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普遍主义
文/汪行福
普遍主义的复兴
我们处在一个悖论的时代，一方面普遍主义信念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围剿，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股普遍主义复兴的浪潮。费瓦雷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怀疑的时代，一切与理性相联系的普遍性理念都受到了质疑，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重建一种可信的普遍主义。拉克劳也认为，普遍性观念对任何进步的政治运动都是不可缺少的，当今左翼思想中虽然有普遍性的种子，但未能发展出激发大众想象的符号，接下来的任务是扩展那些普遍性的种子，以便与新自由主义的虚假普遍主义共识相抗衡。当今许多著名思想家都在致力于左翼普遍主义话语的重建。阿兰·巴迪欧提出，当今世界受制于市场万能的虚假普遍主义和“共同主义的万花筒”的虚假对立，克服这一时代困境需要建构一个“战斗的普遍主义”。伊曼纽尔·华伦斯坦认为，流行的普遍主义实际上是欧洲或西方普遍主义，这种普遍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修辞和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工具，要构建一个与之相对的真实替代物，就必须找到一条通向“普遍的普遍主义”观念和制度的道路。总之，在当今许多左翼思想家看来，现实中普遍主义已经堕落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但普遍主义理念本身不应放弃。
在当今学术界中，普遍主义是一个热点问题。但遗憾的是，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似乎在这场讨论中是缺席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即任何脱离现实的抽象普遍性观念都是唯心主义的虚构；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的革命立场，即无产阶级的解放是阶级的解放，而非抽象的人的解放。但是，我们不能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虚假普遍性或抽象普遍性的批判中得出反普遍主义的结论。相反，像黑格尔等伟大哲学家一样，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普遍主义思想家，无论是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人类历史理论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都包含着对普遍主义的深刻思考。
“虚构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批判
一切意识形态都可理解为社会炼金术，即通过观念和思想的变形和神秘化，赋予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塑造的社会秩序以普遍正当性和合理性的表象。马克思一生与各种社会炼金术打交道。他指出，在唯心主义哲学中，“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并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而把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而不是历史地）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凡此等等都是社会炼金术的意识形态操作。
马克思对虚假普遍性的批判有多个层面。首先，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普遍主义的历史根源和消亡条件。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资产阶级利益与非阶级的利益之间有很多共同性，因而其普遍主义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真实内容。但是，当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越来尖锐时，这种意识形态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是永恒的，“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这样，马克思就解释了资产阶级普遍主义虚假化的客观根源和它的消亡条件。其次，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普遍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关系。资产阶级之所以强调自由和平等，是因为“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产物而已”。第三，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任何特殊阶级的普遍性观念都包含着超出其需要的剩余和过剩，为了消除这种剩余和过剩中包含的否定性，这种普遍性必然要走向自我限制和否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又总是要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的”。在这里，权利国家总是以治安国家为前提和界限，资产阶级的自由是以不损害私有财产权和社会秩序为前提条件的。
(一)荆轲感燕丹之义，函匕首入秦劫始皇，将以存燕宽诸侯，事虽不成，然亦壮士也。惜其智谋不足以知变识机。始皇之道，异于齐桓。曹沫功成，荆轲杀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槛车，驾秦王以如燕，童子妇人且明其不能，而轲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燕丹之心，苟可以报秦，虽举燕国犹不顾，况美人哉！轲不晓而当之，陋矣。[9]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态，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一论述表明，普遍性问题不仅是观念和思想问题，也是现实的历史问题。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可视为“现实普遍性的辩证法”。在马克思著名的人类历史三个阶段论中，第一个阶段是特殊主义阶段，在这里，劳动者直接受自然和他人的特殊统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的第二阶段是虚假普遍性的时代，在这里，人的素质和能力得到了普遍的发展，但却是以阶级对立和异化形式实现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普遍性即自由个性的普遍实现才能真正地得到实现。马克思的“现实普遍性”理论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人类物质生产能力、交往活动、精神发展等方面。正是对上述人类解放条件的把握，他的理论超越了康德式的先验论和乌托邦主义，使普遍主义获得了真实的、客观的历史内容。
