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项乔民政思想产生于读书期间，成型于仕官阶段，受到永嘉之学、朱子之学、阳明之学的影响，重视“事功”、强调“以义为利”，认为利益的追求必须符合道义。项乔重视民生，打破“四民观念”，促进泸州等地商业的发展。他提出安民需践行儒学，选贤举能，轻徭薄赋，与民生息，虚心纳谏。项乔在其施政过程中也贯彻了民政思想，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项乔；来源；民政思想；实践
项乔（1493-1552），字迁之，号瓯东，永嘉七甲人。因其晚年居于温州巽山九曲巷，自号为九曲山人，明朝万历年间所编著的《温州府志》将其纳入理学名宦之列。项乔幼聪慧，却自称“质鲁，颇知好学”，后拜得名师教导。在十四至二十岁之间，“项乔先后从龙湾里高应祥、三都张璁、英桥王澈、王激兄弟”[1]1，拜名士为师，学习策论实务、八股文等。项乔在名篇《游雁山天台西湖之云间纪事》自述“（陈守尧）公，予师王子扬先生益友也”[1]25，“而先生格言遗翰在书院者，予诵服之，不忍行也”[1]28，称颂年幼幸得名师教导，至今仍受益匪浅。勤于耕读，项乔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参加乡试，嘉靖八年（1529年）春会试中榜眼。当时内阁首辅张璁对项乔十分欣赏，多次想要“引致华要”，其恩师王激甚至想要举荐以代己职，项乔多次辞谢“夫乔之筮仕，正当罗老柄国，鹤山先生（王激）执铨衡天曹之时，乔也尚三却显官而不甘知己之庇”。[1]当时项乔辞谢的张王二人的招揽，其另一层意思是对权力的主动回避，所谓官盛近谀。张氏、王氏当权时，贪图权势之徒争相拜谒，项乔却主动辞官。著名的清初史学家万斯同在《项乔本传》中评价项乔为“志概磊落，海内士大夫莫不成为君子”[2]。
项乔在恩师张氏势盛之时急流勇退，直到张氏失势后才入朝为官。纵观项乔的二十余年的仕途生涯，颇为平稳。析其原因有二：其一为项乔终身在地方任职，未介入中央的权力之争；其二，项乔为官目的并不是将加官进爵作为自己的终身奋斗目标，在地方为官时始终以“洁己爱民”的高尚品德为老百姓服务。唐顺之评价其“仆友有项乔者，其人温雅纯实，虽自处若谦退，而其志常欲为古人；虽其貌朴野，而中实耿耿然；虽多卧疾若不任事，而实蹇蹇奉职，不肯一日尸乎其官。仆于交游中知之最深，资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1]818。项乔于嘉靖八年（1529年）年中榜眼开始为官之路，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卒于广东韶关任所，终年六十岁，“吏民哀悼若丧所亲”。项乔为官二十三载，能够矢志不移坚守本心，其主要是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民政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一、项乔民政思想来源
项乔的民政思想受到三家学说的影响，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程朱理学以及阳明心学。永嘉学派是温州本土学说，在经历了南宋的极盛之后在明清时期逐步衰落。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及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中，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提到：“乾（道）淳（熙）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3]1738。在三大学派的影响之下，项乔融合其精髓，成为浙江地区著名的理学名宦。
（一）永嘉之学
永嘉学派鼎盛于南宋时期，到了元、明时期已不复当年学术之盛，但其在浙江温州一带的影响力仍不可小视。永嘉学派主张义、理并举，反对理学和心学二派“空谈义理”的思想；提出“道不离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重视“事功”，因而永嘉学派也被称之为“事功”学派。黄宗羲在《艮斋学案》中评价永嘉学派，“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4]1696。项乔继承了永嘉学派的“事功务实”思想，发展了永嘉之学的“义利观”。“利者，义之和也。义之所安，即利之所在。人知以利为利，不知以义为利，未有义利其身者也。”[1]82项乔强调“以义为利”，利益的追求必须符合道义。在民生方面，项乔总结前人观点认为治民应该“义利并举”，重实事、勿空谈才能聚民力、安民心。
