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格特质无法决定个体行为动机的全部意义，却能左右个体行为的发展方向。在现代总统制下，总统对外交决策具有很大的决定权。作为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唐纳德·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对美国外交政策选择偏好及外交决策过程发挥重要影响。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犹如“黑箱子”，兼具参与者的多元性与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决策者是理解外交决策的微观基础，对特朗普个性进行解读，力图窥探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对于全面系统的解读美国对外政策、把握美国政策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美国外交决策；特朗普政府；特朗普个性；不可控因素
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都出现了出乎意料的调整。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的原则，作出内向性的外交政略调整。践行“退出”政策，退出TPP等一系列多边制度；对其日欧盟友要求共同承担军事责任和义务；颁布其任内首份《国际安全战略报告》正式将中国视为其竞争对手，并就中美经贸问题大动干戈；在中东问题上，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作出将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迁馆决定”。特朗普雷厉风行的政治行为颠覆了传统国际战略的共识。作为美国政治领导人，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美国外交决策的模式：总统的角色与作用
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其所奉行的政治制度使得决策过程中参与者的多元化。各权力部门各司其职又相互作用决定了美国政策决策过程的复杂性。美国的总统制又决定了总统在其外交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一）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多元化与复杂性
美国外交决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是不同群体与相关利益个人的互动结果。它不仅深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也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既是不同“决策层”（罗杰·希尔斯曼语）[1]相互磋商、影响、妥协的结果，也是总统个人发挥作用的结果。
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相关影响因素可用两种直观方法加以描述，一是“漏斗”型，二是罗杰·希尔斯曼所提出的“同心圆”模式。[2]
这两种模式都将美国的决策机制分为三个层级。外围或者是漏斗上方的“公共舆论、大众媒体”是第三层级，对外交决策产生广泛的一般性影响。里环或漏斗中部的“利益集团、思想库”是第二层级，代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第二、第三层级是社会性因素，对外交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中核或漏斗底部的“国会、政府部门、总统和他的顾问”是第一层级，这一层级是制度因素，是外交决策过程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而决策的核心是“总统和他的顾问”，顾名思义，总统是权力的中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直接参与者与制定者，是外交决策的最后拍板人，具有最终的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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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决策过程是多方利益主体参与的复杂博弈过程。但由于外交事务的特殊性与机密性，外交政策主要是由“内核”的决策圈所决定。美国总统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美国对外政策深受总统个人的风格、偏好的影响，甚至决定外交政策的践行。
（二）总统在美国决策中角色与作用
依据美国宪法，总统是美国首席外交官，其具有外交承认权、提出和批准条约、战争权、行政决议权、经参议院同意任命外事人员等权力。虽然宪法规定，美国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美国处理外交和军事事务的权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在外交事务方面，总统处于主导地位，是外交政策的最终决策者。正如美国学者杰里尔·罗塞蒂所言：“美国总统毫无疑问处在美国外交决策层的中心。其影响最具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其反对某一项计划或者决定时，最具有权势。”[3]因此，美国总统在制定对外政策和外交事务的处理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掌握着重大方针政策的决策权。这一权力因宪法的诠释而具权威。
[23]阿兰·罗伯-格里耶：《自然本性、人本主义、悲剧》，《快照集/为了一种新小说》，余中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根据威廉·纽曼提出的美国外交决策的“总统管理模式”，认为决策的关键变数在于总统扮演的角色、以及个人决策风格和政治诉求。总统是主导决策过程的主要角色，管理决策的过程以确保所作出的决策都符合其预期。[4]
