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相关学科（论文文献综述）
邵晓洁[1]（2021）在《王子初与中国音乐考古学》文中研究指明在世纪之交的近20年间,学术界曾经对中国音乐考古学这一学科的名称、归属,甚至是否称其为一门学科产生过热烈的讨论:它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分还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到底是"音乐考古"还是"考古音乐"?或者充其量只能称为乐器考古?
鲁珀特·蒂尔,朱国伟,李子晋[2]（2021）在《跨学科视域下的声音考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意在探讨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其中很重要的一步是对该领域前期的历程进行梳理。音乐考古学、考古声学和声音考古学这几个学科方向之间联系紧密,它们的历史可以回溯到40多年前甚至更早。本文讨论了这个领域的早期发展情形,意在为当前的学科工作提供一个历史背景,继而为读者梳理、补充了大量该领域的相关信息资料,并讨论了音乐学、考古学和声学之间跨学科合作带来的一些思考。本文又探讨了研究中的"意向性""科学性"和"阐释"等关键词,并结合声音考古实例肯定了后过程考古学对"复杂问题里找简单答案"这一教条的批判。
苏思颖[3]（2021）在《论音乐考古类专着英译的若干问题 ——以《音乐考古学通论》的翻译为例》文中指出
王雪君[4]（2021）在《论中国音乐考古学术语及专名的英译 ——以方建军《音乐考古学通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
曲文静,刘再生[5]（2021）在《求索三十载，至境皆通达——方建军《音乐考古学通论》述评》文中研究指明在音乐学诸学科门类中,音乐考古学可谓成长最为迅速的学科之一。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日趋兴旺,音乐考古学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亦渐趋成熟。加之各高校相继开设音乐考古学专业,研究成果与影响越来越引起学界关注。然而,与该学科蓬勃发展不相匹配的是,学界多年来鲜有适用于音乐考古学专业的通论类书籍。因此,对于初涉音乐考古学的学人而言,面对数千年前的古代音乐遗物,如何展开学习和研究,充满了困惑与挑战。方建军先生的力作《音乐考古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20年4月）,
孔义龙[6]（2019）在《向真相致意——写在曾侯乙编钟音乐学研究第一个40年之后》文中研究指明前言真相需要语言去呈现,无需语言包装;真相需要学科去澄清与保护,无需学科去渲染与放大;真相需要直面客观真实,并有赖于符合逻辑的推理,未必要有习惯性的、刻意的文化提升。曾侯乙编钟的音乐学研究经历了四个十年,饱尝了无数心酸,也收获了丰硕成果。这40年只是学术探索征途的一个阶段,或说第一个40年。其间很多谜题先后揭开,也有一些探讨
刘勇[7]（2018）在《谈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及研究对象》文中认为虽然音乐图像研究在我国有比较长的历史,但"音乐图像学"在中国的开展只是近三十多年的事情。这有点像中国的传统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的关系:工作我们也做了（尽管不完全相同）,但是没有建立学科。一般认为,民族音乐学的正式传入以1980年的"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为标志,而音乐图像学的传入则以1985年德国学者维尔纳·巴赫曼（Werner Bachmann）的来访为标志。1990年的《中
方建军[8]（2018）在《音乐考古学研究:对象和方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考古发现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总称为音乐遗存。音乐遗存分为遗物和遗迹两类,这里仅就音乐遗物略加论列。音乐遗物主要有四类——乐器、乐谱、音乐文献、音乐图像,它们是音乐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其中又以乐器的研究为大宗。乐谱目前发现较少,出土音乐文献虽然较为散见,但数量并不算少,二者均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音乐图像的数量相对较多,有时能够提供
曹晓卿[9]（2014）在《中西方音乐考古学学科定义对比研究综述》文中指出定义是学科基础建设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也是学科得以成立的外在标准。一个学科的成立不外乎由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组成,对音乐考古学定义而言,研究对象和目的是其两大要素,是通往这门学科的金钥匙。本文以"音乐考古学"定义为出发点,结合国内外音乐考古文献对中西方音乐考古学界前辈的观点进行综述。由于目前国内西方音乐考古学资源较为匮乏,笔者通过对多种渠道所获得的资料进行梳理、整合、对比,管窥中西方音乐考古学界思路的异同。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倡导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将中西方音乐考古文献资料进行互译,加强中西方音乐考古学之间的交流、学习与沟通。
肖艳[10]（2013）在《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 ——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科学崇尚求真,强调客观证据即实证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依据新的“科学学”理论,相关材料、证据的规则法则,也是支持各学科能否成立的“科学范式”（Scientific Paradigm）的核心要素之一。历史研究一贯求真,强调言必有据,近代甚至有人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故“史证（历史证据）范式”,在历史科学的“科学范式”①构架中,具有重要地位。音乐史学,是历史学和音乐学相互渗透结合的综合学科,研究对象主要是看不见且不易保存的音乐作品,古代相关史料极难搜寻考订。近代科学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一般以叶伯和、王光祈等撰写的着作为诞生标志。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研究对象逐渐明确不断拓展；代表性重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自身“科学研究范式”以及相关“学术共同体”也初步建立。这一过程中,相关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订研究的全面展开,尤其是多重证据法的运用和深化,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史证”基础。