永嘉学派在南宋发展到顶峰时期，但是之后由于程朱理学的打压和永嘉学派后继无人，导致永嘉之学在南宋后逐步衰落。温州地区虽然仍有永嘉学派传承，但其影响力仍然较弱。项乔出生于明朝中期，程朱理学在发展上陷入瓶颈期，阳明学派兴起，他幼时受到温州本地永嘉学派影响，又吸收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将三者统一，成为永嘉学派的继承者和转折型人物。他继承了南宋永嘉学派的“事功精神”，将永嘉学派“道在器内”的观点与阳明学和程朱理学进一步拓展，进而提出其理学的“格物致知”观。他提倡“道学只在力行，不在讲解”、“力行近仁”等观点。“瓯东项先生之学，以实行为主，而辅以理义。其始于传注文义，专而有声；已而博及经史，溶液理奥，不主张一家。”[1]815侯一麟在《瓯东先生遗事》中评价到，“先生醇性天植，其学务实用，凡规为建白，笃于为民。”[1]820
3.2 非计划性拔管是临床护理安全管理的重要问题之一 非计划性拔管的发生，对高龄患者来说轻则造成患者局部损伤、使患者无形中延长住院天数并增加住院费用，重则可能危及生命安全，也是增加医疗纠纷的安全隐患。留置胃管被广泛应用于胃肠内营养支持治疗、胃肠减压、外科手术患者等，同时也是病情观察的重要窗口。胃管是所有非计划性拔管中发生率最高的一种［6］。
“历官二十余年，洁己爱民，兴利除害，所至善政章著，多遗爱。”[9]265项乔始终把“洁己爱民”当作为官的第一根本。“不为花酒之仙，不为博弈之牧，不为田舍之翁，不为终南山之捷径。”[1]384项乔以“四不为”作为自己的为官律令，实践“洁己爱民”的政治理想。项乔在任期间，严格要求自己，当官应该公正廉洁、不为名利所累。纵观项乔的为官历程，早年因张璁任宰辅之职势力滔天，主动回避。在张氏得权之时，项乔能够主动地回避，坚守本性，力辞而不与，品行高洁。
（二）程朱之学
程朱理学自明之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方统治思想，但随着时代变迁其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八股取士制度，使得其思想更加僵化。朱子之学虽然僵化但仍是明代社会主流思想，身处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无可避免地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项乔也不例外，他十分推崇朱熹的理学。
项乔自称为“朱子门徒”，以朱学为万学之宗。“朱熹理学宗主的地位无疑是不可撼动的，而阳明尽管别立心学，但也只是朱子功臣，主要是为朱学中的问题查漏补缺、弥缝解难而已。”[5]项乔生活在朱学式微、阳明之学兴盛时期，但是程朱理学的地位仍然十分的牢固。项乔崇尚朱熹所提倡的“心”，提出“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6]，并著作中引用朱子“心”的思想。
（三）阳明之学
八股取士制度僵化状况越来越严重；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分割不均，地方藩王蠢蠢欲动，各级贵族、官僚都在为谋取私利而寻找“合法”的借口。天理与人欲虽然是朱子之学的重要论述点，但是其思想仍然受到冲击，人们也在反思社会动乱与统治思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阳明心学应运而生。理学对思想的禁锢并未完全覆灭人们对思想自由的渴望，心学是在怀疑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程朱理学补充与修正，它使得人们从理学的禁锢中解脱出来。阳明心学的崛起与程朱学逐渐丧失了自我超越和不断更新的空间构成时代思想的潮涨潮落，在这此起彼消的过程中勾勒出社会思想信仰多层面断裂的图景。
项乔受到永嘉之学的影响，讲究实干、重实事，这使得他的民生思想中必然会有着永嘉之学的烙印。项乔与其他的官员不同，他从百姓的切实利益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发展的措施，并且在其施政过程中逐步贯彻实施。
项乔在继承永嘉事功学基础上，以程朱理学为宗，以阳明心学作为补充，吸收朱子、阳明之学精华。在朱学与王学的辩论中，调和“天理”与“良知”之间的冲突，最后达到融通心学与理学，形成了自己的“道学”，他的民政思想也在这三种思想的影响下逐步形成。
二、项乔的民政思想