商人的经历及其成功使得特朗普养成了典型的商业思维，这种思维模式造就了特朗普的对外决策的偏好，形成了以利益为基点、贸易为焦点、实用为基本风格的外交政策倾向。出于商人的本能反应，他对于市场、成本、利润、收益等概念有着理性般的计算。[11]基于商人成本收益分析的思维基础，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以利益为第一要义。
二、特朗普个性特质及政策偏好的三个维度
2.与盟友关系上，不愿作无回报的投资、不愿承担过多的责任与义务。特朗普习惯于将国家看成公司的管理，关注霸权的资产负债表和投资回报率。[12]譬如，强调北约成员国须承担军事防务和财政的责任，责令其日韩盟友支付美国驻军费用。而且，全面开火的贸易摩擦也波及其盟友的相关生产领域。
（一）人格类型：自恋型
心理学家将人的气质类型分为多血质型、胆汁质型、粘液质型和抑郁质型，即由人体内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所占比例不同决定。四种气质类型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特点，各具优缺点。人的气质类型是遗传决定的，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在环境与社会实践的作用下气质不断的完善。
1.在人际关系中表现为自私，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导致政治上的反对派对其影响微乎其微。比如在父亲的葬礼上发表讲话时更多的是在讲自己，认为父亲的最大成就是养育了杰出闻名的自己；以及在媒体访谈中的夸夸其谈，以自我为中心；在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中强调自己的“C位”（5月份与安倍会晤中的“红毯事件”、镜头下总是立于舞台的中央）；并在政治上排除异己，内阁成员的频繁更迭。
总而言之，从人格特质、气质类型以及以往经历的三个维度对特朗普的个性进行剖析，可以更加全面的认识特朗普的复杂综合体的矛盾性。特朗普在执政以来不断给国际社会带来新议题、新挑战，是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不可控因素。
1.2 其他寄生虫材料 并殖吸虫囊蚴DNA、日本血吸虫DNA、牛带绦虫DNA、猪带绦虫DNA、刚地弓形虫DNA、隐孢子虫DNA、蓝氏贾第鞭毛虫DNA、溶组织内阿米巴DNA和蛔虫DNA为本室保存。
3.冒险成为外交决策的主调。自恋往往导致自信，自恋型人格对于自己能够取得成功深信不疑。正如《永不放弃：特朗普自述》中特朗普表现出对所有事情都有着“我能办到”的信心。在其畅销书《做生意的艺术》中，特朗普的言语习惯中无不彰显着其自信与冒险的精神。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社会，全球一体化和“一带一路”的推进，国家和社会需要大量的复合型人才，这样培养又懂外语又懂专业知识的跨国型人才成为一种迫切需要。同时，“双语教学”的开展情况和教学效果成为高校评价的一项重要指标。
（二）气质类型：胆汁质型
依据政治心理学理论的观点，特朗普的人格特质表现为自恋型人格。正如哈佛大学临床心理学家乔治·西蒙（George Simon）所说：“特朗普作为自恋型人格是一个经典案例，已成为一部自恋型人格的‘行走式教科书’。”[5]同时，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教授丹·麦克亚当斯（Dan P.McAdams）“运用大五人格对特朗普入住白宫后的行动进行比对分析，得出特朗普具‘自恋、夸张、不友善、不顾一切代价、威权主义’等人格特点。”[6]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的尹继武教授通过“特朗普人格特质的问卷评定数据，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方法研究得出特朗普人格特质的五个维度结构，即不羁善变、精干有为、逐利自我、好胜执着以及积极外向。”[7]自恋型的人格特质对特朗普的行为以及对外政策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1)要结合当前政府采购管理专业教师的现状，并在结合当前教学实际的基础上，明确教师专业技能知识的具体框架。框架的搭建，一是要结合时代发展的需求，认清互联网发展时代的特点和对人才的新要求；二是要以生为本，认识到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学改革重点内容的确立，需要从促进学生发展的角度出发；三是要保证专业技能知识符合教学发展的要求。能真正引导学生提升能力和技能。
气质类型可以通过对某个个体加以一般评估可得出。这四种气质类型的心理特点（参见《心理咨询师〈基础知识〉教材》[8]）一般表现如下：
1.国际关系以“美国优先”为战略基础。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上权衡利弊、斤斤计较，重新考略美国的对外关系。认为多边制度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最大化需求，如退出TPP等多边组织与各国展开一对一的双边贸易谈判。
特朗普的胆汁质型气质可能会塑造其积极主动、高效率的执政风格与颠覆传统的行为方式。一方面表现执政的高效率。如就任第十天后就发表了“要求美国暂停难民接收程序 120 天的行政命令”；任期将满一周年之际发布任内首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截止至2019年5月2日，特朗普总统共发布了102项行政命令、42项总统备忘录、22项总统通告以及12项总统决定。[10]同时，积极外向型的特质或将降低白宫行政体系的官僚化。尤其特朗普本人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加之商人的浓厚军事和商业色彩。此外，胆汁质型的人精力充沛，可能会使他追求解决问题而不是搁置现存问题（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另一方面，对传统共识的颠覆与现有秩序的挑战。特朗普前脚挑战中美之间的战略共识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话，后脚与习主席开展卓有成效的“习特会”，而后又指控中美经贸关系，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的反复无常，使中美关系陷入极大的不确定性。
（三）以往经历：商业思维
