）评估小组活动
1.循证单元
组员学习习惯评估证据的收集和评价。工作员使用标准化量表在第一节活动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学习习惯进行前测，最后一节进行后测。工作员尽量保持态度的客观性和操作过程的标准性。同时本环节还会使用之前收集和评价过的组员满意度评估证据。
2.小组工作的结果评估和过程评估
在结果评估中，学习习惯量表统计结果显示前后测结果有所变化，但t检验显示前后测中实验组与对照组均值并无显著差异（如表3所示）。因此，从定量分析结果来看已开展的四节小组活动并没有带来学习习惯的明显改变。但在回答量表中是否制定学习计划，是否能集中注意力等学习方法方面的问题时，后测中实验组较于控制组的平均分提高，可以认为刺激控制、考试技巧和时间管理等分节目标部分实现。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首先，实验刺激未能完整实施。因为小组活动时间经常被用来临时考试、补课，原定的7节活动临时缩减为4节活动。即使开展活动时也经常发生因前一堂课拖堂挤压了活动时间的情况。原计划的跟进也因为假期来临未能实现。其次，工作员经验不足难以有效应对复杂环境，对照组完成量表时缺少工作员的协助，且前后测时实验组对照组的人数都未到齐。最后，共计4个小时的小组活动能带来一些学习方法和技巧的掌握，但学习习惯是一个长期培养的过程，还需要长时间多方面的投入和保障。
由于技术人员接受专业处和总体组的双重管理，尤其当专业处、专业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总体指令更难以得到有效执行，项目生产组织协调过多地依赖行政干预，工作效率低，管理成本高。这种矩阵管理模式对总体人选的素质提出了严格要求。
从历史上来看，海外学者关于传统汉学中的儒学研究，也属于对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进行研究的范畴。因此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一直是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就新汉学中的意识形态研究而言，它与国内的相关研究步调是基本一致的。如关于核心价值观、“四个全面”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研究，都是近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后国内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切入，是国内学界研读新汉学的一个可行选择。
表3 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统计量和t检验结果
images/BZ_30_1073_1863_1320_1960.pngimages/BZ_30_1538_1863_2201_1960.pngimages/BZ_30_679_1863_1076_1960.pngimages/BZ_30_1316_1957_1541_2047.png images/BZ_30_679_1957_1076_2047.pngimages/BZ_30_263_1957_685_2135.pngimages/BZ_30_1538_1957_2201_2047.pngimages/BZ_30_679_2044_1076_2135.pngimages/BZ_30_1073_1957_1320_2047.pngimages/BZ_30_1316_1863_1541_1960.pngimages/BZ_30_1073_2044_1320_2135.pngimages/BZ_30_263_2132_685_2310.pngimages/BZ_30_1316_2044_1541_2135.pngimages/BZ_30_679_2132_1076_2222.pngimages/BZ_30_1073_2132_1320_2222.pngimages/BZ_30_679_2219_1076_2310.pngimages/BZ_30_1073_2219_1320_2310.pngimages/BZ_30_1316_2219_1541_2310.pngimages/BZ_30_1538_2219_2201_2310.pngimages/BZ_30_1538_2132_2201_2222.pngimages/BZ_30_1316_2132_1541_2222.pngimages/BZ_30_263_2306_1320_2385.pngimages/BZ_30_1316_2306_1541_2385.pngimages/BZ_30_1538_2306_1723_2385.png images/BZ_30_263_2381_685_2534.pngimages/BZ_30_679_2381_1076_2460.pngimages/BZ_30_1720_2381_1913_2460.pngimages/BZ_30_1538_2044_2201_2135.pngimages/BZ_30_1910_2306_2201_2385.pngimages/BZ_30_1538_2381_1723_2460.png images/BZ_30_1316_2381_1541_2460.pngimages/BZ_30_1073_2381_1320_2460.pngimages/BZ_30_679_2456_1076_2534.pngimages/BZ_30_1720_2456_1913_2534.pngimages/BZ_30_1073_2456_1723_2534.pngimages/BZ_30_1910_2456_2201_2534.pngimages/BZ_30_679_2531_1076_2609.pngimages/BZ_30_1720_2531_1913_2609.pngimages/BZ_30_1073_2531_1320_2609.pngimages/BZ_30_263_2531_685_2684.pngimages/BZ_30_1316_2531_1541_2609.pngimages/BZ_30_1720_2306_1913_2385.pngimages/BZ_30_1538_2531_1723_2609.pngimages/BZ_30_679_2606_1076_2684.pngimages/BZ_30_1073_2606_1723_2684.pngimages/BZ_30_1720_2606_1913_2684.pngimages/BZ_30_1910_2381_2201_2460.pngimages/BZ_30_1910_2531_2201_2609.pngimages/BZ_30_1910_2606_2201_2684.png
过程评估主要使用组员满意度评估证据。4次活动组员的满意度都很高，比如在第4次活动中除了一位组员外，其他组员的团体满意度均为满分10分，有的组员还表示自己的朋友也想参加。这些证据表明大部分组员在小组活动中了解到学习方法的知识并体会到团队带来的乐趣，收获了一段有益身心的人生历程。
五、结论和反思
本项研究并非要证明小组工作作为学习习惯干预方法的有效性，而是要达成以下目标：检验基于循证单元的小组工作技术路线的经验可行性，并进一步检验循证单元这一理论建构是否能在本土情境中落实科学证据和循证程序。本研究证明了循证单元可以有效连接西方科学循证普遍性知识和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地方性知识，既部分回应了科学证据和实证程序无法落地的挑战，也尽量避免了过于追求本土情境处遇而导致的主观主义陷阱。