其五，健全公平优质的教育体系。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9]，通过这种方法，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体验到自己是人。从教育角度来说，“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在人的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20]，教育上去了，现代化的人才涌现出来了，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因此，提高教育质量，努力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全面更优质的教育，通过教育使每个人更富创造性，是打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基础。
（一）民生观
以严格的社会等级将所治辖下的臣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重农抑商。但在明清时期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四民观念逐渐被打破，项乔的“四民观”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8]204王阳明推翻了四民在等级上的区别，认为民因“异业”而被分为了四种不同的行业，其地位是相同的，他最后得出了“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点。这种“四民异业同道”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项乔，在这基础上项乔提出了他的“四民观”。
重融合、强品牌，提升文化建设新自信。几年来，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在传承创新、挖掘提炼上下功夫，坚定自信，唱响品牌，以建司六十年为契机扎实推进文化建设系列活动。我们认为文化自信的表现为：因感恩不悔过去，因担当不惑当下，因坚定不惧将来，并通过文化凝聚党群意识，传递党政意愿。
“怎的是各安生理？生理即是活计，若读书举业，士之生理也；耕种田地，农之生理也；造作器用，工之生理也；出外经营、坐家买卖，商之生理也。若无资产、无产业、无本钱、不谙匠作，甚至与人佣工挑担，亦是生理。惟是懒惰飘荡，游手好闲，为僧为道，为流民光棍，身名无籍之徒，便是不安生理。不安生理而能偷生于天地间者，无此理也。果能各安生理，则不相陵夺、不相假借，人人有生民之乐矣。圣祖教民以此者，欲使民志定而礼义行也。”[1]515项乔提出何为“各安生理”，即使民有“活计”。项乔提出读书举业、耕种田地、制作器具、经营买卖都是民之“生理”，即他认为“士农工商”在本质上是具备有一致性的。他的这种“四民观”也侧面印证：商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民间四民观念逐步被打破。项乔的无等级的“四民观”为其地方为政、施政起到了指导作用，受到地方百姓的拥护与支持。
（二）“洁己爱民”思想
2.5.2 党参总皂苷纳米乳对黑素瘤细胞增殖的影响。MTT法测定党参总皂苷纳米乳对黑素瘤细胞增殖的影响，结果见表2。100～800 μg/mL空白纳米乳对黑素瘤细胞增殖的最大抑制作用为8.56%，按毒性分级法评价，空白纳米乳对细胞的毒性为1级，达到合格要求[12]。100～800 μg/mL党参总皂苷纳米乳对黑素瘤细胞增殖的抑制率大于相同浓度党参总皂苷水溶液，这表明纳米乳能增强党参总皂苷对黑素瘤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
项乔十分关注民生。在早年的《廷试策》中已经有所显现，他提出“民不可不安”，并表示要“尽吾治民”的心愿，提出了一套“爱民”“安民”“治民”“养民”“勤民”“惠民”的民生思想。
4)农村生活、分散型畜禽、种植业废弃物污染负荷削减与资源化利用技术体系研究。三峡库区农户生活、分散型畜禽、种植业废弃物等污染严重，可针对此情况进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集中储存、定期清运；分散型畜禽粪便的资源化利用技术及模式，如沼气农业生态循环利用技术、生物废水生物挂膜处理技术、高效安全土地处理技术、堆肥处理技术；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的关键技术及循环利用模式，如秸秆生物质气化利用技术、秸秆碳化、膨化以及表面改性利用技术研究。
第四，“达下情而申抑郁”。项乔从自身的社会经历出发，提出只有建立百姓申冤诉状的通道，使民怨能够伸张，好的建议能够有途径上达天听。欲安民，为君者应虚心纳谏自我反省，为臣者直言进谏、关注时政及百姓疾苦。项乔认为只有君臣和睦，上行下效，才能带动社会风气，实现父子相见、夫妻和睦的理想社会。