从初创阶段的叶伯和、王光祈等先生,到这一学科迅速发展阶段的杨荫浏、李纯一、黄翔鹏等前辈,均为这一学科“科学范式”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叶伯和首先指出音乐是一门艺术。杨荫浏、李纯一、黄翔鹏等提出,在音乐史的纵向研究方面,要努力打破传统的朝代体系,按照音乐艺术自身发展的延续性和阶段性考虑音乐史的分期问题；在特定时段的横向研究方面,则考虑按照音乐艺术体裁形式特点、参考民族音乐五大类进行叙述。在“史证范式”的建立上,源于史学界的多重证据法,在前辈们的研究中,则结合自己学科特点不断深化拓展。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广泛收集各类证据,不仅充分地、深入细密地运用文献材料,也自觉运用音乐考古学获取实物史料,并结合人类学、民族学,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努力搜集各民族各地区传统音乐中的“活”史料,将多种材料结合印证。他们既遵守一般历史学的规则,还联系本学科自身特色,有机运用多学科“科际结合”进行多重证据法研究,力求坚实、充分的证据以支持史实建立。他们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批重要的奠基之作,有力揭示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光辉发展轨迹,也为中国音乐史学成功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创建了学科的“科学范式”（包括史证范式）,培育了相关的“学术共同体”。简而言之,中国音乐史学近百年的历程,是一个不断“科学化”的进程,也是其“科学范式”包括“史证范式”建立和完善的过程。这种范式的形成是依靠多位前辈学者的努力与贡献才得以实现的。他们为广大后学及后继研究,树立了成功范例和学术标杆,留下了优良丰厚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遗产。20世纪以来,近代科学向现代科学迅猛发展,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助我们开启思路,拓展新的研究方向,也为进一步完善音乐史“史证范式”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尝试借鉴“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也称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的某些理论,结合对东西方哲学、史学中证据法则的发展历程,对近百年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史证方面成果,特别是借鉴深化多重证据法的成果,选择一些成功案例,进行较深入全面的考察。对当前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史证方而的一些间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对如何学习借鉴当今史学新理论新方法,进一步建立相关“学术共同体”和发展完善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史证范式”,也大胆提出些个人看法,供学界参考。
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相关学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相关学科（论文提纲范文）
（1）王子初与中国音乐考古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2）跨学科视域下的声音考古（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音乐考古学 |
| 二、考古声学 |
| 三、问题与定义 |
| 四、声音考古学实践 |
| 五、结论 |
（5）求索三十载，至境皆通达——方建军《音乐考古学通论》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三十年精诚求索：对学科建设的思考 |
| 二、丰富的研究个案广博的学术视野 |
| （一）丰富的研究个案 |
| （二）广博的学术视野 |
| 三、微观入手宏观掌握 |
| （一）微观入手 |
| （二）宏观掌握 |
| 四、文化中的音乐考古与音乐考古中的文化 |
| 结语 |
（6）向真相致意——写在曾侯乙编钟音乐学研究第一个40年之后（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一、由点及面 |
| 二、由代及程 |
| 1.1978—1988年 |
| 2.1989—1998年 |
| 3.1999—2008年 |
| 4.2009—2018年 |
| 三、由现象及本质 |
| 1.曾钟的音列与数理 |
| 2.商周乐钟的音列与数理 |
| 四、个案管窥及多学科广览 |
| 1.多学科视角 |
| 2.学科建设 |
| 五、由史象及史规 |
| 结语 |
（7）谈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及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一、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 |
| 1. 音乐图像学并非一定要研究古代的图像 |
| 2. 研究古代的材料不一定就是考古 |
| 3. 音乐图像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
| 二、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
（8）音乐考古学研究:对象和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10）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 ——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和解题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史证、多重证据法等概念的界定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证据法则在中国传统哲学和史学中的地位及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思想哲学和历史学对证据的重视 |
| 一、先秦史学求真重实证的优良传统 |
| 二、孔子、韩非等思想家对证据的重视 |
| 第二节 古代历史研究中的口传证据 |
| 第三节 古代历史研究中的书面证据 |
| 第四节 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 |
| 第五节 钱大听与“二重证据法” |
| 一、金石之学 |
| 二、乾嘉学派 |
| 三、以钱大听为例，看“二重证据法”在古代的运用 |
| 第二章 清末以来中国史学界对证据法则的认知 |
| 第一节 近代“新史学”对史证的影响 |
