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东江革命精神是周恩来、澎湃、古大存等革命先辈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东江地区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特有的革命品质和精神风貌。它蕴含了“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矢志不移、坚定执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锐意进取、敢为人先；依靠群众、联系群众”的精神内容，深刻诠释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革命首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这种精神品格，对东江地区贯彻落实新时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东江革命根据；革命精神；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1]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历程中，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学者较多地归纳为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和苏区精神。
陈水林在《论“红船精神”》中将红船精神的当代内涵概括为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2]（P15）余伯流的《井冈山精神再解读》指出井冈山精神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敢闯新路，其灵魂是坚定信念、矢志不移，其基石是依靠群众、艰苦奋斗。[3]（P40）石仲泉的《红军长征与长征精神》指出长征精神的根本要义是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党的坚定信念，集中体现在红军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和不惜付出一切牺牲这两个方面。[4]（P13）朱佳木的《什么是延安精神的核心以及应当怎样弘扬延安精神》指出延安精神的核心和灵魂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坚定与发扬这种信念。[5]（P1）王荣丽的《论西柏坡精神的五大内涵》把西柏坡精神的核心概括为戒骄戒躁的谦虚态度、锐意进取的奋斗作风、保廉戒奢的自律品格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并指出其宗旨为依靠群众、立党为公；其品质为敢打必胜、勇克时艰；其表征为发扬民主、团结统一，其特质为与时俱进、科学创新。[6]（P188）石仲泉的《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对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作了科学界定，同时对苏区精神所涉及的依据以及苏区精神与其他精神的关系等难点问题作了解析，指出苏区精神的实质是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开拓进取的斗争理念、为群众谋利益的执著追求、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不怕牺牲的彻底革命精神。[7]（P77）邱小云的《论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精神史》将中共革命精神的发展划分为形成发展期、渐次展开期、全面呈现期和胜利发展期，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对应到每个阶段的发展之中。[8]（P120）
关于“东江革命精神”的研究以往罕有人论及，学术界多从对“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研究方面涉及本课题。如罗尚贤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东江革命根据地》对东江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和概念作了界定，并对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脉络做了详细论述，但却没有对其精神进行概括。[9]（P37）张卫波的《东江文化与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传统》叙述了东江革命根据地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兼容精神、开拓创新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勇于牺牲的爱国精神，但却从东江文化的角度出发，没有将其视为体现区域独特革命历程的精神文化。[10]（P23）以上研究都没有揭示“东江革命精神”作为东江根据地宝贵历史财富的独特性。本文拟通过对东江革命精神内涵、实质的研究，呼吁社会各界更加关注东江革命精神，充分认识和把握东江革命精神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