第二，“正风宪以重守令”。项乔认为明正风气、选贤任能担任守令之职，能够修养生息乐泰安民。项乔引用朱熹“天下之利病系于生民之休戚，生民之休戚系于守令之贤否”来论证其观点，任用贤能的地方长官，能够安民休戚。项乔在《廷试策》中提到“以罪吏牧遐方，惠奸而遗远也”[1]8，阐释了以“罪吏”统治一方百姓，其危害甚大。
第三，“审利弊以苏民困”。项乔认为天下之民会陷于饥荒和贫困之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百姓之所以会贫困，会流离失所都是因为地方官员的懈怠和不称职所导致的，地方官员一遇到灾民首先想到的是上报朝廷等待赈灾，而不是切实地解决问题，项乔将这种行为称之为“决江水一活枯鱼”。项乔提出一遇到灾荒，地方官员首先应该开仓赈灾，救济灾民；其次，减轻赋税，使民休息；打击不法商人，严禁官商勾结鱼肉百姓。
第一，“迪厥德以怀永图”。项乔认为只有将儒家的修养道德践行，形成一种社会风尚才能够长久安民。他以唐太宗为例，认为太宗少年时历经艰辛，仍然不忘初心“十事尚渐不克终”，“圣贤当明盛之际，不忘规戒者以此，伊尹曰‘始终’”[1]7。他认为只有修身教化百姓，重视道德伦理，才能一劳永逸使民安定。
阳明之学兴盛于明中后期，是中国传统儒学在内部进行的一次自我的调整与发展。项乔深受阳明之学的影响，其在写给阳明弟子王畿的信中提到，“尝即阳明之所以异于朱子处而讲求之，胸中之疑十去五六。”[1]320“（乔）既未尝主一家之言以拒众善，亦未尝以一家之言以剿众说”[1]805。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瓯东之学，宗尚姚江，又与聂豹、罗洪先、欧阳德诸人往还讲习，故此录持论大指，多与阳明符合。其谓朱子著述极多，而格物、求放心、尊德性头脑去处，却觉差异，亦不满于宋儒。然其论学札记，兼重问学，与姚江末流入于狂禅者迥异。”[7]9阳明之学在明中后期十分盛行，其主要针对程朱理学僵化的部分提出“知行合一”，注重实践提出著名的“治心”之学，这对项乔的民政思想及思想实践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2018年 6月 19日，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6月29日起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根据中国人大网站的数据，截至7月28日，共收到意见131207条，参与人数67291人。
朱子的“行”思想对项乔的影响极大，“学兼知行，不专主读书。学与问、思、辨、行并言者。欲学孔子者，亦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戒谨恐惧而谨其独。圣学以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欲，非天下之正理皆是欲。”[1]193项乔认为“知”与“行”对于人们是极为重要的，他引用朱子的“是知然后行，行然后知，必行而后谓之知，故曰：‘知之实，知斯二者勿去是也。’不行不足谓之知。”[1]129项乔在吸收朱子的“行”与阳明学的“知行合一”基础上，重视“行”的重大意义，并且提出学知、困知、力行、勉行的思想路径。当然，在继承阳明学的“知行”思想同时，项乔认为人们在“行”时要有思想。其在《南野先生凡四篇》中提到，“能知能行方是学”，理论只有结合实践，才能称得上“行”，项乔将这种重实践思想贯彻到其内政治理上。“国之所恃以立者，民也；民之所恃以立者，积财也。”[1]152民是社会之根本，重民乃安国之本。
三、项乔民政思想实践
项乔民政思想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项乔在任期间禁止行贿，提出历代社会政治混乱的主要根源在于官员的腐败和贪婪。要想摆脱社会动荡的状况，必须禁止行贿，以公正的社会法律作为治理社会的根本准绳，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提倡的法制。其次，要养民和爱民，项乔在上任之初就提出“郡守之职主于养民”，为官者要为人民办实事。项乔在任期间，大力发展生产力，整治吏治。
（一）“洁己”——在其位，谋其职
项乔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安民措施，在其当政期间也付诸于实践，在地方为官时杜绝行贿，不允许公器私用。嘉靖十四年，项乔到抚州出任知府时提出“天下患无好官员，不患无好百姓。凡有利当兴有害当除，一一相告。吾为尔罢行之。”[1]73他认为百姓之所以会敌视朝廷甚至叛乱的根源在于地方官员的无能，只有顺应百姓真心为百姓做事，兴利除弊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保得一方安宁。在出任抚州知府期间，项乔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兴修水利，仅仅半年，抚州百姓对其赞誉有加格外拥护。“本府任所，去原籍尽远，在籍原无远游之亲，在任绝无秋风之客。……各属官如遇指称本府亲故，在地方有所求为者，即系诈伪，即将歇家倂本犯拿问，招详听候，详允解道，如有阿承，一体终究。”[1]575在任期间不允许自己家族的人因为自己任一方父母官而借权谋取私利，损害百姓的利益。