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共产主义只能建立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基础上，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贡献：“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不仅使整个社会只需要极小的劳动就能够“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而且使得人不再从事机器可以从事的劳动，从而为以人的自由个性实现为目的的活动创造条件。
“现实普遍性”的历史考察
1）需要增设地坪桩和零层板。在天津塘沽地区，普遍存在大范围的软弱土层，例如，泰达开发区、保税区等。本工程采用预应力管桩，因此，根据本地区土质的特点，除了根据承载力进行桩承台设计，还需要在0层处增设1层刚性板，一方面，防止沉降过大引起地坪开裂，另一方面可以保证群桩效应，避免部分桩身倾斜[1]。
无产阶级的独特性何在？齐泽克认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性例外”（constitutive exception）。构成性例外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例外，在这里，例外并不意味着一个特例与它的规则之间的矛盾，相反，规则本身就是由例外构成的，并依赖于例外来维持。譬如，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并没有违背平等交换原则，相反，正是劳动力的自由平等买卖构成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在此意义上，无产阶级并非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殊的阶级，而是一个市民社会的非市民阶级，资本主义中的“非部分的部分”。在左翼思想家中，流浪汉、移民、穷人、灾民正是这样的构成性例外，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状态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被排斥者”，而“正是那些被排斥者，在全球秩序中没有位置的人，他们直接地体现了普遍主义”。
西方许多学者经常批评马克思的价值虚无主义，认为他对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取消了普遍主义的客观基础，他把观念和思想看作阶级利益的表达取消了普遍主义的道德基础。其实，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虚假普遍主义，也致力于阐述真正的普遍主义。马克思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理想具有鲜明的普遍性品质，它不仅是一种总体性的理想，而且是普遍性的理想。马克思要求的是一切人在一切方面的解放，正是这一普遍主义理想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同于保守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对虚假普遍性的批判可以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对普遍性观念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应该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既要揭示其虚假性和作为统治工具的消极方面，也要揭示其历史合理性和未实现的合理要求。一切普遍主义，哪怕是虚假的普遍性主义，都包含着自身无法消化的否定性和批判性潜能，只要意识形态的普遍声称与它维护的特殊利益之间存在着张力，就为被统治阶级对它的批判和反抗提供了思想支持。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既采取超越性的形式，也采取内在批判的形式。
马克思的普遍主义理论的政治之维，体现在他对无产阶级的思考上。巴迪欧指出：“如果马克思主义在根本意义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即一种历史科学的话，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是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因为完全不指向革命的政治事件，不指向共产主义政治，我们就不明白还怎么样去谈论马克思主义。”就此而言，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是现实普遍性的辩证法，而且是政治普遍性的辩证法。当今激进左翼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无产阶级概念的回归。巴迪欧指出，无产阶级不仅仅是社会矛盾的表征，也是承载着未来的政治主体。无产阶级当下的“一无所有”同未来的“天下的主人”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无产阶级的思辨式的定义。巴利巴尔也指出：“无产阶级构成了历史的普遍阶级，马克思学说中没有比这个表述更为明确和完整的了。”
基于Halliday 系统功能语法中对语言语篇意义的定义，视觉语法理论认为视觉图像的构图意义取决于信息值、显著性及取景三大元素。[4] 首先，图像元素在图像中所处的位置赋予了各区域特有的信息值，具体来说，按照水平轴方向划分，左边区域为已知信息，右边为新信息； 按照垂直方向划分，上方为理想信息，下方为真实信息； 处于图像中心区域的为主要信息，而位于边缘位置的信息为次要信息。 在显著性上，图像各元素主要通过所处前景与背景位置对比、相对大小及突显方面加以区别。
马克思反对一切拒绝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立场。在他看来，虽然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但是，“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和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换言之，资本主义文明之所以优于古代文明在于它的普遍化能力。资本创造的资产阶级社会有着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