东江革命精神是东江地区革命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的总称。东江地区的农民自古便“富于革命的精神，……革命军东江之战胜，颇得力于农民之帮助。”[11]（P43）中共很早就重视对东江地区这种朴素的革命精神的运用，为其注入红色基因。1925年11月至1926年8月，周恩来主政东江期间指出“人民如有强固的组织，则军队不敢横行”。[12]（P366）在其领导下大力开展工农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革命委员会领
导东江劳苦大众一起，发动武装起义，高潭中洞（属惠阳）地区成为东江革命的中心。1927年10月，在潮汕地区遭到重大挫折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突围到达高潭中洞，改编为红二师。其后东江特委以高潭中洞、朝面山（属海丰）为后方基地开始了红色工农武装割据运动，创建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在此后长达9年的斗争中，中共在东江先后建立了九块县一级的革命根据地，即：海陆惠紫（主要包括海丰、陆丰两县及惠阳、紫金两县边界）、潮普惠（以大南山为中心区域，故也称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包括潮阳、普宁、惠来三县边界）、揭丰华（以八乡山为中心区域，故也称八乡山革命根据地，包括揭阳、丰顺、五华三县边界）、五兴龙（包括五华、兴宁、龙川三县边界）、梅埔丰（包括梅县、大埔、丰顺三县边界）、蕉平寻（包括蕉岭、平远、寻邬三县边界）、潮澄饶（包括潮安、澄海、饶平三县边界及南澳岛）、陆惠（包括陆丰、惠来两县边界）及闽粤边界的饶和埔诏（包括饶平、大埔和福建的平和、诏安县边界）。[13]（P182）这九块大小不等的根据地构成了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整体，它在东江特委的统一领导下互相配合开展对敌斗争。东江革命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政治本色在东江这一特定区域的集中反映，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
东江革命的艰苦和危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这场革命中有数以万计的英烈献身。他们有的在战场上壮烈牺牲，有的在白色恐怖中被捕杀害。东江红军坚持抗争的8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这里的人民群众，英勇无畏、不怕牺牲、一往如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不断弘扬的过程。
在土地革命时期，从1927年的“四·一五”政变到1935年11月，东江有大量的党政干部牺牲。1932年12月27日《东江特委给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的干部，在这二三月敌人新进攻中损失极大。在红军中，第二团团长古宜权同志这次牺牲，连长、政委亦有损失几个，各县区委的负责的同志亦牺牲几个。”[14]（P233）1933年4月，东江特委在大南山的龟山弯遭敌人包围，东委11名委员仅存7人。[15]（P75）在东江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八年中，李源、张善铭、赵自选、林道文、郑志云、叶浩秀、古柏、徐国声、杜式哲、沈青，方汝楫，刘琴西、陈魁亚、陈舜仪，杨善南，白希（邓拔群）、许玉磐、林廷、林潭古等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他们把自己的鲜血洒在东江大地上。[16]（P275）大量的红军干部面对屠刀时从容凛然，如紫金县龙窝区礼坑乡赤卫队长许熏民，在1931年不幸被捕，敌行刑队押他上刑场时，他面对敌人和群众，从容高歌：“今日我去上刑场，邻舍六亲来送丧。文武守员做孝子，死在阴间心也凉。”[17]（P753）
在土地政策和妇女政策方面，东江党委进行了很多开创性尝试，形成了适合东江军队和根据地建设的模式，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
东江人民为革命作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罕见的。仅高潭一个区，在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被杀害2800多人，全家遭杀绝的达400多户。[18]（P584）有的地方几乎是整村遭到灭绝，如高潭中洞村有850人，220户，惨遭杀戮的就有700多人，绝户160多户；大茂乡的黄泥桥、二天肚两处共83个村民仪剩下3人。到处是“村庄不闻鸡犬声，唯见断墙火冒烟。田园荒芜藏蛇兽，树木摧残难再生”。[19]（P4）1928年5月在东江的紫金地区，全家被杀的有820户，被害群众2万多人，被烧房屋3500多间，在县苏维埃门前八分大小的稻田里，先后两次被杀的革命军民有480余人，血水洒满稻田，被称为“血田”。[20]（P169）残酷的屠杀并没有动摇革命群众对共产主义的美好盼望，在东江的兴宁地区，革命群众张二嫲临刑就义前唱到：“一声告别涯爷娘，饱饭加餐心放开，涯系救民救国死，天下穷人会跟来”。[21]（P199）仅1927年，整个广东地区（多为东江）死于白色恐怖的革命者就达7583人。