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关青春期亲子关系的研究犹如钟摆在“狂风暴雨”和“亲密无间”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Smetana提出的社会认知模型从动态的视角来解读青春期亲子关系,认为亲子冲突的发生与亲子间对不同事件的领域属性及父母权威合法性的不同认知和理解有关,即亲子间的冲突往往是由于对冲突事件的不同认知而产生的。在不同的领域青少年对父母权威的期待和认同存在差异,因此,对于不同领域的事件父母应采取不同方式、以不同的程度实施监管,以保证青少年健康的心理发展。具体而言,对道德、习俗、安全领域应给予密切关注和坚定引导,对个人领域应给予青少年自由发展的空间,从而形成“亲密有间”的健康亲子关系。
[关键词]青春期; 亲子冲突; 社会认知;亲密有间;青少年
一般而言,亲子冲突是指父母和孩子之间由于某些原因而导致的观点和行为的分歧或对立。这种对立可以表现在情绪、言语、行为等各个方面。青春期是人生中最关键、最有特色的时期,也是个体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因此,这一时期的亲子冲突较之其他人生阶段更为频繁和凸显,得到了众多研究者长期的关注。
在农业农村部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中,采用等间距法划分等级,最终将胶东半岛耕地地力共划分为6个等级,见表2。
青春期亲子关系的研究犹如钟摆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一个极端观点认为青春期就是狂风暴雨,是不同于青春期之前和之后的人生阶段,其典型特征是冲突和对抗,亲子关系充满紧张和愤怒;另一个极端观点认为,青春期是童年时期的延续,虽然一部分青少年与父母的冲突会有所增加,但总体而言,亲子关系是亲密、温暖、和谐的。当代心理学家一般从更综合、更动态的角度来研究青春期及这一时期的亲子关系。同时,研究者对亲子冲突的研究由冲突内容本身逐渐转向对冲突意义的分析和解读;对冲突研究的视角逐渐由单向(父母期望和社会规则的内化)转向双向,即注重亲子双方的相互影响,从而把父母和孩子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使青少年的声音和观点得到同等的尊重和对待。在过去50年中,青少年与父母的冲突的内容和主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些研究表明,青少年与父母产生冲突的主要内容是家庭生活中日常的、平凡的事情,如发型、家务等等。但这些研究并不能解释冲突对于青少年社会发展的意义和功能。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理解这些冲突对于冲突双方的意义。要想深入了解冲突的意义,就有必要从更广阔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和考虑冲突双方的推理。我们使用的理论框架是社会认知模型。
早期的贝多芬的音乐创作中,更加注重庄严、规整的旋律线条。到了晚期的贝多芬的创作则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音乐的旋律形式及音乐效果更加简洁、朴实,使音乐的语言更加亲切、直接。他晚期创作的奏鸣曲以及弦乐四重奏都多少带有这种特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庄严弥撒》第二乐章的第二主题和《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的主题。晚期的贝多芬还对欧洲的民间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兴致,他把一些民间的音乐进行整理和收集,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改编和创作,以达到更高的艺术价值。
一、社会认知模型及其理论基础
社会认知模型是Smetana提出用以描述亲子冲突的理论模型。这一理论认为亲子冲突的发生与亲子间对不同事件的领域属性及父母权威合法性的不同认知和理解有关,亲子间的冲突往往是由于对冲突事件的不同认知而产生的,父母认为是社会习俗范围的事,青少年却认为是自己的个人事务,正是亲子双方的不同认知导致了冲突的产生[1]。Smetana 认为亲子冲突为青少年表达对独立和自主的需求提供了一种情境,使得在非冲突情境中隐藏起来的个体需求得以表现出来。这一模型的理论基础是道德心理学的最新流派之一 ——社会认知领域理论(Social Cognitive Domain Theory,以下简称领域理论)。
领域理论认为,道德是儿童社会知识的一个方面,除了道德以外,儿童的社会知识还包括社会规范、社会习俗以及对隐私、个人选择的考量。这些社会知识和社会规则或事件是不同质的,它们有不同的社会作用,可以形成不同的社会认知领域。目前得到比较普遍认可的是道德领域(Moral Domain)、习俗领域(Conventional Domain)、个人领域(Personal Domain)。个人领域中的安全领域(Prudential Domain)又经常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领域进行探讨和研究。道德领域关注行为内在后果对他人产生的直接影响,其核心概念是他人福利、公平和权利[2]。一般而言,道德违规的后果更为严重,也更应受惩罚。习俗领域有时也称为社会习俗领域(Social Conventional Domain)。社会习俗是协调社会互动的行为一致性规则,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情境,是相对于社会情境的任意性行为[3]。社会习俗领域关注的是一定情境中的行为是否适合、是否符合一定的社会标准或权威期望、有助于提高社会运作的流畅性和效率。例如打招呼的方式、餐桌礼仪等。个人领域主要关注行为者自己,行为的后果只影响行为者本人,不会对他人和社会团体产生不良影响[4]。例如,个人隐私、个人喜好、个人衣着打扮、朋友选择、娱乐活动等等。安全领域主要指给行为者本人带来潜在的或实际伤害的行为[5]。从行为后果来看,它和道德行为一样会给人带来伤害,也就是说,行为会引起客观的内在后果,这一后果不因规则的存在与否而改变。但与道德事件不同的是,这一伤害性后果不涉及社会关系中的他人,只对行为者本人有影响。
