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至1975年2月，我和胡炜将军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亲自组建并直接领导的一个小工作班子里共同工作了一年。胡炜将军是我的直接领导，我是他的副手。一年时间很短，但由于朝夕相处，事事讨论、研究，天天开会、汇报，胡炜将军卓越的工作能力、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优秀的个人品质，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一年，胡炜将军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长辈、师长，更是我做人的榜样。从那时起，我就由衷地佩服他、敬重他。之后30多年，我们来往不断，成了忘年交。
作风朴素，勤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胡炜将军是1973年10月19日从兰州军区借调到总参的。当时，他是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当年5月，叶副主席便想调他进京工作。来到总参刚三个月，叶副主席便让胡炜挑了一副重担。其大体经过，据我所知是这样的：
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毛主席批示的中央一号文件，批转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要求全党、全军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24日，叶副主席主持召开了驻京部队干部万人大会。会上，江青公开指责叶副主席。25日，由周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干部万人大会。会后，部队和地方旋即展开了“批林批孔”运动。
胡炜少将
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毛主席决定中央成立七人小组，周总理主持工作，成员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中央军委成立“六人小组”，叶副主席主持工作，成员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中央七人小组和中央军委六人小组领导全党、全军的工作和“批林批孔”运动。
由于总政和军委办公厅要集中精力搞自己的运动，中央军委六人小组决定在军委组织一个小工作班子，由叶副主席直接领导。31日晚，张才千副总长在总参党委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六人小组的决定，宣布：中央军委组织一个小工作班子，由胡炜、王梦华、张崇发等4同志牵头。胡炜将军由此开始，肩上挑起了重担。
2月1日，我由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推荐，从北京军区宣传部借调到这个小工作班子。王梦华（女参谋）是从总参三部借调而来的。
3日晚，我和胡炜等牵头人一起，列席了军委办公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纪登奎、李先念、汪东兴、苏振华、张春桥、王洪文，全是我从未见过的首长。会上，这些领导对小班子的工作作了许多指示。
5日上午，从军委直属驻京各大单位抽调到小班子工作的10多名干部，来到三座门报到。下午，我们4个牵头人组织这些人学习军委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研究如何开展工作。大家都觉得能在叶帅身边工作很荣幸，热情很高，但普遍感到任务重、责任大、没经验，怕辜负了叶副主席的信任。
胡炜长期在野战军工作，没有在中央军委这样的高级领导机关工作的实践和经验。但他不像我们，个个心里没底，显得有些缩手缩脚。
为了打开工作新局面，振奋大家的士气，胡炜在会上反复鼓励大家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毛主席教我们取得工作经验的最好办法。先干起来，深入到最基层了解情况、熟悉环境，边干边学，边干边总结提高，你们很快就能胜任工作。
胡炜不仅这样鼓励大家，还带头做表率。他放下大军区副司令员的架子，不分早晚，一有机会就挤时间深入基层，了解第一手情况。
青辰心中难过，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努力没有获得回报，抑或是因为眼见美丽的事物在自己面前毁灭，而自己却无能为力。他默然站起身，却忽听背后恶风不善，却是一头土狼不知何时来到了他的背后，发动了偷袭。
说起胡炜深入基层，有件事让我十分感动。