| 第二节 王国维与“二重证据法” |
| 一、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
| 二、王国维音乐史学研究中证据法的运用 |
| 第三节 顾颉刚与“多重证据法” |
| 一、民俗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二、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三、地理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四、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对史料考证的重大影响 |
| 第四节 陈寅恪在音乐史学方面的研究 |
| 一、陈寅恪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
| 二、陈寅恪音乐史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运用 |
| 第三章 史证法则在西方的形成与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早期西方哲学、史学对证据的认识 |
| 一、早期西方哲学、史学对证据的认识 |
| 二、证据法则在近代西方发展的背景 |
| 第二节 西方现代思想学术视野下的证据法则新发展 |
| 一、客观主义史学 |
| 二、实证主义史学 |
| 第三节 西方史学家对证据法则的重视 |
| 第四章 近百年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的形成及多重证据法的初期运用 |
| 第一节 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传统 |
| 一、近代音乐史学的诞生 |
| 二、近代音乐史学的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音乐史学的建立 |
| 第三节 近现代音乐史学家学术观念形成的历史背景 |
| 第四节 音乐史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发展概况 |
| 一、音乐文献学的建立与发展 |
| 二、音乐考古学的建立 |
| 三、民族音乐学的发展 |
| 第五节 “多重证据法”在音乐史学界的初期运用举例 |
| 一、叶伯和在音乐史研究中关于证据法则的运用 |
| (一) 叶伯和与音乐史研究 |
| (二) 叶伯和音乐史研究中证据法的运用 |
| 二、王光祈音乐史学研究中证据法则的运用 |
| (一)、王光祈与中国音乐史研究 |
| (二)、王光祈在音乐史学研究中证据法则的运用 |
| 第五章 “多重证据法”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成功范例 |
| 第一节 杨荫浏音乐史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运用 |
| 一、杨荫浏与中国音乐学 |
| 二、杨荫浏文献史证的运用 |
| 三、杨荫浏与语言音乐学的建立 |
| 四、杨荫浏与民族音乐学的发展 |
| 五、杨荫浏与乐律学研究 |
| 第二节 李纯—音乐史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运用 |
| 一、李纯—学术经历略述 |
| 二、坚持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寻求坚实可靠的文献“史证” |
| 三、自觉学习、成功借鉴运用“多重证据法” |
| 四、音乐史学方法论的提出 |
| 第三节 黄翔鹏音乐史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运用 |
| 一、努力摆脱“哑巴音乐史”窘境 |
| 二、明确提出“传统是一条河流”的重要思想 |
| 三、身体力行，运用多重证据法取得音乐考古重大突破 |
| 四、结合音乐实践，构建曲调考证，深化发展多重证据法 |
| 五、重视资料建设，为古代音乐史研究夯实史料基础 |
| 第四节 项阳等学者对“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发展 |
| 一、自觉深入进行实地调查，将活态遗存与文献史籍有机结合 |
| 二、通过“接通”研究，深化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理论 |
| 三、多学科综合、多理念互补、多视角切入 |
| 第六章 中国音乐史研究史证范式的深化与发展 |
| 第一节 “多重证据法”的科学运用 |
| 一、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与库恩“范式”概念的提出 |
| 二、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范式结构 |
| 第二节 证据法学与多重证据法 |
| 一、证据法学概述 |
| 二、证据法学与多重证据法的比较研究 |
| 三、证据法学带给“多重证据法”的启示 |
| 第三节 多重证据法的探索 |
| 一、史学研究中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 |
| 二、“先立论，后求证”与“先求证，后立论”的辩证关系 |
| 第四节 继续深化“多重证据法”在音乐史研究中的运用 |
| 第五节 从科学证伪角度进一步发扬“史证”功能 |
| 一、有关唐俗乐二十八调的正为讨论 |
| 二、有关曾侯乙编钟及古代“钟律”是否为“复合律制”的讨论 |
| 三、音乐史的分期与断层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四、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相关学科（论文参考文献）
- [1]王子初与中国音乐考古学[J]. 邵晓洁. 音乐生活, 2021(09)
- [2]跨学科视域下的声音考古[J]. 鲁珀特·蒂尔,朱国伟,李子晋. 中国音乐, 2021(04)
- [3]论音乐考古类专着英译的若干问题 ——以《音乐考古学通论》的翻译为例[D]. 苏思颖. 天津音乐学院, 2021
- [4]论中国音乐考古学术语及专名的英译 ——以方建军《音乐考古学通论》为例[D]. 王雪君. 天津音乐学院, 2021
- [5]求索三十载，至境皆通达——方建军《音乐考古学通论》述评[J]. 曲文静,刘再生. 中国音乐学, 2021(02)
- [6]向真相致意——写在曾侯乙编钟音乐学研究第一个40年之后[J]. 孔义龙. 人民音乐, 2019(10)
- [7]谈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及研究对象[J]. 刘勇. 音乐研究, 2018(06)
- [8]音乐考古学研究:对象和方法[J]. 方建军. 音乐研究, 2018(04)
- [9]中西方音乐考古学学科定义对比研究综述[J]. 曹晓卿. 中国音乐, 2014(01)
- [10]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 ——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D]. 肖艳.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