青少年基本拒绝父母对个人事件进行管控,认为这是应该由他们自己作主、自己选择的事情,不认可父母对这些事件进行控制的合法性。研究表明,青少年认为在个人领域事件(如和父母不喜欢的人做朋友)上向父母撒谎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15]。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个人领域的要求会变得更为强烈。父母也认为有必要给予青少年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利,但他们给予的范围往往小于青少年要求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一般会给予青少年更多的自主权,因此,青少年所获得的和父母所给予的个人领域的范围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道德涉及他人权利、福利及是否伤害他人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事件,具有跨情境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习俗主要涉及社会期望及社会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和随意性。大量研究表明[8-10]:父母和青少年一致认为父母有合法权威监管和实施道德标准和家庭原则,如不打兄弟姐妹,遵守承诺等。青少年也强烈认同父母对典型的社会习俗事件的监管权威,如做家务,举止得当,不和父母顶嘴,不骂人等等。而且,父母在这些领域的权威一般被认为不只是在青春期,而是贯穿了整个人生过程。因此,家庭冲突很少是属于道德领域的。偶尔出现,也是关于如何运用道德原则的问题。
二、青少年对父母权威认知的领域差异
权威是指个体所拥有的控制他人行为的权利。西蒙(Yves Simon)认为,“权威是一种属于一个人并通过一种命令而得到实施的作用力(An Active Power),该作用力通过被另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看作是行为规则的实践判断而得到实施”[6]。权威是一种“命令”,说明它具有一定的外在强迫性,但它是通过“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的实践而得以实现,这说明权威的实现必须得到人们内心的认可,是人们的自愿选择。也就是说,权威是一个关系观念,既涉及到权威主体对权威客体的控制,也包含权威客体对权威主体的认可和接受。只有控制和认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匹配,才能避免两者之间的冲突,促使遵从行为的产生。父母权威是指父母所拥有的控制儿童行为的权利[7]。只有父母实施的权威与孩子认可的权威相匹配,才可能避免产生亲子冲突,使孩子心甘情愿遵从父母的指令。了解青少年对不同领域的父母权威的认知是进一步分析亲子冲突的前提和基础。
(一)道德和习俗领域:一致或基本认同父母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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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道德事件,绝大多数青少年认为父母有义务制定道德规则,如不撒谎,不伤害家人等。青少年也认为父母应该制定有关习俗事件的规则,但不如道德事件强烈。当被询问是否有义务遵守父母制定的规则,儿童青少年一般认为他们应该遵守父母制定的道德和习俗规则[11-12]。对于道德规则,一直到青春期晚期都是如此。青春期前,几乎所有的儿童青少年都认为他们应该遵守父母制定的习俗规则和标准,但这一信念在青春期有所下降(虽然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同意)[13]。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儿童青少年对父母的指令和规则并非盲从。当父母让他们去做一些不符合道德原则的事情时,如偷窃,撒谎,歧视别人,很多青少年都会予以拒绝,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向父母撒谎是正当的,是为了避免伤害别人。
如上所述,青少年对父母权威的认知存在领域差异,但这并非导致亲子冲突产生的直接原因。亲子冲突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父母和青少年在道德、习俗、个人、安全等领域对权威的期待存在差异,对权威的合法性问题也持有不同意见,因此,他们对发生在各个领域的冲突事件的解读和辩护也自然存在差异。领域理论通过探究亲子双方对冲突的辩护理由来探究这些差异。