1974年4月3日，北京各大报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大幅照片。北京军区后勤部招待所收到当日的《解放军报》后，发现有8张报纸的第2版、第3版是白页，一个字也没印上。他们便将这8张报纸寄给了党中央，并写了一封信，对《解放军报》发生的问题表示强烈不满。周总理看了这封群众来信后批示：“要查清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江青批示：“查清这起严重的政治事故。”
那时，中央领导的批办件（包括江青的）都是先批给军委六人小组，再转给我们。对中央和军委领导的批办件，我们一般的处理原则是：先派工作人员去发生问题的单位搞调查，然后向我们四人领导小组口头汇报。集体研究形成基本共识后，由胡炜作指示，决定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初期阶段，我们牵头人一般不去现场。但对于周总理这个批办件，胡炜认为情况可能比较复杂，坚持要亲赴现场。于是，接到批办件的第二天（4月14日），胡炜便让我陪着他来到解放军报社印刷厂。工厂里条件比较差，轮转机噪声很大，纸屑弥漫，油墨味很呛人。胡炜全然不顾这些，来回在印刷车间巡查，仔细查看了印报的全过程，并和当班工人、车间领导谈话，初步了解了一些情况。回到办公室，胡炜认为要彻底查清问题，必须依靠解放军报社自己的力量。于是，4月16日，我们向解放军报社党委及其印刷厂党委传达了“两个批示”精神，并同报社党委研究成立了调查组，以军报为主，我们派人配合调查。
为了弄清真相，胡炜要求我和工作人员，在调查中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被“严重政治事故”几个字束缚，先入为主搞调查。要深入到印刷厂，让当班工人认真回忆印报经过。然后，胡炜让我带着工作人员，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走访老工人，请教相关技术细节和操作程序。在反复听取我们汇报、反复研究之后，胡炜认定：这件事不是政治事故，而是责任事故，是当班工人在印刷机高速运转时，按操作程序往外掐报时漏掐了一沓，从而让这8张白页报夹在好报纸中，流出了印刷厂，通过邮局又投递到了读者手中。
解放军报社党委同意我们的调查结论，并向周总理和江青写了报告。
胡炜亲自参与调查，确保了调查结论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使解放军报社避免了一场灾难。
通过这件事，我发现胡炜作风朴素，扑下身子干实事，确实了不起。
公道正派，坚持实事求是，堪称楷模
坚持实事求是，是胡炜一个非常可贵的品格。
1974年，军委领导经常利用我们写的《情况反映》，在开会时作为发言、作指示的素材。因此，胡炜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一定要特别注意如实地向上反映情况。他反复强调，要重视情况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避免片面性和模糊性，在写情况报告和简报时要慎重，哪些不可以上报，哪些需要核实后才可以上报，都要反复斟酌。特别是反映群众对大单位主要领导人的意见时，更要慎重，避免用《情况反映》来批评、斥责大单位的领导人。办理军委和中央领导在群众来信上的批示时，我们也特别重视查明实际情况。
在胡炜的带领下，我们办每件事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办每件事都讲究公道正派。当时，我们办的每件事都受到军委领导的肯定。
1974年，我们根据叶副主席和军委六人小组的指示，办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筹建解放军报社临时领导小组。
LI Feng-wei, ZOU Qi-fei, XUE Hui, XIANG Hong-jun, XIA Yong, LI Jun, YAN Zhen-lin, SHEN Feng, WANG Kui
3月11日，军委六人小组在三座门听取解放军报社关于运动情况的汇报时，张春桥要求：“从明天起，军报不要编自己的稿子了，用新华社的新闻稿，集中力量搞运动。”当时，军委六人小组其他领导未表示不同意见。第二天，解放军报社便只用新华社的稿子，自己暂不编稿了。军报领导班子从此便处于瘫痪状态。
装备有NSK第二代电控机械方向机的大众车系，在车辆发生前部碰撞或者车轮碰撞等交通事故后，组合仪表上的转向系统警告灯点亮，转向沉重；连接诊断仪，进入诊断地址“44 动力转向”中存储有故障码“P160900- 碰撞切断已触发”，且该故障码无法清除。
8月16日下午，军委六人小组接见了解放军报社临时领导小组全体成员。