马克思“现实普遍性”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历史的正确方法，即现实普遍性的辩证法。普遍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异化和片面形式出现，但不能否定这种普遍性形式的历史进步性。就此而言，我们既要拒绝对资本主义秩序的神正论辩护，也要拒绝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贵族式“崇高”和小农式“温情”的诱惑，任何普遍主义的局限性不能通过回到特殊性来克服，只能通过普遍主义自身的发展来超越，在此意义上，对任何受历史限制的有局限性的普遍性的批判都不能向后看，而必须向前看。第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考察，给我们思考普遍性提供了全面的思想坐标。西方思想家经常批判马克思是一个生产主义者，我们的讨论表明，马克思不仅重视物质生产能力，同样也关注社会交往关系以及精神形态等内容。今天的时代与马克思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不想陷入对现实的上帝与魔鬼的摩尼教式的简单化看法，需要像马克思那样对现实的历史过程做全面的辩证的诊断。
“例外普遍性”的发现
马克思指出，人类解放不仅需要物质生产能力的发展，而且需要普遍的交往条件。马克思指出，只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才能创造人类普遍交往的条件，只有在普遍交往的条件下，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才能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是进步的在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马克思一方面揭露它的现实普遍性是以悖论形式出现的，“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即使这种普遍性有颠倒和虚假形式的一面，其中仍然包含着真实内容。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中，资本家不能对工人实行直接的强制，因为“活劳动能力属于本人自己，并且通过交换才能支配它的力的表现。双方作为人格相互对立。在形式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和自由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就单个的、现实的人格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有选择和任意行动的广阔余地，因而有形式上的自由的广阔余地”。
苏珊·桑塔格的形式美学思想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审美欣赏中仅针对艺术作品内容的泛泛而谈和过分阐释，这也正是1961年到1966年间，苏珊·桑塔格所发表的近30篇理论文章的主题。毫无疑问这也正是《反对阐释》这一著作的核心概念。在《反对阐释》中：
青年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定义具有“构成性例外”的特征，他把无产阶级定义为“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赋予了无产阶级革命性新的内涵。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不仅把无产阶级理解为“构成性例外”，而且理解为“例外普遍性”。
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例外性不仅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处在被排斥和被否定的消极地位，而且他的生产活动及其组织形式中包含了人类解放的积极条件。具体来说，现代交通工具和工业化的集中劳动形式使无产阶级从分散走向集中，从而有了以往被统治阶级所没有的普遍的政治优势；作为现代化大工业的生产主体，无产阶级也具有以往被剥削阶级所没有的普遍技能和管理优势；最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带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这一社会条件的变化使无产阶级更容易获得对其真实利益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例外普遍性”具有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的特征，无产阶级是一个充分体现了普遍性的特殊阶级。无产阶级作为普遍性政治主体不是缘于其思辨的结构，而是缘于它的巨大的政治力量与其受奴役和剥削的地位之间的矛盾。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不仅处在资本主义结构的中心，而且代表着人类文明先进的智力和道德意识。正因为如此，它被马克思赋予了人类普遍解放的承担者的地位。
应该承认，在今天的后工业化社会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状态下，随着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生产结构的改变以及工人的非技能化，无产阶级概念遇到了挑战。但是，马克思的思考方式没有过时。如同在马克思时代一样，在今天，任何特殊的政治主体要成为普遍的政治主体都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它不仅要消灭旧社会的否定动机，而且要有建立新社会的肯定的能力。
教育部2016年发布的《教育现代化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专题组最新报告显示，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广州教育现代化排名位居前列，其中教育普及发展指标排名第二，教育条件保障指标排名第二，教育质量要素指标排名第四。
结语
在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氛围下，进步的普遍主义话语陷入了危机。在这个背景下，复兴马克思的普遍主义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任何真正的普遍主义话语的重建仍然像马克思一样思考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它需要着眼于人类普遍解放的规范价值，分析和批判各种意识形态，揭示它们的规范潜能和局限性，以便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第二，它必须着眼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发展，探索人类解放实现的客观条件，以便做出正确的理智选择；第三，它必须着眼于人类解放的主体性要求，寻找真正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政治力量，在不同的政治主体中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摘自《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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