嘉靖十五年，项乔被调任庐州知府。鉴于庐州地区因为地势偏远，经济和教育水平落后。为改善当地地区发展的困境，项乔利用当地废弃的寺院并将其改为学校，选贤任教，推动了庐州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其后新建鸡皮、马尾二桥以利百姓出行。整治神巫破除庐州迷信，缚巫于木称：“神能脱枷，乃免”，“竟不能脱，匝月乃释”。与此同时，针对当地官吏对百姓恶意盘剥，经常压榨百姓的情况，项乔修订了《军民赋役册》《牧民条约》《附刻赋役册》等，明确规定了官员不得向百姓收取贿赂，不得以各种名义剥削百姓，“去后民常见思”。当然这种不与恶吏官绅同流合污，坚决为百姓谋利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当时庐州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又如嘉靖二十六年，项乔担任福建漳南道任按察副使，其下属官员按旧例，送来行贺。项乔当面尽数发回不受，并明令禁止。项乔为官数载，不以权位谋取私利，两袖清风。
（二）爱民与养民
任太守后，项乔就明确地提出“郡守之职主于养民”，并认为“朝制常以御史而出补郡守，为其能勤民也”。嘉靖十四年，江西抚州大旱，项乔乞求朝廷准予减税。嘉靖十八年至二十年，河间府接连遭受水灾、旱灾、蝗灾，造成“水淹万顷赤地百里”，田园颗粒无收，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项乔不分昼夜亲自深入调查研究，视察灾情。项乔体恤灾民，写了奏折《乞蠲免粮草疏》从实上报因灾年所造成损失，向朝廷申报减免因灾歉收的应征粮食，并公正、公平、公开减税赈灾，有效安排百姓生活，还组织发动民众灾后生产自救，重建家园。项乔宅心仁厚，存恤孤老，建立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老人，老有所养。对于那些富商大地主们，项乔采取强硬的措施查清资产，防止他们为逃避赋税将劳役赋税等转嫁到贫苦百姓的身上。他核准富豪田亩实数，刻板为据、力查虚粮，严治富豪，使奸民有所畏而不敢欺民。项乔彻查虚粮，惠及广大小农户及佃农，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项乔在为官期间，肃整衙门风气打击“讼棍”，同时改革诉讼程序，健全法制，整顿组织，理顺程序，解除百姓无故受官司牵累，促进社会稳定，民生安定。在安徽庐州太守任上，项乔“清卷宗以杜奸弊”，重视建立完整的卷宗档案，避免因知府换任而导致的冤假错案。与此同时，项乔整顿军备，将士兵按照体貌特征等登记在册，避免军士冒领军饷军粮等。嘉靖二十年，在河北河间时，项乔广开言路倾听民声，了解民情，开“太守接待日”之先河。
（2）开封：集装箱进场站后，对集装箱门上完好无损的电子铅封开封的具体过程如下：将手持式开封器接近电子铅封；开封器读取铅封中的ID号、集装箱号、车牌号、起始海关、终点海关；开封器向场站计算机发送铅封信息。场站计算机将集装箱号、铅封ID号、密码和开封请求传到监控中心；监控中心按解密程序检查电子铅封的真伪，并相应地返回真伪结果；并在数据库中记录信息；场站计算机通过无线频道向开封器发送验证信息；若验证通过，则从集装箱门上取下电子铅封，本铅封打开后即被当场销毁；如果为拒绝命令，属问题处理。
项乔身处于中国古代思想最后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程朱理学日益走向僵化，陆王心学崛起，对其进行挑战。项乔试图将温州本土永嘉思想、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融合，以程朱理学为宗，以阳明心学作为补充，吸收朱、阳两派之精华。在朱学与王学的辩论中，调和“天理”与“良知”之间的冲突，最后达到融通心学与理学，成就自己的“道”。项乔信奉永嘉的“事功”精神，以朱子的“行”和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强调“以义为利”，重视民生施行仁政。项乔提出理论只有结合实践，才能称得上“行”，并将这种重实践思想贯彻到其内政治理上。在任期间，他提出“四民观”，打破了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身份等级限制；在民生方面，将“洁己爱民”作为自己的政治理念，在其《廷试策》中就提出了四条安民之策，重实事，讲究实干。