这个批件转给我们小班子后，胡炜组织我们四人领导小组于3月5日晚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江的批示好办，把张秋桥的检讨件找出送去就是了。至于叶副主席的批示如何办理，还需要再请示他一次。于是，当天晚上胡炜便让我执笔给叶副主席写了一份报告，说明：江青要查张秋桥的检讨件，此件现存总政干部部，要有叶副主席的批示才能取出送江处。叶副主席收到我们这个报告后，批示：“请魏伯亭同志批发。”总政副主任魏伯亭批示：“请按叶副主席批示办。”有了这两个批示，我们派人从总政干部部顺利调出张秋桥的材料，3月27日报送江青处。
新课改对于学生的自学能力较为关注，但在当下的环境中，学生的学习意愿普遍不足，以至课后时间难以得到有效的利用。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学校应当在物理课堂中积极推广微课教学模式，以改善课堂教学与课后学习的衔接。在实践中，教师可首先将教材中的重点内容进行提炼，并录制成短视频，同时教师应将该视频转发至班级内的信息平台中。学生可利用课前时间对教学内容展开预习，并总结相关的问题。在课堂中，教师可与学生共同讲解新课程的内容，并针对学生的疑问作出详细的解答。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中，学生成为了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学内容也将更具针对性。
胡炜的政治水平，在这件事上又一次大放光彩。
接受任务后，在我们四人领导小组碰头会上，胡炜多次强调：搞班子一定要选对人，要充分发扬民主。工作人员下去听群众意见时，不能带框框、有偏见，要多听不同意见，要重视少数人的意见。
遵照胡炜的指示，我带领工作人员到报社深入调查、摸底。
库岸岩层的层厚、上下层序、各层的出露位置及其物质组成和性质，直接控制岸壁坍塌的宽度、速度和型式，还决定着浅滩的形状、宽度和坡角。一般黄土的粉土粒组含量大，孔隙率高，崩解速度快，易形成快速、强烈的坍塌。且水下浅滩坡角小。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6月11日，胡炜和我到报社向群众传达了军委领导的指示，公布了人选条件，并找社领导、中层干部、各支部书记、工厂及报社党委成员进行了座谈。
经过报社群众反复讨论、投票推选，终于选出了进班子的人员名单。随后，我们把得票较多的10余人张榜公布，让大家进一步讨论。讨论时，我们的工作人员又到群众中搜集意见。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我们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7人名单，包括军报原领导、中层干部和群众代表。
对于军报原领导华楠，报社多数人认为其领导运动不力，身体也不好。其中有些人不倾向华楠再当一把手，要求军委从全军选调新人。我们向军委六人小组汇报时，邓小平说：“不要总是从外面调人。”王洪文说：“那就还是让华楠当吧，在新疆读书班我们认识。不过，他身体不大好，将来需要有个替补的。”当时，华楠在301医院休养。胡炜让我找华楠听听他的意见。在301医院病房，我同华楠谈了许久。他以沉痛的心情，检讨了自己多年来曾经犯过的错误。听说王洪文提名让他当军报临时领导小组的一把手，华楠信心顿增，反复表示：“不辜负中央领导的期望。”
1974年，作者与胡炜 （左）在军委机关三座门合影
那么，如何看待华楠这个人呢？胡炜和我交换意见时说：华楠有领导能力和办报经验，年轻时就主编《八一》杂志，文字水平也较好。如果军委重新任命他为一把手，我相信他会努力把工作做好的。
我完全同意胡炜的看法。于是，我们把7人名单报给了叶副主席，他对此给予了肯定。在我们写的《情况反映》上，叶副主席批示：“我看七人小组可以了，以后在实践中充实。”
由图1［2］可知，在喷氨量一定的条件下，SNCR理论脱硝效率可达90%，但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由于炉膛内温度分布不均、炉膛负荷波动以及还原剂与烟气无法保证完全混合等因素影响，SNCR系统在工程应用中，氨逃逸控制在8 mg/m3以内，SNCR脱硝效率为40%～60%。
国内外学者对水资源系统综合评价做了大量研究，包括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水资源安全评价、水资源风险评价等，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现阶段引配水的研究大多数以水量、水质或者调水工程本身为研究对象，较少地综合考虑引配水工程以及周边环境所组成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本文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以杭州市运河引配水系统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其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自然生态子系统三方面效益，对改善水质为目的的城市引配水系统的效益进行综合评价，为科学地调配水资源、改善城市水环境提供技术支持。