(二)个人(安全领域)发展中的权威认同
现实生活的事件大多不能简单、绝对地归于某个领域,而是综合了道德、习俗、个人等各个领域的因素,只是各因素所占的比例存在差异;各个领域也不是截然孤立的,而是存在相互作用和转换。这虽然使得领域理论丧失了简洁清楚的优势,但却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状况。
不同年龄的青少年都认为父母应该监管他们的安全领域行为[16]。这一点和他们对道德和习俗领域事件的态度相类似。但也有不同之处:安全事件只影响个体的舒适和健康。我们生活中大多数有关安全的决定从根本上来说都属于个人选择的范围。例如,我们可能认为吃大量的垃圾食品、变得肥胖是愚蠢的行为,但最终做决定的还是个人。但另一方面,只有在个体成熟之后这些事件才属于个人选择的范围。成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吸烟或喝酒,但青少年不允许。
父母关于青少年是否对这些事件具有决定权的观念和想法可能会处于变化之中。他们可能会考虑青少年的能力和发展是否已经可以自己做决定。Smetana 等发现,青少年认为父母应该制定相关的安全领域的规则,但认可的程度不是那么高,也并不认为他们必须严格遵守父母制定的安全规则,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遵守这种规则的意愿进一步下降。这是因为青少年主要把这类安全事件归入个人领域,是他们自己可以作主的事情[17]。青少年的性格特征、气质、亲子关系的质量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到父母的决定。这意味着父母会允许青少年对哪些事情做决定的个体差异会非常大。
(三)交叉领域:模棱两可的权威认同
交叉事件一般包含习俗、安全、个人等多个领域的因素,是谈判空间最大的“灰色地带”,也是青少年和父母发生冲突最多的领域。一般而言,父母更多地关注其中的习俗和安全因素,因而认为自己对这类事件有监管的权利和义务(虽然其强度不如道德、习俗和安全领域的事件);而青少年一般更多地看到其中的个人领域的因素,因而在更大程度上认为自己对这类事情有选择的权利,不应该受父母的控制和管束。父母和青少年对这类事情不同的理解是很多亲子冲突产生的根源所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对交叉事件的监管会有所下降,说明青少年获得的自主权越来越多。
三、父母和青少年对亲子冲突辩护的领域差异
儿童和青少年对成人道德和习俗原则和规则的接受或拒绝还有赖于他们对这些规则、要求或期望的评价和判断。即使判断它们是合理正当的,儿童青少年还会积极评价成人传递这些规则的方法,看这些方法是否与事件的领域相契合。当成人的解释与行为的领域一致时(Domain-appropriate),青少年接受这些规则和解释的可能性更大;不一致时(Domain-inappropriate)拒绝的可能性增大[14]。因此,青少年不总是接受父母传递给他们的规则和信息。这种接受依赖于父母的反应和解释是否与事件的领域或性质一致,如果一致,他们接受的可能性就更大。
1.2.2 超声心动图检查 心超确诊标准:DA存在,DA水平分流作为判断PDA存在和严重程度的标准。hsPDA 指导管直径>1.5 mm,存在左向右分流,左房与主动脉根部比值>1.5,心室舒张期主动脉存在双向双期分流。
政府过多干预融资平台日常管理,平时监督不够,最多的还是干预及融资和建设任务的施压。融资平台缺乏危机管理,从公司领导到内部职员,更多关注项目的增加、资产规模的扩大、融资的增长,风险意识不足,缺乏系统的风险预警体系。
(一)习俗与安全:父母对亲子冲突的辩护
父母对冲突的辩护理由主要是社会习俗的角度,他们会提到很多习俗方面的担忧。如家庭规则和父母权威的实现、恰当的角色认同、尊重他人、维持家庭的有效运行等等[18]。例如,谈及到家务活和整理自己的房间,父母会关注青少年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符合社会期望的重要性,不遵守社会规则的潜在负面后果等等。父母也觉察到不遵守社会规则可能带来的社会代价,包括对他们自己声誉的影响,甚至担忧由此导致同伴群体对孩子的排挤。父母这些诉诸于社会习俗的行为对青少年的发展起到社会化的功能,能有效促进青少年参与家庭和社会活动。
有趣的是,研究者发现青少年和父母对于对方的观点都非常清楚:青少年知道父母在很多情况下是考虑到社会的要求、标准和行为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父母知道青少年想要自主,想要有自己的空间和隐私,但他们都清楚地表示无法赞同对方的观点。父母不愿意赋予青少年更多的个人自由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渴望保护孩子的安全。青少年的反驳表明他们清楚父母对他们健康和安全的担心也知道父母对社会责任、规则、家庭和文化标准的重视,但他们认为这些都没有那么重要,有时甚至认为它们是错位的或无效的。这种对对方观点和想法的“心知肚明”使得双方都认为自己十分“理性”和“明智”,在冲突发生时显得更加理直气壮。
与父母不同,青少年经常用个人选择和爱好来为自己辩护。他们认为引起冲突的事件都是无关紧要的,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因此他们的行为是可以接受或被允许的,他们的选择反映了他们的身份和个性,或者是他们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或者这些事件只是他们的个人选择。青少年的反应表明,在他们看来,冲突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父母想控制那些他们认为应该由他们自己作主的事情。因此,这些观点并不能说明青少年很自私或自我中心,只是和个人选择和个人权限有关,属于心理领域或个人领域。