“国之所恃以立者，民也；民之所恃以立者，积财也。”[1]193民为国本，只有让人民安定下来，生活得到改善，“安民”才不会是一句空话。项乔的民生思想主要包括“各安生理”的四民观和“洁己爱民”的为政之道，他将自己的民生观等都贯彻落实到其颁布的各项政令之中。“实行为主，而辅以理义”，他历任福建福州同知、江西福州知府、安徽庐州知府、河北河间知府、河南按察副使、广东布政司左参政等职。项乔为官期间务实、亲民，敢于革除弊政，实施改革促进了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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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obe into Xiangqiao's CivilAffairs Thought
HUANG Dan-dan
(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325035,China)
Abstract:Xiangqiao was instructed by a famous teacher Zhangcong when he was young,and got the second place in the spring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in Jiajing eighth years.When Zhangcong was the Prime Minister,he refused to be an official in order to avoid the influence of his mentor.Xiangqiao's civil affairs thought originated during the reading period,formed in the official stage,was influenced by Yongjia's study,Zhuzi study,Yangming study,which stresses"the work",emphasizes"the righteousness for the benefit",and holds the benefit pursuit must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orality.Xiangqiao attached importance to people's livelihood,broke the concept of"four peoples"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in Luzhou and other places.He pointed out that reassuring the public should practice Confucianism,select talents and appoint competent people,reduce heavy taxes,live with people’s livelihood,and accept criticism modesty.In the course of his administration,Xiangqiao also implemented the idea of civil affair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Key Words:Xiangqiao;source;civil affairs thought;practice
中图分类号：B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105(2019)02-0069-05
Doi:10.3969/j.issn.1672-0105.2019.02.0016
收稿日期：2019-05-13
基金项目：2018年度瑞安市社科项目课题“项乔的为政思想及其实践探析”（18rsk10）
作者简介：黄丹丹（1993—），女，汉族，四川绵阳人，温州大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温州地方史。
（责任编辑：何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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