7月1日下午，在军委六人小组会议上，我们汇报了筹建工作过程和7位临时领导小组成员的简历及现实表现。叶副主席很满意，当即指示说：“这个组成名单要以军委的名义报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你们现在就把报告写好。”
通过筹建军报临时领导小组，我发现胡炜很善于处理两种不同观点群众间的矛盾，对人对事都能做到公平、公正，一碗水端得很平。
8月11日，我们得知关于军报班子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已讨论，并得知毛主席圈阅了关于成立解放军报社临时领导小组的军委9号文件。
5月，我们将解放军报社的情况和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军报多发表部队稿件的愿望，向军委六人小组作了汇报。叶副主席要求我们：“再摸摸情况，看军报的领导和群众对现班子是什么态度，用什么办法能把军报的领导班子搞好。”胡炜让我带领工作人员，深入到军报编辑部、工厂，分别找编辑、记者、工人、中层干部、社领导谈话，了解相关情况。
8月19日下午，胡炜和我来到解放军报社，找原社领导干部谈话，向他们传达中央、军委对报社临时领导小组的指示精神。希望他们在新班子的领导下，做好分配给自己的工作。
8月20日下午，解放军报社召开全体人员大会。胡炜在会上宣读了军委9号文件，临时领导小组的一位负责人传达了军委领导人16日下午接见时的指示精神，临时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分别讲话、表态，并对报社的学习、运动、工作进行了部署。从此，解放军报社恢复编发稿件，揭批查运动也有序地开展起来。
事情进展得十分顺利。胡炜对我说：“小张，你马上起草！”我便现场挥笔，写出后交给胡炜。胡炜略加修改，立即送叶副主席及其他军委领导当场传阅、画圈。
6月初，我们把军报的情况再次向叶副主席和军委六人小组作了汇报。6月10日，军委领导决定：由我们帮助筹建一个5～7人的解放军报临时领导小组，以便领导军报的运动和工作，并要我们根据群众推荐人选的意见，提出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政治坚定，执行叶帅指示毫不含糊
1974年，虽然中央文件和报刊上都用“批林批孔”运动这个提法，但就军委直属各大单位来说，由于叶副主席牢牢把握着大方向，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批林”和清查与林彪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展开的。在军委六人小组会议上，叶副主席从不安排讨论“批孔”的问题，总是紧紧抓住深入清查、掌握清查政策、解放受审查人员、调整领导运动不得力的班子等问题召开会议，部署工作。
1.2 研究方法 患者取仰卧位，颈后垫高，充分显露颈部，颈前皮肤涂抹耦合剂，常规进行高频彩超检查多切面重叠扫查。根据《头颈部肿瘤颈部淋巴结分区指南》[6]对颈部淋巴结分区。所有患者均采用甲状腺切除术以及相应部位颈部淋巴结清除术进行治疗，并取病灶组织进行检查，确诊是否为甲状腺癌颈部淋巴结转移。
胡炜对叶副主席十分尊重，带领我们小班子全体人员，时时事事都坚决按照叶副主席的指示和批示办，政治上很过硬。平时，叶副主席每次给胡炜打电话作指示时，他都立即记录下来，并用最快的速度向我们传达；对叶副主席的每一个批示，他都组织我们四人领导小组成员反复研究，认真领会意图，然后立即安排人办理，一点也不拖延。军委六人小组会议上议定的事情，办理中遇到新情况，胡炜会随时请示叶副主席；办理完毕，必定向叶副主席报告。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中共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在总政系统受到揭发批判。当时有一件与李德生有关的事，胡炜处理得很到位，让我终生难忘。
1974年2月底，从北京军区调来一位曾任《解放军报》政工组负责人的领导干部，给江青和叶副主席写了一封信，揭发李德生阻挠解放《解放军报》原副总编张秋桥。张秋桥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的胞弟。对这封揭发信，叶副主席作了批示：“拟请胡炜同志调查，提议报批。”3月1日，江青在这封信上也作了批示。
软件设计的主体是一个闭环的负反馈系统：在6ms的采样周期内，主控制器首先采集实时的角度、速度，通过Nokia5110实时显示，然后将采集到的角度与平衡位置进行比较，判断摆杆是否达到平衡；如果达到平衡，摆杆继续保持当前位置；如果与平衡位置偏差较远，则将采集的角度、速度传入PID控制器，输出合适的PWM值控制电机，调节摆杆靠近平衡位置，再进入下一个采样周期。软件设计的主程序流程图如图4：