(二)选择与自主:青少年对亲子冲突的辩护
父母偶尔也用道德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这主要发生在父母作为第三方调节角色的情境中,如调和兄弟姐妹或朋友之间的关系。
青少年的反应中也比较少有习俗理由,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习俗只是社会权威人物的主张和命令而已,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可变性,不是非遵守不可的规则。如青少年可能用同伴行为来为自己辩护,如同学都这样做等。同样,青少年的辩护理由中很少有道德理由,而且主要是发生在有父母干预的情境中。
除了社会习俗,父母还会使用安全和实用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安全理由主要用于青少年的作息安排(如睡觉太晚)和活动选择(如取得好的成绩,以保证将来有成功的人生)。在社会环境不稳定的时候,父母更倾向于用安全来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父母对安全领域的监管也存在性别差异。一般而言,父母对女孩的安全关注更多,管控更严。
另外,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经验、对孩子能力和才能的评估等都会影响父母对青少年自主性发挥的赋予程度。父母教养观念最重要的维度之一是父母控制模式。父母控制模式是指父母在教养活动中经常用以控制、管理儿童的较为稳定的行为方式[19],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非常深远。父母控制通常包含行为控制( Behavioral Control )和心理控制( Psychological Control) 两方面。行为控制是指父母向子女施加规范、规则、限制以及通过主动询问和观察等方式了解子女活动。相比之下,心理控制则是指父母侵扰子女内心世界、破坏孩子自主性发展的控制,包括父母干涉、引发内疚感和爱的撤回等[20]。从领域理论的角度来看,父母在道德和习俗领域控制和干涉绝大多数情况下会被青少年认可和接受,属于行为控制的范畴,能有效预防青少年吸毒、违纪、酗酒等不良行为的产生。而父母对个人事件的控制很难被青少年接受和认可,从而被认为是一种心理控制。根据研究,心理控制对于青少年的自主发展、社会交往等方面都存在消极的影响,很可能破坏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早期青少年无论在生理、社交、认知等方面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快速发展时期父母对青少年能力的评估可能会特别不稳定,充满分歧。况且,青少年早期的这种快速变化及对这种变化的适应过程使得很难准确评估他们是否已经发展到可以获得更多自由的阶段,这可能使青少年想获得更多的自由的愿望和父母对其发展能力不稳定的评估之间存在差距,从而使得他们在确定谁对各种事件具有决定权时会产生不同的主张和观点,冲突由此产生。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的行为和心理都趋于稳定,和父母之间的冲突也会逐渐减少。
又如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的泰国(古称“暹罗国”),其早期货币泰铢,不但以“铢”为钱币名称,形状为半椭圆形,而且钱的中间也铸有穿孔。直到今天,泰国官方货币仍以“铢”作为货币单位。2002年为纪念泰国暹罗银行成立100周年,泰国发行了一张面额为100泰铢的纪念钞,背面为泰国暹罗银行1902年发行的100泰铢纸钞复制品,其上有汉文“暹罗国银壹佰铢”字样,这显然是受到中国古代“五铢”钱的影响。
四、“亲密有间”:铸就和谐健康的亲子关系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在不同的社会认知领域,青少年对父母权威有不同的期待,赋予其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对其服从程度也存在领域的差异。父母主要用社会习俗和安全理由为冲突辩护,而青少年主要从自主选择和个人爱好为自己辩护。亲子双方其实对对方的观点和想法都心知肚明,但却无法接受对方的观点,导致冲突的发生。那么,冲突是否意味着父母应遵从青少年独立自主的意愿,赋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或者父母应该坚定自己的教养行为,把青少年的活动限定在期望范围之内?青春期健康的亲子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我们知道,一方面,父母在个人领域太多的控制和干涉会被青少年认为是一种侵入;另一方面,父母控制或关注太少会导致青少年的异常行为和抑郁心理。那什么程度的控制才是合适的呢?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复杂而变化着的。控制的程度应随青少年年龄和父母实施控制的领域而有所不同。从更广的范围来说,也会随社会背景(包括文化、民族、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而变化。