总统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其个人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虽然美国政治制度的三权分立使得总统不能为所欲为，总统的权力受到一定的制约与限制，但总统依据宪法具有的任命权足以使得美国总统能够左右其官僚体系内部话语和权力的分配。通常而言，美国总统为了决策圈的团结，总是更愿意选取与自己志同道合、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因此，美国总统的政治态度、价值偏好、个人风格等个人因素会影响决策圈的选择，从而使得总统个人的外交理念间接投射到外交政策之中。譬如卡特总统作为人权主义者，其外交政策中大量蕴含着“人权因素”；小布什总统是新保守主义的典范，其就任期间任命大量保守主义者；奥巴马总统的“巧实力外交”战略，便是深受其民主党自由派思想的影响；特朗普总统的个性亦贯穿其外交政策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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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般评估可知，特朗普属于胆汁质型的气质类型，胆汁质型又称不可遏制型或战斗型。这类型的气质特征表现为外向性、行动性和直觉性，主导的性格特点主要是好胜与善变。持这种气质特朗普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在事业上充满斗志，尤其是面对阻碍时。这种特质与社会规范相冲时，会表现出好斗、记仇的一面。二是这种特质不受制于传统规范、不按常理出牌、让人捉摸不定。[9]
特朗普个性是了解和把握美国外交政策偏好与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所展现的是一个矛盾综合体，既有负面的形象和政治的成功，个性里也兼具着积极与消极的特质。每一特质都会影响或决定不同的政策偏好。基于心理学的分析，唐纳德·特朗普的个人性格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3.在团队建设与用人上，延续其经商的处事风格，遵循商人的效率原则。在用人上排除异己、组建了带有浓厚军方和商业色彩的团队。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大量幕僚因偏好差异、主张不同、相处不恰而相继离职。此外，贸易是特朗普所熟知的领域，经贸问题会成为特朗普大展拳脚的主要领域，成为其开展对外关系的主要手段。
2.自恋的倾向反映在国际关系上则表现为“美国优先”与“退出”政策。由于“自我”的特质使其缺乏对其他人的同理心、移情心，在国际交往中秉承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理念。打着“美国优先”的大旗，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协定、TPP、万国邮政联盟等国际多边制度。只为追求国家利益，不愿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
三、特朗普个性影响下的外交政策特征：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目前来看，特朗普个性左右其外交政策的方向，并在政策偏好上表现出恒定的特点。人格特质无法完全决定个体行为的全部意义，个体行为在受到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影响下又表现出其具体路径选择的不确定性。
（一）政策偏好的确定性
人格不是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但左右着外交政策的走向。特朗普的自恋型人格、胆汁质气质以及他商人经历、军人情结，都将在其外交决策过程中印下深深的烙印，使得其所制定的外交政策偏好趋于一致。就特朗普本身而言，其人格特质、认知方式、领导风格、行为模式、政策偏好都有章可循，在特朗普执政近两年的外交实践中得到有力的验证，他就任以来对经贸、移民、国际秩序等议题表现出高度的关注。
抗生素微生物检定法作为抗生素检测的传统方法，通过对标准品和供试品溶液所产生抑菌圈直径大小的比较分析，所得的实验结果直观可靠，且真实地反映了抗生素的抑菌能力[14]。但实际操作中，对人员操作技能要求较高，影响因素较多，测定用菌悬液不易保存，需定期传代，单次实验耗时较长等问题[15]。而高效液相色谱法操作简单，影响因素较少、抗干扰强、用时短、结果准确、可靠。
1.商业思维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商业思维重视成本与收益的分析，这种思维模式深深印在特朗普一贯的行为方式中。讲究经济效益成本与利润，以理性人的思维用最小的代价和成本投入寻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特朗普认为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必将损害美国的利益，指责中国不对等贸易。
2.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传统。传统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可区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倾向。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的外交呈现出现实主义特色，尤其是其“美国优先”的现实主义战略。基于权力与利益的战略考量，在国际交往中突出美国的利益优先，以维护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先地位。
（二）路径选择的不确定性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尹继武教授所说：“特朗普因素的不确定性，不仅源于其独特的个性及领导风格，也源于外界受到认知固化的影响，难以接受特朗普个性存在的合理性。”[13]就目前情况而言，特朗普的确给国际社会带来太多出乎意料、不可预测的结果。特朗普的不确定性也源于其团队组建不确定和决策过程的动态变化。
在目前的特朗普政府中，总统个人的权力似乎覆盖相关外交议题的提出到执行，相关部门或人员（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似乎失去了其对决策的影响力。并且特朗普热衷“推特”治国，将其决策实时公布于社交媒体。这一过程彰显特朗普刚愎自用的性格特点，使得特朗普的对外决策极具封闭性。