3月30日，胡炜和我去叶副主席处作了汇报。胡炜向叶副主席报告说：关于军报一位部门领导揭发李德生同志阻挠解放张秋桥一事，目前我们的工作同志不便直接调查，看看总政机关揭发的情况如何，再向您报告。听了胡炜的口头汇报，叶副主席表示同意。当晚，叶副主席留我们在他家看了一场电影。
1974年，胡炜政治上的坚定性还表现在：凡军委六人小组没有决定、叶副主席没有指示的事项，从不予考虑。2月上旬，军委六人小组听取总政情况汇报时，张春桥提出：要考虑在总政成立一个运动领导小组。我们在会上听到了张春桥这句话，但叶副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均未表态，会后我们便根本未予考虑。3月5日，江青在空军大院召集驻京军队一些文艺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放火烧荒”的讲话。我们到空军了解情况的人，听到一些讲话的内容，回来向我们几个牵头人作了汇报，请示是否写《情况反映》。研究这个问题时，胡炜说：“叶副主席没有给我们布置过搜集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任务，因此我们既不了解、搜集、反映这方面的情况，也不内部传达。”
由于胡炜对叶副主席十分尊重、负责，所以他对胡炜信任有加。党中央、毛主席有最新指示但不能马上公开时，叶副主席总要给胡炜通气，让他及时了解中央意图，把工作做好；遇有重要绝密文电稿的起草工作，叶副主席就把胡炜单独召到家中，由他口授，胡炜执笔。1974年5月10日，叶副主席就特意召见胡炜（胡让我随往）到他的住地，让我们代中央军委起草一份发给广州军区某领导人的电报。写完电报，叶副主席说：“主席前几天接见桑戈尔总统后和先念、洪文同志有重要谈话。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你们要好好领会主席的这一段最新指示哟。”5月30日下午，叶副主席又一次在住地召见胡炜，讲了关于毛主席圈阅的中央17号文件的情况，要胡炜加深理解中央精神。17号文件于5月18日刚刚印发全党，尚未传达到基层。叶副主席要求胡炜带领小班子全体人员尽快了解、掌握军委直属各大单位传达、学习、贯彻中央17号文件的情况和出现的问题；同时研究一下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包括二级部的班子。这天，我和王梦华也随胡炜一起参加了召见，听到叶副主席传达中央的最新精神。
叶副主席对胡炜的工作大加赞赏。1974年小班子的工作快要结束前，叶副主席在公开场合，当着许多军委领导和总参领导的面，连着两次表扬胡炜。一次是11月6日晚，在三座门军委六人小组会议上，叶副主席说：“你们这个班子军委领导同志比较满意，工作抓得是紧的。”12月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总参党委扩大会议上，叶副主席作总结发言时说：“胡炜他们这个小班子的工作，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是满意的，他们这个班子的工作是好的，有成绩。”
叶副主席对与胡炜搭班子的王梦华和我，也给予了很高的政治待遇。1974年9月30日，周总理抱病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最后一次国庆宴会时，叶副主席安排军队一大批高级将领出席国庆招待会，同时也让中央办公厅给王梦华和我发了邀请。我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第2区第220号桌，与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坐在一起。第二天，新华社在报道出席国庆宴会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时，王梦华和我的名字列在解放军驻京各大单位负责人行列之中。平时，叶副主席还经常在周末邀请胡炜、王梦华和我，到他的住地看电影。也曾单独把我一个人叫到住地，起草过一份绝密电报。那天中午，叶副主席还留我与他同桌吃饭。叶副主席不断夹菜给我，我心里特别温暖。
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以“绿色2”为基础构成的短语已蔚为大观。如，绿色环保、绿色壁垒、绿色营销、绿色标志、绿色消费、绿色产品、绿色包装、绿色文明、绿色产业、绿色企业、绿色事业、绿色证书、绿色银行、绿色技术、绿色使者、绿色农业等。这些短语的出现标志着汉语“绿色2”“指符合环保要求，无公害、无污染的”的属性义基本完成。
叶副主席对胡炜、王梦华及我，都很信任。1974年12月上旬，胡炜由兰州军区副司令员调任副总参谋长。1975年1月24日，叶副主席要胡炜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回北京军区了，留在军委办公厅工作。胡炜说：“叶副主席很欣赏你，你留下来协助我工作吧。”我深知自己资历、能力都不够，便向胡炜表示：感谢叶副主席的关怀，感谢老首长的厚爱。我觉得自己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仍不太适应，还是回北京军区机关做新闻工作好些。我们小班子的另一位牵头人王梦华，经叶副主席同意，总参把她安排到军委办公厅三座门服务处当副政委。