[22]（P926）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一种在困境中奋起、在艰难中抗争的强大力量，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东江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重要内容。东江革命根据地由于处在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其敌我力量之悬殊，斗争环境之险恶是罕见的。但东江军民沐风栉雨，艰苦奋斗，始终保持积极进取、迎难而上的精神状态，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
二、矢志不移、坚定执着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理想与信念是我党奋发的源泉，精神的支柱，前进的动力。邓小平曾经说过：“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列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23]（P110）战争时期，东江各级党组织，不仅日常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艰苦，而且政治环境也十分险恶。他们随时都有被捕、监禁、杀头的危险，时刻经受着信念、意志与生死的考验。但东江军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积极开展革命工作，使党的革命红旗在东江地区八年屹立不倒。
1927年9月下旬，南昌起义主力叶挺、贺龙部队在广东潮汕一带严重受挫，一时间革命悲观情绪蔓延，然而在东江地区，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自从叶贺革命军在广东东江溃败以来，一般反革命派都以为从此革命潮流趋于低落了”，然而实际情况是”不仅是东江五六县农民组织苏维埃政府，实行分配土地，而且中国南部最大的城市广州，也为工农兵暴动所占领。”[24]（P243）红色政权的建立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极度仇视，遭到了他们的围攻，但东江军民以坚定执着的信念保卫胜利果实。“海陆丰工农群众自从（1927年）十一月二日夺取了政权，现在已三个月。苏维埃政权始终屹然独存。”[25]（P476）
东江军民的顽强抵抗和东江红色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迫使广东军阀于1928年停止内讧，大举进攻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海陆丰、紫金、惠阳等县苏维埃区域被敌占领。五华、紫金、惠来等红色政权亦遭受严重打击。中共东江特委机关被迫从中洞转到惠来、普宁一带活动。1928年5月20日，东江特委和惠来县委遭敌袭击，被敌冲散。至此，年幼的东江第一批红色政权失败。虽然东江的红色政权遭到打击，但在乡村地区，依然有革命军民在坚持斗争。1928年7月的东江各县，“农村尚在红军手里，日来又有恢复割据之势。”[26]（P791）
在乡村地区保存下来的革命火种顽强地发展壮大。在东江的大南山地区，“聚有共党千余。迄今仍未清除。”[27]1928年底古大存在丰顺县八乡山创建了革命根据地，这给东江苏维埃运动带来新的希望。“丰顺县被共匪盘踞数年，潮汕驻军历次往剿不能竟其全功者，实因丰顺全境皆山，丰顺土共古大存，李明光，朱涵光，朱次菴等即乘四出骚扰潮梅各县，与闽赣边土共遥相呼应。[28]东江共产党员在逆境中的坚持取得了成效。1930年春，东江革命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有14个县（海丰、陆丰、惠来、紫金、惠阳、龙川、梅县、饶平、兴宁、五华、丰顺、大埔、潮安和江西的寻乌）恢复或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或县革命委员会，区苏维埃政权有30多个，区革命委员会有20多个，苏区人口近100万人。[29]（P833）据1931年5月的《申报》记载：“闽西，东江的红军，都在发展和扩大。[30]（P75）
1932年底，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东江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革命再度转入低潮。党员数量损失严重，“二千党员的海陆紫现在不上一千了，七百党员的潮普惠现在只有一百多了，五百多党员的南山现在仅存七十二人。”[31]（P399）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东江的党员干部仍然保持着对革命的乐观和激情。1935年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包围大南山游击队。古大存带兵路过某处，见石壁上张贴有劝降诗：“共产十年闹翻天。上山游击苦难言；山穷水尽已无路，赶快投降莫迟延。”古大存看后，捡起木炭在岩石上写到：“幼习兵戎未习诗，诸君何必强留题；江南美味你先食，塞北寒风我自知。解带结缰牵战马，扯袍割袖补征旗；雄师百万临城下，且看先生拱手时。[32]（P13）可见，即便是在艰苦的游击环境里，东江党员干部仍对革命有着“雄师百万临城下”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