但极具个性的特朗普总统在对外决策依旧面对一个复杂的官僚政治系统。如上所述（第一节）的美国外交决策的“同心圆”模式，总统虽位于“圆心”却不是帝王式的独断专权。特朗普的核心决策圈，尤其是圈中的“反建制派”力量和家庭成员，依旧对其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从国会到内阁、从白宫到总统核心决策圈，在社会性与制度性的权力体系之中，“谁将在何时何事上对特朗普产生何种影响，导致特朗普政府作出何种路径选择，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13]形成美国外交决策的不可控因素。
特朗普个性极其偏好构成了相对确定的政策框架。但特朗普个性与其所倚重的核心决策圈共同决定着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导向，美国的政治制度也为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各方力量博弈提供了空间，造就了不确定性。[14]
目前，各个高校中体育旅游专业比较少见，民族传统体育旅游更为罕见，专业人才的缺乏也是民族传统体育旅游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以培养专业人才与资源协调发展为原则，才能成就民族传统体育旅游事业的进步，我们应尽快在高校中设立民族传统体育旅游相关专业，加快人才的培养。同时，大力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和服务质量，必须定期对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导游的民族传统体育旅游的专业知识，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四、结语
综上所述，特朗普个性对美国外交决策影响的直观传导机制大致如下图所示：
特朗普个性是理解特朗普个人行为以及知晓美国外交政策的微观基础。未来，特朗普将向国际社会展现怎样的形象，又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其能否在2020年胜选连任，都是难以预料的结果。基于特朗普个性以及美国决策特性的分析，一个确定的特朗普不管如何发展变化，都将万变不离其宗，存在着其恒定的有章可循的因素。但又由于美国决策系统的动态变化，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互作用，特朗普个性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的不可控因素。
参考文献：
[1]罗杰·希尔斯曼,劳拉·高克伦,帕特里夏·威茨曼.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概念模式与官僚政治[M].商务印书馆，2000.
[2]Howard J.Wiarda.Foreign Policy without illusion:how foreign Policy Making work and fail to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Scott,1990.p.38一39.刘文祥.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机构[J].国际论坛，2000(4):68-73.
[3]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40.
[4]威廉·纽曼（佘琼瑶,戴东清,林兢变,译）.美国总统与国安决策过程[M].军官团教育参考书，台北：国防办公室（译印），2007.15-16.陈征.国家安全顾问在美国外交决策机制中的角色与作用[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5]Dan P.McAdams.The mind of Donald Trump:Narcissism，disagreeableness，grandiosity ——a psychologist investigates how Trump’s extraordinary personality might shape his possible presidency［J］.The Atlantic，2016(6).
[6]尹继武,郑建君,李宏洲.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J].现代国际关系，2017(2):15-22.
[7]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基础知识）[M].民族出版社，2012.
[8]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executive_actions_by_Donald_Trump.
[9]唐纳德·特朗普（张晓炎,温琪译）.做生意的艺术[M].企业管理出版社，1991.
[10]王一鸣,时殷弘.特朗普行为的根源——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1):98-127.
[11]尹继武.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分析[J].当代美国评论，2018(2):52-74.
[12]刁大明.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2):65-84.
[13]寿慧生.重视特朗普的个性特点[N].企业家日报，2016-12-30(2).
[14]唐纳德·特朗普,梅瑞狄斯·麦基沃（蒋旭峰,刘佳译）.永不言弃：特朗普自述[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羊丹，中共中央党校（邮政编码 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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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2-6359（2019）04-0080-05
（责任编辑 胡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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