严于律己，不计个人名利，胸怀坦荡
与胡炜一起工作，他留给我另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作为一个大军区领导、高级军事首长，对自己在各方面都要求特别严格。
不贪图享受，个人生活十分俭朴
1974年，胡炜住在三座门招待处，简朴的卧室兼办公室，室内除从陕西带来的几箱书外，什么摆件、装饰品都没有。吃饭在招待处大食堂，与全体工作人员吃一个伙食标准。有一天，我陪他到下面去，回来时已过了吃午饭时间。胡炜为了不给食堂添麻烦，提议在街上随便找个小店，吃一碗面条就行了。我赶紧从西单大街路东找了一个小吃店。吉姆车停在这家小店门口十分显眼，我真担心首长的安全。下了车一进小店门，胡炜摘下军帽，往小凳子上一扔，说：“用它给咱们占座，你和我一块去端饭。”当时，我想拦他，他挣脱我走向打饭口；我想喊他，又怕一叫“胡副司令”，引起饭店里其他客人的注意，只好听他的。
由于小班子人少事多，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加之要与习惯夜间办公的中央和军委领导的工作时间相一致，小工作班子全体人员每天吃4顿饭，工作到晚上12点后吃一次夜宵，随后继续工作到凌晨3点。胡炜年过半百，在一年的时间里，天天和我们年轻人一块儿开夜车，十分劳累。星期天，工作人员放假回家，胡炜的家未从西安搬来，就和几名值班人员一起守在三座门。说是休息一天，其实仍有工作干——常常有大单位的领导，趁星期天登门找胡炜反映情况，要求解决问题。
不知苦和累，干工作舍得拼老命
1974年，我们的工作任务非常繁重，胡炜每天休息不到6小时。我们都劝他注意身体，他总是说：“我身体好，扛得住！”小班子工作结束回到北京军区后，我常抽空看望胡炜老首长。他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仍像以前那样拼命工作。当时，中央成立抗震救灾领导小组，下设中央抗震救灾办公室。1976年7月28日晚，中央抽调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和国务院秘书长吴庆彤一起，负责中央抗震救灾办公室的工作。他们集中住在人民大会堂办公，负责军、地抗震救灾事宜。胡炜当时肩上的担子非常重。
为了抗震救灾，胡炜一心一意干工作，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几乎没回过家。他的家当时在北京南池子街南口，与人民大会堂仅隔着天安门广场。唐山抗震救灾工作完成后，胡炜接着又负责毛主席逝世后吊唁群众的组织工作。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各省市和军队系统方方面面的人，都要妥善安排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特大型吊唁活动，协调、联络、组织工作非常繁杂。胡炜在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十五六个小时，根本顾不上吃饭、睡觉，天天用大量吸烟的方式消除疲劳，提精神。他那时总是拼着老命干工作，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搞特殊化，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近乎苛刻
胡炜的夫人吴旸原在第21军工作，毛主席讲了“不要让首长夫人当自己的秘书”后，胡炜立即动员吴旸脱军装转业到地方。1974年夏，吴旸带着孩子从西安来北京休探亲假，住在三座门。住了没几天，胡炜说工作太忙，硬是打发夫人和孩子提前返回西安。当时，我十分不理解。事后我听吴旸讲，她和胡炜是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前夕结的婚。从那时起，他们两口子基本上是聚少离多。她的工作生活，都是按照党的需要，由胡炜安排的。因此，只要党有号召，她的工作生活就要“跟上党的部署”。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们奔赴战火纷飞的朝鲜。朝鲜战争停战后，彭德怀司令员号召志愿军女战士转业，胡炜便让吴旸回国转业到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