分田到户以后,之前连接国家与农民的村社集体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按当时的设计,农民具有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村社集体为农业生产提供统一的社会化服务,也就是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业经营体制。其中统的重要方面是村社集体有权收取“三项提留”、收取共同生产费,农户需要承担“两工”义务。农村土地是集体的,集体所有土地承包给农户耕种,农户具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一般情况下,土地承包给农户15年不变,但村社集体可以依据人口增减、生产便利需要进行调整,“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
“亲密无间”是很多人追求的理想人际关系状态,很多父母在亲子关系中也是如此。殊不知对亲密无间的追求很容易造成父母的“越界”,导致亲子冲突的产生,在青春期尤其如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应该完全放手,让青少年独立决定所有事情。事实上,父母应该密切关注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发展需求,并给予必要的理解和支持。可以说,在青春期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亲密有间”的。“亲密”是指父母应该对孩子的活动密切关注,特别是在道德、习俗和安全领域,给孩子制定一定的规则、规定和限制,适时给予建议和指导,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支持和坚定的引导。研究表明,青少年完全独立自主的决定,特别是在青少年早期,对其心理适应和发展都有负面影响,包括低水平的自尊、自立及学习或工作定位;同时,他们出现异常行为(如吸毒、喝酒、违反学校纪律和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也增加[21]。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往往也更差,用在学习上的时间更少。“有间”是指父母对某些事件,特别是个人领域和交叉领域的事件应该逐步放手让青少年自主选择,不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要想当然地替孩子决定一切事情。研究者发现,处于父母全方位管控下的青少年可能难以形成健康的自我同一性,经常会出现焦虑、抑郁、孤独、困惑等内在心理问题,可能引发行为问题、毒品使用等外在相关问题。Hasebe与Nucci发现,青少年感受到的父母对其个人领域事件的过度侵犯对其心理健康有潜在的不良影响。也就是说,那些认为父母对个人领域管控过严的青少年压抑和焦虑的情绪更严重。但父母对道德和习俗领域的严格管控不会导致这种心理症状[22]。
总而言之,有效的父母教养并不意味着青少年每次做决定的时候都要征求父母的同意,也并不意味着由青少年自己来做所有的决定(包括个人领域),父母不能给予任何建议或观点。有效的父母教养意味着父母随时准备为孩子提供支持和帮助,并具备一定的知识,总体上理解青少年的选择,因而能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帮助和引导孩子。即使出于某些原因不赞同孩子的观点,父母也要对孩子的自主需求予以支持。当青少年完全拒绝父母的知情、参与和引导自己做决定,这可能说明青少年对父母的依恋处于不健康的状态,也表明父母过于放纵,甚至是忽略了子女。不管怎样,研究结果都证明青少年在个人事件上获得自主权非常重要,但是这种自主应该得到父母的支持和引导,直到青春期晚期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完全自我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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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9)01-0094-09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9.01.009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项目“青春期亲子冲突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实证研究”(项目号:2018GZYB5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建金,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道德心理与道德教育。
(责任编辑:谢素军、何思敏)
标签:父母论文; 青少年论文; 领域论文; 冲突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青年探索》2019年第1期论文;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项目“青春期亲子冲突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实证研究”(项目号:2018GZYB55)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论文;