面对着反动势力的残酷绞杀，革命群众始也终保持着对革命的信心。这在东江群众流传的山歌中就有所体现：“几多流泪无人知，人民痛苦真惨凄。尽喊天来天不应，尽喊地来地不理。你莫苦来你莫愁，还有张炳农民头，革命终有恢复日，老屋烧了住房楼。”[32]（P102）“张炳”是东江红军领导人古大存的化名，可见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中始终保持“革命终有恢复日”的信念。1933年1月17日《中共东江特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指出：“目前东江是在极严重的形势中，东江苏区红军是受到极大的损失，……存在苏区的群众虽然很少，但这些群众的顽强性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他们相信革命是不会失败的，虽然没有保障，但他们仍在苏区，不愿到非苏区。”[33]（P322）
而对险恶的环境，东江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克服了武器装备差、弹药给养不足等严重困难，各级干部与人民群众完全艰苦与共、患难相依，在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和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创建和发展了红军兵工厂、被服厂、红军医院。红军兵工厂“开始只有几个人，只能修理枪支，设有炼铁炉和简易修、造枪支和翻剌子弹的工具。”[38]（P248）正是凭借这些简陋的条件，东江红军抵御住了敌人优势兵力和装备下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3.2 乡镇文化人才队伍建设需要由上级宣传部牵头负责，要建立“乡镇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工程实施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各乡镇也要成立有主要领导参加的“乡镇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程”领导小组。
在东江革命根据地失败的艰苦岁月里，一些地区的党组织仍然坚持活动。如高潭地区保留着一个“五人支部”，这个支部五个党员凭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和党的坚定信念以及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在深山老林里坚持六年多，做到支部不散、活动不断，并多次外出寻找上级党组织，一直坚持到1939年秋，方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19]（P5）东江党员和群众靠着坚定执着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都矢志不移，使红色火种在东江地区得以留存，这些星星之火在随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又继续燃烧起来，直到胜利解放。
星星急救科普小分队的工作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同，2017年2月11日，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了星星小分队，并陆续获得一系列荣誉：湖北省公民素质教育先进案例、湖北省科普先进活动集体、湖北省青年文明号、十堰市青年文明号、《感动十堰》集体荣誉称号。组委会给予太和医院星星急救科普小分队的评价是：“几点星光，守护着苍穹下的安宁；几粒火种，升腾起可燎原的生命。弘敷仁爱普医术，泽被群生播丹心。”这无非是对太和医院星星急救科普小分队服务社会最好的诠释。
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实干精神
在东江革命根据地8年的斗争中，党、政、军、民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不下1.3万多人。[16]（P275）这片红色的土地“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始终“革命火种不灭”，英雄的东江军民以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筑起攻不破的铜墙铁壁，推不垮的血肉长城。他们的坦荡磊落和牺牲奉献不仅深刻影响着党员干部群体，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感召力，赋予东江革命精神无比魅力。
而最为缺乏的物资要数武器弹药。当时东江“工农革命军的武装，大半是由敌人处夺来的。”[37]在红一师和红四师中“现在最多不过二百余人有枪，……子弹补充。非常困难。七九枪机枪不满五十发，或者几颗。而五六子弹。更为困难。最多不过二十发。”[35]
在实施开展“坡地村镇”试点工作中，始终遵循以人为本，壮大村集体经济。比如山川村的赤豆洋高山生态旅游度假项目，农民的腰包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迅速鼓起来，预计每年为集体增收100余万元，带来就业岗位400余个，可为村民带来户均每年收入增加3万余元，农民收入可望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天子湖镇的余石安置项目，通过统一规划、整体推进，实行田、水、路、林、村全域综合整治，推行公共服务设施、绿化设施等全面配套，实现农民居住向中心村庄集中，有效提升了居住环境质量。