1956年，为了实现“一五”计划，需要培养大批建设人才，国务院号召地方干部考大学。吴旸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国家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任编辑。其间，胡炜和第21军继续在朝鲜帮助朝鲜人民搞重建工作。1958年，第21军从朝鲜回国驻太原，他们两口子仍然分居两地。1962年，组织上为了解决他们两地分居问题，把吴旸调到太原工作，他们这才算有了个安稳的家。1963年，党中央开展农村“四清”运动，胡炜鼓励吴旸走出机关大楼，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吴旸丢下刚出生3个月的女儿，就跟随单位的“四清”工作队去了吕梁山，在离石县和平遥县农村一干就是两年。吴旸结束“四清”工作回到家，胡炜又带上第21军的同志到原平县搞“四清”运动去了。胡炜就是这样，总是让家属服从党的需要。
在胡炜的严格要求下，他的夫人和子女都很优秀。吴旸从一名普通编辑做起，1986年担任中国文学杂志社副总编，负责向国外宣传中国优秀文学作品。1993年，因吴旸“为发展我国对外书刊宣传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国务院特发给她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了证书。
胡炜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从对警卫员安排工作一事上，就可以反映出来。1974年，胡炜的警卫员是孙传慧。胡炜任军委办公厅主任后，小孙想到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工作。胡炜便找小孙谈心，启发小孙说：“在哪里都是干革命，要进步快最好是下基层。回原部队从排长当起，坚持磨练，多吃苦，对青年人有好处。北京大机关虽然舒服些，但不利于成长，不利于提高，进步慢。”小孙跟随首长多年，了解首长的脾气。听了胡炜语重心长的劝导后，愉快地回到原部队当排长，不几年就当了营教导员。后来转业到地方，干得很出色。
不文过饰非，对工作中发生的小失误，总是襟怀坦荡地承认、检讨并迅速改正
1974年3月下旬，叶副主席给胡炜打电话，要他多关注总参二部的运动情况。叶副主席还让秘书给胡炜介绍二部的情况。有一天，胡炜带着叶副主席的指令来到总参二部和群众座谈，听取意见。二部群众对党委意见很大，说党委不按军委的指示精神办事，定了条条框框，限制群众运动。胡炜插话时，说了一句：“党委不按军委的指示办事，就不要完全依靠党委。”结果，二部群众就把胡炜这句话当成“指示”传播。二部某局的同志未报告部党委，即自行开会批判局领导。显然，胡炜这句话带来了不良后果。他迅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立即告诉二部杨银声政委，收回了自己说的话。
2016年，作者 （左）到家中看望老领导胡炜少将 （中）
4月1日，胡炜向叶副主席写了书面检讨，承认这是自己不谨慎、违犯军委规定随便说话造成的。随后，二部党委写了一份成立运动领导小组的报告，报叶副主席和总参党委。叶副主席批示：“胡炜同志提出意见报批。”胡炜考虑成立运动领导小组不利于党委领导，而且两者的关系也不好处，乃提出增加些局级干部为党委委员以此来加强党委领导，并吸收两名群众代表参加党委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他的意见报总参党委同意后，上报叶副主席，得到批准。这说明，运动中要加强党委的领导，这在胡炜的思想上是十分明确和坚定的。那天的插话，虽属于口误，但胡炜当成大事，处处检讨。在我们四人领导小组会上，他还向我们两个年轻人检讨过呢。
这件事虽发生在几十年前，但胡炜却从未忘掉。2004年，他写回忆1974年在军委工作的文章时，还把这个错误写了进去，并印成书公开发行。
爱护部属，不忘言传身教，帮、带新人
1967年，胡炜任第21军军长，领导陕西的“三支两军”工作；我刚刚入伍两年，是一个年仅22岁的小兵。那时，我是北京军区工程兵第四工区宣传科的报道员，正在河北万全县“支左”办公室搞报道。1974年，能和胡炜一起来到中央军委帮助工作，并在一个班子里朝夕相处，我深感荣幸。
贵州省的旅游资源主要是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资源。“古苗疆走廊”沿线的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其自身鲜明的特色，但是在普通游客看来，这些旅游资源在云南同样存在并且云南的更加出名。比如：云南大理城、泸沽湖畔的摩梭人、苍山、洱海等。反观贵州，虽然有多样的民族文化资源“宝库”的称号，但是，长期以来，却被打上了“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等负面标识。并且，贵州虽不是边疆，但却常被视为边远之地。这些长久以来在人们心中形成的刻板印象，给贵州的对外宣传造成了巨大的阻力。除此以外，由于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系统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景区开发程度还比较低，不足以支撑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