本文虽然只设计并检验了基于循证单元的循证小组工作技术路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循证单元的可演绎性和可复制性。循证单元是对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行动者灵活地纳入循证元素的经验的模式总结和理论建构，当它作为理论再回归到实践中去时，它可以与社会工作通用模式相结合，甚至与行政、非专业社会工作行动者的实践相结合，发展因地制宜的循证实践技术路线，重塑短时的个人选择和长时的实践惯习。
需要反思的是本项研究中小组工作干预学习习惯的有效性未能完全得到证实，主要影响因素在于“学生学业紧张，没有时间”导致小组工作这一实验刺激未能真正完成。其实这一原因也从侧面说明了“适切”时间的“循证单元”这一理论建构的现实意义。循证社会工作在中国的落地挑战也许只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是社会工作在中国的落地挑战。除了循证证据和程序，还有其他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范式都遭遇了本土情境挑战，现在所能做的只有改变科学逻辑（比如循证证据和程序），或者修正一些本土情境中靠近科学逻辑的部分（比如本土行动者的知识结构），但对本土情境最靠近实践逻辑的部分（比如社会工作在本土的认受度）无能为力。从“短”时间来看，年轻的社会工作者缺少足够的实践智慧（专业素质和人生阅历）应对复杂的情境事件做出合适的即时反应，从“长”时间来看，社会接受社会工作服务的惯习尚未形成。因此可以认为，许多社会工作实务实际上也是“适切”时间内的“社会工作单元”，嵌入甚至悬浮于传统或行政的福利实践中。[1]侯利文、徐永祥：《被忽略的实践智慧：迈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新方法论》，《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基于此，需要社工界对这些“适切时间的实践单元”投入足够的社会学想象力，才能实现我国社会工作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和自主性。总而言之，“适切”时间的 “循证单元”或“社会工作单元”一方面展示了在本土情境的实践智慧，另一方面不断生成了社工界新的惯习和结构（模式），是值得重视的实践逻辑和可复制的实践模式，具有丰富社会工作本土化路径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vidence-Based Unit:Local Model of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in Time Dimension
LIU Ling1，2， PENG Huamin1
（1.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2.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0，China）
Abstract:In the time dimension of practice，scientific evidence-based practice comes from the evidencebased habitus of“long”time，the situational treatment shows the practical wisdom of“short”time，and the local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actually practices evidence-based elements in the“appropriate time”between “long”and “short”，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evidence-based unit.The evidence-based procedure in the evidence-based unit is a cycle of evidence collection，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Evidencebased unit deduces the technical route of the evidence-based group work，which is tested by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a learning habit optimization group to prove that the evidence-based unit is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evidences and procedures in the local context.Evidence-based unit is the local model of evidence-based social work which can be copied and used for reference widely.
Key words:evidence-based unit；evidence-based group work；time in practice；scientific evidence-based practice；situational treatment
[基金项目]本文为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安徽省困境儿童福利治理模式研究”（刘玲主持，编号为SK2015A358）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流动儿童抗逆力生成机制的社会工作研究”（高丽茹主持，编号为17YJC840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玲（1981-），女，安徽霍邱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彭华民（1957-），女，山西临汾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福利、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9）04-0014-12
（责任编辑：徐澍）
标签：证据论文; 社会工作论文; 小组论文; 时间论文; 学习习惯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社会规划论文;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安徽省困境儿童福利治理模式研究”(刘玲主持; 编号为SK2015A358)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流动儿童抗逆力生成机制的社会工作研究”(高丽茹主持; 编号为17YJC840010)阶段性成果论文;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