5.情境扮演式教学。情境扮演式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扮演不同警务工作人员和场景，突出礼仪技能的运用，在训练中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充分引导，并留有足够的发挥空间，让学生自由发挥，增强学生身临其境的实际感受，激发他们在不同情境下的创造性，帮助学生掌握礼仪规范的教学方法。重点是教师应及时将情境扮演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归纳总结，做出引导和指导，便于学生整体把握。如此不但有利于学生牢固掌握所学的警察礼仪规范知识，还有利于他们将理论内化后更好地运用于实际之中。
当时的东江根据地物资极度缺乏。首先是粮食的短缺。1930年冬至1931年夏，在八乡山地区，红军战士缺衣少食，有的两天仅吃一餐稀饭。[36]（P21）东江红军的军衣也很缺乏，“红军士兵无军衣的着土人服装。”[35]当时的医疗条件也很差，“在普宁、惠来各处受伤兵士，分在海丰各乡农民家留医。[35]
当时的东江根据地，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据当时的《申报》记载，反动军队往往“将全山包围、断其粮食接济、阻其消息转达、每日派哨兵谍探、四出侦查、一见匪踪、即派队往剿。”[34]面对严密的封锁，东江红军被迫“以营连队为单位。分驻在吊孔、麻竹、富竹园、高潭、海陇各处，白日在高山隐匿，入夜下山觅食，所驻的地方。不时移动。”[35]
随着国民党军优势兵力下的严密封锁，反复“围剿”，残酷镇压。1934年夏，海陆惠紫、陆惠根据地相继陷落；1935年夏，潮普惠（大南山）、饶和埔诏根据地丢失；同年11月，最后一块苏区——潮澄饶根据地亦被国民党军攻占。至此，整体的东江革命根据地已不复存在。从大南山突围出来的古大存率17名武装骨干，辗转于梅县、丰顺、大埔一带山区开展游击活动，坚持隐蔽斗争，直至抗日战争爆发。[29]（P833）
在艰苦的条件下，东江红军战士并没有灰心低落，想方设法补充物资。由于子弹壳十分缺乏，东江居民巧施“草船借箭”的妙计，在敌人经过的森林里悬挂一些破衣服，当敌人来时，便隐蔽在安全地方呐喊、敲打烂铁罐，被逗怒而又不知虚实的敌人，便向“目标”猛烈扫射，待敌人退走后，便到“目标”周围寻觅子弹壳，收集好交给上级指定的交通员，然后由其送往兵工厂。[39]（P10）
东江共产党人正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靠着艰苦奋斗精神的“精气神”，坚持斗争，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卓越政治品质。
四、锐意进取、敢为人先的革命创新精神
东江党委在领导东江根据地的过程中，实现了很多敢为人先的创举。这首先体现在东江革命根据地在党的历史上众多个“第一”上。东江地区建立了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农会，“（1923年）八月海丰组织农会，后来推及陆丰，归善，紫金。”[40]（P5）东江地区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1927年11月中旬，海陆丰两县苏维埃政权成立。在此前后，汕尾、高潭等区级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41]（P122）当时的党报《布尔塞维克》指出“这次东江农民大暴动后创立的苏维埃，算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的苏维埃，新的革命政权正由东江扩大至全广东，乃至全中国！”[42]（P222）这一时期，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中洞地区曾先后建立红军历史上最早的红军医院、红军兵工厂、红军军装厂。[39]（P5）这些“第一”，正是东江革命创新精神的体现。
巴志鹏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对中国古代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观“天人合一”及朴素的自然伦理“仁民爱物”论等传统生态文化的扬弃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观的传承［19］。而荣开明则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主要渊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和前期经验，国外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经验，中华文明中的生态文明智慧［20］。