在我们共事的一年中，胡炜对王梦华和我十分关心爱护，并言传身教，使我们逐渐适应了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学会了许多分析、处理复杂情况的方法、步骤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学习了不少做人的道理。
我写东西写得快一些，但有时用词缺乏分寸感。胡炜审阅或修改我起草的文稿时，常批这样一句话：“我改的几处，请小张再仔细看看。要恰如其分，不能说过头话。”我知道，这是老首长在点化我、教导我，心里充满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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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军委机关，每晚听工作人员汇报时，我不爱做笔记，那是因为现场有专门作记录的秘书。而胡炜总是边听边记。一次，我从关心首长的角度劝他：“有秘书记，您少记点，别太累了。”胡炜说：“记录可以加深印象，事后查阅也方便。你们年轻人要养成这种习惯。”在胡炜的指点下，1974年到军委帮助工作结束时，我记了整整8本笔记。平时，这些笔记在研究工作时用处很大；今天，它又成了我写这篇文章的最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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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我难忘的是，1974年9月的一天，叶副主席找到胡炜，要我们给毛主席写一份报告，内容是把军委直属的总参、总政、总后、空军、海军及军事科学院等10多个大单位深入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情况，报告给毛主席。叶副主席要求，报告的文字不要超过800字，太长了主席看起来累。
在几个领导成员中，我最年轻，又是记者出身，算是个笔杆子，平时工作人员起草的《情况反映》多数由我修改。给毛主席写这份报告，胡炜让我当主笔。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但我乐意干，因为这是我到军委机关帮助工作以来，直接给毛主席写的第一份报告。
报告的素材不用搜集，9个月来，我们给军委六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及《情况反映》多数都经过我的手，每个单位的情况，凡是大事全在我脑子里记着。因此，写起来很顺手，仅用两个多小时，我就把报告的整体框架搭起来了；再用了两个多小时，我便把报告的草稿写了出来。但文字太长，2000多字，大大超过了800字。我只能重新构思，重新写。5天里，我一连写了4份草稿，虽然文字都控制在800字左右，但内容太简单空洞。
我苦思冥想了几个晚上，想不出高招来，便向胡炜请教，希望他能启发启发我。胡炜长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却有亲手写报告的习惯，平时很少由秘书代劳。听了我的叙述，他说：“小张啊，你可不可以把一篇文章当成几篇文章来作，就是有一个主报告，再有若干个副报告，主报告严格掌握字数，不超过800字，副报告不计较字数多少，但要突出典型事例。这样报到主席那里，主席有兴趣时可以翻看几个副报告，主副搭配，这个报告留给主席的印象可能就深刻了。”
听了胡炜的建议，我茅塞顿开。胡炜说的副报告，其实就是报告的后面有若干附件，供领导参阅。
按照胡炜的意见，我又一次把由我任主笔、写给毛主席的报告草稿，作了调整、修改，经胡炜和总政一名大手笔修改并定稿后，送呈叶副主席转毛主席。叶副主席对这份报告比较满意。有一天晚上，叶副主席又一次通知胡炜和我到他家里看电影时，问胡炜：“你们给主席写的报告很好，谁写的？”胡炜指着我说：“小张。”我不敢贪功为己有，赶紧抢着说：“是胡副司令给我出的思路！”
45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与胡炜老首长共同在叶副主席身边工作的一幕幕往事，我就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应该说，那是幸运、荣耀的一年。这一年的工作结束后，我虽然不再和胡炜老首长一起工作了，但在以后几十年的来往中，我对老首长的崇敬却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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