在土地政策上，1927年9月占领东江汕头地区的红军在夺取乡村政权同时，各地遍贴“实行土地革命耕者有其田”的标语，又派出宣传员到各乡村宣传。[43]1927年11月，东江特委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没收土地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制定的第一个土地革命的法规。《没收土地案》指出：“从前田地的例规是田主私有的，农民耕田就要纳租，……总而言之，田地是属于自然的。……只有我们农民才能开垦创造，不过后来给田主霸占去罢了！所以没收田地归还农民，理由是非常正当。彭湃同志对于分配田地时并提出两个口号：一、不劳动不得田地。二、不革命不得田地。”[44]（P3-5）东江地区的土地政策执行的比较彻底，在土地的没收中“不仅仅是大中地主加以没收，即小地主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加以没收。”[42]（P216）而且“一切田地都归乡村苏维埃收归公有，分配给农民耕种。”[37]在土地分配中，一些地区因为怕工人获得土地后变成小资产阶级，怕红军兵士得了土地不肯打仗，所以在土地分配中过于保守。而在东江地区：“凡是会吃饭的人，而又不是绅士地主等等，都得到土地，……雇农苦力兵士都给以土地了。”[45]（P13）可见东江地区的土地分配覆盖了工农兵等各个群体。关于红军去打仗，所分配土地无法打理的情况，东江地区采用了独特的方法。“他们十家之中有两家没有耕具，或者去打仗了，那其余八家替他耕种，用共耕的办法。”[45]（P32）
在东江革命根据地历史上，女性承担着家庭中的绝大部分户外劳动和全部的家务劳动，成为家庭生产的支柱。特殊的生存环境使东江妇女在心理、个性上呈现出男性化特征。根据这个特点，东江党委在妇女政策方面大胆创新，走出了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特色之路。首先注重在妇女中发展武装力量。“在东江地区，令凡十六岁以上，二十六岁以下之妇女，受武装训练。组织既成，即开始训练。计得三百余人，编为六小队，名粉枪团，装束与男子同，居然是草鞋竹笠，荷枪束带，状殊勇敢。”[46]（P84）其次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1930年1月15日《中共海陆惠紫特委一年来总报告》中指出：“妇女群众中，应注意发展党的组织，由斗争及其公开组织中去吸收同志建立支部，去做群众的核心。”[47]（P378）可见，东江党委重视从东江妇女中发展党员。在这种情况下，东江新党员中妇女的比重在不断的提高。1932年7月25日东江特委组织会议通过的《中共东江特委今后三个月（八月十五日——十一月十五日）的组织工作计划》有这样的记述：“东江要介绍新党员二千一百五十人，……其中妇女占百分之十。”[48]（P181）最后注重培养吸收妇女干部进入苏维埃的领导部门。大量久经考验的妇女干部得以成为苏维埃的核心，“东江的各级苏维埃委员中有四分之一是妇女成分”[49]（P4）。
由于系统设计中前置放大滤波电路有效输出范围为0～1.5 V，故为充分利用A/D转换芯片的转换范围，二级放大滤波电路参考电压选取为0.75 V，而二级放大电路放大增益满足如式（6）所示：
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几乎同时进行，东江党委在没有现成经验借鉴的情况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与东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建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批县区级苏维埃政权，制定了独特的土地政策和妇女政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的革命创新精神。
五、依靠群众、联系群众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
群众的支持是东江革命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50]（P136）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评价了群众的作用：“群之所为事无不成，众之所举业无不胜。”
观察组44例泌尿外科患者的男女性别各占例数分别为21例、23例;平均年龄值(47.51±0.21)岁,年龄上限值65岁,下限值23岁。
革命军在东江的胜利，“农民的帮助是一个重大的原因”。[51]（P1031）东江党组织作为东江革命的领导核心，从建立伊始就意识到了群众的重要性，把发动群众、服务群众作为自己的任务。与群众建立起了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血肉联系。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红军不仅将土地分配给广大贫苦群众，而且时刻不忘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保护。“东江各县，农村尚在红军手里，日来又有恢复割据之势，原因是国民党军屠杀特惨，红军所不能保护的地方，几于烧尽杀绝。”[26]（P791）面对敌人扫荡后烧毁的房屋，东江红军会找来竹木帮助群众盖房子，当时在大南山地区传唱有这样一首山歌，“奉劝我郎心莫慌，前头自有好春光。总欲革命会成功，烂屋烧了起砖房”[52]（P588）这首山歌，充分体现了群众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和对红军的信赖。在东江的高潭中洞地区，有一口红军井，是1927年10月驻扎中洞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红二师）为了方便群众取水所挖，红军撤离中洞后，当地群众为了纪念亲人，将其命名为红军井。正是因为东江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保护，“共产党的组织，在群众中已确树了磐石般的基础。”[25]（P478）
而nA级的基准电流源设计大多是基于Oguey电流源结构[10]。文献[11]提出了一种能够优化Oguey电流源的温度特性的新结构，将温度系数降到了177 ppm/℃，输出电流为92 nA，消耗功耗670 nW；文献[12]也是基于Oguey电流源结构，作者在电路中应用运算放大器将电源抑制比提高到了85 dB，产生46 nA的基准电流消耗的功耗约500 nW。文献[13]采用正负温度系数的两路电流相互叠加的方法得到了温度系数为20 ppm/℃的14 nA基准电流，消耗功耗140 nW。
东江群众也从各个方面给予红军以支持。东江革命根据地从建立之初就遭到敌人的封锁，红军给养变得十分困难。东江党委“为拥护工农革命的伙食起见，更成立了征收粮食委员会，……（农民）表示十二分的赞成和愿意，纷纷的争先恐后的输将。[42]（P221）可见东江群众支持革命的热情。
国民党方面也认为民众的支持是“剿共”的最大障碍。“乡村农匪不见得多，无奈到处农民捐钱送米，不愁给养；官军往剿，农民替他侦探，军少易受彼袭击，军多彼又他逃。”[26]（P791）当时军阀徐景棠在汕头惊恐不安地说：“农匪不成问题，但受共党的免租、免债、免税的宣传太深，最难挽救。”[31]（P152）陈铭枢、张发奎、钱大钧等在东江战争的时候，不敢侵犯海陆丰，恐怕他们自己的兵士要受农民的影响而倒弋。[53]（P580）可想见东江革命已经深入群众之心。
在人员支持上，东江群众热情踊跃参军。在海丰，“除正式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之外，还有几万武装了的随时可为苏维埃政府效死的民众。”[54]（P584）1928年，陈济棠派了三千多军队到河田，企图进窥陆丰，不料农民十几万的起来，老的幼的男的女的，都执干戈以卫苏维埃，他们勇敢的表示“不要紧的，来则缴枪，慢说只有三千之众”。[25]（P476）1929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集结五华、丰顺、揭阳三县的反动势力千余人“围剿”八乡山，“沿途给我们的群众（约一千多人，俱是徒手或拿菜刀的）自动起来袭击，追二十余里。是役生擒反动首领黄夺标，缴获长枪二十余枝，杀死敌兵二十余名。”[55]（P103）东江群众除了直接参加保护苏维埃的战斗外，还积极拥军参军，在东江地区有广为传唱的《送郎出征歌》：“情郎参军喜洋洋，戴上红十一军帽，当红军，气昂昂，情郎英勇杀白派，妹在家，祝情郎，家中担子妹挑起，郎出征，妹送郎，锄头换上驳壳枪；走起路来气昂昂；涯郎出征上战场；杀尽白派有春光；一心革命共心肠；耕山种作侍爹娘；妹在灯下缝衣裳”。[56]（P33）
东江群众不仅从人员和财力上支援革命，甚至为革命付出了生命代价。在敌人的封锁中，群众冒着生命危险运输物资到苏区，很多人都被捕牺牲。如1932年，在东江革命根据地中，“盐岭、普宁到惠来挑盐被敌捕已数十人，被枪决数人。”[31]（P432）
（3）模具检验 按时对模具进行定期检验，保证铸造毛坯的外形无尖角及毛刺，铸件转角处适当增加铸造圆角，避免模具上尖角位导致的应力产生。
财务预算是反映企业业务未来运行的一定期间内，财务状况与营销成果、及现金收入与支出等指标的各类预算的总和，是企业全面预算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利用财务预算，能促使企业的经济活动按照预设目标运行，对企业长效发展有很大意义。
在革命斗争中，东江红军和群众结成了深厚的情谊。在东江的大南山、八乡山（后来叫大北山）地区流传有这样有两句民歌：“南山北山搭桥梁，穿来穿去是天堂。”[52]（P557）就是说两山的群众基础好，革命有回旋的余地。
六、新时期弘扬东江革命精神的意义
90年前，东江军民团结一心创建了东江革命根据地，培植了东江革命精神，成为中国革命精神史上重要的一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的新时期，将东江革命精神融入东江各级城市的城市精神之中，将其打造成为面向未来、团结奋进的精神旗帜，对培育人民理想、涵养百姓情怀、展现党的政治文化中的向上基调、凝聚起进一步发展的伟大合力，将会发挥巨大作用。只有利用好这笔宝贵精神财富，让东江革命精神成为维系东江地区过去和现在、历史和未来的精神血脉，才能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中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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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744（2019）01—0042—09
[收稿日期]2018—10—9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2017年重点平台及科研项目“工学结合模式下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与专业实训融合研究”（2017GWTSCXO62）。
[作者简介]陈政禹，男，惠州市博物馆工作人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专门史（广东惠州，516003）；倪新兵，男，广东开放大学法律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广东广州，510091）。
□责任编辑：周权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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